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模式（通用11篇）
收入模式 篇1
0 引言
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随着近年来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公共财政和基本建设的贡献越来越重要,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怎样高效、便捷、规范、廉价的收缴非税收入, 提高非税收入使用效率, 是广大非税收入收缴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摆在各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相关概念
1.1 非税收入收缴的定义
指通过征收、罚没、查收、执收等行为, 从交款人处取得, 获得非税收入, 并将非税收入上缴、缴纳、划缴、汇缴到指定财政账户或国库的行为, 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具备两层含义:一是从缴款人处取得, 获得非税收入, 伴随着征收、罚没、查收等执收行为;二是对取得、获得的非税收入缴纳、解缴、划缴、汇缴到指定财政账户或国库, 伴随着上缴行为。
1.2 非税收入收缴模式的定义
指通过执收等行为, 从缴款人处取得, 获得非税收入, 并将其上缴到指定财政账户或国库的行为方式。包含了收缴通道、收缴流程、收缴主体、收缴条件、适用范围、技术手段、实现目标等要素构件。用人力流、资金流、信息流、业务流来描述办事人、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财政、国库等主体的收缴行为方式, 是一条固定、顺畅的非税收入收缴通道的完整描述。
2 现阶段非税收入收缴模式分析
非税收入收缴模式主要是从2004年7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后逐渐产生的。随着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和不断的实践摸索, 缴款人、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财政、国库的框架逐渐形成, 以此为基础, 逐渐产生了9种非税收入收缴模式:“收缴分离模式”、“集中汇缴模式”、“预处理汇缴模式”、“财政直接收缴的模式”、“国库直接收缴的模式”、“委托银行代收缴”、“委托单位代收缴”、“委托财政代收缴”、“委托地税代收缴”。以上代表了目前国内的主流模式。
2.1 直接收缴模式
直接收缴模式指的是执收主体负责开具票据、收取资金、上缴财政等工作, 承担执收和解缴的职责, 直接服务缴款人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按照执收主体可细分为单位直接收缴的模式、财政直接收缴的模式和国库直接收缴的模式。
2.1.1 单位直接收缴的模式
执收单位承担收取和上缴非税收入的职责。主要负责:发起执收、开具财政票据、收取资金、汇缴财政指定帐户, 核销票据;代理银行承担收纳资金的职责。主要包括:收纳资金、审核缴款凭证、传递信息;财政承担资金管理和信息中枢的职责。主要负责账务核对、资金清算、会计核算、分成解缴和信息的指挥调度。根据执收单位是否直接收取资金, 单位直接收缴的模式还可以细分为收缴分离、集中汇缴和其他新型收缴模式。
(1) 收缴分离模式。收缴分离指的是单位不直接收取资金, 先开具财政票据和缴款书, 交由缴款人直接到代理银行用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完成缴款的收缴模式。目前全国各地普遍采用该模式, 也是财政部主推的模式。其工作流程如图一所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实现了非税收入执收与缴款相分离, 起到了规范执收行为、保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安全缴纳等作用。但在实际中, 此种模式过于倚重代理银行, 存在挤占“银行业务办理资源”;缴款人缴款不方便、来回往返于执收单位和代理银行, 缴款信息传递延迟、执收效率较低、成本高、核对工作繁重等。其本质是每一笔非税收入都让办事人去代理银行缴款, 虽然减少了执收单位的收缴成本, 但却增加了办事人和代理银行的收缴成本。
(2) 集中汇缴模式。集中汇缴是指单位直接收取资金, 并开具财政票据给缴款人, 日终, 汇总票据到缴款书, 并持缴款书到代理银行完成缴款的收缴模式。其工作流程如图二所示。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办事人用现金缴款, 在执收点即可取票、缴款, 不必到代理银行办理缴款, 节省时间和精力;执收单位财务人员有收取现金的风险;以及非税收入因通过财务人员收缴,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财政账户。该模式比较适合频繁、量大、短期集中的收缴, 比如考试中心, 学校。特别是高校, 学生集中在几天之内缴款, 需要短时间内开具大量的票据, 收缴核对大量的资金。针对这种情况, 可对收缴模式做优化处理:一是通知学生按学号到指定代理银行缴款, 二是利用代理银行现有的预收缴平台 (如银校系统) 预收学费, 并将学生缴款电子信息导入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系统, 进行批量开票, 完成集中汇缴。优化后的模式可以命名为“预处理汇缴模式”, 其工作流程如图三所示。
2.1.2 财政直接收缴的模式
也叫“大集中征管模式”。即由省以下财政部门直接组织收缴非税收入。办事人到财政执收点即可一站式完成非税收入缴纳。其工作流程如图四所示。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财政为中枢, 财政既是管理部门, 又是执收单位, 承担开票、收款、缴款的职责。因为是财政直接收缴, 非税收入的使用效率很高。当然, 办事人也需要在办事部门和财政之间往返, 交款成本比较高。目前, 直接收缴的范围仅限于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湖南省、天津市等地都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 成为全国最先使用财政直接收缴非税收入的省市。2013年初, 浙江省财政厅票据管理中心已开始使用财政直接收缴的模式收缴省本级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1.3 国库直接收缴的模式
也叫“就地缴库”, 是指地税、执收执罚单位、商业银行等机构收缴的非税收入, 不上缴财政账户, 通过人民银行在商业银行的“待报解账户” (国库零余额收入过渡户) 直接划缴国库的收缴模式。人民银行是监管主体、是委托方, 各机构是受托方、是执收主体, 负责开具票据、收取资金、划缴国库。其特点是资金直接缴入国库, 能及时足额上划与上级分成的非税收入;人民银行国库收缴和会计核算系统只支持分科目管理非税收入的方式, 无法满足分执收单位的收缴管理要求, 难以满足非税收入收缴精细化管理和“以票管收”的要求;当前国库报解和结算难以满足非税收入复杂的分成体制;国库直接收缴无法满足特殊财政资金的需要, 如往来款、转移支付收入、代收款、预收款等。其典型例子是水资源费:负责征收水资源费的行政主管部门填写“一般缴款书”, 随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一并送达取水单位或个人, 由取水单位或个人持“一般缴款书”在规定时限内到商业银行办理缴款。在填写“一般缴款书”时, 上缴中央国库收入部分, “财政机关”栏填写“财政部”, “预算级次”栏填写“中央级”, “收款国库”栏填写实际收纳款项的国库名称;上缴地方国库收入部分, 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地方各级水资源费分配比例, 分别填写相应的财政机关、预算级次和国库名称。
2.2 委托代收缴的模式
2.2.1 委托银行代收缴
指商业银行受人民银行或财政部门的委托, 从财政部门直接领取发票, 以本机构的名义开具发票, 收缴非税收入。该模式以商业银行为执收主体, 商业银行视同为执收单位。使用该模式的典型例子是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代收缴部分罚没收入。
2.2.2 委托单位代收缴
指一个执收单位因业务需要委托另一个执收单位代收缴非税收入的收缴模式, 比如因考试场地所限, 人劳社保部门委托有条件的学校代收缴计算机考试考务费;因地理空间的原因,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代征收水资源费。这种模式一般比较适合主办或主管单位因客观原因不能独立完成, 需联合另一家单位的力量, 才能完成的情况。主办单位委托另一家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代开票据, 代收缴非税收入, 两家单位签订书面委托协议报财政部门批准后生效。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各单位之间取长补短, 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联合做成一些本单位单独难以完成的事,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节约公共财政支出。
2.2.3 委托财政代收缴
指一些用票量极少、没有专职票据管理人员、没有网络、以及临时成立的执收单位, 统一到财政代开票点, 向财政申请开票缴款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该模式票据不再发放给执收单位, 由财政人员负责开票, 执收单位负责缴款, 资金仍然记录在本执收单位的账上。该模式解决了非税收入收缴的一些特殊情况, 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2.2.4 委托地税代收缴
指与地税密切相关可同时由地税部门收缴的, 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等非税收入,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委托由地税部门收缴, 开具税务票据, 使用地税信息系统划缴国库。
3 未来非税收入收缴模式预测分析
3.1 智能“POS刷卡”收缴模式
随着新型金融支付工具的出现, 特别是银行卡与POS机的结合, 使得支付变得便捷、高效。根据单位直接收缴非税收入的特点, 结合新型金融支付工具, 设计出将非税收入收缴、银行POS机和银行卡有机融合的新模式:智能“POS刷卡”收缴模式。该模式不同于银行普通“POS刷卡”收缴资金, 必须将代理银行的POS机无缝嵌入财政非税收入管理系统, 需为财政量身定做接口软件, 才能体现这种收缴模式的特点。“POS刷卡”收缴指的是单位不直接收取现金, 先开具缴款书, 办事人使用银行卡直接在财务人员办公现场的“POS刷卡机”上完成缴款, 缴款, 财务人员现场给办事人票据。其工作流程如图五所示。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资金从执业单位和代理银行两个环节绕过, 直接实时缴纳财政账户, 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保证规范执收的同时, 实现资金安全收缴;财政根据电子信息自动完成票款交易、自动对账、资金清算、会计核算, 大大减轻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财政的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了财务人员收取现金的风险;免除办事人到银行缴款环节, 缴款人无需在单位和银行间往返, 节省了办事人的时间和精力, 节约了代理银行的柜面业务资源, 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该模式适合执收单位固定地点办公, 缴款人至执收单位办理缴款事项的业务场景, 特别是窗口执收单位采用智能“POS刷卡”收缴模式后可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缴款人排队等待时间, 方便缴款人缴款。随着MISPOS的广泛应用, 在非税收入收缴过程中采用MISPOS设备进行资金收缴变为可能。该模式既实现了非税收入收缴过程的“收缴分离”, 又方便了缴款人缴纳款项, 将会在非税收入收缴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尤其适合在各窗口单位的日常收缴工作中选用。
如今的时代, 办事人基本随身携带银行卡。银行也希望通过推广“POS机”来占领市场。执收单位使用成本也很低。在这样的背景下, 使用智能“POS刷卡”收缴非税收入水到渠成, 特别是自然人的缴款业务, 占非税收入整体收缴工作量90%以上, 更为有效和迫切。该模式值得财政部门全面推广。
3.2 智能移动收缴模式
利用新型技术手段, 采用移动POS机作为收款工具, 借助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作为信息传输渠道, 并与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财政等相关单位的现行系统实时对接, 实现非税收入现场刷卡收款, 通过代理银行的非税收入代理业务平台即时缴纳到财政部门指定账户的收缴模式, 做到实时收款, 即时缴纳, 票款一致, 业务清晰, 核销便捷, 从而满足财政部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和财政票据管理要求, 提升和优化执收单位本身的业务管理水平, 减轻代理银行非税收入代收工作的工作负担, 方便办事人缴款, 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其工作流程如图六所示。智能移动收缴模式适合执收单位需付缴款人现场办理缴款事项的业务场景。采取智能移动收缴模式后, 避免执收单位现场工作人员收取现金或采用时效性差的事后转账收款模式, 提高了资金收缴效率。经调查研究, “智能移动收缴模式”在特种设备检测、质量检测、环境监测等对现场收缴要求特别高的特殊业务领域将发挥作用, 值得这些业务单位推广应用。
3.3 电子收缴模式
随着电子支付方式的不断发展, 其便捷、高效、安全、廉价的特性逐步深入人心, 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 其他邻域电子收缴的实践证明, 电子收缴资金是可靠的。因此, 将便捷、先进、可靠的电子支付手段引入非税收入收缴, 将实现缴款人、财政部门、代理银行、执收执罚单位四方共赢, 值得关注。非税收入电子收缴按照支付手段的不同可以先发展三种模式, 即智能终端自助收缴、互联网自助收缴、智能嵌入收缴。
3.3.1 智能终端自助收缴
指办事人接到执收单位的缴款通知, 利用代理银行智能自助终端, 自助交款取票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其工作流程如图七所示。
这种模式适合通知缴款业务场景。缴款人一般只需缴纳款项, 无需赴执收单位办理其他事项, 或是缴款人先预缴款项, 事后再赴执收单位办理事项。智能终端自助收缴模式省去了缴款人在代理银行排队等待的时间, 方便缴款人缴款, 也减轻了代理银行的工作压力。
3.3.2 互联网自助收缴
指办事人接到执收单位的缴款通知, 利用代理银行网上自助平台, 自助交款取票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其工作流程如图八所示。
该模式适合通知缴款业务场景。缴款人一般只需缴纳款项, 无需赴执收单位办理其他事项, 或是缴款人先预缴款项, 事后再赴执收单位办理事项。互联网自助收缴模式对缴款人的要求较高, 同时也极大地方便缴款人缴款, 可做到7×24小时办理缴款业务。
3.3.3 智能嵌入收缴
指随着政府各部门信息化建设的逐步展开, 出现了网上办事大厅等新型公共服务模式, 办事人可以足不出户、利用电脑和网络完成办理。根据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形式以及中央对信息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 本文设计这样一种新型收缴模式, 智能嵌入收缴模式:财政利用各部门各执收单位已建成的网上业务办理平台, 将非税收入收缴功能作为插件智能嵌入, 使非税收入的收缴成为办事人网上办事中的一环, 成为各执收单位的官方收款工具, 成为办事人的官方缴款工具, 从而实现非税收入收缴的一种模式。其工作流程如图九所示。该模式的特点是:财政真正实现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应缴尽缴;资金实时到账, 非税收入的使用时间率是百分之百;办事人可以足不出户办理缴款, 极大地方便了缴款人;非税收入的每次收缴成本接近零;信息化程度要求高, 电脑、网络、互联网金融支付、执收单位网上办事平台以及财政非税收缴功能的许可嵌入都是限制性条件。
4 完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的对策
4.1 加强研究, 形成共识
“预算外资金”的淡出, 非税收入许多相关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 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社会各界应积极研究非税收入各个层面的问题, 早日形成系统, 上升为理论, 并不断地加以完善, 使非税收入的研究, 形成浓厚氛围, 使社会各界形成对非税收入理论的共识, 尽早上升到国家高度。
4.2 制定法律
一是制定《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 并制定全国性的《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使非税收入收缴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成为全国范围内制定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共同指导方针、基本原则。二是制定全国性的《非税收入票据管理条例》。非税收入票据是非税收入收缴工作的重要凭证, 是非税收入收缴工作的主要线索和载体, 是实现非税收入规范运行的重要工具。其中要对适应信息时代特点的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给以确认, 才能打开非税收入收缴模式问题的瓶颈。“以票管收”的票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票据, 也可以是电子票据。
4.3 财政部门要大力支持业务创新、模式再造
财政部门对于可以确保安全、可靠的新型收缴模式要积极鼓励推广应用, 并积极牵头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创新。近年来, 随着各部门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非税收入收缴工作中的问题能否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予以解决, 能否设计出更合理、更便捷、更高效的收缴模式, 是非税收入收缴管理部门要解决的。
4.4 模式顶层设计
非税收入收缴模式就是非税收入收缴通道, 通道的建设需要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的层面越高, 就越通用, 瓶颈就越少。
5 结束语
非税收入收缴通道里流动的是财政收入, 通道的建设是财政无形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财政软实力的建设。随着国家对非税收入的日益重视、各级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数字财政和各部门信息化的建设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未来的非税收入收缴模式能实现高效、便捷、规范、安全、廉价的目标, 收缴模式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笔者对这样的前景怀有殷切的期望和坚定的信心。
摘要：对于国内预算外资金概念逐渐淡出、非税收入相关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一个阶段, 本文选择非税收入收缴模式作为研究对象, 提炼了现阶段非税收入收缴既有模式的规律, 优化再造出高效先进的新模式, 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改革创新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给非税收入收缴工作带来一点启示, 供各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部门参考使用。
关键词：非税收入,收缴模式,收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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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模式 篇2
有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创业者都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怎么获取收入，说白了就是怎么挣钱。
创业者只要走向创业的道路，一定要想明白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产品是什么，我满足人的什么样需求;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业我怎么去获得收入，我的收入模式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我怎样实现盈利，怎样使公司健康有序的发展，使创业者本身真正的挣到钱。
收入模式大多大同小异，但真正总结出来主流的收入模式只有四种。绝大多数公司的收入模式都可以从这四种中看到影子，万变不离其宗。一个人创业，可以在产品本身上进行创新，但在收入模式上就不要想太多的创新了，否则距离成功只会越走越远。这四种主流的收入模式有，
第一种是低买高卖的产品销售模式，依靠产品差价获得收入;
第二种是广告收入模式;
第三种是服务费用模式，依靠提供服务获得收入;
第四种是会员费用模式，本质上是提供会员服务;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理解一下这四种收入模式。
先从三大产业中各行业的角度看一下，
第一产业是农业，农林牧渔，以自然生产物料进行操作，依靠自己的劳动去种植、养殖或捕猎商品，同时销售商品获得收入。以苹果为例，农民先花钱购买苹果树苗，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结出苹果果实，销售苹果这实物产品获得收入。第一产业基本都是以销售实物产品为收入来源的，直白点就是单纯卖东西。
收入模式 篇3
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模式的历史演进
历年来，为实现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美国联邦政府确定了一系列任务目标与工作重点。起初，公租房计划侧重于解决低收入工薪阶层家庭住房困难，其安置具有临时性。1974年，鉴于公租房贫困人口集聚日益增多，国会对1937年《住房法》实施了修订，以确保所有公租房项目在合理时期内安置各类收入人群，通过低收入贫困家庭的分散安置，避免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公租房采取的住户收入多样化发展模式要求政府公共投资对私有资本进行有效平衡与调节，以免产生过于庞大的高低收入分化住户聚居群，尤其在中产阶级集中的城市物业产权状况日益恶化的内城区域。面对部分地区拆迁低收入群体为富裕阶层腾让空间的舆论抨击，全美住房管理部门认为，公租房项目兴建之初旨在为工薪阶层提供临时住所，并非为社会长期失业人群提供社会福利。重要的是，公租房不应单为社会贫困阶层而建。
纽约市政府在公租房住户多元化模式改革方面率先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纽约市住房管理局推行包含工薪阶层与双亲家庭的层级系统。1979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批准纽约市实施新的公租房申请分级制。根据纽约市住房管理局计划，“公租房申请者按收入水平共分为三类，参选的申请者，40%收入水平较高，20%收入水平较低，40%收入居中；分级制的工作目标，在于使各类申请者同意接受政府安置”。显然，它偏重于接收中高收入群体住户。根据1980年数据统计，公租房申请者第一级收入水平为人均3300美元/年～1.06万美元/年，第二级收入水平为3301美元/年～1.3万美元/年，第三级收入水平为7201美元/年～1.3万美元/年（三项分级均在联邦政府限额范围内）。显而易见，分级制旨在“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对不同收入住户数量进行调节，有效解决公租房住户的收入差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分级制并不排斥特殊情况（如为流浪者服务的福利旅馆）下住户优选的实施，以充分保障极度贫困人群的社会利益。公租房混合居住社区在各财政资助开发项目内实施住户收入多样化探索的大胆尝试。1990年，美国国会首次批准进行公租房项目住户收入多样化探索试点，当年出台的《克兰斯顿-冈萨雷斯国家经济住房法》（Granston-Gonzalez National Affordable Housing Act）授权4个公租房管理部门各自进行改革尝试。试点方案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出具的住户遴选宽松指导意见全盘纳入，允许各相关公租房管理局最多可将特定开发项目近一半住房出租给低收入家庭，但收入过低家庭例外。
1998年，美国国会再次寻求解决公租房的贫困过度集聚，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扩展被作为永久性法律规定得以确立。在此期间，公租房改革试点局限于部分城市，更宽领域的公租房制度改革也起步尚早，成效有待检验。然而，事实表明，基于贫困分解化的工作理念，美国公租房计划已经萌发新的政策取向。1998年美国出台的《公租房改革法》规定，公租房40%以上的入住户，其收入须低于本区中等家庭收入的30%，该收入标准同样适用于75%的租房优惠券初次领受者。此外，若住房管理部门将75%以上的租房优惠券分配给收入低于本区中等家庭收入30%的租户，则收入低于本区中等家庭收入30%的新入住公租房住户比例最低可降至30%。再者，该法要求所有公租房管理局启动新的住户安置方案，在相对贫穷的公租房小区安置高收入住户群体，同时提高富裕小区低收入住户群体比例。
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模式的要件
推进收入水平各异的多阶层社会聚居区建设，有助于改善低收入民众居住条件，提高社区教育质量，优化社区环境，丰富商品供给与社会服务。同时，可以为贫困家庭适龄青年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强其生活信心，有利于社区繁荣稳定。创建混合居住社区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中产或资产阶层集体迁入并长期居住，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有效社会群体支撑。对建于贫民传统居住区的混合居住项目而言，实现经济融合是首要目标。在新建社区宜居、安全及稳定旗帜的感召下，社会中产阶层对公租房信心日渐增强，进而选择迁入居住，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种族融合也得以不断增强。
与非混合居住公租房相比，混合居住公租房彻底反置了居民财富分散模式。混合居住公租房不寻求在高收入住户群中插入低收入或混合收入群体，而是试图通过前期集中居住区提供的良好居住条件，吸引高收入住户群入住低收入生活社区。为此，相关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房屋配套设施良好，足够对市场消费者构成吸引；二是项目安全须认定达标；三是管理规范完备，租户甄选严格。
要达成吸引高收入住户的工作目标，须对公租房采用的绩效筹资法或公平市场租金法做出适当调整。在绩效筹资法中，本年度租金总额作为下一年度租金预测基数须从可得最高支付补贴中对应扣除，租户所缴租金增加额不跟奖励挂钩。相对而言，若只扣除租金总额增值的85%，经过几年的积累，奖励可达可观的数额。从实际情况分析，有必要规定高扣除额度，即用于计算绩效筹资系统的租金总额不得少于实际租金总额的80%。公平市场租金法可对照执行收入增加折化处理程序。然而，同吸引责任感强的住户比较而言，吸引高收入租户的目标价值尚存较大疑问，原因是通常缺少确凿证据证明大型公租房租户行为同租户收入或其他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实施类型奖励同管理简化的工作目标也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国会及联邦政府部门（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代表）均把经济融合作为公租房运作模式的改革导向。对公租房而言，高收入住户家庭成员多有固定职业，会激励并带动社区成员积极就业。实际上，公租房混合居住法基于大胆的间接推理，可认为其更直接的准入原则是，公租房居住并非普通权利，而是一种特权，权利实现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巨量住户补助，补助的争取要求相关社区成员至少先前并持续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尽管多样化目标的实现存在变数，更为重要的是，严格的租户甄选必将使公租房的可管理性得到强化与提升。各公租房管理局不能采用明显有悖于租户多样性要求的住房政策，或基于任意性理由对任何社会群体实施整体排斥。endprint
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模式的效应
贫困人口过度集聚会导致公租房走向失败。贫困人口分散居住可有效降低贫困集聚，化解社区社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联邦政府于1992年推出的“希望6号”计划，即基于此种考虑。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多次公告宣称拟以“希望6号”计划为突破口推行公租房计划的全新改革。其宣传大致勾勒出两幅图景：“‘希望6号实施前”是色彩单调、贫困破旧的平顶住房，“‘希望6号实施后”则为色彩鲜艳、有篱笆护栏、具备典型美国特征的斜顶混合居住建筑。根据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供的数据，研究人员推算，美国每年拟拆除1.1万套公租房，这些住房先前多由收入低于本区居民中等家庭收入30%的住户居住。新建公租房数量基本按4000套控制，全部安排为混合居住项目，多数分配给收入高于现住家庭的住户居住。
不论房屋资金来源如何，混合居住对公租房管理至关重要。事实表明，住户多样化与其他住房政策的合理配合运用，可有效优化公租房住户结构，是公租房运行机制建设的重点方向。然而，作为大力缓解城市贫困集聚的大胆尝试，混合居住社区构建须在区域房地产市场与项目建设选址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房地产市场发达以及建有都市复兴展示区，能有效吸引不同收入阶层人士的城市，可充分结合自身实际，考虑创建全新的混合居住社区。并非所有项目点都具备实施安排收入为区域中等家庭收入60%～80%的家庭入住的混合居住条件，吸引收入为区域中等家庭收入95%以上家庭入住则显得尤为困难。在规划方面，都市复兴展示计划致力于探索住户收入分类安置。根据规定，公租房主要用于安置收入为区域中等家庭收入80%以下的住户。然而，受联邦政策取向等多重因素影响，多数入住家庭收入低于区域中等家庭收入的50%。为增加住户代表性，一些住房管理部门考虑推行住户收入分级安置，在申请储备名单中将申请者按收入进行分类，住户安置须维持预定的收入分类标准。
除运用住户遴选标准来改变管理公租房项目住户结构外，公租房管理局也通过新建住房及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为降低居住密度，某些公租房管理局根据《住房法》第八条款成屋计划规定对家庭成员较多的住户特事特办，允许其租赁私有住房并给予住房补贴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多成员家庭搬出公租房后新安排成员数量较少的家庭入住。成员较多的家庭，也可通过分散居住等方式进行安置。公租房管理局对《住房法》第八条款成屋计划规定的灵活运用，较大层面上源于联邦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各公租房管理局熟悉住房制度的最佳运作方式，可保证联邦划拔资金的高效使用。同时，结合资金来源及数量，各公租房管理局的工作任务主要集中在降低公租房居住密度上，以解决住户过度拥挤的问题。
公租房混合居住的基本原理与分散居住类似。社区的正常运转，要求有充分就业的核心居民，以支撑社区商业发展、提供行为模范，以及增加社会资本量。居民收入层次实现多样化，有利于公租房更好地融入周边社区，低收入家庭也可从与高收入家庭为邻的过程中受助获益。
公租房住户收入多样化模式面临的问题
尽管公租房有用于修建混合居住项目的投资，但面临资金链薄弱、投资主体意愿不强等问题。项目融资方、评估机构及社会投资主体习惯于选择由市场定价的公寓楼等简单型标准化项目，往往对修建多用途的混合居住住宅计划缺乏兴趣，投入资金有限，无法充分满足项目建设所需。作为中低收入公租房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补贴数量有限，投资强度较弱。
公租房政策制定者也许将引入高收入阶层住户宣扬为增加低收入阶层住户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但社区整体建设的真实要求是，单纯意义上的在业与失业群体共同居住只是迈向社区振兴的第一步，除混合居住外，配套措施还应包括改善公租房环境以增加其对工薪阶层的吸引力。公租房的问题不仅限于住户本身素质，还涉及住户所受待遇问题。在缺乏设计、管理及提供服务等综合调控及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单靠增加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低收入阶层住户，无论其数量多少，均无法有效提升其他居民的现实生活水平。
美国混合居住政策的实施，较大地改善了公租房居住品质，多数严重简陋地区的高密度、高层和营房式的建筑被低密度和低层的住户所替代。但同时，更好设计、更高质量住房的开发、密度的降低以及混合收入战略导致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公租房单元减少。同时，在简陋公租房拆除重建后，原先居住家庭回迁的数目较少，原公租房房客被收入较高的房客所替代，公租房的中产阶层化导致部分原居民利益受损。
深层次的公租房人口混合居住计划要求进一步扩大入住居民的社会阶层与种族代表性。正如对公租房计划的早期政策关注一样，深层推进的政策倡行者，对贫富差距背景下穷人如何从与富人同居的事实中获益缺乏政策性预见。近年来实施的以高档住房与经济住房共同修建为内容的城市开发建设，提升了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然而，除物质居住条件外，收入高度差异化住房政策的推行，对社区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收效并不明显。
结语
公共资金有时可有效地运用于扶助混合居住社区中的贫困家庭。然而，将现有的低收入住房改造为混合居住社区，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为确保在经济型住房修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需政府及社会多重努力，确保在新开发集体住宅时同步修建经济型住房，避免所有新建住房均实施市场定价。公租房的改造，需要公租房社区逐个转型发展，要求社会做出帮助底层贫困民众的更大承诺，在为居住困难者修建更多的蔽身场所及过渡型住房的同时，政府应增加住房租赁券的发放。简而言之，公租房的改造发展，旨在逐步解决公租房的贫困化问题，不应以减少廉租型住房供应为手段。
关于构建非税收入征缴模式的探讨 篇4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财政非税收入的定义
财政非税收入是指通过各级行政单位及事业单位依照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 通过强制征收、罚收处罚没、查处执收等行政行为, 从被收缴对象处取得非税收入, 并将非税收入指定账户上缴、缴纳、划缴、 汇缴到指定财政账户或国库的行为, 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行为。 这里的强制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征收行为具有强制性,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拒绝缴纳, 从缴款人处取得的非税收入, 带有征收、罚没、查收等行为, 要统一纳入非税收入征收范围;二是上缴行为具有强制性, 对取得的非税收入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缴纳、 解缴、划缴、汇缴到指定财政账户或国库,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截留非税收入, 更不能坐支非税收入。
(二) 非税收入征缴模式的定义
非税收入征缴模式是指财政部门与征收单位或个人之间的一种征缴渠道。目前财政部门在征收单位与银行三者之间搭建一个平台, 被处罚人通过银行支付平台或柜台将非税收入资金缴入财政专户, 统一汇缴国库的征收模式。征缴模式包含了征缴通道、流程、主体、条件、适用范围、技术手段、实现目标等要素构件, 通过人力流、资金流、信息流、业务流等办事人、执收单位、代理银行、财政、国库主体的收缴行为方式, 搭建固定、顺畅的非税征缴通道。
财税改革及非税收入改革十年来, 非税收入的征缴模式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传统的现金、银行柜面缴纳方式正逐渐被新型的POS机、网上银行所取代;执收单位开票、被征收人去代理银行集中汇缴的模式正逐渐被财政、银行及执收单位三网合一的直接征收模式所取代。
二、当前我国非税收入征缴模式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 当前我国非税收入征缴模式运行中存在问题
1. 概念认识不到位
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占比一直保持较低。 多年来一些行政单位各自为政, 对预算外资金的征收不重视, 不积极。 由于在非税收入征收过程中会牵涉各单位的局部利益, 一旦触及到单位利益, 这些单位对非税收入征缴工作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触情绪。 加之财税体制改革, 预算科目调整, 收入范围界定不清等因素导致各单位对政府非税收入概念认识模糊, 甚至有的单位认为非税收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于本单位, 滋生了乱收费、收入不及时上缴财政专户等问题。
2. 收缴入库不及时
由于非税收入科目明细项目多, 涉及的收费主体多, 各个执收单位在非税收入缴交入库时间和金额存在随意性, 非税收入交库不及时、不足额时有发生。 在多年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工作中, 各个地区非税收入涉及的执收单位普遍较多, 对这些缴款人的缴款期限、缴款时间都没有作出严格的规定, 财政部门作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部门无法实际控制缴款人, 因此给执收单位收费带来了较大难度。目前地方财政部门都设有较多的 “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 征收人员定期手工开具《一般缴款书》将非税资金划转到国库, 这种运作模式下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 也会带来交库不及时和不足额现象存在。
此外, 传统的非税收入征收方式没有完善的网络信息化系统做支撑, 主要表现在:一是代理银行入账的凭证需要人工传递, 比如开户的银行比较多, 工作人员分别到多个开户提取入账凭证, 汇总后再统一交入国库;二是财政与银行、财政与执收执法单位之间的对账不能实时进行, 未达账项和不明来源的沉淀资金经常出现; 三是应上缴的非税收入经常在执收单位或收费中心的汇缴专户滞留, 需要人工定期缴入国库, 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征缴效率不高, 收入不能及时上缴财政国库发生。
3. 缴款程序过于复杂
首先, 一些地方在非税收入收缴程序上, 存在缴款人先到非税执收单位取得非税缴款书, 填写相关信息后由缴款人背书后到代理银行缴款, 然后回非税执收单位换取非税收据, 最后缴款人凭非税收据才能到相关部门办理, 整个程序比较复杂。其次, 被征收人及经办人在征收、入库环节多次往返办理机构, 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 比如地方土地部门征收土地出让金, 办理人员来回跑政府的土地部门、财政部门、银行等单位, 先去银行交款, 再到财政部门开具收据, 拿收据后再去国土局办理相关证件。 另外, 代理银行是按照非税缴款书办理非税资金征缴的, 对异地前来办事的缴款人来说通常票款无法同行。异地缴款人事实上是将非税收入款打入代理银行, 因为没有取得缴款书, 代理银行只能将这部分非税资金做内部暂存处理, 等到缴款人拿到非税缴款书交银行后, 财政部门资金管理人员才能作为非税收入入账, 由于资金暂存时间较长, 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真实情况无法实行全面、动态的掌握, 也难以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督, 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 而且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对非税资金的统筹管理。
(二) 原因分析
1. 缺少与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相配套的法律
时至目前, 财政部门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律规范。 2004年财政部虽然下发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对非税收入涉及的概念和范围做了相关规定。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项目、征收等管理流程缺少统一、系统的法律规范, 针对非税收入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行为缺少法律约束, 行政处罚权力等不到实际发挥。
2. 资金性质不同, 征缴方式不同, 统一管理难度大
由于非税收入涉及面广、 执收单位多, 不同性质资金存在不同的上缴方式, 有的非税收入通过企业或缴款人直接缴入国库, 如国土收入、排污费等;有的收入由财政部门直接缴库, 如“两权”收入、新增建设用地费、 部门单位的罚没收入等;还有的收入通过收费中心集中汇缴, 并且各县区、市级单位之间收缴方式、管理方式也不同。 这种因资金性质不同、多渠道收缴方式, 导致了多种信息系统、多条统计渠道和不同的会计核算途径并存的现象, 带来的是难以掌握当地整体非税收入情况, 难以实现高效管理。
3. 非税系统信息化程度不高, 过程控制缺乏有效监督
当前, 财政部门非税收入的征缴模式信息化程度不高, 虽然有一套的征缴系统做支撑, 但没有实现完全的征缴、罚缴分离, 非税收入的征缴无论是通过收费中心收缴, 还是由指定的银行代收或者单位收取后汇缴等, 整个非税的征缴过程没有完全实现信息化管理, 征缴过程缺少透明度。 这些单位是否已开具缴款通知、缴款人是否已经完成缴款、收入是否已上缴财政专户等等, 对单位、银行、收费中心各个环节财政部门缺乏动态监督。 比如交通局、林业局在办公场所通常安装有收费征缴系统, 经办人通过系统处理非税收入征缴业务后, 汇总到银行。 但财政部门的非税端是看不到执收单位或代理银行入账信息, 因此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三、构建非税收入收缴模式的建议
(一) 力保政策执行到位
政策是权力运行的依据, 任何不依据政策运行的权力都是不安全的。财税体制改革后, 按照相关规定国家对行政事业收费等项目进行统一取消和免征, 针对相关权力事项进行公开公示, 对于行政处罚权和其他权力进行阳光晒权, 公示权力清单。在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中必须关闭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科目, 在非税系统中也必须取消, 征收单位在该系统下当天是无法打印财政票据的, 相应科目下票据不能打印。这些已经公布取消和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任何执收单位和经办人员是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 更不得变相收费的。 由于一些部门执行政策不到位, 在征缴模式不健全的情况下, 政策执行大打折扣。 率先启动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 在这一系统的有力支持下, 政策执行收到了令行禁止、立竿见影的实效。因此一定要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进行非税收入征缴管理, 做的政策执行不变形不错位。
(二) 确保非税收入征缴精准科学
时值非税系统升级更新,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要进行清理和归类, 严格进行归档、分类。 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进行梳理, 要确保该征收的钱一分不少、不该征收的收人一分不收, 既要防止国家财政收入无故流失, 又要杜绝乱收费行为的发生。
财政收入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抓手。做好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是做好财政收入科学合理管理的根本。
(三) 信息直达财政
地方财政非税征收部门采取以票管收的方式抓收非税收入, 票据管理工作量大, 牵涉面广, 涉及单位多。非税征收系统升级后, 财政、银行和执收单位三方联网, 执收单位入账信息财政经办人员可以快速知晓。 另一方面, 财政票据系统升级后带来的票号自动核销, 系统升级后财政票据对应的收入及时入账, 以票核收, 不仅动态管理了票据的使用情况, 而且对资金也进行了及时监管。比如, 执收、执罚部门只要开具一张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票据号、开票时间、开票金额等信息就进入财政部门“实时监控”界面。实现后财政与执收执罚单位、 代收银行三方网络连接, 这样一方面监管财政非税收入, 实现非税收入征缴数据共享, 始终把 “以票控费、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监管、信息共享”作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目标。
(四) 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针对非税收入征收缴交中存在的问题, 努力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收缴环节建立专人负责, 专人缴交, 定期以票核收。坚持对账制度, 采取现场检查, 排查负面清单。 对存在的问题定期跟踪问效, 督促单位整改到位。 非税收入缴库环节做到应收尽收, 防止公款私存, 截留非税收入。对财政系统非税收入票管员、 征收人员建立承诺制, 签订合同, 保证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安全及时缴交入库。 建立约谈制度, 对需要整改的执收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 督促整改到位。
四、结语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及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升级, 非税收入征缴模式在不断变革。 非税征缴模式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 既要有利于征收效率及效果, 又要保证财政资金安全及时缴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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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省怀化市非税收入管理局.积极探索推行非税收入全口径预算编制新模式[J].中国财政, 201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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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怡芳.不断深化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J].中国财政, 2014 (15) .
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篇5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收入模式 篇6
一、试验时间
2010年2月3日至12月3日。
二、试验地点
羊井子湾乡金星村一组王某家庭羊场。
三、试验方案
饲养15只小尾寒羊基础母羊和1只公羊，修建3间（72米2）暖棚羊舍，种植3亩地膜玉米，建造1个青贮池，青贮玉米秸秆24吨，年出栏肉羔40只左右，纯收入1万元左右。
四、试验结果
经过1年试验，达到了方案设计要求：实际饲养小尾寒羊16只，其中公羊1只；修建暖棚羊舍6间（108米2），外带运动场100米2,种植地膜秋玉米4亩，建造青贮池1个（长8米、宽3米、深2米），青贮玉米秸秆32吨；春秋两茬共产羔64只（成活58只），加上羊毛共收入现金16640元，除去饲草、水电等费用支出，获纯利9660元。
五、试验过程及做法
1. 修建高质量暖棚羊舍，为“模式”提供良好设施。移民王某对养羊决心很大，夫妻两人在种好15亩承包地的情况下，雇人帮忙，晚上加班加点，按照我们设计的图纸，修建了规范的、高质量的暖棚羊舍和运动场。饲槽上焊制了牢固而美观的钢筋护栏；墙体下方1米高全部用水泥抹光，便于消毒；地面用三合土夯实，以利保持合理的湿度。塑料暖棚屋面码放一层麦秸捆，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使舍内温度达到了试验要求，同时留有通风孔，便于通风换气。
2. 挑选优质纯种母羊，为“模式”提供高繁技术。王某从2009年就开始饲养小尾寒羊，倒换种羊，防止近亲交配，提高了羊群纯度和质量，繁殖成活小尾寒羊近百只，现存栏小尾寒羊基础母羊22只，2010年2月3日我们从中挑选出16只较好者做为“模式”的试验羊，其中母羊15只、公羊1只，全部打上耳号，同时进行造册登记，记录繁殖情况。经检查，这些母羊都已怀胎待产，为此及时制定了饲养管理办法和防疫程序。2月中旬，15只母羊陆续产羔，共产羔33只，成活28只，产后7天有11只母羊进行了“热配”，16天后其余母羊都先后发情配种；7月上旬母羊产下第二茬羔，共产仔31只，成活30只，产后7~16天15只母羊又都配种，目前第三茬羔待产。由于小尾寒羊的高繁特性，受到了附近移民户的青睐，因此，该试验点所产羔羊45天断奶后都被做为种羊买走，平均每只售价400元。
3. 掌握小尾寒羊习性，为“模式”提供快速出栏技术。快速出栏羔羊是本“模式”的关键技术，小尾寒羊的最大特点是体型大、食量大，为此要注意满足其营养需要，我们设计提供了羔羊育肥及母羊繁殖补料配方：玉米49%、麸皮14%、豆饼26%、鱼粉6%、预混料5%。母羊每只每天补饲精料200克以上，饲喂青贮玉米2千克，苜蓿等青干草1千克；羔羊根据日龄大小每日补饲精料200~600克，分3次投喂，同时饲喂青贮玉米0.5~1千克，苜蓿等青干草0.5~1千克。舍内及运动场准备了足够的食槽和水槽，自由采食，自由饮水，保证羊吃饱喝足。小尾寒羊产仔多、乳头少，要加强护理，保证羔羊成活。可采取以下办法提高羔羊成活率：一是注意对弱仔进行人工辅助喂奶；二是寄养，即将多产母羊的羔羊寄养于单羔母羊；三是灌服人工乳，配方如下：新鲜鸡蛋2个、鱼肝油丸2粒、食盐5克、硫酸镁1克、牛奶500毫升，混合搅匀，日喂6次，每次50~100毫升。15天后每天加喂代乳料（炒熟的玉米面4份、麦面4份、黄豆面2份）0.5千克，45日龄断奶后主喂精饲料（即上述羔羊育肥及母羊繁育补料），日喂0.6~0.9千克，搭配适量青贮玉米秸及苜蓿等青干草，饲养至100天体重达30~40千克时出栏。
4. 推广地膜秋玉米种植，为“模式”提供饲草。7月10日在麦茬地种植地膜秋玉米4亩，于10月5日青贮秸秆约30吨。由于王某承包地较多，种植苜蓿4亩，加上各种农作物秸秆，备足了一年的饲草，为扩大羊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制定防疫程序，确保“模式”试验成功。根据我市近年羊病流行情况，制定了以下防制程序：①母羊分娩前20~30天、分娩后10~20天分别注射羔羊痢疾疫苗；②分娩前产房用来苏儿或氢氧化钠溶液消毒1次，产羔期间多次消毒；③结合春季防疫注射羊四联苗，20天后注射羊痘疫苗；④一般情况下，羊舍内外每月用10%漂白粉喷雾消毒1次；⑤注意饮水、饲料安全，严防农药中毒。不喂霉变腐败饲草，羊场内禁放灭鼠药；⑥春、秋两季用伊维菌素和丙硫咪唑各驱虫1次。
六、体会
经过试验，笔者认为“16只小尾寒羊年收入万元高效养殖模式”符合我市移民地区实际，体现了“规模小、投资少、千家万户都能搞”的特点，在配套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技术简单，可大力推广。
收入模式 篇7
在云计算商业模式下,传统的电子商务运营模式B2B(business to business)、B2C(business to customer)、C2C(customer to customer)受到严重冲击,O2O(online to offline)随之崛起与发展。由于“乘客-电话-接线员-电话-司机-电话-乘客”这种传统的出租车电招模式通过调度中心,流程过于繁杂,效率较低,而移动互联网的O2O打车软件只需顾客通过手机下载APP,出租车司机接单并提供服务,完成线上或线下支付即可,流程少,速度快,效率高,O2O打车模式随之兴起。“闭环”是O2O的焦点,“预定-上车-付款-下车”的利用场景被评为O2O“闭环”的经典场景。但O2O打车软件的迅速推广给会计核算中收入的确认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国现行会计准准主要针对传统实体店线下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由于打车软件是结合线上和线下的交易,因此给会计实务中的收入确认带来了困惑和分歧。本文结合最新国际收入确认准则以及租赁征求意见稿对打车软件企业收入确认进行探析,以期能够对线上交易和特殊交易实务的会计处理有所帮助。
现在流行的打车软件运营模式是以成本领先的交易型O2O商业模式,最早起源于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首家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新型网络智能叫车系统的公司,它通过首单免单的广告宣传,吸引乘客使用手机APP享受线上优惠,线下服务。企业将乘车费、乘客位置、周围司机、预定成功后司机的手机号码、车牌号等信息流放在线上,现金流可放在线上或线下,接送这一行为放在线下,实现互联网与出租车完美对接。打车软件提供了发布与接收出行信息的沟通平台,减小了司机与乘客之间信息不对称性,使司乘双方从“人找车、车找人”模式转变为“人等车、车等人”模式,降低了出租车空驶率与乘客等待时间,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打车软件通过积分兑换活动实现不同商家的联盟,比如滴滴打车200积分可以抽奖一次,礼品有电影票,床单等;1000积分可兑换一斤雪花梨等。
二、O2O打车软件企业收入确认问题
(一)企业会计准则适用问题
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主营业务是接送路边拦车的乘客,通常采用非常直观易懂的财务报告流程,账务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即可。而O2O打车软件企业则是通过手机APP软件确定提供劳务的对象,而且客户不需要跑到实体店直接在线上就可以获得相应车辆的信息及获得租赁车辆的权力,客户不仅享受着资产使用权,还同时能够享受相关的服务。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提供劳务与转让资产使用权的收入确认分别适用于《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收入》和《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租赁会计》,因此企业需要对提供劳务以及转让资产使用权单独进行区分,转让资产使用权本质上是租赁,租赁又分为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但是现在实务中很难用合理的方式准确的界定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这是O2O打车软件企业收入确认的第一难题。
(二)收入确认时点的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对电子商务模式下收入的确认时点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对于不同的打车软件,收入确认时点不一致,有的在预约订单成功时,就确定车费并支付车费后方可接送,比如顺风车在客户提交预约订单后15分钟内需要支付相应价款,有些是送达目的地后支付车费,比如滴滴打车根据出租车计价器价格要求客户支付款项。因此,是提供劳务前确认收入还是提供劳务后确认收入成为O2O打车软件企业收入确认的第二难题。另外,企业租赁产生的收入和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适用于不同的收入确认准则,确认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不能按照统一的方法将O2O打车软件企业业务进行区分,而是没有依据的归为一类或者说按照各自的准则进行确认,必然会导致收入确认时点不准确或者不一致。
三、最新收入准则和租赁准则在打车软件收入确认问题上的具体应用
(一)我国收入确认相关准则以及IASB/FASB最新收入准则概述
在我国,企业对于传统的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2)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3)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4)交易中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而FASB与IASB打破了分别确认销售商品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传统格局,在2014年5月联合颁布了同时适用于确认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最新收入确认准则《IFRS15-Revenue from Contacts with Customers》,该准则的核心原则首先将资产负债模型运用到合同基础的收入确认准则中,明确了收入的核心本质是资产的增加或者负债的减少,指明了收入与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具有直接的内在一致性,收入源于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契约中净合同地位的增长;其次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商户将商品或劳务转移给客户,即将商品或者劳务的控制权转移表明履约义务的完成;最后,合同资产的金额确定应该以交易价格为基础,同时明确合同义务的计量是交易价格,收入即净合同地位是合同资产与合同负债的差额,以合同为基础的收入确认更关注的是主体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IFRS 15指明了销售主体在确认收入时要满足五个步骤:(1)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合同”是一项双方或多方承担强制性义务的协议,或被法律认可的义务。义务和权力是对等的,每一个承担义务方都享有履行承担义务后的权力。合同可以是书面、非书面、电子、口头、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最新收入准则指出,一切交易都有合同,比如登入手机打车APP软件或者打车软件官网输入始发地、目的地以及预约时间的乘车信息再提交确认的电子订单也是一种合同。(2)识别合同单独履行的义务。销售方与购买方合同中包含一项以上的待需履约的商品或劳务义务,如果每项义务相互独立,则销售方单独计量收入,如果存在不能识别的义务,则需要合并一起计量。对于打车软件企业而言,每一个订单都是可以单独辨认的,因此可以单独核算和计量。(3)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是指主体因向客户提供承诺的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取得的对价金额,考虑了可变价格(业绩奖金/罚款、激励措施、退货权、折扣)、货币的时间价值(已承诺的对价与先进售价之间的差额、现行市场利率)、非现金对价(共享对价、客户处于满足合同规定的目的投入资产,从而主体获得对客户资产的控制权)、应付客户的对价(礼品券、折扣券和批量回扣)和可回收性等因素,滴滴打车、Uber是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后通过出租车计价器或云计算确定交易价格,乘客在线上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货款或者线下支付现金。(4)交易价格分摊至单独的履约义务。如果合同中存在多项可识别的履约义务或者条款,则交易价格可以按照每一个商品或者服务的售价所占的比重分别分摊至每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中,如果独立售价不可获得,则企业可以采用经调整的市场评估法、预期成本加利润法或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对于提供乘车服务的司机,每一笔订单都是单独可履约的,对于类似神州租车这种既可以提供转让车辆使用权,又提供司机服务的打车软件企业,企业首先要单独区分履约义务,然后将交易价格划分到司机的劳务费以及车辆租赁费用中。(5)在满足履约义务完成的时点(或者履行义务的过程中)确认收入。收入确认时点是基于资产控制权转移,即销售主体转移商品或者劳务,客户取得该项资产的控制权,所谓控制就是指消费者能够主导商品或服务相应资产的使用及获得资产几乎所有剩余利益的能力,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控制权可以在某一时点发生转移或者可以持续地转移。满足下列条件,则企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一是客户在主体履约的同时取得及消耗通过主体履约提供的所有利益;二是主体的履约改造或改良了客户在资产被创造或改良时就控制的资产;三是主体的履约并未创造一项可被主体用于替代用途的资产,以及主体具有就迄今为止已完成的履约部分而获得客户付款的可执行权利。如果履约义务不满足在一段时间内履行的标准,则主体在评价资产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的时点时,应考虑下列指标:一是主体是否已转移了对资产的实际占有;二是主体是否具有收取针对资产的付款的现时权利;三是客户是否已接收资产;四是客户是否已承担资产所有权上的重大风险和报酬。如果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则可以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司机将乘客送到目的后,司机完成了履约义务,乘客获得了劳务资产,该劳务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此时点才可以确认收入。
打车软件公司推广的O2O“专车”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司机提供车辆,在打车软件企业挂靠,比如滴滴打车,顺风车,Uber,易道专车等;二是打车软件企业不仅提供车辆还配备司机,比如神州租车;三是打车软件企业租赁车辆并配备司机。通常在手机打车软件应用程序中下单需经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注册用户信息,绑定某一种移动支付账号,语音呼叫或者直接输入始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时间,提交电子订单,地图会显示乘客位置信息和附近出租车数量、位置等信息。然后,互联网中的电子“代理人”将订单信息发送到附近的专车司机。第三步,对于高峰期打车难的情况,乘客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杠杆即“自愿加价”的方式来获得司机的应急服务,司机在打车软件上选择乘客,随后车辆及驾驶员信息会在手机客户端上显示,司机联系乘客,驶向该乘客所在地并完成乘客的接送服务,将其送达目的地。最后,到达目的地后,乘客通过云计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宝、财付通、微信)完成在线交易或者根据出租车计价器支付相应的款项并对用车情况进行评价。评价完成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车费的,司机支付宝上或者嘀嘀打车账户中会显示收到付款,有时也会存在网络不畅,乘客打款后司机没有收到,这部分沉淀资金一般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1-3天到达司机账户上。也有例外的打车软件,比如顺风车会在预约出租车时就明码标价,需要完成在线支付,司机将其送到目的地后乘客需完成对司机的评价才能将车费达到司机账户上。对于每一次打车交易,由于存在独立的定价,打车软件企业应对每一项合同中的单独履约义务进行独立核算,无论乘客选择哪种打车软件,司机接收的都是一个单独的履约义务。
(1)打车软件企业提供劳务的收入确认。不同的打车软件企业其收入的计量以及确认时点是不同的,现在流行两种模式:一种是在电子订单产生时,通过云计算确定车费完成在线交易,比如百度地图推出的顺风车。顺风车的计价本质上是脱手价格,脱手价格是市场参与者出售一项资产所收到的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付的价格。最新的收入确认准则将收入的确认由“收入费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观”,也就是说收入的确认标准中“是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这一点很重要,顺风车在尚未履行提供劳务的义务时就采用脱手价格进行定价确认收入,这违背了财务会计反映企业过去发生的交易和事项这一特征。针对这部分客户尚未行使的权力,IFRS 15指出主体针对未来商品或服务收取不可返还的预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并非总是会要求其有权获得的全部商品或服务,此类为行使的权力通常被称为“未使用的权力”。主体应该根据客户预期行使权力的模式按比例将预计未使用的权力金额确认为收入,对于乘客付款后因其他原因不乘车的“夭折交易”,IFRS 15规定主体应在客户行使其剩余权力的可能性极低时将任何未使用的权力金额确认为收入。一种是将顾客送达目的地后,出租车计价器或者云计算根据相关的等待时间,行驶时间以及燃油费对服务进行计价,比如滴滴打车和Uber采用的是交易价格计量收入,符合IFRS 15收入确认要求。笔者认为对于下单支付款项的这类交易,企业在收到货款时先确认为负债,企业在司机将乘客送到目的地后确认收入,因为此时司机已经履行了义务,服务资产的控制权转移给了乘客,乘客也愿意支付车费,即能满足“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要求。
(2)打车软件企业优惠政策收入确认。打车软件公司在开拓市场时,就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烧钱”补贴(定额补贴大奖抽取)以及现在的顺风车首单1元或者Uber首单减50元,滴滴打车赠送的代金券、电子优惠券、微信红包、乘车送积分成会员,神州租车充100得200再送50等等。与传统明码标价的打车模式相比,这类新型交易所涉及的业务具有特殊性,会导致企业财务核算和管理的盲目性。目前打车软件业务的特殊性,主要涉及打车软件对企业收入确认的金额的影响。因而笔者将针对具体的优惠措施结合IFRS 15来分析打车软件企业该如何确认收入。
首单1元或者首单减50元。首单1元、首单减50元的活动是百度地图顺风车和Uber为了增加用户粘性而推出的优惠活动。首单1元是顺风车推出首单在20公里以内的优惠活动,如果首单行驶25公里需要支付29元,20公里需要支付17元,则用户乘车25公里时使用顺风车软件只需支付29-17+1=13元乘车费用;对于优步首单减50元的活动,乘客上车后,司机按开始行程,优步公司通过云计算根据相应的车程和单位公里计价金额计算车费,乘客达到目的地后司机在客户端中按行程结束,乘客无需对司机进行评价就可以下车,对于超出50元的金额,电子“代理人”直接在百度地图客户端所绑定的银行卡中扣款,这种促销方式扣减的金额与销售额在一张电子订单中反映,可以视同销售折扣,按照抵减后的金额确认收入。
赠送电子优惠券、红包、乘车送积分、充100得200再送50。IFRS 15指出某些合同包含客户可按折扣购买额外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权,如果这代表赋予了客户“重大权力”(如客户有权以大幅折扣取得额外商品,比如客户通过电子优惠券、红包来抵消下一次乘车所支付的款项),主体必须将部分交易价格分摊至该选择权,并在该选择权相关的额外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或在选择权过期时才能确认收入。
继打车软件企业取消“烧钱”补贴之后,快的和滴滴又推出了变相的“烧钱”代金券和红包模式。快的用户可以在淘宝电子商务旗舰店中用1.99元购买15元的代金券,相当于快的打车软件企业补贴了13.01元的额外费用;滴滴联合第三方支付平台推出了微信支付送红包活动,首单红包抵用不超过10元。企业赠送代金券、电子优惠券、红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鼓励其消费,用户注册后赠送顾客一张抵用券用于乘车时抵扣所支付价款的促销行为;另一种是乘客在司机将其送达目的地后,“电子代理人”自动发送一张抵用券、微信红包用于乘客以后任一期间或特定期间再次使用的促销行为。然而根据IASB最新收入确认准则可知,在发放电子优惠券、红包时不能确认收入,当且仅当乘客选择该打车软件服务并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后或者发放给乘客的优惠券过期时方可确认为企业的收入。
赠送积分是指乘客每次成功打车将获得至少100积分,高级用户还有额外积分加成,每天积分没有上限,积分将于用户成功上车后的24小时内结算。然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同时授予客户奖励积分的,应当将销售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货款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分之间进行分配,与奖励积分相关的部分应首先作为递延收益,待客户兑换奖励积分或失效时,结转计入当期损益。笔者认为对于企业来说,赠送积分企业以后营业收入会减少,相当于销售折扣,但是用户是否会使用积分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发放积分时不做账务处理。最新收入准则规定当该积分换购了优惠券时,才可以将原先的交易收入按比例分摊先确认递延收益,当乘客到达目的地时将递延收益转为收入,但是由于打车软件中的积分不仅可以换购优惠券,还可以换购其他特定产品,当换购其他商家的商品时,该递延收益就不能转为本企业的收入,只能确认为企业当期的费用。
充100得200再送50元活动由神州租车推出的,其本质是买一赠一,用户在线充值这笔款项后不得变现,只能用于神州租车乘车,不同的车型,起步价,每分钟等待时间以及每公里计价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买一赠一是否属于无偿赠送,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也会有差异,国税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销售收入。IFRS 15规定对于打车软件企业预收的款项,乘客未使用的权力,企业先确认为负债“预收账款”,根据乘客行使权力按比例将预计未使用的权力金额确认为收入,当企业合理推算乘客行使剩余权力极低时,将未行使的权力确认为收入。
(二)我国租赁确认相关准则以及IASB/FASB最新租赁征求意见稿概述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统一模式是:承租人在租入一项资产后,应根据租赁协议明确区分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若实质上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已转移至承租人则属于融资租赁,否则确认为经营租赁。而IASB/FASB(2013年)联合发布的《会计准则更新建议———租赁(第842号议题)》(简称租赁征求意见稿)指出租赁核心内容:由于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模式同时存在,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具有相同的交易性质,经营租赁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符合财务概念框架中的资产、负债的定义,因此为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和可比性,承租人在会计处理中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在财务报表中对租赁资产和未来的租赁负债义务予以确认,该征求意见稿适用于最长租赁期短于12个月的租赁交易。
租赁征求意见稿指出,企业需要将租赁分为A类和B类,并且在租赁开始日不得重分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确认为A类租赁交易:(1)租赁期占标的资产剩余经济寿命的大部分;(2)租赁开始日租金支付的现值几乎相当于标的资产的全部公允价值。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确认为B类租赁交易:(1)租赁期相对于标的资产的经济寿命来说不重大;(2)租赁开始日租金支付的现值相对于标的资产的公允价值来说不重大(3)标的资产是房地产。公司将车出租给乘客,首先需要区分该租赁是A类还是B类,对于A类型的租赁行为,公司的风险报酬已经转移,采用终止确认法,租赁开始日确认应收租赁款这一资产和收入,终止确认后,将租赁到期日的资产余值计入销售成本中。对于B类型的租赁行为,风险报酬未转移,采用“履约报酬法”,租赁资产仍保留在表内,同时确认履约义务负债。对于承租方,采取“使用权”处理模式,使用权确认为资产,租金确认为负债。
神州租车提供的“企业云”产品包括短租(短租宝·自驾,短租宝·代驾,短租宝·国际租车),长租,融资租赁。用户需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具有一定额度的信用卡或储蓄卡、质保。对于短租宝·自驾、短租宝·国际租车以及长租·自驾(小于12个月),由于租赁期相对于标的资产的经营寿命来说不重大,因此属于B类租赁交易,神州租车将车辆资产仍保留在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中,同时确认履约义务负债,对于承租企业,不区分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在资产负债表中直接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金负债。
对于短租宝·代驾以及长租·代驾这类租赁交易,打车软件公司会提供转让车辆使用权与配备司机提供劳务服务,用户不仅享受车辆使用权,还会享受与之相融的代驾服务。根据租赁征求意见稿规定:如果合同中包含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者租赁服务,那么这些企业需要履行的义务(要素)需要独立可区分,打车软件企业对于合同中的提供服务这部分按照适用的《与客户的合同所产生的收入》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那么公司首先需要进行单项合同识别并识别单项合同中的提供劳务履约义务与租赁履约义务。对于乘客购买质保,IFRS 15中规定若客户选择购买质保,或质保为客户提供额外服务,则质量担保应作为单独的履约义务核算;若质量担保仅就相关项目提供保证,则不应作为单独的履约义务进行核算。乘客在预约车辆时,企业要求乘客购买质保主要是为了车辆安全,因此不作为单独履约义务进行核算,应当合并履约义务。
四、结论
本文基于O2O模式,针对打车软件企业提供劳务和转让车辆使用权这两种交易模式,结合IASB/FASB最新收入确认准则和租赁征求意见稿对收入确认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探讨了企业收入确认的时点和金额问题。在未来随着O2O打车软件不断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新型服务、租赁模式出现,相信会在最新收入准则中找到相应的处理办法来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业务,并对企业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随着新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模式的出现,我国也需要不断地对准则进行修改和完善,更好地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提高会计实务质量。
摘要：随着打车难、空载多等问题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传统路边拦车的模式逐渐被取代,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定位以及可移动性等新特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打车APP软件成为连接线上和线下的重要结合点。由于国际最新收入准则颁布和租赁准则征求意见稿的提出对各行各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打车软件为例,对打车软件企业的收入确认时点以及优惠政策进行了厘清,进而对其收入确认提出自己的设想,希望能对线上交易以及特殊交易实务的收入确认有所启发。
关键词：打车APP软件,最新收入准则,租赁准则,收入确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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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敏燕、吴昊梵:《新国际收入准则事实探讨——兼论对我国收入准则国际趋同的启示》,《财会通讯》2015年第10期。
收入模式 篇8
一、汉台区当前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
《汉台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收入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局成立三年来,克服困难,以推行非税收入征缴分离改革为重点,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实践与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针对非税收入管理现状,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局依据《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相继出台了《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实施细则》、《汉台区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办法》、《汉台区非税收入稽查暂行办法》,以此为基础,全面开展非税收入管理工作,大力深化非税收入改革,采取对区属非税执收单位下达非税收入年度任务的办法,核定其成本支出,将收入任务量化分解到各执收单位,同时,充分发挥票据的源头控管作用,强化稽查力度,坚持“以票控费,以查促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非税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年均增幅达到20%。紧密配合财政部门,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综合预算,通过对非税收入的统筹管理,规范了非税收入的征收和分配使用。
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局是一个新设立的政府职能部门,尽管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由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衍变而来,但概念、内容、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非税收入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和纵深。非税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资金管理方式进行的分类。虽然汉台区在非税收入管理上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三权”不到位、法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职能正常发挥和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运行。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根据原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非税收入,已明显不适应工作要求。目前,按照现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根本无法对区属所有单位的非税收入进行有效管理,致使部分工作流于形式,不能对区属非税收入进行全面、准确、规范的征收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一)管理范围不全面
目前,汉台区非税收入基本上还是局限在预算外资金管理范畴,在征收管理中带有浓重的部门色彩,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城市资产经营及特许权使用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矿产资源收入等都还没有完全纳入非税管理范围,对单位的非税项目及标准缺乏有效管理。由于管理范畴受限,导致部分非税收入仍没有纳入非税专户管理。近三年来,汉台区有120家非税执收单位纳入非税统一管理,绝大部分为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管理涉及范围仅集中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及土地出让金、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等有限几类。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检查力度不够
由于尚未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非税收入管理机制,加上非税部门受机构、人员等因素的制约,监督范围和力度不够,缺乏对非税收入的监控,致使单位执收执罚行为不规范,非税收入不能及时上缴国库和财政专户,个别单位仍然存在坐收坐支财政收入和违法使用票据的现象。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局属事业单位,执法主体不明确,对查出的执收单位的问题,只能报请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工作的力度和主动性难以发挥。
(三)征管主体不明确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收入管理机构,汉台区目前存在多头征收,分散管理的情况,不仅肢解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收入流失,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致使个别单位存在“收费养人”现象。如针对汉台区土地出让金的征收,土地局、农税局都要收取相应费用项目,而且都有上级的收费文件,管理缺乏统一协调,“条条”色彩较浓,为系统和部门既得利益,往往出现政策“打架”争费源的现象。虽然经多方努力于2007年4月底由非税收入管理部门派征管人员到市土地局对土地出让金进行驻征,减少了征收环节和征收成本,资金即征即缴入库,但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直征”。土地出让金仍由市土地局确定征收金额后,征管人员再开票缴库,财政无法检查、核实土地出让金的应征未征情况,存在出让金漏征或少征情况,造成了财政收入流失。
(四)非税收入资金管理不到位
汉台区目前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基本上还局限在预算外资金管理范畴,即绝大部分是纳入非税统管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区非税局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参与非税收入的征收,而是由各非税执收单位按相关规定和标准收取后通过“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汇缴到非税收入专户,再通过财政综合预算统筹返还给执收单位,全面要求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如对学校收费管理方面,由于面宽时间集中,由学校汇总缴入非税收入专户,另外城区学校存在大量的房屋出租收入,由学校汇缴非税专户,非税部门监管存在很大难度,非税局只能采取事前控制征收票据和事后稽查监督的方式加强管理,管理相对被动,非税收入的控制存在一定的漏洞,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各部门和单位的非税收入收缴情况,致使非税收入仍处于单位“自收自支、多收多用”的管理阶段,部分收入游离于财政部门监管范围以外,收入分配中苦乐不均的现象还比较明显,削弱了财政的管理职能和政府的调控能力。
二、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统一思想认识,真正形成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共识
政府非税收入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牵动性大,要加强对它的管理,需要得到各级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加大政府非税收入的宣传工作力度,使各部门对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目的和意义有更深入的了解,提高其缴费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区非税局可采取积极措施,分层次、有重点地做好非税收入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使广大缴款义务人、单位负责人、执收执罚人员都能熟悉相关政策法规,使其理解支持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工作。要充分认识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把它作为规范政府收入行为,治理经济发展环境,推进财政改革和健全财政运行机制,加强廉政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树立非税收入管理与税收征管同等重要的思想认识,逐步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尽快建立起非税收入管理的新理念,真正统一非税收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共识。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织部分,不是部门和单位的自有收入,必须由政府非税管理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二)明确非税收入征管主体,建立健全征管制度,扩大非税征管覆盖面
非税收入是政府部门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形成的政府性收入,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税收入的属性决定了非税收入征管主体只能是非税管理部门。区非税局代政府行使非税收入征管职能,区政府应尽快明确非税收入管理局的归属和执法主体,明确赋予执法权限,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真正落实《汉台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结合实际,比照税收征管办法,进一步完善各项非税收入“征、管、查”制度,实行非税收入征、管、查相分离,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征管,规范运作。对所有非税收入实行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一执法。配备强有力的专职稽查队伍,挖掘收入死角,争取把十个大类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非税收入统一管理。真正建立起与经济相适应的非税收入管理体系。
(三)严格加强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强化非税稽查工作
将所有非税收入项目的征收严格实施“征缴分离”,从根本上切断收费主体与收费行为的利益关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非税收入征收体系。对单位用票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界定每个项目所使用票据,对具备使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的项目必须使用缴款书直接缴款。对核定使用零星票据执收的单位要控制供票,款到专户后,交旧领新。充分发挥票据的源头控管作用,实现“以票控费”,督促单位依法收取。同时强化非税稽查工作,重点抓好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执收单位稽查工作。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户。加强对“问题户”的稽查工作。对执行非税管理政策较差的单位,可采取常规和突击检查方式,促使其转变观念,遵守财经纪律。对查出的问题要严惩不怠,堵死漏洞,对坐支收入、隐瞒、截留收入等问题要严格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对弹性较大的房屋租赁收入,可每年组织进行房产租赁收入专项稽查。采取按照单位的房产租赁面积结合租赁合同逐一核实排查的办法,对租金低于市场标准等行为严格调查,逐步推行房屋租赁统一公开竟拍制度,做到应收尽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另外,可采取设立举报箱及举报电话的方式,严防违规违纪现象。
(四)规范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
汉台区预算外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已执行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衍变到非税收入管理后,概念、内容、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非税收入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和纵深,必须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明确“三权”,保障各项非税收入资金及时足额上缴专户,严防转移截留非税收入、“小金库”和“账外账”等问题的发生。
汉台区现行非税管理形式采取单位非税收入全额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考虑其成本和其它上解、分成收入,实行全部非税收入一刀切上缴专户,由区非税收入管理局核定其成本支出及其它款项支出因素,不允许非税收入出现单位预留现象,单位的所有支出经由统一的预算安排,其财力的供给根据实际需要来核定。这种方式对执收单位预留资金,转移资金,虚报少缴,坐支等现象起到了有效的预防作用,规范了非税收入入库管理。但同时,执收执罚单位没有了原来收支挂钩时候直接利益的“激励”,在法规制度不完善、监督不严密的情况下,有可能使执收执罚单位对非税收入在征收前转移或非法、违规减免,这样,非税收入执收部门所掌握的减收和免收权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权力租金,从而诱发寻租行为与权钱交易,导致非税收入不能应收尽收。区非税局经多方论证,于2007年采取量化测算给执收单位下达非税收入任务,超收部分按比例奖励,欠收扣减其经费的方式,此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激励了执收单位的创收积极性。非税收入入库额稳定增加。
汉台区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坐支、漏缴少缴等违规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为杜绝此类现象,可采取以下措施:1、针对学校类收费敏感、面广、收费集中不易监管,而手写票据效率低、成本高、工作量大的特点,非税局与财政、物价等部门紧密联系,将学校类国家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直接印制在票据上,方便学校使用,提高非税部门对学校收费的监管。2、扩大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加强监管,各执收单位除各项收费上缴非税专户外,其收取的各类押金、保证金、长期滞留的暂存款可尝试延伸纳入分类管理,非税征管人员可定期监督执收单位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明细表等财务报表中收入及往来款项变化,严防执收单位出现转移、挪用、瞒报、坐支等违纪行为。
(五)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汉台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亟需在财政综合管理、公共信息查询、执收单位软件、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现代计算机数据交换、网络技术和银行资金清算体系,为实现非税收入征缴、审核、统一监管的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支撑。要结合“金财”工程的整体部署,特别是以“金财”工程中的收入管理系统为依托,通过银行代收和相关应用软件的不断完善,实现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控制执收单位的收入项目、标准、账户设置、票据使用等,规范执收行为,有效防止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并通过信息系统,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和分析,大力提高非税收入监管能力。
摘要：汉中市汉台区非税收入管理局于2006年3月29日挂牌成立,是陕西省第一家挂牌成立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从三年来实践取得的效果看,切实规范和加强了非税收入管理,是做大财政收入“蛋糕”,增强地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健全财政经济运行机制的必然选择。
收入模式 篇9
农村地区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创业意识薄弱, 高技能的农民工奇缺是导致农民收入不高的根本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 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 大量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而高职教育是这一重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 高职院校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面向“三农”不断调整教育教学理念, 构建与“三农”发展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服务“三农”的办学理念, 为农村地区提供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服务支撑, 这也是高职院校特别是农村地区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高职院校围绕新农村建设, 如何体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目标, 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模式是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战略发展问题。
一、高职院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新模式
高职教育要体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办学理念, 就必须深入“三农”, 从“三农”的实际需要出发, 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理论联系实际, 探索适合“三农”发展现状的具体模式。
1. 为农民提供就业与创业培训, 增强农民的创业意识
由于农村地区信息闭塞, 文化氛围不浓, 科技进步缓慢, 导致农民市场竞争意识淡薄, 创业观念落后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原因。农民往往局限于“小农意识”、“温饱水平”、“知足常乐”等意识观念中, 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开拓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因此, 高职院校应针对农民的创业现状开展创业培训。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换代, 市场竞争会不断加剧, 首先被淘汰的可能就是无专业技术特长的农民工, 即使不被淘汰的话, 其工资收入也极其低下。一些用人单位反映, 不是有意识地歧视农民工, 而是农民工绝大多数无竞争意识, 无技术能力, 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面对这一现状, 高职院校要承担起对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的重任。引导农民敢于创业, 乐于创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才由被动变主动, 才有出路, 才会增加收入。高职院校如何做好为农民创业服务工作呢?
(1) 为农民提供创业指导和创业服务信息。如创业需具备那些经营管理理念, 需要怎样的技术人才, 如何开拓市场, 营销策划, 新产品开发等。
(2) 为农民改善创业环境。如提供政策解读, 加强创业教育, 培植创业文化, 分析行业技术与竞争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项目可行性分析、开拓市场等。
(3) 为农民提供相关创业技术、资金与人才等。如为农民进行创业方案设计、项目推介、风险评估、效益分析、筹集资金、开业指导、产品质量监控等一条龙服务。
2. 为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农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 交通及通讯技术落后, 导致农村地区科技水平落后, 技术人才匮乏等, 这与农村的经济发展需要极不适应。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和人才优势, 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
(1) 利用农闲时间和节假日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骨干农民, 然后再带领其他农民走科技致富之路。
(2) 高职教师与当地农民开展“互动式”学习活动。农村地区高职院校围绕当地农村经济特色与当地农民建立农业技术服务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 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教师以当地的特色农业为课堂, 走进农民, 相互切磋农业技术。另一方面, 学校聘请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实践经验的老农民、老园艺师、农业科技工作者到学校兼职, 与青年教师相互沟通, 取长补短, 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既增强了教师的实践技能, 同时农民也收到了实惠, 双方互动发展, 实现双赢, 也真正克服农业院校“黑板上种小麦”式的单纯理论教学的缺陷。
3.“农、学、研”结合, 提高教师和农民的农业科研能力
目前农村地区的农业科研能力远远落后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 农业科研大都设在高等院校内, 而且满足农民需求的实用性技术更少。为此, 农村地区高职院校应立足于当地农业, 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农、学、研”相结合, 以当地农村为科研基地, 选择“三农”真正需要的农业技术作为研究课题, 并且注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如: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的生物研究所、园林专业和农产品加工专业与莱芜市苗山镇相互合作, 在苗山镇丹参种植基地设立白花丹参研究所, 共同开发白花丹参育种、种植与深加工。苗山镇提供园区和人工, 学校提供技术人才和资金, 共同开发的白花丹参药用价值是紫花丹参的3～4倍。此项技术的研发给农民直接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提高了农民种植白花丹参的积极性, 同时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技能也真正得到了提高,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办学效益。
4. 为农民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 发挥信息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信息技术人才缺乏,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产品找不到市场, 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信息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严重脱节。因此,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技术与人才优势为当地农村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1) 扶持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与建设不断扩大其覆盖面, 实现信息技术的传播功能。实现农民对政策、技术、信息与环境的咨询和查询功能, 开通农产品、农资价格行情查询及预测分析网络系统;开通农业技术专家在线系统, 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实现电子交易功能与信息发布查询系统。
(2) 增强农民的信息技术意识, 为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针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 卓有成效地开展农业信息化知识宣传与教育, 提高农民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 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
(3) 对农民进行信息化技术培训, 培养农村信息化技术人才。高职院校往往是当地农村信息文化和人才培养中心, 应充分利用校内信息技术和人才为农村培养信息化人才骨干力量, 以此带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利用高职院校远程教育服务中心, 体现面向农村地区的信息服务功能, 建立独具特色的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开发、应用及推广模式, 培养一支从事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的人才队伍, 切实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真正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以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 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和谐社会。
二、高职院校自身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是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保证
高职院校要体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办学理念就要做好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作。
1. 围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现状调整专业设置, 优化服务内容
农村地区高职院校围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现状, 调整专业设置, 优化服务内容, 面向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一方面, 农村缺技术, 缺人才;另一方面, 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和科研成果用不上,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办学思路脱离“三农”现实需求, 学校往往追求高新技术的研究, 或局限于“黑板上种小麦”式的理论教学。面对农村现状培养农民用得上且能够接受的农业技术及人才是新时期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
2. 高职院校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
高职院校只有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 才能实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诺言。根据农民的不同条件, 不同需求, 不同能力, 采用不同的学制、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培养个性化的高技能人才, 满足农民的个性化需求, 真正体现“以实际为本位, 以能力为本位”的灵活的办学机制。一是选拔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围绕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师资和开展农业科技攻关;二是在科研立项、经费投入等政策方面向涉农教师倾斜, 鼓励教师申请“三农”科研课题, 从而提高教师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面向“三农”开发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地方课程。如, 我校针对莱芜“三辣”基地, 为当地农民编写了《生姜常见病虫害防治》、《姜瘟形成的原因及防治》、《白花丹参种植技术》等系列科普读物, 而且免费送到农民手中, 简单实用, 深受农民喜爱。学校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3. 师资队伍建设是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体现高职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办学理念离不开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长期以来, 由于“三农”发展得不到重视在高职院校中, 与“三农”相关的专业与师资也得不到重视, 学生不愿选择“三农”专业, 教师不愿从事农业教学, 致使高职院校中关于农业专业的师资队伍流失严重, 有些教师改选了其他专业, 有些教师弃教从管或弃教从政等。为此, 高职院校应充分重视农业专业的师资队伍培养。一是鼓励相关专业的教师到农业大学进修, 以了解农业技术的最新科技动态与现状, 提高教师的农业科研能力。二是鼓励教师到农村挂职锻炼。如, 在农村基层单位或农业高新区担任长期农业技术指导员, 担任村干部、乡镇长助理等职, 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三是鼓励教师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以了解农民的现实情况与需求, 只有真正满足了农民的现实需求, 才能使服务新农村的诺言落到实处。四是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提拔重用等政策方面优先照顾服务“三农”的教师, 提高教师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建设一支愿意服务“三农”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收入模式 篇10
本刊消息:徽县大河店乡文池村位于徽县南部山区, 通过创新扶贫方式, 三年来, 农民人均收入从1260元提高到2660元。该村距县城10公里, 交通便利。全村辖4个村民小组, 152户, 651人。有耕地2080亩, 全是山坡地, 人均3.2亩, 村内沟壑纵横, 土壤瘠薄, 阴湿寡照, 农业生产条件差。2005年全村生产总产值149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1260元, 人均占有粮食330公斤。
文池村2005年实施扶贫整村推进项目, 2006年列为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省扶贫办又把文池村列为全省扶贫机制创新试点村, 省扶贫办和县财政局扶持资金、世行贷款回收再贷资金, 给文池村注入发展资金60万元, 从2006年7月开始试行, 发展会员136人, 于2007年6月正式挂牌成立文池村扶贫发展基金会, 实行民主管理、规范运行。主要给会员以发放小额短期贷款的形式, 发放借款136户186笔, 累计借款58.5万元, 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扶持畜牧养殖收入上万元大户82户, 建成玉米杂交制种基地700亩, 以上两项三年全村增收100万元, 人均纯收入增加1599元;栽植优质核桃, 实现整村覆盖, 核桃建园2769亩53530株, 户均352株, 人均83株, 预计2010年可全部挂果, 亩产比种粮食增效3倍以上, 可成为该村的支柱产业。预计2008年文池村人均纯收入可达2660元, 比2005年增加1400元, 增长111.1%, 比全县2514元高5.8个百分点。“文池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已在全省扶贫工作中得到推广。2007年7月2日非洲16个国家31名官员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领导、专家到文池村进行了考察学习, 文池的做法得到了高度评价, 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扶贫机制的创新, 促进了文池村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甘肃省委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贫富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 篇11
拉美国家是贫富收入差距最典型的地区, 20世纪初期, 拉美经济快速发展, 普遍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时期。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导致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而且还使拉美贫困化问题加重。因此, 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徘徊不前。
拉美国家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在于税收制度不健全。很多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拉美国家税收制度在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方面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原因归结为其制度缺少公平性。
其次, 拉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一些国家农民的土地高度集中, 造成农民问题严重, 在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土地问题就一直存在, 很多国家在经历独立革命以后, 统治阶级继承了土地的所有权, 导致农民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占用不公平的状况。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 导致大量农民运动, 与政府的冲突不断。此外农民无地可种, 把发展的目标放在了城市, 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谋求发展, 为城市的就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许多人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在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有6个就居住在城市。加速了贫困收入的扩大, 引起了社会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从拉美的历史经验看, 贫富收入差距是影响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变量。从理论逻辑上, 贫富收入差距过大, 不仅会产生社会鸿沟、两极分化, 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危机, 而且也会影响到一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这既体现在消费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多层次化, 也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偏低而且持续下降。由此, 我们有理由说,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下层民众的利益, 使相当一部分下层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个社会就将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政局不稳, 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一国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环节, 切不可小视。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无视贫富差距拉大, 必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如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难以自拔。
基于贫富差距视角看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4 393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三点不足。
首先,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自身的缺陷导致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缺陷表现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到位。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可以有效地解决因为失业、自然灾害、疾病等带来的贫富不均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减免农业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但是诸如“看病难”此类的问题仍然存在。
其次, 我国的税收制度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缺陷。一般来说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有更好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直接税的比重较小, 仅占全部税收的6.6%。
最后,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通常来说, 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时财政上常用的手段是转移性支付, 但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依然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 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一般多侧重于城市, 对农村则较小。因此,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没有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事实上,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政治上, 社会矛盾增多, 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凸显, 为暴力和革命提供温床。经济上, 国际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后, 全球经济大调整, 中国既往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由出口拉动GDP向内需为基点转变, 从GDP优先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转变, 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如果不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不仅不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更会直接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推动力。据专家推算, 贫富差距降低一个点或者最低收入者提高收入一个点, 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 要解决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 核心是致力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改革。不仅要把改革成果的“蛋糕”做大做好, 也要做到把“蛋糕”分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不容忽视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产阶层能够很好地调节社会贫富分化, 也能缓冲社会利益冲突。因此要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中下阶层的利益。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时期, 经济有望保持稳速增长, 对推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因此, 分配改革应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完善税收制度, 调节过高收入
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是否合理健全, 对调节贫富收入差距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有很多不足和弊端, 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 其对象主要是针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但是, 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对象大多数是工薪阶层, 导致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税收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个人所得税方面, 应实行分级纳税, 扩大个人所得税的阶层, 同时应提高高收入人群以及下调工薪阶层的税率。此外, 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 占总财政收入的60%。国际上增值税一般包括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我国从1994年开始由收入型增值税转为生产型增值税, 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 目前我国增值税现状体现在小规模纳税负担过重, 从而造成了低收入群体负担大于高收入人群, 违背了增值税公平和中性的原则。因此从长远来看, 降低个体工商业户和中小型企业税费, 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的增长, 这对缩小和调整贫富收入差距有更深远的影响。
2. 积极促进农村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拉美失败的经验看, 农民问题是关键。我国都是农业大国, 其中农民大约有9亿, 占总人口的70%。近年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迁徙”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一种显著的特点。长期以来, 农民工来城市就业, 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身份的转变, 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在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 很多农民工由于在城市居无定所, 他们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水平, 增加储蓄, 以获得自身的保障。这对我国扩大内需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因此,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 有利于做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对于农民工居无定所的问题, 政府应该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与此同时, 还要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使农民工也享受到工人阶级应该享有的福利政策。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 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快速、长期、平稳的发展。
3. 加强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