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精选8篇）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1

多阶层的形态性价比曲线

建筑设计企业在收取设计费时, 很多情况下会和客户说性价比高, 因为性价比高意味着值得信赖, 值得购买, 有机会签合同。

性价比可以用一条曲线反映 (图02) , 如果横线是性能, 纵向是价格, 性价比曲线就会呈现向上走的弧形。这条弧线上有两个点, 低拐点以下, 属于性价比高的低档品, 表现为价格微弱地上升, 性能大幅度地提高。低档品是为客户提供基本服务, 所以性价比高。如果我们向客户推销自己的设计性价比高, 就商业角度而言, 意味着我们提供的是低档品。

再看高处的第二个拐点, 两个拐点之间的区域称为精品, 最上方的区域是奢侈品, 这些产品的价格和性能同时在增长。我们发现, 越是高档的东西越不会说自己的性价比高, 你听过LV包或奔驰汽车说自己性价比高吗?只有低档品在对外宣传上才强调自己性价比高。这是一个经济逻辑, 可以举个家政服务的例子来说明性价比这条弧线的含义。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家务活, 如果把社会阶层分成富裕家庭、小康家庭、温饱家庭, 他们的家务活都由谁做呢?一般而言, 温饱家庭的家务活自己动手做, 因为请别人做得花钱。小康家庭的条件变好了, 会考虑请保姆或钟点工。富裕家庭就比较复杂了, 如果住在大别墅里, 得要有管家、园丁、厨师、保安、家庭教师、司机等等, 需要的是一个专业团队。所以和性价比曲线对应起来, 富裕家庭对于家政服务要求的是奢侈品, 小康家庭要求的是精品, 温饱家庭相对而言就是低档品。

社会多阶层形态

多阶层社会有多种解释, 我这里提两个层面的多阶层。

我不是社会学家, 没有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但有本书可以参考。梁晓声在2011年再版了他写于1997年的《中国社会多阶层分析》, 他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 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从原来单一的社会结构——如简单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变为多阶层化的社会。书中他把中国社会分为九个阶层, 概括为:中国农民工、农民、城市平民和贫民、当代知识分子、当代中产者阶层、中国“灰社会”、当代“买办”者阶层、当代资产者阶层、中国当代“黑社会”。在这样一个多阶层的社会中, 群体结构产生分化, 贫富差距逐渐加大, 人们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 以前人们不需要奢侈品, 但现在出现这种需求了, 同时人们对于低档品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区域间梯次发展

除了社会呈现多阶层化之外, 另一种多阶层的形态是区域间梯次发展, 在中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不同, 这使得社会阶层的形式更加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前也有性价比曲线 (图03) , 那时候的曲线全国各地基本一致。比如当时毕业的大学生, 在哪的收入都差不多, 所以用一条曲线就能反映。改革开放以后, 可以发现这条曲线是动态的, 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 这条线不断地往上移动。而且不再是单一的一条线, 而是一线、二线城市及欠发达地区分别对应产生不同的性价比曲线。

设计行业的过去与现在

参照性价比曲线, 让我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处于曲线的什么位置 (图04) , 是低档品、精品、还是奢侈品?先看30年前的曲线。改革开放前, 大部分房子都是自己动手造的, 不需要请工程师或建筑师, 所以低档品就是自力更生。精品是需要一定的工程技术人员 (工民建专业) 参与设计的建筑, 比如厂房、宿舍楼等。那个时候需要建筑师设计参与的建筑才是奢侈品, 比如国庆十大工程。据说1980年中国毕业的建筑学本科生只有300人, 那么大一个国家, 就300名应届毕业生, 意味着需要建筑师设计的房子一定是奢侈品, 这是很难得才会出现的机会。

经济发展了之后, 这条曲线就不一样了。现在所谓的低档品也需要建筑师设计, 但多是万金油式的建筑师, 特别在三线、四线城市, 这一现象很明显。作为一个建筑师, 好像得什么都会干, 什么都懂, 否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建筑师, 但实际上这种服务提供的是低档产品。在中国一线、二线城市, 情况有所不同, 一些设计院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专门化分工, 比如天华做住宅很有名, 三益做商业建筑有品牌。许多设计企业开始在一些领域内聚焦, 我称之为专门化的公司和专门化的设计师, 但他们还没到更精细化分工的地步。专业化是在专门化的基础上再进行专业细分, 比如绿城集团。专业化有一个好处, 时间越长经验积累越多, 慢慢就会摸到门道。那么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人在做呢?大师、专业化建筑师, 而且大部分是国外设计师。之前曾遇到上海房协一位秘书长, 得知上海投入使用的甲级写字楼有180多栋, 我估计其中没有多少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 中国企业参与的主要是施工图阶段。所以最高端的产品是被这些大师或专业化的建筑师包揽的。绿城在专业化方面是国内企业中做得相对较好的, 据说设计费在行业中也是最高的, 在行业中这是一个启发。

个人与企业发展观

多阶层社会意味着对建筑设计的需求是非常多元化的, 不仅社会本身多阶层化, 城市之间还有梯次发展, 因此企业和个人面对的机会很多, 似乎怎么干都能挣钱。问题是, 性价比曲线以后还会往上走。面对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现状, 作为建筑师该如何选择?企业面对形态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应如何取舍?

举例来说, 洲联集团是产业型公司, 不仅做设计, 还进行上下游的延伸。而上海绿城更像是一个生产型公司, 精细化分工程度高, 做的产品非常扎实细致, 但目标并不是成为大师, 而是要成为行业中专业化分工水平高的公司, 以此作为核心竞争力。同济的章明教授, 可以像大师一样比较自由地进行建筑设计, 我称之为产品型公司。

所以不同类型的公司有着不同的发展。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也许成不了大师, 因为大师只能一万个人里出一个, 那么剩下的人其专业发展方向应该何去何从?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成为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也可以多种多样, 比如绿城需要的是对建筑技术不断追求的专家, 洲联需要的是不仅关注设计、也懂上下游产业链的专家, 这些都是专业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企业和个人皆可有不同的选择。

很多毕业生问我, 是先宽泛地接触各种项目好还是先专业化好?我觉得应届毕业生不着急专业化, 先接触各种实际工作, 搞清楚自己的特点、兴趣点, 到30岁的时候再想专业化方向这个问题, 但35岁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个方向发展, 今后才有可能走得好。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WATG是全球领先的酒店设计顾问公司, 他们专注于酒店领域的设计, 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WATG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借鉴:若你想在一个地方工作, 全面化;若你想在任何地方工作, 专业化。企业如此, 个人亦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不能成为大师, 但应该都有机会成为专业人士。

需要提醒的是, 专业人士在中国社会多阶层和区域梯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意“度”的把握。所以, 我提出要适度专门化或者说适度专业化, 千万不要“过”了。比如在三线城市, 像绿城这样精细化分工的设计公司肯定无法生存, 因为这些区域的需求曲线还没产生对绿城这种专业能力的需求地步, 所以绿城也不会去这些区域发展, 在那儿也千万不要学绿城。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适度地有一定的提前准备, 去做好专业化或想好专门化的可能, 而不是觉得现在日子挺好过, 就一味地等, 等到哪天没饭吃的时候再想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实力, 那就为时晚矣。

归根结底, 建筑设计公司现在不要光想着怎么赚钱, 更须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如果一家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它在组织架构中应该拓展技术研发组织, 以刺激员工更关注于技术提升, 而不仅仅是做个画图匠。虽然现在的环境下, 做个画图匠日子还挺舒服,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如果没有掌握真正的专业技术能力, 没有使自己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可能, 恐怕以后日子就不太好过了。这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中国设计行业大部分企业的悲剧。

在建筑设计这个行业, 风暴来临之时, 能够活下来的企业必定是那些掌握了比较高端的核心技术的建筑设计公司。

(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主张, 不代表本刊观点) 。

商业精英阶层的中国梦 篇2

黄怒波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王刚《福布斯咒语》作者

阎连科《风雅颂》作者

田原旅日诗人

李红雨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副董事长

“你不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吧？”一句小说对白，道出了现阶段全社会对中国商人的看法。

如同病毒，《福布斯咒语》在快速传播，由小说引发的躁动，甚嚣尘上。

小说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直接切入到中国商人平时不能被人看到的一面，行贿、要挟、尔虞我诈、外强中干……一切的一切，都与过往的形象天差地别。作者王刚承认，小说成文后，与编辑的想象，相差甚远。

但这些以往“不为人知”的描写，正是引爆社会舆论焦点的原因所在。很多人都在问，小说中描写的冯石——一个地产商人的形象，是真是假？是对是错？

尽管认为小说中描写的情节略显过时，但是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还是承认，看了《福布斯咒语》，“真的感觉到了痛”。

因为这种痛，才有了此次商人与文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富人的焦虑

“商业阶层的精英人物更愿意说自己是企业家。但我觉得，用小说强调的‘资本家’这个字眼来形容这批人，应该更准确。“

主持人：首先请问王刚，你为什么会有写一部产业小说的想法？

王刚：我并没有把《福布斯咒语》看成是描写产业的小说。我只是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应该塑造一个能代表这一时代的中国资本家的形象。

其实，在中国，商业阶层的精英人物更愿意说自己是企业家。但我觉得，用小说强调的“资本家”这个字眼来形容这批人，应该更准确。因为正是这些人汇聚了资本，改变了一个地方的面貌——比如北京的东四环，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东四环始终不会亮起来。同样，即使有同样的钱，在政府的运作下，东四环也不会亮得如此之快。描述资本家，这是我写《福布斯咒语》的一个动机。

黄怒波：自古中国社会一直在给商人画像，而且形象都不太正面，在世界文坛中也是一样。我很欣赏《福布斯咒语》的一个观点——资本家。小说还原了资本家的本来面目，正如王刚说的，资本家就是汇聚资本从事商业运作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这个词是中性的。因为我身处地产行业当中，小说中所描绘的“资本家”的种种行为，是我天天都要面对的。但是这一行业中，“资本家”自认对社会的贡献和“资本家”内心的痛苦，是普通的文学作品表现不出来的。

《福布斯咒语》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不理智情绪，因为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会存在如此强烈的情绪对比。潘石屹、冯仑这些人，在行业内正逐渐取得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的真实价值观念，可能并不像《福布斯咒语》写的那么简单。在当下的环境中，《福布斯咒语》这种情绪化的描写，可能会带来更深的阶层间的仇恨与矛盾。所以我想，资本家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可能需要更深的对话。

阎连科：对于文学来说，我们没有写出富人的焦虑及这种焦虑是什么？一直以来，富人的生活，对穷人来说永远只是一种幻想，是天堂，但富人也是普通人，也有焦虑。比如，穷人焦虑什么，富人一般是了解的——无非是焦虑吃、焦虑穿、焦虑柴米油盐，但是反过来，穷人一般不会知道富人每天都在焦虑什么，这些就需要文学作品告诉大家。

田原：在中国，“奸商”自古以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美国则完全相反。美国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最有智慧的人是商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在日本如何看待商人？大概从江户时期起，日本对商人的概念，几乎就和现在的资本家一样。“资本家”这个词在日本代表的是受尊敬，这很接近美国的观念。

黄怒波：中国富人内心焦虑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起因是不安全感。一个人，原来很穷，想富起来，恰好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像做梦一样就富了，这时候他会出现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源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再有，中国人对暴富还不适应。现在，我的同学基本上就没办法接受我是富人的事实。他会想：凭什么黄怒波能富成那样，我却下岗了。所以现在，心理落差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个很大的背景不能回避：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集体拥有原罪色彩。在西方培养一个企业家、资本家需要几代人，出一家著名公司可能要一百年，而中国的原始积累是在十几年内完成的。时间差加剧了原罪的程度，这种原罪感不断地受到社会拷问，这也是焦虑的一个方面。

原罪不应该有阶层性

普通人只有对富人的仇恨，但你们不知道富人所建立的功勋，以及他们的艰难。

主持人：你本人是如何看待原罪的呢？

王刚：其实，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不仇富。而且我认为，通过改革开放，而不是通过革命，能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是中国最好的事情。我的一些同行说，30年来，全民的道德沦丧了，他们觉得是危机。但是让我说，如果用“道德沦丧”来概括这30年，那这个“道德沦丧”太美好了。因为金钱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金钱真的让中国人的心灵发生了变化。我始终认为，所谓的原罪问题，不能光让某一个阶层——“资本家”阶层去思考。所谓的原罪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原罪。

主持人：现实中的地产商人真的像《福布斯咒语》中一样行事吗？

黄怒波：那些事情是真的，甚至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存在的。每个中国地产商的发家过程中，也基本都会存在这些问题，回避不了。因为中国的地产行业门槛低，谁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鱼龙混杂。但是，这个事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巨大的事实，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包括冯仑等一批在中国房地产业有话语权的人，真的是有理想的人。原先我们对事业、理想并没有概念，从体制内出来，就是想活得自由。最开始印名片，倒复印机都干过，慢慢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事业。这时候，我就会很骄傲，因为我是在给中国整个的经济进程做贡献，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价值。

不能说《福布斯咒语》写的不对，但是，现在的地产商绝不是《福布斯咒语》写的那样，那是当初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福布斯咒语》的故事性非常强，但是它不能够代表跟我一样的一批地产商的发展历程。

主持人：写《福布斯咒语》你最想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王刚：我最想表达的思想其实是让所有的人理解富人。想让大家知道，你们只有对富人的仇恨，但你们不知道富人所建立的功勋，以及他们的艰难。当然我不回避富人身上沾满的伴随金钱而来的所有罪恶，可是这些罪恶只有富人才有吗？但是，很多年轻人说，“读了小说，我的内心在流血”。在他们的头脑中，好像高房价仅仅是因为冯石这些人搞的那一套导致的，他们并没有仔细想一想，在星巴克，一杯咖啡就卖30多元，而在国外，一样的咖啡只要2.5美元。这种现象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这导致很多人读了《福布斯咒语》以后，更加仇恨富人，仇恨权贵。

《福布斯咒语》的意义在于，尽管《福布斯咒语》并不是以潘石屹和张欣为蓝本，以他们的特殊经历做基础，但是要想了解真正的潘石屹和张欣——这个时代的中国地产“资本家”，你不能听潘石屹和张欣怎么说，你一定要看《福布斯咒语》。即便《福布斯咒语》中可以看到王刚的影子，你所了解的潘石屹的形象，也比潘石屹自己在电视上说的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你可以从中体会到更丰富的“资本家”。

资本家的中国梦

我们的商业文明是残缺的，商业环境是不健全的，商业道德还很幼稚，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是否成熟？

主持人：说到仇恨、原罪，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评判者。究竟由谁来评判合适，是社会、专家、还是历史？

黄怒波：一方面，没人有资格拿起道德之剑来评判别人，因为我们都是沉溺者，我们都身在其中。但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又都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来批判——或者批判自己，或者批判别人。在当下社会，每个人都是有两重性——我们既是富人又是穷人。30年的改革让大家全富了。但是反过来，会有人问“为什么你比我更富”？这是当下的社会情绪。为此，我一直在尽可能地呼吁：社会要理智。“资本家”对社会的安全感更敏感。现在不应该挑动穷人斗富人。穷人仇视富人的尖锐情绪很麻烦，这为中国下一轮的阶层矛盾激化打下了伏笔。

道德也好，批判也好，总体上我感觉早了一点。现在，社会需要冷静下来。我很欣赏那样的作品——实际上也是批判，但是能够冷静的处理。我的意思是，作为敏锐的作家，不该情绪化，不要去往干柴烈火上浇石油。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我觉得中国社会稳定下来不容易，现在不要因为财富问题再把这个社会引向另一个极端。这是我对《福布斯咒语》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阎连科：社会仇富的心理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就可以解决的。仇富到了一定高度，这个社会说不定会往前走一步，比如说贫富不均问题，城乡差别问题，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黄怒波：比尔·盖茨实现的是美国梦，而我们这些人做的是中国梦。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富人都是中国梦的实践者和成功者。所以，仇富也好，原罪也好，都不能脱离一个背景——我们需不需要塑造一个中国梦。包括冯石，也是中国梦的追求者。与其说是“福布斯咒语”，还不如说是“中国梦咒语”——我们都是做梦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无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资本家”也不应该被批判。因为我有做梦的权力，现在人人都在做梦。所以，如果你的小说在接下来的情节中，能加入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背景，就会显得更加宽容。

目前，作为一个“资本家”，我接受《福布斯咒语》里面的人物形象比较困难。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样的。我身边的一批人也不是那样的。我可以自豪地讲，社会财富是我们这些人创造的，那真的是血汗钱。从这个角度，把我们还原到追求中国梦的定位，是可以接受的。

李红雨：《福布斯咒语》所阐述的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其实是对社会提出的重大拷问。显然，我们的商业文明是残缺的，商业环境是不健全的，商业道德还很幼稚，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是否成熟？《福布斯咒语》是对这一问题做根本性的发问：在这种不成熟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出现成熟的企业家？ 而且现在，我们普遍是把仇富的问题简单化、表面化。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仇恨的并不是你拥有财富，而是你拥有财富的方式和手段。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整个机制和商业体制是完善的，大家的行为都是对等的，怎么可能仇富？一旦出现了不正常的方式，至少是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方式，仇富的问题也就相伴而生。仇富不是差距问题，仇富的重点在于差距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以正当方式、机会平等的方式形成贫富差距，是不会有仇富心态的。

宿命还是颠覆？

写小说，一定要写商人的贪婪，但也要写商人的聪明和智谋；写商人的狡诈与无情，最好还要反映商人的无奈。

主持人：等于在大时代之中，企业家的形象还是悲剧性的命运？

王刚：简单用悲剧来形容也未必。因为他们毕竟有风光的时候，政策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也高兴。但最终，经济政策的一些摇摆确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家悲剧的部分因素。

李红雨：从文学形象角度说，这涉及到企业家宿命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的财富、人物命运、以及整个故事安排，最终是否具有宿命性。如果具有宿命性，那这个结论与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媒体对企业家形象的描写，是完全颠覆的。

黄怒波：如果纯粹的探讨结局，我的观点是，最起码不要把中国梦打破。我是从最底层上来的，我更理解作家对社会的深刻剖析和观察。我们这一代，有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认为未来还是大有希望的。结局怎么写，作者可以自己把握，我只提出我的一点愿望：希望不要把我们这一批做企业的人的中国梦打破，那样，社会就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王刚：其实我很欣赏黄总对《福布斯咒语》一句评价：王刚也写出了无奈。这一点我觉得黄总还是理解我的。

黄怒波：这种无奈，很多企业家不说，但是我了解，他们比我无奈得多。比如现在很多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心理上的痛苦都是没办法讲出来的。我凭什么要做这么大？我凭什么要养活这么多人？每天睁开眼，大家都在想这些问题。财富怎么创造的？就是在寝食难安当中创造出来的。写小说，一定要写商人的贪婪，但也要写商人的聪明和智谋；写商人的狡诈与无情，最好还要反映商人的无奈。回到我最初的观点，第一，我不是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情绪化，起码现在不要从理论上挑动社会的对立情绪。第二，还是要对社会不同的阶层多宽容，让我们把中国梦做下去。如果现在就把这个梦打破，这对社会是一种灾难。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3

“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取向, 是我们各项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一以贯之的根本指导。2004年2月21日, 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对“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了精炼的概括:“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 2004年3月10日,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

“以人为本”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需要, 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全面分析, 突出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要求。“以人为本”的“人”既指整体意义上的人, 还指个体意义上的每一个人, 意在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出现多种分化, 对以人为本的实现有一定的影响。

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一般来讲社会阶层结构演进是由人们对资源占有形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对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占有的数量, 决定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 其阶层位序就越高, 反之越低。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 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 阶层结构相对简单。这种社会结构是在封闭状态下, 自生自发地演变的超稳定性社会。但在建国后, 中国对过去私有制进行了公有制改造, 资源由国家占有消除了阶级产生的基础, 结果只剩下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业身份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 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 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而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则是建立在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这种整体性社会否认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弱化利益群体的能动性, 使作为利益主体的群体和个人失去自我发展的向度, 也使整个社会的发展缺乏动力, 停滞不前。

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型社会转变为开放型社会的转变。市场经济具有瓦解整体性社会, 突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作用。在经济改革过程中, 我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原有的阶层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位置、行业领域和社会角色的不同, 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所难免。简单概括起来, 我国当代主要的社会阶层无外乎三大类, 即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优势阶层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群体。与之相对, 弱势阶层主要是指那些资源拥有量少、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的群体, 中间阶层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这三者由于他们在具体的利益获得、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分歧, 必然滋生阶层矛盾, 主要表现在:第一, 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这是阶层矛盾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优势阶层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大受益者, 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某些人过度追求高消费的行为, 尤其是利用其资产优势对雇佣来的劳动者进行剥削的行为, 引起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阶层的不满和愤慨, 劳资矛盾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外, 极少数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贪污受贿, 以权谋私, 积累起大量“灰色收入”,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弱势阶层的下岗失业、负担加重、生活困难, 这一强烈反差必然引起两大阶层的摩擦。第二, 优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也是利益再分配工作的直接或间接调控者, 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可能会触及一些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既得利益, 矛盾也就随之而生。另外, 知识分子阶层与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对待改革的态度不同, 前者强调要从社会整体出发关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矛盾, 后者侧重强调“效率优先”, 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因此, 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同时, 他们对一些改革措施所持的看法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存在分歧。第三, 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目前主要表现为城市工薪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矛盾。实行市场经济后,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国企职工下岗分流,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加之, 城市工薪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方面都存在差异, 一部分城市工薪阶层对农民工阶层产生了抵触心理, 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目前, 我国社会阶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 一部分社会阶层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而引起的, 但归根结底, 阶层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阶层矛盾的出现是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 也必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当前的阶层矛盾既不同于以往的阶级矛盾, 又不同其他国家的阶层矛盾。

三、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状态下, 如何平衡阶层矛盾与“以人为本”的实现

实现“以人为本”, 就要实现共同富裕, 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解决阶层矛盾。所谓共同富裕是逐步达到的。在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状态下, 要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 全面实现“以人为本”也是不可能的。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然而这是逐步实现的。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处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以人为本”的关系问题。实现“以人为本”, 首要的仍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这在当前是短缺的。那么, 我国在目前情况下, 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 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人民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到享受生活。所以仍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反过来, 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 而忘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这样的“以人为本”最后也要落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 而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虽不是平均富裕, 但是如果人们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太大, 一方面会造成底层人民的不满, 造成贫富之间的矛盾对立, 另一方面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底层的人如得不到基本需要的满足, 便会使得人们全力注重对物质的追求和竞争, 把全部精力放在金钱上, 形成金钱拜物观, 使人们忽视和失掉其他方面的发展的机会。

前一时期, 我们对强势群体关注较多, 较多地忽视了弱势群体。而“以人为本”中的“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所以, “以人为本”在实践上更应进一步关注弱势人群。当然, 在理论上我们既要看到弱势群体, 还要看到强势群体, 实施“劫富济贫”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逐步实现的, 以人为本也是逐步实现的, 而强调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 其中优先调节的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因此, 国家在分配制度上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如果说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的话, 那么二次分配就要更多地体现公平。一次分配之所以要效率优先, 在于效率低了就会影响生产力发展;但是, 由于一次分配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所以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 其目的是要降低一次分配过程中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当前我们更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功夫, 但是这并不改变一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除此之外, “以人为本”的实现还应该营建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社会上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平等待遇是人的基本需求, 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存在阶层矛盾、阶层歧视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说明我国的民主进程还需要加快, 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识还必须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 2004-03-01.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4

W区历史悠久, 文化传统深厚, 属A市文化区。初中学校依据学生成绩和社会评价明显被分为三类, 总体呈哑铃状分布, 一类、三类多, 二类少。研究者走访了11所初中, 其中有3所大众心目中的一类学校, 2所质量中等的二类学校, 6所薄弱学校。访谈和家长问卷表明:一类学校学生家长所处的社会阶层收入较高、学历高, 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干部管理人员比例较高, 多为中产阶级;质量中等的普通学校体现出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既有较高学历、较高收入者, 又有不少低收入者, 包括农民工子弟, 其中以受过中等教育的高中和中专学历者分布为主体, 家长社会背景表现出未经严格过滤的丰富性, 多为市民阶层;薄弱学校亦以受过中等教育者家长为主体, 但相对于质量中等的普通学校而言, 薄弱学校中只受过初等教育 (初中及以下) 的家长比例偏多, 占到40%, 中低收入人群占到大多数, 家长多属于中下阶层, 学校更多地容纳了城市贫民子弟。从研究结果来看, 好学校、普通学校、较差学校虽然表面上或部分地体现了学生的学业和能力分化, 实际上或实质上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割和分化。依据学校中学生家长所来源的、占主导的社会阶层, 学校可以被相应地分为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市民学校和贫民学校。[1]本研究试图从家长对学校的态度、教师对家长的看法两个角度揭示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市民学校和贫民学校家校互动方式的异同。

一、从家长角度看学校和教师

(一) 中产阶级家长和贫民家长对学校的建议和意见

本研究对9所包含上述三种类型学校的初中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800份, 回收759份, 问卷回收率为95%。问卷结果显示9.4%家长经常与班主任联系沟通, 42.1%家长有时与班主任联系沟通, 41.2%的家长很少联系, 7%的家长几乎从不联系, 家长和班主任联系的频率与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14, 达到显著相关水平。在“您对教师教育效果的满意程度”一题, 83%家长对学校和教师是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 10%左右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7%说不清楚。其中一道开放题为“您对孩子所在的学校有何意见和建议”, 检视问卷后发现无论何种学校, 家长都建议要加强家校联系, 但不同阶层家长对学校具体要求差异很大。

中产阶级家长希望学生能有更多的课外活动, 学校能促进学生在综合能力、道德水平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方面有更好发展。多数家长不满意学校过重的课业负担、学习压力和过大的班级规模, 不满意学校仅以学习成绩为中心, 忽视学生多方面能力和品德的培养。他们谈到:

代课老师非常认真负责, 但是作业量太大, 平时每天写作业至晚11~12点, 孩子的生活除了学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了。希望适当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 有张有弛, 让孩子有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给时间孩子看书,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过分以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好坏, 培养学生自学与思维能力可能更重要。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 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是主要的。

多组织夏令营之类集体活动, 培养孩子独立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另一些家长呼吁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氛围下也要关注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学校老师对中等及偏下的学生应多鼓励, 学生到好学校来应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而贫民学校家长则希望学校能加强家校联系, 把学生管得更紧, 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改善校风和纪律, 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和校园周边治安管理;改善服务和设备, 更新桌椅、开办食堂、安装空调等。他们谈到:

校园环境差, 教师不稳定, 教育教学无突破性进展, 社会形象不好, 教育部门太不重视重点以外的学校, 最好撤销这类学校。希望学校提高社会声誉, 抓好师资和管理, 留住好的老师, 创造一个人人都想去的学校。注重学生的品行教育, 注重习惯和能力培养。

老师管得不严, 希望老师对自己的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希望老师们认真负责, 抓紧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外语, 都初二了连完整的句子都不会说, 老师怎么看呢?

希望学校多与家长联系, 互相监督学生的学习。平时多测验, 定期公布排名, 让孩子有紧迫感, 以利于提高成绩。孩子学习负担不重, 我建议对孩子的家庭作业要多布置。

听孩子们说上课时, 总有那么几个不爱学的学生闹课, 我们很担心这样会学不好, 希望学校把那些不想学的集中一个班, 以免耽误了别的孩子。校园外经常有擂肥、打架等不安定因素影响学生上学。

不要乱收费, 要多关心孩子的安全和学习。

可见, 中产阶级家长对学校提出更高的要求, 他们希望学校在传授知识时, 能减轻学业压力, 让孩子在学习好的同时也能有更健康的心理和更全面的能力发展, 他们要求学校给孩子更多的自由;贫民学校家长对学校提出的要求比较基础, 设备、校风、管理、纪律等等, 多集中在学校的硬件和校风建设上, 尚未能顾及孩子全面发展的要求, 他们要求学校更多地管理和规范孩子。中产阶级子弟学校竞争激烈、管理严格、学生负担较重, 中产阶级家长虽然希望能减轻孩子的压力, 但对于老师的敬业和辛苦更多的是理解;贫民家长由于文化资本较少, 更寄希望于教师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对学生严加管理, 他们对学校、教师和管理表现出更多不满情绪, 甚至表现出对于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质疑。

(二) 市民学校的家长建议

市民学校多为就近入学, 家长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本具有异质性, 家长以受过高中教育为主, 兼有初中、大学和研究生, 因此来自不同家长的建议或意见也殊为不同。

多数人的意见强调家长和学校的沟通——

建议各位任课老师 (学校) 应该多和家长沟通, 让家长多了解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其他情况。严格要求学生。

初中学历的家长重视对学生学习的管理——

希望老师对学生要抓紧一点, 不要让他们玩。

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家长比较重视道德教育——

我对学校还是比较满意的, 只是建议老师更能多教孩子做人和感恩的道理。

多布置课外活动和课外阅读。

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要认真对待。

大学学历的家长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希望老师能更深入了解学生, 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 有针对性地指导和鼓励。

因人而教, 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家长对学校的要求是不同层次的, 有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尤其是体现在分班上。

有的家长提出分班或重新分班的要求——

不要让学习差的影响了学习好的。

经常调整一下班级, 不要让差生害了好生。

有的家长呼吁——

学校对每个学生都应一视同仁, 不要只看成绩, 不要分快慢班。

本研究表明, 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相当比例 (45%~60%) 的家长支持分快慢班, 而异质文化学校的市民阶层家长对分快慢班的支持程度要远远高于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和贫民学校, 几乎高达80%以上的家长支持和非常支持分快慢班。社会阶层的丰富性体现为学生成绩的参差不齐, 而以学习成绩为一元评价标准的学校并没有很好的手段促进阶层之间的融合。市民学校尚缺乏有效手段以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去应对社会阶层的丰富性。

二、从教师角度看家长

(一) 贫民学校教师看家长

被访谈的22位教师无论处于何种层次的学校一般认为多数家长对教师的工作还是支持的, 对教师的态度还是尊敬的, 和家长打交道一般也比较愉快。但多数学校和老师更加强调对家长的指导和家长对学校的配合, 真正的伙伴关系和为家庭教育服务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 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和教学过程的行为亦很少见。

从访谈情况看, 一般说来贫民学校集中了更多的贫困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抚养家庭。贫民学校教师感受更多的是家长没有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责任, 或者教育方式不得当。他们抱怨家长或忙于生计, 无暇照顾孩子, 或整天游手好闲, 不愿意照顾孩子, 将教育孩子的任务完全委之于学校和教师, 使老师不得不承担起“义务劳动”, 担任“高级保姆”和“代理父母”角色。

城区薄弱学校SB中学的管理者SBA认为:

家长对学校没有太大帮助, 一般是配合学校, 督促学生完成任务。

城郊薄弱学校ZH学校的管理者ZHA谈到:

有30%的家长不太配合, 也不知道怎么配合, 还有的完全不配合。家访时, 家长打麻将, 把老师晾在那里。

城区薄弱学校教师MT1谈到:

他们的孩子就像捡来的孩子一样。他们对老师说的最多的是, 就当你多养了一个。好的学校家长哄着老师, 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老师要哄着家长, 让家长配合。很多家长没文化, 沟通不了。

城郊薄弱学校教师LT1谈到:

老师有的时候还要去调节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现在孩子和家长的矛盾很突出, 有些孩子甚至不和家长讲话。

家长与学校的冲突主要是孩子出现事故或者出现安全问题。教师们抱怨当孩子在贫民学校里出现安全事故后, 家长往往会认为在学校里出的事情就是学校的责任, 而较少考虑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否是由于学校或者教师的过错与疏忽。由于法律和制度上的疏漏, 学生在学校出现安全事故后责任往往划分不清, 于是便出现了“闹得凶一点就赔得多一点”的情况, 学校为了不影响教学秩序, 一般也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城区薄弱学校教师MT1谈到:

孩子在学校里出了事故, 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孩子伤在哪里了, 严重不严重, 为什么会出事, 而是认为在学校里出的事情, 就是学校的责任。有一个孩子在学校外被擂肥, 没有钱被刺了一刀, 家长在手术室不签字, 让学校出钱, 说孩子是倒在学校里的, 就该学校出钱。

贫民学校家长和教师的另一个冲突在于收费, “补课费、资料费”、“豆奶费”等, “家长维权意识很强”。另外, 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和动手也可能引发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冲突。一些家长直接充当孩子的“保护者”, 用个人化和武力化的方式直接干预。

城区薄弱学校教师MT4谈到:

有个孩子在班上和另一个孩子闹矛盾, 我去问他为什么他不说。过了一会, 他的家长就来了, 到班上要打那个和他闹矛盾的孩子, 还怪我没有处理。

教师为了维持纪律与孩子之间出现争执或冲突, 发生不当行为或过激行为时, 贫民家庭中多数家庭持理解教师的态度, 但一旦发生“得理不饶人”的不依不饶, 学校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息争端或者保护教师。

贫民学校ZH学校的管理者ZHA谈到:

有一个小孩在教室里点火, 老师拉了一下, 家长就找到学校里, 来扯皮, 说“我是吸毒的, 你能怎么样……”最后没有办法, 还给家长道歉。这样的事情不多, 但是负面影响很大。

(二) 中产阶级学校教师看家长

贫民学校的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是“无作为”, 对学校帮助较少, 在教育学生方面合力更少;中产阶级家长更倾向于积极的有作为, 更能配合学校的要求承担教育责任, 包括送孩子去培优, 学校也因学生成绩提高而受益, 其影响多数是正面的。与贫民学校家长相比, 中产阶级家长之间互通信息, 组织性更强, 更主动配合学校的教育, 大力支持学校工作。“家长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教师WT1谈到:

学校在班级层面组织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对老师的敬业态度很肯定, 我们学校社会声誉高, 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在外面的宣传。家长中素质较高的, 自愿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指导, 所以我们学校的素质教育创新实践活动一直得分比较高。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教师CHT2谈到:

和家长交往一般都很好, 学生困难家庭、问题家庭还比较少。一般都配合老师的要求, 经常说“给老师添麻烦了”。在网上组建QQ群, 家长还是愿意把一些经验和想法告诉你的。

家长在收费问题上显得更加慷慨, “条件好, 比较爽快, 不会斤斤计较。”在处理孩子安全问题上显得更加理性, 更加强调责任的划分, “谁的责任谁负责”。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教师WT1谈到:

学校和家长都为孩子买了保险, 所以在体育课上如果扭伤了, 就到医院去看, 不会扯皮。同时, 家长也不好对老师怎么样, 把关系搞僵了, 对孩子也不好。家长比较通情达理, 差不多就行了。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教师CHT1认为:

冲突最多的是孩子在学校受伤, 矛盾就会扩大。如果查出来, 就由肇事小孩承担费用。家长把孩子安全放在第一位, 处理好伤口也就没什么。

中产阶级学校教师对家长比较“小心谨慎”, 而家长也不愿轻易得罪老师, 教师和家长之间有着较多的制衡关系, 有助于两者之间更平等、理性的交往, 教师感觉“与家长交往时很愉快, 受到家长的尊重”。中产阶级家长在给学校提供更多帮助时, 对学校的要求也更高, 他们更多地关注教学, 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 在选择教师上表现出更强烈的主动愿望。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教师WT1谈到:

家长关注学校的一举一动, 因为有些学生家长是教育局的, 学校有什么动向, 他们的消息很快, 对学校的行动也很敏感。家长也参与学校的评教活动。老师都很小心谨慎。家长对学校的要求是多样的, 有的家长给校长写信, 和校长谈判, 要求换老师, 主要是不同年级和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校长的意见是有反映就调查, 要交流和交锋, 不能因一个家长的要求而换老师。

市民学校管理者NA1谈到:

N学校的家长不但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且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提出比较专业的建议。

总的看来, 中产阶级学校教师对家长表现出更多的满意和尊重, 而贫民学校教师则对家长表现出更多的不满意和指责。

三、小结与反思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在家校互动上显得更加和谐, 更多理解, 共同承担教育责任, 更有可能建设良好的伙伴关系;贫民学校在家校互动上表现出更多相互推诿责任和更多冲突, 这种冲突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也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导致教师体验到更多的角色冲突。“教师, 无论是男是女, 无论年龄长幼或教龄长短, 如果他们在主要为工人阶级区域的子弟开办的小学里教学, 他们就将处于一种高度的角色冲突中, 而为混合或中产阶级区域里子弟开办的学校中, 教师则具有较低的角色冲突。”[2]

王敏婕指出, 美国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家长在家校合作上也存在差异, 他们有着不同的家长网络和不同的处事方式。中产阶级家长更容易联合起来, 并且在家长网络中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 当遇到问题时, 中产阶层可利用的资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优于贫困阶层的家长们。前者用比较理性的方式联合起来解决问题, 有助于学校形成制度;后者则倾向于用私人方式来解决问题, 显得不够理性。[3]

与美国中产阶级家长相比, 中国的中产阶级家长能够对学校施加一定的影响, 但是, 这种影响尚没有合理的途径和正常的表达渠道, 尚未形成制度化;同时, 家长之间的联合显得松散、范围较小, 更多地从个人立场出发, 这使得家长的意见缺乏代表性, 家长试图影响学校的行为也成为一种个人行为。相对于贫民学校来说, 中产阶级家长发挥了更大的参与、监督和促进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

良好的家校互动关系能使家长与学校相互信任、共同承担教育责任, 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因拥有这种社会资本而能更好发展, 贫民学校则缺乏这种社会资本。要提高学校质量、提升学校声誉, 除了要搞好教学和管理外, 还须在家校沟通上下功夫。

摘要：依据学校中学生家长所来源的占主导的社会阶层, 学校可以被相应地分为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市民学校和贫民学校。从家长对学校的态度、教师对家长的看法两个角度发现, 中产阶级子弟学校在家校互动上更有可能建设良好的伙伴关系;贫民学校在家校互动上表现出更多冲突与相互指责。前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而后者社会资本相对匮乏。

关键词：家校互动,社会阶层,中产阶级

参考文献

[1]程红艳.区域内学校非均衡发展与社会阶层分化[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8, (3) .

[2]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206.

社区精英的培育与城市社区发展 篇5

一、精英概念界定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 用来表示精美、质量上乘的商品, 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 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在《现代语词典》里“精英”也被解释为事物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所谓“精英”, 在语义学上讲主要是指具有较高文化和素质、社会地位或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在社会活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社区精英,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主要是指在社区中有重要地位, 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一部分群体, 既在城市基层社区自治过程中, 一部分在社区治理结构和秩序创立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或支配性作用的人。

“精英”一词在学术上得以运用是和西方“精英主义”理论分不开的。最早精英理论要追溯及古希腊柏拉图的“哲人政治”思想, 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关于统治者的权力和统治技巧的研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道:一个国家, 正是有了这些具有为数很少的知识人员阶层, 加上国家统治阶层所具有的知识, 按照这种规律形成的国家, 才形成了一个具有智慧的强大国家。而且, 唯有这些称得上知识的阶层, 才是这个国家最为少数的人群。①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描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才能: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 善于深谋远虑, 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邪恶行径的发生……。②

近代精英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期, 其代表人物是著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帕累托注意到: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 一个社会只是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称作精英, 他把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在他之后的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莫斯卡断定:从最简单的社会, 到最先进复杂的社会, 存在着两类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者治人, 后者治于人。他把掌权的精英称为统治阶级, 并且认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现行的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近代精英理论的第三位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 关心政党与工会的组织结构, 根据对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研究, 他发现, 即使那些以民主原则为宗旨的组织在结构上也是寡头式的, 领导人通过训练和经验积累获得了授权与专长, 组织内部的决策不免为领导所垄断。

精英理论的贡献在于, 发现了像物质财富一样, 政治权力完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 凡是有组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精英。

在近年的国内理论研究中, 社区精英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并通过社区精英所发挥功能的不同, 把他们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 以及在实际的社区生活中有集多种精英角色为一身的精英。

二、社区精英的作用

精英是一些秉赋与能力超越一般人的人, 社区精英是在社区中由于其突出的能力和作用, 而享有较高社会声望与地位的人。他们常常是社区的政治组织者, 经济领导者和较高文化的引领者。有突出工作成就的社区居委会主任, 有能力明显改善社区经济状况的企业家和通过号召与组织丰富社区文化的文体骨干, 都可以说是社区的精英。精英通过其个人魅力和杰出的才能, 组织策划各种社区计划, 在一定的制度下指挥大家共同完成既定的目标, 唤发社区的生机与活力, 推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使社区整体结构处于一个良性运行的状态。如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一个社区的发展必定要有严格而规范的计划来推动, 精英在这个计划的创意、实施和评估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没有社区精英的领导作用, 群众的众多智慧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有目标有步骤的行动, 通过社区精英的领导, 把社区各种散漫的意志变成一种坚定的执行力。在目前的社区管理现状下――社区的公民意识薄弱、社区行政化严重、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等制约因素导致的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低迷, 参与主体单一, 参与意识不强的状况下, 社区精英广泛参与社区治理, 在某些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笔者就社区精英在社区中究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走访了宁夏银川市的两个社区建设搞的比较出色的小区:银川市西夏区正茂社区和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在访问中接触了社区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者, 调研中笔者发现, 社区精英在实际的社区生活中发挥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 政治作用

1.居委会干部组织领导开展各项社区工作。

笔者在正茂和长城花园社区采访时感受到,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多且十分繁杂, 可以分为八大类, 170个小项, 由居委会主任统一领导, 其他干部分工负责, 每个干部分管一个口, 工作时由居委会主任组织协调, 一起统筹安排。这八大类分别是党建、民政、计划生育、妇联、统计、共青团、综治、环境卫生等。这需要居委会干部高超的领导与协调才能, 才能够把各项工作做好。在居委会干部的组织带领下, 正茂社区获得了“全国优秀社区”、“全国巾帼示范岗”、“全国亿万妇女巾帼建功队”“自治区文明社区”“自治区平安社区”和“自治区和谐社区”等荣誉称号。长城花园获得了自治区“五星级社区”的称号, 同时还获得银川市文明社区, 绿色社区、基层党建示范点等荣誉。

2.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正茂社区有党员568个, 许多活动的开展中都离不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正茂社区居委会提出“一个支部一面旗, 一个党员一盏灯”的口号, 由党员带动开展各项工作, 除了居委会中的许多人是党员带头负责一些工作外, 小区内的楼长组长也全是党员, 在社区中负责传递信息, 及时发现小区内的各种问题, 收集群众中的意见和建议。在正茂社区有一位退体的党员教师张玉林, 经常给社区内外的居民无偿上党课, 讲解当前的社会形势, 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 还为社区捐款。在正茂社区还有一位老党员袁维东, 常年为社区的老年人做好事, 义务为他们进行各种维修。在长城花园有党员118位, 也发挥着先锋模范作有。长城花园中有一位老党员李金贵, 常年无私的帮助当地的贫困人员, 为许多贫困者解决困难, 在去年四川汶川地震捐款活动中捐出1万元。还有一位70岁的老党员甄福德, 是水泥制品厂的退休职工, 常常用自己的退体金无偿的给附近倒闭的岩绵厂的老旧小区, 进行维修和环境清理, 帮助解决小区的各种问题。另外在社区的党员, 还常为社区捐款, 筹资。这些不仅体现了党员的风尚, 而且在群众心中树立了党员的威信, 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助社区解决了许多问题, 推动了社区的发展。

3.与上级部门的桥梁作用。

在采访中笔者也感受到, 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的自治组织, 尽管在现时代的背景下, 还没有完全实现自治, 但作为在社区的群众工作点, 已成为上级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 社区干部及时上情下达, 已成为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居委会干部经常与社区居民沟通, 为社区居民介绍当前宁夏的的发展与银川的变化, 同时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困难与呼声, 把社区发生的一些小矛盾解决在基层。

4.制度创建工作。

除去一些相应部门条块管理的规章由有各部门制订外, 社区的总体发展制度, 是由社区居委会的干部商讨制订的, 通过以往工作的经验和借鉴, 社区干部制订了一些符合社区发展的制度, 形成了较好的发展效应。

(二) 经济作用

1.挖掘社区潜质发展社区经济。

在走访社区的过程中, 笔者常会听到社区干部感叹, 资金困难, 所以社区干部也是千方百计的筹措资金。在发展社区经济这一方面搞的出色的要数银川西夏区的正茂社区了, 在居委会主任孙仙梅的带领下, 正茂社区成立了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成立, 为社区对外文化交流创造了平台, 也成了社区文化艺术交流的“通行证”, 这张“通行证”使群众演员协会的演员有戏演有钱挣, 使艺术团的专场演出、慰问演出走遍区内外畅通无阻, 使小区服务站的便民、有偿服务合法化、规范化, 成功地让朔方路街道“小社区”里的文艺演出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得到发展。目前, 外单位请社区文艺队搞运动会开幕式、节日庆典, 或是开工奠基等, 想要什么演出, 随叫随到, 既可以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又能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正茂社区居民在孙仙梅主任的带领下, 还通过参加拍摄电影当群众演员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与《大篷车》剧组签订的提供800名群众演员的订单, 仅此一项, 正茂社区就有10万元以上的收入, 如今, 正茂社区的居民给剧组当群众演员已参演了四、五十部电影, 给社区创收已达上百万元。长城花园社区筹措资金, 除了是政府拔一部分款以外, 也进行了各种尝试, 比如开展居委会场地出租, 组织党员卖书等活动, 也筹得了许多款项。

2.联系驻区单位筹集各种资金。

正茂社区和长城花园社区的干部通过联系与有的单位结成对子, 结对子的单位尽己所能帮助社区解决一些资金困难。

(三) 文化作用

1.活跃了社区文化生活。

在正茂社区活跃着6个文艺团体, 有武术队、秧歌队、演唱队等, 做到了“季季有演出, 月月有活动, 日日有排练”, 在文艺骨干们的带领下, 他们经常到幼儿园、中小学、少管所、社会福利院、老年大学等社区内外的单位演出, 活跃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受到居民群众的欢迎。在长城花园活跃着8个文艺团体, 分别是阳光艺术团、秦腔剧团、长城艺术团、塞上之声合唱团、阿依莎舞蹈团、拉丁舞班、雨中花艺术团和钢琴班。这些艺术团或培训班的领队都是在舞蹈或音乐方面有专长的佼佼者, 他 (她) 们利用自己的专长, 领导组织社区居民来进行各种艺术训练。比如退体教师刘占元, 为150多人进行拉丁舞的培训, 在教学中认真耐心, 并且学费低廉, 很受社区居民的欢迎。钢琴班的任娟老师利用自己的钢琴特长, 为社区的成人小孩进行钢琴培训。

2.融洽了居民关系, 构建了和谐社区。

长城花园的居民感慨的说:“艺术团的活动, 使人们的关系比以前更亲近了。”在采访中, 笔者感受到, 通过文艺骨干们组织的社区文化艺术活动, 居民们相互间从不熟悉到熟悉, 不认识到认识, 增进了了解和相互关照。尤其是一些独居在家的居民, 通过参加活动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 也变得比以前开朗许多。社区还有许多回族同胞, 社区的活动也促进了民族团结。社区的文艺活动增加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 促进了社区和谐。

3.开发人力资源, 提升人力资本。

社区文艺骨干组织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的艺术修养, 增强了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同时也使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培训, 掌握了一种技能, 在社区各种文艺汇演中成为走在前边的排头兵。在长城花园社区有一些失地农民拆迁户, 他们也参加了各种文艺团体, 从以前怨声载道无所事事的境况中走了出来, 改变了精神面貌, 提高了个人修养, 融入了社会。

三、社区精英的培育

社区精英在社区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有力推动社区发展, 必须大力培育社区精英,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制定相应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各地的社区建设主要是由民政部门牵头进行的, 在民政部门有基层政权建设部门, 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长短期社区人才开发计划, 针对每个社区的特点和不足开展人才培养。

(二) 选拔社区优秀人才, 完善激励机制。选拔社区优秀人才, 一方面要尽可能扩大人才来源途径, 保证从社会上获取更多的社区所需人才, 可采取社会公开考试的选拔方式, 公平竞争、合理录用, 人尽其才;另一方面, 对在社区中涌现的优秀人才要委以重用, 合理规划, 给予其提升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社区精英的工作待遇, 加大对社区的各方面的资金投入, 这样为社区精英施展才华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 组织各社区骨干进行交流。在宁夏有499个社区, 这些社区中有的社区建设搞的有声有色, 有的却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这就需要各社区之间要进行交流, 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也可以创造条件, 组织一些社区管理者到区外, 考察发达地区的社区建设经验, 学习他们的社区建设方法, 把好的管理经验运用到我区的社区建设当中来。在调研中也有社区干部谈到, 外出观摩的机会太少了。

(四) 开办社区人才培训基地。联合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办社区人才培训基地, 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师资力量, 对社区内的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者进行定期的培训, 使社区领导者能及时得到更多专业知识, 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 促使社区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更具有创造力。

(五) 加强社区内各驻区单位与社区的联合。在社区内常常驻有各种单位, 这些单位的领导者往往是本行业管理的较较者, 社区应多与这些单位联系, 学习这些单位领导者专业或管理才能, 来带动本社区管理者的成长。

参考文献

[1]赵娜.城市社区精英的功能与类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6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冷明权, 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张鸣, 孙艳红.政府的作为与民间社会的成长[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7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上升。到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5%,依据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Matin Trow)的三段式理论,我国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但是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精英教育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更加繁荣”[1]。只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传统的“精英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精英教育主要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依据,所体现的是一种“量”的教育,是极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权利。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是一种“质”的教育,是在大众化平台上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能否容许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共存与协作,如何实施大众高教与精英高教双赢的路径,将是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大众高教与精英高教并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发展精英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高等教育要为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历史和时代赋予高等教育在培养高精尖人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方面担负着重大历史使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在保证规模稳定发展的同时,有差别、有重点地实施精英教育,“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2]。

大众与精英并举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赋予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实现了更大程度的教育公平。然而机会的均等并不等于结果的平等。现代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是,依据学生智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以使其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为不同智力水平的人提供不同的教育,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因此,大众与精英并举不仅是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平等性与卓越性双赢的必然选择,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的必然路径。

(二)可行性

尽管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不同发展时期的教育模式,其培养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众化教育能够帮助鉴定新的才华转学到精英部门,使精英部门变得更加精英成为可能。而且大众化教育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建立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减少受教育的阶级和没有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尖锐区分,并有助于软化阶级区分和阶级对抗”[3]。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为精英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为社会精英的培养与选拔奠定了更为宽泛的基础,更加强化了精英教育的功能和地位,为我们研究与实践精英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4]。同时,精英教育也可以减轻大众化教育满足国家创新型优秀人才需求的压力,使大众化教育真正成为大众可以接受的高等教育。

三、大众高教与精英高教并举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调整管理模式和财政资助政策

针对我国高校目前竞争激烈化、办学目标趋同化的现状,为克服高等教育宏观结构中可能出现的重叠、失调、紊乱、社会适应性差等现象,以及为避免高等教育资源整体配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复、浪费、失衡、低效问题,需要政府根据全局发展利益,调整管理模式和财政资助政策,对高等学校进行必要的调控引导。

首先,政府应转变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从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政府不再直接干预高校内部事务,主要通过规划立法等手段,监控高校的办学规模、办学方向与办学水平,引导高等院校合理定位,指导高等院校在坚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和谐发展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其次,针对我国高等院校办学力量、教学科研水平相差较大的现状,政府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分配资源时应该坚持“分类分层投资”[5]的原则,废除对非学术性高校的歧视性政策,在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生均成本分担比例和学生数进行拨款的基础上,根据高校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拨款,同时把学生的就业率、毕业学生收入的高低和单位的反馈信息纳入学校的质量和效益指标当中。促使各高校从自身出发,处理好高等教育增长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努力协调好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二)高校分层定位

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针对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秩序混乱、恶性竞争的状况,专家们一再呼吁“分类是前提。没有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就无从指导”[6]。在“放松管制,强调自主秩序,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准则”[7]的定位机制中,各高校应对自己的学校定位和办学目标进行重新审视,使其在合理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既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型大学。

相比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研究型大学拥有水平更高的高科技人才,有更为科学完善的教学、课程体系。在培养更高层次的创造型人才方面,这些大学有着绝对的智力资源优势。因此研究型大学应成为我国精英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领导社会潮流，指引科学发展的方向。具有博士点、硕士点的研究型大学,应建立在竞争的、优秀的基础上,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发展硕、博士点,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学科建设,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以培养全社会最紧缺、最急需的高层次、研究型和复合型人才,研究和提供支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尖端技术。

2. 教学研究型大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介于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本科院校之间,既有研究型大学的某些特征又有教学型本科院校的基本属性。所以,“承前启后,上下兼容”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显著特点。这就决定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途径是:既要出色地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又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精英教育。这就使得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两种不同特征的教育任务同时存在。因此,有条件地践行精英教育,出色地实施大众化教育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战略选择。

3. 教学型大学。

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研究生为辅的教学型大学,是大众化进程中扩大规模的主要载体。此类大学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主要是为了平等地满足人们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依据现代社会众多职业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对本科生进行专业训练和普通教育素质的培养。因此对于教学型大学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对于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学校应提供向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转学或晋升的机会。同时可试行“一校两制”,创办本科二级学院,增加办学活力和合理收入。

4. 专科、成教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应以高等教育平等入学为主要目标,为那些高考成绩差强人意的有志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台,以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为主,发展社会急需专业,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对于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含自考、函授、电大、网络、远程教育等,应以教学和实践为主,采取灵活形式与继续教育系统合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缓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三)学生和用人单位转变院校层级观念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多层次系统,对社会成员的培养方式亦存在层级性。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先明确自身的能力、思想与实际发展需要,再选择受教育途径,不要盲从于大学教育而忽视了职业教育的价值所在。重点大学并不是唯一的成才方式,提供专业性教育的一些专科技术学院同样能够满足人们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应尽快走出对名牌大学的迷信,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各企、事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也应转变追名牌、追学历的传统观念,公平、公正地选拔适合自己的优秀人才。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高等教育的负担,也有利于高等教育人才多元化培养目标的实现。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普遍入学”应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长远目标,稳中有进地逐步实现。在保持高等教育规模稳步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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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克拉克·克尔: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80.

[4]袁兴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精英教育辨析[J].江苏高教,2008,(3).

[5]解飞厚.高等院校定位问题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 2005,(3).

[6]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 2003,(6).

精英阶层与社会发展 篇8

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这方面的静态研究居多,而较长时间的动态研究很少。在我国,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倘若存在,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弱化了还是更加强化了?为了答复这些疑问,笔者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与高校类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的考察与分析。

一、研究思路与设计

研究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关系,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研究社会阶层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就读机会有所差别;另一方面是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读于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其未来的社会流动有所差异。笔者主要侧重于第一方面的探讨,即通过调查那些考上大学的来自某一社会阶层的学生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就读机会,从而透视我国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关系。

笔者以父母职业为基础,同时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职业大类的划分标准,将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划分为六大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和农民。同时,结合发展历史与现状,将我国公办高校大致分为部属重点高校(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综合大学和现在的“985工程”及“211工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三种类型(或称层次)。文章将重点探讨1982-2010年间,我国这六大阶层子女在这三种不同类型或层次公办高校中的就读机会。某阶层子女就读于不同类型高校的机会是一种假设进入高等教育后的条件概率[3]116,它的表达公式为:

条件概率=出身于阶层A的在某一类型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出身于阶层A的大学生

鉴于条件概率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入学机会,笔者将借用该指标分析近30年来各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变化情况。为此,笔者以四川省为例,选取了两所部属重点高校,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和一所专科院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查阅了这四所院校1982级、1990级、2000级和2010级(1)部分专业学生的学籍卡片,获取有关父母职业的信息。根据父母的职业划分学生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时,笔者采取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依据父母双方职业地位较高的一方来确定家庭的社会阶层。此次调查的样本共为6637份,剔除不便分类的492份样本,最终的有效样本为6145份,四个年级具体的调查样本量见表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1982-2010年间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关系变化的调查结果

根据表1的调查样本,笔者计算出四个年级六大阶层子女在三类高校中的条件概率,统计结果分别见图1、图2、图3和图4。从图1的统计结果来看,1982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统称为优势阶层,将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和农民统称为弱势阶层,下文同)就读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分别为54.0%和54.7%,办事人员阶层子女就读此类高校的机会也达到了45.5%;优势阶层子女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办事人员阶层子女在该类院校就读的机会略高一些,为37.8%)和专科院校的机会分别在30%左右和16%左右。弱势阶层子女中有40%左右的人就读于部属重点高校,不过该比例明显低于优势阶层子女相应的比例(占职业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阶层子女在此类院校就读的机会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少了15.4%);他们就读普通本科院校的机会与就读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差距不大(工人阶层子女在这两类院校中就读的机会几乎相当,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子女就读普通本科院校的机会少了6.4%,农民阶层子女就读此类院校的机会多了7.2%);除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子女外,工农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与优势阶层子女相应的机会比较接近。

注:1=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4=商业服务业人员,5=工人,6=农民

优势阶级子女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和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多于就读专科院校的,而对于弱势阶层子女而言情况不全是如此。这表明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表现出一种模糊的“对应关系”。这种模糊的关系到1990年时变得较为清晰起来。图2显示,到1990年时,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的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比例上升到了67.9%。与此同时,该阶层子女在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开始下降,仅有8.9%的人就读于专科院校。相反的是,弱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及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农民阶层子女下降的幅度最大。此外,越来越多的弱势阶层尤其是工农阶层子女开始流入专科院校,此类院校容纳了近40%的弱势阶层子女。

199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与1982年相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一精英阶层的子女越来越多云集于部属重点高校,而在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迅速减少。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越来越多的弱势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就读。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对应关系”逐渐明朗化。

与1990年相比,到2000年时,每个阶层的子女在三类高校中的机会分布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图3显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的机会持续增加,就读比例上升到71.9%,而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已下降到5.2%;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两个阶层的子女除保持其在部属重点高校的原有优势外,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有所增加,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开始下降;弱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的机会继续减少,已下降到30%以下,而在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已超过70%,占就业人口很大部分的农民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已上升到46.4%。社会阶层不同类型高校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变得更加明显、更为清晰了。

时隔十年之后的2010年,这种更为清晰的“对应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趋于强化了。从图4来看,与2000年相比,2010年优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的机会虽有所减少,但其优势依然很明显。此外,他们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均有所上升,而在专科院校的入学机会继续下降,已下降到3%左右。形成对比的是,弱势阶层子女就读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已持续下降到20%以内,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也下降到30%左右,而同时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就读于专科院校,其中农民阶层子女在此类院校就读的机会已上升到57.2%。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呈现出一种固化的趋势,似乎没有弱化的迹象。

院校层次越高,优势阶层子女所拥有的就读机会就越多;院校层次越低,弱势阶层子女所拥有的就读机会反而更多,超过50%的弱势阶层子女就读于专科院校。到2010年时,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呈现出了一种固化的趋势,似乎没有弱化的迹象。

(二)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存在“对应关系”的成因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确实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随着高等教育近30年的持续扩张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化。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此,可从高校分类与社会分层两方面寻求答案。

高校分类,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高校,从而形成一个处于不同层级的、相对稳定的高校群体。科学、合理的高校分类有利于各高校准确定位、分工明确、有序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马丁·特罗认为有两种高校分类原则:一种是市场原则,各院校通过相互竞争获取各种资源以提升自身学术声誉;另一种是政府分配原则,即院校的等级是由政府通过政策和其他措施在院校间分配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4]169。我国的高校分类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即马丁·特罗所指的第二种分配原则。政府对不同的学校进行等级定位,然后根据学校等级分配相应的教育资源。随着对各种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学校自身的发展,这种以政府行政控制为主导的高校分类逐渐形成。

笔者所调查的三类院校主要就是政府分配等级的结果,处在顶端的是部属重点高校,中间是普通本科院校,底部是专科院校。由于这三类院校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颁发的文凭证书具有不同的价值以及其传授给学生的身份文化也是不同的),因而毕业于不同学校的学生将面临不同的职业前景。就读于部属重点高校的学生与就读于专科院校的学生,未来会面临不同的职业前景,前者获得较好职业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每个阶层的子女都想争取在学术地位更高的院校就读,不过由于高等教育机会的稀缺性,最终他们能争取到何种就读机会取决于各自的竞争优势和各类院校所提供的入学机会总量。

除天赋和后天努力外,影响各阶层子女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家庭出身,即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是社会分层的结果。社会分层,即根据一定的划分标准,将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分层,分层的结果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一处于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本文的六大社会阶层,实际上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同时以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对学生父母职业进行划分的结果。优势阶层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源,其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弱势阶层所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

优势阶层子女“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3]20,所有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有利于或转化为学业成功。因而在竞争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优势阶层子女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相反,弱势阶层子女,由于能从家庭继承的有利于其学业成功的资源非常有限,他们最终争取到什么样的入学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天资和后天的努力程度。这样,与那些一开始就拥有各种资源的优势阶层子女相比,弱势阶层子女在学业旅途中会遇到很多障碍,这使得他们在竞争入学机会时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此外,不同时期各类院校的招生名额及其增长幅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阶层子女最终能争取到什么样的入学机会。下面将采用上述解释框架尝试对前文的调查结果进行成因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高度精英阶段,相对于适龄人口而言,全国各类院校的招生人数非常有限,四川省亦是如此。1982年,四川共招生20253人,其中绝大部分招生名额集中在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招生名额不多,而综合大学就更少(1)。很显然,当年综合大学提供的入学机会非常有限,这使得各阶层子女为了争取到有限的优质入学机会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优势阶层子女在争取这些优质机会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同时他们的目标也是首先争取这些机会。受招生名额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一小部分优势阶层子女只有在无法进入重点院校时,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入读其他类型的院校(这正是前文图1显示的三个优势阶层子女中除大部分就读于部属重点高校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就读于普通本科院校甚至专科院校的缘故)。

对于没有多少资源可继承的弱势阶层子女而言,他们最终争取到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的机会自然少于优势阶层子女。有少部分弱势阶层子女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后天努力,最终还是在部属重点高校争取到一定份额的就读机会。但相当一部分弱势阶层子女只能就读于竞争不是很激烈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1982年弱势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的就读机会有限与当年该类院校招生人数有限有一定关系)。

1983年《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颁布后,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1990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已增长到41633人,其中,综合大学的招生人数增加到2634人,但仅占当年招生总人数的6.3%[5]。也就是说,综合大学的招生人数虽然比1982年增多了,但其所提供的优质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因规模扩张而在部属重点高校新增加的入学机会仍然是优势阶层子女争夺的焦点。此前受招生名额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学业优秀的优势阶层子女无法进入部属重点高校就读,但现在此类院校的招生人数有所增加,他们当然会利用各种资源争取这些新增加的入学机会。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拥有更多的资源,与其他阶层子女相比,他们在争取这些新增加的优质机会方面占尽了优势。由于更多的该阶层子女进入了部属重点高校,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尤其专科院校的人数自然下降了许多。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子女来说,他们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的机会虽然没有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那样增加许多,但其优势依然存在,同时他们优先占据了因一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高校而在普通本科院校空余出的一些机会(这两个阶层的子女毕竟拥有较多的资源。因此与弱势阶层子女争夺普通本科院校空余出的机会时自然处于有利位置)。

由于1990年部属重点高校的招生人数是既定的,当更多的该类院校的入学机会被优势阶层尤其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所拥有时,留给弱势阶层子女的就读机会自然不多了。同时普通本科院校的相当一部分机会被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子女所占据,这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及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到1990年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他们被“放逐”(1)到专科院校的人数开始增加了(见前文图2)。

199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稳步发展期,到1999年时开始走上了大规模扩张的道路,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招生人数大幅上升。2000年时四川省的招生人数已增长到100965人,其中综合大学的招生人数增长到13244人,比1990年翻了5倍,但也只占到当年招生总人数的13.1%[6]。优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达到饱和前,因规模扩张而在此类院校增加的入学机会依然是他们争夺的重点。不过,由于部属重点高校提供的入学机会仍然不多,无法满足所有优势阶层子女的需要,当他们中的一部分难以获得在此类院校就读的机会时,便退一步力争在低一级的普通本科院校获取尽可能多的机会。当绝大多数优势阶层子女争取到在部属重点高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的机会时,到专科院校就读的人便越来越少(2)。这就是为何到2000年超过90%的优势阶层子女就读于前两类院校而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机会均已下降到10%以内的原因了。

优势阶层子女在竞争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方面仍保持强劲势头,同时更多的此类院校增加的机会也被他们占据了,结果是弱势阶层子女在其中的入学机会自然大幅下降。由于优势阶层子女人数有限,同时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部属重点高校就读,只有部分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这就为弱势阶层子女在普通本科院校就读空余出一定的机会。但除了部分弱势阶层子女借此机会获得就读普通本科院校之外,相当部分的弱势阶层子女还是只能继续在专科院校就读(见前文图3)。

2000年以后,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出现了几年的快速增长,2006年之后全国各地的招生规模得到控制。与此同时,近几年各省招生名额在不同类型院校中的分配出现了一些变化,到2010年时,四川省综合大学本科招生和普通大学本科招生占总招生的比重分别为13.6%和40.7%,专科院校招生占总招生的比重为45.7%[7]。很明显,综合大学提供的入学机会仍相当有限,同时普通本科院校的招生比重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比重的下降意味着此类院校的入学机会也成为相对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优势阶层子女不仅竞争综合大学的入学机会,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难以在此类院校获得机会时也开始关注普通本科院校的入学机会。由于优势阶层子女拥有各种资源,这些资源最终会有利于他们在这两类院校争取到更多的入学机会。

同时,近些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社会问题已使得弱势阶层子女的处境与之前相比越发不利,他们能用于与优势阶层子女竞争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尤其部属重点高校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将被排挤到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专科院校就读。占总招生45.7%的招生名额也使得专科院校可以容纳那些被优势阶层子女排挤在本科院校之外的弱势阶层子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2010年时,96%左右的优势阶层子女就读于普通本科院校和部属重点高校,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比例仅为3%左右,而三个弱势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就读的比例均已超过50%。

三、主要结论与思考

通过上文的实证调查与分析,本文初步得出四个结论(1)。

1.我国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即各阶层子女大多就读于与其社会阶层地位相似的高校。近30年来,这种“对应关系”从1982年的朦胧表现演变到1990年的逐渐清晰,再到2000年的日趋明显和2010年的逐渐固化。结果是,总体上,优势阶层子女在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部属重点高校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相反,越来越多的弱势阶层子女在专科院校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2.近30年来,优势阶层子女在部属重点高校这种顶层院校保持着绝对优势,传统的两大精英阶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始终有超过50%的人就读于此类院校,而超过50%的弱势阶层子女最终被排挤到专科院校。我国高校的等级化导致由社会地位最高者独揽最高学府[3]8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EMI的理论假设(2)。很显然,对于个人而言,就读于何种类型的高校,与其家庭出身关系密切。正是由于出身于优势阶层的子女从家庭中继承了较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等,而这些资本最终会有利于他们的学业成功,所以无论哪个时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就读于高层次的院校。

3.这种“对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通过高等教育系统得以再生产。一方面,优势阶层子女更多地就读于高层次的院校,而弱势阶层子女则大多被“放逐”到底层的院校,这就促成了社会等级向学业等级的第一次转化;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院校所颁发的文凭证书具有不同的价值。拥有一张象征较高价值的文凭,再加上从家庭继承的各种资本,优势阶层子女可以获得报酬及地位等级更高的职业。这样,实现了从学业等级向社会等级的第二次转化。正是通过这两次转化,高校完成了它的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即借助高等教育系统,优势阶层群体完成了自身身份集团的补充与再生,从而使他们在社会地位、财富及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得以持续,同时弱势群体的代际传递性则被进一步强化了。

4.理论上讲,每个阶层都有一定数量的精英人才,高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把他们选拔出来并加以培养。倘若优势阶层子女始终掌控着优质的教育机会,将大量的弱势阶层子女排挤在外,这便同时违反了人才培养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最终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正常的社会流动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阶层再生产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存在可以完全消除这种阶层再生产现象的制度。只要社会存在着分层,院校存在着等级,任何试图寻找能够彻底消除这种再生产的、为各阶层子女提供公平的高等教育就读机会的措施都将是徒劳的,其结果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平。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尽可能地降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从而弱化这种“对应关系”。

导致高等教育系统中这种阶层再生产现象的原因极其复杂,与个人天赋及后天努力程度、家庭出身、早期所受教育的质量等因素都有关。“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至少在某一阶段,比方说早期学校教育期间是这样。”[7]实际上,早期所受教育的质量是影响各阶层尤其弱势阶层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再生产现象,各级政府应加强早期干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补偿措施,扶持薄弱学校,缩小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早期干预将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政府有理由提供持续的公共支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早期干预计划,帮助处境不利的学生在学业、心理、社会等方面能够较早地为进入大学做好全面的准备,使他们在早些时期就能够和其他学生大致在同样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生涯,避免一开始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以后或许永远都跟不上了。从长远来看,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财富分配趋于公平、中间阶层日益壮大以及弱势群体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于打破这种“对应关系”,改善各阶层子女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将是根本性的。

摘要：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社会阶层与不同类型高校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即优势阶层子女更多地就读于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部属重点高校,而弱势阶层子女大多就读于专科院校。近30年来,这种“对应关系”变得日趋明显甚至固化。政府可通过早期干预、缩小收入差距及培育中间阶层等措施尽量降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弱化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阶层再生产现象,进而提高各阶层子女间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程度。

关键词：社会阶层,高校类型,条件概率

参考文献

[1]Eeller Donald E.Condition of Access:Higher Education ForLower Income Students[M].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Group,Inc,2002:142-143.

[2][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27-332.

[3][法]布尔迪约,等.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6]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