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中国社会道德困境（共11篇）

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1

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 DD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也就是全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地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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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2

现阶段社会上确实出现了社会性道德困境, 全社会道德实践状况不尽如人意, 道德价值多元无序, 道德底线肆意突破, 社会道德责任无法分担。今天的房地产商、企业家和有毒食品的制造者们也是昔日的学生, 他们在学校也曾学过思想品德课, 为何他们的所学与所为之间差距巨大?而今天的学生中必定有明日的企业家、明日的房地厂商、明日的食品制造商, 如何让他们走上社会后, 不致于像今天某些人一样“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尽管说社会性道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是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程, 学校思想品德课程理应承担起自己的重任。在这样的形势下, 作为学校道德建设的主阵地, 思想品德课该作哪些反思, 应该如何去应对?本文试从道德教育取向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做些建设性思考。

毫无疑问, 良好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会促进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 社会道德的良好状况有益于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反之, 则有可能成为对方的负面影响因素。对于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来说, 怎样把一个能够践行道德的人交给社会, 而不是把一个道德分裂、言行不一、见利忘义的人交给社会?而长期以来, 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重视品德教育、行为规则教育, 忽视了内在的德性的教育。“道德规则只有在拥有德性或道德品格的人的行为中起到道德规范的作用。一个自觉追求德性的人, 才有能力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信守准则、实践自己的道德价值。”金生鋐先生在《德性与教化》中的分析独到深刻, 对于增强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大有裨益。“德性能够在困惑和迷乱中清醒地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 自己有什么样的目的, 自己信守的道德准则是什么。……相比于普遍的道德准则, 人的德性是更为基本的个人道德实践所追求的道德信念和所实现的品质收获。” (金生鋐《德性与教化》31页,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从这个意义上看, 德育首先是应该是德性教育。培养德性比道德教化更重要更有效。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则的说教之所以容易失效, 是因为那是外在于人的知识, 而不是内在的善, “善是内在于精神的, 不是外部赋予人的精神的”。德性教育的缺失或者说是弱化是当今学校德育工作无法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发展需求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种稳定的品质, 德性不是先天的禀赋, 而是依赖于德性教育, 德性教育指向灵魂。普罗泰戈尔说:“教育如果不是深入到灵魂深处就不能在灵魂中生根成长。”考察社会上那些道德分裂的现象和学生身上存在的道德实践失误的案例会发现, 他们无非是因迷乱而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和因利益而做了明知不该做的事情, 总之是道德准则在灵魂深处没有扎下根, 更没有长成参天大树, 一旦邪恶的毒草生长便不战而败。脱离主体生命的德育是修外不修内的半截子的教育, 难以形成稳定的品格。

如何让德性在灵魂深处生长?在新的社会境遇和道德状况下, 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需要作出自己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从德育方法上, 改变过去的以灌输和认知为主的德育方法, 加强德育实践、德育体验;从德育取向上, 要从以外部的原则、规则教育为主转变为内外兼修, 运用唤醒、提醒、引导、激发等德育策略, 让青少年学生在回归自我、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学会做人。从德育内容上, 既要吸纳中华民族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德育内容, 又要看到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德育内容, 要有打破时空限制的宽阔胸怀和眼光, 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道德建设成果;中学德育除了理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生存教育等等以外, 还要注重精神的教育、心灵的教育, 不仅要教育学生学会生存, 还要教育学生学会修持、修炼、恪守。为此, 学校思想品德育要适当增加、加强以下的教育内容。

敬畏。现代社会, 人们敬畏的事物似乎越来越少。但是, 另一方面,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敬畏之心的重要性。文化部长蔡武说,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一要心存敬畏, 二要心存感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也强调, “要坚持法制, 敬畏法律;要搞清事实, 在办案过程中慎之又慎, 对历史高度负责”。丧失敬畏, 人心就会迷狂, 文化就会迷失方向, 社会就会出现超越底线的乱象。敬畏生命的神圣, 敬畏自然的伟力, 敬畏传统的价值, 敬畏律法的庄严。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作为一种文明的尺度, 敬畏既是内心对崇信对象的虔诚态度, 也是行为制约机制。懂得敬畏的人, 会懂得恐惧, 恐惧使人产生卑怯, 卑怯使人知道停止, 《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心存敬畏, 就会恪守道德底线, 温总理所举的近年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的深层原因都可以说是一些人心无敬畏, 丧尽天良。学校要在学生心中播下敬畏的种子, 让他们“知止不殆”。

信仰。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不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更新 (这一点似乎做得较好, 如增添心理辅导、青春期教育、生涯指导等) , 而且还要有些更基本的超乎时代、职业、年龄的关乎生命的东西即道德信仰。尤其在青少年时期, 需要这样的教育引领和环境氛围。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关于政治理想的内容比较具体丰富深刻, 关于道德理想、生命操守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基督教世界都在读《圣经》, 伊斯兰世界都在读《古兰经》, 作为历史同样悠久且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 更有条件和理由让后代继承恪守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身份, 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中华一份子的道德、文化的信仰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要把千百年来来凝聚人心的那些基本人生信条作为重要的内容, 传给下一代。如佛教的“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儒家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道家的“道法自然”,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等, 为学生打下生命的底色, 在学生头脑中安装“最高级的软件”, 形成一套价值系统, 为人生指明方向。

审察。高尚与低劣的道德修养, 种种美德与恶德的行为背后, 都有一个道德主体的参与。社会上和校园中的种种道德悲剧现象都有一个主体发动、实施的意念过程, 很多人不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后果, 在这个关节点上失去了道德主体的审察。如果从小受到道德审察方面的教育, 学会自我辨别邪与正、真与伪、偏与圆, 那么行为上就会有取舍, 有节制, 从而能够正确圆满地处理事情, 取正, 取真, 取大, 取圆;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去邪, 去伪, 去小, 去偏。学会审察自己的意识, 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自己, 把控自己, 对欲望有所控制, 对名利的追求有所节制, 总而言之, 具有道德理性。

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3

章乐在《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8期《风险社会的道德困境与学校教育应对》一文中指出，由于现代化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风险社会。它是一个“人造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普遍化的社会，是一个被“恐惧文化”所笼罩的社会。在风险社会里，我们会遭遇三种道德困境：科技伦理的失效；道德与价值共识的困境；道德冷漠的蔓延。

学校应如何应对这三种道德困境呢？首先，开展德育伦理教育，这种伦理教育基于对恶的恐惧，具体而言有两条途径：其一，想象技术行动的长远后果。新型伦理通过灾难的创造性想象代替了实际灾难经验的作用，由于这种想象不可能自发产生，因此需要进行有目的地引导，即通过威胁的可视化来激起人们的恐惧，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二，在完成第一大任务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审思慎行的态度，产生改变行为的动机。其次，提升道德判断力和对话的能力。可通过向学生提供道德两难困境，让他们充分陈述其道德理由，并在不同的道德理由的冲击下，提升原有的道德发展水平。再次，培养道德敏感度和社会行动力。前者可应用“体谅”模式，以一套包含丰富人际-社会情境问题的《生命线》教材为基础，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培养；后者则可应用社会行动模式，让学生不断地实际参与社会行动（即直接影响公共事务的自觉行为），在行动中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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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4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

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其他民族相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道德人格产生的源泉,良序美俗的创造者,是国人获得和维持家庭和睦幸福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中国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形成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精神遗产仍然能够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

作 者：曹连海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刊 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4)分类号：B823.1关键词：中国 家庭 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社会价值

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5

本文对道德博弈和生存博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中的被统治者利用起义等变革手段,通过道德博弈对统治者在生存博弈中破坏了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建,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超稳定系统的特征.新古典的生存博弈不会因为分配过程的公平而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并回复到道德重建的原初状态.道德教化的成功有助于缓和生存博弈的激烈程度.

作 者：石磊 钱勇 作者单位：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33)

钱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浅析网络道德的困境与对策 篇6

浅析网络道德的困境与对策

信息网络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网络道德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冲突,文章通过分析网络道德的.特点,提出了加强网络建设的几项对策.

作 者：李钢 郝淑芹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北京,100876刊 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TV UNIVERSITY年，卷(期)：”“(3)分类号：B82-052关键词：网络道德 困境 对策

中国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刍议 篇7

社会保障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纵观医保推行的实践可以发现,由于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和经办监管的缺失,给患方提供了过度享受医疗服务的方便,也给医疗机构创造了过度供给、弄虚作假的机会。回顾现有该领域研究可以发现,医保道德风险的规避仍然没有得到良好控制。本文通过定性的文献研究法,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分析,从法律和道德双重视角分析造成医保道德风险的潜在因素,并探索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研究现状

中国学术界有关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期,李良军、牟一新、刘小平、盛宝军(1995)《医疗保险供方控制方法研究》[1]。他们认为医疗消费的质量会受到供方的“诱导需求”及其他道德损害。因此必须将医疗保险的营运结果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控制医保风险。这成为了理论界有关该问题的较早探讨,但是仅局限于研究供方欺诈,忽视需方欺诈可能。其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医疗保险的不断改革使医保制度缺憾逐渐凸显,理论界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不同视角开始探讨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问题。黎民(2004)《社会保障领域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2]比较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制度特点,提出了一些规避道德风险的方法。温小霓(2006)《社会医疗保险风险研究》[3]分析了医保市场的不完善性特征,提出信息不对称、供方引致需求以及难以量度的医疗服务边际收益会导致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提倡通过建立两期代际交叠模型规避风险。毛瑛、范文斌、王枫叶(2006)《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博弈分析》[4]一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医疗机构、参保人、保险机构之间存在的道德风险博弈条件、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从破坏博弈条件、干扰破坏博弈过程两个角度防范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马蔚姝(2010)《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的制衡机制研究》[5]以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上涨部分的控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医疗保险制度内生的制衡作用,探寻如何通过医疗保险制衡机制体系的构建有效控制费用。

分析中国医保道德风险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数量日渐增多,质量日益深入,但是依然无法逆转日益猖獗的欺诈局面。现有成果参差不齐,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统计学视角通过博弈论、利用数学建模来分析问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管理学角度,通过政策分析、运用管理理论来解释现象。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医保道德风险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忽略实证研究的意义;并且就事论事,就制度论制度,太多关注政策制定,却忽略制度监管,往往有惩无罚,咎责体系的建议提出没有落到实处。本文旨在抛砖引玉,通过简要分析近年来媒体曝光的三个案例引出研究问题,探索性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并呼吁法律和道德工具双管齐下来监控道德风险。

二、医保欺诈行为案例分析

近年来,社会各界有关医疗骗保事件曝光率的提高给社会敲响了警钟,这已不再是个案行为,它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欺诈。浏览数次媒介曝光骗保案件,可以将医疗骗保行为归结为三类:参保人员单独所为、医疗机构蓄意欺诈、医患合谋恶意骗保[6]。下面让我们回顾几个有代表性的医保欺诈案例。

参保人单独所为一般表现为伪造、涂改医疗保险票据、处方、病历;以欺骗、胁迫等手段重复开药、超量开药;转卖医疗保险基金报销的药品谋取不当利益;将本人的社保卡转借他人,或者使用他人社保卡并产生医疗费用;冒名住院骗取医保基金等。

案例:冒用医保卡,活人变“死人”[7]

2011年5月1日,在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住院治疗的安徽人许某,因肝癌病情加重,医治无效死亡。医院开具死亡证明时,发现病历上登记的名字并不是许某本人。许某为贪图少付医疗费用,借用了沈某的医保卡,闹出了“活人”变“死人”的笑话。医保卡是参保人员的就医凭证,也是医疗费用结算凭证。冒用他人医保卡,不仅会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也干扰了参保人员的正常就医,损害了参保人员的利益。个体自私贪婪的欲望与医保管理漏洞共同造就了活人变“死人”的笑话,造成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

医疗机构蓄意欺诈一般表现为虚开多报费用,伪造虚假住院证明、特殊病历;利用医学专业误导参保人员,多收取费用,而由医保“买单”;分解住院,迫使患者分几次住院,从中获取相应医保定额;降低住院收费标准,门诊病人归类为住院治疗,小病大治等。

案例:深圳市六联医院高额骗保案[8]

2008年7月18日下午4时左右,南方都市报接到群众举报,六联医院外三科主任严菖菖和另外几名医生与病人串通,伪造病历,骗取医保基金。经过调查发现,六联医院283份病历中85份存在问题,并总结出六联医院六宗罪:伪造入院诊断依据、伪造化验单据、无相关入院诊断依据或诊断依据不足、轻病入院、分解记账、过度治疗。近几年来,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频频发生,骗保医院很多,真正取消医保定点资格的却很少。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出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不力和监管效果不佳,目前的支付方式也无法起到规范行为、控制不合理费用的目的。因此,有必要从加大处罚和监督力度两个方面入手防患于未然。

医患合谋恶意骗保一般表现为医患联手开具虚假医保支付项目,将非医保支付病种伪造为医保支付病种申报;挂床住院,虚设住院病人,所有开销都由医保买单,住院期间仍回家休养或回单位上班,住院费中仅包含检查费用和药品费用,而无相关住院费用;医院、药店为患者虚开两联不符票据,多开多报套取医保基金,将普通药物开成特殊病用药等。

案例:安徽蚌埠传染病院挂床套保案[9]

2006年4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揭露了蚌埠传染病医院违规套取医疗保险资金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仅2006年一年来,这家医院就以多种方式骗保113次,套取医保基金32.67万元,73名医务人员参与骗保。据蚌埠市卫生局调查,非典疫情发生后,这家医院为解决医院收入锐减和债务压力的问题,采取与病人合谋的方式,“挂床”收治医保住院病人,违规套取医保基金。所谓“挂床”是指虚设住院病人,医院把参保人的卡拿来办住院手续,本人根本不住院,检查、化验、打针、吃药等开销都由医保买单。种种迹象表明,“挂床住院”的背后可能还存在更多不为人知的黑心交易,日益严苛的社会现实呼吁我们,只惩不罚、只罚不改的事后作为已无法弥补体制和监管的漏洞。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无数的医疗骗保案件无不以触目惊心的数字向人们反映了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事件的严重危害,同时也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去分析和解决这一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解析医疗保险系统

社会医疗保险运行中,有三个交易主体:医保的供给人(社保机构)、服务的提供人(医院)和保险的投保人(患者)[10]。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保护医疗卫生行业正常运转,需要由医疗保险发挥保障作用,也因此必然受到政府的行政管控,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政府组成的四方立体关系:(1)医疗保险机构与投保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收取保险费、医疗费用报销等。(2)投保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提供及接受服务和支付服务费用等。(3)医疗服务提供者与医疗保险机构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医疗保险机构为投保人确定服务项目、支付服务费用以及对服务质量监督。(4)政府与医疗保险系统三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对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三方的管控。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医疗保险的特点表现为第三方付费,保险方出现在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患者之间,三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拥有各自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日益增长的欺诈行为已经带动医保费用支出规模的日益增大,进而演变为各国公共支出的一个沉重负担。

(二)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1.“第三方支付”制度

“第三方支付”制度是导致医患双方产生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医患双方没有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支付行为,患者便误解为医治服务是免费的;并且患者不用考虑自身支付能力也可享受高级服务,因此便倾向于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开支,造成隐性保险欺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方支付”使得患方、医方、保方三者权利义务不对称,医务人员和投保人易于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保险机构,出现所谓“医患共谋”的现象。同时,患方因为付费风险意识薄弱,认为费用支付与自己无关,是医疗保险部门的事,从而忽视对医方的费用监督,甚至和医方一起向医疗保险部门套取高额保险补偿。

第三方付费的方式优于简单的双向付费,对于控制医方的行为,方便就医等都有一定作用。但该支付方式导致医患共谋骗保的案例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论证,但是建议提出往往没有区别于不同群体,对症下药。因此,笔者认为,基于患方,可以设立更加合理的起付线和止付线。设立建立在不同阶层人群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分析基础上的分层支付线,通过有关数据模型分析和实际调查分析,相应提高或降低个人支付标准。通过扩大需求弹性,适度提高患方自付比例,最终达到控制医疗服务需方道德风险的目的。对于医方,要逐渐转变医方通过医保机构获得偿付的方式。同样通过科学分析,设立医院中各项服务的付费标准,并参照该标准,预先支付医院的医务行为。这样便可规避医方诱导患方需求行为的发生,从而有效地控制医方道德风险产生。

2. 医疗保险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医生垄断性的掌握各项医疗知识和信息,对疾病的发展过程,医治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医疗救治的适当性等有充分认知。反之,患者由于无法接收完全和充分的医疗信息,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加之,患者专业医学知识的缺乏,对待疾病的突发性又有未知恐惧心理,因此对医生往往采取高度信服态度。由此,医生凭借特殊的垄断地位,实施了诱导需求行为,产生道德欺诈。

因而有必要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医疗服务电子系统,通过该系统,患者不再只听从医方所作出的医疗治理结果,相反的,可拥有自身的些许价值判断。通过该系统明确病人所享受的医疗服务的真实支付价格,同时能够查阅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相关鉴定证明资料。与此同时,保险机构也能发挥费用监督作用,适时审查治疗方式是否合理;还便于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服务质量进行横向评比,适时给予评价和奖惩;此外,借助系统,还可对患者和医生进行信用监测等。

3. 医疗体制的内在缺陷

现有的“以药养医”政策,激发了医疗机构诱导客户需求的动力,客观上促进了医方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从药品销售中获利来促进业务经营。医生的工资奖金与所开药品价格、医院的经济收入紧密联系,因此,虚开药单、过度报销就成了医生行为的本能趋向。由于现有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得医生的处方权与药物销售权合二为一,无形中强化了医药不分的垄断地位。他们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基于经济人利益的考虑,医院内在的倾向于提高医疗费用金额。在整个过程中,保险机构不直接参与诊疗过程,只能被动支付,缺乏主动了解医疗机构行为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患方的指导人,医疗机构具有服务建议者和提供者双重身份,因势利导用医疗专业蒙蔽患者,激发其产生非自愿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从而产生了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

“以药养医”的畸形医疗体系,致使医生与药品业私下勾结,医生收受高额回扣、获取提成、返点等。为了切断医生和药品销售的直接联系,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医药分开,针对病种目录,取消部分常见药品销售权利将之授予独立的药品销售场所,保留大病重病等处方药售卖权。实行药品与医疗分化经营,这既限制了医院通过多开多售药品来牟取私利,又减少了医药合谋的可能性,降低了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另外,制定统一的偿付上线,扩大拒保范围,避免那些费用开支过高或道德风险规避成本较高的救治服务产生巨额消费,将那些道德风险发生频率较高的险种排除在医保承保范围之外[11]。

4. 政府对医疗保险三方监管缺位

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经济人”利益的驱使都是普遍存在的。投保人误解社会医保用意,如果约定期限内没有产生消费而无法享受医保就等于白白送钱。医院工作者乃至整个行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惜违背职业操守和道德法律约束,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第三方,医保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忽视对医院救治行为的监督,采取姑息放任态度,以期收受回扣。政府与医保系统三方的关系主要在于政府对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与控制。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针对该领域监管的不足或缺失而导致的医保基金漏洞以及道德风险现象已经异常严重。即使对违规医院和人员进行处置,也难以列入刑事处罚类别,大多只停留在行政处罚层面,存在欺诈的医院和医生很多,真正摘牌的却很少,这种低成本、小代价的事后处置并不能釜底抽薪的解决医保道德风险问题,反而更加助长了这种投机行为,形成医保支出巨额“黑洞”。

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需要从医疗保险三方着手,从根本降低三方主体滋生欺诈行为的机会概率。第一,针对投保人,应当使其树立正确的就医意识,不要单单盲从信任大医院,如果社区医院可以满足其医疗需求,便鼓励其去社区医院就医,这样也可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压力;同时,建立投保人就医信用档案,累计投保人信用分值和信用等级,依照此档案,适时增加和扣除相应信用分值,严格记录和监督患者违规或者骗保等任何道德风险行为,并约束和限制信用等级较低的投保人享受某些权利,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民范围的保险信用体系。第二,对于医疗服务机构,要在各级医院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任何垄断行业和产业总是伴随着大量缺陷的。通过医疗行业的内部竞争带动医疗服务费用缩减的自发连锁行为,扭转保险机构控制费用的被动做法,从而降低医疗成本,达到抑制诱导需求、降低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目的。第三,针对医保机构,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监督作用,制定具体的医保病种目录,明确支付限额、支付比例、所需材料及认定标准,并且及时更新和调整病种目录,使其顺应医学疾病发展态势。同时,要不定期抽验核查医保经办人员工作情况,建立分层审批和内部审核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而产生的医保基金流失。

5. 社会道德的缺失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将浮躁和功利的因子附着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价值观的颠倒和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利益落差,造成部分人群心理失衡,为了宣泄心理郁结获得经济补偿,欺诈医保基金就成为了此类人群平衡心态的首选。但究其根本,源于人自私的本质,由于缺乏自身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和规范,自私的品质被放大成窥视现有政策法律的空子,从中谋取私利。因此,必须从建立健全法律约束与道德指引两方面着手,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防范医保道德风险。

在法律方面,依据《社会保险法》,制定社会保险反欺诈处罚条例,设立“社会保险诈骗罪”的罪名,通过分析社会医疗保险欺诈行为,认定其处罚标准和处罚办法。为加大司法机关介入打击医保欺诈行为的力度,可依据该条例规定,结合个案典型的判决结果,针对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作出司法解释,裁定处罚方式。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全力配合该条例,加强地方行政处罚立法,制定社会保险反欺诈处罚办法,明确规定医保欺诈行为的处罚标准、处罚办法以及骗保人理应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调整和修改不完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设计,使政策制度导向有利于避免或减少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和蔓延。

虽然法律的强制性和适用性能够起到严正的惩处目的,但是这只是事后处理手段。医疗骗保问题如果想要根除,必须要从事前规避入手,加强道德约束。无论是医保体系中的哪方主体,如果真正从头脑和意识中将任何骗保行为都纳入非道德行为的领域,其思考做事的行动都受到常态道德标准的约束,那么骗保行为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甚至不再出现。同时伴随着政府、媒体以及社区工作者的各种道德宣传和诚信提倡,逐渐将诚信发展成一种普遍行动标准和风气,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那么无论是医疗、老保、低保的欺诈还是商业保险欺诈,甚至是保险领域之外的各类欺诈行为都将会起到很好的约束效果。

结论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一种非盈利性社会事业,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加之医疗保险市场三方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滋生了医疗保险市场上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造成了医疗卫生资源低效甚至无效利用和医疗费用的非理性增长。目前,医保道德风险已经以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威胁着国家的财政体系,并且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信用危机。因此,这正是我们整合个人、政府乃至全社会力量来不遗余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刻。相信伴随着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齐心努力,医疗保险以及社会各领域的道德风险将会逐渐褪去,整个民族的诚信品质将会再次闪光。

摘要：中国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实行的一种非盈利性社会事业,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健康、人力资源的保护增值与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其要义不言而喻。然而,由于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运行中的种种缺陷而引致的医保欺诈现象愈演愈烈,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信用危机。因此,医保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骗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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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与前景 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前景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业。它的任务就是为社会诊断，为弱势群体开出药方。它的存在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程度。但从现今的社工职业化趋势看来，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仍存在着重重阻碍。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及原因进行探究，并预判前景。

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

（一）高校招生与培养存在偏差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以来，社工专业化教育在国内发展已经经历了近30年。但是社工专业化教育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方式存在误区。目前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主要都是通过调剂的方式获取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时，一些高校本着为了建设综合性大学而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式流于形式，毕业生的专业化水平大打折扣。其次，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内容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社会工作本科学位的专业课程的教材大多取自港台以及国外教材，不能适应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

学校不合理的招生方式和學科教学内容的偏差，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社工人才。目前我国社工的总体水平呈现学历低、职业能力低的现状，最缺乏的就是专业化的社工。

（二）对社会工作认同度较低

专业认同度指个人对某一专业的整体认可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积极态度和情感，目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度普遍较低，成绩优异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绝大多数转入一些热门专业，间接造成了社工人才流失。同时，本科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涌入非社工行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社工行业专业性人才稀缺。

职业认同指个体对于所从事的职业目标、职业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该职业的评价及期望的一致。除了上文提到的高校社工专业学生流失率高的情况外，已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人员职业认同度很低，大量社工在考虑职业流向时会选择转行。

社会认同指个人认识到他（或她）所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工行业的社会认同度极低，多数人对社工行业不了解，有些人甚至将义工、志愿者与之混为一谈。而在国外，社工被看作与医生、律师并列的专业性职业。

（三）收入与晋升空间小

由于我国社工的收入体系尚不健全，社工平均工资水平仍远低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同样的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却由于行业的不同，造成收入上的差距，给社会工作者内心造成极大不平衡。同时，较低的薪酬也意味着社工的物质基础无法得到保障，导致两种结果：放弃当前社工工作，转而去取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摒弃社工的专业价值与伦理，寻求自我利益。

社工机构可以提供的晋升空间上也十分有限，目前社工机构晋升选拔的条件除了取得社工资格证、工作年限等基本条件以外，选拔还需论资排辈，员工数量较多的机构中竞争非常激烈。不少社会工作者在社工行业看不到未来，逐渐产生退出社工行业的念头。

除此之外，由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对于社工岗位工资的限价、岗位社工购买的局限以及对机构在其他方面如财务、募捐方面的严格限制，使机构丧失了自主权，无法通过扩展机构公益事业创造更多的员工上升空间。

二、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的原因

社工行业一方面在社会上的知悉度低，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待遇低、职业前途未卜，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不仅使在职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业缺乏职业认同感，也给将要从事社会工作行业的社工学生带来心理上的障碍。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实现自我职业价值的愿望，收入高发展好的职业成为大众普遍的职业价值观。社会工作社会认同的缺陷建立在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之上，是社会工作所面临的价值观挑战。

就目前看来，我国社会工作职业的现状为人才供给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一方面，专业社工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而学校专业教育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和目前社会需求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现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仍面临着较大的人员缺口，社工毕业生大量的流失成为首当其冲的因素。从在职社工的职业状况看，社会工作在职业体系方面以及社会认同方面存在缺陷。职业体系方面的缺陷体现在社工收入和社会保障上。首先，由于政府购买项目对社工收入的限定，社工行业的收入整体偏低，和其他行业收入相比处于低位，一些社会工作者无法很好地满足其自身的生活需求。其次，由于社工机构建立的目的不纯以及政府对社工机构社会保障体制监管力度不够，使得社工行业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机构为社会工作者缴纳的社会保险低于其他用人单位，使社会工作者无法获得应该享受到的职业保障，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风险增加。

由此看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根本源于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不完善，不完善的职业体系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社工行业社会认同的偏差。社会工作行业引进我国本身就没多久，行业仍处于发展阶段，行业体系也并不像其他行业那么完善，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对于这种前途未卜、收入又不高的行业，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可见，政府为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仅把重点放在素质优良上是远远不够的。要让社会工作职业化进入良性发展，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职业体系，包括从合理的职业报酬、较高的职业声望到完善的分工体系，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三、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前景

自2006年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已经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但至今仍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方面由于社工职业正式起步时间晚，社会工作教育19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但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却直到2003年才为国家劳动部所确认。另一方面，由于社工行业缺乏大众宣传力度，公众对社会工作职业鉴定模糊不清，还有些人把志愿者和义工同社工混淆。公众对社会工作职业的知悉度低、认同度低，对大众来说完全就是个陌生行业，大众对社工能带来的服务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公众没有对社会工作行业建立起社会认同感，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社会工作的发展。

任何新事物在进入一个新环境里都是有适应期的。社会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近百年的专业化发展，才得以形成一套独立的社工职业体系，而社会工作传入我国的时间才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其职业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国家体制以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和我国的本土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属于常态。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念冲突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工作在我国的职业化发展，加快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无论从专业化方面还是职业化方面都充满着诸多挑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不断的增加，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将是巨大的。相信在未来政府对社会工作在职业化的发展一定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也会不断提升，会有更多的社工毕业生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行业，也会有更多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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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旭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之殇[J].社会科学，2014（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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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与道德人-从囚徒困境谈起 篇9

经济人与道德人-从囚徒困境谈起

市场失灵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人“走入了”囚徒困境“,经济人的合作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而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经济人的合作靠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政府失灵证明它也不是解决困境最有效途径,经济人难以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本性利己,因此,”经济人“向本性利他的”道德人“转变,才是”经济人“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行之路.

作 者：李刚 黄正华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刊 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6(2)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经济人 道德人 政府 合作

公关背后的道德困境 篇10

当你打开报纸，你可能会跳过广告，但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阅读商业软文的信息；当你看自己喜欢的博主文章时，也许这正是经过隐性包装的某个产品不着痕迹的宣传稿；你甚至还不知道，论坛最火热的话题，甚至口水战的一阵热闹其实都是种假象，五花八门的跟帖只是公关公司的“自娱自乐”。

公关背后不能说的秘密一旦说出，人为操纵的蛛丝马迹一旦被察觉，你是否还会相信这些信息？是否会觉得利用网友对论坛的信任来收取经济收益，违背了道德天平，会有种受骗的感觉？也许回答是否定的，但也可能你不再相信专家，不再相信媒体，甚至不再相信论坛里的所谓草根。

公关总在商业、道德的边界游走，这是其成熟的一个必然阶段？公关业如何在商业道德、客户要求、行业困境的夹层中生存得更好？带着这样的困惑，《成功营销》记者试图在与杨为民的对话中找出答案……

企业不要过度使用公关

杨为民称，公关业对商业道德的遵守，需要客户和公关业的共同努力。

对企业而言，首先，企业要认识到商业道德对于长期发展的必要性。当前企业在做决策时，考虑因素的前后顺序往往是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游戏规则、法律，道德排在最后一位。在利益面前，商业道德甚至成为被操纵的工具。对于在商业与道德边缘游走的企业，所要遵循的道德底线就是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第二，不要过度、过量使用公关。国际客户与国内客户的一个区别就是，国际客户将公关理解为沟通，公关的工作就是将信息加工传递到目标受众，客户为之付费的是沟通、传播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而大部分本土企业做公关都追求“短平快”，希望借助公关宣传得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某些企业甚至想通过公关软文达到扭曲是非的目的，以这样的心态出发，企业就会对负面信息的屏蔽、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上有着各种不合理的要求，甚至为此给予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而有些公关公司抗拒不了这种诱惑，就成为了违背商业道德的“替罪羊”。

公关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公关业自身来说，首先，公关自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公关作为服务业，一直以客户为导向，因此有些公关公司即使发现客户在信息传播上有做假嫌疑，往往也不愿意或不能辨别揭露其假相；加上国内公关业发展不成熟，从业人员心态相对比较浮躁，处于生存边缘的公关公司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为客户提供各种有违职业操守的服务，而不以长远发展以及道德操守为准则去选择客户，这些都是导致公关漠视商业道德的原因。

其次，公关的角色也要从服务向顾问升级。希望公关人未来能转变身份，在客户面前成为真正的专业顾问，指导客户在公关方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向战略咨询的方向发展。3•15 晚会上曝光的垃圾短信事件以及近期的中国车辆碰撞试验室的假认证都使企业品牌的诚信坍塌。对于公关业而言，更是公众对其职业道德的一次严重质疑。但如果公关能真正成为客户的顾问，这样的诚信危机就可以避免。比如，公关公司可以指导企业选择合作的对象，并说服企业放弃那些曝光太多、受到利益驱动马上能为企业说好话的专家，以及从长远考虑，去长期跟踪、培养一些有独立观点、不擅迎合、真正值得大众信赖的专家，这些都是对公关公司的巨大考验，希望将来公关公司有这样的能力。

采访的最后，杨为民感叹，有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不能说的秘密，公关也是如此。太理想主义的人当不了企业家，因为他事事处处的考虑都太过于注重完美；太急功近利的投机者也当不了企业家，因为他虽然能抓住一时的利益，但无法让企业基业常青。

中国社会道德困境 篇11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笔者认为, 现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仍是进行时, 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 随着社会制度和体制的逐步变迁, 社会群体在不断分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 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流向的改变以及社会成员能力差异和机遇的不同, 使得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冲突;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 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 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广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 传统价值信仰体系面临严重危机;社会心态方面出现焦虑与迷茫,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人们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严重,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 距离体制越远的社会群体越是珍视自身眼前利益, 社会利益整合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中国广大农村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 农民生活水平较开放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 城市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吸纳了大量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 农民这一群体逐渐产生分化, 原有的农村政治秩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考察农民利益诉求的现状, 认为在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 农民组织化水平低, 参与程度不高

改革开放以前, 农村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 即把基层政权机构 (乡人民委员会) 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 (社管理委员会) 合为一体, 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体制下, 农民的组织化水平非常高。改革开放后, 人民公社被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替代,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降低。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组织外, 很少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存在 (个别经济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存在一定数量的专业合作组织) , 农民个人很难在社会发展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取得对等的地位, 在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发展中涉及权利维护、发展机会、平等待遇等自身利益时, 农民往往集体失声, 导致了农民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 农民个人往往受其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在现有的农村秩序下农民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有效反馈, 直接导致了农民参与度不高。

2. 形式多而实效低, 诉求渠道不畅

“一种政治体系适应能力强弱的一个标准, 就是它对于那些向该体系提出要求的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同化、缓和化和合法化。”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形式、政治协商形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行政首长接待形式、自下而上信访形式等。在梳理这些渠道后我们发现, 虽然在现有政治秩序中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种多样, 但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 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有关的利益诉求渠道变得却少之又少。在现实生活中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成员精英化现象比较普遍, 以及基层党组织、团组织战斗力不强等因素, 使得这些利益诉求形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实效性大大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唯一可行的渠道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信访渠道。而现行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矛盾凸显期使得官员面临的维稳压力, 改革的不同步、不彻底等因素导致基层官员在解决问题时面临很多两难困境, 种种因素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民对信访制度不信任, 这唯一渠道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3. 非理性行为频现, 表达秩序缺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社会的分化导致利益的分化, 进而产生诉求的不同, 使得利益的表达多元化。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 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正常制度化的途径得以实现, 社会稳定也必须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现有政治秩序内在社会分化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中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制度化渠道的实效等原因, 农民无法顺畅表达其利益诉求, 这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增多, 在其现实利益面前, 他们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 如越级上访、静坐、围攻政府部门等。客观地说,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之所以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进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抗争,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机制的不畅和失效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秩序的混乱, 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提出严重的挑战。

三、公民参与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 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 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无论对于政治国家, 还是对于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 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 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提出,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健全的基层政权体系, 乡村政治秩序在权威的合理化与结构分离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达到了较高水平。笔者认为,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面对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诉求意愿, 我们应该摒弃以前政社合一包办一切的思路和放任自流无序表达的思路,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越来越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

1. 提高农民参与程度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奠定农民参与利益表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 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才能使农民有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注重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列宁曾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 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由于受自身条件特别是教育程度的限制, 导致他们缺乏利益表达的能力, 很多现有的参与渠道实质上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说是关闭的。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现代社会, “由公民支持的中介组织和社团, 形式上公民通过它们可以向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见解”。农民作为弱势群体,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平台。只有加强农民组织建设, 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 真正发挥村委会组织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功能, 同时规范各类农村合作组织, 提升其在农民权利表达方面的作用, 才能从有效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程度。

完善各项民主制度, 提升农民参与实效。首先, 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落实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次, 完善信访机制。建立信访监督制度, 把问题的解决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 这样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第三, 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政府决策要做到集思广益, 这样才能既扩大公民参与度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此外, 积极推进乡镇体制改革, 促使村委会职能回归, 使其真正扮演好自己的自治组织的角色, 真正履行好其维护农民利益的使命。

2. 加强引导、避免无序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同时, 必须注重引导和维护正常的参与秩序, 正确把握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现实政治体系制度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引导农民群体有序参与利益表达, 确保公民参与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为此,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对利益表达的引导。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承认利益的分化, 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十分必要和紧迫。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国家为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的安排,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差异需要国家做出理性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对话, 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2) 建立健全公民利益诉求的法律保障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 其利益诉求多样, 甚至会提出现行的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利益要求, 并且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因此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使其行为受到规范, 使不法行为得到禁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 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 农民的利益诉求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有效而充分的表达渠道, 制度外的表达将会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 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因此, 持续推进社会转型, 必须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 进一步完善和开拓广大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只有这样, 才能协调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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