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社区(精选4篇)
边缘社区 篇1
摘要:城市边缘社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种特殊的地域结构, 社会属性和管理体制的交叉性、不断演变的动态性和人员构成与居住形式的复杂性等构成了它的基本特征。其交叉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点决定其易导致诸多公共安全事故。城市边缘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事关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建设, 因此城乡结合部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就尤为迫切。本文分别从城市边缘社区定义及特征、边缘社区公共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和边缘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城市边缘社区,社区,公共安全
城市边缘社区是我国城市化大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地域结构, 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的过渡地带, 是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相互渗透十分活跃的地区。它是城市和农村管理体制的交错区和真空区。由于其人口、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多元性, 使得大量危险性因素滋生, 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因此, 研究城市边缘社区的公共安全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城市边缘社区的定义及其特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急剧膨胀, “入侵-演替”的景象在城市四周的边缘地带同时或交替上演, 造就了城市边缘带的形态和功能的多样性, 使其成为经济社会的多面体。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学术界较多的提法是城市边缘社区、城市边缘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流动人口聚居区等。例如, 陈月从地缘和居民构成的角度认为, 城市边缘社区“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 其成员为来自外地的农民工, 他们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一定的区域内, 从事一定的行业, 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该社区既不同于城市社区, 又不同于农村社区, 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社会地位、人群特征及地域位置, 故而称之为边缘社区。又如, 戴宾、杨建从地理位置和城乡经济发展的角度给城市边缘区下的定义是, “城市边缘区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 或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地带。它是城市在自身的近域推进和广域扩展过程中, 城乡要素逐渐过渡、彼此渗透、功能互补而形成的特殊区域, 具有明显的城乡经济混合增长特征。”
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交叉性。这些社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产业的非农化和社会成员职业构成的非农化, 但在管理上仍然沿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城市与农村“二元管理体制”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 管理体制交叉, 这构成了城市边缘社区的一个基本特征;二是动态性。“随着城市的动态发展, 城乡结合部也由城区向外围农村扩展, 城乡结合部位置的动态变化, 导致其人口和经济等诸多要素也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三是复杂性。在城乡结合边缘社区内人口构成复杂, 既有农民也有居民, 还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口, 他们虽多年居住在这一地区, 但真正融入城市中也是很难的。
二、城市边缘社区公共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财产安全。当代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风险社会”阶段, 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城市边缘社区由于其特有的特征, 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严重地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特别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更是对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交叉性的二元体制造成边缘社区的公共安全隐患
1、边缘城市社区居民非农转化不彻底造成其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应享有的待遇。
目前的状况来看, “全国范围内, 除极个别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外, 绝大多数这样的社区, 其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贫困救济机制、养老机制、医疗卫生机制等, 都没有跟上非农转化的步伐。虽然住房出租市场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 但是, 在按照城市统一规划建设的小区内, 居民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毕竟是有限的。”相反, 社区内失业、半失业、隐性失业带来的社会闲散人员增多, 以及随之而起的黄、赌、毒成风, 却是实实在在的治安隐患。
2、从社会治安管理看。
有的城乡结合边缘社区分别由农村派出所和城市派出所管辖, 单从人口管理看, 有的是单一的农业人口, 有的则是既有农业人口也有非农业人口。有的地区则将同一区域内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属城市派出所与农村派出所管辖, 从而形成了交叉型的人口管理体制。这种人为造成的管理体制的交叉性, 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管理乏力, 也形不成“齐抓共管”, 而这正是产生社区案件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城市边缘社区的复杂性是对公共安全管理的严峻挑战。
城市边缘社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农居混杂, 外来人口居多, 因此公共安全问题尤为严峻。一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乡结合部地区, 使得原有的社区管理资源匮乏;二是外来流动人口成分比较复杂, 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差, 受到犯罪分子的引诱后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三是本地居民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 对外来人口具有某种不认同感, 双方易引发口角, 甚至是躯体和武力冲突, 所以城市边缘社区成为公共安全高危地带。
(三) 城市边缘社区的动态变化造成社区居民缺乏公共安全参与意识。
城市边缘社区刚刚脱胎于传统的乡村, 与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要求相比, 缺乏一个有相当发育程度的公民社会。由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不成熟, 自主性、规范性较弱, 对成员的负责性较低, 特别是由于社区成立时间不长, 居民还没有完全摆脱镇村体制的影响, 只是把社区当成居所, 社区参与意识比较淡薄,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自治的主体, 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公众的公共安全参与意识普遍缺乏。
三、城市边缘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建议
针对上述边缘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 加快地方基层政府改革, 完善边缘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服务各项配套机制
1、打破边缘城市社区行政体制上的“二元管理”模式, 将其纳入城市社区管辖范围, 从而彻底消除管理体制上的交叉性。
同时, 可以把城市社区管理的成功经验推广到边缘城市社区, 突出边缘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独立性, 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公共安全服务中的作用。
2、加快边缘城市社区农转非居民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工作。
政府要通过制定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来保护农转非居民的就业安全, 主要涉及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
(二) 从源头上杜绝公共安全的威胁性因子。
一是必须做好流动人口的登记工作。可以从加强综合治理的角度, 考虑由公安部门、用人单位、居住地管理单位和个人等四方共同开展登记工作, 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对流动人口的登记造册工作, 用人单位和居住地管理单位负责对在单位工作或居住的流动人口进行内部登记并报公安部门备案, 个人则要及时申报和申办暂住证;二是要对流动人口实行分类管理与重点管理、网络化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办法, 对重点人口实行专项管理, 既充分发挥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 又有有效措施防止、防范各种违法犯罪现象。
(三) 建立一个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
建立一个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 有利于日常加强对公众的公共安全防范意识、防范知识的普及, 有利于强化对公民公共道德、公民义务的宣传教育, 有利于提高公众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作为社区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利用社区优势, 主动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做好日常宣传;二是要配备至少一名的专门公共安全联络员。与其说是公共安全联络员不如说是公共安全辅导员更为贴切。因为这名联络员不仅自身要从事日常公共安全知识的宣传, 同时更要担负起社区里答疑解惑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陈月.“边缘社区”的犯罪问题及其控制[J].郑州大学学报, 1997.1.
[2]戴兵, 杨建.城市边缘区与统筹城乡发展[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4.11.
[3]刘建凤.我国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J].理论观察, 2012.6.
[4]沈叶明, 徐颖.边缘城市社区治安问题初探——从社会控制到社区公共安全服务[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6.3.
[5]刘志霞.社区公共安全的建设[J].城市与减灾, 2007.4.
边缘社区 篇2
关键词:社区规划,公众参与,方法创新,实施机制
1 引言
随着我国“新常态”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确立,城乡发展方式及其趋势呈现出新的特征,新型城镇化在迈向“新常态”过程中起到了强大的引擎作用。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具体表现在从偏重规模扩张转向注重功能提升,从技术的探索向政策保障的体制机制方向转变。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居民自治理念越来越多被强调,社区作为社会组成单元,是推进“新常态”发展和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新型社区营造和社区关系的构建是“新常态”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需要规划方法的创新、规划实践的支撑与建设机制的研究。
2 社区规划背景及发展趋势
2.1 社区规划发展进程
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运动的初衷旨在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与政府当局合作,以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纳入国家生活中,从而为推动国家进步做出贡献。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规划包含经济规划、住房规划、环境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内容。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由于居住分层现象、社区居民构成日益多元化,城市居民与综合社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日益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要求,城市规划也经历由技术主导的物质性规划向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转变。因此,同时兼具规划和社会政策双重属性的社区规划越来越多地被规划界所关注。
2.2 当前社区规划普遍存在的问题
虽然社区规划在国内外已经有过许多实践,但依然存在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城市规划领域既有知识体系和工作方法并不能满足社区规划编制需要;第二,社区规划编制与实施脱节;第三,社区规划尚未纳入城市规划体系,法律地位不明确。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于对社区规划概念、目标和原则的理解上的差异,未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缺乏对社区居民的跟踪调查与互动,因而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社区规划与实施的机制;另一方面与现行城市规划编制方法、编制成果有关系,如过于注重规划的结果,忽略规划过程的控制与分析;过于注重物质性的规划成果,忽略社区中的人与组织的交流互动;规划编制时间较短,缺乏长期的规划评估与监督等。
3 城市边缘区社区发展特征
3.1 城市边缘区的概念
城市边缘区主要是指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以城市和乡村土地的利用方式相混合为典型特征,人口和社会特征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一个独特地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产业转移、外来人口增加使这个地区成为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的区域。因此,以其作为“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基层改革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借鉴意义,对现有城市边缘区的公众需求分析和社区规划方法探索,也能给新型城镇化影响下的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和公众参与问题解决提供经验。
3.2 城市边缘区社区发展的特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快速扩张,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和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空间资源不足,城市结构性和功能性的衰退迫使城市选择更为合理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机制来破解当前的城市问题。目前城市边缘区内的社区处在由城市边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为城市社区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握有土地资源的原农村社区逐渐从城市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推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片区发展优势特征明显。存量丰富的土地资源为片区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城市化带动作用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新区建设和道路交通越来越便捷。
(2)利益群体复杂。边缘区社区一般包括已经建成的区域、即将进行新城开发的农村区域和需要城市更新的老城区域,社区发展面对的服务对象,包括了城市的市民、农村的农民、大量流动人口等多类利益群体,不同的群体诉求则不尽相同,表达方式也并不一样。
(3)发展诉求多样。总体来看,住在已经建成区域的城市居民希望建立起更为便利、有安全感的生活环境,其对社区商业设施、社会事业供给( 如教育、医疗卫生、交流) 的要求较高;即将开发的农村区域的居民迫切希望了解社区如何发展、发展重点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原有老城居民则更多着眼于政府安置保障政策和安置住宅的设计合理性等问题,社区发展诉求呈现着多元化的特征。
(4)管理体制不完善,各类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由于体制转型时间较短,目前边缘区社区内往往融合街居制和镇村制等多种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模式,对应的是一种“半城市化”下的管理状态,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和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从而引发了社区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4 城市边缘区社区规划方法探索与创新
4.1 新常态背景下的社区规划总体策略
在新常态发展背景下, 针对城市边缘区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发展诉求和对城市规划的关注和需求,为使社区居民以行为主体的身份有效地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来,加强城市规划的公共参与,从规划方法和实施机制等方面提出“两结合、两转型、两注重”的总体策略。
4.1.1 “需求为本”、“资产为本”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需求为本”(Needs-based)是一种把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作为社区更新的目标和任务的发展理念,“资产为本”(Asset-based) 是一种从社区内部认识和发现社区价值、提升社区能力的发展理念。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呈现多元模式,各种形式常常混合分布于一个城市社区中,社区的复杂性意味着社区问题与社区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仅以一种发展理念无法保持长久性,不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因此,采取“需求为本”、“资产为本”相结合的方式,既不会忽略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又注重对社区自身的优势和现实条件的分析利用,拟定切实可行又长久持续的社区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
社区规划首先需要由政府部门组织协调,自上而下开展工作,从“需求为本”出发,通过深入了解社区发展情况,梳理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解决影响居民生活最急迫的事项,增强社区居民对规划的认知和认可,引导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规划;随着居民主动规划意识增强,后期由居民自发聘请设计师或组织机构,介入社区规划,运用“资产为本”策略,共同分析社区发展的优势和机遇,针对性提出发展策略,与社区联合共同谋划社区发展,实现自下而上的参与制度。
4.1.2 物质形态设计向公共政策转型,政府主导规划向公众参与转型
传统的城市规划工作方法往往是编制单位依靠技术优势,倾向于编制一个技术合理的“完美”的规划,然而事实证明许多有吸引力的社区都非规划而来,城市问题也不一定需要依靠规划措施解决,“精英”不能仅通过理念、规范而代替广大民众进行思考。因此在本次社区规划工作中,在物质形态的设计的基础上应将各类非物质层面问题按其自身体系加以梳理、解决,向社区人员组织、实施管理等公共政策层面转型。
从国外社区规划经验来看,社区规划是地方政府在辖区内规划并实施公共服务的过程;包括策略、技巧和相关的能力建设以便社区居民和相关利益群体能够积极、全面的参与法定或非法定规划过程。由此可见,社区规划应当跳出原有旧规划论规划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社区动员和行动的模式。
4.1.3 注重规划方法创新,注重实施机制研究
在现阶段,将社区规划有效纳入城市规划体系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社区规划应该与已经开展的控规、教育、福利设施等专项规划、相关规划积极联动,促进社区居民意愿和发展目标在法定规划中落实,增强社区规划的约束力,加强社区规划的实施性,同时也可以实现法定规划的公共政策性。
规划的意义在于实施,而规划的实施又与规划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息息相关。社区作为一个基本的管理单元,在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需要构建一套便于开发、便于管理的规划实施机制。因此,应该从开发模式、开发时序、投融资规划及实施保障机制等内容开展社区规划实施研究,以完善社区规划的管理机制。
4.2 创新编制方法,引导社区理性发展
4.2.1 以宣传为切入点,解读当前政策,引导居民参与
从国内外规划实践看,真正有效的公众参与不是个人层次的参与,而是以社区组织为居民代表的参与。只有这样,开发商和主管部门才不得不认真对待公众的意见。社区组织实力越大,公众参与的成效越显著。目前边缘区社区握有土地资源的原农村居民逐渐从城市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推动者,社区规划师首先要关注居民在环境转变过程中的利益、情感需求,赋予居民话语权与参与权,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提高。
边缘区社区居民一般文化程度不高,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旧城改造政策比较陌生,对于深入系统了解这方面的政策比较迫切。社区规划应首先梳理当前旧城、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保障等方面相关政策,开展规划知识培训和规划宣传,解读规划政策法规,帮助社区确定安置、保障标准,为妥善解决村民利益诉求做好保障,促进规划编制单位与社区居民的理解与沟通。
4.2.2 以目标为导向,提出综合规划思路,确定社区发展目标
边缘区社区处于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为城市社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面临村庄整合安置、远期规划的的问题,社区规划应一方面了解社区的实际情况、突出问题、所拥有的资源,从而得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结合社区具体问题,教育和引导参与各方加强生态保护意识、文化保护意识和社会公平的尊重,争取建立基于各方共识的发展目标。
结合片区控规编制情况,以及城中村改造安置保障位置的确定,对社区进行总体开发规划策划研究,对总体开发环境和现有规划进行研判,结合政策、社区发展意愿与当前发展机遇,从总体定位、产业发展、开发模式、项目运营等方面提出综合规划思路,帮助制定社区发展目标,为社区发展方向树立长远眼光,引导社区积极主动进行规划。
4.2.3 以行动为纲领,强调过程,逐步推进建设实施
社区规划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与居民、社区组织进行更加有效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从重视成果质量逐步转向推动规划过程,根据发展目标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发展战略和行动部署,形成目标明确、系统有序的发展行动计划纲领,明确近期建设重点,保证社区规划建设实施。
4.3 优化管理机制,促进社区居民有效实施
4.3.1 以公众为核心,注重公平,针对实际需求制定实施策略
社区规划不仅仅是自上而下任务和指标的分解、落实,也是立足“问题导向型”,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与社区座谈沟通,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梳理,力图为社区办实事。主要包括:
针对已建成的区域,了解规划的实施情况,重点对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进行完善;对历史遗留等问题进行了解和梳理,帮助社区协调相关部门提出解决办法。
即将进行新城开发的农村区域,结合政府平台的发展设想,与社区共同研究确定开发原则与开发策略;结合片区发展目标,辅助社区进行招商工作;在规划设计及建造过程中,协调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开发商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利益诉求。
针对需要城市更新的老城区域,结合国家政策及城中村改造意见等相关文件,帮助社区进行村民安置、保障用地规划选址;设计单位甄选,户型、方案设计的确定,向居民普及住宅户型的相关知识,帮助居民优化住宅户型设计。
4.3.2 以效率为评判标准,确定评价指标,定期开展反馈与调整
规划的实施阶段不仅限于规划后的建设工程,更重要的是在于长期的规划管理与调整。应将实施效果和推进效率作为重要评判标准制定社区评价指标,从指导实际应用的角度对社区发展情况开展定期评估,包括对社区内居民结构、居民需求和新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并核对社区发展与规划目标的差异,对规划作出相关调整。把规划的管理者和规划实施者联系起来,理顺规划编制、规划管理、规划实施的关系,避免三者之间的脱节。同时,也可以通过对照实施进度表、资金使用情况与社区发展情况,对各部门实施进度和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监督各部门的实施工作。
5 小结
边缘社区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边缘化
一、沈阳市S社区简介及边缘化分析
沈阳市S社区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部,总面积3. 48 平方公里。2007 年沈阳市沈北新区将多个街道办事处合并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S社区由此诞生。该社区附近有10 余家世界500 强企业,以及近20 家国家级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S社区总人口5000 多人,其中有3500 多都是农民工,主要来自辽宁省其他城市及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等地。由于S社区处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社区居民居住相对集中。基于该社区的特殊情况,该社区高度重视对社区居民主体———农民工的服务。我们初次进入沈阳市S社区之后,首先参观了一下S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和休闲娱乐设施,对农民工的生活环境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我们即将面对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收集资料进行详细的需求调查分析,通过对社区内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需求进行摸底调查发现,农民工的需求大都集中体现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途径、融入当地社区。S社区作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场域,自然成为其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载体。大批的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尽管生活地点与职业都发生了转变,但仍旧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其所处境地往往是边缘性或受排斥的。这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边缘化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愿与社区居民一道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彼此尊重、和融共处的美好社区。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
在教育融入问题方面,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伴生问题,对于进城务工生活的农民工来说,把子女留在农村或者带进城里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其子女教育边缘化的问题。首先面临城市适应的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肩负着培养下一代,促使下一代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责任,要促使农民工子女教育吸取更多城市教育的优势因素,既需要农民工家长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国家做出相应的政策革新和政策支持,进一步化解农民工经济、社会、心理等诸方面的融入障碍,实现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
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边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社会还尚未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大多数都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工作的危险性系数相对比较高,但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相比城市居民却要低的很多,甚至没有。农民工虽说生活在城市社会中,但他们并不能获得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因此也就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和行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即使农民工能够获得户籍所在地的部分社会保障,如果他们在远离户籍所在地务工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也不能够及时获得户籍所在地的保障,也不能实现异地的社会保障。所以,从以上分析可知,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四、城市农民工就业边缘化
进入城市社会之后,实现稳定的就业、获得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立足的根本保障。现如今,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要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都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工进入城市要想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可以说可能性根本不大,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有限,技术能力不高。因此,农民工在就业时多是从事那些对文化、技能要求不高、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比较低、工作环境相对比较差的体力劳动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工资待遇一般都较低。对于那些相对收入高一些,环境好一些和劳动强度小的一些工作,农民工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业、餐饮业、家政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这反映出农民工大多数从事技术含量较少、就业门槛较低且劳动强度大的行业,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现象。同时,由于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的普遍偏低,许多农民工往往会通过变动工作来寻求好一些的机会,这也就导致了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
参考文献
[1]龙华鹰,张达平.进城务工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与思考[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
[2]邵彩玲,张莅颖,赵岩.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逻辑_功能与政策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8.4.
边缘与自我边缘 篇4
200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理论研讨会,刘羲林先生说:“从美学、美的特殊性分析边疆情节,少数民族题材无论地貌、人物形象、人物气质都体现了我们画家非常感兴趣的特殊结构美、造型美、色彩美、意境美、气质美,这正是魅力之所在。”这意味着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对艺术家的特殊含义,尤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环境中得到强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新疆少数民族题材成为全国艺术家关注的主题,边疆美术中心化趋势出现。邹跃进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书中写到:“在人类历史上,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中,描绘少数民族在节日、丰收、欢迎仪式等场合载歌载舞、热情奔放场面和情节,以体现少数民族欢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多,这种作品往往是风情民俗与意识形态混合的产物。就前者而言,少数民族的服装、歌舞,以及风光与建筑,对于其他民族来说,都具有独特奇异的审美价值;从后者来看,欢乐生活的表达,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新疆特殊的人文环境,使本土的环境和人物形象倍受油画家青睐,成为新疆美术院校油画创作与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题材的优势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弱化,原因有很多。美术界虽然也在谈论绘画本身和新疆题材的绘画关系,但对风情的关注胜于对艺术自律的关注。社会创作群体关注风情并形成势力,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其观念融入美术院校,与其并存发展。改革开放后,内地画家和一部分从新疆到内地的画家转换观念较快,回头关注新疆的油画,感慨颇多。徐维新是最典型的一位,他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的新疆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新疆油画的面貌。大部分作品的画面也比较完整,技术比过去成熟,但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问题是和国内的主流文化脱节,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新疆的画家在极度困惑当中寻求新路。的确,由于新疆特殊的自然、色彩以及舞蹈的独特感染力,过于吸引人们的眼球,使画家过多注意事物的表象,以至于使新疆画家的作品出现戏剧化场面。新疆舞蹈的独特感染力和强悍的特质,使画家忘却了艺术本身的特质,画面中容易形成舞台化和脸谱化形象。这种现象不仅在美术上表现出来,在影视、音乐等姊妹艺术中均有体现。
作为院校应区别于社会创作群体,通过油画视觉艺术审视新疆。从艺术创作规律入手,体现艺术家独特的视觉方式、文化内涵和审美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关注透露出艺术家对新疆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整体理解。通过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构架,题材的解析才是艺术家灵魂的散射,而非简单的风情图解。被边缘化的原因并非风情本身,而是缺乏内涵的艺术家大脑所致,自然界固有的事物只是存在,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风情只是事物当中的一个分子结构。新疆油画的关键在于长期沉迷于自然景物的牵引,造成了对风情的单一重复和表象迷恋。从歌舞到歌舞,从草原到草原,50年前的形象、服饰、人物状态一成不变。为证明所谓时代特征,在画面中增加某一现代化的标志,如摩托车、汽车等,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和粗俗的故事情节,导致画面当中的文化内涵缺失。
就新疆题材而言,除风情之外,新疆大地每一样事物均可成为绘画题材,就像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成为绘画题材一样。不应该仅限于风情,应在当代文化影响下,对新疆古文化遗产重新审视,认识其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左右艺术家思维模式和艺术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艺术家以独特的视觉方式感悟新疆,其中蕴含着人文、科学、历史、艺术规律、审美方式等因素。21世纪的新疆除特殊的风情之外,现代化的程度与内地并没有太大差异,新疆画家的作品也应该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艺术与科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的发展与人的生存状态相互渗融,这种渗融不是表象,而是内在的必然联系。尤其对新疆油画来说,应该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体验,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时代脉搏。艺术家首先是智者,是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学者,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敏感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产品,关注人类大喜大悲,体现着一个地区的大文化特质,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艺术家个体对主流文化的潜在体悟,形成对艺术作品的把握能力,成为主流文化中的强势个体,成为时代骄子。无论新疆有着多么灿烂的景致,还应该回到这个母体,即“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