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经济（通用11篇）
边缘经济 篇1
1 前言
边缘效应作为一个生态学现象被人们所认识, 并将边缘效应理论的应用由生态学研究领域延伸至城市规划和设计等社会生产和发展领域[1,2,3,4], 研究对象也从生物个体拓展为区域单元, 从生物群落等生态领域扩大到社会等多个层面, 但是将生态学的边缘效应等理论由生物生态引入经济生态的研究仍显不足。由于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和生态经济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而生态经济系统正是当前发展和壮大生态经济的重要载体, 故理清生态经济系统及其边缘效应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发展区域生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 本文从生态经济系统的内涵与功能出发, 归纳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优势和特性, 以广东省与广西省域边界上的地级市——玉林市为例, 探讨省域的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 为经济转型期省际间产业转移、产业选择、相关生态因子的扩散和集聚过程提供理论参考。
2 生态经济系统及其边缘效应
2.1 生态经济系统的内涵与功能
生态经济系统是通过以人为主体的技术中介, 联结生态和经济所构成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价值增殖和信息传递的结构单元[5]。因此, 这种单一结构单元的中心位置通常是各种生态因子的联结中心, 由此形成了系统中心。但对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的结构单元构成的生态经济系统, 其系统边缘区域因高度汇聚各类生态因子, 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系统的中心。对生态经济系统整体而言, 更强调遵循客观规律, 力求在生态经济系统功能上, 使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5]。宏观层面上, 生态经济系统从生态保护逐渐拓展到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产业层面上, 生态经济系统从农业逐步拓展到工业、服务业;地域层面上, 生态经济系统从生态村逐步拓展到生态乡、生态县、生态市和生态省;协调层面上, 从影响生产行为逐步拓展到消费行为和社会行为, 因此生态经济系统在整体上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耗散结构。
2.2 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
纵观整个地理环境, 只要存在地理梯度的非均衡[6], 就必然产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处于水平方向上的海陆交界、经济结构上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交界、城市与乡村的交界, 均体现出不同强度、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与不同类型的边缘效应。因此, 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交界地带即边缘区域, 有可能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环境。即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产生的前提是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生态位, 这种生态位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相对比较中体现出来。它可视为二维空间中的矢量, 应包含两个方面含义[7]:一是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单元的状态, 表现为过去资源、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对环境的现实竞争影响力或占有支配力。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 决定生态经济系统单元在特定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由于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在城市中功能的差异, 导致各生态经济系统间及其内部的生态位均存在着差异。因此, 只要具有高的生态位, 处于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上的边缘区域, 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上的中心, 如处于海陆边缘地带的香港特区和上海市。
3 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的边缘效应分析
3.1 边缘优势的主要体现
主要表现在:①要素的丰富性。省域行政边界地区,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域上相邻的省级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区域。受惠于边缘区域丰富的各类要素, 将产生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 具体表体为加成效应、协合效应和集联效应[4]。其过程是先通过加成效应, 将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等生态因子加层, 扩展边界地区的生态位;接着边界异质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处于合适的生态位后产生“谐振”, 继而各因子之间产生强烈的协合效应。同时因集肤效应的存在, 加大的信息和丰富的要素则产生互补性的汇聚, 引发超越各地域组分单独功能叠加之和的生态增殖效益, 从而激发行政边界地区产生边缘效应。②政策的灵活性。当前, 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 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8]。由于强调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紧密的经济联系使省域行政边界地区重视并积极寻求区域间整体的合作, 寻找共同发展的合力, 以期顺利完成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 故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③界面优势。利用界面优势, 通过行政边界地区的二元性结构为省域间的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 并使之成为省与省行政区域间政治对话、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和信息沟通的媒介, 为省域生态经济系统提供交互的平台。因此, 利用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 可成为转型期扭转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局面的“外力”。
3.2 特点
主要为:①开放性。开放性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本特点, 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有序结构产生和维持的基础。开放的省域行政边界地区, 省内和省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生态系统通量的加大。边缘地区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汇聚地和中转地, 让边缘地区获取和利用更多的资源和机遇,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利于系统之间的交流。边缘地区是省域行政边界区域间有效合作的窗口, 是区域经济互动的前沿地带, 保持区域经济活力和获得边缘效应, 首先要开放和打破行政管理界线与地方保护主义。②占据不同行政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位于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环节, 占据着生态经济系统“增长极”向边缘地区进行梯度递推的关键节点, 也是平衡同一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发展差异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发挥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③协同作用。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重要特点是开放性, 开放性与协同性共生于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一个生态经济系统的进化可能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的选择压力, 从而引起其生态经济系统的适应性变化。两个或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位存在着一定重叠, 势必产生相应的竞争, 生态经济系统的自身进化常常受到相互之间的影响,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协同进化系统, 因此协同作用也是形成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础。
4 玉林市的生态位和发展环境
4.1 基本生态定位
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 地理位置上处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地带。玉林市属桂东南丘陵盆地, 山地面积仅占1/3, 境内地势低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和光热资源充沛, 年均温21℃, 一年“三熟”, 特别适宜农作物生长, 一直是广西乃至我国重要的“粮仓”, 也是全国和广西的热带水果生产基地[9]。长期以来, 玉林市经济以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 201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39.3∶30.4∶30.3转变为20.5∶44.5∶35.0, 第二产业已成为玉林的支柱产业, 但是整体经济总量偏小, 实力较弱[10]。
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玉林市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 其东面、南面分别与广东省茂名市和湛江市毗连。随着联结两广交界区域交通的改善, 玉林市将作为广东省进入广西省的重要节点, 也将成为两大生态经济边缘界面——广东经济区“西拓”和广西经济区“东进”的要地。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之间的生态位的“位差”, 使玉林成为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
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从整个华南大经济区来看, 玉林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江三角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是西南地区东向出海、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西进参与西部大开发和内地向东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进军的重要节点和便利通道之一[11]。目前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加快, 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玉林紧靠广东、海南, 前临香港和澳门特区, 背靠大西南, 在整个华南大经济区中是广州向广西境内辐射链上的重要通道节点。
4.2 SWOT分析
优势:首先, 省域行政边界通达性增强, 加大生态经济系统边缘玉林市物能通量的流动。南宁至广州高速公路的开通, 使玉林的经济区位发生重要转变, 由原来位于广西经济区结构上的边缘地带变为广东经济区进入广西经济区的“桥头堡”。玉林位于在粤桂城市发展轴上的两大省会城市广州和南宁的中间地带, 受两端城市的双重辐射作用, 接受来自两省的经济扩散效应, 极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城镇生长点。同时, 由于玉林处于华南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中心区域, 随着广西和广东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密切, 玉林成为华南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关键通道节点。其次, 玉林市内及与周围地市交通环境的全面改善, 加大了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物能流动。以玉林为中心, 半径为200km范围内分布着南宁、柳州、梧州、肇庆、湛江、北海、钦州、防城港、贵港、贺州等10个地级市, 以玉林为中心的“2h经济圈”已形成, 是桂东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 辐射人口近3400万人。玉林市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的“0.5h经济圈”和即将形成的“X”型大交通网络, 区位优势更加凸现出来[9]。可见, 玉林是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 玉林融入粤港澳经济圈的条件十分优越。两个不同经济区的粤桂文化、发展观念的交融, 深深影响着玉林人的观念和意识。玉林人的勤劳、务实、精明和开放, 使玉林素有“广西的温州”之称。改革开放初期, 玉林是广西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乡镇企业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的玉林, 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玉商文化”为民营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催化作用, 玉林已成为广东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12]。玉林主动接受生态位的位差带来的“势能”, 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 促成一批以产业集群带动的专业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初具规模的中小企业名城, 为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劣势: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四不沿 (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不沿线) ”和“三无 (无国家重要项目投资、无大宗矿产资源开发、无强大的经济支撑) ”, 玉林经济曾一度持续低迷[11]。玉林地处广西经济区中心的边缘, 来自南宁和国家的支持力度有限, 主要“增长极”对玉林的辐射带动作用力弱, 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及灵活程度是制约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颈瓶。
机遇:目前广州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和华南经济区的“火车头”, 龙头地位更为坚实, 处于由战略新起点向宽裕社会和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13]。历史上玉林与广州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来往和经济联系, 玉林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要地和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上, 势必拥有更广阔的经贸合作前景。广东经济区新一轮的战略转移已经开始, 社会经济正进入近乎“脱胎换骨”的质的上升转变期。广西经济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销售市场, 以及与广东经济区的雄厚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滋生了两大经济区积极加强合作的共同需求。玉林是两大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 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 更是广西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区的“桥头堡”。两大经济区的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 为加快打造中小企业名城的步伐和实现玉林经济的崛起创造了良好时机。
挑战:发挥省级行政区域间的边缘效应, 很大程度受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两个不同经济区发展观念, 南宁对玉林资金上的投入、政策上的默许, 或者遭遇资金和政策瓶颈上的干扰, 对玉林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具有较大的制约性影响。由于省级行政区域间开放性的加大, 也带来边缘区域竞争的加剧。广东的邻省还有福建、江西和湖南, 广东经济区在对外转移产业时, 有必要权衡其交易成本和考虑相互的市场需求。同时还存在广东经济区对玉林乃至对整个广西经济区的接纳程度的挑战, 即影响到玉林在省域行政区域间边缘效应的参与度。因此, 对玉林而言, 对广东经济区能量的承接能力和功能上的融入能力也是对自身建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区域不平衡和协同进化是区域发展的常态[8]。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利益的不平衡, 往往伴随着恶性竞争, 是两大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进化的反映。如何协调区域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 有步骤地配合和确保做出互补性的贡献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发挥的关键因素。
5 玉林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相对生态位
5.1 其他城市对玉林的影响力
基本假定: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与两个城市人口的乘积成正比, 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F=PiPj/R2[13] 。式中, F表示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 P采用2010年各市统计的城市人口数据, R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 并考虑到城市经济实力 (GDP影响系数:GDPi/GDPj) 产生的影响, 综合生态位表示为:F= (GDPi/GDPj) PiPj/R2。通过估算, 由图1可见, 距玉林200km范围内的10个地级市与邻省省会城市海口、昆明、贵阳和广州、北京、上海等17个市中, 对玉林发生重要影响前5位城市的综合生态位依次为:广州 (82) 、南宁 (31) 、贵港 (26) 、湛江 (19) 和佛山 (14) , 其中又以广州和南宁对玉林的影响最为突出。即在广西经济与广东经济区的边缘效应的发挥过程中, 玉林最易受这两个经济中心的影响, 也就是这两个经济区边缘效应最强的区域。
5.2 在中国城市群中的相对生态位估算分析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估算涵盖玉林及对玉林具有重要影响的北海、贵港、海口、湛江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共17个重要城市的相对生态位 (图2) , 以测定玉林在广东和广西生态经济区内的相对影响力, 并进行比较, 可得到以下结论:①从中国城市群的整体来分析, 由于距离的原因, 北京、上海对玉林、北海、贵港、海口、湛江5个地市的影响明显弱于广州。在两个经济区中, 对它们影响最大的依次是广州、南宁和柳州。玉林受南宁 (45) 和柳州 (21) 的影响力均比贵港和北海强, 在广西经济区中的发展优势明显;贵港和北海受到湛江的影响力分别为19和21, 稍强于玉林 (17) , 但玉林对贵港的影响力高达67, 因此玉林同时接受两个经济区的辐射能力, 即承接能力比贵港强。②从5个城市相对生态位的比较来看, 广东省内的湛江和广西省的贵港、北海拥有较好的相对生态位, 对边缘效应触发和玉林构成较强的竞争关系。③北海、海口对广州和南宁的影响力已有一定的接受能力, 其发展态势不容低估。
6 玉林市发展策略
6.1 将界面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抢占发展先机
生态经济系统开放性对触发边缘效应至关重要, 保持区域经济活力和获取边缘效应, 首先要打破行政管理界线与地方保护主义。玉林应主动“东进”, 获取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所需的能量、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同时, 利用界面优势使行政边界地区的二元性结构为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 成为省域行政区域间政治对话、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信息沟通的媒介, 使玉林成为经济转型期广西承接广州辐射扩散的桥梁。
6.2 努力实现外部经济性
玉林应为各种经济过程营造更为广阔的集约协作、分工和市场氛围, 经常与南宁沟通, 争取支持或授权, 减少可能存在的外部不经济性, 使之能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流通中以获取集约与汇聚效益。加快发展, 抢占发展先机, 尽快发挥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
6.3 充分发挥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
玉林坐拥广东经济区向广西经济区辐射链上的“一道大门”和华南经济区关键“节点”, 广州利用其生态位的“位差”在向广西梯度递推的关键通道中, 玉林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因此, 玉林应充分利用、创造和增殖边缘效应, 迎接全面振兴经济的新一轮机遇。
6.4 强化对广东能量的承接能力和功能融入能力
通过加强产业建设, 投资环境改善及观念融合等举措, 强化玉林已有的承接广东经济区辐射的能力, 同时增强承接广东经济区辐射和融入广东经济区的能力, 锻造成为广东经济区“西拓”的优选之地。
摘要：在理论层面, 从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位角度探讨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优势和特性;在实践层面, 以广西玉林为例, 通过探讨省域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 剖析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地区玉林今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针对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发挥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以期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省域生态经济系统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生态经济系统,生态位,边缘效应,SWOT分析,区域发展
边缘经济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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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人应当树立危机意识，而不是把别人的的威胁当成自己强大的证明。美国的危机意识，让其变的越来越强大。
起初看到这本书，当时在想《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是不是言过其词，有些危言耸听？但当仔细阅读本书之后觉得，其实不然。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其实大到国家经济，小到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每一件事，都应当存在一种危机意识，让这种危机意识激励自己进步，让这种危机意识刺激自己变的强大。
本书中作者郎咸平用独到犀利的眼光，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和很多行业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发人深醒，耐人寻味，让人深刻的感到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和每一个人。看看这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3Q大战、通货膨胀、成本增高、国企改革、吴英案、民间高利贷、达芬奇案、淘宝大战、股市乱象等等，每个事件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之前，我从未读过关于经济的书，所以刚刚读时，对一些术语极其陌生，我也是记下来进行查找，去搞明白，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有着它的独特魅力，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好才可以国富民强。
本书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
第一部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重重危险。中国经济已经全面陷入衰退，通胀高企不下，制造业成本迅速上涨，产业升级遥不可及。
第二部分谈的是如今的国企改革已经陷入停滞。因为我们给国企制造了懒惰的温床--它享受着巨额补贴，它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它靠政策倾斜垄断市场。结果就是，国企拒绝改革，民企无路可走。
第三部分谈的是金融系统问题丛生。因为我们的银行已成了最暴利的行业，我们的民间信贷被全面狙击，我们的股市创造性地引入国际板。结果就是，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老百姓储蓄被稀释，无数股民被套牢。
第四部分谈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节节败退。因为我们企业的税负重、租金高，我们陷入知识产权危机。结果就是，实体店全面消亡，洋品牌占领市场。
第五部分谈的是中国经济改革路在何方。笔者给出答案：中国经济改革应重塑三大目标--共同富裕、藏富于民、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为此，笔者呼吁：重新明确国企的定位、有效监管国企，构建科学的预算体制、实行“国企分红、民企减税”的税负体系。
伴随着美国几家银行的倒闭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2009
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一片暗淡，再加上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祸起萧墙，愈演愈烈，长时间没有得到好转和明朗，致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出口量缩减，经济发展陷于低谷。在这之前，国内企业出现亏损纷纷倒闭，涌现裁员潮，工作难找，工资低等问题困扰着广大民众。政府出台多种对策来解决问题，帮助人民群众和各大企业度过难关。今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向西班牙等大国蔓延，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使得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特别是4月份以来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全面趋弱态势，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出口量存在下降态势，而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减缓，国际收支趋向平衡，面临通货紧缩的格局。
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我们既要与时俱进，时刻警醒着大环境的瞬息万变，在中国经济调整过程中稳步行走，又要适应环境，谋求自身的发展，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国制造已经丧失成本优势这是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的经营环境有目共睹，税赋重、地租增长、物流费用高居不下、融资难且融资成本高，管理环节多，腐败且效率低下，再加上通货膨胀带来的人工费用和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等。经济学家时寒冰曾经讲过，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强大的原因或资源丰富，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创新能力强，如日本、德国、或有低成本优势，如中国或兼而有之如美国。如果中国制造丧失成本优势，而我们又没有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危机，看见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不禁为我们的未来担心。
边缘经济 篇3
In this urgent time, World on the Edge calls out the pivot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ow to solve them now.
We are in a race between political and natural tipping points. Can we clos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fast enough to save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and avoid catastrophic sea level rise? Can we raise water productivity fast enough to halt the depletion of aquifers and avoid water-driven food shortages? Can we cope with peak water and peak oil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re some of the issues Lester R. Brown skillfully distills in World on the Edge. Bringing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to play, he provides the responses needed to reclaim our future.
值此危机时刻，《崩溃边缘的世界》交代了关键的环境问题和当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我们处于政治与自然临界点之间的竞赛中。我们能否迅速关闭火煤发电厂，拯救格林兰岛的冰盖，避免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能否尽快提高水分生产率，阻止含水层枯竭，避免水源食物短缺？我们能否同时应对用水用油高峰期？针对这些问题，Lester R. Brown在书中都给出了巧妙的解答。他利用数十年的研究和分析成果，给了我们改造未来所需的答案。
中国经济尚未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 篇4
通货紧缩往往是指经济衰退时期的货币表现, 其在经济运行中所呈现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 货币供给量 (M2) 的连续下降、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全面衰退三个基本特征。目前, “稳增长”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当务之急”。尽管最新的CPI、PPI、PMI数据显示有效需求不足, 但是降中趋稳的基础正在形成, 较大幅度的增速回落并不等价于中国具备了通货紧缩的条件。因此, 在世界复苏受阻以及中国依然面临深层次内生性结构问题下, 依靠消费实现稳增长是中国制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和目标, 稳增长的投资仍是更好地扩大消费的投资。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保持投资增长的合理性和效率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放松, 宏观经济政策不宜对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做出过度反应;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货币政策应加强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 避免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过度膨胀, 努力将“短期稳增长”与“中期调结构”两个目标相结合, 增长过快不利于调整结构。
边缘话题作文 篇5
最近一次在半夜醒来，睁眼看着墙壁，闪着淡黄色的光，跳着布帘的影子。哦，车顶直射进我的房间里。
像梦里的一样，墙壁变成金色，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我是一个“夜猫子〃，带有近视的双眼却能适应黑暗里的一切。或许其他人厌恶着午夜的黑暗，甚至害怕它，只是，我却偏爱这时刻。
站在客厅的窗户前，不开灯。马路被渲染着晕晕的光辉，临街的行道树被风扯得有些力不从心。四面都是寂静，似乎是一座古老的小镇，所有的一切都沉沉睡去。
我感觉像是在梦里，懵懵懂懂得与梦里面的一些景象交叠着。那里有树，有路，有房子也有灯，只是一切都龙这层淡淡的乳白色灯光，显得静谧安然。
我知道这就是梦与现实的区别，梦里的一切都镀成了柔和的颜色，而梦外多半是孤寂清冷。
时针已经指向了午夜十二点半。还有五个小时，太阳又要普渡众生了。而我，如千万个之前的日子里的我一样，继续着学习。按着家人设计的程序，一步步去完成。乏味的单调。
我的世界有什么呢?各种封面颜色的试卷，飞来飞去，像失控的飞机一般。只是，我不会悲伤。世界上有很多如我一样的被练习册覆盖着的孩子。呵，有那么多人陪我住进白色的房间，怕什么呢?
再次看向窗外，依旧恬然。是城市在做着美梦吧。
“边缘化”还是“被边缘化”？ 篇6
毛焰觉得灰色中有着丰富的色彩，他为其定名为“色素”。毛焰向大众传达他对灰色的认识时，曾这样表示：“灰颜色里有很多色素，但是都控制在很低的程度，一点都不能多。对我来说多一点他就会显得有火气了，所以，我画到这一时期的时候，很清楚绘画要到无色无味的状态了，也就是作品里没有任何欲望，看不到欲望，没有自己”；对于托马斯形象的描绘仿佛已经成为毛焰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但绝不是某种低俗的符号。在他看来，托马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形象、一个普通画家的形象，他所面对的其实不是托马斯，而是自己。他详述了画托马斯的原因：“因为托马斯是我的朋友，最开始是画朋友，就画到了他。于是就开始有第二张，第三张，每一张都不一样。画他的感觉，好像他可以让一个形象更丰富，加上他是我的好朋友，可以随便的任我摆布，所以就是出于这种习惯。通过画他，画一个单一的同时，把多余的东西，别的东西撇掉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事情。”
毛焰一直生活工作在南京，他觉得目前这种状态已经很满足。这也正是他“边缘”的生活和艺术态度。毛焰对“边缘”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不是现象上的概念，边缘是指内心的自我要求。不是获得了某些认可，而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认可。而且对于这个认可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不是突然的事情。所以，之前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确实是来不了北京。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这段时间我确实也感觉到了，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态度，我自己内心里面，对自己的要求不会轻易改变，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在毛焰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曾经呈现过，没有东西是新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被发现的，这是无所谓的。但是，可以用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角度去塑造这个现象。毛焰画过所有的东西都是对他所爱的大师的继承。或者通过这个事情，通过画某张画的过程中，他能进入到这个状态中去比对、参照、感受。最后呈现的是他的作品。
已到不惑之年的毛焰，对名利已然看淡。在他看来有些东西不是外界赐予的，而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过分的追求会让他觉得累。对于毛焰来说绘画是他与生俱来的，从来也没有背离过这个事情。他曾经淡然的说：“你要想尽办法了解这个事情（绘画），把有关这个事情所有的情况了解到，了如指掌，深谙其道。我真的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事情，但是唯独这件事情（我坚持下来了）。”
边缘经济 篇7
一、研究理论基础、方法和数据来源
1.研究理论基础：“核心—边缘”理论。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于1966年在他的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中，系统的提出了“核心—边缘”演变模式。他认为，国家是由核心区和边缘区组成的。核心区指工业发达、技术水平高、资本集中、人口密集、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城市集聚区。边缘区是相对于核心区来说，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1]。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于1991年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中正式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即核心—边缘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内生地分化为工业的“核心区”和农业的“边缘区”的过程[2]。
顾朝林教授(1995)在研究区域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化过程时提出了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阶段核心边缘结构始终存在[3]。于涛方教授通过“核心—边缘”视角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结构的变迁，认为长江经济带区域重构遵循“核心—边缘”的基本规律[4]。
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的分析对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指出的范围，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研究路线是：(1)将珠江三角洲地区九市按照县(或市区)为单元进行详细划分，结果为：广州、花都、增城、番禺、从化、深圳、珠海、斗门、惠州、惠东、惠阳、博罗、龙门、东莞、中山、江门、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肇庆;(2)采取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三期数据，根据每个地理单元的人均GDP及GDP增长速度数据来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机制;(3)在此基础上，结合知识经济要素，分析这三个时间段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知识经济下呈现出的“核心—边缘”结构新的规律。
二、知识经济下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核心—边缘”结构演变过程
（一）独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单核心区的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正处于经济发展起步阶段。1978—1988年以来，广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占珠江三角洲工农业总产值总量的一半以上。此时，珠三角地区进入工业经济初期阶段，信息、技术、知识等要素尚未在国民经济中得以体现。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持续保持龙头地位，与周边城市联系、交流较少。在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尚未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处于“核心—边缘”结构的单中心的一元化格局的独立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深圳和珠海具有临近香港和澳门的地缘优势，经济发展迅速。1989年后，深圳、珠海的人均GDP均超过广州，但珠海的GDP总量与广州、深圳相比相差甚远，经济带动作用不强。
（二）扩散阶段：20世纪90年代，多核核心—边缘结构形成
1. 次核心区生成。
20世纪90年代初，知识经济时代初显。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加速。广州、深圳通过20世纪80年代工业经济发展的积累，具备了较好的资金储备、基础设施、科技实力、经济规模和消费能力，吸引周边地区大量的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其集聚，从而自身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核心区的极化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地区的一些生产要素也会向外转移，带动和促进周围地区发展。周边地区通过核心区的扩散效应及产业转移承接到核心区传递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经济要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次级核心区生成。
2. 核心区及次级核心区转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新的基本趋势：(1)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源泉;(2)规模经济与企业大型化成为珠三角工业化第二阶段的选择，大规模企业集团、跨国公司成为企业发展的目标;(3)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4)随着资源的减少，珠三角提出了集约经营、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劳动技术密集型与低能源消耗无污染型工业、高新的信息网络产业。R&D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加强[5]。
20世纪90年代，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及次核心区的经济实力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工业化进程的积累，已具备了相当的产业规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其主要表现：(1)产业转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珠三角改革开放后十年的巨大发展，其经济发展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发展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依靠生产诸要素的增加。(2)产品转型：贴牌产品转向名牌产品;(3)资本转型：由小企业转型为名牌企业集团。
3. 扩散阶段二：
进入21世纪后，逐渐达到空间一体化。在现代通信、现代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和海运条件下，城市间的时间距离逐步减小，区域化的趋势不断增强：(1)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掌握与控制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原本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区位效益不再居于主导要素地位;(2)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取代传统的冶金、机械制造和纺织等工业，迅速崛起为珠三角核心区及次核心区的新的支柱产业。
三、知识经济下珠三角“核心—边缘”结构形成机理分析
（一）扩散因素
1. 核心区扩散。
20世纪90年代后，临近广州的珠江西岸的顺德、南海、中山等地，从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起步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临近深圳的珠江东岸、东莞、惠州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迅速扩展外源型工业，不断扩大引资范围、规模和外商投资领域，经济发展速度也在加快。
2. 扩散形式———企业兼并。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工业存量仅限于建国初期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建国三十年以来所建立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面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多种经济体制共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下的巨大的竞争压力，开始经历“放权让利”、“利改税”等企业改革。
1993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出现以产权转让和并购为主的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由此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区在企业兼并的浪潮下开始进行产业调整。
3. 核心区转型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初期工业化阶段，依托香港发展工业，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在接受香港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东岸深圳、东莞、惠州等核心地区得到较快发展。以佛山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则以内源性经济为主，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珠三角在经过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面临了土地、资源、环境等压力。在这个背景下，珠三角开始实施产业转移战略。珠三角核心区外围开始兴建工业园区接受珠三角产业转移。21世纪初，进入知识经济后，珠三角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在产业升级总体上出现了“重型化、高新技术化、第三产业化”的趋势。2002年珠三角重化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轻工业。从2003年开始，广东开始步入重化工业阶段，且“重化”趋势还将加强。
（二）相关区域政策因素
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当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核心区的极化效应会大于扩散效应，核心区的加速发展将会导致周边地区的衰落;当核心区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后，扩散效应就会大于极化效应，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广州、深圳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经济带动作用增强，周边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增长。
四、结论
(1)独立阶段(单核心结构)：在这一阶段，知识经济要素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影响较小，区位、资源、行政规划等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在区位优越、交通方便的行政中心成为了物资集散交换的中心，加工和制造业得到很好的发展，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成为整个区域的单核心区;(2)扩散阶段一(多核—核心边缘结构)：随着全球技术革新的兴起，知识经济要素逐渐增多，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加大。城市间的联系加强，伴随着产业转移和企业兼并，核心区周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形成次核心区，此时形成了多核—核心结构;(3)扩散阶段二(空间一体化结构)：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信息的掌握与控制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原本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区位效益不再居于主导要素地位。核心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于生存的压力转移至边缘区，边缘区与核心区同时成为产业集聚地，所不同的只是各自的核心体内容。整个区域空间结构达到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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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天祥, 赵大英.香港与珠三角产业优化合作与经济协调发展[J].热带地理, 1997, (6) .
边缘经济 篇8
湖北黄冈市红安县位于湖北东北部, 大别山南麓,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县城, 由于交通、文化等原因, 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落后于周边大的县市, 与大别山南麓的一些革命老区县一起展现了经济发展的不足, 而有逐步被边缘化的危险。2009年红安被评为全国百个贫困县之一, 2008年在湖北各县市GDP排名中红安48.89亿元, 排名36位, 农民纯收入3096元, 排名45位。从与全省县市的比较来看, 排名靠后, 仅仅领先与西南部的一些县市, 与周边的县市比较 (如表) 。
从与周边县市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红安的经济状况比较落后, 自身的发展也充满了困难,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工业的落后, 除红安卷烟厂 (退出了县统计) , 形成规模的就是娃哈哈的三家公司和龙乡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上好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红信化工有限公司、福德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红安县机械设备制造厂这五家企业, 2008年娃哈哈三家企业合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11888.8万元, 占总量的61.63%, 其他五家企业工业总产值合计27130.1万元, 平均5000多万元, 占全部的14.94%, 这两部分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6.57%。在50户工业企业统计口径中, 2008年工业总产值只完成181541.9万元, 在全市各县 (市、区) 中排名极为滞后, 仅排在团风县之前, 处倒数第二名, 发展速度虽有34.8%, 但仍排全市各 (县、区) 倒数第一。而且工业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从近几年新增规模企业看, 红安县新增企业中, 除少数几家企业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 市场发展前景较好外, 大部分企业都属于技术含量低、企业管理较为落后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矿石开采类的制造业和开采业, 没有做大做强的条件, 企业先天不足, 阻碍企业健康发展, 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 部分企业已经停产, 或半停产状态。
2 红安县边缘化的原因
边缘化是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成熟而衍生的, 其成因可归结于两类:一类属于中心复核型, 它的产生是因自身的不足和比较优势的欠缺而引致。比如武汉市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 经济辐射能力已然凸显, 与周边的县市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周边的城市由于自身诸多缺陷, 难与大城市并驾齐驱, 并且随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外流, 相关县市必然以大城市为依托, 结合自身优势谋求发展, 其中比较优势薄弱的县市, 渐被边缘化了。第二类属于环绕型, 其成因不仅包括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的缺乏, 更多是激烈竞争的产物。此类县市一般都处于一个与自身经济水平相当的区域内, 且都远离大城市, 因此难以接受大城市的辐射, 经济的独立性较中心复核型的县市高, 因而其竞争更为激烈。绝对优势明显的地区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机遇, 绝对优势匮乏的地区便不断打造自身的相对优势以期获取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由于地域的类似性以及政策的趋同性, 相对优势难以被提炼, 因而被逐步边缘化了。
红安的现状就体现了这两种因素, 地理上距离武汉较近, 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 (城市化的先后性) , 大量的资本劳动力从周围的地域流入聚集效应高,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武汉, 为武汉的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使资本流出县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遇。另外, 由于周边县市的地域接近, 政策的趋同, 比如红安与麻城, 大悟都为大别山革命老区, 那么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招商引资中, 陷入了激烈的竞争, 而麻城凭借着交通 (铁路) 上的优势, 使得其它的县在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被边缘化了。除了外部因素, 还有自身的内部因素导致了自身的发展不足, 比如红安位于大别山区, 交通欠发达, 缺乏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在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县, 缺乏完善的工业基础和配套的基础设施, 因而在招商引资上显得乏力;思想观念和信息的闭塞, 使得人们缺乏发展致富的门路, 在信息世界里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遇。
3 红安县发展的对策
3.1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旅游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结合各地实际, 制定合理规划。下面是SWOT方法对红安旅游的优势 (strengths) 与劣势 (weaknesses) 和面临的机会 (opportunities) 与威胁 (threats) , 科学规划, 合理开发。
3.1.1 红安旅游的优势与机会。
一是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资源:奇山异水, 钟灵毓秀。境内九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天台山和道教圣地老君山连绵数百里, 海拔都在800m以上。还有艾河谷、对天河、香山湖等景观, 群山环抱, 山清水秀, 均为避暑休假的好去处。人文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主要体现在红色旅游之上, 红安原名黄安, 乃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 有“两百个故乡, 同一个故乡”的美誉, 全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境内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余处, 其中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40多处, 烈士陵园, 董必武、李先念故居、七里坪长胜街、红军洞、黄才畈更是集革命纪念教育意义与休闲观光于一身;二是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机遇。红安作为一个颇负盛名的“将军县”, 自胡锦涛主席考察西柏坡以后, 全国掀起了重温革命精神的红色旅游新高潮。置身于此文化氛围中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相继被开发, 红安作为一个传统的革命老区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一线, 成为全国30条红色精品旅游路线之一, 其中红安烈士林园被列为全国红色精品旅游景点。
3.2.2 红安旅游的劣势与威胁。
一是知名度及景点开发程度不高, 配套服务欠缺。虽然红安是重点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但知名度不高。鉴于时下旅游产业基础薄弱, 旅游形式单调, 景点尚未完全开发, 游客构成成分的单一, 难以长时间的留住顾客和吸引顾客的回流, 因为大多数游客均为组团来游, 而红安县的旅游产业链发展尚未系统化, 与旅游业配套的设施配备不均, 相关服务行业跟踪不到位, 极大的挫伤了游客的观赏兴致。比如县烈士陵园, 近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 即使现已全部施行免费政策, 园内的观光景点以主馆、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等为主, 然而与之相关的旅游延伸行业发展却不合理, 商店, 邮局, 公用电话等基础设施比较短缺, 难以形成较为优势的景区竞争力, 并且景区规划不尽合理, 造成了游客资源的大幅流失。二是激烈的竞争。合作永远是和竞争相辅相成的, 红安处在大别山的南麓, 曾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这里有相当多的革命老区, 许多地区都在开发红色旅游, 虽然可以实现集群效应, 但景点开发理念趋于相似, 在浪费了大量资源的同时, 也使得游客的兴趣大打折扣。比如红安烈士陵园与麻城烈士陵园, 他们不仅在地理上毗邻而且同以“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为主题, 同属红色精品旅游路线 (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一线) 。两地旅游资源近似, 进而在游客心中难以树立新颖形象。3.3.3红安旅游未来的发展战略。一是突出主题, 整合资源, 全面发展。旅游不应仅以接受红色教育为主, 而是以“将军游”为主题, 以此彰显自身特色, 依托各种公众舆论媒介加以宣传, 形成红安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整合梳理境内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循序渐进的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开发, 如李先念故居———县烈士陵园———七里长胜街———天台山风景区旅游集群的形成。
二是完善与旅游相关基础设施配置。优化旅游景点周边的路况, 健全景区服务设施配备, 实现邮政、通讯、医院、银行、饭店、特产超市等众多旅游服务资源之间的协调与整合。
三是旅游业专业人才支撑计划。力求进一步提高导游的素质, 景区可在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引下与职业学校建立旅游服务人员的长效培育机制。不失时宜的对景区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扩充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的引进渠道, 有效提升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四是旅游的综合性开发和游客的深层次挖掘。除了一般性的观光旅游和体验性旅游, 还可以发展其他的思路, 比如攀岩、蹦极、对口的夏令营基地, 电影景点的采点处等增加景区的开发程度。对于游客除了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学生这些政策性的游客外, 更应吸引旅游团的到来以及他们的返游率。
3.2 建设以武汉为市场融合自身特色的农副产品基地
结合红安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订单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科技特派员+基地+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由县牵头, 广大的农户自由加入, 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融资渠道, 将个体分散的农业资源整合, 在市场机制配置和订单的引导下, 将以往的粗放式的农业变成精简农业。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能充分发利用地域的差异性, “做到一乡一特色, 一镇一品牌”。比如, 七里坪镇紫云一代的板栗, 这一带的土壤比较适合板栗的生长, 在加上政府的引导, 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首先政府将这一带划归为板栗基地, 有一定数量的农户组成一个专业合作社, 并公选一位实力较强, 有资本有经验的农户当社长, 在社长的带领下, 统一采购使用优质品种, 统一技术, 统一规章, 统一销售, 政府再利用政府职能在专业信息网上宣传合作社业务, 及时掌握武汉市等场信息动态, 开展网上购销, 与此同时, 开展农产品展销会, 邀请包括武汉在内的厂家来实地考察, 寻求长期订单合作, 板栗病虫害高峰期, 政府派专家免费为合作社进行病虫害防治指导工作, 由于七里靠近县南工业区, 政府在工业区内投资或招商引资建立板栗深加工工厂, 在板栗加工时, 大量采购板栗加工, 增加产品附加值。另外结合武汉等大城市的需求还可以发展家禽花、卉水、产品等养殖。
3.3 承接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以及武汉“1+8”城市圈的次辐射
3.3.1 承接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
一是建立主动积极的信息网。信息网包括3部分, 首先是政府的投资, 设置红安县直单位的驻点招商, 派专人到东莞、深圳、广州、佛山等东部产业转出地, 瞄准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上门招商, 反复接触。然后是利用当地的有实力的客户签订代理招商协议。最后还有网络招商和外出务工人员的信息反馈。
二是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提高自身的硬实力。比如红安县三个工业的道路升级, 电力供应, 生活住房, 生产产房的配套用地。邮政、网络的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由主要到次要, 循序渐进, 逐步完善, 防止冒进和资源的浪费。
三是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功能。实行集约型招商, 坚决杜绝那种高能耗、高污染的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本县。在公共服务方面, 提供市场信息, 经济发展数据, 为企业决策提供便利;建立稳定的优惠的投资政策, 打击政府工作人员的寻租行为;充当合作媒介, 为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 增强企业的形象。
3.3.2 接受武汉“1+8”城市圈的次辐射。
由于“1+8”城市圈主要指武汉为中心的黄石市、黄冈市、鄂州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 周围其他的县市以接受次辐射为主。首先除了象承接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那样做好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外, 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交通建设。因武汉用地的紧张, 大量的企业将会发生转移, 周围的区、市、县将以卫星城的形式为企业的搬迁提供优良的场地, 比如周围的黄陂区、新洲区、罗田县、红安县、黄冈市、孝感市等, 红安在与其他的区县市比较没有绝对的优势, 比较优势也比较缺乏, 所以应努力打造自身的比较优势, 进行交通建设, 抓住武 (武汉) 麻 (麻城) 高速红安连接线以及沪汉蓉铁路武合段从红安境内经过机遇, 抓紧现有道路条件升级, 建设配套乡村公路, 建设连接武麻高速的快速通道, 拓建通往黄陂汉十高速的入口通道, 加快八里火车站的扩建, 使之成为工业区的枢纽。其次是房地产的开发, 在经济飞速发展刺激下的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 以武汉为代表的地级市城市用地紧张状况愈发难以调和。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交通条件不断完善, 逆城市化现象已逐渐萌生, 城镇居民中经济殷实的群体对住房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豪宅别墅已由郊区向风光秀丽的县市转移, 毗邻现代化都市的周边县市应该因势利导, 抓住机遇, 争取更多房地产开发商的垂青。例如, 红安富家寨狩猎度假山庄, 坐落于县南高桥镇, 距武汉70分钟车程, 三面青山环绕, 一面碧水相拥, 有潜力成为红安的高级别墅区。政府规划部门应合理规划, 不断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 提升竞争力。
4 总结
现今, 大部分的省市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现象, 有政治边缘化的也有经济边缘化的, 如果长期发展, 就会产生区域不协调, 贫富差距扩大, 进而导致区域的不稳定。国家正在实施中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中部崛起, 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好为这些边缘化的地区提供了契机, 他们在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强与周边县市的联系, 不断打造自身的比较优势, 逐步边脱边缘化的地位。 (指导老师:雷仕凤)
襄樊学院大学生科研立项 (2009DXS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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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经济 篇9
经济地理学以地域为单元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系统和它的发展过程,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地理学从原来单纯的经济要素分析转向了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与经济要素的综合研究[3,4,5],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区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向心力与分散力,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影响区域经济集聚的要素除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资源配置能力等,还包括政策等外部环境条件[6]。本文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方法,研究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动力机制,为该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动力机制
经济地理学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集聚力和分散力[6],经济发展与人口、技术、历史传统以及资源的相对集中有关。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该产业诞生和发展所需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统。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产业相对集中时,就有可能以便宜的费用组织生产,与其它产业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会不断累积成为该产业迅速发展的源泉。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促进生产要素向该产业流动,从而实现产业集聚的各个因素的集合,包括初级动力、二级动力和政策的调节刺激动力(图1)。
产业发展的初级动力在于获得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产生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城乡景观的差异,城市居民对乡村田园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推崇,导致了城市居民产生去大城市边缘区旅游观光的意愿,从而获得外部市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良好的经济效益以及就业压力使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产生了从业意愿,促进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流动,从而获得外部资源,这些共同构成了产业发展的初级动力。
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是农业与旅游业的交叉产业,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与乡村的交错地带,其特殊的区位、资源和文化等特色优势,使该区域成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优势区域,由此而产生的市场效应使该区域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益,而由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与消费理念的改变促进了区域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使生产要素进一步转移,产业集聚加剧,构成了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
现代农业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农业,多功能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是农业多功能性的体现,是我国实现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发展有利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的改变,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我国“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和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促进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这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政策调节和刺激动力。
2 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初级动力
2.1 城乡自然景观、文化氛围的差异推进了产业发展
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5.77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了43.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用地的剧增,绿地数量日趋减少,城市越来越像脱离自然的“孤岛”,出现了城市“热岛效应”。加上竞争的加剧,人们生活步伐的快速化,人的大脑长期处于极端的紧张之中,亲近自然的愿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回归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7]。而乡村以其不同于城市的自然景观、生活节奏与人文氛围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种放松身心的场所,农业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时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都市中的人们对于休闲活动、接触大自然、回归俭朴生活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追求更多观光旅游景点,于是兼具经济、社会、教育、环保、游憩保健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的农业旅游已成为大都市居民追逐的热点,农业旅游人数逐渐增加,农业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表1)。
2.2 经济效益和就业压力促进了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从业意愿
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使一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既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以现代种植养殖和观光型的农业生产取代了农产品的生产,以提供特色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取代普通农产品,推进农村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范围。传统农业经过现代旅游模式的再包装,提高了农产品和农耕活动的附加值,促进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性功能向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现代农业转移,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其日益成为农民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新选择。
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是一种服务性极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从业主体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具有旅游业的属性,在吸收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测算,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人员,将间接带动相关行业增加5人就业。由于传统农业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一方面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原乡镇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渠道,一方面由于其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带动传统种植养殖业、餐饮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3 生产要素向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流动
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经济效益较高,吸引了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该领域流动,促进了产业集聚。良好的经济效益加之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多种投资主体的介入,形成了包括乡镇企业家、工矿企业主、房地产开发商等在内的强有力的投资群体,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各种生产要素在某产业相对集中时,有可能以便宜的费用组织生产,它与其它产业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不断累积,成为该产业迅速发展的动力源泉。
3 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
3.1 大城市边缘区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优势
(1)资源优势。经济地理学将区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风景资源,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有劳动力、人口、技术和社会环境。
大城市边缘区相对于城市具有优美的自然风光、恬静的田园环境、清新的空气、舒适的生活节奏。大城市边缘区是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的转变区域,农业生产所占比重较高,相对于城市还保留着较为完整和传统的田园生活生产方式。使城市居民能够体验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轻松、自在的田园生活,放松身心;还可以把农业生产成果带回家,真正体验品尝自己的丰收果实;而且由于靠近城市,农业已经由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产业型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生产规模大,产品“异”、“奇”,生产过程新颖,可以满足消费者农业体验的需求。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乡土环境中孕育、滋长的,因此现代人习惯把传统赋予农耕文化,流传到现代就成为了民俗,表现在:饮食、服饰、住宅等物质民俗;婚丧、节庆、礼仪、娱乐竞技等制度民俗;道德观、伦理观、宗教信仰、语言习惯、民间文学等精神民俗。这些民俗文化在大城市边缘区保留得较完整,可以满足消费者体验传统文化的需求。并且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发展历史较长,旅游接待设施齐全,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旅游产品,其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较高。
(2)区位优势。大城市边缘区紧邻城市建成区,受城市辐射强,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完善,从城市中心往城市边缘区的公交线路大量开通,缩短了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区的时间,降低了人流、物流的通行成本,提高了城市边缘区的可达性。
都市居民在承受城市紧张生活压力下,需要能够释放压力、回归自然、轻松呼吸的地方。农业休闲产业是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旅游项目一般都是轻松参与和观光型、旅游时间可随意调节、游玩方式可以自行决定,免除了长线旅游、随团旅游的劳累和紧张,可以达到娱乐休闲的功效。依据吴必虎等学者对中国农业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农业旅游地主要分布在距主城市100km的范围内,其中最密集带出现在距城市20km处。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形态向农村形态的过渡地区,与城市建成区毗邻,距城市的距离较短,恰好处于密集范围之内。
3.2 比较效益的驱动效应
大城市边缘区的自然和区位优势决定了在该区域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取得的效益比其它产业更高,比较效益是驱动该产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来看,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相对于农业其它产业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产业,兼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特质。从大城市边缘区的环境条件分析得出,该区域具有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和人文优势,在农业部门和旅游部门内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的非农属性和农业属性共同作用,使在该区域内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比较利益更高,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利益引力。而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滞留形成巨大推力,“推———拉”原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事实上,这两股力的巨大势差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上聚集,进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持续提供廉价的、充裕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农村从业人员在规划未来时理性地会选择该产业。因此,环境条件的优势必然诱致农村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从而推动大城市边缘区农业休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转变推进了休闲农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8.4%。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也大大加强。我国居民在满足了家庭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和教育、家庭生活设施等的投资以后,仍然有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说明我国居民有外出旅游的经济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长期处于紧张、重压的状态,承受着环境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迫使城市居民产生逃离这种环境的心理,迫切寻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而旅游节奏的加快,促使人们在选择目的地时一方面注重旅游质量,一方面看中旅游地的距离,而大城市边缘区则迎合了这种需求,既有不同于城市的恬静的田园风光、自然生活方式、质朴的民风民情,又具有区位优势。尤其是在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私家车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大城市边缘区农业旅游满足了消费者“足刚出户,不用远行”就能观赏到丰富多彩的田园风光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4 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调节和刺激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现实的人是在由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发挥作用。实践证明,在短期内,即使技术条件不变,仅仅通过制度变迁也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的国家,与市场作用相比,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全方位影响显得更为浓厚和深远。
随着我国大中城市人口增长,经济社会活动平面的扩张,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地域范围正在不断地减少,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多功能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我国2007年国务院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探寻多功能农业的建设路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是产业融合和产业交叉的典型,随着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农业观光休闲产业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在大城市边缘区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产业适应了这一趋势,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抓手,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保障在该区域内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通过实施相关金融支持政策,发放惠农卡、大额农户贷款等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基础研究,并组织实施示范性工程,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和实践基础,“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乡村旅游“百千万工程”,建成具有乡村旅游示范意义的100个县、1000个乡(镇)和10000个村,使农业旅游项目得到明显提升和完善;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改善旅游的环境和条件,闲暇时间是旅游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2008年,国务院对法定节假日调整为“两个7天长假、5个3天小长假”的假日模式,这些休假制度,使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业旅游的发展。
5 结论
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对区位性、生态性、技术性、资金追逐性和市场性的要求更为明显,大城市边缘区具有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特定地理条件和相对优越的内外环境。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初级动力、二级动力和政策的调节刺激动力。城市居民去城市边缘区旅游观光的意愿、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的从业意愿,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观光休闲农业流动,是产业发展的初级动力;比较效益驱动、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改变是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政策也是导致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在大城市边缘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是该产业发展的调节与刺激动力。
摘要：大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沿,其特殊的区位、资源优势适应了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要求,该区域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迅速。本文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探讨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初级动力、二级动力、调节与刺激动力。城市居民去城市边缘区旅游观光的意愿、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的从业意愿,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流动,是产业发展的初级动力;比较效益驱动、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改变是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政策也是导致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在大城市边缘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是该产业发展的调节与刺激动力。
关键词：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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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经济 篇10
快速轨道是城市化向外延伸的基础和纽带, 而交通站点则是在这条纽带上城市发展最为显著的节点。本文从上海城市边缘区扩展的西南轴线上选择莘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学角度深入分析城市边缘活跃区域因交通区位的改变所带来的城市化发展过程。
1 经济发展
近年来, 上海的城市化发展迅速,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在城市边缘区地带形成了许多新兴城市生长点。1995年, 轨道交通一号线开通, 莘庄站点成为城市外环线以外首个通过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和中心区连接的站点, 莘庄镇也成为上海郊区新的城市生长点。1998年至2004年, 该区域经历了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快速转变 (表1) 。
自从轨道交通开通以来, 该地区经济总量和工业产值都发生了明显的增长, 我们可以从以下经济学原理尝试进行分析。
道路和交通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区位条件改变是影响一个地区开发时机的重要原因, 随着轨道交通线的开通, 该地块经济用途增大, 即该地块较之其他城市边缘地区的再开发时机提前, 具体表现为土地利用的变化, 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 而这些主要是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实现的。
极化效应2是指经济活动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集合, 并逐渐成为区域范围内发展极核的过程和作用。首先, 极化节点通过其交通区位的提升, 降低了产品交换过程中的交通成本, 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同时, 在吸引经济力量进入的同时, 他又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形成产业发展的连锁反应, 降低产业生产成本, 形成相关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当极核的产业形成一定的集聚之后, 其“乘数”效应开始逐渐表现出来, 拉动了多种输出产业部门的地方销售, 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 逐渐增加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从而带来区域内总的收入和就业的增长。
2 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变化
近年来, 随着轨道1号线的开通, 莘庄镇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表2) , 该地区三产比重从22.9%增长至35.3%。二三产业是经济产业的基础, 因为随着交通区位的改善, 该地区很快会实现产业的集聚, 而产业的集聚又会导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产业的发展通过扩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而从二产向三产的产业升级和调整是交通节点地区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趋势。
此外, 通过对莘庄镇域用地模式的调查分析, 发现莘庄的居住建筑明显高于闵行区其他镇, 工业建筑比例较小, 商业, 办公等建筑面积比例也比其他镇高, 这实际上反映了莘庄土地发展的集约化发展趋势。
从经济学上来考虑, 莘庄镇是依靠城市基础设施的开发来带动城市集约化发展的典型事例。将新区的土地开发和交通建设结合起来, 在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方式的同时, 又提高了土地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使用土地升值所带来的市场价值来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使城市能够有效实现集约化的发展发式。
3 用地结构和开发强度变化
由于资料的局限性, 只能从遥感影像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看出不同土地类型密度分布的变化, 进而反映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我们周边用地结构以轨道站点为中心, 呈现明显的圈层发展效应, 即越是靠近轨道交通站点附近, 其发展强度也就越高, 且各类商业服务业设施也就越密集, 这是明显的以交通为导向的级差效应。
新古典经济主义认为不同功能用地在城市中的区位与其所能支付的地价租金密切相关。一般而言, 更高的租金支付水平也往往意味着开发强度的提高。依据土地经济学理论建立土地开发强度与距离的函数关系。在未来可达性提高情况下, 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情况。可推知, 在距离不变的情况下, 可达性提高将导致整条曲线向右移动, 土地利用强度由y1变为y2, 强度提高 (图1) 。
而对于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可以用新古典主义理论来进行分析。地租竞价曲线指出不同功能的用地在城市空间的不同区位选择。由于土地市场“价高者得”的前提, 在城市化过程中, 在城市用地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基础上, 根据区位机会收益水平确定的地租级差, 造成了城市土地使用个体不同的区位选择秩序。在动态选择的过程当中, 位于轨道站点附近的高价值用地, 必然会被具有高产出价值的商业、服务业等三产所占据, 二产和一产所占比例必定减少。这不仅是莘庄站点所具有的特征, 也是所有交通节点地段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摘要：本文以上海莘庄镇为例, 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以及空间结构和开发强度几方面入手, 分析该区域自轨道交通线开通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 并对作了简要的经济学解释。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节点,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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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民, 陶小马.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边缘与自我边缘 篇11
200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理论研讨会,刘羲林先生说:“从美学、美的特殊性分析边疆情节,少数民族题材无论地貌、人物形象、人物气质都体现了我们画家非常感兴趣的特殊结构美、造型美、色彩美、意境美、气质美,这正是魅力之所在。”这意味着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对艺术家的特殊含义,尤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环境中得到强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新疆少数民族题材成为全国艺术家关注的主题,边疆美术中心化趋势出现。邹跃进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书中写到:“在人类历史上,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中,描绘少数民族在节日、丰收、欢迎仪式等场合载歌载舞、热情奔放场面和情节,以体现少数民族欢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多,这种作品往往是风情民俗与意识形态混合的产物。就前者而言,少数民族的服装、歌舞,以及风光与建筑,对于其他民族来说,都具有独特奇异的审美价值;从后者来看,欢乐生活的表达,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新疆特殊的人文环境,使本土的环境和人物形象倍受油画家青睐,成为新疆美术院校油画创作与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题材的优势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弱化,原因有很多。美术界虽然也在谈论绘画本身和新疆题材的绘画关系,但对风情的关注胜于对艺术自律的关注。社会创作群体关注风情并形成势力,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其观念融入美术院校,与其并存发展。改革开放后,内地画家和一部分从新疆到内地的画家转换观念较快,回头关注新疆的油画,感慨颇多。徐维新是最典型的一位,他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的新疆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新疆油画的面貌。大部分作品的画面也比较完整,技术比过去成熟,但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问题是和国内的主流文化脱节,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新疆的画家在极度困惑当中寻求新路。的确,由于新疆特殊的自然、色彩以及舞蹈的独特感染力,过于吸引人们的眼球,使画家过多注意事物的表象,以至于使新疆画家的作品出现戏剧化场面。新疆舞蹈的独特感染力和强悍的特质,使画家忘却了艺术本身的特质,画面中容易形成舞台化和脸谱化形象。这种现象不仅在美术上表现出来,在影视、音乐等姊妹艺术中均有体现。
作为院校应区别于社会创作群体,通过油画视觉艺术审视新疆。从艺术创作规律入手,体现艺术家独特的视觉方式、文化内涵和审美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关注透露出艺术家对新疆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整体理解。通过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构架,题材的解析才是艺术家灵魂的散射,而非简单的风情图解。被边缘化的原因并非风情本身,而是缺乏内涵的艺术家大脑所致,自然界固有的事物只是存在,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风情只是事物当中的一个分子结构。新疆油画的关键在于长期沉迷于自然景物的牵引,造成了对风情的单一重复和表象迷恋。从歌舞到歌舞,从草原到草原,50年前的形象、服饰、人物状态一成不变。为证明所谓时代特征,在画面中增加某一现代化的标志,如摩托车、汽车等,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和粗俗的故事情节,导致画面当中的文化内涵缺失。
就新疆题材而言,除风情之外,新疆大地每一样事物均可成为绘画题材,就像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成为绘画题材一样。不应该仅限于风情,应在当代文化影响下,对新疆古文化遗产重新审视,认识其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左右艺术家思维模式和艺术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艺术家以独特的视觉方式感悟新疆,其中蕴含着人文、科学、历史、艺术规律、审美方式等因素。21世纪的新疆除特殊的风情之外,现代化的程度与内地并没有太大差异,新疆画家的作品也应该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艺术与科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的发展与人的生存状态相互渗融,这种渗融不是表象,而是内在的必然联系。尤其对新疆油画来说,应该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体验,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时代脉搏。艺术家首先是智者,是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学者,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敏感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产品,关注人类大喜大悲,体现着一个地区的大文化特质,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艺术家个体对主流文化的潜在体悟,形成对艺术作品的把握能力,成为主流文化中的强势个体,成为时代骄子。无论新疆有着多么灿烂的景致,还应该回到这个母体,即“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