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人群（精选9篇）
城市边缘人群 篇1
面对日趋惨烈的收视市场竞争, 城市电视想要突出重围、笑傲江湖, 必须在改善优化收视人群结构上狠下工夫。我们要采取各种方法有效吸引并扩大15~44岁中青年观众人群, 逐步扭转目前观众老龄化严重的状况。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有三:一是中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活跃在各个社会阶层, 求知欲和捕捉资讯欲强, 善于接受新生事物, 并且有一定的充当“意见领袖”的愿望。这一年龄层观众的集聚对塑造提升城市电视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有着重要意义。二是中青年是“三高” (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 群体的集聚层, 是广告商最为青睐的人群。提高中青年观众的构成比, 是目前吸引代理公司品牌投放城市电视的唯一特效药。最后, 中青年观众思维活跃, 有独立见解, 参与意识强, 他们与城市电视的良性互动能催生新的节目样态, 弥补原有的节目短板, 有助于城市电视新品牌的诞生。笔者认为, 改善收视人群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新闻立台”, 满足中青年观众强烈的资讯捕捉欲和意见表达欲
1. 更大力度地推进民生新闻的转型升级。
要充分挖掘本土资源, 开发独具特色的本土“大民生”新闻。一是深化本土内涵, 在新传播条件下, 更着重突出视角的本土化。二是立足本土文化。依靠城市台的文化亲近性展开差异化竞争, 要以文化的认同感和有粘性的内容最大限度吸引观众。三是做好本土服务。我们要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出发, 优化传播内容, 拓展服务领域, 满足本土观众的心理诉求和收视期待。可以说, 民生新闻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融传统意义上的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等多种新闻体裁于一体, 铸就一种综合性的节目形态, 同时要致力于成为公共话语的表达与沟通平台。
2. 增加电视新闻评论节目, 提升舆论引导力。
在新媒体的挑战下, 电视评论必须凸显个性风格, 同时必须实现创新, 与网络、手机、平面媒体的结合、融合、互动应是电视评论节目发展的方向。譬如, 我们可以通过邀请新闻当事人或密切相关人进入演播室访谈, 同时通过多方电话连线, 勾连新闻事件相关要素, 进一步追踪新闻事件最新进展。节目在推进过程中, 可以通过连线、短信和微博等形式, 引入专家点评、网民酷评、观众反馈等相关评论信息, 立体地呈现新闻的深度和厚度。
3. 直播常态化。
这里的直播是指超越演播室直播层次的事件或活动直播。新闻直播资源是电视竞争的重要资源, 是吸引观众特别是活跃度高的中青年观众的重要砝码。一些城市电视台拥有SNG、海事卫星、3G等直播技术力量, 在节目中直播已经开始常态化。除了在节目中使用直播连线, 珠海等城市电视台还尝试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break新闻, 打断节目的正常播出, 对突发性重大新闻进行及时报道。
二、更深层次地加强与网络等新媒体的互动和融合, 有效扩大中青年观众收视规模
1. 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改造节目形态, 丰富节目内容, 与受众实时深度互动。
我们的电视栏目利用微博、微信与观众实时互动, 可以改变原先的短信互动的单向交流状态。参与互动的观众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看到整个事件的进展, 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评论, 亦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 这也让新闻多了民众舆论监督和意见表达的窗口, 使节目报道更客观, 观点更多元。
2. 推进视网融合, 扩张观众市场。
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应放下架子, 主动与网络等新媒体融合、合作, 从而形成电视与网络、节目与观众的有效互动, 让网络成为电视内容传播的根据地。我们可以从自制节目中筛选拆分精彩段落, 向合作网站和手机平台推荐, 同时将节目视频上传到所有的播客专区, 并在官方微博中推广, 打破地面频道的区域限制, 挽回流失的受众注意力资源。同时, 我们还可以联手新媒体策划公众活动, 利用全媒体互动直播延伸节目影响。
三、更高水平地获取、整合全媒体信息资源并实现转化融合, 为传统电视所用
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征集、获取新闻线索, 下载图片、声音、视频素材;利用在线聊天软件实时采访、传输图像;利用网络组织投票、收集意见。同时, 受众能利用手机、微博等新媒体手段, 积极地参与到电视节目的采制、编辑过程, 对节目的生产施加积极的影响。此外, 城市电视媒体还可以通过改造传统的通联队伍, 充分而有效地发掘出蕴藏在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 整合社会资源, 建设立体式的城市资讯网络系统, 打造新闻资源的跨媒体平台。
四、以“全民参与、本土互动、时尚多元”为方向, 开发城市台电视娱乐节目, 吸引聚拢中青年收视人群
城市台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 因此娱乐节目应摒弃明星路线, 强调社会性、群众性、参与性、互动性, 应是大众的狂欢舞台。考虑到中青年观众的收视特点, “时尚多元”特色应加以突出, 如采用季播的形式, 充分借鉴国外成熟娱乐节目的规律性元素如PK元素、倒计时手法、演播环境的营造, 角色扮演理念等。
城市边缘人群 篇2
管理服务工作自评报告
按照鲁卫疾控函„2014‟71号“《关于对2014年全省精神卫生和艾滋病防控重点工作进行考评和调研的通知》”，我们按照考核内容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策保障与体系建设
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肥城市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文件，调整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并召开了防治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艾滋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政府主导，各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机制。为进一步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市财政局每年下达财政预算收支计划，拨付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3万元，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为我市艾滋病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我市共有市疾控中心、人民医院、中医院和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四家初筛实验室，均通过了省级资质认定复核，并取得了省疾控中心发放的资格证书。规定肥城市人民医院为我市艾滋病防治定点医院。我市还加强了疾控机构建设，市疾控中心设置了艾滋病防控科室，配备专业工作人员2人。
（二）宣传教育
2014年，我中心加大艾滋病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卫生日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为做好“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肥城市卫生局下发了宣传通知。2014年12月29日至12月3日期间，采取新闻报道、科普知识、人物访谈、上街宣传等多种形式，加强艾滋病防治宣传。以“五进活动”为主体，重点在农村、社区和建筑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2月1日市卫生局组织肥城市疾控中心、肥城市人民医院、中医院、肥城市妇幼保健院、新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新城路盛世家和门前广场举办了大型的宣传活动，围绕宣传日主题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设置展板、发放宣传材料，开展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和咨询活动。全年共发放宣传画5000余张，艾滋病防治知识读本3000余本，妇女保健手册4200余册，艾滋病宣传折页2万余份，极大的提高了我市城乡居民的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
（三）艾滋病检测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开展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暗娼、男男性接触者和吸毒人群检测频次达到国家要求。截止12月份疾控中心共接受咨询检测903人，未发现HIV阳性者。
（四）高危人群干预
积极开展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对新进羁押人员全部进行艾滋病筛查，并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病毒检测，截止到12月份共检测羁押人员900人，无HIV检测阳性者。暗娼、男男性接触者和吸毒人群干预覆盖面和频次均达到国家要求，截至目前，共干预暗娼1190人，其中采血检测606人；男男性行为者345人，采血检测194人；注射吸毒者69人，采血检测69人。截止到12月底，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检测中均未发现HIV检测阳性者。
（五）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管理
符合治疗标准的感染者和病人及时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定期随访。2014年我市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1例，我们对这15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进行了规范的调查和随访，其中8例已经在我中心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1例死亡，2例失访，另外4例随访中。
通过对照考核细则，我市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有许多不足。下一步要加大对重点人群、高危人群、高危场所的宣传教育；要加大与教育部门，计生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中小学、育龄人群、流动人群的宣传教育。继续加强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力度。
肥城市疾控中心 艾防科
威廉·杨：讲述边缘人群的故事 篇3
1970年代早期，威廉·杨开始从事摄影，当时在悉尼他是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主要拍摄人物，尤其擅长拍摄聚会和社会活动。不久，他开始投身现代男同性恋运动，参与1969年的美国“石墙事件”（注：1969年，同性恋酒吧“石墙旅馆 （Stonewall Inn）”的顾客抵制警察强制关闭该酒吧，这被看作是美国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开始）。几年后，该运动仍然影响着澳大利亚和诸多西方国家。这类活动被称作“同志解放”（Gay Liberation），其主要诉求是政治上的。威廉从那时起便决定“出柜”，向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
1989年，威廉开始创作一系列剧场表演。他一边在音乐的伴奏下讲故事，一边用投影展示照片。这些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继而在澳大利亚和西方各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巡演。他意识到通常每张图像都包含一个故事，观者借助文字来解读，文字能够帮助观者理解这些照片中摄影师的所思所感，他用这种方式引导观者来解读摄影师更深一层的私人视角，并体会出一幅照片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对于文字的利用也延伸到他发表和展出的作品中—他开始在图像表面写字，用文字叙述和画面冲击兼备的方式讲述故事。
1943年，威廉·杨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是第三代澳大利亚华裔。他的大量作品都聚焦于其家族广泛的族系血脉—继1880年他的祖母一辈迁徙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家的华裔亲属散居在世界各地。虽然威廉生就一副华裔外表，他的成长经历却十分“澳式”，也不会说汉语。现在，随着年纪渐长，他感觉愈发被自己的文化根源地中国所吸引，但他也承认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精神回归”，在祖先的土地上他必然只能以外国人的角色存在。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不仅是文化上，也有性取向方面），赋予威廉·杨的作品一丝微妙的忧郁之美，温柔细腻而不失敏锐坦诚，融成了一幕幕来自社会边缘，触动很多人心灵的故事。
阿拉斯戴尔对话威廉·杨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一开始我是一名建筑师，后来又做过编剧，在这两段时期我也拍照片。1969年我从布里斯班搬到悉尼，本想靠写剧本谋生，却难以实现，但同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
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全是自学的。只要别人付钱让我做的，我都会做。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还算凑合—并不是特别“专业”，但客户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所以我总能再度受聘。回想起来，我可能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出色一些。（笑）
那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知道人们想要什么，我想这是在拍照时最重要的事情。当然，顾客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讨人喜欢的照片，但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擅长拍阿谀奉承的照片，那更多的是影楼摄影师所擅长的。最重要的是，被摄者会想要表现自己。我发现，尤其当我的作品涉及到边缘人群时，只要能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即使我并没有以逢迎讨好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很满足。他们会从照片中辨认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我想我的特殊技巧在于能够进入某个情境，并用一种视觉化的方法将其重现。我了解社会运动的叙事过程，也理解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会额外关注那些陆续登场的“剧中人”，正是这样我才能以此谋生。
这是1970年代的事吗？
对，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狂……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一直拍照片。因此，很自然地，我收集了一大堆照片。那時，我开始为杂志工作，为他们的社会栏目拍照，因此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并接触到一些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很多颁奖晚会。
后来你为什么又改变了方向？
因为自己和那些商业性的工作完全不搭—那些宣传性的形象对我而言完全不如人们的私人化社交生活那样真切，所以我觉得应该转而关注后者。
我想我应该是在1980年代那会儿“发现了自我”。1978年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ACP）举办了一场名叫“悉尼癖”（Sydneyphiles）的展览。1984年我还出版了一本书—《悉尼日记》（Sydney Diaries），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开始尝试投影照片……我有大量的彩色正片，但当时要把正片冲印出来非常贵，于是我就干脆用放幻灯片的方式来呈现我手头的彩色影像，同时播放背景音乐并讲述故事。
我当时非常清楚，幻灯片的表演形式是我应该走的路。对我而言，它比单纯的做展览或出书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更生动有趣。尽管如此，从我最初尝试投影，到最后创作了一场包含9段“摄影散文”的演出，共历时7年。
在那段时间里你学到了什么？
有两个观念在我心里得到了强化，那就是人们真正想要看的是自己的照片—这非常合情合理。如果照片中能出现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事物，哪怕仅仅是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的身影，他们都会对这张照片产生亲切的归属感……就像对救生筏一样紧抓不放。
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关于自己生活的图片，但在1970～1980年代，还没人能这样做，而你用你的作品给了人们展现自我的机会。
对！在“博客”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我就已经是知名“博客”了。（笑）
从中你还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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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非常重要。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明白这点，事实上，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太过于被社会名流所吸引。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对我最重要的事物（因为我感觉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是我所进入的文化群体。
你怎样形容那个群体？
现在我差不多把它划分为三部分：一个是艺术群体，也是我在悉尼所处的社交圈；一个是我的家族，也就是散居各处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一个是男同性恋群体。
在过去，男同性恋的圈子是非常“地下”的，你是怎样进入这个圈子的？
其实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们把我看作一名记录男同性恋群体的主要摄影师，所以他们会邀请我参加聚会……那只是某些人之间的特别聚会，并非全是男同性恋的群体聚会。就这样，我认识了Peter Tully和David McDiarmid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又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大门向我敞开。我就这样进入了男同性恋群体，并且参加后来的“悉尼同志嘉年华会（Mardi Gras festival）”和同性恋游行，因为他们俩偶尔会担任这些活动的指导者。
你是否公开展出过这些摄影作品？
是的，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举办的“悉尼派”（Sydneysiders）展览中，很多照片都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我非常清楚在普通大众面前展示男同性恋的照片有违规或冒犯之嫌，嗯，应该不算非常过分，但有些人对此并不赞成。
人们或许知道你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希望被动接受。
你说得对。他们可能甚至并不清楚有男同性恋存在，但他们就是感觉这种事情不应该公诸于众。
当时，这样的行为与你的“亚裔”的身份贴合吗？
因为我看上去是华人，所以人们会对我有某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环境，好像华人或者“亚裔”就不应该有任何性诉求。性诉求仍然仅限于白人。所以，挺复杂的。
1970年代初，我就已经“出柜”，公开自己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不再遮遮掩掩，因此我变得趋向政治化（即希望影响国家相关政策，为自己的群体赢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编者注）。
差不多12年后，我意识到我的民族身份正如我的性取向一样，使我遭受到社会压制。我想说我成了一名“重生”的华人，真的，我刚刚认识到自己对中华文化应有所传承，虽然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我开始讲述华人的故事，描述一名华裔身处英语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的感受。
公众对此反应如何？
人们喜欢这些华裔家庭的故事甚于同性恋的故事。男同性恋主题貌似太过挑衅，毕竟性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于是我开始讲述在一个讲英语的澳大利亚白人为主的社会中，身为华裔的故事。在当时（19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华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我想事实上我是第一个做此事的人。
我做过三四个关于自己家族的剧场表演，但关于男同性恋的表演我只做过一回。《多萝茜的朋友们》（Friends of Dorothy）就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悲伤》（Sadness）是我创作于1992年的华人故事，主人公是早在1922年我的一位被谋杀的舅叔，和一位得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这部作品非常成功，因为是它开启了我持续了15年的国际巡演生涯。
你会根据观众的反应来改变作品吗？
会的。观众的反应验证了作品的价值。如果他们对某些事物没有反应，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吗？如果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反应，你就会想：“哦！这比我想象得还好。”这就像是一场对话。
你目前正在做什么项目？
我仍在推敲讲故事的方法。可能我的技艺就在于如何打磨出一个动人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从现场表演转到制作DVD。这就像是寻找讲述一段故事的捷径，寻找叙事长河中的垫脚石。讲故事需要足够的信息，但也不能太过冗长繁杂，否则会让人陷入信息的泥潭。如果能留出一些想象的空间会更好，这样你的故事就能自己延伸出去。
除了现场表演和DVD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还制作过一个电视版的《悲伤》，你有参与其中吗？
那是Tony Ayres制作的，我多多少少在他的影片中扮演了角色。Tony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制片人，我认为他把那个故事演绎得非常好，非常具有戏剧感。但作为表演者，我感觉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好，可能我从拍摄那部片子中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说台词时没有太紧张结巴。（笑）
但我现在开始制作DVD，也因此对这种新的媒介有了更多了解。我花了3年时间制作，外加大量的练习。同时，能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访问学者，对我来说真是奢侈的事。
你目前还在整理新的故事吗？还是着力于把你的全部作品做成一种新式的网络消费品？
其实，你说的这两样我都在做。我本希望能把我所有的表演用DVD记录下来，但这似乎很难实现。最后如果能用DVD收录三场演出，我就很高兴了。大体来说，我正在把我现有的所有作品有序地整理出来，以便传给后代。
我认为编辑是摄影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大部分人并不認真遵循的工作。人们总是倾向于拍越来越多的照片，而你真正需要的却是把它们剪辑得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我还教课，但教授摄影较少，更多地是教授讲故事的方法。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把一些东西传承下去；但这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今天尤其艰难，因为现在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快速”。我的作品演变得相当慢，历经20余年，所幸能看出其间的进展非常鲜明。
在你看来何为成功？
我认为如果你得到了尊重，那就证明了你的价值。人们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有些意外，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杰出的人。当然，每当我觉得作品本应该卖得更好时，也会抱怨。我真的觉得人们已经赋予了我极高的尊重，我觉得我已经获得了认可，对此我非常高兴。
城市社区人群自杀态度调查研究 篇4
关键词：城市社区,人群自杀态度,调查
自杀是由个体自发完成的、故意且可预见的后果严重的行为, 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据报道, 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 而自杀未遂人数为自杀死亡人数的10~20倍。中国总自杀率为23/10万, 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约25~30万, 是中国第五位死亡原因[1]。自杀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群对自杀行为的认知和态度有关[2]。目前国内对自杀态度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些特定人群, 如大学生、研究生、老年人、某些职业人群等。本研究对成都市社区居民自杀态度进行调查分析, 可为城市社区预防和控制自杀行为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 于2012年5-6月在成都市3个中心城区按方便抽样随机选取2个社区进行调查。共调查525人, 回收有效问卷470份, 有效率89.5%。其中男性187人 (39.8%) , 女性283人 (60.2%) ;年龄40岁及以下组305人 (64.9%) , 40岁以上组165人 (35.1%) 。
1.2 调查工具及方法
统一培训调查员后到社区进行调查, 问卷现场填答和回收, 采取自填, 填答困难者由调查员询问后填答。调查工具为肖水源编制的自杀态度问卷QSA (Suicid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3], 共29个条目, 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9项 (F1) ;对自杀者的态度10项 (F2) ;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5项 (F3) ;对安乐死的态度5项 (F4) 。采取5级评分制, ≤2.5分为对自杀持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2.5-3.5分为矛盾或中立态度;≥3.5分为对自杀持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稳定性较好。条目内部具有一定同质性。
1.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7.0计算各维度条目均分, 不同组间的比较分析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P<0.01, **0.01
3 讨论
自杀行为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自杀行为发生前会先产生自杀意念, 再逐步发展至自杀死亡, 自杀并不会突然发生。如能在产生自杀意念后及时干预, 则可能阻止自杀行为的发生。自杀意念的出现与个体对自杀行为、自杀者、自杀者家属、安乐死等所持有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相关, 即自杀态度[4], 其强弱可直接影响自杀行为的发生、发展以及自杀手段的致命性, 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因而对自杀态度的研究可为防控自杀行为提供依据。
从本次调查来看, 人群各维度总体均分处于2.5-3.5分之间, 表明所调查人群的自杀态度倾向于中立和矛盾态度。由于态度的不确定性, 因而如果遭遇某些意外打击或突发事件, 如重大疾病、亲人丧失、财产损失、感情受挫等, 采取自杀行为的可能性就倾向于增大;但另一方面, 如果对社区人群加强生命意义的教育, 让每个人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改变对自杀的态度, 在潜意识中形成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自杀的坚定态度, 增强生命意义感, 当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境时, 就能够努力克服或战胜困难, 而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5]。
从表1可见, 不同性别的人群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 (P<0.05) 和对安乐死的态度上 (P<0.01) 存在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和矛盾态度, 不容忽视的是42.1%的女性对安乐死持认可和宽容的态度, 而反对、排斥者仅占3.5%。此结果与雷兰英等的调查结果“城市社区成年人对自杀态度的各个维度在男女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P>0.05) ”不同, 可能与调查人群所处地域、经济发展、文化背景、价值观不同等因素有关。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 原意是指无痛苦和有尊严地死亡,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安乐死包括一切因身心原因致死, 让其死亡以及自杀[6]。女性对安乐死的态度可能与其性格特点有关, 由于安乐死对象为身心遭受痛苦者, 容易得到女性的同情和怜悯, 认为安乐死可帮助其得到解脱, 不再受痛苦折磨, 因而反对、否定者极少。
40岁及以下组和40岁以上组在对待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和安乐死的态度方面存在差异 (P<0.01) 。40岁及以下组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多为理解和宽容, 而40岁以上组更多呈现中立和矛盾态度, 持反对、否定态度者均极少;40岁及以下组对安乐死持中立、矛盾和认可、宽容者均高于40岁以上组。在全球, 自杀是15岁~44岁人群的前三位死亡原因[7], 也是我国15~35岁人群首位死亡原因[8]。多项关于人群自杀态度的研究表明, 中学生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多为认可或理解,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其认可或理解的程度也随之增加;大学生及硕士研究生总体上对自杀行为持中立、矛盾或认可、宽容、理解态度[9,10,11,12,13]。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40岁以下人群, 尤其青少年是自杀的脆弱人群, 因其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阶段, 遭遇任何不如意均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由于自杀者往往具备某些性格特征, 如孤僻、内向、敏感、多疑等, 因而应适时进行心理干预, 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各级干预机制, 才能降低自杀率, 有效保护生命。40岁以上人群人生阅历较丰富, 忍耐性和对挫折的应对能力较强,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更深刻, 哪怕遭遇不幸, 生的愿望依然强烈, 因而采取自杀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也有研究显示, 老年人在对待自杀的态度上更多持理解或肯定态度。艾娟等认为, 70岁以上老人及独居老人对安乐死均持肯定态度[14], 中国老年人自杀率是仅次于青少年的第二个高峰[15]。提示各年龄段人群各有其特征, 自杀干预应注重个性化, 不能一概而论。
城市边缘人群 篇5
1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武汉市的18 ~ 55岁的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大学生4类职业人群共2 880名。
1. 2方法
1. 2. 1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按照4类职业人群的样本量和男女比例1 ∶ 1的要求, 在武汉市选择11个行政区, 在每个区至少抽取2个单位, 将所抽单位满足条件的所有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直到达到所需样本数。
1. 2. 2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深入单位进行面访调查, 问卷依据《2012中国城市职业人群体重控制知信行调查问卷》, 由专家咨询会共同研究设计,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含身高、体重、腰围等实际测量项目及患病情况) 、对体重控制的认知、对体重控制的态度、体重控制相关行为等4个部分, 其中对体重控制的认知11题, 对体重控制的态度7题, 体重控制相关行为12题, 共计40题。调查问卷中实际测量项目由调查员一对一测量完成, 其他内容由调查对象采取自填方式独立完成。
1. 2. 3质量控制所有调查员都经过统一培训, 调查时采用规范化的程序, 运用规范化的导语, 不加任何诱导。质量控制人员现场对每份问卷进行审核, 对漏项、 逻辑不符和填写不清晰的及时进行补充调查。比较问卷中主要问题应答的逻辑错误, 除去不合要求的问卷, 避免被调查者的主观性、随意性造成的误差。
1. 2. 4判定标准体重指数 ( BMI) 采用卫生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推荐标准, 以BMI < 18. 5为体重偏轻, 18. 5 ≤BMI < 24为体重正常, 24≤BMI < 28为超重, BMI ≥28为肥胖[3]。为综合评价调查对象超重和肥胖的认知情况, 对问卷中体重控制认知部分11个问题中的5道相关知识题, 回答正确其中3题判定为知晓, 否则为不知晓; 多选题答对60% 判定为知晓。
1. 2. 5统计方法采用Epi Data 3. 1软件录入, 应用SPSS 12.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 1基本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2 880份, 有效问卷2 706份, 有效率93. 96% 。 其中男性1 359人 ( 50. 22% ) , 女性1 347人 ( 49. 78% ) , 男女比例为1. 01 ∶ 1; 年龄18 ~ 55岁, 平均年龄为 ( 34. 42 ± 11. 21) 岁; 文化程度以大学及以上为主1 554人 ( 57. 43% ) 平均收入小于2 000元的有990人 ( 36. 59% ) , 其次3 000 ~ 4 999元的有928人 ( 34. 29% ) ; 婚姻状况主要为已婚, 有1 665人 ( 61. 53% ) 。
2. 2超重和肥胖情况调查对象体重超重率为22. 65% , 肥胖率为4. 80% ; 男性超重率 ( 32. 45% ) 、肥胖率 ( 7. 36% ) 均高于女性超重率 ( 12. 77% ) 和肥胖率 ( 2. 23%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见表1。
注: BMI—体重指数。男女性比较, χ2= 250. 221, v = 3, P < 0. 01。
2. 3对肥胖和体重控制的认知情况调查对象对体重控制主要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仅为42. 56% 。肥胖是疾病的知晓率为74. 05% , 超重肥胖对身体产生影响的知晓率为40. 76% , 导致超重肥胖因素的知晓率为35. 7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见表2。
注: a的调查人数为601人。
2. 4肥胖和体重控制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认知情况调查对象对超重和肥胖者心理问题多的知晓率为69. 14% , 且该项男性的知晓率61. 66% 低于女性的76. 69%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见表3。
2. 5对体重控制的态度调查对象有信心控制体重率为72. 88% , 主动学习体重控制知识率为64. 45% 。 男性主动学习控制体重知识率 ( 59. 90% ) 低于女性 ( 69. 0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见表4。
2. 6体重控制相关行为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静坐6 ~ 9 h者均大于46. 36% , 小于6 h者不超过32. 89% ; 每周锻炼1、2次者均大于31. 05%。“每周锻炼少于1次”的率为41. 54%, “每周锻炼5次及以上”者不超过10. 87% , 见表5。
注: 男女性认知情况比较, χ2= 80. 126, v = 3, P < 0. 01。
3讨论
研究显示, 武汉市职业人群超重率 ( 22. 65% ) 、肥胖率 ( 4. 80% ) 均低于2010年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尽管如此, 我市体重控制工作仍不能放松, 否则会给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带来更大的挑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超重和肥胖症是高血压、2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脑卒中和某些肿瘤的危险因素[4-6], 成年期肥胖是老年期死亡的强有力的预测因子[7-8]。
调查显示, 调查对象对体重控制主要知识的总体知晓率很低, 仅为42. 56% , 对超重肥胖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哪些因素会导致超重的认知率都低于50% ; 主动学习体重控制知识率为64. 45% 。说明武汉市大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对超重肥胖产生的因素和导致的危害等方面知识了解极少, 对控制体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因此, 医疗卫生部门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微博和手机短信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广大群众对超重肥胖危害健康的认知水平。
本研究显示,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静坐6 ~ 9 h者均大于46. 36% , 每周锻炼5次及以上者不超过10. 87% 。 4类职业人群每天锻炼的比例低于中国15岁以上人口经常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 ( 23. 5% ) [9]。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静坐时间长, 缺乏必要运动, 这无疑会大大增加超重和肥胖的风险。运动对减肥、控体重和保持健康所产生的正面效益已不言而喻, 运动量是确保减肥有效与安全的关键所在, 是由运动强度和运动持续时间决定[10]。因此,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要共同制定科学的、可实施的和可接受性的运动干预策略, 提供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有氧运动方法。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广泛宣传“日行一万步, 吃动二平衡, 健康一辈子” 的生活理念,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力推行工间操, 提倡每人每天运动1次, 每次运动不低于30 min, 从而达到有效控制体重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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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人群 篇6
一、城市音语音现象分布地区及适用人群
经过问卷调查统计发现, 就地区而言, “城市音”现象的多分布在市区及周边地区。主要包括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四方区以及崂山区和城阳区靠近市内四区的地带 ;就使用人群而言, 使用“城市音”的也不是全部居民, 而是以女性居多, 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就职业而言, 则多为白领、学生和服务业人员。学生以初中生和高中生居多, 而从业者又多存在于生长于农村后在市中心工作的人群 ;从受教育情况来看, 使用“城市音”的人群普遍为高中或高中以下学历。男性中, 任何行业中使用“城市音”的人都极少。
二、“城市音”语音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从适用主体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 “城市音”现象仅存在青岛部分群体中, 总体特征为 :女性、中下等学历、有农村背景但在城市工作的人群或学生、中青年群体。
通过上文的分析, 大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城市音”是在普通话和青岛方言综合影响下产生的, 属于一种新的社会方言语音现象。对于这种新的语音现象, 女性的接收敏感度明显是高于男性的, 这是由于女性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与此相似的是北京的“女国音”现象。诸多实例充分说明了女性更能创造和接受一种新的语音现象。
其次, 由于受教育水平决定其成长环境, 所以该现象主要出现在初高中学历群体中。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普遍提倡普通话, 但是在农村地区, 除课堂教习外, 学生仍以当地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在课堂教习的普通话的影响下, 出现了保留青岛方言特点, 但在向普通话转变的过渡语言“城市音”。然而接受大学教育后, 不论是否在青岛本土修学, 普通话都成为日常和教习的通用语言, 普通话得到极大锻炼, 所以基本不存在基于方言之上的“半洋半土”现象。小学生中通常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是受到普通话影响程度很小。
在有农村背景但在城市工作的群体中出现“城市音”, 且较为普遍的原因是, 出于使用主体对“优质”语言的追求。实际上, 语言是不存在优劣的, 仅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交流手段。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人们普遍会对使用的语言产生“洋”或“土”的区别, 即认为“洋”为优, “土”为劣。在普通话普及的当下, 方言大多被定义为“土”, 即俗气。有农村背景但在城市工作的群体, 自小使用的语言为青岛方言, 但是进入城市工作后, 同事多为使用普通话的市区居民, 这部分市区居民的普通话仍保留了部分青岛方言特色。农村“转移”过去的人群会不自觉的模仿他们的“洋气”的语言。加之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便形成了这种“城市音”。由于“城市音”产生后也带有“洋”的性质, 所以便被普遍接受和传播。这一现象更多的发生在从事服务业的人群中, 主要是由于他们更多的接触顾客, 且不断地进行语言表达。
最后, “城市音”多存在于中青年群体即三十岁左右及以下人群中, 主要是由于普通话从1986年开始大力推广, 主要受众为在校学生。这批人群及其以后的青少的成长过程中受普通话影响较多。而对于之前的人群则深受方言影响,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此外, 年纪稍大的人堆语言的反应也远远不及年轻人敏感。
(二) 从语音发展本身分析
语音是语言中变化最大, 发展最快的因素。语音本身也在经历着不断地发展。就方言本身影响其演变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方言的变化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
通常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市区的居民, 其方言变化慢且差异小, 而对于人口相对稀疏的城郊的居民, 则受到其他语言的冲击后变化比较快, 也比较明显。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城市音”会较多存在于原本生活于农村后在城市上班的群体中。
2. 方言区边远地区语音变化快
由于放眼见得相互渗透, 变化较大且较快。所以在城乡结合部会出现“半洋半土”的语音现象。
3. 方言意识决定了方言发展情况
青岛是一个地区自豪感较强的地区, 青岛市民从这一地区获得的荣誉感很强。对于青岛市民而言, 他们并不会完全抛弃青岛方言而全部使用普通话。诸多具有青岛标志性的“口语”被保留下来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城市音”也是某些程度上基于这种方言和地区意识下产生的语音现象。
影响方言的因素还有很多, 诸如经济发展实力、人口、家庭生活、地理环境等等, 由于“城市音”产生于一个城市内部, 产生于一种共同方言中, 所以上述因素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在此便不再赘述。
摘要：“城市音”是方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共性却别具特色的语音现象, 青岛方言在普通话及其他因素影响下产生了这一现象, 本文旨在从其产生的原因及适用主体分析, 以期补充对其认识。
关键词：青岛方言,“城市音”,产生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方言调查字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城市边缘人群 篇7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2年1—7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上海市某区1个国营企业、1个私营企业、1所中学、 2所小学教师、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某研究所科研人员和1个公交公司驾驶员为研究对象,除公交公司只调查1个车队的驾驶员外,其他单位职业人群调查率为81%~89%,平均调查率为83%,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自主填写调查问卷。
1.2内容与方法
1.2.1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活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闲暇时间参加运动情况等。
1.2.2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度评估采用Karasek工作内容问卷中文版[3](JCQ,27条)和Siegrist ERI问卷中文版(23条)进行自我评估[4],评估问卷的信度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62、0.76,采用李氏(Likert)5级赋值。询问被调查者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分为基本满意、不满意。
1.2.3抑郁症状评估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编制的流行病学研究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pression Scale,CES -D)中文版[5],问卷共20个条目,使用李氏4级赋值法,取值为0~3。问卷内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
1.2.4肌肉骨格疾病症状调查参考北欧肌肉骨骼疾患标准问卷(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肌肉骨格症状调查问卷做适当修订[6],调查工作人群过去12个月内颈、肩、腰部出现的疼痛、不适、麻木症状。问卷Cronbach's α 值为0.878。
1.2.5身高、体重测量使用人体秤,测定脱鞋身高以及体重。
1.3相关指标定义
1.3.1肌肉骨格症状的定义过去12个月内出现颈、肩、腰部疼痛、不适、麻木症状。
1.3.2职业紧张程度分级分别将JCQ、ERI问卷中职业紧张相关评估变量按三分位数法进行分组,工作要求、工作控制、社会支持、工作要求与工作控制评分 (D/C) 比值、工作付出、工作回报、工作付出与回报 (E/R)比值高于66.7百分位数为高,反之为低。
1.3.3抑郁症状评定标准以CES-D总评分<16分者为没有抑郁症状,≥16分者为有抑郁症状。
1.3.4体重超重的定义按照国内标准体重指数(BMI)≥24kg/m2者为超重,反之为正常。
1.3.5闲暇时间运动定义每周运动1次以上,每次30min以上。
1.3.6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参照GBZ 2.2-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接触限值》中常见职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表,把调查对象分成轻、中、重三级,无极重度劳动。
1.4统计学分析用Epi Data3.1建立数据库。单因素 χ2检验分析与肌肉骨格症状患者有统计学关联的相关因素,观察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对潜在肌肉骨格症状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上述统计分析用SPSS 13.0版完成。
2结果
2.1一般情况本调查于2012年1—7月完成,共发放调查评估问卷2 639份,经审核符合工作年限且问卷填写完整2 458份,有效应答率为93.14%。其中男性1 130人 ,女性1 328人 ,男女平均 年龄分别 为 (42.1±11.6)和(39.1±10.7)岁。调查后12月内颈、肩、腰部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33.7%、26.5%、26.2%。对职业人群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车驾驶员颈、肩、腰部患病率为最高,见表1。职业人群组间颈、肩、腰部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社会人口因素对颈、肩和腰症状的影响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在调整了年龄、性别、职业因素后,增加颈部患病风险的社会人口因素有吸烟,增加肩、腰部患病风险的有吸烟、饮酒和患有其他慢性疾病。闲暇时间运动可降低颈、肩、腰部部患病风险。高学历对腰部的患病似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3工作特征相关因素对颈、肩和腰症状的影响对工作特征相关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增加颈、肩部患病风险的因素只有体力劳动强度,增加腰症状患病风险的有工作日站姿超过4 h、工作日弯腰超过30 min。
2.4工作紧张相关因素对肌肉骨骼症状影响对工作紧张相关变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职业因素后,增加颈部患病风险的因素只有工作紧张,增加肩、腰部症状患病风险的有工作紧张、工作付出 - 回报不平衡、工作满意度低,抑郁症状也可能增加腰部症状患病风险。
2.5影响颈、肩和腰症状的多因素分析把可能影响颈、肩、腰症状社会人口学、工作特征和工作紧张相关因素纳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调整年龄、性别和职业等因素后,重体力劳动、工作紧张、工作付出 - 回报不平衡是颈、肩、腰症状患病的危险因素, 抑郁症状与腰症状患病存在联系,工作满意度低与腰、 肩症状患病存在联系。见表5。
把颈、肩、腰任一部位出现症状作为病例,控制相关潜在混杂因素后,教师、社区医护人员,工作紧张和作付出 - 回报不平衡均可独立预测肌肉骨格症状,工作紧张还可预测私营企业和服务人员肌肉骨格症状。 见表6。
注:a控制年龄、性别和职业。
注:a控制年龄、性别和职业。
注:a控制年龄、性别和职业。
注:a控制年龄、性别、职业、其他相关因素。
注:a控制年龄、性别、职业和其他相关因素。
3讨论
肌肉骨格症状和疾病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职业人群的缺勤、工人补偿和伤残培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肌肉骨格相关疾病所致[1]。
肌肉骨格症状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性别、工作中重复性动作、上举重物、推或拉物件、静坐作业、弯腰、计算机使用、职业紧张、抑郁因素等[1,7,8],国外有学者对心理因素与下背痛的前瞻性研究进行综述[9],认为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证明心理因素与下背痛之间存在联系。但近期的横断面研究和队列研究结果报道,工作紧张(高工作要求结合低工作控制)与下背、颈部 / 上肢痛症状存在联系,同时与因肌肉骨格痛的缺勤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联系[1,10]。本研究分析发现,重体力劳动对颈、肩、腰症状影响的相度危险度OR值分别为2.45、 1.81、2.43,控制社会人口学因素、工作相关体力劳动强度、工作满意度、抑郁症状等混杂因素后,职业紧张、付出-回报不平衡仍可独立预测颈、肩、腰部患病。工作紧张相关因素对颈、肩、腰部症状的影响,尽管OR值低于体力劳动强度,腰部症状还低于工作中站姿和弯腰两个因素,但其对城市职业人群肌肉骨格疾病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有报道认为,低体力劳动强度的职业人群社会心理因素可能是其手、腕部症状患病的重要决定性因素[11]。本研究结提示,轻体力劳动的社区医护人员、教师工作紧张和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是颈、肩、腰部位肌肉骨格患病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国营、驾驶员工作紧张与肌肉骨格症症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联系,这一结果支持上述观点。Prawit等[12]报道,工作中社会心理因素对肌肉骨格的影响与某些职业特征有关,需要与其他人进行频繁交流者会增加社会心理压力,工作中与他人交流的人数多、交流频繁会面对更多的冲突和时间压力、相对较少的工作控制,相比较那些较少或不需要与其他人交流的职业人群,需要较多交流的职业人群其工作紧张强度更大。教师完成教学任务需要与学生或家长进行频繁交流,社区医护人员需与患者和家属进行交流。这从另一侧面解释了上述2种职业人群肌肉骨格疾病与社会心理因素存在较密切的联系。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探讨职业紧张对城市职业人群颈、肩、腰痛症状的影响。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在2012年1—7月调查上海城区7种职业2 458名20~63岁职员。采用中文北欧肌肉骨骼问卷调查颈、肩、腰部症状,职业紧张评估采用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JDC)和工作付出-回报(ERI)问卷,同时调查社会人口和工作特征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职业紧张对颈、肩、腰症状的影响。结果 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后,职业紧张可能是颈、肩、腰部症状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44、1.27和1.60。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同样也是颈、肩、腰部症状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31、1.34和1.33;工作满足度低则可能是肩、腰部症状患病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33、1.32;抑郁能预测腰痛症状,OR值为1.37。结论 职业紧张可能对城市职业人群颈、肩、腰部的患病产生一定的影响。
城市边缘人群 篇8
1 城市贫困人口享有医疗保障的现状分析
贫困人群的形成原因既有“制度越位所造成的社会剥夺”也有“制度缺失所造成的社会剥夺”。而在这两种“剥夺”过程中, 尤以“制度缺位型社会剥夺”对城市贫民的健康保障影响最大。制度缺位型剥夺是指因缺乏相关的制度而使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遭受剥夺, 在城市贫民的医疗保障过程中由于针对于该群体的制度缺位与失位, 城市贫民的健康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性保障。在健康状况和心理状况中存在“绝对剥夺”与“相对剥夺”的情形, 分别发生于贫困程度不一的群体中。
第一, 对于最为贫困的群体, 绝对剥夺状况意味着其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得以保障。这一人群缺少水、食品等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 造成其出现营养不良、心理负担重等健康危险因素, 因此这一人群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在健康保障制度方面, 由于这一群体本身就因生活资源匮乏而无力分担健康保险的筹资义务, 因此对该群体的健康保障制度并未有效发挥作用。作为最为贫困的群体, 这一人群本身缺少卫生服务产品的购买能力, 在健康保障未有效提供医疗卫生的费用分担机制的情况下, 该人群在患病之后无法享有“可得性”的医疗服务, 进而造成健康状况损害程度的加深与恶化。
第二, 相对于最贫困群体的次贫困群体而言, 相对剥夺状况意味着尽管其可以获得少量的生活必需资料, 但其有限的支出仅限于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时, 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心理”[3]等阶层的不平等状况, 仍然会对其健康造成影响。尽管目前在城市人群中实施了不同类型的健康医疗保障网络建设, 但是由于这一群体在收入偏低的前提下, 更倾向于将个体资源使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与改善生活状况的活动中。因此相对于最贫困人群无能力而言, 这一群体更多是不愿意承担有限的保障基金缴纳义务。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一群体成员患病时, 其可能会出现的就医行为主要表现为凭其有限的知识进行自我医疗, 因此当其健康状况受到重大疾病的威胁时, 仍然无法享受健康保障网络的“互助共济”。
2 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现状的制度性根源
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部分, 对其健康权利的维护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目前, 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如社会剥夺造成不同贫困程度的人群在享有健康权上的差异性等现象, 提示学界必须对我国城市贫困人群医疗保障现状的制度性根源进行剖析。目前覆盖于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几个方面。
2.1 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保障城市居民享有医疗服务最为常见的社会政策, 但城镇贫困人群却被“显性社会排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城市居民的医疗问题提供了途径,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针对性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医疗保障问题的措施, 而是将该群体排除于享受正常的健康权利之外。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施环节来看, 这种保险强调用人单位与职工在保险费用缴纳上都具有同质的义务, 用人单位在保险费用的缴纳过程中, 一方面可以分担职工在保险费用交纳时的经济成本, 另外一方面可以以强制性的要求督促职工积极的参保。对于城市贫困人群而言, 社会剥夺的存在使其可获得的工作机会比其他人群少, 因此城市贫困人群要么是无工作单位, 要么是工作单位效益不佳。在缺少外来的资金支持与强制性制度规范的前提下, 城市贫困人群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低。据有学者调查, “在城市贫困人口中, 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的分别占到62.7%、66.0%,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参加了, 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4]针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对城市贫困人群的“显性社会排斥”, 政府机构通过“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这一制度设计将城市贫困人群纳入到医疗保障网络之中, 但这一制度仅覆盖了部分贫困人群, 而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剥夺”程度不一的贫困人群自我排斥于该制度之外的情况。尽管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需求弹性与收入需求弹性相对于其他产品较低, 且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低门槛的设置为贫困人群参保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但在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仍然有部分城市贫困个体被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所排斥, 对此, 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并没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与配套措施, 因此无论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是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 对于因社会剥夺而陷入绝对贫穷的城市人群来说, 均不能予以足量的制度“红利”。
2.2 医疗救助为城市贫困人群提供了医疗救济, 但救济对部分贫困群体形成了“隐性社会排斥”。医疗救助是政府针对贫困人群中有效医疗需求未得以满足的个体予以专项帮助与支持的行为, 这一行为并未得以规范化, 因此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医疗救助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会“因为文化上、偏见上、习惯上或游戏执行过程中裁判者的原因造成实际上的不公正”, 而对部分城市贫困个体形成“隐性社会排斥”。就这一现象形成的制度性原因而言, 该制度不能有效运行的主要原因是:首先, 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化, 无法有效地协调分配资源, 也无法明确救助过程中各参与机构的“权、责、利”关系, 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化与科学的设计和论证, 使得救助活动与流程呈现出随意性的特点, 使医疗救助的“裁判者”在无意识中促就“隐性社会排斥”;其次, 针对救助对象的界定并不清晰, 缺少刚性的界定标准与补偿标准, 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得到救助的群体不能得到救助, 而不应得到救助的群体却可能“搭便车”占用有限的救助资源;再次, 医疗救助的单一化无法有效地满足城市贫困人群在医疗服务需求上的多元化要求, 在目前医疗救助过程中从制度与实际层面上而言, 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主体仍然主要是政府机构, 其具体的救助形式仍然主要是采取经济补偿方式, 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城市贫困人群的就医困境, 但是由于医疗成本的上升以及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城市贫困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呈现多元化, 政府机构有限的财力无力呼应这一变化, 而仅限于经济补偿的救助方式也无法提供给城市贫困人群更符合其要求的多元化高品质的卫生服务。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地区差距, 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贫困者来说, 在救济过程中被“隐性排斥”的问题就更为突出。
3 城市贫困人群医疗保障的改革建议
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使得城市贫困人群主动或被动地无法享有医疗保障网络对其健康水平的保护与维持。针对此情况应考虑从医疗保障的重要参与主体角度出发, 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以推动医疗网络覆盖于城市贫困人群, 使其能够从具“反应性”、“可及性”与“可得性”的医疗活动中购买适宜的卫生产品。
3.1 政府在医疗保障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建设而言, 只有政府这一最大的公共组织才能承担起网络资源建设与制度供给的责任, 也只有政府才能针对显、隐性的“社会排斥”及其制度性根源进行矫正。政府在医疗保障过程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与改革, 从而提高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覆盖率。首先, 由于贫困的形成与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密切相关, 因此政府作为对于社会资源可以进行调整与分配的公共组织, 在进行医疗资源的调配过程中应以“公平”作为行政伦理的取向, 防止在市场化浪潮中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出现“政府失效”的现象。政府在救济过程中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防止因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卫生公平性低下[5], 加大对贫困人群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政府可以基于贫困人群类型特征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实施分类管理[6], 区别性地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人群进行经济资助, 使其均能参与到医疗保障网络体系的建设中来;政府可以通过进行技术资助、人才定时流转与高级医疗人才和设备义务巡诊等方式满足贫困人群合理的多元化医疗需要;政府可以通过设置平价医院的方式解决被高新技术与高成本医疗技术排斥的贫穷城市人群;政府还可以通过供给劳动机会等方式, 使贫困者通过自我造血功能告别贫困, 并有能力主动参与到社会医疗保障过程中来。其次, 除了调配各种贫困人群所需的卫生资源外, 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与制度供给和引导, 使城市贫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与救助制度更为有效地发挥其效用。通过具有倾斜性的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 政府可以使社会资源向城市贫困人群回流, 使其能够摆脱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 从而成为具有筹资能力的参与主体。从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来看, 政府可进一步完善城乡职工医疗保险, 对部分未按照该制度执行的用人单位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 促使其在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中承担其职责;政府还可以通过逐步推进并不断完善城市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方式, 使医疗保险为贫困人群分担医疗费用;政府还可以不断规范医疗救助体系, 使其会在各方的利益博弈中不失去应有效果。
3.2 社会力量应在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过程中发挥有力的补充作用。
社会力量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也具有其效用, 一方面它可以通过监督政府行为督促政府对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进行足量投入,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以自身的资源对城市贫困人群实施医疗保障与救助。在对政府的职责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可包括:社会发展或卫生的NGO组织、新闻媒体、妇联等群众组织。在城市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过程中, 这些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诸如 “区域性卫生公平性评价”、“新闻报道”、“政策建议”等具体方式督促地方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在行政行为过程中照顾处于弱势地位的城市贫困人群。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 为有效使社会组织的这一监督职能得以强化与完善, 就必须增强这些组织的独立性。社会力量除了监督政府的实物救济与制度供给行为之外, 还可以以自我的力量进行卫生服务产品的提供。首先,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为城市贫困人群提供了服务的选择权。社会资本, 一方面可以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服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对于城市贫困人群而言, 社会资本可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部分产品的可得性, 因此对于城市贫困人群而言, 规范化的私立医疗机构是其购买医疗服务的可选供方。其次,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保险行业设计科学并具操作性的、低廉的保险产品对社会医疗保险进行有益的补充, 防止贫困人群因重病无钱医治而丧失健康与生存机会。商业医疗保险是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 但目前它只适宜于有购买能力的社会个体, 针对于城市贫民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的开发与推广, 可以更好的减轻城市贫困人群的重病负担。最后除了社会资本主导的营利性私立卫生服务机构外, 社会力量中还存在着如非营利性部门等组织, 这些组织既可以通过提供“慈善”性的救济金来帮助城市贫困人群“求医问药”, 也可以通过设立医疗机构, 以便廉价地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来救济城市贫民。
针对城市贫困人群因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的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造成其无法获取医疗保障的问题, 应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协调合作来共同解决。此外, 由于医疗保障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这一体系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因而在社会环境急剧变迁的现实社会中, 只有通过政府、社会、个人以及其他的医疗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联动, 才能优化配置各种社会保障资源和政策制度, 从而保证城市贫困人群健康权的实现与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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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敏, 陈锐, 李宁秀.中国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研究——-基于社会剥夺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 2009; (7) :40.
城市边缘人群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13年10月~2014年5月在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体检科参与健康体检的100例辨证为痰湿质且处于血脂边缘升高的人群, 将选取100例患者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50例, 表1所示为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以及合并疾病的对比情况,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合并疾病等方面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血脂边缘升高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总胆固醇 (TC) 为5.18~6.22 mmol/L, 或甘油三酯为 (TG) 1.70~2.26 mmol/L, 或低密度脂蛋白 (LDL-C) 为3.37~4.14 mmol/L。以禁食 (1O~12 h) 静脉血测定值为标准。
1.3中医痰湿体质判定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计算机软件综合判定方式。问卷调查内容及体质辨识软件依据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4月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断表》内容及判定标准而制订和开发。首先由被调查人员独立完成量表填写, 再由本科中医师进行四诊合参, 将上述采集数据输入计算机, 综合判断被调查人员的中医体质, 选取其中痰湿体质。
1.4 干预方法
1.4.1 观察组
中医辨体干预 (1) 膳食调养:饮食以清淡为主, 控制食量, 少吃生姜、辣椒、胡椒、花椒、羊肉、狗肉、鹿肉等甘温油脂的食品及火锅、烹炸、烧烤等辛温助热食物, 常吃冬瓜、荷叶、山楂、赤小豆、扁豆、枇杷叶、绿豆、芹菜、黄瓜、海带、藕、薏苡仁、莲子等甘寒、甘平的食物。还可适当进食薏苡仁粥、白扁豆猪腿汤、山药冬瓜汤或赤小豆鲫鱼汤等药膳。 (2) 体育锻炼:可选择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游泳等多种运动方式促使湿邪排出。 (3) 生活调摄:衣着应透气, 衣服要尽量宽松, 穿棉、麻、丝绸、天然纤维的衣服, 利于湿气的散发。肥胖者不能穿塑性衣服, 非常妨碍湿气的散发。 (4) 情志调摄:避免长期忧思伤脾, 酿生痰湿, 切勿经常暴怒, 阻碍气机运行, 可常与人交流或参加社区活动, 或倾听轻松愉悦音乐, 调整心态。
1.4.2 对照组
入院后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 找出患者潜藏的威胁到健康的因素, 如体重严重超标、饮食不合理、缺乏运动、吸烟等, 从而根据患者存在的危险因素, 对其进行针对性健康教育, 使其认识到高脂血症的临床表现、危害、治疗方法、预防方法等, 通过面对面的宣教以及发放纸知识手册等方式引起患者的重视, 使其认识到高脂血症是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重要诱因。
1.5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18.0软件对临床研究中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其中,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82%, 对照组为58%, 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血脂情况比较
干预前, 两组患者的TC、TG、LDL-C指标的对比上, 差异不明显 (P>0.05) ;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三项指标对比上, 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临床上发现, 痰湿体质人群易容易发生血脂异常, 理论依据可参考《内科》中的膏脂学说, 其认为痰湿体质之所以易发生血脂异常, 是因为痰湿在血脉中, 其与血相结合流走全身, 从而容易导致血脂异常[2]。针对痰湿体质易于发生血脂异常的倾向, 根据中医“治未病”的原则, 通过辨体进行膳食、运动、情志等干预积极改善痰湿体质, 调整机体功能状态, 可以达到防治血脂异常的目的, 真正做到未病先防、欲病救萌、防微杜渐[3,4]。
本次研究结果为,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均得到相应的上涨, 其中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82%, 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58%, 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三项指标对比上, 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因此, 中医辨体干预可降低痰湿体质血脂边缘升高人群的血脂水平, 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将来本院参与健康体检的人群先进行常规体检, 选取血脂处于边缘升高且中医辨证为痰湿质的人群 (5.18<TC≤6.22 mmol/L, 或3.37<LDL-C≤4.14 mmol/L, 或1.70<TG≤2.26 mmol/L) 100例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观察组给予中医辨体干预, 而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指导干预, 1年后比较两组人群血脂变化情况。经1年健康指导干预, 观察组TC、TG、LDL-C值较对照组低, 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中医辨体干预可降低痰湿体质血脂边缘升高人群的血脂水平, 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医辨体干预,血脂边缘升高,效果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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