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人群（共6篇）
高收入人群 篇1
一、我国中等收入人群面临的住房困境
依据我国现行住房政策, 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主要靠商品房市场解决。2004年以来, 我国商品房价格持续大幅上涨, 房价收入比不断增加, 中等收入者目前的还贷已经占家庭收入的50%, 买房负担已进入警戒线。世界银行认定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比较合适。而从我国的一些城市来看, 房价收入比远远地超过了这个范围。以上海市为例, 2007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623元, 三口之家的平均收入是70869元, 如果购买一套90平方米住房, 按照当年上海市住房平均每平米8253元计算, 总价需75万元。房价收入比越过了10:1, 房价已远超普通收入者的支付能力。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等人指出, 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使中等收入者也失去了从市场上购买住房的能力, 需要重新认识我国的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
我国现有住房政策在对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住房供应进行不断校正和重新定位的同时, 中等收入人群实际上却陷入住房保障制度层面的真空化。2007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意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强了对低收入阶层的保障, 《意见》重新调整了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 由原来覆盖的中低收入人群调整为低收入人群。廉租房供应范围由最低收入群体扩展到低收入群体, 由这两类住房合力解决最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在房价高涨背景下, 在中等收入人群中产生了一个既不符合经济适用房资格, 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人群。中等收入群是推动社会发展、维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他们能否安居乐业, 直接关系着国家能否和谐发展。中等收入人群是否要纳入政府的住房保障范围, 近年来各方意见不一, 支持者认为, 一些房价疯涨的一线城市, 政府必须介入;反对者认为,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庞大, 政府财力难以负担。按照通常的测算, 我国的高收入者占人口的2 0%, 中等收入者占人口的60%, 低收入者 (包括最低收入者) 占人口的20%。建设部有关人士认为, 既有住房政策已考虑到了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例如70/90政策规定, 90平米以下的中小型普通商品房等住房用地不得低于居住用地的70%;限房价、限面积的“两限房”政策使限价房比周边商品房价格低2 0-3 0%等。然而这些项政策已连续实施好几年了, 普通民众“住房难”并没有有效缓解。
二、中小型套房与限价房政策难以有效解决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难题的原因
中小套型商品房没有限定购买对象, 是中高收入者都可以进入的市场。同时政策能否有效控制中小套型面积也成问题,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 开发商可能通过增加“层高”、“少算”面积的方式规避限制, 干预市场不能漠视市场智慧。即使面积得到限制, 但是开发商仍然掌握定价权, 户型面积缩小后, 房地产商却可以通过提高单价的形式提高住房总价格, 把宏观调控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 这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不能较好解决普通居民住房问题的原因所在。而“限价房”的运作还很不成熟, 向上竞地价、向下竞房价的两竞模式极大地压缩了开发商利润空间, 大多数开发商缺乏兴趣。例如大连市采取“以房价定地价原则”, 在规定房子的售价和核定建筑成本后, 政府再确定土地出让价, 开发商的利润限制在3-5%, 而普通商品房项目利润却高达25%左右, 开发商开发“限价房”积极性不高。房产大亨任志强认为, “政府已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了应有的或最大的利益, 有人错误理解双限房是一种保障性住房, 政府没有承担买单的的责任, 反而要求市场去承担社会保障, 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一些大中城市“限价房”价格与商品房价格挂钩, 只比市场价略低20%左右, 在商品房价格高位运行下同样也超出了中等收入者的支付能力。
本文认为,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发展中小套型商品房、限价房, 在商品房市场中推行住房保障, 容易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与“缺位”, 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房地产开发商与非营利机构分别在商品房市场与公共住房市场扮演不同的供房角色, 非营利机构在公共住房供应中发挥主要作用, 可以绕过开发商环节, 避免开发商高额利润。而房地产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目标与满足住房需求公平的社会目标不一致性, 由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住房保障实际中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在人口城市化进程加速、住房供求矛盾突出时期, 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做法是政府并没有试图从商品房市场中推行住房保障, 而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公共保障住房, 从而厘清“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二元化住房模式下, 政府对商品房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较少干预, 调控目的主要着眼于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公平交易、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提高房地产市场经济效率。而普通民众住房难问题主要通过发展公共住房加以解决, 政府公共住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政策范畴, 更注重社会公平和回应居民的基本住房诉求。试图通过商品房市场提供住房保障会造成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破坏市场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政策建议
1、完善公共住房制度, 把中等收入人群列入公共住房供应范围。
住房供求矛盾突出、房价高企背景下, 试图从商品房制度中推行住房保障不是很好的博弈点,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问题的工作重心应当从控制房价转移到提供保障住房上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二元化住房制度经验, 把中等收入者列入住房保障是普遍的做法。在日本, 中央政府建设省 (现国土交通省) 所属的都市整备公团是事业单位, 不以营利为目的, 由国家出资提供公团住房, 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出售和租赁。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快速复兴与高速发展的阶段,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1966年日本制定了《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法》, 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日本住房合作社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资源配置手段, 是没有接受国家出资和补助资金的特殊法人, 在没有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情形下, 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 有效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工薪者的住房问题。2007年8月, 英国首相布朗所领导的工党新内阁推出了一项“公屋冲击计划”, 将通过建立更多的公屋来解决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中等收入的白领、技术工人以及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来分流英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购买力。新加坡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 组屋政策覆盖了包括中等收入者在内的85%的普通民众。香港地区的公屋、居屋政策覆盖了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者。
2、重视住房市场供给方管理政策, 大力发展合作住房
发达国家 (地区) 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共住房保障, 最常用和最直接的政策手段可分为由政府直接 (或间接) 提供廉价房和廉租房, 或向保障对象直接提供住房补贴, 让其自行在市场上选择房屋。前者称为“补砖头”, 后者称为“补人头”。这两种手段的选择与特定发展阶段的住房供求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主要通过直接介入或通过非营利机构等间接介入的形式增加保障住房数量, 政策的重点突出供给方管理政策。在住房市场供求矛盾得以缓解, 市场上住房供应充足、房价回归理性的情形下, 公共住房供应数量逐步减少, 主要采取需求方补贴政策鼓励居民在市场购、租房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住房政策大多经历了从供给方管理政策到需求方为主的政策转变。例如, 近年来随着日本城市化人口规模和住房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 政府及住宅公团、住房金融公库在住房供应中的作用趋向弱化,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 香港经济环境和住房市场需求发生巨大变化, 楼价大幅下跌, 2002年11月特区政府对住房政策重新定位, 今后集中资源为有需要家庭提供租住房屋, 并退出作为发展商角色, 大幅减少公营房屋在整体房地地产市场所占比例。
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 住房政策的重点是却是需求方管理政策, 即通过住房补贴、信贷支持等手段鼓励普通收入者向商品房市场购买住房, 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严重不足。过于强调需求方支付能力建设, 而忽视住房供给体系的建设和规范, 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把中等收入者列入公共住房保障范围是否政府财力难以承担呢?实际上日本的住房合作社等非营利机构引领的合作住房并没有给政府增加太大的财政压力, 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中等收入者而言, 最迫切需要的是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合作住房的土地也需要到市场购买, 合作建房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房地产开发商暴利, 而非消除地方政府现有利益。
3、加强租赁型公共住房建设, 改善住房市场供应结构
公共租赁房是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重要举措。公共租赁房由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实行成本或微利租金, 限定户型面积,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供应对象是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部分新参加工作职工等。作为完善的住房市场, 建立一个稳定的、规模化的租赁市场必不可少。反思我国当前大部分社会群体宁买不租的住房消费模式, 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租赁市场缺乏稳定保障性, 仅靠个体提供的租房市场, 在租金和租赁期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尤其是对于刚进入社会的大中专毕业生, 他们处于暂时的购买力低下阶段, 为了减轻生活成本, 更需要过渡性的租赁性公共住房以满足短期居住需求, 上世纪末全欧盟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平均为5 6%, 出租房比例为39%, 其中具有公共出租房性质的社会出租房达到了18%。当前我国租赁型公共住房建设严重滞后,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已是当务之急。发展公共租赁房, 重点要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我国的保障住房建设融资大多寄于财政篱下, 金融机构暂时还没发挥实质性作用, 我国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将僵化的政府主导型融资方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商业化运作方式。根据资产证券化理论, 凡是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都能通过证券化进行融资, 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对公共住房有较为稳定的租金支付能力, 公共租赁房建设资金可以通过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形式从资本市场融资。
高收入人群 篇2
2.申请时上一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标准：1人户低于35321元;2人户低于64755元。
3人户低于88303元;4人及以上家庭低于105963元。家庭资产净值标准：1人户低于18万元;2人户低于33万元;3人户低于46万元;4人及以上家庭低于60万元。3.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或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租住的直管房、单位自管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或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0平方米)。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超过9平方米不足15平方米的，只能申请住房租赁补贴。
4.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须在申请之日前5年内在本市没有购买、出售、赠与、受赠、离婚析产或自行委托拍卖过房产。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因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经济条件特别困难，在申请之日前5年内房产产权转移(不含转移给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现需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提供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专科医生诊断及住院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年提高低工资人群收入 等 篇3
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上，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解读了下一阶段财政的重点工作。其中一项是，将以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为目标，加大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他特别提出，以2006年从7月1日开始计算的工资改革为例，此次工资改革，原则为限高、稳中、托低。具体做法是：第一规范补贴，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削弱；第二是稳中，即中间的收入层次者工资水平可以继续保持，也可以适当增加；第三就是托低，即要用三年时间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王保安强调，此次工资制度改革，并不是简单增加工资，而是重在规范。除此之外，在加大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中，还将完善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加强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
（《中华工商时报》）
警惕农村“空心化”现象
近日，民革四川省委调研后提出，要高度重视农村“空心化”现象。
随着民工潮和劳务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造成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此外，农村金融、科技和社会服务也逐渐“空心化”。由此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技术较高的医生、有能力的教师也大多向城镇转移，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越发贫乏；农村青年大量外出，农业技术推广站形同虚设，农村科技推广和传承出现断档。
（《人民政协报》）
网上传销活动
将成为打击重点
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15个全国打击传销典型案件，最大一宗山东聊城“蝶贝蕾”以涉案金额20亿元排名榜首，排在前5名的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1亿元。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说，截至2006年10月底，共查处传销案件3377件，取缔传销窝点24446个，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290起、1553人。今后，利用互联网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的传销活动将成为打击重点。
钟攸平说，2007年将继续深入开展打击传销工作，工商将会同公安、通信、教育、人民银行和金融管理等部门，协助地方政府，加大对14个传销活动相对集中的重点省（区、市）的整治力度。
（《北京青年报》）
超市一年用掉50亿元包装袋
一个个薄如蝉翼的塑料袋，却让中国的超市为其付出每年50亿元的代价。调查显示，包装袋已经成为超市包装物最大的消耗。
（《北京日报》）
我国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围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目前我国真正符合国家环境控制标准和建设标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有50.8%左右，其余49.2%的有害垃圾直接进入环境。而我国的668座城市中，2/3已经被垃圾包围。我国历年堆放未及时处理的垃圾已经占用了大量的农田，而且还在逐年递增。
（《经济参考报》）
全国每分钟一人死于乙肝
卫生部计划免疫专家咨询委员会日前透露，我国每分钟就有一人死于乙肝相关疾病，每年约有50多万人死于乙肝相关疾病。
（《广州日报》）
医院乱收费先拿院长“开刀”
今后，若发现医院存在乱收费、私设“小金库”、严重的过度检查、过度医疗行为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将首先追究医院院长责任。同时研究建立行贿企业黑名单制度，给医生开单提成的医药企业要上“黑名单”。这是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12月15日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中提出的新要求。
卫生部要求医疗机构要通过自身内部专项检查、内部审计、医师考核和处方管理检查等手段，加强和完善医院药品用量动态监测、超常预警制度、医生不当处方公示点评、医德医风考评档案制度、医疗服务价格执行、医疗保险资金管理等方面工作，并开展社会监督。
高收入人群 篇4
我国平均工资亦称社会平均工资，简称社平工资。通常是指某一地区或国家一定时期内全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这一时期内职工人数后所得的平均工资，一般分为年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其与每个人自己拿到的工资或工资单上的工资是有差别的，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但是，由于我国对社平工资的统计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年年公布的社平工资往往被认为“统计数据不实，有水分”、“被平均”。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并深入调研改进。
国家层面，社均工资的意义并不在于衡量职工的工资水平、生活水准，而是为社保缴费标准、劳动纠纷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提供基准。从目前来看，以平均工资为标尺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逐年快速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为7.94%，而平均工资上涨了9.4%。具体到上海，其平均工资从1993年的471元每月上调到的5036元，上涨了967%，年均增长12.6%。
在政策的实际效果上，平均工资的角色与个税起征点几乎等同。以20的重庆为例，其城镇职工的平均养老缴费基数60%为2575元，而法定最低缴费基数60%为2552元，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社保的，平均工资上升就意味着城镇职工缴费水平的上升，而重庆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为1250元，商贸业、餐饮业等服务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只略高于1250元的实际收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以缴社保为标准的社平工资是城镇单位数据不含私营单位的数据，社平工资又没有统计低收入人群的工资，但社平工资上调，低收入人群社保缴费就要同步上调。低收入人群“被平均”，现实的工资没有同步上涨，被扣的钱反倒更多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全国年有就业人员7.73亿，城镇就业人员为3.93亿人，纳入分行业城镇单位统计的只有1.824亿人，只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6%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3.6%。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为10.3万亿，除以1.824亿人，即为全国的平均工资56339元。
由此可见，所谓全国平均工资，指的就是这1.824亿人的年平均工资，统计局明确说明社平工资是“城镇单位数据不含私营单位”。但是，目前全国私营单位职工人数已超过城镇就业总量50%，重庆市私营单位职工人数已超过城镇就业总量70%，江浙、广东私营单位职工人数超过城镇就业总量80%至90%;而私营单位职工多半是小微企业职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还有和城镇就业人数一样多的农村就业人员，显然他们的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国企、规模以上企业等。
为此建议：
一、社平工资在社保基数的测定上实行“双轨制”。在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号)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分开统筹(即两个盘子)后，国家对社平工资的统计方法应作调整，应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社平工资分开统计。在对企业的统计中，也可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社平工资分开统计。这样，科学合理、客观实际地统计反映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社平工资，有利于国家人社部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养老保险等缴费办法。
二、采用国际通行社平工资的统计办法。采用国际通行的统计办法，改变企业上报数据的方式，独立地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抽样调查采集数据，抽样的对象可以是雇主，也可以是职工本人，这样职工的平均工资统计才有可能更接地气。
高净值人群的“理性离婚” 篇5
被称为“最昂贵的离婚”使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前妻王海燕从容登上2012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王海燕从前夫那里得到大约3％的三一重工股权，目前价值大约在22.7亿元。事实上，近年来“高净值人群离婚财产分割”愈演愈烈，比如土豆网王微杨蕾的离婚财产分割、日照钢铁的杜双华与宋雅红、蓝色光标的孙陶然和胡凌华、疯狂英语的李阳因“家暴”同外籍妻子分手及财产分割。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发现，企业股权价值受到离婚影响越来越小。如果说土豆网还经历巨大的波折，王微前妻杨蕾以离婚诉讼造成了土豆网上市最佳时机的失去，那么在三一重工股价身上则完全没看到任何波动，王海燕非常聪明，她非常精巧地取走了与她有关的财富。
婚姻与离婚变得越发理性，甚至在节奏上都非常注重，这是高净值人群离婚财产分割的典型特征。我们认为，中国目前财富新贵们发生的“理性离婚”只不过复制西方过去早有的历史，并且它的路径也非常容易猜测。它将非常自然地会出现三种情况：1.整体上，富人的结婚率和离婚率都会稳定并有所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结婚离婚已经变成非常理性的经济行为之后，人们就会非常谨慎小心地看待它；2.婚姻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年轻的时候是情感驱动结婚，中年结婚是“育子成婚”，老年再婚是“觅伴心理”，这体现在富人的再婚率水平整体上会上升；3.因为婚姻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变现使得初婚年龄上升、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变大。
我们很容易看到，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其配偶是一个商业秘密分享者，因为既然离婚非常容易而且威胁显而易见，配偶必须要非常关心丈夫的商业价值，否则一旦离婚，她们会非常担心丈夫是否做了财产转移和藏匿，于是高净值人群会自动形成针对配偶的“商业秘密分享者的激励”。一旦丈夫在财产分配上有令人不满的举动，她们会通过掌握的秘密来同丈夫形成有力的博弈。土豆网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杨蕾显然发出了威慑，但是丈夫没有听从，于是她摊牌，造成了“两败俱伤”。
一旦高净值人群了解到配偶的想法，他们也会作出有效的安排，使之在婚姻破裂的时候不至于丧失太多，比如某种信托安排或者股权的家族化均分。当然，他们会谨小慎微地选择配偶，闪婚这种模式将慢慢被淘汰。
谨小慎微则让他们的初婚年龄变大，所谓“钻石王老五”原则。一旦他婚姻发生破裂，他已经早在计划考虑之列，所以伤害性有限，他可以很快经营下一场婚姻。当他老迈时，他不需要再做任何财产上的预先防范，因为他时日无多，需要及时享乐，甚至可以将财富面目完全示人或者用于消费，他变成一个“纯粹的透明人”，而他潜在的配偶则非常敏锐地发现这一点，就像邓文迪之于默多克。
也就是说，暮年的“透明人”则增加了他在配偶市场的吸引力，使得年轻的女人加入这个市场，造成丈夫与配偶之间年龄差距的不断增大。很多人对“老夫少妻”杨振宁法则感到愤愤不平，这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去，其财也彰”。
编辑
高净值人群的家庭财富规划 篇6
孔先生48岁，是一位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资产过亿元；孔太太46岁，与丈夫共同经营家中企业。夫妻二人育有一对龙凤胎，22岁。目前，儿子在国外深造，日后将接管父亲的企业；女儿一直跟随孔先生学习企业的经营之道。
孔先生家庭拥有一套价值1200万元的别墅，家中有现金20万元，用于投资的古玩字画价值300万元，定期存款200万元，股票400万元，国债400万元，有3辆汽车，合计180万元，暂无负债。夫妻双方父母和孔先生一家三口一起生活，每月生活费用3万元，孔先生的儿子在国外留学每年所需的费用为10万元，每年为全家预留的医疗及旅游费用各7万元。
孔先生所经营企业资产规模达到5亿多元，每年的盈利在1亿元左右，其中的10%用于第二年的经营。此外，每年还会拿出1000万元用于慈善事业，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将提升善款的额度。
按照标准，孔先生每年将企业盈利的20%共2000万元用于员工薪金及福利的发放，其中包括孔先生一家三口及3位在企业工作的亲属。具体的分配方案是：将2000万元薪金的50%分配给企业员工，剩余的1000万元中，孔太太及其他3位亲属各分配130万元，孔先生的女儿分配80万元，孔先生本人的薪金为每年400万元。
1 家庭财务状况诊断
孔先生家庭资产负债及收入支出情况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孔先生家庭的资产总量较大，但固定资产及消耗品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即房产及汽车这两项资产的合计占比在50%以上。能够变现的定期存款及国债合计为600万元，占比仅在22%。如果家中突发意外，可能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在未来6～8年内，应积极积累家庭的财富。尽管家中并无负债，但20万元的现金显然无法应对家中可能出现的紧急开支，鉴于孔先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应增加应急准备金的数额至家庭6个月以上的开支。
根据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孔先生家庭的收入支出状况中，孔太太的年收入为130万元，孔先生的女儿参与企业经营，每年的收入80万元。考虑孔先生的女儿已经接近婚嫁年龄，因此每年80万元的收入全部归其个人所有。经过几年的积累，这笔资金可以作为部分婚嫁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孔先生的压力。
由于孔先生的家中有4位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家庭的生活支出，每年在36万元。虽然孔先生家庭的年收支结余率较高，达到90%，但很多潜在的刚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从孔先生家庭目前的资产配置来看，所有家庭成员均未进行保险规划。孔先生认为，家中企业的经营收入较高，完全能够覆盖可能出现的资金需求。但无论是作为经济支柱的孔先生，还是其所经营的企业，都存在发生风险的可能，而保险则是帮助家庭抵御风险的重要工具。
2 家庭财务规划
孔先生计划在自己55岁时退休，目前距离退休还有7年时间，家庭每年的资金结余为470万元，至孔先生55岁时，可积累的资金共计3290万元。
在不考虑4位老人的情况下，孔先生夫妻每年所需生活费用10万元、医疗费用6万元、旅游费用4万元，共计20万元。假设每年的通胀率及支出增长率合计在5%，20年后，孔先生夫妻所需的养老资金为1061万元；如果按照8%的比例计算，则所需的资金为1865万元。如果考虑4位老人的生活支出及儿子、女儿的婚嫁费用，孔先生夫妻二人退休后，家中的结余资金将不足500万元。鉴于孔先生家庭的刚性支出，以及存在的隐性问题，应重新进行家庭资产规划。
2.1 开办慈善养老院
根据孔先生家庭的情况可以看出，最大的隐形刚性支出是4位老人的养老费用。目前，4位老人的年龄在70岁，平均每年所需的养老费用合计10万元，按照15年的养老规划计算，4位老人合计需要600万元。
为了解决家庭成员的养老需求，也实现更合理的家庭资产规划，孔先生可以考虑开办一家慈善型养老机构。此前，孔先生每年将企业的1000万元盈利资金用于慈善捐款，如今为了实现家庭的财富规划，可将每年的1000万元转而用于筹建慈善养老院。由此，不仅解决了家中老人的养老及医疗问题，同时做到了专款专用，实现了家庭慈善事业的持续性。
2.2 夫妻二人退休后入住慈善养老院
在儿子学成归来后，孔先生可逐渐培养其经营企业的能力，并保证每年继续将企业盈利资金的10%用于慈善养老院的经营。在孔先生夫妻退休后，也可以考虑入住慈善养老院，这样不仅解决了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同样保证了夫妻二人的养老生活。
2.3 梳理家庭资产配置
此前，由于孔先生一家和夫妻双方的父母一起生活，因此20万元的现金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支出。而在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家庭所需的日常支出大幅减少，20万元的现金足以覆盖紧急情况下的开支。
在200万元定期存款到期后，可考虑将这笔资金存入国债，加上目前的400万元共计600万元继续用于国债投资，作为孔先生夫妻的养老金储备。股票账户的400万元可在孔先生的儿子毕业后全部提取，作为其婚嫁及企业经营的补充资金。家中用作投资的古玩字画共计300万元，可将其中的1/3变现，作为女儿的婚嫁资金，剩余的2/3则留给儿子。
到孔先生夫妻退休时，由于入住慈善养老院，每年的生活费用由此前的36万元缩减至15万元，医疗费用由7万元缩减至3万元，旅游费用保持7万元不变。由此家庭每年可结余的资金为375万元，7年后可以积累2625万元。
2.4 合理分配家庭资产
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实现价值。对孔先生来说，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将家中的企业经营好。但企业经营存在风险，一旦出现意外，企业经营遇到问题，将影响慈善养老院的经营，进而将风险转移到孔先生夫妻的养老问题上。因此，在进行家庭资产规划时，应将可能发生的风险考虑进去。从目前开始，孔先生夫妻每年应拿出200万元资金用于保险规划，夫妻双方各100万元，投保5年期分红型保险。此外，每年拿出100万元资金用于购买国债，再将5万元存入货币基金作为流动性支出，剩余70万元可投资实物黄金。
孔先生55～60岁期间，在儿子保证企业良好运营的情况下，可考虑将家中的别墅过户到儿子名下，规避此后的遗产税问题。
7年之后，孔先生夫妻将拥有国债1340万元，保险资产合计1400万元，货币基金35万元，实物黄金490万元，这些均可作为夫妻二人的养老资金，充分保证今后养老生活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