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通用7篇)
新的社会阶层 篇1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 它的出现对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内部结构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 如何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特征,属性
一、新的社会阶层的一般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尽管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分化融合后形成的, 但又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有所区别, 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这六类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 但在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逐渐形成了多样性的群体特征。
1. 社会性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群体, 它是社会转型的产物, 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结果, 是社会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基础, 具有社会性特征。一是新的社会阶层来源于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个体户大多来源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刚毕业的学生、退伍军人等。二是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社会人性质。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内, 具有明显的“社会人”特征。
2. 流动性特征
一是层级流动性。新的社会阶层在职业和身份上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他们经常从一个公司转向另一个公司, 其身份也就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二是地域流动性。地域流动性对于自主择业分子最为明显。他们没有固定的单位, 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也可以随时改变。哪里能够充分发挥才能, 获得最大效益, 他们就可能出现在哪里。
3. 自主性特征
一是产生和发展的自主性。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个性张扬和发展的时代,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其产生是个性化的, 是自主的。二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较低依赖性。新的社会阶层往往是在党政体制和单位体制之外存在和合自主发展的, 从本质上与传统社会、传统体制相疏离, 与传统体制的联系相对较少, 对政府、对原有体制依赖性较弱, 具有很强的市场经济意识。三是思想的相对独立性。新的社会阶层不受传统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不盲目追随主观意识形态观点, 思维活跃、强调自我, 敢于跳出固有圈子, 寻找一条发展自己的道路。
4. 独特成长性特征
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我国目前的非公有制经济大体划分为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 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则分属于这三种不同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中。二是新的社会阶层是时代的产物, 伴随着时代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进入社会大变革的新时代, 新时代孕育了新的社会阶层, 新时代催生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三是快速成长。新的社会阶层是年富力强、学士较高、开拓创新精神强、勤奋努力的一个群体。作为社会进步的新事物, 新的社会阶层在竞争中把握先机, 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 充满生机和活力, 随着经济实力较快增长, 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很快提高。
5. 内部构成的显著差异性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有不同的社会背景,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一是各执其业, 职业构成有重大差别。其中既有个体经营者, 也有科技型企业家;既有家族经营的小公司, 也有外商投资的大跨国公司;既有知识密集型的“海归派经济”也有劳动密集型小生产经济。二是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管理人员、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高, 而个体户和一般私营企业主文化素质较低。三是收入发展不平衡。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小部分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一部分自由职业者收入较高, 而个体户和大多数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收入较低而且不稳定。四是思想观念多元化。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单位, 分别在各自特定环境中, 其群体的构成日趋复杂,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的心态趋向多样性, 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明显地呈现多样性特征。他们中间, 既有合法经营、诚实劳动的, 也有极端物质主义侵染, 唯利是图的。
二、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
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和社会属性, 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的社会阶层”这一表述, 最早见于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在深入研究思考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指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兴力量, 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论断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准确反映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客观实际, 已经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的提出, 对巩固发展新世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的社会阶层 篇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大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的的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工作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这一重要方面,承担着广泛团结、凝集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人士的重要任务。做好新形势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新力量,是同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广泛,他们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动员能力较强,有着强烈的意愿参与社会治理。他们在社交中的时代特点突出,呈现网络化趋势。许多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以“趣缘”和“业缘”为特征的圈子,这些圈子即是认同度较高的“自组织”。这种因网络而生,也因网络而兴起的圈子,依托网络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反映诉求极具优势。统战工作可以通过组建组织化的载体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有组织地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积极引导他们提供专业化服务,及时了解各方面利益诉求,发挥政府与市场主体及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合理有序地反映社会诉求,使以往容易被忽视群体的诉求得到关注,可以有效话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凝聚共同价值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院士 新的特权阶层 篇3
4月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美国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单中。作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中,施一公却“意外”落选——“意外”,是当时很多媒体给出的说法。
落选国内院士、却当选美国双院士,施一公的经历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和反思。“1997年以后,院士增选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恶化。”75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1990年赴美留学,36岁就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但我在普林斯顿还有个20人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实验室面积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也有人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5个月还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绝。2008年底,他正式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从环境、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讲,我确实没必要回清华,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养一批人才。”
2007年,与施一公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理想的饶毅,放弃了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两人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舆论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为报效祖国而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本单位不见其踪影。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施一公与饶毅双双被推荐参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饶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轮评审。饶毅说,院士增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对国内科学贡献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愤然表示今后不再参选。
对两人的落选,中科院回应,这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明确要求中国国籍,但在两人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则公开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当舆论热议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没有必然的关联。
“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对于“院士”的质疑首次出现在2000年,而且质疑来自院士内部。这一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后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将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后,和院士有关的新闻层出不穷。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遭6位教授联名举报抄袭,2010年院士候选人肖传国雇凶报复伤人……2011年,正值院士增选年,有关院士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包括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只有中石油原副总裁胡文瑞一人当选。
2011年7月9日,网络上一篇名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小三,小四,养私生女》的网帖,迅速将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推上了风口浪尖。发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称掌握着他“以科研经费供情妇花销”的证据。2012年,段振豪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当选院士,遭到各方质疑,他也因此被网友称为“烟草院士”。随后百位院士请求重审谢剑平的资格,并联名要求他请辞,但都没能如愿。
自创立以来,中国的院士制度走过了60多年。这些围绕在“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让很多人意识到,院士或许远不像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的纯粹科学那样“纯”。
很多领导跑到院士家游说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医院看望侯学煜院士。因为病房里没有床位,这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只好住在楼道里。出了医院大门,钱正英感叹:“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病房,更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因为他的床头写着:副司局级。”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司局级干部。后来,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汇报,由此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新的社会阶层 篇4
1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
我国新社会阶层人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基本上属三类人:第一类是“老板”, 第二类是“自我雇佣者”, 第三类是“白领”。目前, 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首先, 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由于反映和维护自身利益, 要求公平对待、公平竞争、维护合法权益的愿望日益强烈, 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已不再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自身利益, 而逐渐希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实现自身政治价值。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 发挥较好的作用。他们的提案内容并不仅局限于自身的要求, 关注比较多的是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
其次, 新社会阶层对政治参与渠道满意度较低。由于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没有系统和对口管理部门, 即使有主管部门也只是在工作上、业务上给予指导, 政治参与和沟通联系渠道不健全、不畅通。调查发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抱怨不能够经常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举办的座谈会, 以反映他们的呼声, 也缺少有效途径将其愿望和要求纳入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
最后, 政治参与具有功利性, 并呈现个体性、分散性。绝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尚不稳定。一方面, 他们不可能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领域, 而不得不首先专心于自己企业本身的发展, 在客观上对政治参与力不从心, 而且与之相适应, 其政治需求都是具体的、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 如户口政策、政府工作人员不正之风、政府工作效率不高等。这也决定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要是功利性参与, 而不是理念性参与。另外, 虽然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 有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个协等社团组织, 但在政治参与形式上, 总体上具有个体性而非组织性, 即便是通过律师协会等社团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 一般也都是个人行为, 基本上没有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 新的社会阶层在群体协同性政治参与方面已经有了萌芽。
2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 目前的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有5000万, 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 总人数约1.5亿, 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 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 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目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部分新社会阶层人士认为参政议政渠道不畅通, 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 普遍认为, 个体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律师协会等中介组织作为反映他们要求和愿望的“娘家”, “权力太小”, 说话不被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效果。此外, 他们内部构成复杂, 素质参差不齐, 在少数人中还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不法行为, 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 近年来部分落马高官身后, 常常有某些新阶层人士的出现。因此, 中央强调, 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挥新阶层的重要作用, 又要加强教育引导。
当前,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工作。这是因为新社会阶层人士是年轻人群体、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是党外人士比较集中的群体。做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积极推进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逐步增强政治诉求是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一致的,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要把疏通新社会阶层利益表达渠道, 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的政治参与放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虑, 努力使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有章可循, 力争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从当前来说,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增强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是保障新的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
3.1.1 政治参与的组织化。
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是有序化的基础, 只有组织化的参与才可能是“有序”的。而组织化问题本身又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难点, 因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其组织化的程度是非常弱的, 这也就决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一种个体性的政治参与, 而非有组织的政治参与, 即他们并非是以“新的社会阶层”的名义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上的非组织性, 可以说是目前新的社会阶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同时, 新的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概念, 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上的概念, 属于政策性界定, 阶层内部各个方面虽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如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律师协会等, 但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共同的组织形式, 目前还没有形成。
3.1.2 畅通政治参与的渠道。
畅通的渠道是政治参与有序化的基本要求, 参与渠道不畅通, 很难谈参与, 更不用说有序参与了。而从目前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实际情况来看, 主要途径是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但在人数上和规模上无疑是非常有限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一般的参与途径主要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 但他们普遍认为社团和行业组织作为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愿望、表达他们利益诉求的“娘家”, 地位不高, 权力太小, 无法真正实现政治参与的目的。因此, 有学者指出:应当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 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体制与机制, 为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新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提供畅通的渠道, 从而构建起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在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方面, 应当转变那种只有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才是参与的理念, 不断拓展参与途径和方式, 通过多渠道的参与, 并且将这种多渠道的参与都纳入制度化参与的范畴, 在畅通参与渠道的同时, 实现参与的有序化。
3.1.3 营造和谐的政治参与氛围。
和谐的参与氛围是政治参与有序化的关键。没有一个和谐的氛围, 再健全的机制、完善的制度都只能是虚设, 甚至是摆设。这种和谐的氛围应当包括以下内容:首先, 各阶层、各行业应当有平等的话语权, 并且保证这种表达话语权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其次, 执政党和政府当局对于不同阶层和行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 应当让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要求内容在一个特定的平台、特定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表达;其三, 应当制定相应的规则, 从程序上保证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规范和有序。
3.2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也同民主党派一样占有适当的比例。表现优秀的符合条件的也应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样到各级人民政府及科研学院担任领导职务。同其它界别一样, 在人民政协享有同等的权利, 也要担任如政务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国土资源监察专员、税务监察员等, 同样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当务之急, 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适当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数量, 做好向有关人民团体推荐提名工作。积极探索从新的社会阶层中选拔优秀党外人才担任领导职务, 让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性发展中得其所, 各尽其能。鼓励和支持够条件的新阶层代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民主党派及有关人民团体, 创造条件, 安排推荐有一定层次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到新的社会组织中的民间组织任职。还可以推荐他们担任一些群众团体的名誉领导职务, 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多开辟一个渠道, 多搭建一个平台。
3.3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
新的社会阶层 篇5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市委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书记王明玉提出,要加强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统战政策,加强党委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领导,注重发挥作用,加强教育,加强实践,注重引领,注重服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璟要求统战部相关处室研究制定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年度工作任务,并量化分解,明确责任。
二、成立组织,搭建平台
12月29日,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合会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会吸纳了来自私营企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税务师协、作家协会、民办教育协会、快递业协会、商会、青年企业家协会的负责人等在内的36名理事,吸纳会员单位3个。会议选举渤海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蔡庆彪为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三、建立机制,加强协调
建立了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确定了由9个县(市、区)、14个市直部门和群团组织共同组成锦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定期研究通报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四、开展学习,加强引导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后,锦州市委统战部召开了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座谈会,学习会议精神,交流感想体会。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围绕新阶层人士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发挥新联会平台载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璟参加座谈会,并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勇于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途径,积极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合会作用,搭建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锻炼成长的平台。
和谐社会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探析 篇6
当前有学者对农村社会阶层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集体企业人生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来说,社会阶层的变化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基本内容,而且其本身对于社会转型的发动、过程和变化方向都将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农村社会转型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出现种种冲突与矛盾之后,研究和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被提上日程。
二、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因为它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是决定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决定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关系的实质和形式是通过社会阶层关系来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农民阶层存在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基层结构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的基础。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也发生相应的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亦随之松动,社会各阶层互通的渠道正在萌生,这就促使农民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村传统的政治性分层逐步消解,经济性分层逐步形成。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农民工阶层迅速扩大。农村阶层分化在不稳态中演进,农民的经济社会角色多重化。这种不稳定的态势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但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农村阶层的分化是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协调、稳定与和谐的。
三、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对策
现阶段要解决社会矛盾,使社会趋于和谐,就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
1、加快城镇化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没有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发展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农民致富、构建合理阶层的重要步骤,也才能使城乡社会结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健康合理变迁。而要实现工业化和农村社会转型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发展城市群的同时,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中国大多数地方城镇化的核心环节来抓,积极推进农民首先实现就地城镇化;从省一级层面上打破以行政区划设置小城镇的传统格局,按照区域经济中心所蕴藏的城市扩张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精心规划、合理设置小城镇,使小城镇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优环境来聚集各种生产要素,事半功倍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
中国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因制度和政策倾向,使这种保障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切实的保障可言。这似乎形成中国发展的怪圈。因此,我们应从户籍制度着手,改革现状,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首先,要适时调整与完善《社会保障法》和《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与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只有权利的平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其次,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确保公民的迁徙自由、落户自由、工作自由等,从而取消户籍对于农民的限制。第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公民的迁徒自由、居住自由、择业自由、营业自由等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户口、出身、出生地、居住地如何,权利、身份、地位和机会一律平等,任何机关、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公民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不得以任何借口歧视农民。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就当前来说,要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条件下,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应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因此,就必须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使农村社会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相对固定化,“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4、培育中间阶层,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的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应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稳定、最有利于社会持续有序地向前发展的。因此,在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同时,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现阶段发达地区农村重要的社会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周建明.《和谐社会构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韩喜平.《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研究 篇7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阶层结构相对简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阶层结构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空间层面上有不同的分布范围, 即其空间分布, 这种空间分布集中体现在不同的居住地上。
2 社会阶层的概念
社会阶层的概念虽然不为普通群众所了解, 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 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
在改革开放前, 城镇人口相对较少, 经济不发达, 而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 而且实施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 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 或者说难以分层, 所以当时的社会阶层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这些转变促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现代化。最近30年,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目前, 我国的社会阶层从上至下可以划分如下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3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
人们工作、居住、生活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一部分交集, 但更多的是各有一定的固定的范围圈, 该活动范围圈可称之为空间分布。该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从其相对固定的居住环境着手进行考察。
人们的居住环境根据其优劣状况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棚户区、陈旧居住区、一般性居住区、新建商品房居住区、高档别墅区。
1) 棚户区指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棚户区形成如下:早期外地进城人员在城市控制不严的地方搭建的简屋;原人均居住面积狭小, 自发无序乱搭建以扩大使用面积者;城中村村民自发建房形成的。棚户区居民部分有固定职业, 但收入水平较低;部分无固定职业, 以打零工为主;也有少量由于有较好的收入来源, 具有搬出的条件, 但仍选择暂住在棚户区。
2) 陈旧居住区, 多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的工人新村。距今已有30多年, 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 房屋面积小, 多为砖混结构或砖结构, 且多年再无投入或年久失修, 房屋面貌残破, 再加之部分自行加建改造, 房屋抗震性差, 区内道路破损, 有极少的绿化或多为裸露土地, 这样的小区多处于急需改造的状况。
陈旧居住区的居民多为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 家庭收入不高。一部分为下岗再就业及自谋职业的群体。还有一部分, 由于有一技之长, 变换企业后, 仍从事产业工人的行当。也有一部分善于经营, 变身为个体工商户, 经济收入较好。
3) 一般性居住区指居住条件尚可, 在目前的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居住区。多为一九九七年房改政策前后的单位实物分配的福利房、房改房、集资房以及房改初期、2000年前后建造的低端商品房。该部分房屋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卫生条件较好, 人们生活安定。居民涵盖了最广大的中间社会阶层, 有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各个阶层。除少量的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外, 其他多为收入中等或中等偏上、生活简朴而有规律, 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
4) 新建商品房居住区指2005年以后建成的居住区, 为新开发的新城区或老城区中通过正式的出让手续开发的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小区。其户型面积较大, 小区环境优美, 房价相对也较高。其中的居民多为收入中等偏上或中等。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也有少量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生活在其中的人虽都在报怨高房价, 可又都不愿房价下跌。毕竟他们有了一套让人羡慕的房产, 属于生活的强者, 他们是较为忙碌的一个群体。
5) 高档别墅区在城市中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 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谈资中, 而不是在人们的视线中。因为高档别墅区不屈居于普通的大众化环境中, 出入需有轿车, 小区门禁森严, 而且由于其数量稀少, 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触。居住于其中的人们也同样不为我们所熟知, 只能根据动辄上千万元的售价来推测其中的主人。其中多为相当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阶层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4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特点和规律
4.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居住环境状况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
高档别墅区为高收入群体、或权力的高层人群所持有, 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处于塔尖上的社会群体。棚户区多居住着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或无固定职业者, 他们文化层次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相应也最低。新建商品房居住区内居民经济收入多为中等偏上或中等, 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社会地位中等偏上。一般性居住区内居民多为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 以及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中等。
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符合社会学规律的。在动物世界中, 巢穴都是最基本的生存基础, 也是相当一部分动物求偶的要件之一。人类从动物中进化而来, 衣食住行, 住仅次于裹腹的食和蔽体之衣。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 人类进入了文明更加发达的现代社会, 生活而不再仅是生存。根据马思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 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超过基本需求的需要。生存、生活、舒适、享受、让人羡慕的自我实现, 这一逐步上升的需要是与实现的可能性相一致的, 即需要只有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而得以实现。因此,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以经济、社会地位为基础而形成的不同的居住环境状况存在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4.2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斑块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有时指的是趣味相投, 但并不全是。更多时候为各种条件相叠加使然。棚户区这一片、那一片的见缝插针般地存在着。高档别墅区零星地散布在山坡水岸边。新建商品房也是不同楼盘竞相争奇斗艳。就连最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虽彼此肩并肩地相连相接, 但也还是有迹可循的。
他们的存在形式基本都呈现大小不一的斑块状, 有点像农村的庄稼地, 高梁、玉米、大豆等相连在一起而又能予以分开, 并且有主有次, 这是与各社会阶层人群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的。
4.3 社会相邻各阶层的空间分布呈一定的混杂和交错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下, 经济发展缓慢,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政治出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变化十分缓慢, 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差, 各阶层的空间分布比较明晰和相对分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结构转型期。各阶层人们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都在较快地发生着变化, 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向上流动、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向下分化。这中间有升学就业导致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 工薪阶层职业更换带来的收入变化, 生意发达或失利导致的经济地位的上升或下降, 成功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等政治地位的变化, 也有企业经营不善引发的企业破产和失业人员, 一些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女性甚至失去"再就业"的可能, 其生存状态急剧下降到社会底层。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在加剧, 而人们的居所具有相对的固定性, 从而带来原处于同一空间分布区域内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变动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另一方面, 随着商品住房制度的导入及发展而为社会各阶段人们自愿或非自愿的接受, 人们的居住场所能够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有条件的选择, 但毕竟还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入住高档别墅区没那么容易, 但新建商品居住区内,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都可能居住于同一个小区。
这种不同阶层空间分布的混杂和交错的加剧, 只要保持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 都是正常和合理的。毕竟社会阶层的变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参与方互相竞争的结果, 社会各阶层空间分布的渗透及融合也符合社会存在的普遍规律,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5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5.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整体状况在不断发展完善
2000年以前, 旧的空间分布状况基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企业主导形成的各种工人新村, 生产紧密型社区占较大比例。社区里的人员流动性弱、社会生活不够丰富。还有其他的以经济组织、政府主导下的福利分房共同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空间分布状况。这样,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关系其经济活力明显不足。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品房制度, 使得各阶层的融合度提高, 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种层次的居住需求, 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和供给的总量。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和信息沟通更为流畅, 服务与被服务之间较以前有了更直接的沟通和更容易得以实现, 从而使得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现更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状态。
各级政府从改善民生考虑, 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力度, 棚户区居民的生存状况正在得以改善, 并将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居住环境, 其社会治安也将明显改善, 从而能够增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改造后的居住社区将与其他阶层的社区能够更好地实现共处与融合。
5.2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有再次加剧分化和隔裂的危险
商品房价格高涨, 尤其是地价推动下的高房价使得各楼盘都在进行着更为精准的市场定位。相应地, 对购房者来说, 价位将由一个原本不是很敏感的因素变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房价对多数家庭基本都在可接受的初期阶段时, 买与不买、买这儿还是买那儿, 能够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地在自己掌控之中。当价格高涨到社会中间阶层, 甚至中上层都无法选择的时候, 将只能是按经济收入的多寡来决定居住的地段和居住的品质了, 这毫无疑问将再次引起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分化和隔裂的加剧。这一分化若不能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将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5.3 社会中下阶层仍在某些地段重新集结
在城市建成区内, 棚户区的改造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改变了部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环境。但在城乡结合部, 沿着城市对外交通性道路边, 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房屋有的简陋, 面积狭小;但更多的是二至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 面积多在200m2左右。其居民已不同于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棚户区居民, 其中既有自住的农业劳动者, 也不乏临路开个门面的家庭。对于集结在这样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阶层, 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即个体工商户。其经济收入同样有较大的差别。
6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规划与政策引导
6.1 旧区改造以人为本与遵循经济规律并重, 建设活力社区、和谐城市
对旧城改造在注重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 规划及建设上尽量具有适度的超前意识, 避免短视和经济利益至上而造成新的质量低劣房屋的出现。同时, 通过多方面资金的引入, 做到在棚户区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前提下, 集约利用原有棚户区土地, 引入新的住户, 形成棚户区改造开发的良性循环。在棚户区改造、旧区拆迁过程中, 应切实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 尽量做到回迁, 使原居民能够有很好的归属感, 而不是安置在很远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形成新的贫民区。新迁入住户和回迁户共同构成新社区的社会阶层, 这样能够充实及补充其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层级, 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社区与整个城市相融合, 从而更具活力和希望。
6.2 一般性居住社区的维护更新与品质提升常态化、制度化, 实现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与社会阶层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对待城市中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显然不适合大规模推倒重来的棚户区改造的模式, 因为房屋投入使用只有20年左右、居住条件尚好。对此应进行制度创新, 使居住小区日常维护与管理正常化, 完善基础设施和美化环境, 丰富和充实社区居民生活内容, 使社区品质得到不断更新与提升。对这部分中间阶层居住环境的切实关注, 将有利于该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同步, 使其居民安居乐业, 从而保持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及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6.3 注重规划制定对城乡结合部的前瞻性, 加强该区域规划实施和管理工作, 政策引导与规划管理并重
对于城乡结合部, 沿路建设的房屋多在国有农业用地上, 还有部分是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造的, 大部分是没有得到规划审批的。尽管牵涉到土地、经济、财政、居民生产及生活等各种因素, 但规划部门应成为管理和引导的主体。早在2008年一月, 《城市规划法》就为《城乡规划法》所取代, 对村镇的建设就已有法可依, 其立法的出发点也正是针对城镇及乡村建设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但目前来看, 对城乡结合部的规划管理依然十分薄弱。在城乡结合部, 沿出城的主要道路边随意地建设, 若干年后不得不面临拆除的两难境地的状况也还在各地发生。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惯性、地方短期利益在作祟。其深层原因是城市规划只管城市规划区内, 村镇的规划局限于较以前有了规划而已, 至于如何实施, 如何控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成为个体工商户,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规划制定上应提前控制、加强引导, 具有超前意识和社会整体成本意识。在规划管理方面应将城乡结合部列入执法检查的重中之重。只有避免了城乡结合部无序建设的蔓延, 才是对这部分个体工商户利益的最大的重视, 而这也是节约社会资源, 避免社会矛盾, 建设美好家园的需要。
摘要:通过对城市不同居住环境的居住地进行全面的考察, 了解其中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 研究其分布状况和分布规律, 并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进而对城市规划制定及规划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空间分布,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
[2]蚌埠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蚌埠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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