阶层分析指标论文

阶层分析指标论文（通用4篇）

阶层分析指标论文 篇1

一、城乡二元体系与“中国农民”含义的特殊性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形成了工人、农民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一“2+1”式的基本社会结构。其中,农民就是指居住在农村,并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而农民阶级则是对整个农民群体的政治定性。一直到改革前,由于政府对社会流动实施严格控制,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走出农村。因此,从阶级成分来看,这一时期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控制不断减弱,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分化组合。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重新分化组合已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先后分化出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等几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则是这一分化过程的基本母体和最终沉淀下来的一个阶层。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概念,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其与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合一的。虽然,现在的中国农民已经可以相当自由的流动和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这一概念的中国运用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职业概念,中国的农民应指具有农村户口,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主要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并以此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等实际上已经脱离农业劳动者阶层,但由于他们仍持有农业户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视为“农民”。从上述事实出发,本文将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定义为广义的农民,而将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即农业劳动者,定义为狭义上的农民。文中所指的农民,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指狭义的农民——农业劳动者。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分化的整体特点

第一、相对比重下降,但绝对数量依然庞大。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同样道理,中国社会整体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农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令人欣喜的社会结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农民”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庞大、最保守的社会群体已经于20世纪末瓦解了。同世界上其他正在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中国农民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跨出农门。截至1997年,其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9.9%,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地跨出了农业国行列。其间虽有所波折,但总体上仍呈现继续下降的发展态势。截止2006年底,已降至42.6%。[1]

虽然农民的绝对数量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对比同期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即可看出,其比重仍然是偏高的,明显呈现投入与产出的“倒挂”状态。2006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是42.6%,但创造的GDP却只占总量的11.7%,[2]这种“倒挂”状态也正是农民在经济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仅如此,即便是对比同处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甚至低于中国的一些国家,就会发现这一比重偏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朝鲜、蒙古2001年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是25.9%、19.3%、17.0%、29.4%和23.6%,都远低于中国。[3]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合理化的分化、组合,农民的绝对数量及比重仍将继续下降。但同时必须意识到,由于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一过程亦将是十分漫长的。乐观地估计,未来二十多年中,中国仍可以保持目前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发展态势,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仍会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2030年前后如果中国总人口有15亿的话,即使届时有40%的人居住在农村,农村也还有6亿人。”[4]

二、分化的不彻底性。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整体制度环境下,一些从农民中分化出的社会阶层仍与母体阶层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化的很不彻底。这一点,在农民工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截至2005年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为12578万人[5]。但就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很难说已经融入城镇,脱离农村。一方面,因为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即户口不仅代表民事登记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表明与身份相对应的权利和利益,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均与其挂钩,本质上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人口管理范畴。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工因为不具有务工所在地的户口,很难完整地享有上述权利。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状况总体而言还比较低,用来补贴农村的家用尚可,但要期望在城镇养家糊口,安居乐业,难度很大。以上因素的综合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维持了一种农村→城镇→农村的基本人生线路图,即年轻时到城镇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度过余光。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工作在城镇,主要消费则在农村,并在农村组成、延续自己的家庭,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其最终的阶级、阶层归属仍是农民。

三、依然庞大的农民数量与财政直补模式的局限性

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村支持城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趋向;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也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向。经过建国后近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己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完成工业化的初始积累,进入工业化中期。到2005年,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8.3%,贡献率上升到94.4%;人均GDP达16084元(约合2200美元),如果按照PPP(实际购买力)计算则更高;全国财政总收入达到38760亿元[6]。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一举免除农业税,将延续几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划上历史的休止符,这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初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全面免除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及时出台,无不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反哺农业时代,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逐步照耀农村大地。这也在近两年的财政支农资金总额及增长速度上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了3397亿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625亿元。[7]

当前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在对“三农”的反哺中财政直接补贴模式占据了显要的地位,税费改革、粮食直补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认,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及时出台,确实使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然而,任何重大“三农”政策的推行都必须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的现实,考虑到异常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也正是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财政直补模式的局限性和不经济性。近几年来,中央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税费改革、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等,农民因此得到了较多实惠。不过,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政策的效果。有学者曾对此作过计算:近3年来,上述惠农政策的结果是农民人均增收仅仅91.8元,因此,“我们不期待通过直接的转移支付解决农民的收入过低问题”[8]。此外,财政直补过程中的政策操作成本也不容小视。关于这一点,在粮食直补政策的具体操作中表现得就很明显[9]。何况,支农资金已经占到了预算支出的相当比例,政府财力不可能无限制的向农村倾斜。

综上所述,面对庞大的农业人口,在以工哺农时代到来以后,政府财力亦不可能通过直接补贴农民的方式完成对“三农”的反哺,保障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力不可能为总量和基数都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通过提供直接补贴的方式来保障其收入的较快增长。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通过为半数以上的人口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来保证这部分人收入较快增长的先例。”[10]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公共财政如何有效覆盖农村,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分化的不彻底性与现代化进程的“缓冲带”

如前文所述,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对于这一状况,特别是规模日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始终未能完全融入城镇,学术界多持批评态度。道理比较明显,农民工在城镇中的边缘地位,既不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农民工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未能很好的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但是,问题往往具有两面性,在看到这一现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亦应从国情出发,客观地看待其可能的积极影响。应该说,正是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为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能够较好的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减小未来不可预见的经济衰退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留下一个意义重大的“缓冲带”。

改革以来,政府对人口流的控制明显放松,但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中国城镇化过程不同于早期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农民不是在失去土地后的被迫城市化,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农地制度避免了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城市贫民的产生,以及拉美式贫民窟的大量出现。具体而言,以目前农民工普遍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在城镇中安居乐业,如果完全脱离农村,其整体生活状况只会更加糟糕。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了一种工作在城镇,却主要在农村消费,并在农村组成、延续自己的家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模式。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是符合国情的,也更有利于整体上提高农民工和农民的福利水平。

在现实国力还不足以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的基本前提下,规模日趋壮大的农民工能否继续有序地流动于城乡之间,对保持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以时间换空间”,进而为现代化进程创造一个必要的外在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中,中国亦很难完全独善其身。在危机中,农民工在就业上普遍的不稳定状态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是最先和最多受到冲击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可以退回农村,重返田间,对降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减轻就业压力,保持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稳定,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像目前这样有序流动于城乡之间,而是被迫滞留于城镇,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又将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造成何等的冲击?几乎可以肯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当然,目前这种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普遍生活模式对农民工来说是不公正的,与其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是不对称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社会体系,但中国目前的现实国力还不具备完全打破这一体系,让城镇敞开怀抱接纳农民工的能力。如前文所述,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其明显的“等级化”特征,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均与户籍挂钩,户籍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各种弊端使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决定了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而决不是简单的“统一城乡户口”就能解决的。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贸然变革户籍制度,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又无力及时跟上,反而有可能产生与改革初衷相背离的后果。合理的改革步骤应该是首先跳出“身份城市化”的认识误区,在国力、财力允许的范围内,逐步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农民工纳入到与城镇居民一体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中,从而淡化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城乡、地区差别,使身份失去实质意义。当然,这亦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工年轻时到城市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度过余光,仍将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农村→城镇→农村的人生路线图仍将是多数农民工的典型流动模式。

参考文献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②《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③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④陈锡文：“中国农民数量正在退步减少”，中华网(http://china.com)，2006年2月22日。

⑤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截至2005年底，居家外出的务工劳动力仅为2540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比重还不到2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6)》。

⑥《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⑦温家宝：“11届人大1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转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 2008年3月5日。

⑧韩俊：“时代变了，农村根本没有‘1．6亿’剩余劳动力”．《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7日。

⑨林万龙等：“税费改革后农村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交易成本角度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4期。

⑩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 篇2

关键词：中产阶层,休闲消费,符号消费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 人们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生活节奏紧张, 现代人逐渐从过去忽视休闲对自己的作用转变为重视休闲、注重休闲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休闲成了评价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社会阶层化日趋明显的今天, 城市中产阶层浮出水面并逐渐壮大, 已经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在商界, 更把中产阶层看作是培育与支撑休闲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城市中产阶层的休闲消费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 研究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 对促进休闲消费, 发展休闲产业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一、当代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

所谓中产阶层, 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 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 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 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中国学者以家庭为单位, 以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为衡量标准, 将我国的中产阶层界定为: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人民币;户主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城镇个体经营者;一般应是受过大学教育。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四个群体: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群体;“新中产阶层”群体;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的职工层群体;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群体。

(一) 城市中产阶层规模日趋壮大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中产阶层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逐渐壮大,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并且集中在城市出现。1978年后, 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 其中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的职业职位。同时, 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知识、管理、技术等要素成为重要的分配项目, 中产阶层正是通过在这些要素上的优势获取高收入, 并逐渐体现出收入与职业上的中产阶层特征。1992年之后, 中国中产阶层迎来发展的契机, 阶层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有资料表明, 2000年中国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5%左右, 而2010年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是总人口的23%左右, 短短几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远远快于200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 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随着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形”阶层结构变动

(二) 城市中产阶层成为休闲消费主导力量

中产阶层是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引起了普遍的认同感, 成为社会消费潮流的引领者。一方面, 城市中产阶层易于接受新生事物, 站在时尚的前端, 有自己独特的品位;另一方面, 目前的中产阶层大多是知名企业的白领阶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或骨干力量, 有着丰厚的收入, 社会活动参与程度高。这两方面的原因, 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很容易成为大众追随、效仿的榜样。在生活方式上, 他们的消费习惯、审美品位等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社会中间阶层文化, 他们代表着社会主导价值观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在休闲消费上, 他们并不追求奢华和气派, 逐渐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 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和文化品位。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不断崛起的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将成为占国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士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二、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特点

休闲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时间内自主地、以自己所喜爱的、认为是有价值的方式, 从事某些个人偏好的活动, 并从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悦、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城市中产阶层由于收入较高, 职业威望性强, 又接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的休闲消费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 激情消费的膨胀性

中产阶层由于自己的特定经济与社会地位, 他们的感受性比较高, 容易成为消费浪潮的易感人群, 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消费激情, 并且感染整个社会。激情消费中, 中产阶层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实际的需要, 而是追求被制造出来和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他们在时尚、品位、浪漫、富贵等一系列攻势的诱惑下, “欲购情结”膨胀, 不断地追求、模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对休闲产品和服务品质的追求, 构成了他们自觉地追寻高品质生活目标的一部分。在健身、旅游、文化娱乐等方面,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表现了显著的差异。

(二) 享受消费的适度性

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之后, 中产阶层消费的享受与奢侈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社会转型的今天, 那种追求自我表现与独特风格的个性化消费与获得愉悦、彰显地位身份的炫耀性消费已经在他们这一群体中率先产生出来。但中国的中产阶层主张能挣会花, 开源重于节流, 纯粹“炫耀性消费”还基本上没有扩散到中产阶层, 他们的休闲消费安排趋于合理, 呈现出奢侈与节俭并存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一来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欲求;二来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受教育相对较高的群体, 他们的生活目标有可能使他们与无节制的纯粹物质享受拉开距离。

(三) 符号消费的阶层性

在社会阶层日趋分化的社会, 城市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地位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视, 会使他们投身于那种在社会区隔逻辑作用下的地位消费。人们为了展现自己的社会身份, 为了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以达到自我与群体认同的消费行为成为现代消费的重要内容。城市中产阶层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 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 他们不追求过于奢华的休闲生活方式, 而在意于休闲生活中精神需要的满足。“居于仁, 游于艺”, 这一典型中产阶层的休闲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 生活方式的模仿性

在西方中产阶层产生、发展过程中, 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味和生活方式对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起很大的影响。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比较晚, 贵族文化甚至是中产阶层文化基本上不存在, 这样的新生中产阶层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贵族文化”以资效仿。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对外来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普遍有很强的认同心理, 并成为外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接受力最强的群体。许多城市中产阶层似乎从国外中产阶层身上看到了更加光明的前途, 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因而更倾向选择和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选择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 从而使其“地位恐慌”得以缓解。

三、城市中产阶层休闲行为分析

“快乐地工作, 快乐地休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在休闲结构上, 以发展型、提高型的休闲活动为主, 在休闲场所选择、休闲活动内容、休闲时间长短和休闲消费额度方面表现出其他阶层没有的特点。

(一) 休闲场所选择偏好

休闲场所就其活动性质与包含内容来说, 可以分为五类:自然生态休闲场、人文休闲场所、时尚娱乐休闲场 (包括奢华享受型场所和刺激放松型场所) 、健身康体休闲场所、城市大众休闲场所 (包括消遣实用型场所和“无意义”场所) 。我们把社会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产阶层、普通工薪阶层、底层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五阶层, 由于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 形成对不同场所具有不同的休闲、游憩、娱乐空间的情感偏好和价值取向, 表现为居民休闲消费场所的决策选择上有明显的偏好, 并呈现阶层化规律。

(二) 休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城市中产阶层的休闲活动开始由静态为主向以动态为主过渡, 更多的休闲时间用以进行各种动态活动, 如体育健身、旅游、户外运动等。在体育健身方面, 他们并不热衷于到各种高档健身会所、场馆活动, 而是追求实际的锻炼效果, 诸如跑步、打球、爬山、游泳、做操。在旅游度假方面, 他们喜欢到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方度假旅游, 每年进行次数不等的旅游活动, 以短线游和国内游为主。诸如云南丽江、江西姿源、山西平遥、西安古都、曲阜孔庙等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圣地。在寻幽访古中, 中产阶层的文化情结得到充分的展现与满足。

此外, 城市新中产阶层由于有跨文化背景, 而且年轻, 事业上蒸蒸日上, 经济上崭露头角, 乐于接受任何新东西的特点, 喜欢追求新潮与刺激, 诸如垂钓、野外烧烤、旅游、射箭、骑马、卡丁赛车、网球、高尔夫球、滑板等都是他们热衷的休闲娱乐活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多国文化的交融将更多的年轻人带人这种跨文化圈时, 这种带有很强的“贵族身份印记”, 代表着时尚与潮流的生活方式, 将成为青年人追求“高质量生活”的物质目标。

(三) 休闲时间相对更长

人们的生活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生理需要时间和休闲活动时间。在生理需要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既定的前提下, 工作者的劳动时间价值越高, 不工作时的休闲价值也会一同升高。当工资提高到一定水平时, 那时他就倾向于减少工作, 进行更多的休闲活动和消费。实践证明, 越是有钱的消费者, 越是在充足的闲暇时间内安排较为丰富的休闲消费活动。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领导干部, 占有的经济资源较多, 就越有可能获得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卫生、体育、科研、教学、技术等工作, 属于知识型的劳动群体, 平均每个工作日和休息日的闲暇时间较其他职业群体多15～30分钟左右。党政干部也占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 他们在工作日的休闲时间比其他职业群体长1小时40分钟, 原因在于他们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总体而言, 城市中产阶层每周的休闲活动时间一般在10～16小时之间。

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步扩大并成为引领休闲消费潮流主导者的同时, 休闲热也同样在国家积极推动下日趋兴起。由于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 休闲场所增多, 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休闲产品, 人均休闲消费金额增加。与此同时, 关注休闲、注重休闲生活质量亦成为人们的共识, 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瞩目的话题。虽然政府对休闲经济的着力推进无疑提高了全民生活意识, 但要真正做到促进休闲产业、休闲经济、休闲文化的发展, 还需要政府及相关产业部门出台新的政策, 积极调整休闲产业结构, 建立完整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

参考文献

[1]李园.基于消费视角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透析[J].宁夏党校学报, 2006, 11.

[2]汪丽, 王兴中.社会阶层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娱乐业的 (空间) 关系[J].人文地理, 2008, 2.

[3]韩学贵.城市居民休闲生活阶层化探讨[J].鸡西大学学报, 2009, 1.

[4]刁瑞雪.城市中产阶层体育健身消费理念的演进与发展[J].体育世界, 2009, 3.

中国教育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分析 篇3

一、教育分层的背景:政治与市场的协同进化

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国家主导为特征, 政治与市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相对独立并相互作用的, 以协同进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 政治与市场对结构化机制和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作用, 都应当被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 (李路路, 2002, 2003) 。

国家的主导力量将教育分层状况分成了不同的时期, 呈现出从极度不平等向平等化方向演变, 再从相当程度的平等到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的发展脉络 (李春玲, 2003;杨东平, 2006) 。在第一个阶段, 国家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以家庭成分为标准, 提出了面向工农的倾斜性政策;在第二个阶段, 国家通过对市场的控制而潜在地继续发挥其作用。在政治干预引发分层状况不稳定的同时, 旧有的再分配体制中的部分精英不仅没有失去其旧有体制下的统治地位, 而是在利益权衡之下会主动地利用新体制来维持优势 (宋时歌, 1998;李路路, 2002) 。

市场化进程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结构性分层形态, 使得一部分人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地位, 而另一部分人上升至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 市场本身的两极分化的特性并不能瓦解阶层相对关系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 尽管处在不同社会阶层地位上的人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阶层分化依然维持着。不仅如此, 弱化了政治干预后的市场机制使得分层更加稳定 (李路路, 2002, 2003) 。

总体而言, 原来优势阶层中的大部分一直都维持着统治地位, 而政治与市场的波动将会带来短距离的社会流动。教育获得的分层状况是与之相适应的, 即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

二、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

制度性机制是通过直接配置资源或直接改变机会结构而产生的不平等, 包括城/乡、贫困/非贫困地区, 以及其他重要的制度性区隔。这种制度性机制将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位置转换成了一种资源与机会的差异结构, 表达的是一种有着更为清晰的边界和更为严格的排他机制的集体排斥 (刘精明, 2008) 。

但这种制度性机制也容易受外部结构变动的影响, 国家利益对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它既要保证与之结盟的优势阶层的利益, 又要保证社会整体的发展。国家与优势阶层的紧密联盟意味着它会做出有利于优势阶层的制度安排, 而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责任则意味着它必须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决策。因此, 制度的稳定性是较弱的 (刘精明, 2008) 。新中国六十余年的教育发展过程, 已经充分地说明政策的变动足以带来几乎是全局性的变迁 (李春玲, 2003;杨东平, 2006) 。

制度性机制对教育获得阶层再生产的解释力在于, 要维护一个既定群体的教育优势, 必须有制度的支持, 并且这种制度支持能够强化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但它也因此只能解释在某一既定时期的教育分层状况, 从一个更长远的时期来看, 它还不能充分说明中上阶层在教育获得中绵延不断的优势。

三、再生产的家庭内部机制

在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中, 家庭的内生性资源 (刘精明, 2008) 、文化再生产与资源转化模式 (李煜, 2006) , 是能够在外界社会力量的变迁、尤其是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坚持教育分层的代际再生产的主要力量。

内生性家庭资源包括家庭结构和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本 (刘精明, 2008) 。家庭结构中亲子互动的缺失会减少教育的人力资本, 从而削弱文化资本的传递;文化资本则将社会阶层结构所赋予的资源内化为个人的修养与品味, 影响着家庭教育方式, 把教育的不平等转换为能力上的分异 (朱伟珏, 2006) 。这种资源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一般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即使遇到较强的平等化过程的冲击, 也都有可能在家庭的优势再生产驱动力作用下得到不断强化, 至少可以维持不变 (刘精明, 2008) 。

在家庭资源的运作过程中, 文化再生产与资源转化模式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再生产模式将家庭的文化优势转化为子女的学习能力, 进而转化为教育机会;资源转化模式则以家庭社会经济资源换取教育资源, 利用了制度设置中的空间 (李煜, 2006) 。应当指出的是, 尽管在市场的作用下, 对个人能力的考核成为了教育选择的主流, 为底层精英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这种个人排斥的后果与整体排斥是一样的 (洪岩璧、钱民辉, 2008)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 “天赋”这一作为教育和社会体系基石的意识形态是掩盖阶级世袭和遗传的绝佳手段 (朱伟珏, 2006) 。

家庭内部机制尽管是解释更长远的历史时期内教育获得阶层再生产的主要运作机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如果缺少了制度性机制的辅助, 这种家庭资源优势将在一定时期之内难以得到发挥。

四、总结与思考

目前中国的教育分层发生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市场转型的背景之下, 政治与市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呈现出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种机制导致了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一种是制度层面上的, 这种机制通过整体排斥, 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强化此时期内的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 但同时也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另一种是家庭层面上的, 这种机制把家庭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子女的个人能力, 从而潜在地、持续地维持着阶层优势的再生产。当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的条件下结合起来时, 就形成了明显的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

本文所做的文献梳理工作主要集中在再生产的运作机制上, 在这一方面, 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 尝试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视角出发, 与西方的社会分层 (包括教育分层) 理论进行对话和整合 (洪岩璧、钱民辉, 2008) 。我们还应该看到, 当前关于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研究是以定量统计的实证研究为主的, 这为我们把握宏观的现实状况提供了分析材料, 但缺乏对具体机制的研究;而上述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 又缺乏将其操作化的测量工具 (刘精明, 2008) 。另外, 在样本的覆盖面方面, 多数研究都是以城市教育为主的 (李煜, 2006;陈友华、方长春, 2007;郝大海, 2007) , 缺乏对农村教育和一些教育新现象 (如出国留学、自主招生等) 的关注。综合以上几点, 关于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摘要：目前中国的教育分层发生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市场转型的背景之下, 政治与市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呈现出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的形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 指出制度性机制和家庭内部机制是形成教育分层的两种主要机制。制度性机制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时期内影响教育获得的分层结构, 家庭内部机制则潜在而持续地导向阶层优势再生产。当这两种机制形成合力时, 就形成了明显的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

阶层分析指标论文 篇4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指出:整合营销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不同营销功能如:销售、广告、产品管理、售后服务、市场调研等必须协调;二是不同营销单位地区、行业、部门、企业之间必须协调。区域旅游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营销方式,地区将代表区域内所有的旅游企业,以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作为营销主体加入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地区营销的参与者是地区内所有的机构和人员;营销对象J地区内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获益者也是整个地区。随着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迅猛发展,整合营销理论也逐渐进入旅游业,如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南等旅游协作区域与组织,都在通过联合宣传、价格联盟等方式,不断推进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进程,整合营销战略已成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内容。

将整合营销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就是将所有与旅游目的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信息加以管理的过程,使顾客及潜在顾客接触整合的资讯,并且产生购买行为,并维持消费的忠诚度。其核心思想就是将区域目的地有关的营销活动一元化:即以旅游目的地所对应的目标旅游者为核心,重组区域内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同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目的地形象信息;实现与目标旅游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建立长期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增加旅游有效需求和促进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在整合营销战略上实施中,区域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者存在着不少困惑和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是营销者把旅游目的地的“联合促销”当作整合营销,目的地的信息传播手段要么比较单一,缺乏成效;要么区域内各种形象、内容、信息混在一起,传递出同一目的地不同的声音和形象,而且难以测量传播效果。二是把市场营销理论简单移植到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对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综合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所引发的营销理念和策略变革认识不足;三是对区域目的地营销单纯化为目的地形象的建立与传播,对旅游目的地中的众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关注与协调不够,缺乏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者需要重新思考它们的营销战略,认识到整合营销战略必须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从整合的高度,去俯视和经营旅游目的地;从整合的视角,去设计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以整合的思维,去营造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认识到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对于协同性要求极高的区域旅游业来说,是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

2 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实施阶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中指出:企业的营销传播活动进行整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次经历了四个层次——战术调整、重新定义营销传播范围、信息技术运用、财政及战略整合。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内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了目的地的形象、计划、资金等所有要素的整合。那么根据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实施就有着不同的推进层次。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实施阶层:

2.1 实施阶层一: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

“协调各种营销传播手段”对于旅游区域刚刚开始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常常采用的,即首先确认现有的各种营销传播方法,如一般的广告、直接销售、促销和公关等的营销因素的作用,然后组合这些方法,并通过对这些信息传播手段的综合协调,以提供明确的、连续一致的和最大效果的营销传播组合。即同一区域旅游系统针对同一客源市场,树立统一的旅游形象,整合营销经费,统一促销策略,采取一致促销行动。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可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直接的传播,即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直接通过营销预算,实施传播组合来提升潜在顾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并对其态度施加影响,包括:(1)通过旅游中间商、导游人员、旅游信息中心员工等人员传递有关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的信息。(2)利用大众媒体和特定媒体广告来激发人们到目的地旅游的欲望。(3)对主要目标市场进行数次大规模公关活动。(4)到目标市场举办旅游展览会。(5)对游客或旅游中间商进行销售激励。(6)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会议、会展及体育赛事等。(7)建立目的地营销系统,通过互联网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二是间接的传播,即目的地组织者通过对该地区整个旅游业提供指导、扶持,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氛围,协调和发展目的地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寻求旅游目的地长远和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方式有:(1)定期向旅游业提供便于用户使用的数据信息资料。(2)在客源市场设立办事处。(3)安排旅游产品供应商与潜在的购买者举办洽谈会、展销会等。(4)精心组织旅行经营商、代理商、记者参观旅游目的地并试用旅游产品。(5)出版供旅游商参考的旅游行业指南。(6)建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制定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以及加强产品的质量控制等。

目前我国许多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战略实施基本上处于这一阶层,特别是直接促销手段上,能积极采用并整合、协调为一个整体。如深圳在其旅游形象的传播中,采取了与深圳当地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合作媒体宣传;定期开展旅游教育公益活动;加强城市新形象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采用户外广告的形式置于市内各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树立模范,对城市旅游形象建设中的事件、活动、事迹、人物等作详尽的介绍;制作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画册、影碟、手册;加强海内外各大媒体对深圳城市建设、经贸招商、旅游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的宣传报道等。

2.2 实施阶层二: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在旅游目的地组合和统一了各种传播手段后,接着可实施整合营销战略的第二个阶层——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由于消费者决定旅游目的地时,目的地的形象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而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旅游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认识和了解旅游目的地,途径广泛地接触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图1),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被视为与旅游者沟通的接触点,每一个形象信息的接触点都会给旅游者留下对目的地的印象,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行为。所以,旅游目的地组织者要全面分析和认识消费者对信息的接触点,明确目标市场中的旅游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和对信息有怎样的理解方式,并通过形象接触审计,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接触点,即最能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决策过程的关键点和最能说服潜在旅游者信息传递的关键点,然后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利用这些重要的接触点传递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一方面对所有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感觉、态度和行为的各个信息接触点进行管理,以强化可控的正面传播,减缓不可控的或不利于产品或服务的负面传播;另一方面,控制所有与利益相关者接触时所传达的信息,看他们是否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营销策略保持一致。

如济南市通过对其城市的深度分析,设计出起旅游形象“老济南.新泉城”,根据这一形象定位,全面进行城市的营销传播活动:一是整合媒体信息,包括旅游宣传手册、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网络媒体等,使其统一传达“老济南.新泉城”形象主题,开展的节事活动、公共关系活动也突出这一形象主题服务。除此之外,还全面导入城市的形象工程,如改善济南的城市标识系统,如街道名称、交通干线的指示牌、景点的介绍牌以及车站、商业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指示牌采用或改用特定的标准字体、色彩的中英文,公共活动场所如停车场、公厕、电话亭等尽量推行国际通用的图象标识等。提高旅游服务者的整体素质,树立起他们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创造良好环境,使旅游者拥有对“品牌”旅游地良好体验,从而获得更多的“品牌”忠诚度。

2.3 实施阶层三: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

寻找和识别了旅游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后,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首先要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客户的资料,进行旅游产品测试与消费者满意的调查;接着进行一对一的、理性的、由消费者主导的、非强迫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传播。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以两种主要相关的形式来表现的:

(1)对掌握和储存有关旅游者的信息数据库的使用。数据库中包含了有关旅游者的相关信息:旅游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旅游消费的行为历史;旅游者的具体购买行为、态度、偏好、品牌提及与记忆等。营销者对数据库中有关的游客信息,通过使用广泛的统计方法和工具来评价游客,找出对目的地最有价值的游客进行个性化的营销。

(2)了解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以及其他目标人群的,然后从消费者的角度计划和发展这种传播渠道。让消费者选择方式和时间,以他们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与他们所处情况最为相关的一条信息进行传播。

如香港旅游发展局信息中心定期收集市场数据以促进开拓客源市场:经常针对旅客的需要和来访动机,定期收集有关游客人数、原居地、国籍、性别、年龄、所乘交通工具、住宿酒店、消费方式及金额、停留时间、对港印象及意见和会否重访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旅游发展局制订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对亚洲游客突出宣传香港是“购物天堂”;对欧美游客则重点宣传香港的传统东方色彩;旅游旺季时重点营销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以占领高端旅游市场,提高地区旅游收入。

2.4 实施阶层四: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

“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这也是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最高阶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消费者的整合。整合营销必须是在了解旅游者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上锁定最有价值的目标旅游者,结合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形象特征,进行营销传播的策划。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即营销者应该认识到,目标旅游者并不是营销传播的惟一群体,其他构成目的地系统的利益相关群体(如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企业、管理部门、社区居民等)也应该包含在总体的营销传播战术之内。

第三,关系管理的整合。要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有效营销传播,目的地的营销者必须制定有效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是营销战略,还包括生产战略、财务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等。也就是说,在旅游目的地系统中,如住宿、交通、购物、娱乐、服务等旅游的每个功能环节内发展出管理战略以达到不同职能部门或行业的协调。

3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目的地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要根据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分阶层、分阶段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全部的实施过程,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本质是目的地管理者对顾客认可的价值的整合。以旅游者的需要与价值为基础,发展多种与旅游者的沟通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关心旅游者的需要,介绍旅游者想知道、能知道并且容易记住的内容,是整合营销的核心。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传播是从一般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消费心理的管理,把对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等利益相关群体态度与印象的接触管理。在整合营销思想下,根据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态度,发起立体有纵深的宣传战役达到改变旅游心理的目的,如图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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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尔兹.整合营销传播[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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