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阶层

中低收入阶层（精选9篇）

中低收入阶层 篇1

一、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及特点

(一) 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

目前, 理论界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标准众说纷纭, 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标准。主要看法有几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现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 收入水平才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唯一标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 又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 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 (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 的标准。”在我国, “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二) 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除经济地位居社会中间水平外, 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脑力劳动为主, 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 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劳动、工作对象有一定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点是收入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 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包括占有住宅、自备汽车等高级生活资料, 主体是脑力劳动的“白领”。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及意义

(一)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 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 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 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二)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

首先, 又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占据主流,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和务实。其次,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助于扩大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途径

(一)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 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把蛋糕做大。制定倾斜政策, 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坚持效率优先、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二是再分配注重公平, 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 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充分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采取适当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二)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步伐,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 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 科教兴国

认真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把经济纳入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大办造就庞大知识分子的教育。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 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社会, 必须在社会地位上、经济收入上、生活质量上给予全社会以知识分子导向。唯有如此, 如此才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并从根本上扩大中等收入者, 并提高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

第一, 加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看,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它能够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发育, 实实在在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使他们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使有学习愿望和能力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因素, 它为低收入者的子女获得就业机会、改变贫穷状况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此应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 由国家财政来支撑农村教育。

第二,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类似金字塔形,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形。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 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处于较底层的人群逐渐上移至中部。低收入者的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 因此必须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

(四)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使其尽早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队伍中来, 而且可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抗风险能力, 切实保障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总之,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其中部分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较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之策。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需要为之长期努力的目标。

摘要：中等收入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需特别注重培育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我国中产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扩大中收入阶层,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郑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1) .

[2]刘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当务之急[J].每日经济新闻, 2005.04.29.

[3]纪玉山等.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2) .

[4]李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3) .

[5]刘建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构建小康社会结构[J].理论探讨, 2005, (2) .

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个人理财业务 篇2

关键词：个人理财；中端客户；零售银行

一、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客户理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个人理财业务的核心是要以客户为中心，根据他们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财务状况来制定适合自身的理财规划，以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个人理财业务几乎深入每一个普通家庭，而在我国，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仍处于发展初期，个人理财市场没有完全打开。

第一， 中端客户理财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中端客户，一般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这类客户虽然资金量不是太大，但是收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稳定、逐年增长，他们较重视生活品质和保障，希望可以通过银行提供的投资理财服务来确保自身资产的保值增值，以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另外，我国如今也面临着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人们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里规划自己的收入支出，而一般的家庭的财务计划有盲目性和短视性，很多时候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这使专业的个人理财业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第二，如今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稳定，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剧烈。

2005年至今，我国股市经历了从牛市到熊市的巨大转变，上证综指自2007年10月16日达到6124点顶峰后一路狂跌，A股市场的最大跌幅近73%，使深陷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伤痕累累。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也助推了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加剧。我国普通居民没有时间和专业的理财知识来进行科学的财务规划、规避市场风险，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理财产品也难以取舍。所以对于这一类投资者来说，急需要有专业人士为他们提供个人理财服务。

第三，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2006年12月11起，按照银行业入世承诺底限，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办理异地业务。实现了金融业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历经了数百年的锤炼走过了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独立性强，拥有宝贵的发展经验，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为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以及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对国内商行构成了竞争威胁。并且近年来他们的发展策略也有所转变，希望通过发展中端市场的零售银行业务来拓宽自己的经营领域。随着他们在中国投资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宽，这一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

二、银行中等收入阶层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首先，商业银行缺乏合理的市场定位，没有进行市场细分。

通常，银行在确定个人理财的目标客户时，更多的是关注着客户金字塔顶端的优质客户，因此他们所推出的产品并没有考虑到普通收入居民理财。但是，社会中高端客户资源有限，金字塔上部顶级客户和高端客户的比例只占5%，并且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这些优质客户一旦选定了理财银行，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很少变更，商业银行在该市场上的开拓有较大难度。当然也有人指出目前国内个人理财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普通收入居民中接受个人理财业务的为数很少，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家不需要理财服务，而是恰恰说明了银行提供的个人金融产品服务范围狭窄，没有特别针对普通居民个人理财需求设计推出合适的产品。

其次，商业银行如今的营销工作不深入，营销理念偏重产品推銷。

主要表现在：一，营销理念落后，仍在沿用传统的柜台式推销，使大众对理财产品缺乏了解。二，银行理财经理出于销售任务压力等因素，过分关注吸引了多少客户、占据了多大的市场份额、创下多少销售业绩，反而不注重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理财规划，以及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使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与承诺收益率之间往往存在偏差，增加了客户对理财产品的不信任感。

再次，个人金融理财产品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的理财业务仍处于发展初期，国内银行通常将个人理财简单地等同于存贷业务、转账结算和代收代付，提供的服务只是较为初级的咨询和建议，推出的理财产品也只是把现有业务进行重新组合，而真正意义上的“代客理财”却无从说起。实际上，该服务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除了传统的银行服务外，还包括投资计划、保险规划、财税规划、退休养老规划等诸多内容；而且金融理财产品也是丰富多样的，在个人理财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古董、字画、红酒、珍贵收藏等都被包括其中。

三、银行中等收入阶层理财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重视风险提示和风险控制。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收入稳定却有限，在满足日常生活用度之余，存蓄的资金被用于日后子女教育、退休养老计划中，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希望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理财师在向客户做产品推介的时候不能为了盲目扩大市场份额而刻意夸大投资收益率，回避对风险的提示；在设计方案时也要特别注意对风险控制，合理利用分散投资等方法规避风险。

第二，客户经理的薪金水平与业绩的合理挂钩。

目前,多数银行都设有客户经理或是理财经理，客户经理职责是多样化的，他们不仅要为银行进行市场开拓, 担任各种类型客户的理财顾问，还要进行金融服务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但是国内的商业银行将客户经理的营销业绩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每个月都硬性规定销售任务，导致他们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开拓上，而忽略了对市场的分析和产品的研发，缺乏对客户需求的深入了解, 以及对市场趋势的准确把握，最终影响到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水平的提高。我认为，客户经理的薪金水平应该与业绩挂钩，担不

仅仅是他的销售业绩，更重要的是其设计的理财方案的盈利水平和客户的满意度。只有将这两方面归入理财人员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体现他们的业务水平，进而提升银行个人理财的层次。

第三，实现金融理财产品的多样性。

从横向看，要积极开展一对一的理财服务，深入了解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的分析其风险承受能力、财务状况和理财目标，从而设计出适合客户自身的理财组合。从纵向看，按照生命周期理财理论，商业银行可以针对人生的不同阶段确定方向和重点，提出个人理财业务方案。在单身期、家庭形成期、家庭成长期、子女教育期、家庭成熟期、退休期等不同阶段中，客户的收入状况，消费需求、风险偏好都是有差异的，引起理财目标的变化，因此他们对个人理财业务产品的需求也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银行有必要对不同的客户需求提供与之相宜的资产保值增值计划，这是拓展业务发展空间的十分关键的环节。

第四，建立专业化的独立的理财团队。

理财产品多种多样包括储蓄、信贷、房地产等传统产品和证券、外汇、金融衍生产品，涉及到货币、资本、贸易等各个领域，具有综合性强、灵敏度高、风险性大的特点，因此光凭个人有限的业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银行应该从现有的员工队伍中挑选一批优秀的有发展潜力的员工，根据我国目前个人金融服务市场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和有重点的培训；另外，还可以高薪引进一批具有扎实投资功底，精通市场分析的理财专家，建立起一支具有广泛的业务知识、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严谨的专业态度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理财师队伍，为个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另外，商业银行还可以积极谋求与有实力的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的合作，为原有的理财团队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持，确保理财方案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李晓彤.《从客户结构研究拓展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新增长点》［J］.特区经济, 2005,(12):218-219.

［2］ 文姣.《中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策略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02):56.

［3］ 周丁，曾真.《个人理财业务成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核心》［J］. 商场现代化,2007,(01):358.

中低收入阶层 篇3

一、现行收入政策在拉动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惠农收入政策刺激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近年来, 国家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增收减负政策, 包括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收、对种粮农民实行三项直补等, 使得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从而刺激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据有关部门统计, 2006年, 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3419.35元, 其中从土地征用补偿、粮食直补、良种补贴、报销医疗费等获得的政策性补贴收入达59.39元, 增长49%, 加上近年实行农业零税收后减负的部分, 惠农收入政策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由于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 2006年达到80%, 高出城镇居民5个百分点, 惠农收入政策间接带动了全省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2006年, 全省农村 (县及县以下) 消费品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16.4亿元, 较上年增长13.2%。

2.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自2006年起, 国家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 有利于减轻工薪阶层税收负担, 对于中西部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意义尤其重大, 中西部地区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 有利于提高其货币购买能力, 促其增加消费支出。2006年, 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共完成2452.32亿元, 年增17.1%, 增幅同比下降11.8%。中国约2000余万人因月工资、薪金所得未达1600元的纳税标准而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 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有关部门调查表明, 2006年上半年, 适用税率30%～45%的个人所缴纳的所得税增长了47.7%。

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制度实施, 改善了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 有效启动了低收入或无收入阶层的基本消费。随着湖北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 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三项基本保险的人数越来越多。2006年, 湖北上调了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惠及200多万人, 全省完成对145万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工作, 全省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60元, 较2005年提高22元, 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15元, 并对部分生活特困群体采取临时救助措施, 使得城市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二、现行收入政策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及消费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尽管现行收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和消费水平, 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高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主要表现在: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态势, 据有关部门对湖北省10%的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统计, 两者收入之比由2005年的6∶1扩大到6.3∶1;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生活质量偏低, 2006年湖北省最低收入户的家庭人均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为3880元和4127元, 支出高出收入247元, 形成收支倒挂;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城乡消费结构层次差距扩大, 湖北省农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36.9%下降到2006年的29.8%;住房、汽车、旅游及文化等高档消费品在中低收入阶层中还不普及等。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的弱质性使得农业劳动力收入增长受到一定的阻碍, 难以在短时间内激活农村消费市场。首先, 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价格剪刀差导致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受市场因素的影响, 近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和农产品零售价格增长缓慢并存, 部分抵消了农业增收减负政策效应。2005—2006年, 湖北粮食价格上涨5.8%,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6.5%, 后者高出前者10.7个百分点, 这种价格剪刀差格局势必影响农民进一步增收。其次, 农业弱质性导致农村资金大量流失,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据调查统计, 2002—2005四年间, 全省县域从金融渠道净流出资金达1346.2亿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村资金。最后,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本来基础薄弱的农业、农村在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面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 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 农业劳动力收入增速低于城市, 农村消费升级乏力。

2.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受种种因素影响, 其消费扩容受到一定的制约。一是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工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慢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据统计, 1991—2006年15年间, 湖北省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2.1%,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6.8%, 两者相差5.3个百分点。二是近年来商品房价格增长较快, 使得中低收入阶层负担加重, 从而使其消费扩容受到一定的影响。湖北省商品房均价由2000年的1368元/平方米升至2006年的2556元/平方米, 年均增长14.5%, 房价的不断攀升使得居民预期支出心理增强, 即期消费相应减弱。三是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预期支出居高不下, 在中低收入阶层总收入有限的条件下, 储蓄成为其家庭必要开支后的首要选择。

3.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增强, 从而限制了其即期消费能力。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带动下, 湖北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总体而言, 改革仍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步伐,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限, 保障水平较低, 保障项目尚不完善, 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尚处于空白阶段, 加之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监督体系尚未健全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医疗、教育负担较重, 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未来支出的心理预期及储蓄动机增强, 从而抑制了其即期消费。

4.个人税收征管办法等方面的缺陷, 使得初次分配后的国民收入差距有待进一步调整。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税方式是源泉扣缴, 单位有法定的代扣代缴义务, 它对工薪阶层的约束力是有效的, 而针对非工薪阶层的税收约束则相对无力, 因此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最大的纳税主体。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管办法的这些弊端, 限制了对高收入者的有效调节, 使得高低收入者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 变相加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赋, 进一步削弱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信心。

5.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信贷发展不充分, 制约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受社会信用环境不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消费观念及中低收入阶层还款来源不足等因素影响, 针对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信贷业务表现出起步晚、发展慢、起点低等特点, 金融机构现有的消费信贷业务大多准入门槛高、消费信贷品种单一, 信用消费对低收入阶层和农民而言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以农民信贷消费为例, 存在支持农村消费的金融主体单一、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完善、银行卡消费相对落后等问题。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为例, 作为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一项财政贴息贷款业务, 自2003年6月在湖北开展以来,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至2006年末, 贷款余额为1.2亿元。但由于受担保基金规模、贷款单笔限额、贷款申请审批涉及的部门较多、程序复杂、反担保门槛较高等因素限制, 贷款发放速度较慢。

三、以增收为目的, 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的社会保障和投入机制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不足, 因此, 必须通过千方百计提高其收入水平, 从而刺激其消费需求。对于农民而言, 首先要从财政、税收政策方面改善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财政投入重点应转向农村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卫生和农村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设施的建设, 税收政策重点是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 逐步减免农民从事农村工商业的工商税收;其次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现状, 消除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最后, 要稳定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转移支付,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工薪阶层而言, 重点是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 首先要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 遏制灰色收入、寻租收入等非法收入, 增加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和消费信心;其次, 建立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和工资增长机制, 特别要保障基层和偏远地区公务员工资改革政策的落实。对于城镇低收入者而言, 重点是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增长水平, 适时调整和提高最低工资保障标准, 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劳有所得”, 满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 配套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的社会保障和投入机制。

1.发挥财政的主导调节作用, 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投入机制。

一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和消费信心。建议实施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进城农民工的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保险制度, 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援助, 加快消除城乡差别, 尽快建立并最终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中低收入阶层即期消费意愿。二是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大对城乡困难人群的救济救助力度。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公共财力连续保持高位增长的条件下, 应着力提高对城乡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力度和覆盖范围, 逐步在广大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资金来源多元化, 财政分级负担, 坚持货币、实物、服务保障相结合。可借鉴发达国家对低收入人群实行不定期、有时限的购物补贴, 这样既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又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三是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薄弱环节和农村的投入, 减少中低收入阶层支出负担。在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实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 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民生方面的投入, 加大财政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基础生活设施投入, 以利于中低收入阶层从被动分担公共财政支出的困难中解脱出来, 释放消费能量。

2.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 体现高低收入者之间公平的税赋机制。

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税方式, 实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和源泉扣缴并重的征缴制。2007年迈出了实施个人申报纳税制度的第一步, 从目前实施效果看, 还不太理想, 今后要进一步加大个人申报纳税力度, 统一规定纳税人年终向税务机关办理结算申报纳税手续, 对已扣缴的税额可以从全年应税额中抵扣。二是实现个人收入支付规范化, 尽量减少现金支付, 建立银税一体的信息管理系统, 以利于税务部门对个人真实收入监控和征税。三是加快个人征信系统建设步伐, 完善征税信息系统, 通过公开纳税信息, 推进诚信纳税, 制约偷逃税行为。四是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

3.发挥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 拉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

一是大力推动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首先要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消费融资供给市场主体。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切实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强化约束机制, 增强服务功能, 巩固和发展其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地位;在现有政策契机下积极推进村镇银行试点;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消费;大力推广邮储小额质押贷款等支农信贷业务, 鼓励邮政储蓄机构与农村信用社办理大额协议存款, 对农村金融机构办理资金批发业务;积极组建小额信贷组织, 推动农村生产和消费市场发展。其次, 设计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在品种创新上, 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探索农户医疗消费贷款, 积极推广农户住房装修贷款、农户耐用品消费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贫困劳动力培训助学贷款等信贷品种, 积极开办个人委托消费贷款业务, 促使消费信贷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额度设置上, 针对贷款支持的对象, 积极探索大额贷款的路子。在还款方式上, 可开办分期还款业务, 将农户消费贷款的还款压力分散在不同时期。最后, 提高对农村消费的金融服务质量。农村金融机构要构筑适合农民特点的消费信贷营销网络, 合理设置营业机构和网点;加快农村金融电子化建设, 推动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业务, 提升为农户消费提供支付结算、代农户理财等方面的服务层次。二是大力推动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消费信贷发展。首先, 积极推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为城镇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促其增强现实消费能力。金融机构要依托社区信用平台, 扩大贷款覆盖面;适当放大担保基金的倍数, 充分发挥小企业在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主力军作用;在政府协调下, 推行贷款审批“一站式”服务, 由劳动保障、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定期联合会审, 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对工作落后的地方适当采取相应制约措施, 加大督办力度, 同时对贷款发放好的地方适当予以奖励。其次, 积极推动助学贷款工作, 为城乡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学创造条件。在现有基础上, 研究制定鼓励和支持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和个人创业的信贷政策, 逐步建立助学贷款政策与就业政策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将生源地助学贷款扶持范围从一、二类院校扩大到三类院校、市州院校的贫困学生, 扩大贷款覆盖面。最后, 适当降低准入门槛, 发展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消费信贷, 在利率、首付款比例等方面给予其适当优惠。

摘要：现行收入政策在提高城乡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刺激其现实消费, 扩大内需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及高低收入者消费差距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建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三管齐下的社会保障和投入机制, 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进而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不爱中档货 等 篇4

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对美国品牌而言，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不追求中档货。在中国，去趟星巴克并非只是要一大杯拿铁咖啡。许多中国消费者之所以去星巴克，为的是体验某种生活方式而非喝杯咖啡。星巴克懂得如何利用中国人所谓的优质体验需求，将其在美国的大众形象转变为在中国的高档形象。可见，美国商家对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已经洞若观火了。在此之外，美国服装零售商盖璞、美国鹰等公司也已宣布将中国新兴中等收入阶层视为实现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来一块苏格兰奢侈巧克力吧

气候变化、疾病多发、政局不稳、技术落后，这些都威胁着可可产量的增加，可是，爱吃巧克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8年以后，人类也许将面临着巨大的巧克力荒……

最近苏格兰顶级奢华手工巧克力日益受到其他各国家的青睐，已然慢慢打入国际市场，出口份额迅猛增长。苏格兰甚至希望奢侈巧克力的出口能帮助这一地区金融业独立。去年苏格兰的巧克力大亨卖出了大约6吨巧克力，其中出口的占60%。今年预计销售13到15吨，出口的数量也持续在增长。

田亮要交社会抚养费

陕西省人口计生委就媒体报道的“田亮生育二胎”一事回应称，父母均为中国籍，二胎虽是港籍，仍属违法生育。如孩子不带回境内抚养，可不征收社会抚养费；如孩子两年内在境内连续或间断居住满18个月，占用了中国内地的抚养资源，将征收社会抚养费。

人人都爱看A片？

“网络为色情而生”是著名百老汇音乐剧《Q大街》里一首歌曲的名字。还真让那作词人给说中了，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为全球网络贡献了30%的流量！据ExtremeTech网站的一份报告：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Xvideos，每月的页面浏览量高达44亿，而认定身份的浏览量也达到3.5亿。

谷歌创始人：网络自由正面临威胁

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互联网现在正遭受史无前例的威胁，威胁主要来源于：政府之间对网络接入和公众交流的控制，娱乐产业对盗版的镇压，以及Facebook和苹果的日益强大。

相片冲洗业将彻底消失？

2012年的收入：15.1亿美元，而2017年的收入将缩水至：8.971亿美元。受数码相机和照相手机的影响，在过去10年里，相片冲洗行业收入以每年11.4%的速度萎缩。消费者纷纷转向数码设备和在线照片分享平台而使得越来越少人会把相片打出来。最近申请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的伊士曼柯达公司便是该行业的巨擘之一。

财富语录

我感觉良好，仿佛处于正常的良好健康状态中，我的精力十分充沛。

——4月18日上午消息，股神巴菲特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信称他被确诊患前列腺癌。

乘坐商业航班飞行已经够快，但我希望旅行能更快。

——在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大陆注册的私人商业飞机数量从零增加到130多架。专家预测，今后10年中，中国私人飞机市场将增加10倍。

在西班牙经济形势堪忧之际外出“玩乐”不合时宜。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成为欧洲债务危机新焦点之际外出狩猎，引发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政界人士和媒体批评。此外卡洛斯还身为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名誉主席。

如果日本关闭所有核电站，那就相当于日本在进行“大规模自杀”。

——日本执政民主党高级成员、内阁官房副长官仙谷由人日前称。

钱是有腿、有性格的，也是有气味的。全球钱的80％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跑，20%往新兴市场跑，这20%里的50%在中国。想要运作资金，想要懂得如何让别人支持你，让钱到你的公司创造效益，就得懂人心。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微博上如是说。

Bo担任白宫“第一狗”三周年纪念日给它丢根骨头。

——奥巴马竞选团队如此呼吁，这里的“骨头”的真实含义是号召人们为奥巴马竞选连任捐款，最少10美元。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日前因利用“第一狗”Bo拉赞助而受到指责。

巴西一下雨，你就买星巴克的股票。

中低收入阶层 篇5

1 消费信贷与中等收入阶层界定

消费信贷是金融机构向个人提供资金, 用以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信贷方式。消费信贷可以提高个人即期消费水平, 实现平稳的终生消费。

消费信贷并不针对所有人。借款人需要为借款消费支付利息, 需要分期还贷, 这对其收入及信用情况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根据发达国家消费信贷发展历史, 个人消费信贷在客户群定位方面, 主要是面对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的家庭或个人, 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收入处于中上等水平, 有潜在消费信贷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 一般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专业能力和家庭消费能力, 有闲暇时间, 追求生活品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上, 居于一个社会的中间水平。根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报告,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接近1亿人。

在一个橄榄型社会中, 中等收入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辛勤工作, 诚实经营, 收入稳定。他们是消费潮流的体现者, 时尚消费的支持者。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信贷对于稳定社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目前国内的中等收入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和中高层专业人士, 有一定实力的小业主或民营企业者, 国有或集体资产承包经营者。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贷款的主要目的是超前消费, 贷款需求范围广, 比较集中的贷款项目是住房按揭、房屋装修、汽车消费、大额耐用品消费、旅游等。

2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信贷需求分析

中等收入阶层在消费信贷的需求方面有一定的规律性, 商业银行只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该阶层的需求, 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满足客户需求。从市场现状来看,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信贷需求可以概括成以下一些方面:

2.1 提前消费需求

根据消费经济学理论, 提前消费需求是消费信贷客户的最基本需求。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国外先进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 中等收入者绝大部分已经接受消费信贷。他们提前消费的心理渐趋成熟, 更愿意向银行贷款消费。他们通过贷款买房、买车, 习惯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消费。

2.2 理财投资需求

这一需求是在国内居民理财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和居民理财投资心理日渐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中等收入阶层综合素质较高, 具备理财投资理念, 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会利用个人贷款进行大额消费, 减少自有资金占用, 同时利用闲置资金进行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目前, 如果从理财投资角度分析, 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价格比较低廉, 其他种类的消费贷款利率虽然有上浮, 但总体定价不高。这样, 中等收入者会考虑向银行低成本借贷满足消费需求, 而同时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投资获得高收益投资回报。

2.3 大额奢侈品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已经比较齐全, 他们增加的收入会用于提高消费档次, 紧跟消费潮流和时尚。根据世界奢侈品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中高收入阶层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对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需求越来越旺盛。而这同时带动了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 消费者通过申请短期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支付等方式购买奢侈品。

2.4 信用价值需求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个人信用的市场价值越来越体现出来。中等收入者已经认识到自身信用的重要性。信用高低决定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额度, 信用度越高, 未来能获得的贷款越多。同时, 他们当前的信用度受到已得到贷款额度的影响, 他们已经得到的贷款越多, 证明他们的个人信用更加有价值。这样, 他们贷款消费的动机不断增强。为了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 他们在当期会积极向银行申请贷款。

2.5 自我身份实现需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五大类, 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如果扩展到社会群体, 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层次的重点也不相同。中等收入阶层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中间位置, 他们更加关注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如果可以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额信贷支持或者拥有大额度的贵宾信用卡, 将是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可满足其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2.6 预防通胀需求

一般来说, 新兴发展国家总会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通货膨胀预期较为明显。消费信贷需求正是伴随着国内通货膨胀预期而产生。为避免未来支付更高的成本, 消费者会通过借贷来提前消费。这一通货膨胀预期往往是信用需求的加速器。因此, 他们为预防涨价而提前进行大额消费, 比如购置高档汽车, 充分开展自身教育、子女教育等。

2.7 应急动机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在遇到没有计划或没有预期的大额消费支出、同时又缺乏其他快速的融资选择时, 往往会考虑向银行申请消费贷款, 此时消费贷款就具有满足客户应急动机的需求, 比如突发的家庭大额医疗费用等。

2.8 替代私人之间借贷的需求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 城市化、人口迁徙、居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人们担心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会产生人情债, 而且向亲戚朋友的借款大都是短期或者小额, 不能满足需求。而金融机构便捷的信贷服务更能满足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为了减少人情债, 更多人选择通过银行来实现融资需求, 从市场上得到消费贷款, 他们对于消费信贷的认可度正不断提升。

2.9 大额信贷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本身具备一定的资产和财力, 其消费信贷需求一般额度较高, 这一需求与小额信贷需求有明显差别, 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生活品位, 或满足家庭及个人高档消费偏好。

3 政策建议

消费信贷是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下, 其发展潜力巨大。笔者建议, 商业银行应该从客户真实需求出发, 采取差异化战略和服务管理战略, 满足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信贷需求。

3.1 差异化战略满足客户需求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加入, 国内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银行在战略发展方向上必须实行差异化, 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 而挖潜自己的“蓝海”。但是, 由于国内消费信贷还处在起飞阶段, 商业银行的长期总体战略必然趋同。各银行不仅战略转型方向一致, 而且多数会将消费信贷业务确定为战略重心。要真正满足客户需求, 商业银行就必须在“战术”层面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具体而言, 商业银行应根据中等收入阶层客户的信贷需求进行市场细分, 提供差异化服务。

3.1.1 产品差异化

通过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信贷需求分析, 商业银行可以积极进行产品创新, 比如, 提供奢侈品消费贷款, 满足其奢侈品购买需求;提供大额消费信贷, 满足其大额消费需求;提供高档艺术品消费贷款, 满足其文化需求;提供能显示客户身份地位、品味偏好的贵宾信用卡, 满足其身份实现的需求。

此外, 要研究客户的心理需求, 通过深入的市场调研, 及时了解客户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 使产品具有很强的灵活应变能力。要把一些高新技术知识整合到产品中去, 使产品具备智能化、知识化、艺术化和品味化。

3.1.2 价格差异化

消费信贷定价差异化既是满足客户需求的必然选择, 也是适应利率市场化的必然选择。深入分析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信贷需求可以发现, 客户的理财投资需求、替代私人之间借贷的需求以及大额信贷需求, 都与消费信贷的利率价格密切相关。利率定价如果非常高, 客户的这些需求都较难实现。而利率定价如果太低, 银行又无法盈利。因此, 银行可以考虑针对不同客户采取价格差异化策略。

对于注重品牌和服务质量, 而对价格敏感度低的客户, 可以提供价格较高但服务水平更高、附加值更多的消费贷款, 使其感到利率虽高, 但是获得的服务超值。而对于价格因素敏感的客户, 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减少一些客户当前支出项目, 推出一些折扣优惠。

3.1.3 渠道差异化

目前, 商业银行消费信贷服务主要通过专门的个贷中心渠道进行。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 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满足客户需求。对于大型商业银行, 可以发挥网点规模优势, 利用客户对网点的依赖性, 依托网点开展消费信贷服务。银行网点服务除了要具有“人性化、个性化”特征外, 最重要的是要将银行业务进行有机整合, 要将信贷、理财和结算等金融服务整合, 将柜台、客户经理、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整合, 甚至可以将房屋评估和房屋中介等消费信贷合作机构引入网点,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 网点内应建立专区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此外, 要注重业务办理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和心理沟通, 使客户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服务体验。

对于中小型银行,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手机等新兴电子服务渠道的优势, 通过不断的技术更新, 推动消费信贷业务办理的便捷化、个性化和友好化, 使客户通过虚拟渠道, 体验到优质高效的信贷服务和先进技术带来的服务新鲜感受。

3.2 服务管理战略满足客户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很高。开展消费信贷, 商业银行必须紧紧围绕客户, 了解顾客需求, 改善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质量, 帮助客户实现目标, 为客户创造价值, 培养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度和依赖度, 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的、信任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

3.2.1 规范服务管理

规范化的金融服务体现着银行的品牌、形象和实力, 能提高客户信任感。笔者建议商业银行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规范服务管理制度, 重视现场管理;产品和技术创新时刻紧贴市场, 与社会发展和宏微观金融政策相衔接;在为客户服务上, 完善客户信息, 加强数据挖掘, 推行标准化、定制化和分层次服务。二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全面导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 按照规范化、现代化管理要求提升信贷服务品质。三是对服务质量进行零缺陷控制, 以“六西格玛”和“零容忍”等严格管理手段, 减少客户抱怨, 提高客户满意度。

3.2.2 提高服务效率

商业银行只有不断提高消费信贷的服务效率, 才能满足客户的应急需求, 才能吸引更多客户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减少向亲朋的私人借贷, 也才能促进客户向银行申请大额消费信贷。同时, 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 客户对于服务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商业银行必须提高运作效率, 简化贷款操作流程。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 也降低了操作成本。

首先, 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平行作业模式, 使贷款调查和审查可以同步进行, 从而提高办理速度。其次, 在风险可控的前期下, 可以通过增加基层客户部门批贷权限, 适当放权, 从而缩短业务运作链条。最后, 商业银行内部应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制度, 确保各个业务环节高效运转, 争取每一笔业务从受理到发放能控制在最短时间内。

参考文献

[1]包乐磊, 张婷.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目标客户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

[2]李祥, 李娟.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结构区域差异研究[J].经济论坛, 2011, (3) .

中低收入阶层 篇6

关键词：中低收入阶层,德国,住房融资

在解决住房融资问题上,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多种融资模式。从实践效果来看,有的模式短期内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住房融资需求,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酝酿着风险,如美国2008 年房地产市场上“次贷危机”,触动了全球金融经济。有的模式在小范围国家和较高级别的社会阶层里获得了成功,如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模式。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经历了战后重建和东西德合并的社会贫富差异后,经济发展稳定,通胀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据欧洲抵押联合会对欧洲各国房地产市场调查统计,德国绝大多数居民已拥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而房价未出现过大的波动。在满足和改善居民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的过程中,德国住房金融体系颇具特点,成为其他国家关注和学习的对象。

一、专业化的德国住房金融体系与住房信贷分布

德国金融体系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解决住房金融的主要机构有: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基础的传统存贷金融机构,依托于证券市场的资产证券化组织或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的抵押银行机构,以及购房者以契约形式低息互助,资金封闭运行,建立独立于资本市场外住房融资体系的住房储蓄银行。根据德意志银行2010 年对德国信贷市场表现的报告,各类金融机构在住房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占比如表1 所示。

由表1 可见,超过一半的德国国内住房融资需求都是由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提供的。其中购房者(或融资人)以契约形式低息互助,资金封闭运行的住房储蓄银行,市场份额占比13.8%;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的传统储蓄银行,市场份额占比25.9%;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的抵押银行,市场份额占比16.9%。

不同的融资方式根据融资对象信息公开程度、信誉和融资能力的不同,覆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信贷需求,各种金融机构相互渗透补充,形成了德国多样化的住房融资平台。基于证券市场的资产证券化组织,高度依赖于借款人的信息公开和信誉,证券的发行有严格的法律要求。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的抵押银行和开展传统存贷业务的储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机制,花费较多成本处理和管理借款人的信息,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相对于其他两种融资方式而言,住房储蓄银行的购房融资人之间按约定“先存后贷”、低息互助,并享有政府补助,建立起了兼有互助性、盈利性、政策性,根据市场规则运作而独立运行于资本市场外的住房融资体系。该体系专门为储蓄和融资能力较弱的中低收入阶层购建房提供住房融资产品。

二、德国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融资需求的特色模式

在这些住房融资模式中,住房合同储蓄模式帮助德国缓解了战后因融资困难造成住房紧缺的困境。该金融模式是独立运行于资本市场外的封闭资金体系,可以帮助克服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大量有住房消费性需求的中低收入阶层融资者以契约形式形成互助团体,共同储蓄,解决住房资金短缺的困难,避免金融市场波动。

在基本原理上,假设有10 个家庭准备各自购买10 万元的住房,由于收入低,单个家庭每年只能攒1 万元,10个家庭各自实现住房改善,均需10 年;当10 个家庭组成团体共同筹资,第1 年就能解决第1 家人购房,第二年又筹集10 万元解决第2 家人购房,由此类推,互助团体的平均购房时间是5.5 年,比非互助形式提前4.5 年。会员制住房合同储蓄模式通过契约形式共同筹资,缩短参与者总体上的购房时间,实现帕累托改进。

运作机制和产品设计方面,参与者从签订合同后到获得房产,需要经过存款积累阶段、配贷阶段和还款阶段。参与者之间共同储蓄,互利互惠,资金池独立运作。在存款阶段,参与者低息存款以为获得整体的低息贷款。由于联邦德国政府也希望通过鼓励民众的互助,积聚用以购建住房资金,以稳定住房融资环境,所以对参与住房储蓄的居民给予储蓄奖励。购房人自身对住房资金的积累提高了自有资金的比例,也有助于银行在此期间考察客户信誉,控制贷款风险。当储蓄额达到贷款额的40%~50%时,即进入配贷阶段。在德国的住房储蓄银行对抵押物一般使用次级求偿权,抵押率不超过80%。次级抵押物可以是居民房产、地产、存款、可交易证券或银行担保等。

三、我国目前中低收入阶层住房融资方式及状况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改革三十余年间,住房已逐渐从政府和单位按计划投资建设、无偿分配,住房资金严重匮乏的状态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政策性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营性商业银行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房融资状态。

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一项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参加的单位和职工实行强制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公积金贷款风险,而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银行代为办理。作为一种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推动实现了住房分配货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市场化过程中的选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贫富差异的显现,公积金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缺陷。

经营主体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作为各地方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非法人机构且无经营权,无法承担经营风险主体的责任,近年来表现为部分地方或单位存在公积金资金的挪用,住房公积金资金沉淀较高而收益率普遍偏低等现象;而银行作为被委托方,在借款人还清贷款后方能获得贷款0.5%的手续费和资金增值收益5%的手续费收入,同样存在消极管理和消极放贷的代理人风险;房地产开发商在这种情况下,更希望借款人办理商业按揭贷款快速回笼资金,常不在住房公积金中心备案,或变相阻挠消费者使用公积金。所以住房公积金虽有政策性低利率,消费者一般却只能通过房地产商指定的商业银行进行按揭贷款,难以通过住房公积金渠道实现融资购房。在社会群体的覆盖面上,住房公积金制度主要缴存对象仍是工作稳定、收入较高的公务员、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而大量的小型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自谋职业者、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进入住房公积金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为尽可能帮助大部分社会群体实现住房消费的需要,央行和银监会以通知等形式(如《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银发[2007]359 号),对全国的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提出了行政指导和经营管理要求。根据居民个人名下购买住房的套数或面积,从按揭贷款首付、贷款利率甚至是否获批的问题上给出了“首套房政策”、“二套房政策”。行政限制后,虽在短时期内控制了房地产过热问题,却对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基于优质房产资源的贷款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成为证券化投资品;另一方面,逐渐收缩的存贷利差使商业银行在大量按揭业务上实际收益面临倒亏的风险,为弥补按揭业务上的损失,必将迫使商业银行转向政府机构或其他融资人,以寻求经营补偿。

四、住房储蓄合同模式在我国的发展与我国住房金融产品的丰富

2004 年筹建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落地天津,2011 年其重庆分行开业。该行是我国首家真正意义上采用国际通行标准运作的住房储蓄银行。虽有政府支持和国外先进经验,但落地中国十年间产品接受度并不如预期的广泛。笔者认为突出矛盾主要有两点:首先,与德国较为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不同,该融资模式进入中国后恰遇上国内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房产价格猛涨的十年,当消费者对房地产短期有较强增值预期时,投机需求增高,而当预计房价增幅高于按揭利率时,购房者会尽可能的选择商业银行贷款快速凑足房款以在房价上涨中受益,而非通过住房储蓄合同逐渐积累购房资金。其次,国内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较多非市场投机因素,使得储户在低息互助的合同约束下可能因机会成本过高提前终止合同,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或拖延还贷时间,增加了住房合同储蓄系统的流动性风险。

由此可见,住房合同储蓄模式进入中国后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阶段性的不适应。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逐渐平稳,国内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居民投资投机情绪理性回归,这种采取政府适当投入,引导社会各阶层共同筹集资金,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融资模式,能够持续为房地产市场的改善性消费需求和健康的投资需求创造条件,在我国尚未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中实有必要。

参考文献

[1]The performance of German credit institutions in 2009,Deutsche Bundesbank,Monthly Report,September 2010.

[2]Housing Finance Systerms For Countries in Transcation,Principles and Examples,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Geneva,U.N.,New York and Geneva,2005.

中低收入阶层 篇7

近年来, 西安市房价一直处于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据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统计:2000年西安商品房均价2680元/平方米;而2010年1月西安商品房成交均价5991元/平方米, 其中商品住房成交均价为5896元/平方米。据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调查, 西安1月份房价同比上涨10%, 涨幅比上月扩大4.3%。面对如此飙升的房价, 购买者是否能够承担, 目前的房价是否合理。而传统的房价收入比指标本身的弊端使之不能包含现今社会存在的各个影响因素, 因此, 有必要对房价收入比指标计算式进行改进, 通过运用改进后的房价收入比指标计算式分析出西安市目前的各个阶层的房价合理与否。

二、传统的房价收入比指标

房价收入比指标是衡量房价合理性的评价指标, 对分析市场房屋结构运行状况, 及住房政策都有重要的意义。

1.房价收入比定义。目前对于房价收入比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国际上的房价收入比的定义是根据联合国人类住区 (生境) 中心所发布《城市指标指南》, 房价收入比是指居住单元的中等自由市场价格与中等家庭年收入之比。其中中等自由市场价格是指在该地区市场正常环境下的房屋价格的中值;而中等家庭收入比是指该地区的家庭年收入的中值。与此不同的是现阶段国内学者对房价收入比定义为住宅平均价格与居民平均年收入的比值。

2.房价收入比的弊端。房价收入比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住宅供给价格与居民购房能力之间的关系。但是, 房价收入比本身具有一定的弊端。

首先, 房价收入比并没有包含住房的各种结构体系。我国房地产市场上主要存在两种住房结构体系, 即一手房与二手房住房体系。而传统的房价收入比指标仅仅考虑了一手房的住房体系, 因此存在不合理性。

其次, 房价收入比不能完全作为居民购买力的评价指标。因为房价收入比仅仅依据社会收入的中位数货平均值作为分析, 并没有反映社会各个收入阶层的房屋购买能力。

最后, 房价收入比没有考虑市场因素, 即住房金融因素。

因此, 传统的房屋收入比已经不能完全反应现今的房价合理性, 所以对房价收入比指标进行改进。

三、改进的房价收入比指标

传统的房价收入比 (PIR) 住宅平均价格 (AHP) 与居民平均年收入 (AFI) 的比值, 如计算式 (1) 所示。在此对房价收入比计算式进行改进, 增加了一手房与二手房的双重房屋结构, 因此评价更加合理化。故改进的房价收入比的推导计算式为式 (1) :

在考虑了市场金融因素能力的条件下, 住宅平均价格就变为了取得平均房屋价格的年贷款所得即QAHP。

其中:

将式 (3) 代入式 (2) 中的金融条件下的房价收入比指标。

那么, 改进的房价收入比指标计算式为 (1) + (4) , 可得式 (5) :

式 (5) 中:PIR为房价收入比指标;AHP为住宅平均价格;AFI为居民平均年收入;K1为一手房住宅购买所占的比例系数;K2为二手房住宅购买所占的比例系数;AP表示住宅的平均单价, AF表示每套住宅的平均面积;PIRi, n为考虑市场金融因素下的房价收入比指标。QAHP1为一手房取得平均房屋价格的年贷款所得;QAHP2为二手房取得平均房屋价格的年贷款所得;m为月均收入;ai为首付额, i=1为一手房的首付额, i=2为二手房的首付额;P (A/P, i, n) 为月还款额;PIR总为改进的房价收入比;α为全付款的比例;β为贷款付款的比例。

评价标准:根据我国国情, PIR∈ (4~9) 就属于房价合理的。否则, 超过9的话就是房价过高, 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根据调查结果, 一手房的指标比例系数为0.65, 二手房的指标比例系数0.35。α比例系数为0.3, β比例系数为0.7。

四、西安市房价合理性的分析

近期西安市房价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文运用上述指标试图分析西安市房价的合理性, 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1.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将所有调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均等比例 (即各占20%) 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等五组类型。则其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支出一览表如表1所示。

2.指标计算。将表1的数据带入相应的房价比计算式中, 得出不同收入阶层的房价收入比计算表, 同时在考虑住房贷款的时候将住房贷款年限定为30年, 首付款为30%, 月利率为0.41%。

具体计算如表2所示。

3.指标计算结论。根据表2的房价收入比数据可以看出: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房价收入比大约在9属于合理范围之内;可见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 购买房屋大致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换言之, 高收入阶层普遍可以接受目前的房价, 其购买力也处于均衡状态, 目前的房价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属于合理的。对于中等偏上户收入来说房价收入比为14, 超过了合理性的范围。这样就形成了房价收入比较高, 导致购买商品房的能力较低, 倘若要购买商品房的话就有可能会倾其所有, 因此目前的房价对于中等偏上户来说不太合理, 即房价较高。对于中等偏下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来说, 购买商品房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事情, 其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范围之内, 是完全不可能有能力购买的, 因此目前的房价对于中等偏下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处于极不合理的状态, 也就是房价过高。

由此得出结论:西安市房价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高收入阶层可以普遍接受目前的房价, 而房价对于其他收入阶层来说偏高。因此, 需要政府对目前的房价进行一定的控制。

五、结束语

目前西安市的房价的不合理现象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西安市的房屋供给能力赶不上需求能力, 形成供求关系的紧张, 从而造成房价的上涨。长此以往, 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泡沫经济现象, 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面对目前的状况, 政府或职能部门在依照国家政策的同时, 应针对不同收入阶层提供不同的住房供给体系, 加大市场廉价房与经济适用房的销售, 同时要鼓励市民购买二手房, 缓解一手房的压力。对于过高的商品房的数量采取限制或者抑制, 从而保证各个阶层的人均住房率, 逐步调整市场住房结构, 引导房价的合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会敏, 赵君彦.房价收入比实证分析研究—以保定市为例[J].改革与发展, 2009 (2)

[2].杨文武.房价收入比指标的研究[J].统计研究, 2003 (1)

[3].吴刚.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基于2000—2008我国10城市的经验数据[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9)

[4].虞晓芬.基于居民住宅负担能力的房价合理性评价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5

中低收入阶层 篇8

一、确定和强化政府在低收入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具有价值量大、使用期长的特点, 作为社会的低收入阶层很难通过市场调节的买卖来解决自身的居住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已日益把保障民生作为一项重要的工程, 而其中住房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必将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 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确定和强化政府在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西方国家虽然主张市场调节, 但在住宅建设上政府却用各种方法进行干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国家。早在十九世纪末, 英国政府就开始着手构建公共住房体系。到1979年, 公共住宅已达到650万个单位, 占全国住房总量的1/3。发达国家住房制度的法律中都明确了居住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并维护公民的基本居住权。

借鉴发达国家的住房经验,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要把强化政府责任机制作为首要任务, 把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放到住房保障的首要位置, 政府应在低收入住房的建设资金上给予绝对的支持。法国廉租房的建设资金由中央政府、大区政府、省政府、市镇政府和一些大企业或事业单位共同筹集, 其中政府资金通常达70%。根据法国政府2006年公布的政令, 所有市镇必须保证20%以上的住房是廉租房, 否则将被处高额罚款。房屋建成后, 分别交由各省政府、市镇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住房办公室管理, 其配额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新加坡的廉租房由政府出资购买, 政府负担在80%以上, 而居民每月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1新元的租金, 切实减轻了特困户的负担。我国从2008年开始,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 的规定, 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中央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等方式给予了适当支持。部分省级财政也对本省财政困难市县下拨了廉租住房专项补助资金。但中央和省的补助资金只占各地廉租住房建设和租赁补贴资金的少部分资金缺口很大。为此, 应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支持力度, 同时, 应加强对中央和省级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 引导和支持各地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工作。

二、推进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住房保障立法受到了各国 (地区) 政府的高度重视, 各国 (地区) 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相互补充的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英国非常注重立法, 1980年以来, 先后颁布《1980年住房法》、《1984年住宅与建筑法》、《1986年住宅与规划法》、《2004年住房法》等法律。根据《产业基金法》, 英国2004~2005年低收入租金补贴、产权共享方式, 住房金融采取商业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相结合的方式等, 使保障对象在无力购房时, 可租住公房或享受补贴, 随着收入状况的改善选择逐步购买一定比例直至完全产权。1美国的《住房法》、《国民住宅法》和日本的《公营住宅法》《住房金融公库法》等, 均为国家大法, 这些法律提供了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依据, 明确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 规定住房保障的实现方式。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立法。

法国和德国是法律强制模式的典型代表。法国政府专门颁布法律, 从2000年开始, 规定任何开发商在住宅建造规划中, 至少拿出20%的面积, 卖给社会福利房屋管理公司, 由其出租或出售给低收入者, 并提供房屋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其余80%则按市场价格销售。德国政府针对二战后大量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问题, 于1950年颁布《住宅建设法》, 推动福利性公共住宅的建设。其中大众化的公共住宅全部由国家投资兴建, 主要向低收入、多子女及领取养老金者等家庭提供。为解决战后住宅严重缺乏问题, 日本政府在1951年颁布《公营住宅法》, 明确指出公营住宅的受益对象为低收入家庭。这一法则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紧张状况。

而我国目前有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 这极大地影响了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我国各地方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现状, 制定地方特色的住房保障法规, 并针对不同保障对象, 提供不同方式的保障措施, 严格制定保障对象的准入、退出机制。同时, 从宏观上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住房保障法规, 从立法上规定住房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的来源、专门管理机构的建立等, 建立完善的住房法律制度, 以使保障制度的落实有坚强的法律依托, 确保制度实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三、发挥住房租赁的保障作用

为保障低收入购房者的住房需求, 国外在制定公共住房政策时普遍重视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 住房租赁是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解决住房问题的通行做法, 为最低收入者提供“托底性”保障。各国在租赁住房的比例都相当可观。目前, 日本有38%的居民租住住房, 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均在30%左右, 德国城市住房自有率不到20%, 80%的家庭靠租房居住。2其中低收入居住困难人群占大多数, 并享受到了政府的优惠租房政策。德国在推动低收入住房保障方面主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 政府明确规定房屋开发商必须承建一定比例的社会福利住房, 政府给予一定的低息或免息贷款和一定的税收优惠。房屋建成后, 只租不卖, 按照政府核定的租金标准, 租给政府指定的低收入家庭。

发达国家把保障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效的结合来引导和鼓励低收入人群租住住房的实践已成为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健全了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体系。我们认为, 依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状, 廉租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该成为当前我国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针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可以在住房租赁上通过市场运作来保障此部分群体的居住问题, 我们可以在住房保障中, 把保障机制融入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房地产开发商的积极性, 政府强制规定各房屋开发项目, 必须承建一定比例的廉租住房, 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或出租。对承建的廉租住房给予土地、规费、税收及低息贷款等优惠。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成后, 可以交给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经营管理, 发挥房屋投资经营商的市场经营优势, 增强开发商的责任心, 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 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四、采取不同的住房补贴方式

发达国家在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上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补贴方式, 美国政府在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上已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低收入阶层的以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

实物补贴主要通过公共住房和廉租公屋两种形式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其中公共住房主要用于出租, 是政府房屋署拨款建设并直接管理的房屋。各地方政府设立专门机构, 定期对当地房屋租金进行综合调查, 向低收入人群发布住房信息。一般来讲, 政府对申请房租补贴的低收入家庭限定的房屋租金标准为700美元以下。其租金标准一般为家庭收入的1/3。

货币补贴主要采取购房补贴和租金补贴的形式。政府根据美国前总统布什2003年签署的《美国首付款法案》, 可以为购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万美元或者是住房买入价格6%的首付款资助。而租金补贴政策则是政府鼓励私人将符合出租标准的房屋出租给低收入者。当低收入者承租后, 便将自己收入的1/3付给房主作为房租, 其余部分由政府代付。

德国政府对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主要实行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两种形式, 补贴资金的来源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承担50%, 目前, 德国约有86%的人可以享受到不同额度的住房补贴。德国目前约有60%左右的居民租住住房, 近年来, 德国住宅补贴法规定, 居民实际缴纳租金与可以承受租金 (一般为家庭收入的1/3) 的差额由政府承担。瑞典、荷兰还依靠非赢利公司或住房合作社来建房, 对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免税、减税或现金补贴。香港政府也通过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的形式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每两年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状况进行调查, 控制租金水平一般占家庭所得收入的5%~15%, 针对特殊住户的租金有时会低至家庭收入的2.5%。

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着力发展经济, 完善住房保障的同时, 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的扶持力度, 也可以采纳不同程度的补贴方式缓解这部分群体的经济压力, 使其能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五、注重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和布局

发达国家在公共住房的发展过程中都深刻认识到公共住房的建设不仅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居住需求, 同时, 公共住房的选址和布局更关系到城市总体规划和社会稳定的和谐发展。公共住房如果集中在城市某些区域, 就可能形成特定的贫民窟现象, 诸如低素质群体成群、低就业率普遍、高犯罪率的社会隐患。法国各大城市曾因为富人区与贫民区的对立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致使吸毒、走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美国从1973年开始就从公共政策的改变上下功夫以改变贫民窟现象, 从而改善社区质量。德国政府通过立法规定, 房地产商每兴建一个住宅区, 必须建造20%的福利住宅, 以避免贫富隔离, 经过多年的努力, 德国政府较好地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我国近年来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中也出现了布局和选址的问题, 诸多低收入家庭住房都在离城区较远、交通不够方便的地带, 给居民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不便, 因此, 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配套服务必须不断完善, 否则, 贫民窟现象又会层出不穷。首先, 在房源的选址中, 应考虑就医、入学、购物等因素, 尽量在生活比较方便、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购买、新建或插建, 统筹筹集房源。其次是尽快健全社区功能。对偏远、条件比较差的房源地, 尽快配套建立诊所、幼儿园、购物场所, 完善公交线路, 降低生活成本, 使群众能够安居乐业。三是加强对保障性住房的后续管理。在成一定规模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棚户区改造小区内, 探索保障性物业管理制度。使保障性住房既廉价实用, 又安全舒适。

六、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国外的公共住房属于政府福利, 能否公平合理地分配, 直接关系到其政策实施的效果, 发达国家在公共住房分配政策中严格贯彻“公共住房是为最需要的人提供住房保障”的原则;并重视科学、完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一是完善的信用制度。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一般都建立在较为透明的收入水平和完善的信用制度基础之上。政府都会通过有关管理机构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行严格审核, 以确保公共住房或补贴能够真正落实到确实需要帮助的家庭。二是明确的准入政策、严格的审核程序和严厉的监管惩罚力度。如新加坡的组屋政策, 买卖组屋必须提供翔实的资料, 如果发现虚报将面临高达5000新元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三是实行动态管理, 根据条件变化严格执行退出机制。发达国家一般建立起了按受助对象的人均收入、家庭收入、已有住房面积分类管理的档案与信息系统, 对受助家庭领取的房租补贴和购买的住房进行跟踪监督。四是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关于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的条件等, 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尽管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准入, 近年来各地都设立了较为严格的申请标准和核准制度, 但由于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 加之审核部门把关不严、家庭收入的动态变化难以掌握, 致使骗住、骗购现象屡见不鲜, 退出机制形同虚设。我国政府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实现保障性住房合理公平地分配, 不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保障性住房分配方面的做法和经验。首先, 加快建立被保障家庭收入的诚信体系。强化准入资格审核。建立居民经济状况核查系统, 运用信息平台查询申请家庭的存款账户、股市账户、纳税记录、房产登记、公积金缴纳等信息, 及时掌握保障性住房收益家庭相关信息的变动状况。强化使用管理, 定期检查使用状况, 确保保障用途不改变。积极探索建立长效化、规范化的保障性住房违规处理模式, 针对不同的住房保障类型, 加强监督管理。依法惩处瞒报收入、转移资产等骗取住房保障的行为, 严厉打击权力寻租、徇私舞弊等庇护违规违纪者的腐败犯罪, 确保保障房的分配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杨道法.英国中低收入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西南金融, 2008 (1) .

中低收入阶层 篇9

关键词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8-014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23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形势日趋复杂，我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在此重要机遇期，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今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受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存在很大差异。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着力点是放在城镇，还是农村？有关研究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远大于农村［1-4］，尤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进一步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成为现阶段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研究较为集中于平均消费趋势、平均消费倾向的探讨［5-10］，还未能充分反映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消费的差异化特征。本研究采用改进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就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特征、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消费支出对收入和价格的敏感程度进行探讨，以期为刺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模型

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是描述消费者行为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假定某一时期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居民收入和商品价格，居民消费支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居民基本需求支出，它在居民全部消费需求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保证居民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消费的数量界限；二是超出基本需求之外的追加消费，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求后将剩余收入按照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需求支出，它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为了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上的差异，本文在扩展型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11］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两个假设。

假设1：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基本需求支出水平上有明显差异，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同一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其基本需求支出是渐变的［12］。

假设2：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对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城镇居民分为k个组。

结合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本研究的计算模型为：

Vik=pikrik+βik(Yk-∑[DD(]n[]k=1[DD)]pikrik)(1)

在模型中，k=1,2,3,4,5,6，分别代表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居民；

i=1,2,3,……,38，分别代表38项生活消费支出；

Vik代表第k收入水平居民的第i种消费支出；

pikrik代表第k收入水平居民的第i种消费的基本需求支出；

βik代表第k收入水平居民对第i种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Yk代表第k收入水平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

公式(1)整理可得:

Vik=pikrik-

βik∑[DD(]n[]k=1[DD)]pikrik+βikYk(2)

令aik=pikrik-βik∑[DD(]n[]k=1[DD)]pikrik,则有:

Vik=aik+βikYk(3)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a*ik和β*ik。

第k收入水平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为：

∑pikr0ik=∑a*ik/(1-∑β*ik)(4)

第k收入水平居民对第i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支出为：

pikr0ik=a*ik+β*ik∑pikr0ik(5)

第k收入水平居民对第i项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

ηi=β*ik*[SX(]Yk[]Vik[SX)](6)

第k收入水平居民，第i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第i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的弹性系数为：

ekii=-[SX(]βik[]Vik[SX)](pikrik+(Yk-

∑[DD(]n[]i=1[DD)]pikrik))(7)

1.2 数据

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38项人均年消费支出数据取自《中国城市（镇）居民生活与价格年鉴》（2000-2009）；数据在使用前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0年=100）进行平减。

2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特征

2.1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差异

nlc202309031807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收入水平高的居民维持其基本需求的支出大。最高收入户基本需求支出分别是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户基本需求支出的7.14倍、4.53倍、3.13倍、2.26倍和1.63倍。在基本需求结构上，中低收入居民在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上的支出比重较高。就衣、食消费而言，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比重比高收入、最高收入居民高17-25个百分点（见图1）。而高收入水平居民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等享受型支出比重较大，如交通和通讯消费，最高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比重比低收入居民高出15个百分点。

2.2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中低收入居民在食品等基本生活品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表1），这表明较低收入群体在改善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消费潜力较大。而对于较高收入居民，其在交通、文

化娱乐、文娱耐用消费品、住房、在外用餐等发展享受型商品上的消费意愿高涨（图2），是其消费的新热点。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追加消费占其剩余可支配收入（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除去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以后剩余的部分）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表1）。其中，低收入居民的追加消费比重高达82.39%，比最高收入户高出约29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表明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较高收入阶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只能基本满足其当期消费所需，可供其延期消费的储蓄份额很小。相比之下，中等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

居民的追加消费比重比低收入居民低12-29个百分点。

3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收入和价格变动的敏感分析

3.1 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

低收入城镇居民在基本生活品消费上的收入弹性普遍较大（表2），收入对其生活品质的提升影响显著：收入水平提高1%，低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水产品、蔬菜、烟草、酒及饮料、糕点和奶制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可增加1-4元不等，同时在交通、通讯、在外用餐上的人均支出可增加8-14元。

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受其收入影响较大的消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上（表2）：收入增长1%，高收入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在外用餐、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及其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20-35元。

3.2 价格变动对消费的影响

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大于高收入居民，针对不同的消费类别影响程度差异显著。

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差异较小（表2）。诸如粮食、豆制品、油脂、肉禽、蛋类等基本生活食品，价格每提高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减少0.02%-0.30%；而对于水产品、烟酒饮料、糕点、奶制品、在外用餐等享受型食品消费，低收入居民相应的消费支出受价格影响较大，价格水平每提高1%，其相应的消费支出减少0.70%-1.00%。在交通、通讯、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住房、水电燃料的消费需求上，低收入水平居民对价格变动的反映较为敏感，以上消费支出的价格弹性在0.74%-1.00%，其中交通、通讯的价格弹性达到1.00%。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基

本需求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上具有较大差异。对于食品、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比高收入阶层表现出更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占比；而对于在外用餐、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高收入阶层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比重。

收入水平对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影响

显著。收入水平提高1%，低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水产品、蔬菜、烟草、酒及饮料、糕点和奶制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可增加1-4元；在外用餐、交通、通讯上的人均支出可增加8-14元。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受其收入影响较大的消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上。收入提高1%，高收入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在外用餐、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及其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20-35元。

商品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远大于高收入居

民。食品消费较其他消费类型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较大比重。生存型食品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小。而对于水产品、烟酒饮料、糕点、奶制品、在外用餐等享受型食品消费，低收入居民相应的消费支出受其价格影响相对较大。此外，在交通、通讯、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住房、水电燃料的消费需求上，低收入水平居民对价格变动的反映较为敏感。

4.2 建议

4.2.1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促进其消费能力持续稳定增长；二是要扩大城镇中等收入居民比重，构建“橄榄型”财富结构，提升城镇居民整体消费潜力，从而为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继而倒逼产业转型奠定基础。

4.2.2 完善物价和社保制度，促进中低收入城镇居民消费升级

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潜力影响较大。稳定基本生活品价格，一是要降低食品、住房等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提高中等收入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二是要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消除中低收入城镇居民消费的不确定预期，激发其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意愿。

4.2.3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和巩固高收入城镇居民消费新热点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在服务型消费上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潜力。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是要引导全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型，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二是要严格执行服务业的准入和监管，率先在餐饮、娱乐、交通、通讯等与现代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加强服务水平的考核管理，从而培育并巩固高收入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nlc202309031807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赵霞，何秀荣.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吗？［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41-45. ［Zhao Xia, He Xiurong. Does the Rural Area Hav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0, (1):41-45.］

［2］王春娟，黄昊. 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差异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0，（7）：49-53. ［Wang Chunjuan, Huang Hao. Differential Study on Urban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Demands under Dual Stucture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10, (7):49-53.］

［3］蒋南平，王向南，朱琛.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启动：基于地级城市分城乡的数据［J］.当代经济研究，2011，（3）：62-67. ［Jiang Nanping, Wang Xiangnan, Zhu Chen. China Urbanization and Startup of Urban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based on Cities and Villages Data at Regional Level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11, (3):62-67.］

［4］吴振球，祝正芳，谢香.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结构、经济景气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J］.宏观经济研究，2010，（6）：39-43. ［Wu Zhenqiu, Zhu Zhengfang, Xie Xiang. Disparity Pattern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Resident Consumption Demands［J］. Macroeconomics, 2010, (6):39-43.］

［5］张蕊，田澎. 中国城镇居民10年消费结构变化实证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5，27（2）： 151-156. ［Zhang Rui, Tian Peng. Study on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e During a Ten-year Period［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27(2):151-156.］

［6］吴晓明，吴栋.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状况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5）：22-32.［Wu Xiaoming, Wu Do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7, (5):22-32.］

［7］周俊玲.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7，（7）：184-187. ［Zhou Junling. An Empiricals’ Analysis on Urban Resident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Beijing［J］.Commercial Research, 2007, (7):184-187.］

［8］程兰芳. 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趋势的实证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3，（3）： 63-67. ［Cheng Lanfang. Positive Analysis of Urban Household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rend in Beijing［J］.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03,(3):63-67.］

［9］夏剑锋，周李.武汉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展趋势分析［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2）：17-21. ［Xia Jianfeng, Zhou Li.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Wuhan Urban Residents［J］. Journal of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0, (2):17-21.］

［10］王颖.武汉市居民消费结构研究——基于扩展性支出系统模型的计量分析［J］.当代经济，2011，（7）：22-23. ［Wang Y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Pattern in Wuha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ELES Model ［J］. Contemporary Economics, 2011, (7):22-23.］

［11］易丹辉，尹德光.居民消费统计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Yi Danhui, Yin De Guang.Statistic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7.］

nlc202309031807

［12］马立平.基于综列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7,（22）：92-94. ［Ma Liping.An Analysis on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J］.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07, (22):92-94.］

Primary Demand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for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FENG Ting-ting1 ZHANG Miao2

(1.Post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Station of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Expanding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mands is an essential way to convert styl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o, illust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different kinds of income levels is crucial for making consumption demand polici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primary demands, marginal propensity for consump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using the revised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with 38 items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ata from 2000 to 2009.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as following:1) for low and medium income levels, expense of primary demands in which food and clothing are predominate accounts for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nd marginal propensities to consume in residenc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obvious as well; 2) for relatively higher income levels, major expense focuses on enjoyable consumption. Meanwhile, marginal propensities to consume in transportation, dining out, entertainments, durable goods for recreation and lodgings are significant; 3) the fluctuation of prices of enjoyable goods affects both low and medium income levels much more than the relatively higher income level; 4) the improvement of sala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pgrading consumption patterns. Some targeted consumption-stimulating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r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urban residen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primary demand;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