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共6篇）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篇1

一、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及特点

(一) 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

目前, 理论界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标准众说纷纭, 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标准。主要看法有几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现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 收入水平才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唯一标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 又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 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 (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 的标准。”在我国, “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二) 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除经济地位居社会中间水平外, 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脑力劳动为主, 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 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劳动、工作对象有一定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点是收入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 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包括占有住宅、自备汽车等高级生活资料, 主体是脑力劳动的“白领”。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及意义

(一)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 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 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 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二)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

首先, 又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占据主流,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和务实。其次,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助于扩大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途径

(一)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 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把蛋糕做大。制定倾斜政策, 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坚持效率优先、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二是再分配注重公平, 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 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充分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采取适当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二)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步伐,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 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 科教兴国

认真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把经济纳入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大办造就庞大知识分子的教育。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 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社会, 必须在社会地位上、经济收入上、生活质量上给予全社会以知识分子导向。唯有如此, 如此才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并从根本上扩大中等收入者, 并提高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

第一, 加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看,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它能够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发育, 实实在在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使他们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使有学习愿望和能力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因素, 它为低收入者的子女获得就业机会、改变贫穷状况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此应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 由国家财政来支撑农村教育。

第二,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类似金字塔形,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形。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 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处于较底层的人群逐渐上移至中部。低收入者的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 因此必须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

(四)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使其尽早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队伍中来, 而且可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抗风险能力, 切实保障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总之,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其中部分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较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之策。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需要为之长期努力的目标。

摘要：中等收入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需特别注重培育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我国中产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扩大中收入阶层,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郑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1) .

[2]刘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当务之急[J].每日经济新闻, 2005.04.29.

[3]纪玉山等.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2) .

[4]李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3) .

[5]刘建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构建小康社会结构[J].理论探讨, 2005, (2) .

试论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途径 篇2

关键词：中等收入 阶层 收入分配

一、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与划分标准

（一）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

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笔者以为，正确理解中等收入阶层这一概念的内涵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数量增加，即中等收入阶层的绝对数量应当保持不断增加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方向；二是结构优化，即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国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格局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能否进一步扩大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

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界定范围，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未统一。在这里，我们谨采用社科院的数据作为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达到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所期望的“橄榄型”结构仍然尚未出现。笔者认为，正确理解和划分中等收入阶层，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收入水平较高；其次，社会地位较好；最后，生活质量较高。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可以说我们的国民处在中等收入阶层。然而，这三个指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达到的。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培育和壮大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任重而道远。

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意义

（一）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相对而言，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强烈的消费倾向，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是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推动力。众所周知，消费行为的达成需要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协调配合，只有消费需求而无消费能力的社会群体是不能很好地承担扩大内需的社会责任的。而中等收入阶层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他们收入稳定并呈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可见，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容易形成规模生产和市场需求热点，促进整体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消费结构的稳步升级，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以及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政治利益诉求的充分性受到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制约。而中等收入阶层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拥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并且更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此外，中等收入阶层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意识、开放意识和法律意识。这些特质都使得中等收入阶层具备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能力。因此，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和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有利于肃清以专制、特权等为代表的封建残余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中等收入阶层基于较优越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拥有较强的幸福感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而渴望社会和谐稳定。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广泛受益群体，他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有较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等收入阶层位于社会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接合部，是高、低收入群体利益冲突的过渡区，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安全阀”和“缓冲层”的作用。因此，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对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路径分析

（一）加大财税政策的调节力度

1、要逐步实现收入的透明化，以利于个人所得税的正常征缴。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相关内容，“提低”、“扩中”、“控高”已经逐渐成为分配政策调整的重点方向。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使国民收入更加透明化，以利于个人所得税的有效征收。这样可以有效控制过高收入，曝光非法的高收入，增加工薪阶层占有财富的比重，从而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2、增强对低收入者的财政扶持力度，确保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向贫困人群倾斜。低收入人群是我国的弱势群体和边缘劳动力资源，应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和照顾，如制定并监督执行法定最低工资制度、最低生活费制度等， 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扶贫基金等给予补助，加紧建立覆盖大多数人（包括边缘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想使我国的收入结构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就要想方设法将低收入者改变成为中等收入者，使人员从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转化。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产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行业差距十分明显。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与控制，防止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和开放性，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需要由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而由于垄断性行业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和政府的关联性也更强，所以更需要政府来加强监管，营造一个较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并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要尽量取消市场准入的限制条件，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来；对于十分重要的垄断行业，国家要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收入进行调控，严肃处理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行为。通过以上举措，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推广，可以使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趋于合理化，使更多的人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行列。

（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尽管近些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政策倾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收入低的现状。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首先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能力。建立就业能力提升机制，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使广大农村人口平等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其次，要放开农民进城打工的限制，完善农民工的服务制度。据国家统计局预计，从2011年至202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均转移量可维持1520万人，十年间转移人口总量可达1.52亿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可以为城镇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贡献力量。这样就从总体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降低了低收入者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

（四）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

人力资本是指投资于劳动者以提高自身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随着经济一体化日益形成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和企业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通过教育与培训为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首先，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针对当前我国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政府要改革教育内容，尤其要加强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其次，要加大教育投入和支持力度。从空间上来讲，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因此要尤其重视对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从时间上来讲，国家要逐步扩大中高层次教育资源的义务教育普及范围，使全体国民都能受到良好教育，创造一个以人为本、实现人的价值的社会环境。这样，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海军，谢飞燕.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探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第5期

[2]赵洁.社会转型期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评判标准[J].求实，2010第9期

[3]刘建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构建小康社会结构[J].理论探讨，2005第2期

[4]王淑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理性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第1期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篇3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把“中等收入群体继续扩大”作为重要战略措施。如何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旨在分析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政府在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问题上应该建立的社会机制、环境和相关政策。

1 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中等收入者”的概念以来, 理论界掀起了对其研究的热潮, 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关于其界定的方法和标准问题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趋势和变迁的研究中, 形成了“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人群”、“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等概念, 这些概念的界定和归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不能同等使用。笔者赞同史为磊博士的观点, 认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提法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一提法不仅遵循了“以个人收入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最基本标准”、“以家庭财产为必要参考”、“以职业、教育、社会名望等为重要组成部分”、“阶层意识不可或缺”等原则, 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 刚刚达到整体小康的水平, “中等收入”是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背景;社会分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我们不仅不应回避, 还应下大力气培育一个完全成熟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向着“中等收入阶层”成长。[1]

2 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

2.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内涵决定了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的必要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重要目标, 还要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平台。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不但是改革红利释放的体现, 将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加速器”;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构造贫富间的“缓冲器”, 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繁荣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2“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主要任务时, 明确指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调节过高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社会稳定和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 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 他们是社会现行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主张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变革, 是社会的“稳定器”。

2.3 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

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通过其消费引导者作用的发挥, 形成持续而稳定的消费市场, 促进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加速器”, 通过发挥其作为民主政治、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创建者、引导者的作用, 形成“讲文明、守秩序”的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 “勤劳果敢、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职业精神, “扶助弱势、尊重个性”的观念等。

3 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应该注意建立的相关政策

3.1 要建立允许和促成中下收入阶层向上流动通畅的社会机制和环境, 促使中下收入阶层能够顺利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目前, 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结构主要呈现“金字塔”型, 高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都较少, 低收入阶层占大多数。中等收入阶层还比较稚嫩, 比重较低, 阶层意识尚不成熟。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众说不一。按照社会学家衡量中产阶层的职业、收入、消费和生活方式、主观认同四项标准, 李春玲认为, 当代中国内地适龄人口的4.1%、总人口中2.8%属于中产阶层[3];中国社科院陆学艺认为, 2007年中产阶层的比例是23%[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课题组测算认为, 2010年全国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为21.25%, 约2.85亿人[5];杨继绳则认为, 2008年, 中国中等阶层比重在13.3%[6]。但无论从何种结论来看,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未能占明显多数, 未能充分形成和发挥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稳定的基础及社会建设主体的作用。因此, 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的重点应定位于阶层流动的畅通, 保持现有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 同时,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允许和促成中下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促使其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

3.2 要关注、研究和建立如何稳定和扩大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扩大的社会机制和环境

中下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受到该阶层收入特征的严重束缚。该阶层收入和保障的低水平造成其消费能力较弱, 该阶层中来自于农村转移人口的生产一线工人和农民工, 普遍存在将消费能力向农村转移的情况。一方面为维护其在外就业状况好的虚荣;另一方面出于向家中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心理的影响, 不断传导着城市就业好的正能量。再加之其收入的不稳定性及其失业风险的存在, 该阶层的消费水平基本维持在温饱水平。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市场化改革推行后, 该阶层的生存压力激增, 解决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负担加重。住房成为该阶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急需考虑的问题, 甚至存在为解决住房问题而节衣缩食的情况。“大病致贫”、“教育致贫”的现象屡有发生。而大学教育费用高、就业难的状况又无形中挤压了该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和空间。因此, 政府要花大力气研究和制定如何稳定和扩大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扩大。

3.3 要研究税收对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建立激励中等收入阶层稳定和扩大的税收制度和政策

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与投资对不同税负的反应即体现在不同税负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与投资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投资能力受税负的影响程度, 即税收造成收入、消费与投资能力的下降;二是其增收动力、消费及投资方向选择受税负的影响程度, 即税负对其创收积极性、消费品及投资方向选择的效果。政府应该研究税收对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对严重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 最终建立激励中等收入阶层稳定和扩大的税收制度和政策。

参考文献

[1]史为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生逻辑[J].党政干部论坛, 2013, 03:4-7.

[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新华社, 北京:11月15日电.

[3]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 2003 (6) .

[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3.

[5]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J].经济学动态, 2012 (5) .

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篇4

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我认为，政府对问题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首先，收入不公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需要在短期内着力解决重大腐败问题，探索中长期的反腐战略；其次，收入分配尽管有所改善，仍存在比较大差距；第三，由于制度的缺失，收入分配秩序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混乱。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目前的基尼系数仍较高，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均在3倍以上。总体趋势上看，有所缓和，尤其是城市农村之间的差距，两三年前是3.3倍，现在降到3.1倍，但好转的程度仍比较小，只是在高位上略有所下降。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认为，实现收入倍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问题在于，在居民收入实现倍增的情况下会产生突出矛盾，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

收入分配改革是个系统性、制度性的问题。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还牵涉到对税收制度的改革。在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上，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税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一方面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影响收入分配也是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既有制度性安排，也需要政策性调整，像户籍制度改革。而户籍制度最大的影响是进城农民工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再分配，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上存在差距，他们要自己花钱才能享受到公共服务，这个差距事实上已成为影响农民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问题上，当前灰色收入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建立基础制度，而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缺失是一个现实。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透明，对改革越有利。只有公开、透明了，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才能有效运行，反之，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对此，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體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除此之外，国企高管薪酬以及员工福利也是公众关注的话题，收入分配方案也提到了这一点。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即使在国企内部，也存在缩小内部分配差距的要求，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另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责编：干晔 E-mail：ganye@ittime.com.cn 美编：陈汉燕 校对：媚子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路径探索 篇5

总结几十年来中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 研究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 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事实与成因。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收入分配理论, 探索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及路径是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中等收入者比重概念的界定

中等收入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与它相关的概念有中等收入国家、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 等等。其中,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 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各国既有大体的共识, 我们暂且称为绝对标准;各国又有自定的标准, 我们暂且称为相对标准。各种概念和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标准的制定又可以从收入、支出或消费、生活质量不同角度加以制定和衡量。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形成较早, 一般已形成了中产阶级, 所以国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中产阶级定义中等收入者。而中国中等收入者正在形成过程中, 所以国内学者一般使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两者虽有差异, 但可以反映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概括起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定义为收入分布居中位置的一个收入区间, 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众数或中位数的概念, 不是收入的简单平均。具体参见于春晖 (2003) , 石刚和韦利媛 (2008) 等[1~2]。二是中等收入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不同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标准应该是变化的, 比如在美国就有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之分[3~4]。苏海南 (2003) 也提出中等收人群体标准是发展变动的, 它涉及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 而且有地域之别。三是中等收入者是生活较富裕和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群体。例如美国的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 (19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认为中等收入者工作上有较强的职业技能, 生活上舒适安逸, 在社会地位上保持稳定, 并渴望向上流动。

二、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现实意义

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结构, 必须合理调整中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一般说来, 体制内的改革不宜采取高收入群体“转移收入或财富”至低收入群体的“劫富济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使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扩大, 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最佳路径[5]。

第一, 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支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克服收入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矛盾,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求稳定、求发展、不折腾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扩大, 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 进而使中等收入者群体过渡为中产阶级。研究证明, 世界各国中等收入者群体是中产阶层的初始阶段。而中产阶层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6]。中产阶层不仅要求其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达到一定标准, 同时也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社会心态和传统观念等因素,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可以使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逐渐形成, 促进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

第二, 有利于启动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 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而中国的实践证明, 有效需求不足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收入群体, 其消费偏好与边际消费倾向有着显著差异。我们测算结果表明, 中等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大;随着收入的增长, 边际消费倾向有降低趋势, 平均消费倾向也随之降低;收入差距越大, 总体边际消费倾向越小。中等收入者的规模影响消费规模, 进而影响消费需求。

第三, 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的余额转化为储蓄, 而居民储蓄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居民角度来看,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进而将收入转化为财富是中等收入者转化为中产阶层的重要阶段。从投资需求来看,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可以带动民间投资的增加, 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途径。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规模的路径选择

国外通常实行“涓滴式”和“瞄准式”两种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方式, 其政策评价也沿着这两条线展开。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 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 有赖于国家运用各项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行调节。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培育一个稳定、务实的中间阶层, 需要经济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扶持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赵洁 (2010) 认为, 由于中等收入者是介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中间阶层, 因此, 有学者认为扩大其比重相应的也有两个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二是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一) 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

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通过强势群体流向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要缩小收入差距。而目前中国收入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则是由于市场化本身、市场化不足及过度市场化三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破解收入分配难题也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多元化的政策举措。

对于市场化本身必然造成收入差距, 应当确立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切实履行再分配的职能, 弥补社会公平目标的“市场失灵”。主要应着眼于完善税收制度, 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较为普遍、有效的调节税种主要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同时, 作为对出于经济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和出于社会公平的政府再分配的必要补充, 有必要发挥社会在收入第三次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支持伦理公平目标的实现。

对于造成当前收入差距最为根源性的垄断、腐败等市场化不足的因素, 最为关键的还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将改革的触角真正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府自身领域。通过弱化和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 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 建立“小政府”、“有限权力政府”, 从根本上打破“政府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利益化”的怪圈, 打破政府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遏制腐败行为进一步从个人化向组织化、制度化方向的蔓延。

对于过度市场化形成的收入差距的累积循环, 从根本上, 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政策举措不应局限于关注收入分配本身的直接方式, 而应通过为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机制化的福利服务使广大低收入群体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 进而使社会最广大成员都能够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流动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收入均等化。这就要求政府切实承担起保障基本公民权的职责, 不仅应利用收入补救来消除绝对贫困, 而应在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将福利功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 必须强调这些基本需求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市场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现实经济要求有一个强势政府, 但这种强势政府的职能并不在于其经济职能, 而在于其社会福利的供给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职能。

(二) 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通过弱势群体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实现。实现这一路径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的办法, 逐步改革上层建筑, 让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实现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一方面是需要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更多地利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政府和国企要“限权”, 市场、民企需要“扩权”, “需要限制垄断部门过多干预扭曲市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尽快改革财税体制, 形成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公共财政体系。在税收结构、消费结构、资源税、环境税等方面, 向更公平更环保的方面发展。构建一个好的财税体制框架, 有利于向公共财政模式转变。再就是要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就业、分配等方面, 建立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利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之,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规模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指出, 在今后五年内, 要确保“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主要表现在少数人占有多数收入和财富, 而理想型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人占有大多数收入和财富, 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体现。

摘要：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影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谈及中等收入者比重, 不能不关注中等收入人群。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界定为基础, 阐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实意义, 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流动两种路径相结合的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比重,中产阶级,流动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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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扬, 纪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的考察[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篇6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角度, 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从社会建设角度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个变化与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体现了党对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化。我们应当运用科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命题。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党关于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个基本政策的提出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需要。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单纯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政策, 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养老金和生活困难补助, 没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仅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银行存款利息。实行市场经济后, 上世纪80年代起,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限制地允许收入差别的扩大, 当时对“剥削”及其限制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明确提出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分配政策, 兼顾效率与公平, 并以《宪法》《物权法》等法律形式保护正当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 突破了单纯的按劳分配的基本政策。20世纪末我国基尼系数突破了0.4, 针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基本政策, 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 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缩小收入差别, 构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在一个经济体中, 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是社会产品的最终需求, 对短期经济增长有拉动效应。但经济增长不仅受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量平衡的影响, 还要受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占有社会大多数收入的高收入家庭, 因其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造成社会储蓄率过高, 消费不足;另一方面, 大多数社会成员虽然边际消费倾向很高, 但受制于收入过低, 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社会产品出现供过于求, 产能过剩,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将壮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社会群体, 增加社会有效消费需求, 加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从社会学角度看, 由于中等收入者有较高且较稳定的收入, 对家庭和社会持续运行抱有安定的心态,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局部的, 改变社会弊端采取的方式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因而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群体。中等收入者占社会成员比重越高, 社会低收入者越少, 社会贫富差别越小, 社会矛盾和冲突也越小, 导致社会稳定性越强。在中间阶层大的橄榄型社会中, 大多数社会居民服务于社会、受益于社会, 愿意在社会现有机制下持续运行, 社会处于良性发展的状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努力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让更多居民成为中等收入者, 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实现我国经济稳中求进、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严峻而复杂。西方主要经济体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难脱困境,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 国际贸易增长乏力, 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难度增加。国内房地产调控持续进行, “铁、公、基”等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峰已过, 投资需求增长有限。改变我国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让消费需求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 是当前我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的现实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解决当前经济增长拉动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在更宽范围得到转变的根本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我国社会良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运行, 受市场经济规律作用, 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 社会方面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高, 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0.23, 1990年0.35, 2000年0.41, 提高到2007年的0.47, 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完善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将发挥实际作用。

三、中等收入界定及其测量方法

由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 中等收入者仍是新概念, 因此, 很多学者和部门把界定中等收入者作为研究的核心, 而界定其涵义, 测定其比重, 也成为十年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概念界定问题既是认识问题, 也是现实操作性的问题。

(一) 中等收入概念界定

对界定中等收入者及其比重的研究, 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等收入是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二是中等收入是客观相对的, 还是人为确定具体标准的。

1. 关于中等收入者是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中等收入概念界定, 是把财产、职业、学历等因素包括在内作综合考量, 还是单纯依据收入?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多于后一种观点。肖灼基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有劳动收入, 还要有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 中等收入者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涉及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 而且有地域之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 主要按收入指标来划分中等收入者, 以财产和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辅助指标来划分和分析我国中等收入者更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认为, 上了大学自动就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了。吴敬琏认为,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根本没有“产”, 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我们的看法是, 中等收入概念具有单一性特点, 应依据收入界定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 也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中等收入者概念提出的语境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提出的措施非常明确, 其指向限于收入, 这与内涵丰富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差异明显, 无法替代。通过文献研究可以知道, 中产阶级内涵丰富, 缺乏公认的标准。对于何为中产阶级, 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构成中产阶级的特征, 被提到较多的, 除家庭收入和家庭净资产以外, 还有职业、专业、文化程度、居住区域、社会名望等等。比如,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认为, “这 (收入) 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 “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 你的消费方式, 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 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通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中等收入是一个可量化的概念, 作为统计指标的标志应是明确的。如果加上财产、学历、职业和社会名望等作综合考量则无法量化。因此, 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级不能混淆。

从现实状况看, 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并没有与国外中产阶级具有相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不完善, 现有口径的收入并不构成居民全部购买能力, 影响社会中间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多因素并不完全以私人收入来支撑, 还有公共产品的供给, 来支撑居民的公共消费水平。现在多数老百姓经常念叨的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农村老人养老缺钱等当今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最主要问题, 多数与收入不直接相关。相反, 在谈论收入时, 年收入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白领”甚至表示自己得到的收入表面上数不小, 但如果遇到子女上学、家人看病、老人养老、买房还债, 就太微不足道了。

2. 关于中等收入者是不是应该有人为确定的具体的数量标准。界定中等收入的标准, 有两种观点:一是人为确定的具体数值, 要参照国际标准, 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要反映目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标准。二是客观存在中间收入的数量区间, 不用人为事先确定具体的数量标准。

持前一种观点的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中等收入指标应与一般国际标准大致相近,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 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不能定得太低, 基本上相当于国际上中等收入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课题组参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标准, 提出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的家庭为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二是中等收入的标准应高于现有平均水平。持此观点的人较多。比如苏海南提出, 北京地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体应该是个人年收入4万元至8万元、家庭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20万元以上,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5%左右。有文章介绍, 财政部专家认为,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即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 而中国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者”是城镇人口户均 (一般按3口之家计算) 税前收入6万元至20万元, 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者都是中等收入者。有的学者提出了这种人为标准的具体计算方法:中等收入者下限应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上限是平均值的两倍。以2009年为例, 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700元, 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 其上限为32100元。由此算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约为30%。

持后一种意见的有福建省城乡调查队课题组、河北省城调队课题组以及《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课题组。上海课题组认为, 中等收入是指在收入方面相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一种状态。具体测算中等收入区间的方法是, 先算出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全距) 和中间值, 再以中值为基点, 向上向下各加减全距的1/6, 所得结果即中等收入区间。

我们赞同这种意见。我们认为, 中等收入是客观存在于指定人群范围内在指定时间里的收入序列中间水平的收入群体。这个概念有以下特点。

一是地域性。中等收入是一个范围内的收入序列中的中间水平。区域范围可分为世界、国家、地区 (省、市、县、乡、村) , 也可分为城、乡。称中等收入应明确所指区域范围。如我国的中等收入, 即是我国范围内居民收入序列的中间水平。其可以与发达国家的中间水平进行比较, 但我国的中等收入是国内的中间水平, 与外国的中间水平在标准上没有联系。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可能是美国的低收入。印度的中等收入可能是我国的低收入。一个省的中等收入可能不等同于全国平均的中等收入水平。在中西部城市的中等收入者, 到了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可能就变成了低收入者。农村的中等收入者到了同地区的城市也可能变成低收入者。

二是客观性。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中间水平是客观的。在指定的范围内只要存在收入差异, 就会存在介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中等收入。不必人为地确定一个具体的数值。比如说以一个客观数值为基础加上人为观点来主观推定一个数值, 确定中国的中等收入应是多少万元至多少万元, 或者说应该是平均收入的几倍。不能因为我们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美国的中等收入就说我国不存在中等收入。或者把与美国收入水平相近的我国高收入者说成是我国的中等收入者。

三是动态性。客观存在的中间水平的收入数值, 不仅与地域性相关, 不同地域中等收入数值可能不同;而且受不同时间的影响, 同一地域的中等收入在不同时间里数值会不同。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其一, 受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影响, 中等收入数值会上升, 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其二, 币值变化影响。由于通货膨胀, 中等收入数值会上升, 原来的收入可能属于低收入群体。动态性是人为确定具体的中等收入数面临的困境。

综上, 我们认为, 中等收入是客观存在于指定地域范围内、指定时间里的社会群体收入序列中间水平的收入群体。

(二) 中等收入群体及其比重的测算方法

中等收入的具体测算, 依据上述对中等收入的界定, 以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抽样调查的统计指标为基础数据, 基本思路是, 以中值 (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和的平均数) 为基点, 向高向低各加减全距的1/6, 其区间数值为中等收入。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或纯收入) 在此区间的, 即为中等收入者。

根据扩大中等收入比重问题的研究目的, 计算中等收入应当用中值, 而不能用中位数和平均数。中值是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和的平均数, 其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倍数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居民实际的收入, 还是居民的主观感受, 中值都是存在的。让更多社会成员的收入处于中值水平, 这是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而中位数是所有居民的中间数, 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 其可能位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上, 其周围收入主体仍处于低收入水平。扩大这部分群体的比重与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相悖, 不可取。全部数值的平均数, 也是如此。

中等收入及其比重的具体计算, 采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公布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按收入等级分组的统计数据, 测算过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

中等收入下限与中等收入上限之间的数值, 即中等收入区间 (ml, mu) 。

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1. 找到中等收入区间的基准点, 即中等收入下限最贴近的收入组的平均值。假定这一平均值为这一收入组的中间值。

2. 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α%: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Al:据中等收入下限最近低收入组平均值Ml:中间值

3. 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β%: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Au:据中等收入上限最近较低收入组平均值

M+:据中等收入上限最近高收入组平均值

4.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M%。

下面, 以2010年,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及比重的计算为例, 来说明上述测算方法。

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

于是, 中等收入区间为 (21109.26, 36270.42)

这个计算结果表明,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11万元至3.63万元。

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1.中等收入区间的基准点, 即中等收入下限21109.26最贴近的收入组的平均值为23188.90。假定23188.90这一平均值为这一收入组的中间值。

2.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3.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4.计算中等收入比重M%。

注:中间值至距中等收入上限最近高收入组平均值的百分点为25。

测算结果,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占24.54%。

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变动

按上述定义和方法, 以全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组的统计指标为基础数据, 对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及其比重进行测算, 可以看到我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的一些变动情况。

(一) 十年中,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由快速下降到缓慢回升, 但仍没有恢复到十年前水平

测算结果显示, 2010年与十年前的2000年相比,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下降的。2010年为24.54%, 比2000年的31.96%下降了7.42个百分点。在十年中, 中等收入者比重下降最快的年份是2002年, 其比重是25.77%, 此前每年大约下降1个百分点, 这一年比上年下降了4.56个百分点。最低点是2004年的22.53%。由2005年起结束了持续下降, 出现了缓慢的回升。这也显示出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更加重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并采取措施, 使中等收入比重有逐步提升。但是从总的形势上看, 中等收入者比重十年来仍然是下降的, 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根本扭转。

(二) 高收入者比重下降, 对比低收入者的倍数扩大, 反映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010年高收入者比重为12.44%, 比十年前的14.16%减少1.72个百分点。同期, 低收入者比重由53.87%增至63.03%, 增加了近十个百分点。中等收入者下降的比重并没有增加到高收入者群体之中, 而是增大了低收入群体。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洋葱头形”, 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仍有一定的距离。十年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计算, 最高收入10%家庭年人均收入由1.33万元增加到5.14万元, 年平均增长14.47%;最低收入10%家庭年人均收入由2653.02元增加到5948.11元, 年平均增长8.41%。最高收入者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比最低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快6.06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收入的5.02倍, 经过十年, 增大到8.65倍。社会收入向高收入者集中, 社会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三) 十年来,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下降是

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总体以及最低收入家庭收入普遍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从收入的绝对额上看, 中等收入者仍然属于较低水平

十年中,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区间的下限和上限的金额大幅度上升。2000年中等收入区间是6205.69元至9758.35元;2010年为21109.26元至36270.42元。中等收入者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3.02%和14.03%。2010年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达5948.11元, 比1999年中等收入下限5773.13元还多174.98元。如果按照11年前的标准, 许多最低收入家庭也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 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有了普遍上涨。2010年中等收入区间为2.11万元至3.63万元, 按三口之家两口人有收入的基本经济状况推算, 家庭收入为6.33万元至10.89万元, 中等收入者家庭每一就业者的月均收入为2640元至4540元。显然, 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四) 十年来,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城镇人口的增长,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绝对数是增加的

城镇化率 (按照常驻人口计算) 由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0年的49.95%, 城镇人口到2010年增加到6.7亿人, 比2000年增加2.11亿人。因而在城镇中等收入比重下降的同时, 城镇中等收入者的绝对数由2000年的1.47亿人, 增加到2010年的1.64亿人, 增加了1700万人。中等收入比重下降影响城镇中等收入者减少5000万人。

(五) 辽宁中等收入水平及比重略低于全国, 中等收入比重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

按三口之家两口人有收入的基本经济状况推算, 2010年辽宁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就业者月收入下限为2360元, 上限为4010元, 分别低于全国平均280元和530元, 与辽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一致。辽宁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2000年为30.55%, 2010年为22.13%, 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与全国平均比较分别低1.41和2.41个百分点。

(六) 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低于全国, 但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倍数低于全国平均。2000年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5.09倍, 2010年上升到7.89倍, 辽宁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距的倍数分别小于全国平均0.07倍和0.76倍。辽宁与全国平均相比, 十年中, 最低收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分别缩小了7.47个百分点和近12个百分点, 最高收入的差距仅缩小2.17个百分点。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下降较多使得低收入群体比重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 但由于辽宁低收入群体收入绝对数增长快于全国平均, 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与全国基本同步, 导致辽宁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收入分化状况比城市严重

由于农村统计数据不全, 本报告没有对农村中等收入比重进行测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 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差距有10倍之多。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 城市收入最高10%家庭与收入最低10%家庭比较相差8.65倍。可见, 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五、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分析

(一) 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收入两极分化的作用

收入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缺欠, 这是公认的一个经济规律。由于资源禀赋不同、机遇不同、投入生产要素的质与量不同, 在市场机制下, 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 “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 一旦在某一个方面 (如金钱、名誉、地位等) 获得成功和进步,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经济学界借用马太效应这一术语, 反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社会学对贫富分化现象的解释有多种理论。冲突学派认为, 社会中的贫困现象主要是各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果。二元劳动市场论认为, 现代社会中明显存在两种类型的劳动市场:一种是收入高、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市场, 凡能进入此种市场就业的人自然成为富人;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的劳动市场, 凡是只能进入此种市场就业的人, 注定就是穷人。这两种劳动市场的划分是由教育、文凭、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以及法律制度等多种条件造成的, 两者很难融合。

上述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是正确的, 他们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受户籍制度的制约, 我国国内存在着城市与乡村暨工业、服务业与农业两个劳动市场, 不同劳动市场就业者的收入有较大差距。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对城乡差别有所缓解, 但城市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早期教育培训作用的增强, 不断拉大城乡发展环境和条件上的差距, 全国城乡收入的倍数2010年为3.23, 比十年前的2.79扩大了15.77%。地处穷乡僻壤家庭的子女, 很少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职业, 而大都市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 凭借先天优势的环境和条件, 比较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职业地位, 两者的收入差距也极为悬殊。沿海发达地区依靠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的优势, 甚至国家政策的倾斜, 在总部经济及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处于国内产业分工的优势地位, 而其他地区的产业主要分布在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采掘业和基础加工业, 两者附加值和税收收入差距悬殊,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市场,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二) 再分配调节不当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从经济学角度看, 平等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对提高效率是有益的。但由于起点、环境和条件不同的不平等竞争, 由竞争转变为垄断, 违背自由竞争原则, 有失经济公平, 也必然损害经济效率, 是不合理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正常的社会流动 (包括同代流动和代际流动) ,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 实现社会公平, 是保持社会活力和良性发展的条件。

尽管我国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减小发展环境和先天条件上的差距, 比如, 强化义务教育, 提高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规模, 提高城乡居民贫困线, 开展开发式扶贫活动, 连年提高职工养老金标准, 扩大城乡社会养老覆盖面, 扩大城乡医疗社会保障范围, 但是, 我国再分配调节对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仍然不够充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再分配调节不当是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比如, 2000年之后, 经过再分配调节,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美国从0.46下降到0.38;日本则从0.44下降到0.32;德国从0.51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降到0.28;英国从0.46下降到0.34;OECD国家平均从0.45下降到0.3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 我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的主要是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 再分配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 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48至0.49, 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进一步拉大。

我国的税收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 是以间接税为主, 这使得广大消费者即中低收入群体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在直接税当中, 工薪所得的税赋实际高于资本所得的税赋。全国各地的招商活动, 形成了政策优惠投资者的竞赛, 私人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阶层从中获得了正常经营以外的财产和收入。国家财政尚未完成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型, 投入到收入调节方面的财力比重偏低。基础教育、基础医疗、保障性住房, 以及生活性的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 政府投入不足, 在一些领域存在着产业化倾向。根据张车伟等人的研究, “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 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通常超过50%, 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支出上。例如, 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2%, 其中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GDP的比重为8%, 日本的这一比例为12%, 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10%以上, OECD国家平均为15%。我国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也有学者认为, 公共财政即民生财政, 政府所有支出都是民生支出。虽然对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究竟多大存在争议, 但政府活动侧重于经济, 我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开支占该专项支出的比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再分配调节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应当说, 这些体制和政策在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就存在, 随着近年来税收增速提高, 收入调节不当和逆向调节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发达国家不同, 我国没有实行遗产税制度, 社会捐赠和志愿者活动的机制基本没有形成, “第三次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十分微弱。

(三) 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造成收入差距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