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共10篇）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1

我们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

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革命时期，最贫穷的最有战斗力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反映出一个人或是一帮人，一群人的应变趋向。贫穷到了生存受到威胁时，反抗自然达到顶点。而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则最具有强大的革命力。他们的革命决心最大。同样，半无产阶级的贫民则更具有革命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多种环境的左右，他们的艰辛劳动很少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存需求。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集中，很少能够达到组织起来反抗的目的。只能以逃生，乞讨，流浪作为消极的对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盟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国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先锋，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帮人，一群人。他们的革命不单纯的是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推向有产，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历史，新中国。正是在这个宗旨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自身的表率，模范的引导，大公无私的气概把不同的阶级、政党紧密的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共同完成一个事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一个是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一个使劳动人民群众走上幸福，和平，美满的生活。前者最贫穷的，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正是后者最需要改善的，及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解决大多数人劳动问题，提高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起就是首要的任务。

怎样才能够使广大的才脱离剥削阶级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并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事。也不是单纯的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段时间也是人们经济生活水平差别最小的时期。也是公共利益发展最快的时期。表现在社会福利事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娱乐场所基本免费，公共事业发展很快，医疗卫生深入到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人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实现幸福的信念很足。在这段时间，人们放开生孩子，每户家庭多的七八个，少的四五个，家庭生活负担几乎就靠一个人工资满足。生活条件低下，但是中国社会人口激增。虽然各种条件很差，但是社会上很少各种犯罪现象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有经济的合法化，市场经济便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体制。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个体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及各种形式的商业，商贩，金融等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都出现在人们面前。不同等级的收入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别存在。也呈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景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出现了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生产和服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人们的发财欲望便大大的提高。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的存在，人们便不在相信任何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真情。因此，生活水平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差距，随着不同经营者，获利者的收入不同一性，便又出现了阶级属性——社会阶层。这就是新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倾向。

在目前中国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来区分中国社会阶层有四个层次：

一、打工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工人，也就是打工者。所有打工者收入并不相同，脑力劳动者，收入高。属于知识打工。体力劳动者，收入低，属于体力打工。

给外资企业打工，工资收入要高于国有，国有要高于个体。给国家政府打工者，稳定，属于公务员； 给企业打工者，不稳定，属于暂时。这个阶层逐渐增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要寻找高收入，高待遇的职业。

智力打工者越来越趋向高学历竞争。打工者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八级工依靠技术，独有的技术最值钱，有技术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钻研。博士生靠学识，博士生比研究生高，高在知识面宽，研究项目新，效益好。

在市场经济中，能力越来越受到青睐。收入与能力成为正比。但是市场经济又是排他经济，能力越强，竞争也就越强。收入差别存在越悬殊，竞争力越大。因此，差别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动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依靠体力打工者，月薪达到300元以上，不是很多。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越多，技术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越少。因此，随着生产技术，自动化程度提高，大部分人员又被裁减下来。造成劳动力剩余。因此，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裁减下来的富裕劳动力增加，收入来源减少，造成高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比农村好过。

二、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农民。

我们国家农民生产在固定的面积之上。土地承包是按照人均面积分配。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市场经济作物生产，市场信息对于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高，收入就好，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低，收入就不好。缺和补缺是种植型生产获得经济收入不可小视的条件。依靠直接生产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实现了生产直接满足需求这个目的。满足自己的吃用要比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要稳定的多。只要这个承包制度不变，只要农民不懒，只要不遇到大荒大灾之年，依靠土地生存就不会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现在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计划生育使每户农民人口降低到最低限度。吃穿用不次于城市一般收入家庭。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闲置时间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多增些劳动产品种类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收入，过剩的生产力就成为不过剩，甚至不足。因此，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是一个稳定的，富足的，没有压力的生存方式。大富很难，小富却不难。

三、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这个阶层就是企业承包者，个体企业老板，炒股大户，及依靠雇工获得生产增加的土地生产者。

这个阶层逐渐增加。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生产就是为交换而生产。企业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雇佣打工者，靠付给打工者固定工资，获得产品销售利润。他们的收入依据自己的经商经验而不同。有的大富大贵，有的则小打小闹。但是，他们的生存需求满足要远远的高于前两种方式。随着个体经营迈上轨道，大富者将越来越富，成为财大气粗富豪。小打小闹者随着经验积累，剩余增加，投资增大有可能成为大富者，也有可能成为贫民。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放宽了就业经商者的限制。减免了一些税收，可以说，建立企业，商家都不是困难的事。关键在于经营。在于怎样站稳市场经济这个位子。

四、依靠灰色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这个阶层属于不合法收入者阶层。逃税，权钱交易等等。

这个阶层之大，几乎可以涉及到任何和层次。这个阶层社会地位上显赫，网络关系强大，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少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来自于这个阶层。权钱交易使社会越来越不公正。不公正的社会则造就越来越多的腐败，灰色收入成为这个阶层优越于任何层次者的经济来源。是国家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重要绊脚石。也是造成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加深的重要原因。

我们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把中国社会分成四个阶层。可以看到，前两个阶层是社会最基本阶层。尽管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差别很大，而且凡是高收入者都有充当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阶层的欲望，但还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因此，这两个阶层就是劳动阶层。关心他们不是怎样致富，而是怎样才能满足。因为组成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第三个阶层是富有阶层，他们大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他们追求的是利润，就必须按照利润规律来经营生产企业。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放开经营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任何阻碍都只能减少他们的利润获得。而利润的产生则是雇佣工人。因此，在保证工人合法收入和尊严的条件下，促使生产向高科技和技术迈进就是把这个阶层推向一个进步的境地。

第四个阶层是腐败阶层，必须加大力度严格控制。这个阶层越小，社会公正就越强。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个阶层存在就是政绩。而这个阶层消失则必须建立一个第三者存在的监督机制。这个阶层隐蔽性最强，具有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伎俩。下什么大力气制止这个阶层存在只要能够问一下其他阶层的人就可以知道。

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知道谁应该保护，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对我们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才有意义。

在毛泽东诞辰110年的时刻，看一看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著作，总觉得他老人家还在。还那么热情，慈祥。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2

关键词：社会阶层,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差异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体育消费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消费项目。但是由于社会各阶层的职业不同, 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也不一样, 所以各阶层的体育消费行为也不一样, 对于不同社会阶层采取的营销对策也不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对中国的社会阶层的进行了划分, 得出了五大阶层, 即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 本文将分析这五大层级的消费者行为差异。

1 研究设计和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郑州、洛阳、新乡、周口、漯河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市区和所属乡村的居民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居民均为18岁以上。共发放1500份调查问卷, 回收问卷1432份, 回收率为95.5%, 其中有效问卷为1358份, 有效率为94.8%。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每个社会阶层中具有某种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占该阶层总人数的百分比, 根据百分比来分析比较各阶层体育消费观点和行为的差别。

2 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异同

2.1 河南省社会各阶层消费观念的差别

2.1.1 各社会阶层在人生观上的差别

从表1可以看出, 社会各阶层的人生观有一定差异。社会上层的人最注重的是事业的成功, 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持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 最注重人本性的解放, 其次才遵循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社会上层的人比其他阶层更喜欢与朋友有较多聚会。中上层的消费者最注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其次追求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舒适, 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具有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中中层的消费者与中上层消费者相比, 较少具备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中下层和底层的消费者的观点与中中层基本一致, 但底层的消费者更喜欢安静的生活。

2.1.2 各阶层的体育消费价值观

各社会阶层的体育消费价值观有所差异。社会阶层越低的消费者对“为了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 但各阶层都认为为了健康适度进行体育消费是值得的。然而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越低, 就会越认为锻炼应该选择免费方式。一是因为经济原因, 另外就是因为免费锻炼方式也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保持健康。

2.2 各阶层体育消费行为的差别

2.2.1 阻碍各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因素分析

阻碍各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共同因素主要有空闲时间不多、自己不会体育运动技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和体育设施缺乏。除此之外, 阻碍各社会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对于社会上层来说,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因为空闲时间不多, 其次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就, 再次是自己不会体育运动技术, 其他因素的影响都比较小。中上层和社会上层的差异不大。对于中中层来说,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空闲时间不多, 其次是身体不便或有疾病, 再次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 资金有限、体育设施缺乏、体育设施收费高也有一定影响。影响中下层消费的因素与中中层相近。对于底层的消费者, 资金是最主要的阻碍因素, 其他因素都有较大影响。

2.2.2 体育消费时, 影响各阶层体育消费的因素

进行体育消费时, 影响各阶层体育消费的因素的最重要因素是质量。广告、外观设计和服务对每个阶层的消费者的都有一定影响, 影响度基本一样, 但从总体上来说, 这三个因素的影响都不大。其他因素对各阶层的消费者的影响不太一样。社会上层的消费者最看重品牌和质量, 广告、外观设计、服务有一定影响。中上层消费者最看重质量, 其次是品牌。中中层和中上层基本一样, 但品牌的影响度较低。中下层和中中层的也基本一样, 但折扣比品牌的影响要大一些。底层消费者最注重质量, 其次是折扣和服务, 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基本一样, 别人推荐对底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

3 对策建议

每个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行为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应该根据较显著的差异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

3.1 对于上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上层消费者收入最高, 喜欢追求事业的成功, 持现代开放的人性观点, 比较乐观, 具有自我意识型的生活方式, 认为花钱买健康是值得的, 喜欢去中高档的体育场所, 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主要有羽毛球、三大球、网球、健身器材等, 每月期望的体育消费支出主要在200元以上, 进行体育消费时主要考虑的是质量和品牌。因此对上层消费者采取的主要营销方式是, 实现品牌差异化, 通过品牌实现其身份的象征, 为其提供便利的中高档消费场所, 着重宣传花费时间较短但能起到锻炼效果的运动项目, 对消费者进行运动技巧培训, 可收取适当培训费, 主要采用网络进行宣传。

3.2 对于中上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上层的消费者认为现有的体育消费设施收费过高, 自身的运动技巧较低, 体育锻炼目的除了健身之外, 还要改善心情, 最注重质量, 对品牌、服务、折扣、外观设计等因素也较看重。所以在对此阶层进行营销时, 一要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自身的质量, 注重品牌内涵和外观设计, 另外要注重服务营销, 给予折扣, 不断采取促销措施, 比如体育场所在营销时可收取少量的运动技巧培训费, 甚至对于主要客户进行免费培训。主要采取网络和电视进行宣传, 要注意体育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精神享受。

3.3 对于中中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中层的收入处于中等, 其观点和行为与中上层消费者差别不大。但由于收入的限制, 该阶层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免费的锻炼方式。在对此阶层进行营销时, 除了注意体育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外观设计外, 也应该注重服务的影响。降价促销也是必要的, 特别是对于体育场所来说, 如果能降低场地使用费, 免收运动技巧培训费, 就更吸引消费者。

3.4 对中下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收入是限制中下层消费者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这一阶层的消费者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为了保持健康, 每周锻炼频率最高, 但倾向于选择免费的锻炼方式, 体育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实物消费。针对该阶层消费者的营销策略主要从实物消费的质量和价格入手, 要采取打折力度较大促销活动。可提供一些运动技巧培训班, 体育场地的使用费应尽量减少。

3.5 对底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下层的消费者收入最低, 这也是影响其进行体育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 这一阶层的消费者很少参加体育运动, 很多人甚至不参加体育运动, 但他们中间大部分的生活方式都是良心惶恐型的, 会因为没有参加体育运动而焦虑, 所以他们对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有较大需求的。应靠大力度的促销和良好的服务吸引这部分顾客, 另外要采用口碑营销和网络营销。

参考文献

[1]申亮, 肖焕禹.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研究.体育与科学[J].2006 (11) .

[2]徐桂霞, 卓志伟.我国社会阶层体育行为分析.体育世界[J].2008 (7) .

[3]社科院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http://wenku.baidu.com/.2008.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①。这十大社会阶层是：

（一）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二） 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大中型企业中的高中层管理人员。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按照目前政策规定，主要是指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

（四）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

（五） 办事人员阶层。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

（六） 个体工商户阶层。包括小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劳动者、小股民、小股东以及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七）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工作。

（八） 产业工人阶层。包括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其中进城的“农民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九） 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是承包了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的人员。

（十）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包括城镇里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已经失地而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职业的失地农民，因残障或因病而不能就业的城乡居民。

二、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

不同的社会阶层因社会地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各异，导致其教育诉求各不相同：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他们为保持目前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不仅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供自己消费，更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资源供其子女消费。

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充足的条件和机会追求教育的品位，他们除了自己参加EMBA、后EMBA、总裁班学习之外，还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学校，或者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尝到了教育的甜头，他们对教育特别重视，他们自身及其子女都有较为强烈的追求高品位教育的诉求。

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由于收入相对稳定，有能力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又限于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导致他们不会计较教育消费水平的高低。

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有限的收入首先要用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他们会要求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机会，为他们自身选择职业或重新就业服务。同时，他们还把向上级阶层流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弟身上，因而要求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至少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就学机会。

概述这些教育诉求，从学段来说，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从教育所在地来说，涉及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随迁地方教育与原籍地方教育;从质量来说，涉及高品位教育与达标学校教育、未达标学校教育;从办学方式来看，涉及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

三、满足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的对策探索

“学有所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民生目标，怎样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尽快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在政策安排上，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构建现代化教育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公民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公共事务，而不再是由政府全部包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②

当前值得借鉴的国外教育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以新加坡为典型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1. 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包括，一是认为学生是消费者，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消费者，国家重点关注教育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发人力资源;二是认为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高于国家教育权;三是从技术与管理角度认为教育需要竞争和参与。基于以上三点，美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保障家长与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教育选择权，不断鼓励各种教育机构的产生，如磁石学校、家庭学校、托管学校、私立学校等等，另外还立法保障教育权的选择水平，如建立教育券制度、学区及跨学区选择制度、双通课程等。同时美国还将私立教育的运作方式引入公共教育系统中，一方面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以及在公立学校内部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竞争生源、师资、社会荣誉等;另外一方面，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杠杆作用，进而由市场优化教育投入、师资结构、生源水平、校长管理等。美国这种模式体现了教育市场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教育普惠性、公平性的一些问题。

2. 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新加坡实施“教育储蓄计划”，为6-16岁学生设立“教育储蓄账户”，国家定期存入资金，也鼓励家长存钱到账户，使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可以使用账户的钱支付教育费用。这样，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由个人、社会、国家共同负担教育成本。新加坡学校分为四类：政府学校、辅助学校、自治学校、自主学校。国家教育体系中，以“政府学校”这类公立学校为主，承担教育的全民覆盖，强调普惠性，另外的学校则提供更高标准、更个性化的教育服务。③新加坡的教育公共治理与服务模式既保障了基本的教育需求又满足多元的教育需求，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多样性。

在国内，上海进行了改革创新（见下表）：构建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模式;建立民办教育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制度;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实施教育委托管理;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商制度。

当前，我们要进行现代化教育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教育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拆除阻隔市场、公民、社会参与教育治理的屏障。建立新的服务体系，保障各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教育，引进社会专业组织、引进专家资源参与教育治理和提供教育公共服务，促使教育治理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变化，使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格局被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所取代。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督政、督学和教育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二）力促学前教育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针对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2010年，国务院向全国印发《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要求把学前教育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2012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了65%，广东省则达到了95%。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学前教育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畅、办园体制不清晰、幼儿师资匮乏、教师身份不明确和政策文件难以落实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学前教育就难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前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政府应作为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向发达国家吸取经验，通过法律法规途径保障学前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通过法律法规来处理好学前教育与幼儿园、举办者、家长、社会等的关系，合理分担责任和追究责任。

（三）均衡优质发展义务教育，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

义务教育作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是最应体现教育公平的领域，所以国家出台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但因为义务教育学校并不是均衡优质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差距很大，所以“择校热”“补课热”降不了温、“升学考试”屡禁不止，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未能很好落实。

如何实现均衡优质发展？其路径应该有五条：第一是扶弱。第二是扩优，如“教育集团化”就是扩优。第三是流动，教师和校长能够在一定范围流动，这是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路径。第四是共享，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应该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第五是通过学校内部的内涵发展，不断提升和自强。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扶弱、扩优、流动、共享、自强。然而，应该进行怎样的政策安排，让各方的力量都能够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来达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呢？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与方案有：《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督[2012]3号），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但在对教育集团化、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学校现代化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尚需出台对应的法律法规。

（四）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

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两类学校的态度和诉求各不相同。例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在其子弟完成义务教育之后，通过中考如果是升入职业高中学校，会想尽一切办法转到普通高中学校就读。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等值作用，并注重将两者进行融合。主要做法是赋予所有中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同等资格;确定职业资格文凭和普通教育文凭的等值认可，实行学分认可、学分累计和学分转换。如德国的学生可在普职双轨体系中自由转换;美国在综合高中体制中使两方面课程相互渗透等等。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全省首试公办普通高中和公办职业技术学校之间“普职融通”，即：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其目的是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我们应该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五）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标志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9%，广东省达28%。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优势特色专业不多、紧缺人才可获得率低、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小、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学科发展能力不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高。这直接导致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都不看好国内高校，都千方百计送自己的子弟出国就读。因此，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成了当下的迫切任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前我们首先要研究确定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目标值、实现路径和主要措施。同时要建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我省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价，为总结成绩、诊断问题、调整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与支持。

（六）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有继续教育的要求。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建成学习型社会，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必由之路。目前，国家和省级开办了开放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开放大学，我省也在省电大的基础上建起了广东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要承担起全民终身学习的支柱任务，立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大局，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优势，努力成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公共教育服务并举的综合开放性大学。

但目前的地级市、县（市、区）还没有开放大学，农业劳动者阶层要学习农林牧渔的新技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要学习转行——重新就业的本领，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目前还亟需探索出台建学习型社会、办开放大学方面的政策。

（七）探索国际化教育路径。

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成了当今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的时尚。而学生出国就读的状况，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国际化程度、教育开放水平和多种途径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学生来说，海外学习、实习，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提升自己的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鼓励出国就读，是推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需要。

目前，除大学生出国留学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小学生海外就读的现象。很多中小学为满足这种需要，纷纷办起了“国际班”“预科班”。而能否允许公办学校办“国际班”“预科班”？如何组织国际班教学？如何构建双语课堂教学机制？如何整合学校课程内容？怎样规范各类学校国际认证？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探索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

（八）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

民办学校在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建设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影响力强的民办学校。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们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多主体多形式举办民办学校。完善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办法和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分类管理的实施办法，加强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建立民办学校协同治理机制。对承担政府委托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按照接受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和当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拨付相应经费。对于捐资举办和出资人不要求合理回报的非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予经费奖补。民办学校学生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资助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用地、税收、规费、融资等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优惠的政策。取消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备案制，适当放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审批制，逐步形成学校自主定价、市场调节、社会监督的价格机制。健全民办学校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健全民办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和财务监管制度。

（九）完善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全力保障公平受教育机会。

一般来说，改革发展的公平正义阳光应该普晒在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应该有的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对发展成果共享的资格。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起点不同、素质不同，在社会中的位势不同，获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教育效果和成功的机会也往往不同。所有这些不同如果不予以公平正义的矫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社会群体不仅有可能被牺牲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线更是差别巨大。

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总是稀缺的，总是不足的，某一社会群体拿到了、拿多了，势必会有其它群体拿不到、或者说拿得少。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来看，哪个群体拿得多，哪个群体拿得少，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补偿制度就是对那些能力优秀但没有优越背景的人、对那些先天身体缺陷或者处于恶劣环境的人进行补偿。目前，国家出台了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也出台了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上的困难的政策，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政策，还有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借读费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但如何落实好这些政策让那些弱势群体真正得以补偿，还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动员起来，协调一致，探索和完善相关办法和措施并抓好落实。

？鄢 谢绍熺 男，1960年生，研究生毕业，正高级职称，广东省教育厅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02，（3）.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5.

{3} 李燕.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的研究视角[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4} 中国教育改革前沿报告-浦东新区教育公共治理结构与服务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15.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篇4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10121班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首要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导致革命初期成效甚少。毛泽东基于深入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以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只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或工人运动，忽略了农民，使得自己力量不足，没有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必须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那么谁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朋友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一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文章中，对每个阶级的分析，对每个阶级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都深刻地分析了他们抵制或者支持的原因。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与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是中国腐朽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他们与革命水火不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文章对于中产阶级的分析是十分精彩深入的。毛泽东预见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时，他们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而在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又怀疑革命。

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阶级总是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分析时要重在揭露该阶级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阶级的存在，决定于它的经济方面，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经济制度中的地位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分析阶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毛泽东还看到了各阶级的未来发展趋势，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考察各阶级。同时，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不断产生和消亡，我个人认为消灭阶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时段内需要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断跟进为基础的，所以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不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阶级斗争是浅显的。当然，对于进步的阶级，我们要坚决拥护和支持，反之对于落后的阶级，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与之做坚决的斗争，促使其更快地灭亡，所以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要全力消灭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全力反对反动分子，打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

文章中敌我定位分明正确，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为以后党依靠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每一步都是影响广泛，同时也到了改革刻不容缓的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中，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阶级的概念已经落伍，阶级斗争已经几近消亡，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仍然有着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还是要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深刻的分析，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5

尊敬的朋友：雷锋精神是奉献、无私、爱心的代名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了解大家对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的认知。所以我们组织了这次调查活动。这个活动可能会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性别 女＿ 男＿

1.请问您出生在几十年代？

A50 B60 C70 D80 E90 2.请问您知道雷锋纪念日是那一天吗？ A知道

B不知道

3.您认为树立雷锋这一榜样的原因是什么？

A树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典范

B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C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

D其它 4您认为雷锋精神是否已经过时？

A过时了

B 没过时，但需要赋予新的内涵

C没过时，也不需赋予新的内涵

D 不确定 5雷锋精神对您的影响如何？

A影响很大，愿以他为榜样

B有一点影响，更愿意学习今天的楷模 C没有影响，更愿意明哲保身

D根本不了解 6.您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 A有

B没有

7.当街遇到有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时你会怎么做？ A 置之不理，以免给自己惹祸上身

B 直接拨打110

C毫不犹豫的扶起老人

D首先寻找一位证人，再去扶老人 E首先询问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扶 8.你对于“雷锋精神已死”的言论的看法？ A赞同，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

B不赞同，人们只是因为顾忌才不去帮别人的 C雷锋精神正在复苏 D不好说

9.你觉得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雷锋精神会有发展吗？ A雷锋精神会慢慢回到社会中，并被发扬光大 B雷锋精神会被人慢慢遗忘掉 C无法预测

10.你在公交车上遇到老人没坐你会怎么做? A视若无睹，等别人让坐 B看着窗外当作没看见 C马上站起来让做

D先观察是否有人让，如果没人让再站起来让坐

11.您认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否是人民道德下降的体现？ A是

B否

C不确定

12.您有做过下列类似学雷锋的活动吗？（如果没做过，请忽略此题）A捐献财物

B扶老人过马路

C支教

D扶贫救弱

E捐献衣物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6

关键词：管理者阶层

精英

腐败

体制

摘要：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当代中国，这个阶层是由社会的精英分子组成，社会的主导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也有其显著的特征。它也是广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阶层，腐败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毒瘤。然而总体来说，它发挥了作为精英阶层应发挥的作用，可谓功大于过。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健全，它会拥有更好的明天。

1、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拥有哪些特征？

2、本阶层易发腐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3、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4.其他阶层多与本阶层矛盾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一、什么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本阶层的划分标准及其范围。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本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也是国家政治和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着其他阶层无法比拟的作用。总之作为整个社会的大脑，它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特征

1、精英性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要管理者，该阶层的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都很突出。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明证，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他们是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的尖端，他们是社会稳定的真正执行者。

2、较强的流动性及后成性

由于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所以该阶层的准入门槛就自然比较高，该阶层中的人员大多是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而流动进入的。而当他们的能力不适应这个阶层时就会被淘汰进入其他阶层，所以，该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其次，除了极少数的富二代官二代拥有先天优势外，该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进入该阶层的。因此本阶层的人员具有后天形成性。

3、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所以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4、内部成员的突变性

主要是指本阶层人员的腐败问题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突变虽然在进入该阶层之前或刚进入不久时他们是胸怀壮志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在不久后就会出现同一个问题——腐败，他们的性格品质志向发生了巨变。

三、该阶层易发腐败的原因

作为当时的有志青年，和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忘记当时的志向发生突变滋生腐败呢？

1.当代中国政治高于法律的现状

虽然在古代就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刑不上士大夫”，即使到了当今中国，法律对副省级以上的较高级干部也无太大的约束力。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腐败就自然滋生了。而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层这张保护伞的庇护下，下层官员也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2.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僚思想影响 虽然也是二十一世界，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还是给当代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受其影响该阶层大多数人员认为腐败已由问题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3.当代中国政治与法律体制不够完善 虽然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但中国的政治与法律体制还是不完善。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期，各种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尚有许多制度空白地带。旧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现实，而新的制度又不完善，从而形成了“制度的真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4.人类贪婪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中国缺乏约束统治阶层的铁笼。所以人的贪婪本性就暴露无遗。加致富动机过于强烈，从而引发腐败。

5.总体风气已成，腐败势力巨大，即使有少数清廉者想反腐倡廉也无力改变现状，为免受迫害打击更多的是选择了同流合污。

6.中国的人情社会形态给以权谋私以普遍化的条件，加之社会风气影响和不法分子诱惑，管理者难以抗拒诱惑。政商不分问题严重。7.社会化的反面影响

四、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是社会化的好处，却忽略了它的负面影响。打一个比方，社会化就是一个将各式各样的原料打磨成社会默许的统一的形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一些个性被打磨掉了。而这些被打磨掉的才是个人最根本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上的一些恶习也影响并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所以说管理阶层腐败就是他们在管理阶层这个小规模的社会中社会化的恶果。

五、各阶层多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持批判意见的原因

1、该阶层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源中占有优势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较大收益者，他们享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所以造成了其他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在合作之余，各阶层对管理阶层更多的还是仇视。

2、管理阶层的腐败行为加剧了各阶层的不满

由于管理阶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更是加剧了其他阶层的不满。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平衡感，加剧了矛盾。

3、吃不到葡萄鲜葡萄酸的心理

管理阶层的腐败香味刺激了其他阶层的贪婪欲

这使管理阶层因腐败而得来的巨大收益与自己无法获得收益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各阶层对管理阶层的不满。

4、中国国民的反权威的叛逆心理

由于在封建社会长期被压迫，再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之后自然就对权威产生了叛逆心理，所以反对权威成为了他们喜欢的事。

5、部分人借批判管理阶层来迎合大众增长人气

为了迎合大众增长人气，他们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去批判管理者，造成盲目批判。也有些人为了彰显个性也会盲目批判以标新立异。

6、没有正视管理阶层的功劳，片面的批判他们的错误，无法全面的看待问题。

7、近几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进入1000~3000美元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矛盾尖锐，而大多数人会把这归罪于管理阶层的管理不力。

虽然，现阶段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能一丑掩大德，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并带领我国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就。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体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阶层也会去的完善。

参考文献：1.《中国社会的阶层分析》 李新章 2003年

2.《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 《市场报》 2002年

3.《中国腐败问题原因剖析》

邝泽倩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7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对于我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问题, 需要我们重温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篇文献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将知识分子划分到小资产阶级中, 并将其看做一个阶层,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相当重视, 他认为“这一个阶级, 在人数上, 在阶级性上, 都值得大大注意”。

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阶级,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 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包括“小知识界——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力量。

其次, 文章明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来源、阶级属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有大、中、小之分, 他们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 他们生活稳定无需为生计劳顿, “有余钱剩米”, “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 “是小资产阶级右翼”。他们在革命中“胆子小, 他们怕官, 也有点怕革命”。第二部分可以说是中层知识分子, 他们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 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付出较之以前更多的劳动, “他们有点骂人了, 骂洋人叫‘洋鬼子’, 骂军阀叫‘抢钱司令’, 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部分是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属中间派。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中, “不肯贸然参加, 取中立态度, 但绝对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众多, 占整个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可以说是小知识分子, 其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明显下降, 饱受精神上的痛苦, 对时局不满, 也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 “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左翼在革命中非常重要, 他们积极参加革命, 努力想改变生存现状。

总之, 毛泽东在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准确把握其各自的革命态度之后, 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就能达到团结大多数打倒少数人的战略目的。

二、

对中国来说, 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知识分子在汉语里有许多相似的称呼, 却没有完全相应的词汇, 最接近的是文人, 文化人, 古代还有读书人、书生这两个词, 而这些词都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 (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如此定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定义显得过于宽泛, 我国学者周非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探索者、承载者、传播者、运用者和捍卫者。”

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 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如理性、自由、公平等) 的维护者。中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 但都肯定其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即具有独立的精神, 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责, 公共性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即康德所说的“在一切事物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只问是非, 不问利害”的, 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 如想到种种利害, 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著名作家王朔也对知识分子的品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到知识分子, 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 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 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 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 我攻击的知识分子是这帮人, 只不过那时, 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 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 早先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角色, 逐渐消失殆尽, 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也已近消失。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 对于一个国家是毁灭性的, 对于整个民族更是毁灭性的。

知识分子批判性的消失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 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制约了他们的批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 知识分子在生产和管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讲, 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批评社会,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又制约了他们的批评。国家作为政治权威高度地控制着所有精神和物质资源, 无论大学也好, 出版社也罢, 皆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环节, 过去知识分子那种游刃有余的公共空间荡然无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向政治权威的阐释者和依附者这一角色过渡。比如公务人员, 其薪俸由国家财政供给, 职业伦理要求服从指令, 而不管这种指令本身的对错。

其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 还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国家与社会同一, 单位制度统辖了一切, 单位是衣食住行的父母, 迁徙和工作流动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哪怕想批评自己的单位, 都需要相当的勇气。

此外, 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缺失还与知识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所谓职业化有关。职业化意味着所做的工作会脱离现实的需要, 并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带技术性的特别形式, 能产生一套玄虚的理论和方法。而且, 当知识的活动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时, 知识分子便被局限在他所从事的职业范围之内, 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关系。在《死火重温》中汪晖指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 却是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和退场, 并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造为一种职业活动。职业化的进程实际上消灭或改造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

三、

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 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它的存在, 是对现存权威的民间制衡。作为一种批判力量, 它鞭策现存权威或多或少地向价值理想靠近。

在整个国家面向市场化改革以来, 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 由于财富转移的不公, 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断裂, 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 (个人、农民) 因为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日益失去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道义关怀, 但做得远远不够。

因此, 重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把知识分子又划分为三个阶层, 而第三个阶层则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底层, 经济水平较低, 生活比较清苦。然而, 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 他们最具有批判性, 革命性强, 愿意为改善现状而承担一定的风险, 愿意为之付诸行动。所以, 在当下, 要充分发挥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潜力, 使其能有机会提出更多代表广大群众呼声的提案。从而, 无形地带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改造的积极性, 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我国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敢为事业用人才, 大力选用能代表基层的领导干部, 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 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 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M].上海:三联书屋, 2012.

[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A].见鲁迅全集 (第8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89-190、190.

[5]王朔, 王童.王朔在线[J].小说界, 2001, (02) :142.

[6]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430、415.

金融危机对各收入阶层影响分析 篇8

一、对薪酬的影响

在经济危机对薪酬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低收入阶层人群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个人月收入少于2000元的低收入阶层，26％的人收入“有大幅下降”，然而受影响最大的却是个人月收入高于8000元的高收入阶层，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薪酬下降，其中29％的人“有大幅度下降”，47％“有小幅下降”，受影响程度位居各阶层第一，由此看来，对高薪员工降薪成为很多公司为了节约开支采用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对工作的影响

相对于薪酬下降，更多人开始关注的是能否保住工作，即使单位因为金融危机而降低工资和福利，对于跳槽，大多数人开始变得谨慎。对于个人月收入小于2000元的低收人群和高于8000元的高收阶层，分别有35％和34％的人担心“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找”，表现最强烈，而个人月收入4000～6000元的中收阶层中仅有18％，44％的人只是因为觉得换工作后薪酬不会有太多变化。经济危机造成工作岗位缩水已成现实，直接波及处于收入两级人群，但影响范围还没有很深，仍然存在较多工作机会给中收入阶层选择，因此表现较乐观。

三、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尽管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面对薪酬降低和工作岗位影响最深，但却对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更乐观。分别有11％和9％的人群对明年我国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34％和37％的人群表示“比较有信心”。而较稳定的中收入阶层信心指数反而越低，个人月收入6000-7999元的人群仅6％表示“非常有信心”，信心最弱。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9

一、以“尊重个体”为特征的文明宪政

现代文明政府的政策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和“公众意愿”，因为由绝大多数人所构成的“公众利益”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在一段意义上讲，是所有个人或私人的利益之和。

在社会个人或私人利益的总和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处于最重要的、最大份额的，并具有带动其他群体利益的领导作用。政府所主要关注的是这些群体所需要的特定旨向的服务，这是由公众支持率和民选制度所决定的。

二、中国社会 10 个阶层的形成及社会主导阶层

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利益认同、利益共同体的保护方式是不同的，其差异性随着市场程度日趋明晰化和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研究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形成了 10 个社会阶层，并附有科学的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个社会阶层是：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②、经理人员阶层；

③、私营企业主阶层；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⑤、办事人员阶层；

⑥、个体工商户阶层；

⑦、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⑧、产业工人阶层；

⑨、农业劳动者阶层；

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个报告将前 4 个阶层划定为社会主导阶层。

笔者对这一界定略有不同意见，认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应排列在第三个阶层，而第一个阶层应为“ 具有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指为政府和国有机构而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的工作性质、生活状态、个人选择及相关地位并非按其意愿自由选择的，而正相反，其选择和状态是模式化的框架所限定的。因而，基本上失去了自由选择度。而这种“自由选择度”恰是透过其专业性的经营而向社会多角度、多层面地传播文明及其优秀的品质，这正是其社会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和形成路径。

笔者认为，社会主导阶层应是：

①、具有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

②、经理人与私营企业主阶层；

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专业的经营管理者、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完善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

三、社会主导阶层的本质特征及对社会的影响力

这里谈的“社会主导地位群体或阶层”，并非是 指在 社会上占最多人数的阶层，不是从量上来确认其作用，而是从质上衡量其作用。这种社会作用，质决定了量。这个阶层代表了现代文明社会人类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的优秀品质，并将其优秀品质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并对其他阶层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对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这些优秀品质至少包括：正义、社会责任、自我规范和崇高境界。

正义，是人的一种德行。它不仅指人的行为与社会规则相符合，而且同时它具有在他人行为与社会规则相背时，驱使之改变的情境。因而，在很多情势中，正义表示的是一项法律义务，或一项道德责任。

社会责任的概念超出了社会道德的内涵，它不仅指人的行为具有不损害他人的道德感，而且，与他的社会情形（包括拥有资源的 多寡、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等）相适应，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决不会说，一个亿万富翁，贪婪地吸吮 着社会财富，而他将这些财富挥金如土、糜烂挥霍，这种情形，他不仅是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他是对社会的犯罪，因为他已丧失了社会责任。与其情形相匹配的本应是用这些财富为社会、为大众做很多有益之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这个人的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则，也违反了法律规则。

正当行为规则应当是外在的、恒久的社会客观秩序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和进步赖以存在的人性中的一部分。法律的实效作用，正是确定了这些“正当行为规则”，并使那些违背规则的人得到惩罚。

当人有了崇高境界，其行为自然会自律。既使在客观情境允许他放纵的条件下，其早已成为惯性的优良举动，仍使其遵循道义规范。

在市场秩序趋于规范、市场竞争无可逃避的社会情形下，成功人士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更为强硬的、沉稳的“道德正 当 性基础”。这种“道德正当性基础”的选择和奠定，是基于其理性的自愿，而非迫不得已。在上述我所认为是社会主导阶层的人士身上，都能捕捉到他在完全自我主张的空间里，理性选择的景象。因为要使一人富有激情和能量地工作，就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其理想境界和目标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当然，具有支配性和感染力的公众意见的传播，也对这种信念起到鼓励和激进的作用。

本人之所以将“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作为第一阶层，就是因为这一群体具备了上述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优秀品质、社会资源及崇高目标。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篇10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失序呢？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秩序问题呢？有学者用“断裂”和“失衡”来描述它（孙立平，2003；200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紧张”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消除（李强，2004）。“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61）。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是结构并不合理，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陆学艺，2002）。尽管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有不同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秩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和谐问题，所以，这一思想一经提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共鸣，表明了社会对和谐有着强烈的需求。本文基于2001年我们课题组所做的全国性问卷抽样调查资料（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作了6000多份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具体抽样办法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以及作者本人在其它课题所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注：我本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普通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B 类重点课题，收集了一些个案访谈资料。）从阶层关系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社会秩序问题。这里集中关注当前中国在阶层关系变迁中发生的非均衡问题，以此说明中国社会面临的秩序问题。用非均衡问题来说明社会秩序问题，比之失衡、断裂、碎片化、社会紧张和社会危机等，具有更大的容纳性，它能更全面地透视社会秩序问题，尽管可能少了一些研究的犀利。

一、社会均衡（social equilibrium）的理论视角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尽管对社会秩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追求的就是一种社会均衡状态。用社会均衡视角来考察社会是否存在秩序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来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与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的理论似乎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和视野，但是它们都致力于探求社会均衡秩序问题：社会均衡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或如何可能？等等。冲突论虽然谈的是社会冲突问题，实则是寻找如何避免冲突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之路；功能论更是从如何满足社会功能需求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均衡。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原本是有秩序的、均衡的，但是由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社会均衡秩序才遭受破坏。要重新获得社会均衡，那就需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在他看来，社会均衡就是指各个社会阶级之间不存在剥削、压迫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均衡，每个人都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他可以作出自主的选择，建立平等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只要存在阶级，社会就不可能达到均衡。

涂尔干在研究中发现，人类社会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联系纽带从过去的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中的不一致性乃至冲突，打破了社会的均衡状态，导致各种各样的越轨行为和问题的出现。在他看来，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完成一定的分工任务，也就意味着社会均衡，但是，这样的均衡往往是难以达到的。按后来的著名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话说，“通过竞争来分配地位必须井井有条，以便为分配秩序中的每一个职位提供信守地位义务的正面刺激。否则，很快就会出现越轨行为”（默顿，1957：134）。在涂尔干看来，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对社会均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封闭的社会比开放的社会更容易做到社会均衡，因为在开放的社会，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压抑和去人性化，注重功利主义，从而导致个体缺乏与社会融合的感觉，因此工业社会的自杀率大幅上升。

韦伯虽然看到了合理化和科层化对社会秩序的意义，但是他最后并没有对社会均衡给予乐观的期待。他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是由于阶级与地位的不一致带来的，有了经济条件和机会，有可能影响个人的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相应的地位，因此往往是新兴阶级的出现对获得一定地位提出要求，而已经获得很高地位的人会从制度上设置障碍，于是就会出现阶层之间的紧张。第二，科层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一方面给社会带来稳定的等级关系，促进社会均衡；另一方面它只重视科层制度本身的目的和功能，而忽视了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带来了欲望与科层制之间的紧张。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对社会未来的看法比马克思要悲观得多”（李普塞特，1995：70）。第三，在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一致也会带来社会的紧张。

帕森斯的理论似乎更具均衡色彩，它强调社会均衡运行，但其认识前提却是，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名副其实的各种冲突力量的炸药箱。……任何一种均衡的取得（正如大部分社会在大部分时间里取得的那样），既是奇迹，又是挑战”（李普塞特，1985：19）。所以，帕森斯最主要的研究目标就是寻找社会均衡机制。在他看来，社会分层体系是一个复杂社会用来鼓励人们去获取对社会运行和均衡所必需的不同职位的机制。在功能主义看来，社会分层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满足社会均衡运行的功能。比如让有能力的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并给予相应的高报酬，以体现其重要性，但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早已意识到社会分层本身并不自然地蕴含着社会的均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感到满意。在托克维尔看来，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故功能主义还需解决社会分层与社会均衡问题，需要探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所以，功能主义分层理论提出了先赋性机制和获致性机制来解释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

由此可见，社会学一直没有停止对社会均衡问题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均衡及其实现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迄今尚未达成一致，但是，他们的一些看法已经被人们认可，对我们从阶层关系角度探讨当前中国社会均衡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

第一，社会均衡与社会不平等并不是一对必然相互排斥的概念，但也不是一对必然兼容的概念。换言之，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带来社会均衡，也有可能带来社会不均衡，其取决于其他许多社会条件和机制。社会阶层体现的就是社会不平等，有了社会阶层分化，那么社会均衡会如何呢？这显然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社会阶层关系的时候，有可能找到阶层之间的一些均衡状态，也有可能发现非均衡问题。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尽可能少地产生非均衡问题，或者说尽可能避免产生非均衡问题。但是，我们却看到，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涌现出许多非均衡问题，已经或即将影响中国社会均衡发展进程。这就是本文的写作出发点。

第二，社会均衡有着多层的含义，既包括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又包括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合作，还包括目标与手段的一致、价值与行动的统一等内容。如果从阶层关系层面上理解，社会均衡主要应表现为这样几方面：一是结构性均衡，即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最直接、最敏感的指标就是社会中产阶层占人口的绝大部分。二是地位的一致性，特别是经济条件与权力、声望之间需要一致性，或者相匹配，如果有经济条件的人没有声望；反之，有声望的人没有经济条件，都会带来社会紧张和不均衡。三是客观地位与主观意识的相符性，也就是从主观上对自己的客观地位的认可。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性。

第三，社会阶层之间要实现均衡关系，必须要有合理的、有效的与合法的机制作保证。这样的机制必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主要包括：公开、公平的能力竞争机制；合理的、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平的、公正的、开放的矛盾化解机制；有效的、公开的社会制约和监督机制。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上三方面来透视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迁以及带来的非均衡性问题。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之所以会伴随着大量的非均衡问题，是因为合法化增长滞后。这里所谓的合法化，不是指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一种社会认可和信任。李普塞特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定义颇有借鉴意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之信仰的能力。当代民主政治系统的合法程度，主要取决于解决造成社会历史性分裂的关键问题的途径”（李普塞特，1997：55）。当然，利普塞特讨论的只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整个社会都有合法性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后一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问题。显然，在利普塞特看来，合法性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有可能会带来使人们相信现存政治制度是最适宜的能力，但是也有法律并没有这样的效果。他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评价性概念。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合法，取决于人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做出判断的一种状态，这就是社会学有关合法性或合法化的基本含义。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合法化不是指是否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指人们依据其自己的标准和价值所作的一种判断，如果大家都给予肯定的判断，那么就使之具有了合法化，否则就缺乏合法化。因此，有了法律、政策和制度，并不等于合法化了，因为法律、政策和制度本身就有一个合法化问题，只有人们认为它们是“最适宜”的，它们才具备了合法化。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方面都缺乏合法化，但值得关注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合法化增长滞后，跟不上社会变迁。从社会阶层关系上看显得尤为明显，这也就是我国社会非均衡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说明这一假设：一是社会价值的迷失，它使人们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一致的认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只专注于追求目的合理性，只关注手段的有效性，不再注意价值合理性问题，这在各阶层处理彼此关系的运行规则上表现得很突出，这就导致了阶层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等非均衡问题。二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由于缺乏广泛的吸纳性，或者带有明显的不公平性，因此难以获得所有阶层的认可，导致阶层之间的歧视和隔阂。最后，最大的合法化问题是各个阶层的客观地位与主观意识的不相符，表现为：或者不认可当前的阶层地位；或者是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帮助阶层去认可已经变化了的阶层地位，或者不能有效地诠释阶层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获得均衡运行，必须要开展一场合法化运动。

二、新阶层问题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已经颇具规模，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融入进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有的阶层提出了公民权利诉求，有的阶层提出了对其阶层地位的合法化诉求，即要求其他阶层认可他们的阶层地位，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

马歇尔在探讨18世纪欧洲社会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关系时指出，当时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作为新阶级，他们拥有独特的极端的阶级觉悟意识，其目的是为取得全面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权而斗争，即为公民资格而斗争。因为在前现代时期，只有少数精英才享有公民资格，新阶层或阶级没有这样的资格，他们得不到这样的资格，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赞同革命的意识形态，于是就有了欧洲各国的各种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时，就发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出现后，便展现出与其他阶级特别是小农阶级不同的特性，对自己的利益提出各种诉求，并开展“自在”的斗争，后来才慢慢发展为“自为”的斗争。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当前中国新阶层带来的新问题，但从马歇尔和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发：新阶层的出现，显然会影响原来的社会均衡格局，如果社会的融合不是很顺利，就会产生社会非均衡问题。这里就从新阶层与公民资格以及位置合法化的关系两个层面入手，来透视新阶层在中国出现所带来的社会非均衡问题。

虽然中国不像18世纪前的欧洲那样只有少数精英才享有公民资格，但是，公民资格问题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特别是在新阶层出现之后变得更为突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其从农民分化出来以前事实上也没有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资格，当他们向非农转移后，特别是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后，他们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直接影响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均衡关系。比如义务与权利不均衡（同工不同权）、劳动与报酬不均衡（同工不同利）、工作与生活不均衡（同工不同生）、身份与职业不均衡（同工不同名）等等，所有这些不均衡都体现在他们无法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上。在改革前中国城乡的关系也没有实现均衡，但是这种非均衡不是发生在各自内部，而是在城市与农村两个部分之间，而现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扩大，当然更大的不均衡在于农民工阶层的出现而进入了城市社会内部。

公民权的内涵很丰富，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测量公民权与阶层的关系：一是养老保险；二是医疗保险。在现代国家，这两方面是每个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利，但是，在中国，这些权利一直没有得到普及，在阶层分化明显的当今，这些权利的缺位与阶层关系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阶层之间更加不均衡的关系。表1和表2显示，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等四个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更多的公民权利，或者说其他阶层明显缺少一些公民权利。在其他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可以凭其经济实力弥补这些缺陷，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则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公民权利的多少、有无等问题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关系更加不均衡：强势阶层因为享受到公民权利而变得更加强势，而弱势阶层因为公民权利的缺失而显得更为弱势。

公民权利配置的不合理，强化了阶层关系的不均衡，而在阶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则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阶层关系的非均衡性。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出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改革前私营企业主是不允许存在的，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个体工商户是严格限制的，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受到严厉限制的。当然，相比较而言，国家对待后者比对待前者更宽容些，这也体现在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区分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这两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舆论上经历了各种争论才逐步获得认可，随之在政策和制度上也是分阶段地实现的。在社会舆论上，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两个阶层，总觉得“无商不奸”，这也是过去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之结果。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全民皆商”，这两个阶层才得到社会认可；从政策和制度上看，私营企业从“试试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限制到鼓励，宪法曾为此作了多次修改。私营企业主阶层最后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乃至今日一些人成为劳动模范。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合法化比农民工的公民资格获得要实现得快。在政治上，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在各级政协、人大中都有他们的代表，他们还组建了各种行业、商业组织等；在经济上他们的所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社会生活上他们还享受到各地出台的不少优惠政策，比如一些大城市的移民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他们制定的。由此可见，同样是新的阶层，在与社会的融合上，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乃至个体工商户阶层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问题。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这两个新阶层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非均衡问题。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在权利与义务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不对称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为私营企业主打工的，他们虽然工作很艰苦，但是报酬却很低，并且随时都会有被解雇的可能，对此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权力。若从原因上看，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非均衡并不都是由私营企业主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策和制度上没有给予农民工相应的身份、权力，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与私营企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当然，很多私营企业主本身也缺乏这样的意识：即适当地保护农民工权益同时也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所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非均衡。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也改变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并在更广范围内带来了许多非均衡性问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对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国家社会管理者掌握相当大的权力，私营企业主在许多方面有求于国家社会管理者，所以就想尽办法去搞好与后者的关系；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国家社会管理者。在这种的关系中，一些国家社会管理者在心态上出现失衡，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与一些私营企业主进行违法的或灰色的交易，更严重的是两者结盟。他们的结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危胁，并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非均衡问题。比如，工人对私营企业主的投诉得不到解决；农民耕地以公共用地的名义被低价征用，用于商业和企业经营；某些地方领导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其他企业的市场进入等。

私营企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因为所有企业的“老板”实际上都是政府或者是非个人所有的“集体”，工人对企业的不满，直接冲着政府或代表“集体”的基层管理者而来，因此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在私营企业主兴办的企业中，工人由私营企业主雇佣，按道理来看，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问题，这本来可以使国家社会管理者在调节企业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事实上，国家社会管理者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将更多的利益给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投资者，将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法宝之一，从而就不可能帮助工人去争取其正当利益，在这一点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还不如在国有企业的地位高。当然由于引进市场机制，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结果则是将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下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分流原有企业职工的同时，却雇用了大量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关系也不再像原先的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农民工在国有企业工作，不能享受到原有职工的许多权益，更不能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这种关系与私营企业主跟农民工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

由此可见，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新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阶层关系，特别是各个阶层之间在权利与义务、相互之间的力量均衡方面与以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均势，需要新的力量均势，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力量均势。在这个过程中，新阶层渐渐地对他们的地位有了更多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显然不满足于他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地位和权利，农民工显然比他们外出之前更清楚地意识到现行政策和制度对他们的不公；而私营企业主则不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政治参与。与此相应的是，其他阶层也改变了他们对现状的看法。比如国家社会管理者不再满足于对权力的拥有，他们希望在经济上有更大的改善，但是，现行的许多政策和制度却不能满足各个阶层的要求和意识，所以，各阶层对这些政策和制度的不认可（即政策和制度在合法化上出问题），为达到自己的要求，会不断地突破它们，从而带来许多社会非均衡问题。

三、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变迁和重建问题

改革以来阶层关系的另一个变化是运行规则。改革前，中国的阶层关系基本上是在国家的强力规定和控制下运行的，所以，政策和制度性规则对阶层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李强的话说，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是一种政治身份分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阶层身份是由国家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实际控制需求来规定的。“国家以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从多个维度设定全部社会成员的身份”（陆学艺，2004：52）。这样的运行规则意味着每个阶层对与其他阶层的关系缺乏自主决定权、影响力，具体表现为：阶层之间的流动不是按照通常的先赋性或获致性机制进行的，而是按照政治诱致性机制进行的，这样的机制既混合了先赋性机制和获致性机制，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靠政治运动来确定阶层关系。所以，改革前的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是很独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社会运行轨迹，当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非均衡问题。首先它不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其次它并不遵从社会公正原则；最后，将家庭身份和思想标准作为阶层划分标准，忽视了能力和成就原则等。

从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来看，改革后的社会运行从过去的不均衡向均衡方向演变，变得相对有规律了些。社会各阶层在处理彼此关系上获得了相当强的自主性，更主要的是阶层之间的流动比以前频繁，流动的机制比以前合理，比如获致性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强，阶层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渠道增加了，也有了更多的社会空间供阶层活动，于是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具体地说，在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上，过去那些以政治和制度性身份来处理关系的规则在趋向弱化，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越来越趋向于所谓“科学决策”，并具有将全民纳入考虑的意向。与此同时，像市场竞争机制、社会关系机制这样的规则在阶层关系中发挥着愈益明显的作用。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多样化，使得阶层关系有了更大的伸缩性，有利于化解其中的矛盾和紧张。比如，农民工在制度性规则改善不了其工作条件的情况下，就用市场规则（或曰用脚谈判），给私营企业主甚至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民工荒”），以此来调节农民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促进社会均衡。这在改革前是难以想象的。

阶层关系属于一种社会关系，凡社会关系运行规则都适用于阶层关系，但阶层关系却有着自身的一些运行规则。从这个角度看，阶层关系运行规则应该分这样几个层次：第一是普遍原则，即适合所有社会关系运行的原则；第二是特殊原则，即只适用于阶层关系的规则；第三是特定阶层规则，只适用于某个阶层的关系运行规则。只有具备此三个层次规则，阶层关系才会均衡。我们看到，当前中国阶层关系在运行规则上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是普遍规则的特殊化操作，即本应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运行规则却被局限于某些阶层，而没有得到推广。比如国民待遇原则、公民原则等基本权利原则却没有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贯彻，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就是破坏这些基本的普遍原则的典型例子。其次，本应适用于阶层关系运行的原则却没有确立，或者说缺乏。比如，各地人大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的分配规则并没有及时根据已经分化了的阶层关系加以适当地调整，所以，往往不能充分地反映阶层之间的利益均势原则。目前中国出台的不少关系调节政策和规则都未充分地体现分化了的阶层关系格局。最后，有关特定阶层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称规则还不健全，不完善，表现为：强势阶层的权力过多过大，而义务过少过小；而对一些弱势阶层来说，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这种情况下，阶层之间形不成相互制约的格局。由于存在这样的规则不配套、不相适应以及相应机制的缺乏，社会运行也就在不少方面存在着非均衡的问题。比如弱势阶层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而强势阶层则过于强势，从而存在着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利益的一些的情况，而弱势阶层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从而带来许多社会紧张和矛盾，甚至危害到社会互信和公正等。

当然，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不仅仅表现为制度和政策层面，还表现为非制度层面。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在制度层面没有构建起一个使阶层关系均衡运行的规则框架，正如上面所说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用非制度规则取代制度性规则，或者侵蚀制度性规则而导致的阶层之间的不协调、不均衡。比如用社会关系取代政策和制度，人治取代法治，强势阶层通过非制度性规则开始结盟等。在调节阶层关系上，既需要制度性规则，又需要非制度性规则，但是它们应在不同方面和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应相互取代或渗透，否则会给阶层关系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从而破坏了社会均衡运行。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在调节阶层关系上缺少制度性规则，而是各个阶层对已有的制度性规则的不信任。因此，他们或者不得不寻找其他非制度性规则，或者无规则可循，从而带来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损害。

四、阶层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问题

在一个均衡的社会中，目标与手段是相匹配的、相一致的。人们在获取目标的时候不会不择手段，而会选择被人们普遍认可的相应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合法性，社会才会均衡。如果我们把阶层作为社会行动者，那么，每个阶层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有在目标与手段相一致、相协调的情况下，阶层之间才会达到均衡，否则，如果有目标而缺乏被普遍认可的手段，或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那么就会导致阶层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会危及社会均衡运行。“杜尔克姆认为，缺乏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不仅不会产生自由，反而会导致怨恨和冷漠——一场全体反对全体的战争”（李普塞特，1995：79）。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但是，致富的手段和机会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尤其对这样几个阶层的冲击很大：一个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创收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农业，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在非农领域和城镇努力获得自己预期的收入，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赚了一些钱，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也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而赚钱不多，于是其中一些人选择了某些非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创收目标，从而带来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另一个阶层是工人，他们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增长缓慢的阶层，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收入上不但没增长，反而下降，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创收致富的手段也不多，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改善失去了希望。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满意度甚至还不如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还有一个阶层是国家社会管理者，他们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心理上却有不少失衡感。他们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掌握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比私营企业主、甚至经理人员都低，而在合法的范围内，他们是不可能达到其致富的目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牟利，从而走上了贪污、腐败等犯罪之路。最近几年，官员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就是目标和手段不一致带来的非均衡造成的。

当然，其他阶层中也不是不存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问题，也不是不存在由此而来的非均衡问题。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不择手段，如不惜成本拉拢、腐蚀官员；他们千方百计地榨取工人的利益，比如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比如偷漏税等。笔者曾与一位私营企业家私下聊天，问道：“是不是合法赚钱做不到？”他说：“不是做不到，而是太慢了，当然结果是赚不到钱”。

当然，从更深的层面看，目标与手段的张力背后则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价值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日趋衰落，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坚守价值合理性，往往会失去很多好处，结果迫使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价值合理性的要求，或者不重视价值合理性，只追求工具理性，追求手段的有效性。若当手段并不合乎价值要求的时候，就不会坚守价值原则和法律，从而带来社会紧张。按李普塞特（1995：31）的话说：“价值合理性在经济与政治中的衰退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紧张与不稳定的根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人们对价值合理性缺乏认识，而只是由于它缺乏效用，因此不被人们所坚持而已，结果导致功利性思想盛行。为此，我们向调查对象询问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另一个问题是“应该是哪三种人获得高收入”。这两个问题旨在测量手段与目标、价值与工具的关系。从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还是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的，那就是普遍认为应该是有文化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和脑子聪明的人获得高收入。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能力主义。但是从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却发现，能力主义在现实中却遭遇着权力的阻挠。在我们的现实中不是你聪明、有技术专长，就能赚钱，相反，而是权力的大小及其有无决定了一个人赚钱的多少。在现代社会中，本不应该是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但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大多数却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另一些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像“吃苦耐劳”这样的价值观在当代并不再受到重视，在现实中也确实不能为人们带来致富，说明人们更多地注重功利性，而不再为某种道德美德而牺牲利益。当然，令人还有点安慰的是还有一些人认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与能力主义价值观还是相吻合的。

五、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地位的张力问题

最明显的合法性问题就体现在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之间的关系上。当各阶层不认可他们的阶层地位时，或者他们在主观认识上与他们的阶层地位不一致时，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缺少合法性。这意味着社会的分层并没有让社会成员信服、认可，就会使现存的社会秩序不稳定。故在功能主义阶层理论看来，仅有社会分层还不够，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其分层中不平等现象的理由，以便让人们接受自己所处的不平等状态这一事实的合法性。如果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形成了一个分层系统，但缺乏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或者社会成员对这样的分层不认可，那么这样的社会分层体系、这样的社会分化也会导致社会紧张和非均衡问题。

当前中国阶层关系中至少存在这样几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地位之间的张力：第一，意识形态的解释不被认可。比如工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被认为是领导阶级，但是在客观地位上却没有体现这一点，因此，工人对这样的意识形态解释不是很认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不一致的表现：即意识形态的解释与阶层地位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什么呢？显然是阶层的不满以及随之而来的抗争，他们会以意识形态的解释为根据，来对他们的阶层地位的低下表达不满。国有企业的工人对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下降越来越不满，各种静坐、请愿、上访等活动不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二，意识形态对已经分化的阶层体系缺乏全面的解释，特别是对新阶层地位的合法性缺少意识形态的解释，或者是社会舆论没有给予新阶层以合法性的认可。改革前是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得不到合法性的认可，改革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另外一些新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最近，意识形态才认可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但问题是他们在阶层体系中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工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分化在社会上已经得到了认可，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已经分成各种各样的阶层，但是意识形态上仍然没有对此作出全面的解释，更没有对这样的分层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国家在政策上也就缺乏阶层分析的依据，因此，就难以有效地调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第三，一些阶层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有所增强，这在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其他阶层地位大幅改善的同时，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地位改善缓慢，他们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地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相对地位下降，而且绝对地位下降，成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贫困群体，流入到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中去。他们的被剥夺感尤为强烈。在最近几年的上访、罢工、静坐示威等的人口中，工人与农民的比例占绝大部分。2001年的全国问卷抽样调查表明，与1995年相比，地位越高的阶层，有越高比例的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了许多”；而地位越低的阶层，有相似看法的人所占比例越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分别有48.39％、47.55％、53.97％和43.51％持有这样的看法，接近一半或超过了一半；而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中有此看法的分别只占37.47％、28.91％、24.08％、26.14％、7.84％和15.19％，其中大部分不超过三成。与此相对应的是，地位越高的阶层中认为现在生活变坏的比例则越低，而地位越低的阶层中承认生活变坏的比例要高出许多。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中，持有此看法的比例分别是4.3％、8.33％、9.52％和4.13％；而在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中，持此看法的比例则分别是12.15％、16.94％、17.12％、16.78％、12.89％和36.76％。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发展中，底层阶层的人在生活上的改善显然跟不上其他阶层，尤其是大量失业人员在生活上的困难比以前加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阶层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在他们对当前中国收入差别的看法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中，在面对“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这样的认知问题时，该群体比其他阶层表现出更肯定的倾向，他们中分别只有13.98％、10.78％、11.11％、12.57％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不太应该”和“完全不应该”存在收入差别；而在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这样的群体中，对社会收入差别持更多的否定看法。分别有19.5％、19.88％、24.05％、25.95％、20.74％和6.08％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不太应该”和“完全不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显然，底层的人们在主观认识上更多地不愿接受社会的分化，不认可社会不平等。

第四，不少人的阶层认同还没有真正形成，“高达45.2％的被调查者没有肯定地认为自己属于某个阶层”（王春光、李炜，2002：90）。这里涉及到主观分层和客观分层的关系问题。没有阶层认同，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是社会分化不大，社会不平等不明显，人们没有这样的阶层意识；另一种可能是，社会正处在不断分化之中，社会阶层还没有定型，或者社会没有形成一些确定的阶层。笔者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就是后一种情况。虽然我们曾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但是这十大阶层并没有固定化，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也没有其他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阶层框架话语。因此，我们在调查中碰到各种各样的对阶层的说法。虽然不能由此认为，没有阶层认同，就不利于社会均衡运行，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阶层认同缺失，是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中产生的。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未来还有不少期许；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在秩序意识上混乱的体现，在处理社会关系上缺乏可依循的规则。

六、结论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在社会阶层关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非均衡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正如上文指出的，社会学追求的是社会均衡，但是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如社会学追求的那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均衡状态。在社会学视野里，非均衡问题当然被视为是社会运行秩序出了问题，而当前中国社会在阶层关系变迁中出现的非均衡问题又有着许多特性。

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或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社会秩序都会遭到巨大的破坏。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02：8）所说的：“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过程。”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大转变，在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同时，正在伴随着信息化进程；当工业化时代的阶层结构尚在形成之中，又碰上因信息化而生的另一些新阶层的出现。在这个复杂转变过程中，工业社会时代的阶层认同尚未确立，却被后现代的许多价值观念（如新环保运动理念、消费理念）所侵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合法性的增长，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倘若这一转化（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化——引者注）也和以前的转化（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者注）那样重大的话，那么，它对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应该同样大，这一点也不应该是我们感到吃惊。”“现代信息时代的民主国家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一种挑战是，面对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革，它们能否维持住社会秩序”（同上：10-11）。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更是针对我们中国提出来的。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大转变过程中，生产技术、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为阶层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迁。阶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利益关系。比如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原有的阶层分化了，一些新的阶层诞生，一些旧的阶层消失了；一些阶层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下降了。这都可以从他们的利益关系上得到解释。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更深层的影响，即在过去盛行的社会合法性触礁，产生合法性危机，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形成了“大分裂”——人们不再坚守着价值合理性，而更多地将目的合理性作为行为准则，因此，就有各种“不择手段”的非均衡问题产生。但是，当社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合法性资源的时候，人们会将更多的问题归咎于社会，不认可当前的社会利益格局。更危险的是，高地位阶层不坚守价值合理性，带来的是社会运行机制缺少合理的、公正的、普适的机制，从而损害了社会最基本的公民权益。当前我们国家碰到的诸如收入差距的扩大、失地拆迁、税费负担加大、失业下岗、工资拖欠、贪污腐败等等非均衡问题，都是跟合法性危机、或者合法性增长滞缓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2002年，《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利普塞特，1995，《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3]——，1997，《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4]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收录在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的《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王春光、李炜，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建构和客观实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