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通用8篇）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1
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虽然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阶层的分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产生了阶层分化中的社会焦虑现象，人民的不安全感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
当前公民的心理焦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公平感。这是对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各方面不平等现象的自然反映。二是相对剥夺感。由于阶层分化受到行业、部门、单位界限的限制，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社会地位的流动，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是取决于行业、部门、单位的性质。有一个好单位，就拥有了别人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取的种种利益。体制外的人以及缺乏单位优势的人尽管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社会地位获得改善，但与那些坐享其成的人相比，总是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三是受挫感。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四是危机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在市场经济和阶层分化的大潮面前，产生了朝不保夕、前途暗淡的危机感。这些社会焦虑问题极大地抑制阶层分化本身可能产生的社会激励效应，使人们丧失激励自我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抵触情绪。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从矛盾性质上来说，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各阶层间的矛盾处理不好，也会产生对抗性矛盾，产生许多消极的问题，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各阶层之间的具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下，人们对利益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迫切地想表达并实现其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受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围绕利益的争夺就不可避免，阶层间甚至还会出现利益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还很激烈，发展为重大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对近年来发生的阶层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阶层矛盾，具体来讲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当前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有三种：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
（1）贫富矛盾
贫富矛盾，主要是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尤其是其中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巨额财富的成员)、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富裕阶层成员与社会其他低收入阶层成员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收入鸿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虽然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基尼系数结果不尽相同，低的在0.43左右，高的在2011年甚至达到0.5（这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并且呈上升的态势。中国收入鸿沟表现在多方面：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最高收入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差距明显。
如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即便是这样，却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就一定会激化或爆发，但是，如果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导致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于“社会不公”，即形成“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社会就会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倾覆的可能性。在当前社会中，“宝马撞人案”、“拆迁事件”等等，都是“公正失衡”舆论环境下，由贫富矛盾引起的。
（2）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劳资矛盾实质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了工人(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的部分成员等)与私营企业主及经理人员阶层之间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争议的易发和多发，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安定有序的一大隐患。
近年来，劳资矛盾呈现“高位运行”趋势。由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职工利益诉求与现行分配制度矛盾加剧、劳动监察不够全面到位，2000年至2010年的11年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约35%，而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由13.5万件上升至60.3万件，不仅如此，劳资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并且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事件攀升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如：2011年11月4日，外资企业百事中国瓶装厂员工因担心公司易主后自己的权益问题而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停工潮遍布重庆、成都、福州等10多个省份；2012年1月3日下午，武汉富士康150名员工因不满转岗计划登上楼顶，意图集体跳楼自杀等等。回顾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冲突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3)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主要指党政干部(主要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目前，党政干部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冲突，干群关系紧张，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造成干群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近些年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部分成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且政府及相关部门乱收费、司法不公正（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执法行为粗暴、被征地拆迁人员得不到合理补偿、下岗失业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等侵害普通群众权益的现象也经常发生。这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出现给党政干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感情。这一切导致因干群矛盾引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突发事件的增多。
当下中国，“搞定”这个词汇已经成了大多数人心中处理问题的第一选择，“搞定”一词的潜在含义就是依靠“关系”来颠倒黑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当正义通过正规途径无法得到伸张时，那么暴力就成了表达公正的重要途径。当法律、道德成为“关系”的附庸，没有“关系”的人就会抓狂，而抓狂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不稳定的“情绪”就会演化成社会飓风。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化解社会各阶层矛盾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改革和发展中，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所得的利益悬殊太大。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社会组织资源最多，他们属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享有很多特权和利益。2008年社科院公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显示，在调查各社会阶层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还是很尖锐的，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频繁爆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能忍的吃苦耐劳的民族，人民群众刻意压制了自己的不满焦虑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一个导火索。虽然，真正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冲突，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存在矛盾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正视它的存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决，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中国政府应该在矛盾冲突尚未扩大化之前积极地正视、分析、解决矛盾，化冲突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控制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以保证社会的相对和谐，否则群体性社会矛盾冲突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社会学研究表明，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规模很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很难保持稳定，甚至会发生社会动荡；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差距比较小，它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享受着安定的生活和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坚实力量。
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展现状来看，阶层分化尚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与重组过程中，但总体状况并不理想，该缩小的阶层并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因而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客观上要求我们对阶层分化进行合理引导，解决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保证社会阶层分化向有利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阶层结构的方向有序展开。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2
关键词：社会阶层,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差异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体育消费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消费项目。但是由于社会各阶层的职业不同, 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也不一样, 所以各阶层的体育消费行为也不一样, 对于不同社会阶层采取的营销对策也不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对中国的社会阶层的进行了划分, 得出了五大阶层, 即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 本文将分析这五大层级的消费者行为差异。
1 研究设计和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郑州、洛阳、新乡、周口、漯河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市区和所属乡村的居民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居民均为18岁以上。共发放1500份调查问卷, 回收问卷1432份, 回收率为95.5%, 其中有效问卷为1358份, 有效率为94.8%。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每个社会阶层中具有某种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占该阶层总人数的百分比, 根据百分比来分析比较各阶层体育消费观点和行为的差别。
2 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异同
2.1 河南省社会各阶层消费观念的差别
2.1.1 各社会阶层在人生观上的差别
从表1可以看出, 社会各阶层的人生观有一定差异。社会上层的人最注重的是事业的成功, 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持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 最注重人本性的解放, 其次才遵循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社会上层的人比其他阶层更喜欢与朋友有较多聚会。中上层的消费者最注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其次追求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舒适, 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具有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中中层的消费者与中上层消费者相比, 较少具备现代开放的人本观点。中下层和底层的消费者的观点与中中层基本一致, 但底层的消费者更喜欢安静的生活。
2.1.2 各阶层的体育消费价值观
各社会阶层的体育消费价值观有所差异。社会阶层越低的消费者对“为了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 但各阶层都认为为了健康适度进行体育消费是值得的。然而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越低, 就会越认为锻炼应该选择免费方式。一是因为经济原因, 另外就是因为免费锻炼方式也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保持健康。
2.2 各阶层体育消费行为的差别
2.2.1 阻碍各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因素分析
阻碍各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共同因素主要有空闲时间不多、自己不会体育运动技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和体育设施缺乏。除此之外, 阻碍各社会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对于社会上层来说,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因为空闲时间不多, 其次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就, 再次是自己不会体育运动技术, 其他因素的影响都比较小。中上层和社会上层的差异不大。对于中中层来说,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空闲时间不多, 其次是身体不便或有疾病, 再次是周围人锻炼的氛围不浓, 资金有限、体育设施缺乏、体育设施收费高也有一定影响。影响中下层消费的因素与中中层相近。对于底层的消费者, 资金是最主要的阻碍因素, 其他因素都有较大影响。
2.2.2 体育消费时, 影响各阶层体育消费的因素
进行体育消费时, 影响各阶层体育消费的因素的最重要因素是质量。广告、外观设计和服务对每个阶层的消费者的都有一定影响, 影响度基本一样, 但从总体上来说, 这三个因素的影响都不大。其他因素对各阶层的消费者的影响不太一样。社会上层的消费者最看重品牌和质量, 广告、外观设计、服务有一定影响。中上层消费者最看重质量, 其次是品牌。中中层和中上层基本一样, 但品牌的影响度较低。中下层和中中层的也基本一样, 但折扣比品牌的影响要大一些。底层消费者最注重质量, 其次是折扣和服务, 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基本一样, 别人推荐对底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
3 对策建议
每个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行为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应该根据较显著的差异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
3.1 对于上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上层消费者收入最高, 喜欢追求事业的成功, 持现代开放的人性观点, 比较乐观, 具有自我意识型的生活方式, 认为花钱买健康是值得的, 喜欢去中高档的体育场所, 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主要有羽毛球、三大球、网球、健身器材等, 每月期望的体育消费支出主要在200元以上, 进行体育消费时主要考虑的是质量和品牌。因此对上层消费者采取的主要营销方式是, 实现品牌差异化, 通过品牌实现其身份的象征, 为其提供便利的中高档消费场所, 着重宣传花费时间较短但能起到锻炼效果的运动项目, 对消费者进行运动技巧培训, 可收取适当培训费, 主要采用网络进行宣传。
3.2 对于中上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上层的消费者认为现有的体育消费设施收费过高, 自身的运动技巧较低, 体育锻炼目的除了健身之外, 还要改善心情, 最注重质量, 对品牌、服务、折扣、外观设计等因素也较看重。所以在对此阶层进行营销时, 一要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自身的质量, 注重品牌内涵和外观设计, 另外要注重服务营销, 给予折扣, 不断采取促销措施, 比如体育场所在营销时可收取少量的运动技巧培训费, 甚至对于主要客户进行免费培训。主要采取网络和电视进行宣传, 要注意体育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精神享受。
3.3 对于中中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中层的收入处于中等, 其观点和行为与中上层消费者差别不大。但由于收入的限制, 该阶层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免费的锻炼方式。在对此阶层进行营销时, 除了注意体育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外观设计外, 也应该注重服务的影响。降价促销也是必要的, 特别是对于体育场所来说, 如果能降低场地使用费, 免收运动技巧培训费, 就更吸引消费者。
3.4 对中下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收入是限制中下层消费者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这一阶层的消费者对生活持乐观态度, 为了保持健康, 每周锻炼频率最高, 但倾向于选择免费的锻炼方式, 体育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实物消费。针对该阶层消费者的营销策略主要从实物消费的质量和价格入手, 要采取打折力度较大促销活动。可提供一些运动技巧培训班, 体育场地的使用费应尽量减少。
3.5 对底层消费者应采取的营销方式
中下层的消费者收入最低, 这也是影响其进行体育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 这一阶层的消费者很少参加体育运动, 很多人甚至不参加体育运动, 但他们中间大部分的生活方式都是良心惶恐型的, 会因为没有参加体育运动而焦虑, 所以他们对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有较大需求的。应靠大力度的促销和良好的服务吸引这部分顾客, 另外要采用口碑营销和网络营销。
参考文献
[1]申亮, 肖焕禹.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研究.体育与科学[J].2006 (11) .
[2]徐桂霞, 卓志伟.我国社会阶层体育行为分析.体育世界[J].2008 (7) .
[3]社科院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http://wenku.baidu.com/.2008.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①。这十大社会阶层是：
（一）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二） 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大中型企业中的高中层管理人员。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按照目前政策规定，主要是指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
（四）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
（五） 办事人员阶层。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
（六） 个体工商户阶层。包括小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劳动者、小股民、小股东以及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七）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工作。
（八） 产业工人阶层。包括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其中进城的“农民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九） 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是承包了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的人员。
（十）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包括城镇里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已经失地而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职业的失地农民，因残障或因病而不能就业的城乡居民。
二、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
不同的社会阶层因社会地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各异，导致其教育诉求各不相同：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他们为保持目前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不仅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供自己消费，更要求有更高品位的教育资源供其子女消费。
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充足的条件和机会追求教育的品位，他们除了自己参加EMBA、后EMBA、总裁班学习之外，还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学校，或者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尝到了教育的甜头，他们对教育特别重视，他们自身及其子女都有较为强烈的追求高品位教育的诉求。
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由于收入相对稳定，有能力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又限于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导致他们不会计较教育消费水平的高低。
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有限的收入首先要用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他们会要求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机会，为他们自身选择职业或重新就业服务。同时，他们还把向上级阶层流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弟身上，因而要求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至少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就学机会。
概述这些教育诉求，从学段来说，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从教育所在地来说，涉及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随迁地方教育与原籍地方教育;从质量来说，涉及高品位教育与达标学校教育、未达标学校教育;从办学方式来看，涉及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
三、满足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的对策探索
“学有所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民生目标，怎样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教育诉求，尽快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在政策安排上，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构建现代化教育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公民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公共事务，而不再是由政府全部包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②
当前值得借鉴的国外教育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以新加坡为典型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1. 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包括，一是认为学生是消费者，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消费者，国家重点关注教育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发人力资源;二是认为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高于国家教育权;三是从技术与管理角度认为教育需要竞争和参与。基于以上三点，美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保障家长与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教育选择权，不断鼓励各种教育机构的产生，如磁石学校、家庭学校、托管学校、私立学校等等，另外还立法保障教育权的选择水平，如建立教育券制度、学区及跨学区选择制度、双通课程等。同时美国还将私立教育的运作方式引入公共教育系统中，一方面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以及在公立学校内部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竞争生源、师资、社会荣誉等;另外一方面，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杠杆作用，进而由市场优化教育投入、师资结构、生源水平、校长管理等。美国这种模式体现了教育市场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教育普惠性、公平性的一些问题。
2. 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新加坡实施“教育储蓄计划”，为6-16岁学生设立“教育储蓄账户”，国家定期存入资金，也鼓励家长存钱到账户，使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可以使用账户的钱支付教育费用。这样，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由个人、社会、国家共同负担教育成本。新加坡学校分为四类：政府学校、辅助学校、自治学校、自主学校。国家教育体系中，以“政府学校”这类公立学校为主，承担教育的全民覆盖，强调普惠性，另外的学校则提供更高标准、更个性化的教育服务。③新加坡的教育公共治理与服务模式既保障了基本的教育需求又满足多元的教育需求，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多样性。
在国内，上海进行了改革创新（见下表）：构建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模式;建立民办教育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制度;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实施教育委托管理;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商制度。
当前，我们要进行现代化教育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教育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拆除阻隔市场、公民、社会参与教育治理的屏障。建立新的服务体系，保障各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教育，引进社会专业组织、引进专家资源参与教育治理和提供教育公共服务，促使教育治理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变化，使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格局被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所取代。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督政、督学和教育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二）力促学前教育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针对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2010年，国务院向全国印发《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要求把学前教育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2012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了65%，广东省则达到了95%。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学前教育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畅、办园体制不清晰、幼儿师资匮乏、教师身份不明确和政策文件难以落实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学前教育就难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前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政府应作为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向发达国家吸取经验，通过法律法规途径保障学前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通过法律法规来处理好学前教育与幼儿园、举办者、家长、社会等的关系，合理分担责任和追究责任。
（三）均衡优质发展义务教育，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
义务教育作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是最应体现教育公平的领域，所以国家出台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但因为义务教育学校并不是均衡优质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差距很大，所以“择校热”“补课热”降不了温、“升学考试”屡禁不止，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未能很好落实。
如何实现均衡优质发展？其路径应该有五条：第一是扶弱。第二是扩优，如“教育集团化”就是扩优。第三是流动，教师和校长能够在一定范围流动，这是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路径。第四是共享，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应该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第五是通过学校内部的内涵发展，不断提升和自强。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扶弱、扩优、流动、共享、自强。然而，应该进行怎样的政策安排，让各方的力量都能够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来达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呢？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与方案有：《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督[2012]3号），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但在对教育集团化、通过网络信息将优质的课例和优质资源进行共享、学校现代化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尚需出台对应的法律法规。
（四）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
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两类学校的态度和诉求各不相同。例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在其子弟完成义务教育之后，通过中考如果是升入职业高中学校，会想尽一切办法转到普通高中学校就读。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等值作用，并注重将两者进行融合。主要做法是赋予所有中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同等资格;确定职业资格文凭和普通教育文凭的等值认可，实行学分认可、学分累计和学分转换。如德国的学生可在普职双轨体系中自由转换;美国在综合高中体制中使两方面课程相互渗透等等。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全省首试公办普通高中和公办职业技术学校之间“普职融通”，即：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其目的是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我们应该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打造普职融通的办学体制，打破普职阻隔的现状，做到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分互认、学籍互换，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五）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标志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9%，广东省达28%。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优势特色专业不多、紧缺人才可获得率低、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小、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学科发展能力不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高。这直接导致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都不看好国内高校，都千方百计送自己的子弟出国就读。因此，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成了当下的迫切任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前我们首先要研究确定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目标值、实现路径和主要措施。同时要建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我省推进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价，为总结成绩、诊断问题、调整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与支持。
（六）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当代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有继续教育的要求。办开放大学，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建成学习型社会，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必由之路。目前，国家和省级开办了开放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开放大学，我省也在省电大的基础上建起了广东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要承担起全民终身学习的支柱任务，立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大局，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优势，努力成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公共教育服务并举的综合开放性大学。
但目前的地级市、县（市、区）还没有开放大学，农业劳动者阶层要学习农林牧渔的新技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要学习转行——重新就业的本领，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目前还亟需探索出台建学习型社会、办开放大学方面的政策。
（七）探索国际化教育路径。
送往国外接受世界高水平的教育，成了当今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地位等级的阶层的时尚。而学生出国就读的状况，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国际化程度、教育开放水平和多种途径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学生来说，海外学习、实习，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提升自己的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鼓励出国就读，是推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需要。
目前，除大学生出国留学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小学生海外就读的现象。很多中小学为满足这种需要，纷纷办起了“国际班”“预科班”。而能否允许公办学校办“国际班”“预科班”？如何组织国际班教学？如何构建双语课堂教学机制？如何整合学校课程内容？怎样规范各类学校国际认证？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探索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
（八）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
民办学校在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教育诉求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建设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影响力强的民办学校。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们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多主体多形式举办民办学校。完善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办法和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分类管理的实施办法，加强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建立民办学校协同治理机制。对承担政府委托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按照接受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和当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拨付相应经费。对于捐资举办和出资人不要求合理回报的非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予经费奖补。民办学校学生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资助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用地、税收、规费、融资等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优惠的政策。取消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备案制，适当放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收费审批制，逐步形成学校自主定价、市场调节、社会监督的价格机制。健全民办学校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健全民办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和财务监管制度。
（九）完善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全力保障公平受教育机会。
一般来说，改革发展的公平正义阳光应该普晒在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应该有的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对发展成果共享的资格。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起点不同、素质不同，在社会中的位势不同，获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教育效果和成功的机会也往往不同。所有这些不同如果不予以公平正义的矫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社会群体不仅有可能被牺牲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线更是差别巨大。
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总是稀缺的，总是不足的，某一社会群体拿到了、拿多了，势必会有其它群体拿不到、或者说拿得少。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来看，哪个群体拿得多，哪个群体拿得少，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补偿制度就是对那些能力优秀但没有优越背景的人、对那些先天身体缺陷或者处于恶劣环境的人进行补偿。目前，国家出台了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也出台了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上的困难的政策，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政策，还有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借读费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但如何落实好这些政策让那些弱势群体真正得以补偿，还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动员起来，协调一致，探索和完善相关办法和措施并抓好落实。
？鄢 谢绍熺 男，1960年生，研究生毕业，正高级职称，广东省教育厅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02，（3）.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5.
{3} 李燕.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的研究视角[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4} 中国教育改革前沿报告-浦东新区教育公共治理结构与服务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15.
农村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 篇4
调查目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农村社会已经从全农社会向多元的方向发展着，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体。运用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中的原理，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调查对象：农村社会各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雇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调查时间：2011年7月26日-2011年7月31日 调查地点：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王家岗乡的几个村 调查方式：采取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过程：7月26日上午，我分别到了几个村庄村长的家里，然后，我详细的说明了我的来的目的。他们把各个村庄的总人数告诉了我。这次我打算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因此，我到了打印出打印了1000份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被调查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财产状况等。
7月27日，我带着1000份问卷一一来到了几个村庄，根据每个村庄的住户数和每家住户的人数发放问卷。然后，我告诉了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这些问卷。
由于7月28日天正在下雨，我没有去收那些问卷，7月29日我又分别来到了发放问卷的几个村庄，一一收完了所发放的试卷，我发现试卷填写的还算完整，只是有点问卷还是白卷，因为有很多家庭里的年轻人都不在家。
我想如果只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并不能达到这次调查的目的，于是，我打算7月30日再到问卷没有填写的家庭里走一趟。我想通过采访的形式向那些青年人的父母，爷爷和奶奶等询问关于那些青年人的工作和职业等。然后，分别记录下来他们的情况。
7月31日，我对1000份问卷和采访的记录经行了整理、归纳和分析，然后，我又结合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情况的出了一些结论。
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现状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体。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在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大约为70%。这个阶层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在农村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这个阶层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深重的社会负担，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这一阶层不仅是农村中的主体，也是农村其它阶层的母体，仍处于分化之中。
（二）农民工阶层
这是一个以在农村集体企业、城市二、三产业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对集体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一般还经营部分土地。这个阶层的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土离乡的农民，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也有一些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做工。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国家或企业的各种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另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们在本村的乡镇企业里工作或者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等单位里工作，早出晚归，住在农村的家里。这类民工目前是农民工中的主体。
农民工一方面接受了工业文明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这是我国农村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三）农雇工阶层
这是受雇于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提供劳动能力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是“除两只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在家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数量不足。他们受雇佣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增加收入，学点技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主权，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雇工，明天的雇主”是常有的事。同农民工相比，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农民工低，职业压力和劳动强度比一般乡镇企业的农民工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较大。
四）知识型职业者阶层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专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在失去跳出农门继续升学机会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他们是农村现代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支重要的文化技术力量。
（五）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或支配，具有专门的技艺或经营能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和自主经营小规模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的群体，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经营活动与方式有很大差别。这个阶层成员的思想及其活跃，多为守法经营，凭本事、凭力气赚一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或少许的劳务费，他们对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就业门路、方便人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较高，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一定很高。这一阶层内部现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组合过程，其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七）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
它包括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计、主要科室负责人与供销人员。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职工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他们对企业的兴衰、盈亏负责，承担的风险较大，经济收入、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都较高。随着乡镇企业进一步改革，这一阶层有逐渐转化为私营企业主的趋向。
（八）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全国740150个行政村里共有村干部400余万人。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代表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的地位与收入水平在不同社区之间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别。他们对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起着关键作用。（郭玉亮）
--《调研世界》2007年第9期
新农村建设虽已确立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要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以达到这一总体目标，弄清建设的对象和建设的主体这两个基本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同质性、低流动性的乡土特征正朝着阶层分化、高流动性方向发展。因此，究竟建设怎样的新农村以及由谁来建设新农村，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提出来的问题。应对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不能脱离问题提出的宏观背景，否则我们难以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对农村社会各阶层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把握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现状，把握在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要特征，由此去分析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经验分析的结果看，与改善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三类社会需求，已成为农村各阶层的普遍性需求。这一结果与当前农村在这三个方面的滞后发展的现实是吻合的，同时也预示了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资源所要重点投向的领域以及国家建设力量的重点任务所在。在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这三类需求方面，存在着阶层的差异，反映出中层和中下层对农业收入增长的期望比农村底层更为强烈，这对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信心和积极性将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阶层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及角色在发生变化。就现实而言，农村中下层及底层群众已成为当前稳定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也是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得到发展的阶层。
二、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
农村社会并非只是由农民阶级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复杂的阶层结构构成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也在提高。就职业分层来说，乡村社会主体可以分为：非劳动力、纯农业劳动者、半农业劳动者、外出打工者、乡镇企业工人、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工商业经营管理者、乡村管理干部等阶层。
而如果按照社会分层的层级来划分，也可以将农村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根据调查结果，乡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分布情况是(见表1)：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以上，认同为中层的占22·9%，27·5%认同为中下层，47·4%的人认为自己归属下层。由此可见，多数农村居民具有“中下层以下”的阶层意识。
就农村各阶层的受教育情况而言，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见表2)，超过1/2的人仅接受过小学以下的教育，88%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仅有1·5%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五个阶层的受教育情况来看，阶层越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特别是农村的底层，近60%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超过92%的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几乎没有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相对于中层以下的人来说，农村中上层以上的人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明显高于中层以下，他们中接受高中(中专、中技)和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显著升高。
农村居民的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与他们的“中下层以下”阶层认同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农村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既反映出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也说明较低的文化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的发展及地位的提高。多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可能还在于农村教育体制。现行农村教育体制虽然对9年义务教育给予了较多投入，但与此同时，高中以上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则并没有得到体制的重视。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高中以上教育可能还以不同的方式遭到削弱。因为高中教育的录取和收费制度让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户，不得不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出现多数农村学生在完成初中义务教育之后，会选择外出打工，而选择继续升学的人数就相应减少。在经济收入方面，农村底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11 500元左右，中上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最高，达到27 500元左右。按照全国农村户均规模4·08人计算，农村社会底层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 800元左右，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3 255元[11]，中下层的收入水平与之相当。农村中上层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达到6 700元，但仅与城镇家庭中等偏下收入水平7 177元相当。总体来看，除中上层之外，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化也已出现。
从经营活动情况来看(见表3)，目前农村有近83%的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17%的人不从事农业。具体到各个阶层，中间阶层当中从农业生产向外转移的比例最高，近21%的人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外出经营或务工经历方面，农村的上层和中间层比例较高，而中上层比例相对较低，为28·8%，这可能说明，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约2%的人通过发展农业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成为农村专业户，经济收入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从而在农村处于相对较高的阶层地位。
目前，就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情况看，农村的阶层结构虽有一定分化，但有97·7%的人皆认同为中层以下，这与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有着一定的关联。
三、农村社会各阶层对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期望
当前农村究竟哪些方面需要建设？需要怎样的建设呢？弄清这些问题是明确新农村建设对象和建设任务的重要前提，否则一些建设实践将可能脱离农村现实需要，不能真正满足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难以对农村社会的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在2006CGSS的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您希望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村提供什么”这样的问题，以了解农村居民究竟期望新农村建设怎样推进。关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我已从期望性需求和相对剥夺性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12]在这里，将从阶层分析角度来考察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问题，以便更加具体地认识农村社会各阶层需要怎样的新农村建设。
表4列出了6类主要的新农村建设需求，这是从对多项选择中汇总归类得出的，并对各类需求与农村各阶层进行了回归分析，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各阶层之间的需求是否存在差异。
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增加农村教育或培训机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三种需求与阶层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各个阶层对这些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要求，不存在阶层间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类新农村建设需求属于普遍性需求，因而它们也可能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对象。
在增加农业补贴需求、增加收入来源需求和减轻负担需求三个方面，阶层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属于差异性需求。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对增加农业补贴产生需求的概率更大，其中中层比下层高出52·2%、中下层比下层高出24·5%。在增加收入来源方面，农村上层、中层和中下层比下层的愿望更为强烈，上层比下层高出336·7%，中层和中下层产生此类需求的概率比下层分别高出64·3%和26·5%。至于减轻负担的需求，主要包括：一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二是减轻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负担。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的人产生此类需求的可能性更高，分别高出22·8%和15·1%。
农村社会不同阶层在增加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三类需求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不同阶层对这三个问题的主观感受和要求程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三类需求是农村社会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有更多的阶层比底层群众更可能产生这些需求，意味着这些需求也具有广泛性和特殊性。因此，满足三类差异性需求也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构成，而且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特殊需要，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来实现建设的目标。
农村社会各阶层之所以形成对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普遍性需求，与现实的客观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88%的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这反映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普遍滞后性。而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村居民自然会对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获得公共保障资源的机会非常少，尤其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农村居民主要还是依赖家庭和个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计风险在不断加大，仅凭个人和家庭的保障已经明显不够，因而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日益普遍和强烈。最后，农村各阶层之所以普遍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或基础条件，一个地方能否得以发展，交通、通讯和其他生活设施建设是否发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农村改革后，家庭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公共领域尤其像水利、环境、乡村道路等基本建设在集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而且在后农业税费时代，农村基本建设依然面临资金支持问题，而对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村居民来说，要承担起这些建设任务必然加重自己的负担，因此，人们期望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途径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至于三类差异性需求的成因，可能主要与当前农民偏低的经济收入水平有关。人们无论是期望获得农业补贴，还是希望获得增收机会或是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实际上都是期望经济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中层和中下层对这类需求更为强烈，表明他们对当前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状况不太满意。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虽然得以大大提高，但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另一方面，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村收入水平与之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农民收入增长近年来有减缓趋势。因此，农村居民特别是中层以下的人对农业补贴、增收和减负形成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和资金去推进，但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乡村社会主体的参与，而且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阶层的社会需要。有农村各阶层以适当的角色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过程，将是把国家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与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结合的最优途径。
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与治理的关系问题，仅靠村民自治制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村公众以恰当的角色及合适的方式参与到建设过程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公共力量对促进农村发展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调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农村各阶层究竟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新农村建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呢？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层地位特征及社会需求结构。如果按阶层分析的方法将农村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等级阶层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五个阶层的现实经济与社会特征以及社会需求来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位置与角色。
农村社会上层的人数不多，主要由农村非农职业者如乡村干部、一般职工和知识分子等构成，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社会声望，以及较为稳定的职业岗位，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非为农村最高水平。这一阶层虽然可能并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他们是农村社会较为稳定的居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他们将在领导、动员、协调，尤其是在农村文化和教育建设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构建完整、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这一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以促进该阶层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中的管理、教育和稳定功能。
农村中上层主要包括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或规模经营的专业户，也有经营乡村工商业的个体户。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基本达到小康状态。这一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多种经营、活跃农村市场和带头致富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如何规避和应对市场的风险。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将是政府推进制度创新，以及创建农业信息化服务和技术培训服务平台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
农村社会的中间层主要由农村的年轻人构成。目前，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外出务工，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也是非农业经营活动。中间阶层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中流动性、不稳定性较高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希望从事农业能获得更多的补贴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又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善于农业劳动，也可能不习惯一直守在乡村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可能还离不开乡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中间层是主要的转移和稳定的对象。转移就是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中间层的一部分有序地向农业外或城镇转移，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稳定就是要通过农业政策调整来改变农业生产的收益结构，以稳定部分中间层，使他们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作贡献。
农村的中下层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之一，又是城市建设中的真正农民工。他们兼顾农业和非农业，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摆动，但其根基依然在农村。虽然他们作为农民工的收入可能超过农业收入，但他们的家庭并没有放弃农业，而且也会把农业和农村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所以，中下层依然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成员，他们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也希望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他们所生活和依靠的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同时，他们也是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因为农村面貌的改变与他们的切身利益需求紧密相关。农村中下层最为关心的可能是农业生产收益的增长问题，即如何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及如何在农村寻找到更多的收入来源。在新农村建设中，调动和动员这一阶层的积极性，主动地参与农村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无论从夯实农业基础地位还是从推进农村新发展的角度看，发挥这一阶层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农村社会的底层是农村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撑，他们由普通农民大众构成。目前，这一阶层已成为坚守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只有部分老年人和妇女维持着平常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因此，农村底层阶层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特征。因此，新农村建设要重点关注这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一方面，国家建设要使这些为稳定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村社会生活作出贡献的阶层得到合理的收入回报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以使他们真正享受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使农村底层阶层得以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既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力量，又是发展中的“短木”。这一阶层得不到发展，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都会受到制约。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5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关键词：改革开放 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二）城市化过程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中间层在不断扩大。三位一体的体系正在形成。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篇6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10121班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首要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导致革命初期成效甚少。毛泽东基于深入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以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只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或工人运动，忽略了农民，使得自己力量不足，没有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必须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那么谁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朋友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一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文章中，对每个阶级的分析，对每个阶级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都深刻地分析了他们抵制或者支持的原因。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与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是中国腐朽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他们与革命水火不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文章对于中产阶级的分析是十分精彩深入的。毛泽东预见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时，他们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而在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又怀疑革命。
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阶级总是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分析时要重在揭露该阶级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阶级的存在，决定于它的经济方面，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经济制度中的地位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分析阶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毛泽东还看到了各阶级的未来发展趋势，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考察各阶级。同时，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不断产生和消亡，我个人认为消灭阶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时段内需要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断跟进为基础的，所以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不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阶级斗争是浅显的。当然，对于进步的阶级，我们要坚决拥护和支持，反之对于落后的阶级，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与之做坚决的斗争，促使其更快地灭亡，所以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要全力消灭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全力反对反动分子，打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
文章中敌我定位分明正确，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为以后党依靠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每一步都是影响广泛，同时也到了改革刻不容缓的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中，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阶级的概念已经落伍，阶级斗争已经几近消亡，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仍然有着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还是要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深刻的分析，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7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对于我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问题, 需要我们重温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篇文献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将知识分子划分到小资产阶级中, 并将其看做一个阶层,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相当重视, 他认为“这一个阶级, 在人数上, 在阶级性上, 都值得大大注意”。
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阶级,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 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包括“小知识界——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力量。
其次, 文章明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来源、阶级属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有大、中、小之分, 他们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 他们生活稳定无需为生计劳顿, “有余钱剩米”, “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 “是小资产阶级右翼”。他们在革命中“胆子小, 他们怕官, 也有点怕革命”。第二部分可以说是中层知识分子, 他们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 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付出较之以前更多的劳动, “他们有点骂人了, 骂洋人叫‘洋鬼子’, 骂军阀叫‘抢钱司令’, 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部分是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属中间派。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中, “不肯贸然参加, 取中立态度, 但绝对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众多, 占整个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可以说是小知识分子, 其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明显下降, 饱受精神上的痛苦, 对时局不满, 也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 “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左翼在革命中非常重要, 他们积极参加革命, 努力想改变生存现状。
总之, 毛泽东在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准确把握其各自的革命态度之后, 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就能达到团结大多数打倒少数人的战略目的。
二、
对中国来说, 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知识分子在汉语里有许多相似的称呼, 却没有完全相应的词汇, 最接近的是文人, 文化人, 古代还有读书人、书生这两个词, 而这些词都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 (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如此定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定义显得过于宽泛, 我国学者周非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探索者、承载者、传播者、运用者和捍卫者。”
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 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如理性、自由、公平等) 的维护者。中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 但都肯定其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即具有独立的精神, 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责, 公共性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即康德所说的“在一切事物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只问是非, 不问利害”的, 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 如想到种种利害, 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著名作家王朔也对知识分子的品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到知识分子, 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 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 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 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 我攻击的知识分子是这帮人, 只不过那时, 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 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 早先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角色, 逐渐消失殆尽, 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也已近消失。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 对于一个国家是毁灭性的, 对于整个民族更是毁灭性的。
知识分子批判性的消失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 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制约了他们的批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 知识分子在生产和管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讲, 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批评社会,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又制约了他们的批评。国家作为政治权威高度地控制着所有精神和物质资源, 无论大学也好, 出版社也罢, 皆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环节, 过去知识分子那种游刃有余的公共空间荡然无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向政治权威的阐释者和依附者这一角色过渡。比如公务人员, 其薪俸由国家财政供给, 职业伦理要求服从指令, 而不管这种指令本身的对错。
其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 还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国家与社会同一, 单位制度统辖了一切, 单位是衣食住行的父母, 迁徙和工作流动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哪怕想批评自己的单位, 都需要相当的勇气。
此外, 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缺失还与知识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所谓职业化有关。职业化意味着所做的工作会脱离现实的需要, 并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带技术性的特别形式, 能产生一套玄虚的理论和方法。而且, 当知识的活动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时, 知识分子便被局限在他所从事的职业范围之内, 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关系。在《死火重温》中汪晖指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 却是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和退场, 并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造为一种职业活动。职业化的进程实际上消灭或改造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
三、
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 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它的存在, 是对现存权威的民间制衡。作为一种批判力量, 它鞭策现存权威或多或少地向价值理想靠近。
在整个国家面向市场化改革以来, 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 由于财富转移的不公, 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断裂, 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 (个人、农民) 因为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日益失去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道义关怀, 但做得远远不够。
因此, 重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把知识分子又划分为三个阶层, 而第三个阶层则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底层, 经济水平较低, 生活比较清苦。然而, 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 他们最具有批判性, 革命性强, 愿意为改善现状而承担一定的风险, 愿意为之付诸行动。所以, 在当下, 要充分发挥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潜力, 使其能有机会提出更多代表广大群众呼声的提案。从而, 无形地带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改造的积极性, 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我国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敢为事业用人才, 大力选用能代表基层的领导干部, 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 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 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M].上海:三联书屋, 2012.
[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A].见鲁迅全集 (第8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89-190、190.
[5]王朔, 王童.王朔在线[J].小说界, 2001, (02) :142.
[6]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430、415.
金融危机对各收入阶层影响分析 篇8
一、对薪酬的影响
在经济危机对薪酬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低收入阶层人群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个人月收入少于2000元的低收入阶层，26％的人收入“有大幅下降”，然而受影响最大的却是个人月收入高于8000元的高收入阶层，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薪酬下降，其中29％的人“有大幅度下降”，47％“有小幅下降”，受影响程度位居各阶层第一，由此看来，对高薪员工降薪成为很多公司为了节约开支采用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对工作的影响
相对于薪酬下降，更多人开始关注的是能否保住工作，即使单位因为金融危机而降低工资和福利，对于跳槽，大多数人开始变得谨慎。对于个人月收入小于2000元的低收人群和高于8000元的高收阶层，分别有35％和34％的人担心“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找”，表现最强烈，而个人月收入4000～6000元的中收阶层中仅有18％，44％的人只是因为觉得换工作后薪酬不会有太多变化。经济危机造成工作岗位缩水已成现实，直接波及处于收入两级人群，但影响范围还没有很深，仍然存在较多工作机会给中收入阶层选择，因此表现较乐观。
三、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尽管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面对薪酬降低和工作岗位影响最深，但却对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更乐观。分别有11％和9％的人群对明年我国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34％和37％的人群表示“比较有信心”。而较稳定的中收入阶层信心指数反而越低，个人月收入6000-7999元的人群仅6％表示“非常有信心”，信心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