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共7篇）

高收入群体 篇1

一、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现状

(一) 普通劳动者与管理者收入出现巨大差距

从罗斯福新政开始, 美国就一直注重低收入群体收入问题。根据美联储的相关数据显示, 在20 世纪70 年代, 其中102 家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 按目前的美元价值折算, 相当于120 万美元, 这同20 世纪30 年代CEO的收入相比, 这个数字虽然只高出一小部分, 但这个数字仍然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的40 倍。到了21 世纪初期, 美国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的367 倍, 并且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 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最高管理者, 在20世纪70 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 倍, 而在21 世纪初则是169 倍[1]。

(二) 高等教育的报酬大大提高

美国引起收入分配扩大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在于20世纪80 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的人所获得报酬率, 要远远高于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的但有更长工龄的前辈。经济学家一度详细研究了大学与高中学历的工资溢价, 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工资水平差距不断拉大。此外, 解除管制和国外竞争也削弱了工会的力量, 降低了已获得较高报酬的工会劳工的相对工资水平, 而新创造的工作机会又要求较高技能水平和高等教育背景, 计算机的普及也提高了对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

二、美国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社会制度

(一) 建立有效的医疗救助制度体系

美国的医疗救助制度是通过财政拨款和社会捐款等形式对社会和个人不可承担的疾病风险进行救助的医疗体系, 主要面对社会困难人群、家庭贫困者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患病人员以及由于家庭收入不能承担庞大的医疗开支而陷入困境的居民等特殊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 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

美国的医疗保险以其全面综合的服务向医务工作者提供资料、技术, 使其获得最新科技资讯。此外, 美国对医疗救助有专门的立法, 规定医疗救助是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筹资, 向特定的低收入人群和有特殊卫生保健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救助的规划项目[4]。联邦政府制定最低标准, 州政府可以根据本州情况提高标准, 但须获得联邦政府认可。一般而言, 医疗救助主要包括绝对贫困、医疗贫困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体[5]。

(二) 完善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可以满足民众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科研、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权益, 是政府的主要职责[6]。完善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政府作为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 市场与社会发挥补充性作用, 从而为低收入群体这一特殊群体建立起权益保障的保护网。在服务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 把政府和市场进行有机结合, 打破垄断, 降低价格, 提高服务质量, 如垃圾清理、污水处理、医疗服务等;特许经营, 为保证公众可以得到某种公共服务, 通过制定标准、资格审查, 进行价格监管, 如收费道路、水、电等[7];创新服务方式, 形成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合同外包, 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等,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培训、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服务。

三、美国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经济政策

(一) 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政策

美国通过税收政策, 逐步减少困难群体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失业人员的投入, 组织失业人员参加教育和培训, 保证参加教育培训的失业人员不会因此失去事业保险。此外, 向重返学校的失业人员发放更多的求学补助金以示鼓励[8]。同时, 通过实物发放、现金给付、代金券、财政补贴和服务供给等形式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采用不同的救助方式。由于其目的在于解决贫困群体在食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特定需求, 救助资金使用效益较高, 很多美国人比较认同食物券、教育券、住房券等形式, 因此也很少出现资金滥用的现象[9]。

(二) 实施弱势群体劳动资金奖励政策

对于低收入群体, 在领取救助金、捐款的同时, 政府鼓励其积极就业, 从实际劳动中获得报酬, 从根本上解决无收入问题。对于积极配合政府引导, 自身努力学习技能、提高自身素质, 走上工作岗位的低收入者, 企业和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并且在公平的同工同酬的基础上, 适当的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 鼓励其积极性, 进一步推动低收入群体早日脱贫脱困。

四、经验借鉴

(一) 医疗救助制度的借鉴

通过对美国医疗救助体制的借鉴, 在现有的城乡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基础上, 为低收入群体制定独立的、针对性的制度, 扩大政府医疗救助投入力度。目前我国用于医疗救助资金还十分有限, 然而作为一名公民应获得的权利, 政府应承担起服务的义务。

(二) 社会权益服务体系的借鉴

我国政府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社会服务体系。针对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一基本国情, 真正实现让每一个公民切实享受应有的权益, 政府应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 创新服务方式, 加大对社会权益服务体系的投入, 加强社会监管, 同时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切实的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为经济社会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

(三) 美国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经济政策的借鉴

要立足国情, 健全再就业培训教育体系, 从根本上帮助低收入者扩宽就业能力, 提升劳动者的竞争力, 改善劳动者的素质[10]。加强就业指导, 通过立法、税收等方式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与反馈机制, 在帮助低收入者获得工作的同时, 进行跟踪调查, 确保每一个就业人员学有所用, 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我国由于低收入群体人数较多, 虽然也建立了低保、医疗、教育、住房救助以及消费性开支减免等制度, 但财政救援覆盖面仍有限。所以, 除了现金、税收的方式, 还应采取教育助学金、券等方式,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多方位的财政援助。

作为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的中国, 政府已采用多方式给予低收入者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帮助。为了促进低收入者的就业, 政府应进一步与企业联动, 为积极就业, 好好工作的低收入者提供同工同酬的待遇, 并为表现好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奖金激励。有了这些政策的激励, 低收入者的经济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从而更加积极的为经济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2]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任月, 陈科.英国、美国医疗救助制度对中国医疗救助制度的启示[J].理论界, 2008 (7)

[4]毕芳, 任苒.美国医疗救助制度沿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卫生资源, 2007 (1) :41-43

[5]杨玲, 刘远立.美国医疗救助制度及其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 2010 (5) :698-704

[6]曾映明.美国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及启示[J].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1 (1) :17-21

[7]王慧军.美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求知, 2010 (5) :41-43

[8]陈雪峰.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困难群体就业的视角[J].北华大学学报, 2012 (12) :50-53

[9]纪军.西方国家保障就业的政策及对我们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 2009 (10) :151-154

[10]汪中芳.美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及其启示[J].中国民政, 2009 (5) :30-31

高收入群体 篇2

2008年以来，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制定的“低收入群体增收行动计划”相关文件精神和具体要求, 常山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促进低收入群众增收工作。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交通 “三大建设”工作重点，根据我县交通工作实际情况，严督促、强执行，狠抓“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工作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成效

（一）全力推进农村公路联网线建设

2005年我们在全省范围率先完成了乡村康庄工程“双百”目标，后又扎实开展通村公路联网线和零距离工程项目，取了了较好的成效。在此基础之上，2008-2011年我们再接再厉，又完成建设农村公路联网线113.5公里，投入资金5571.2万元，实现多个行政村之间公路互相连通，受益群众48225人，许多山区乡村实现了脱贫致富。

新桥乡的坞石坑村桃源自然村是一个离常山县城五十多公里的小山村，自从2008年通上公路以后，给他们带来无限商机，这里四面环山，生态环境优美，村民利用当地丰富资源打造以“土”字品牌的竹笋、乌桃、山珍野菜为主的农家乐，吸引许许多多的城市人，做起了第三产业，发家致富，大大增加群众收入。

我县处于浙西山区，原来许多行政村的道路都是崎岖小路，村民祖祖辈辈都靠双腿走出村，所有的经济农作物都靠肩挑背扛才能运到集镇交易。如今，通上等级公路，村民的农产品一下子升值了，原来只能卖两三毛钱每斤的胡柚，现在好的能卖到1元以上，新昌乡的山茶油年产30万斤，原来每斤只能卖20元，现在可卖到40元以上，直接给当地的群众带来相当可观的增收。

（二）加快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和安保设施建设 2008年以来，县公路管理部门新、改建各类农村公路桥梁22座，投资约2000万元；累计完成约40公里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建设；修补路面破板 36.9万平方，其中县乡公路约28.2万平方；修复危险高边坡4.2万平方；修复挡土墙2.4万立方。

农村公路桥梁的新改建、安保设置的建设以及公路养护工作的大力开展，使得我县农村公路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沿线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前庄畈村山坑头自然村被一条河流隔着公路，全村300余人要绕行近2公里的山路才能坐上车，村民们在70年代就想跨溪建桥，无奈设想一次次破灭，村民们只能趟河涉水外出，曾有多人失足被水冲倒。2009年，前庄畈桥建好了，这里村民家家开始盖起楼房，汽车也能直接开到家门口，村里五公里多长山垄盛产的毛竹、杉木、松木、茶油等经济作物，有了良好的销路。

（三）不断加大客运基础设施的建设。2008年以来，在偏远山区、库区新建客运回头站40个，客运停靠站50个，极大改善了偏远地区的交通出行条件，为这些地区低收入群众的生产原材料和农作物的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便利，为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运输条件。

（四）逐年稳步提高农村客运通达率。2008年以来，根据我县农村交通公路交通状况的不断改善，我们进一步加快农村客运网络覆盖范围，至今客运班车通达率达93.5%。使得乡村群众的出行更为便利，低收入群体在务工、创业、经商等方面得到极大的便利。

（五）加强结对帮扶。局机关和局属各单位，都负责联系结对一个行政村，每年都要多次走访贫困结对村，为结对村发展献计献策并提供尽可能的经济帮助；对低收入群众和困难户，通过慰问走访、献爱心等方式，对他们进行资助和帮扶。

二、当前“低收入群体增收”工作存在的问题(一)农村公路联网线工程建设难度逐年加大

我县属于浙西山区县，地形复杂，工程量大,农村公路联网线建设需所需资金投入大。且近年来工程原材料、人工机械费用不断上涨，工程成本大幅提高。由于农村公路联网线建设补助标准仅有15万元/公里，尚不足以浇筑路面，而乡、村两级又难以筹集数额巨大的缺口资金，因此农村联网公路建设的难度逐年加大。

（二）农村公路安全隐患突出。我县每年都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完善农村公路安全设施，仅通村公路就已经投入600多万元。但根据排查结果，我县还有临水临崖农村公路路段30余千米需整治，投资一千多万元，由于资金缺乏，实施难度非常大，这些路段交通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三）农村公路危桥亟待改建。农村公路完成建设后，路况得到极大地改善，车流量大增，车辆超载严重，原有的农村公路桥梁建成时间较早，随着自然力和超载车辆的冲击破坏，部分农村桥梁已成为危桥。根据排查，共有四类、五类桥梁30余座，需尽快改建。

（四）农村公路养护难度大。农村公路养护工作点多、面广、线长，养护管理难度非常大，且当前的农村公路养护补助经费非常有限，仅补助1000元/公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公路养护难的局面。

（五）部分偏远山区、库区班车难以通达。目前我县仍有部分偏远山区、库区交通条件极差，无法满足客运班车的通达条件，致使客运班车不能覆盖到这些区域，无法满足当地的群众正常的出行需求，制约了当地低收入群体增收。

三、未来工作总体思路及建议

一是要加快以农村公路联网线为重点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照上级要求，依据我县“农村公路建设规划”，认真开展调查摸底，选择群众积极性高、效益好、对低收入群体帮扶作用大的项目优先安排。

二是要加强以改善农村交通状况为重点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要研究出台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加大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快农村公路交通安保设施建设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彻底改善农村交通状况，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增收提供交通保障。

三是要加深以偏远山区重点的客运班车通达深度。偏远山区、库区是低收入群体的密集区，我们只有进一步加深客运班车通达深度，将汽车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才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有效的脱贫致富条件，便于他们务工、经商、创业，从而实现增收脱贫。

四是要加密以贫困户走访资助为重点帮扶活动频率。对联系的贫困户，要将走访帮扶活动纳入日常工作，做到活动有针对性、有计划、有措施、有成效，使之帮扶活动走向常态化，不仅受之“鱼”，更要受之“渔”，引导、帮助低收入群体转变观念，走出致富之路。

四、有关建议

我县位于浙西山区，属于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对外交通是低收入群体增收的要素制约，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善全县的农村交通运输状况。请上级政府、部门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在政策制定、补助标准和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从而加快我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山区交通状况，助推山区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增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常山县交通运输局

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流向 篇3

谁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

你的个人年收入是否超过20万？

你是否拥有价值在20万以上的私人轿车？

你拥有的私人住宅价值是否在100万（北京、上海、广州）以上或70万以上（沈阳、成都）、或50万以上（武汉、西安）？

你是否拥有至少一张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卡？

你是否拥有一间资本超过百万的企业？

……

只要符合上面这些标准中的一条，或者说个人金融资产达到50万元人民币，就有资格被划入中国的高收入群体。

根据零点研究集团这样的划分标准，中国大陆的高收入群体已经十分庞大，他们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金融、IT、电信、房地产、贸易较为发达的城市，约占这些城市总人口的5%。其中尤以东部所形成的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内为最多，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大城市，如省会城市等，也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分布。

由招商银行编制，零点研究集团制作的首期“金葵花”理财指数，针对中国内地的高收入群体抽取了1616个样本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在对所有受访者的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呈现四大基本特征：

第一，年龄结构年轻化。从年龄结构来看，41.32%的受访者分布在30到40岁之间，30岁以下和40到50岁两段分别占到24.88%和24.38%，50岁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只占了9.43%。这表明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以年轻人占主导。

第二，学历结构高等化。大学本科学历是高收入群体中最多的一部分，占有37.96%的比例，大专学历次之，占有30.46%，持有高中水平学历的一共有16.64%，硕士也占有10.01%的比例，低于高中学历的在群体总数中只占不到5%。以此看来，近八成的高收入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学历（含大学本科和专科）是都市高收入群体的主导。

第三，职业分布三分天下。总体而言，高收入群体的职业呈现出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三个群体分别是民营经济经营者（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34.92%）、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含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31.02%）和专业人员（含专业人士和专业技术人员24.83%）。他们三个群体加起来占到总高收入群体的90%左右，其各自比例依次略有减少。在剩下的10%的人群中，主要由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其他职业所构成。

第四，行业分布广泛。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的行业分布非常广泛，前12位如图1所示，其中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贡献了三成以上的都市高收入群体。其他超过5%的行业还有IT业、建筑业、金融业和媒体及娱乐业。

高档名品称霸高收入市场

高收入群体最常使用的汽车品牌以中高档汽车为主，价位多数集中在30万元左右。本田以9.1%排在第一位，桑塔纳由于在中国市场的时间最久，也以8.6%的市场份额占第二位，排在三到五位的分别是别克、奥迪和帕萨特。只有少数人开宝马（3.16%）和奔驰（1.55%）等名牌车。

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所使用的手机品牌，基本上是诺基亚（30%）、摩托罗拉（23%）和三星（21%），这三家手机品牌分享了高收入群体中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它手机品牌最高的也才占到3%。

服饰品牌基本上是洋品牌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品牌非常分散，占有率最高的鳄鱼也只有5.7%的市场份额。耐克和阿迪达斯两个运动品牌也进入了前十名。国货中只有七匹狼以1.6%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九位。（图2）

高收入群体所戴的手表亦以名贵为先，劳力士和欧米茄两大世界名牌分别享有11.61%和11.5%的市场份额。其它品牌也以欧日的名牌产品为主。不过飞亚达和天王两个国产品牌表现也不错，分别以5.7%和4.46%的拥有率分列第六、第八位。（图3）

财富流向悄然生变

个人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对收入前景的乐观预期，不仅使内地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热情高涨，更催生了他们管理财富的需求。调查表明，他们的投资理财能力和对投资理财工具的利用程度都呈上升趋势。

刚刚发布的新一期“金葵花”理财指数报告显示，高收入群体对增值型投资工具的偏爱与其对保障型投资产品的实际大量投入形成鲜明对比。在问及高收入群体最需要什么样的投资理财服务时，增值类以11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这意味着高收入群体中平均每人至少选择了一项增值类的服务。但是从未来一年高收入群体准备加大投入的投资产品来看，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和国债等保障型产品增幅最高。

比较不同城市高收入群体最钟爱的投资品与投入最大的投资品，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成都和武汉的高收入群体最钟爱的投资品是房地产和股票，但他们投入最大的却是保险与储蓄；股票在北京人最钟爱的投资品中位列第三，但在北京人的实际投入中，排名第三的却是子女教育基金。

这种反差说明高收入群体对于增值类投资产品的服务存在着巨大需求，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相对不够成熟，各类能兼顾收益与安全的投资产品还不够丰富，加上中国高收入群体在专业理财能力上的缺乏，使得他们虽然很喜爱收益较高的投资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会为了规避风险而大量选择保障型投资品。对于各类金融投资理财机构而言，谁可以抓住这种需求开发出针对性服务并进行有效的传播，谁就可以在激烈的理财市场上领先一步。

高收入群体财富流向的一个重要变化趋势是：他们对于房地产的追捧正在缓慢降温。虽然总体来看，房地产仍然是高收入群体的最爱，但它已从去年的一枝独秀变成了今年的微幅领先。高收入群体对房地产的投资正趋于冷静，在多种投资品的选择上更加分散与理性。在上期“金葵花”指数中，房地产是五个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最爱，本期变成两个。地域上它正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降温，而在武汉和西安等城市，需求仍然比较旺盛。在北京高收入群体最钟爱投资品的选择中，房地产甚至已经退出了前五名。与房地产相比，高收入群体对股票的钟爱度有所上升，这主要受到近期股票市场回暖的影响。虽然只有上海的高收入群体最钟爱股票，但与房地产在数个城市中的名次下降相比，其它城市股票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或排名向前变化。对于投资理财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最新一期“金葵花”理财指数报告还对高收入群体的理财需求及其未来一年可能进行的大宗消费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对增值类的服务需求最大，达118%；培训类和信息类分别以87%和84%的比例分列二三位。高收入群体最希望接受到能使其财产增值的服务，同时也希望提高自身的投资理财能力，了解专业的理财知识，及时接受各类投资理财资讯。

从具体的服务内容来看，有53.8%的高收入群体希望能够有专家为其定制个性化的理财服务，有四成左右的仍然希望了解房地产类的投资信息。（图3）

高收入群体在未来一年中，有47.5%的人准备购房，30.6%准备购车，还有近20%没有很明确的大宗消费意向。高收入群体在大宗消费的价位上根据城市不同存在一定差别。从购房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由于房价较高，购房的意向价格主要在40万以上，上海由于去年房价飞涨，高收入群体的心理价位以60万以上为主。其它四城市购房意向价格以20万以上为主。（图4）

从购车的意向价格来看，多数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准备选择20万左右的中档车，上海的购车意向相对较高一些，近半数选择25万以上的车，沈阳则要低一些，有四成选择15万以下。（图5）

板块

“金葵花”指数

由招商银行编制，零点研究集团制作的“金葵花”理财指数，是第一套全面反映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特征与理财投资趋向的理财综合指数，较为清晰地描绘了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对其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加以使用和管理、以达到保值增值目的的行为趋向，并对影响这种行为趋向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和判断。它反映了中国都市高收入群体对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和整体收支变化趋势的预期，体现了该群体的财富管理能力水平，描绘了该群体的理财行为状况。指数越高，表明高收入群体主动理财意愿和能力越强；指数越低，表明该群体主动理财意愿和能力越弱。

“金葵花”理财指数是由宏观环境变动预期、整体收支变动预期、理财支持能力评价和理财工具认知水平等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构成的量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权数体系是通过有28名专家学者组合的专家群体，借助于严格的德尔斐专家调查法获得。

城镇居民收入群体消费函数分析 篇4

一、城镇居民收入群体的划分方法及结果

(一) 城镇居民收入群体的划分方法

在进行测算之前, 要清楚测算方法所确定的收入线是受具体时间、空间条件限制的, 任何地区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标准。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相应的标准也会提高。

如何选择数值化的指标来确定高、中、低收入水平的区间, 选择指标应当考虑到便利性、可靠性和实用性。所谓便利性是指收集数据比较方便, 可靠性是指数据是可靠的, 是实际调研得来的, 而不是推测、估算得来的, 实用性是说指标及其数值能为社会各界方便使用, 不能仅限于学界所知和使用。综合考虑以上三个条件, 需要从现行统计体系中选取可以用的指标。

在我国统计体系中, 反映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指标有:“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年生活费收入”、“年可支配收入”等, 都是各地统计部门按国家统计局统一口径对当地城乡居民常年抽样调查、汇总处理形成的, 其中“年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薪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 扣除了当期不可支配部分, 这较比其它指标更准确地反应城镇居民所处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①。此外, 这一指标见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 便于研究人员收集, 并且数据具有可靠性好、实用性强等优点, 是适宜的指标。

笔者使用“年可支配收入”来确定高、中、低收入水平的区间, 参照有关学者的方法②, 提出以下方法:首先确定中等收入的区间③。每一年的统计年鉴把收入调查的居民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④, 其中“低收入户”分为“最低收入户 (10%) ”和“低收入户 (10%) ”两部分, “高收入户”分为“高收入户 (10%) ”和“最高收入户 (10%) ”。这样形成了七个收入分组, 每组都有按组内户的收入总和组内人数总和计算得出的组内人均可支配收入, 即组内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根据研究者对“低收入户”比例的设定⑤ (10%或20%) , 确定中等收入的区间, 但是要保证中等收入下限要小于平均收入, 如以20%为例⑥:

第一步:高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全距

第二步: (高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2=中值

第三步:中值+ (全距/6) =中等收入上限

中值- (全距/6) =中等收入下限

其次, 中等收入下限以下就是低收入线, 中等收入上限以上就是高收入线。这种方法的优点:只要有每年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 便可计算出高中低收入线的区间, 这两个指标在全国、各地方统计年鉴上均有公布。另外, 结合当年其他家庭统计资料, 可以推算出各层次的大致户人数。

(二) 城镇居民收入群体的划分过程及结果

为了分析的需要, 假设1985年开始我国城镇居民可以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1985-2006年的分组数据, 首先把“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两组数据进行合并, 后把“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两组数据进行合并, 这样就得到五组户数均为20%的数据样本。其次, 计算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的上限和下限。最后, 计算高中低三个居民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量, 并且扣除掉消费价格指数。

二、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方程与验证的结果

这里选取五个消费函数理论, 探讨计量经济学方程。这五个消费函数理论分别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理论、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函数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理论、霍尔的理性预期假说消费函数理论。

(一) 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方程

1.凯恩斯主义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方程为:

Ct=α+βYt+ε (1)

其中, Ct是第t期的消费支出, Yt为第t期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α表示自发性消费, α>0, β为边际消费倾向, 0<β<1, ε为残差。

2.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方程为:

Ct=β0Yt+β1Yt0+β2Yt+ε (2)

其中, 0<β0<1, 0<β1<1, 0<β2<1, Ct为第t期的消费支出, Yt0为第t期前的最高收入, Yt为第t期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 ε为残差。

3.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公式为:

Ct=β0Yt+β1At (3)

其中, Ct为第t期的当其收入, Yt为第t期的当期收入, At为第t期消费个人所拥有的资产。由于缺少个人资产的数据, 通过变换得到如下的经济学模型:

Ct=β0Yt+β1Yt-1+β2Ct-1+ε (4)

其中, 0<β0<1, 0<β1<1, -1<β2<1, Yt为第t期的可支配收入, Yt-1为第t-1期的可支配收入, Ct-1为第t-1期的消费支出, ε为残差。

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经济学模型为:

Cundefined=KYundefined (5)

其中, Cundefined为第t期的持久消费;K为持久消费占持久收入的比例, 它受到收入以外的因素如利率、财富占收入的比例以及影响消费者现期消费或积累财富的其他因素的影响;Yundefined为第t期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用实际收入Yt的几何级数对其进行测定, 通过考伊克变换, 可以得到如下的计量经济学方程:

Ct=KλYt+ (1-λ) Ct-1+ε (6)

其中, 0

5.随机游走假说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方程为:

Ct=α+βYundefined (7)

其中, Ct是消费者第t期的消费, Yundefined是收入在t期的预期值。

这里认为消费者采用理性预期, 那么收入预期值Yundefined是现期实际收入Yt与前一期预期收入的加权和。

Yundefined= (1-λ) Yt+λYundefined= (1-λ) (Yt+λYt-1+λ2Yt-2+…) (8)

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 就可得到合理预期的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α (1-λ) +λCt-1+β (1-λ) Yt+ε (9)

其中, 0<λ<1, 0<α, 0<β (1-λ) <1, ε为残差。

(二) 消费函数的验证过程与结果

采用城镇居民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 先对以上数据做平稳性检验, 以保证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两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考虑到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出现的“抢购风潮”, 在前面的5计量经济学方程中均加入虚拟变量D, 1988年D=1, 其余年份D=0。计量经济模型均采用Eviews软件中的带Newey—West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修正方法来估计, 模型中为对应参数的t检验值。

1.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

模型 (1) :

Ct=119.8740+0.721607Yt+9.634072D (10)

(14.44141) (88.57252) (1.641641)

R-squared= 0.995049 及Adjusted R-squared= 0.994528,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 1 909.424 , Prob (F-statistic) =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urbin-Watson stat= 0.865012, 对于n=22, p=2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284, dL= 0.914,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因此, 该模型是不可以接受的。

模型 (2) :

Ct=1.037041Yt+0.586756Yt0-0.494297Yt+12.71986D (11)

(5.240549) (4.212697) (1.641641)

(1.154854)

R-squared= 0.990221及Adjusted R-squared= 0.988495,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0.612869,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平均收入的回归系数是负值, 与函数理论不相符, 加之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 此模型不可接受。

模型 (3) :

Ct=0.630617Yt-0.555102Yt-1+0.919059Ct-1+14.33382D (12)

(3.195880) (-1.923256) (8.203140)

(3.577273) R-squared= 0.995553及Adjusted R-squared= 0.994768,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1.677076,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前期收入的回归系数是负值, 与消费理论不相符, 此模型不可接受。

模型 (4) :

Ct=0.256415Yt+0.743633Ct-1+9.963724D (13)

(4.496276) (10.31760) (1.527310)

R-squared= 0.993730及Adjusted R-squared= 0.993034,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1.969986, 对于n= 21, p= 3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 408, dL= 0.803,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λ= 1- 0.743633= 0.256367, k= 0.256415/0.256367= 1.000187> 1, 这与消费函数不符, 此模型不可接收。

模型 (5) :

Ct=73.39853+0.318793Ct-1+0.516874Yt+

7.272327D (14)

(2.753200) (1.762606) (4.324066)

(1.202298)

R-squared= 0.995737及Adjusted R-squared= 0.994984,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1 323.509, Prob (F-statistic) =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urbin-Watson stat= 1.261061, 对于n= 21, p= 3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408, dL= 0. 803, 根据判定法则无法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

λ的值为0.318793, a= 73.39853/ (1-0.318793) = 107.7478, 0< b (1-λ) < 1, b= 0.516874/ (1-0.318793) = 0.758762, 这符合经济学理论。

因为含有自变量的一阶之后变量, 需要进一步检验。这里选择游程检验法来检验, 检验结果说明该模型的残差没有明显的趋势, 是平稳的。因此, 城镇低收入群体比较适合随机游走假说, 当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516874, 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758762。

2.中等收入群体

方程 (1) :

Ct=246.6846+0.582397Yt+8.320991D (14)

(14.23311) (57.14484) (0.719865)

R-squared= 0.993554及Adjusted R-squared= 0.992876,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1 464.330 , Prob (F-statistic)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urbin-Watson stat= 1.759640, 对于n= 22, p= 2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284, dL= 0.914,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此模型可以被接受。

方程 (2) :

Ct=-1.005877Yt+0.236798Yt0+1.784036Yt+97.20328D (15)

(-0.824877) (0.579897) (1.440349)

(2.049408)

R-squared= 0.936627及Adjusted R-squared= 0.925443,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0.882266,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无法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但是第一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零, 这与该函数理论不相符合, 故此模型不被接受。

方程 (3) :

Ct=1.064249Yt-1.148711Yt-1+1.051818Ct-1+44.10428D (16)

(3.019089) (-2.633693) (11.66302)

(3.811458)

R-squared= 0.991934及Adjusted R-squared= 0.990510,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2.774034,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无法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第二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零, 这与该函数理论不相符合, 故此模型不被接受。

方程 (4) :

Ct=0.207934Yt+0.765247Ct-1+36.90129D (17)

(2.120269) (5.431022) (1.707143)

R-squared= 0.979303及Adjusted R-squared= 0.977003,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2.464531, 对于n= 21, p= 3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408, dL= 0. 803,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λ= 1- 0.765247= 0.234753, k= 0.207934/0.234753= 0.885757, 这些系数符合该消费理论。因存在因变量的滞后变量, 对残差进行游程检验, 发现其没有明显趋势, 是平稳的序列。故该模型可以被接受。

Ct=273.3575-0.089614Ct-1+0.627808Yt+6.151942D (18)

(4.298354) (-0.354792) (4.662348)

(0.471760)

R-squared= 0.993383及Adjusted R-squared= 0.992215,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 850.6687, Prob (F-statistic) =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Durbin-Watson stat= 1.558931, 对于n= 21, p= 3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 408, dL= 0.803, 根据判定法则判断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第二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零, 这与该函数理论不相符合, 故此模型不被接受。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 方程 (1) 、 (4) 初步通过了计量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符合各自的消费函数理论。但是观察两者的R-squared和Adjusted R-squared, 可以发现, 方程 (4) 中自变量数目的增加没能使方程的拟合程度有所增加, 所以对于该群体,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比较适合的。

3.高收入群体

方程 (1) :

Ct=223.3499+0.616321Yt+61.42938D (19)

(13.15780) (120.6556) (4.378852)

R-squared= 0.998128及Adjusted R-squared= 0.997931,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5066.531, Prob (F-statistic)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Durbin-Watson stat= 1.546968, 对于n= 22, p= 2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284, dL= 0.914,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故该模型可以被接受。

方程 (2) :

Ct=0.409523Yt+0.073064Yt0+0.475237Yt+131.4832D (20)

(3.238561) (0.648919) (4.028745)

(4.263536)

R-squared= 0.994234及Adjusted R-squared= 0.993216,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0.970157,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无法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第二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过小, 因此该解释因素不是很显著, 故该模型不被接受。

方程 (3) :

Ct=0.783301Yt-0.756826Yt-1+0.932391Ct-1+59.31614D (21)

(8.434656) (-6.350210) (16.73160)

(4.594857)

R-squared= 0.997810及Adjusted R-squared= 0.997423,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2.956089,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554, dL= 0.718, 根据判定法则无法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第二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零, 与消费函数理论不相符, 故该模型不被接受。

方程 (4) :

Ct=0.360848Yt+0.524586Ct-1+98.60195D (22)

(2.964690) (2.718836) (2.283695)

R-squared= 0.993108及Adjusted R-squared= 0.992342,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urbin-Watson stat= 1.786992, 对于n= 21, p= 4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 408, dL= 0.803, 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但是自变量存在因变量的滞后变量, 所以D.W.检验就不是很准确, 对残差进行游程检验, 发现其没有明显趋势, 是平稳的序列。

λ= 1- 0.524586= 0.475414, k= 0.360848/0.475414= 0.759018, 符合消费函数理论, 故该模型可以被接受。

方程 (5) :

Ct=210.9854+0.030536Ct-1+0.601102Yt+63.28574D (23)

(6.427481) (0.274852) (9.997804)

(4.051907)

R-squared= 0.998132及Adjusted R-squared= 0.997802, 二者接近于1, 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statistic=3 027.382, Prob (F-statistic) = 0, 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 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Durbin-Watson stat= 1.738091, 对于n= 21, p= 3时, 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为dU= 1. 408, dL= 0.803, 根据判定法则判断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但是自变量存在因变量的滞后变量, 所以D.W.检验就不是很准确, 对残差进行游程检验, 发现其没有明显趋势, 是平稳的序列。

λ= 0.030536, a= 210.9854/ (1- 0.030536) = 217.6309796, 0< b (1-λ) < 1, b= 0.601102 / (1- 0.030536) = 0.620035401, 都符合消费函数理论, 故该模型可以被接受。

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 方程 (1) 、 (4) 和 (5) 都初步通过了计量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符合各自的消费函数理论。方程 (4) 和 (5) 的t检验值没有方程 (1) 的显著, 加之观察两者的R-squared和Adjusted R-squared, 可以发现方程4和5中自变量数目的增加没能使方程的拟合程度有所增加。所以对于该群体,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比较适合的。

三、结论

通过计量分析可知城镇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行为, 比较符合理性预期消费函数假说, 这一理论还是能够反映我国目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的:除了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外, 其余的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资产都会储存起来, 来预备未来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两个主要方面。城镇高中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假说。当高中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时, 其用于消费的数额就会增加, 但是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所占比重是下降的, 这表明高中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均大于低收入群体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因此, 对城镇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率。

摘要：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建立应该充分考虑到居民之间消费行为的差别, 这样就可以使得消费函数更加准确地描述居民的生活状况。依据我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把城镇居民划分成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 并且结合消费数据对三个收入群体的消费函数形式进行计量检验, 证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消费率。

关键词：收入差距,收入群体,消费函数

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陈建华, 陈承明, 安翔.对中等收入的界定研究[J].上海统计, 2003 (8) .

[3]陶冶.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J].社会科学, 2006 (9) .

[4]赵栋强, 王元培.中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个人消费函数形式的计量经济分析[J].金筑大学学报, 2005 (9) .

关于城乡低收入群体现状调查报告 篇5

临床医学院 医技三班

时间：2012-8-1—2012-8-10

地点：湖南省汨罗市白水镇（白水镇位于汨罗市东南部，东抵黄柏镇，背靠古培塘镇，南临川山坪镇，西接湘阴县长康乡和六塘乡。全镇面积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万亩，辖白水、群玉、石云、藕花、闽家、越江、清明、西长、高冲、双石、邓家、王家、关北、行建、双桥、石板、毛岭、大塘、白米、唐山20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总人口32000人。在这次调查中，我选择了关北、邓家、石板、大塘、毛岭五个村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人：小木

调查对象：白水镇各个村低收入人群（根据2012年中国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调查过程：

1、确定调查对象。因为城乡人群有许多没有固定工作，所以我无法知道他们的准确收入，我只得一户户调查询问他们的大概收入。而且有许多人甚至连他们自己一年赚多少钱都不知道，这些人里面大多是赚多少用多少或者只存很少的钱，而存了钱的就可能忘记自己花了多少。还有就是一些人相信财不露白，当他们回答问题时故意报小了收入，相反另一些人则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报大收入。因此在确定调查对象上可能有些许误差。在调查的村庄的选择上，我放弃了对镇中心的调查，因为那一片的居民过分聚集人数太多调查量过大，并且那里的人普遍较富裕易造成调查结果出现大的误差，而镇中心周围的村子则情况相差不大。

2、调查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数目、收入来源、居住环境、家庭成员及消费情况。在没有固定的工作的情况下，对于收入数目我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估计取一些相近的整数。而收入来源上则因为地域原因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工作，这些工作中有些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在没有深入了解我们那个地方的条件下是无法弄懂这些工作的用途的。因此在制作表格的时候语言的表达可能有点问题。

3、收集数据制作表格。在调查的时候我准备了六个表格，包括“每个村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情况”、“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成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情况”。调查结果：

请专业的施工队，他们就零散的请一些周边的熟人来帮忙并付予相应的报酬。建一些小型的工程时也常用这种方法。打零工很累价钱又低而且工作不稳定，甚至对身体的危害很大，但这又是农村大部分没有学历又没有技术的人唯一选择。其他：包括在家里制作一些手工作品如：扫帚、床垫、竹篓等，饲养一些家畜等等这些家庭小产业。

表4：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因为对房屋的描述可能花费大量的文字，所以我决

调查总结：

这次调查中，我走访了几百家人家，逐渐发现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各种生活现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看到各种盛会在中国举行，我们看到城市里高楼林立，我们看到马路上名车驰骋，我们看到人们满面春风，我们似乎听到外国人赞叹的声音，似乎每个人都很幸福。可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认为奥运会只是北京的，世博会只是上海的，亚运会只是广州的，而他们只是一群看客。高楼林立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名车驰骋，他们只能望尘莫及；富人满面春风，他们却在为柴米油盐考虑，在为栖身之所担忧，在为儿女学费发愁。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回避这一事实——在中国仍然有穷人。

根据这次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我发现绝大数低收入人群是没有固定的工作的，甚至没有工作。而极少数有工作的，经了解这些工作的酬薪都很低。没钱没工作也就成了这些低收入人群的最直观表现，附带着的就是生活条件差。当我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时确实感到很心酸，除了某些因为自身的懒惰而导致贫困的人外，我对大多数人还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我一直相信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是有原因的，从来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怨天尤人而自身不努力是弱者的表现，这样的人也不值得我们去同情。因此在这次调查中我没有过于去表现我的同情，而是致力于发现他们贫困的原因。通过调查我发现他们贫穷的直接原因是收入低和支出多。收入低表现在：不能干体力活，没有多大文化，也没有一门技术，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大部分身体状况差，即使身体状况好的，经过长期的体力劳动也出现许多疾病。即使找到工作，在现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廉。没知识没文化没技术这是他们最大的软肋。支出大表现在：他们较为恶劣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也因此导致了一些小病小伤，而小病小伤他们一般不会去看医生，等转为大病，反而花费更多的钱。人口多导致他们生活最基本的花费大，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不是劳动力，而是“拖累”，学费和医疗费又会加重他们的负担。物价飞涨，而原本微弱的工资跟不上进度，着实让他们捉襟见肘。除了上述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当他们陷入贫困时没有想办法去改变，而是安于现状，等待国家或别人来拯救。正是这种想法才导致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平凡及贫穷。

自救是根本，但外界环境的帮助对低收入人群的脱困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人因为天灾人祸而导致贫困，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他们或许将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这时，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在调查中发现，国家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尽管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低收入人群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改善。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努力，贫困人口还是越来越少。中国的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按照人均年收入85美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的2005年的2365万人，2007年底进一步下降到1479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在农村，2000年到2007年，温饱问题已解决但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的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数量从6213万减少到2841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相应的从6.7%下降到3%。这些可喜的成就反应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最近政府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对农村“看病难”这一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好的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集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不同于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合作医疗坚持公正公开公平，规范操作，加强监管；坚持便民利民，真正让农民受益。

高收入群体 篇6

【摘 要】本文在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基础之上，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按照职业分类标准，对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认为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其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并不是很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应呈多样化。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调查；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从温饱走向小康再走向富裕，逐步形成收入橄榄状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在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是，收入增加的同时，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否也相应成比例的提升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择福州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为调查对象，研究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状况的是否匹配，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调查其收入与幸福感的现状以及相互关系，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为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借鉴，也对同类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分析

国外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较早，也相对比较全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大都是集中在对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统计分析，只有个别是直接针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大都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收入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不少学者得出差异较大的结论，认为收入只是影响主观幸福感诸多因素之一，主观幸福感受到国家、地域、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等众多因素影响。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1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收入更高时，人们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也就更强，但此效用相对低收入群体要比高收入群体大得多。2000年Schyns 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对比较理论及个人特征理论，建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研究证明了此观点。同年，Dieneretal在加尔各答对贫穷人群研究中发现，个体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

1.2收入仅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其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有限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一个最高极限，一旦达到这个极点，收入的增加将不会使幸福感产生变化。Graham and Pet-tinato （2001） 发现，当收入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会变弱。Cum-mins （2000） 分别分析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及高收入组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高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135；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系数上升到 0.257。以上研究刚好和美国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1974）有关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标研究结果相吻合。他的结论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非直线型的，而是存在一个临界点，呈U型关系，即在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收入是其快乐的主要影响因素，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但是，相对于中高等收入群体来说，收入的增加反而伴随着“快乐收益”快速递减现象，在较高的收入阶段，收入与幸福感的曲线关系几乎趋于水平状态，即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

1.3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

决定主观幸福感除了收入等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例如健康、家庭生活、年龄、业余生活、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社会价值导向等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2012年，广东省调查过群众的幸福满意度发现，民众认为在影响其幸福感的各因素中，家庭生活、健康、人际关系等项高居首位，而后才是工作稳定，收入增长，富余的业余时间，第三是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日益改善；最后是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等体制。

2.数据来源及调查结果描述及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取得，结合福州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平均收入水平，确定以收入水平和职业为划分依据，选定问卷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选出福州地区人均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区间内的群体为样本，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司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如会计、律师、医务人员、记者等）、个体经营户和其他职业的人群为主要受访者。本次调查问卷共设置十个客观题目和一个主观表述题，主要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有关受访者的收入现状、收入满意度等；二是有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构成、影响因素以及主要压力等项目；第三部分是针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大小、目前所得收入与其幸福指数是否匹配，最后，还从收入角度出发，直接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分等。

本研究共预定500份纸质问卷，对基础数据进行整理过程中，将无效问卷剔除，有效问卷共计437份，其中，月收入在3000-6000元区间的，即符合项目研究设定样本——中等收入群体的有248份。

下面针对问卷样本数据进行具体统计和分析。

（1）不同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评价统计，如表1。

调查问卷中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分值设置为91-100、81-90、71-80、61-70、51-60五段区间段，计算具体指标时分别折算为95、85、75、65、55五级。通过统计发现，不同的收入群体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收入较高的群体，总体主观幸福感自我评价也较高，平均值达到79.4；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评价分值也居中，平均值为78.82；收入低于3000元以下的群体，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自我评价只有74.33，差距较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中较高收入者，除温饱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外，还可以有富余的收入来丰富额外的、有关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要求，所以幸福的自我评价也较高，反之，收入较低时，生活的主要重心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基本生活外的可支配收入就相对缺乏，人的需求满足程度就比较低，所以，其主观幸福感评价也低。

（2）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职业标准分类情况统计，如表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对主观幸福感评价平均得分是78.22（百分制），相对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中结论认为，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的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用仍然较大是相吻合的；从评分标准差看，样本总标准差达到11.39，可能是因为问卷中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分区间间距较大，这在预估范围内，尚可接受；按职业分类统计分析发现，相对而言，专业技术人员的标准差值尤为显著，达到了17.22，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分类较多，差异较大，其收入和工作压力差异也大，所以主观幸福感的样本离散程度也较大；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标准差只有9.27，低于平均值，说明其职业和收入相对稳定，所以人的主观感觉也较相似。

（3）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图，如表3。

表3 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图

从上表看，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仅占18.9%，而认为他们之间有一定关系的就有135人，占样本总数的55.65%，而且还有25.4%的人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很有关系。说明在这一样本群体中，超过八成的人都认为收入还是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的。分析其原因，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已经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但是，跟高收入者相比，其富余的程度远远不够，还是对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期待，所以，大都认为收入对其幸福感的提升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4）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表，如表4

表4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表

从上表看出，在影响收入的各种因素当中，比例最大的是生活质量，将近七成的人都认为，它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收入项目仅有60人选择，只占四分之一不到的比例；超过40%的人认为，丰富的业余生活也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同时，社会环境、政府服务也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此项统计，再一次表明，收入与生活质量、业余生活、社会环境和政府服务等各因素一样，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是其作用并不显著。

3.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整理归纳基础之上，总结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实证调查，据统计分析表得出如下结论，即这一群体的幸福满意度达到中上水平；而且大部分人都肯定，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关系，收入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二者之间的关系会逐渐弱化；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还深受生活质量、业余生活、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服务所影响。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伊斯特林悖论”。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1）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增加人们的收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2）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创造丰富的业余生活项目，维持安定、良性的社会环境，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为提升主观幸福感创造客观的外围因素。

（3）从个体内在看，要加强社会学、心理学的教育，提高自身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感知能力。

（4）要树立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导向，培养民众快乐的人生观和正面的价值观。 [科]

【参考文献】

[1]任国强，桂玉帅，刘刚.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经济问题探索[J].2012（7）：24-29.

[2]管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J].南开经济研究，2010（5）：56-70.

[3]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4]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15-21.

高考腐败踩踏低收入群体机会 篇7

近日，财新网挂出高考专题，提出高考不公平，并被腐败丑闻笼罩。

自古以来，如果说各王朝腐败较轻的领域，那就是科举领域，天子门生意味替天子选材，多数时候不敢乱来。在农业社会人口泛滥财富较少的群体，唯一改变命运的就是科举，科举相对公平，才意味着农家子弟有望平步青云。

科举时代有弊端，如鲁迅祖父周介孚就因为在乡试时为子弟说情请托得大祸，周家因此败落。在腐败横行状况下，贪腐渗透到科举领域并不少见，所谓全民腐败难以幸免，大鱼吃大虾、小鱼吃小虾，但朝廷维持秩序不遗余力。否则，社会群体更换中最重要的阶梯将被撤走。

虽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残酷的竞争、人口的众多与低收入群体晋升机会较少，使得高考成为贫寒子弟出人头地的难得机会。一些著名高升学率的中学如军营般管理，学校所在的小城市甚至以此发展出庞大的教育产业链。

高考中疑似存在贪腐阴影。财新网披露，六月底高考丑闻频出。其中有家长举报河南省高考体育加分存在黑幕，大比例的二级运动员名额及其来源引来各界广泛质疑。据财新记者了解，河南省酝酿复核体优生资格，造假者或被取消学籍。最早曝出高考体育加分黑幕的是辽宁省。辽宁本溪高中，有近十分之一的学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加10分。本溪高中有87人获得体育加分，包括今年辽宁省理科状元王艺妮。事件曝光后，该校58人放弃了加分。之后，河南也有消息跟进，有举报称河南省享受二级运动员以上政策加分的多达738人，漯河高中占73人，河南今年的文科状元齐华瑞也在其中，是篮球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目前，学校对此闭嘴不响。

腐败进入高考领域、进入低保领域，意味着以高成本抽贫寒家庭子弟最后的晋升阶梯，低收入群体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因为他们的抗击打能力最弱。如此腐败是社会之耻，如此剥夺最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令人难以接受，也将加剧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滋生愤怒与非理性，让更多的人生活在恐慌之中。

如果说哪个行业最应该整治腐败，那当然就是与贫穷家庭相关、抬升低收入家庭生存成本、让代际贫困世代传递的领域。就此而言，教育应该成为整顿的关键领域。笔者早就说过，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没有户籍之忧，他们能够在任何一所城市里落脚，也没有教育资源稀缺之忧，他们的子弟可以花高价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接受教育。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是资源敏感群体，剥夺这些群体的资源是在为社会的未来“挖大坑”。

整顿教育领域的腐败绝非轻而易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经表示：“公众应该放弃由行政部门进行自查的幻想，应该由司法机关直接介入调查。事实是，体优生高考加分已经形成家长、体育部门、行业协会、教育部门的利益链。地方体育和教育部门，也是利益链的其中一环。”

除了法律严厉治腐以外，直接降低低收入家庭入学门槛，增加晋升阶梯非常重要。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考大学，学成之后找不到工作无异于资源浪费。发展职业技术高等教育，既可以培养中国制造业转型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还能够让这些家庭的孩子顺利成为中产收入者，体面地养活自己和家庭，对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不可限量。

同时，减少高考自主权，取消高考加分。这些年，高考加分导致的畸形现象层出不穷，曾经孩子们练钢琴，不管喜欢与否都先练了再说，因为到一定级别就可以加分。如奥数、语文，小学读中学教材，考上大学反而不成才，过度的填鸭式教育成为扼杀创新的罪魁。现在是体育特长生的大腐败，不要以美国也有这种现象为理由，等我们的信用跟美国接轨后，再来说“他们也有”之类的话好了。

当然，单就此事件看，这些家长、教师，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他们以自己无意识的自私成为暗黑贪腐界的代表，这种集体无意识踩踏低收入群体机会的事件，才是最可怕的，最难根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