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收入（精选6篇）
宏观收入 篇1
摘要：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关系中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具有宏观和全局的特性,也可将其称为宏观收入分配。搞清这三者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及成因,是制定各项收入分配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本课题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修订后的实物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12年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成因,并对2013—2014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估算,探讨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改善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收入,收入分配,第三次经济普查
一、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生产活动形成的原始收入,是整个收入分配的起点,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收入的再分配,最终形成了一国的可支配总收入。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
(一)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
1992年以来,随着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为15.9%、18.0%和66.1%,到2012年,这一比例变为15.5%、24.7%和59.8%。21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6.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尽管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看,居民拿大头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1992年以来,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向企业倾斜(1992—1995年)、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2008年)和向居民倾斜(2009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收入比重下降较多,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较快,企业收入比重在波动中上升。1995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分别为12.4%、23.2%和64.4%。与1992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下降3.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5.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在此时期,由于卖方市场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小平方谈讲话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投资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持续升温,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改善,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较快。这一时期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向企业倾斜。
在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则在波动中下降,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到200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4.1%、28.3%和57.6%。与1995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5.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
在第三阶段,随着政府宏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居民收入比重快速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而企业收入比重则快速下降。居民收入比重扭转了多年持续下降的态势,并持续快速反弹,政府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收入比重明显下降。到201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5.5%、24.7%和59.8%。与2008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下降3.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提高2.2个百分点。
(二)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是在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经常转移的主要形式有所得税、社会保险付款、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经常转移,最终形成了它的可支配总收入,即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础上,经历再分配后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企业收入比重有所下降。
相对于收入初次分配,我国收入再分配内部关系的演变更趋复杂。具体而言,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5年。此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有所加强,与初次分配结果相比,再分配结果有些变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而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稳步上升。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为17.9:13.4:68.7,到1995年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变为14.1:19.7:66.2。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比1992年下降2.5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则上升6.3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有关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趋势。
第二阶段:1996—2008年。此阶段,宏观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进一步上升,从1995年的19.7%逐年攀升到2008年24.5%。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由降转升,从1995年的14.1%上升到2008年的18.3%。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与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部分税种税率水平以及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有直接关系。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66.2%快速下降至2008年的57.2%,下降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滑0.69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此阶段,三者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快速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则持续快速上升。2012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9.2%,比2008年上升0.9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0.6%,比2008年下降3.9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0.2%,比2008年上升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5个百分点。
与收入初次分配相比,1992年以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比重在2001年以前上升,并在1997年达到顶点,此后下降,2002—2010年再上升转为下降,但自2011年起居民已重新由再分配中由上升转为下降。收入再分配过程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开始推行的税改和1998年开始全面推进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等多项改革的综合结果,但自2011年起年宏观收入再分配过程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三)2013-2014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估算
由于目前官方尚未发布2013年和2014年的实物资金流量表,通过现有数据对2013—201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大致估算。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总量资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直接来自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相应年中人口进行推算得到的。由表1可知,由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前者大约相当于后者70%左右(表1)。考虑到1992-2012年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1,这表明两者变动趋势高度一致,也就是说,如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较上年出现上升时,则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也较上年上升,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同样,尽管预算内财政收入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口径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在1992—2012年期间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986,表明两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与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有了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数据,就很容易通过倒挤法计算出2013-2014年企业可支配收入数据以及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表3)。由表3可知,2013—2014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63.3%左右,比2013年上升1.5个百分点左右。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上述方法估算的2013—2014年三者收入占比数据可能与官方未来公布的实际结果有一定的出入,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对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目前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具体表现在:
第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正逐步形成,居民收入渠道增多,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支出随之扩大,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二,促进了企业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活力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高。随着企业自有资金积累的增多,企业将更多的自有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中,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所得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适当份额,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收入规模的扩大,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以及调节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同时也使政府有能力集中资金进行重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以及应对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
从国际经验看,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一般表现为居民和企业所得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所得比重有所下降。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总体上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上升、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符合国际上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到1995年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和企业收入过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企业无力进行更新改造和自我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有补还“欠账”的因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加消费和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1996—2008年期间,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滑。从2009年开始,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新变化,突出表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止跌回升,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呈现加速上升的态势。
三、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仍然偏低,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2000—200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总体上增长缓慢,二是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缓慢;三是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增长大大放缓。尽管从2009年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回升到2012年的61.6%,但该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二)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仍存在向政府倾斜的趋势
一方面,政府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增长相对仍比较快,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政府继续扩大收入比例。近年来,政府在经常转移净收入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增长远快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导致政府经常转移净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持续上升。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地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三)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潜在欠账不断增大
由于个人收入来源复杂且不够规范,政府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突出表现在:一是实物社会转移比重明显偏低。按照SNA的规定,实物社会转移指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性货物和服务而承担的费用支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非市场产出,如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二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从市场生产者手中购买然后再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如政府通过社会保险计划采购药品提供给居民。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2年我国实物社会转移占GDP的比重不超过7%,远低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10%以上的水平。二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规模严重偏小。2012年,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为2309.2亿元,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0.7%;各级政府用于补助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出总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7%。由于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小,对农村居民、城镇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保障。目前,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这就迫使居民仍要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当期消费增长。此外,随着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与缴纳养老金人口的比例将显著提高,养老金缺口快速增大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四、改善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逐步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80%左右,因此在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劳动者报酬增长对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具有关键的意义。为此,一是要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水平。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综合素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水平。二是完善以最低工资和“三条指导线”为主的工资调控体系。将劳动者报酬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和政策规定,进一步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综合考虑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社会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因素,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三是统一规范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清除养老保险转移的障碍,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四是以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五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逐步实现劳务派遣工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六是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逐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统一同一地区同一级政府不同部门的津贴补贴项目、标准,实现同城同待遇;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实施绩效工资。七是促进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完善促使流通股股东长期稳定投资的现金分红制度,强化细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
(二)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在收入再分配环节,加快构建以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社会公平,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此,一是要改革和完善税制,建立调节存量财富的税收机制,健全房地产税、车船税等财产税制度,研究开征遗产赠与税,规范政府非税收入,清理整顿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楼堂馆所的建设支出,不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农民、城镇困难群体、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三是要健全社会保险制度。适度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继续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制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加强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管理,适时出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加快完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基础上,最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四是加强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逐步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专项救助力度,健全临时救助机制。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逐步拓宽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五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慈善机构,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三)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资金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虽然一直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仍有进一步加大的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迫切需要改变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现象,改变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体到收入分配领域,就是要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树立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理念。要为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再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保障机制,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一是财政支出要适当向社会保障倾斜;二是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征缴率;四是必要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五是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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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目标 篇2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住房市场作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行的宏观调控，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住房的宏观调控，即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尽管涉及的是住房却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其调控目标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住房市场的调控目标。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由于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发展，与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
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优化住房市场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优化住房市场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大致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完善，住房市场化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利益经济的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暴露了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体现这这种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住房市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使得一部分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被边缘化。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主要是针对性的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地针对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领域应有的目标。笔者认为优化住房市场结构的范围不只是住房销售市场的供求结构，还应包括租赁市场的供求结构。低收入群体住房市场结构的优化就是租赁市场供求结构的优化问题，目前主要是根据各地区社会消费水平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即低收入群体的具体人口数量，通过宏观调控合理确定各地区、不同类型租赁房的供应数量，保障低收入群体有房可住的同时尽量兼顾他们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的中期目标：实现“住有所居”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然是主要矛盾，在人民群众的的各种需求中，住房需求是基本需求之一，实现“住有所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住房需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住房需求的重中之重。
“住有所居”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 也是人们衣食无忧之后日益关注的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性，经过半个世纪多的努力，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步入了小康社会阶段，并将逐步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建设和谐社会。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两极分化严重，故而目前的小康社会还是片面的、低水平的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然是主要矛盾。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两极分化严重，加之住房市场化，使得低收入群体处于住房难、没房住的困境。住房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是目前我国人民在解决衣食之忧后的迫切需求，尤其是近年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成为突出的现实问题、社会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尽管目前的社会经济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做到人人自有住房，但是做到“人人有房住”即“住有所居”应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低收入群体住房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居住水平。由市场配置资源并实行初次分配，还不可能做到由国家分配社会总产品。但是，保证社会公平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住房市场作为要素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上述的现阶段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问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所面对的住房问题更是无法体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社会公平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难、无房住的状况，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以保证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
宏观收入 篇3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正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要扩大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很难启动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这个增长引擎的。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生产活动形成的原始收入,是整个收入分配的起点,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收入的再分配,最终形成了一国的可支配总收入。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就是宏观收入的分配格局。
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以1996年为分界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大体可划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5年,这一时期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较快,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一度出现了收入向居民过快倾斜的现象。1988年,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达到了70.2%。同时,政府收入比重下降较多,企业收入比重有降有升。1995年,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收入比重分别为65.1%、15.2%和19.7%,与1978年相比,分别上升了14.1个百分点、下降了20.6个百分点,上升了6.5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96~2007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居民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到2007年,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收入比重变为57.9%、19.5%和22.6%。与199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2个百分点,提高了4.3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额和财产净收入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占80%以上。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总收入增长导致了2000年以后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出现快速回落的现象。2000年以来,除了2001年和2007年两年劳动者报酬增速快于国民总收入外,其余6年劳动者报酬增速都慢于国民总收入。2000~2007年,居民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9.3%,低于同期国民总收入增长5.1个百分点。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较慢导致其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4.9%下降至此2007年的4.1%。
居民初次收入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高增长伴随低就业。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产出,同样的产出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内部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导致第二产业的就业效应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出现递减趋势。
在国有经济进行改制重组和调整产能过剩行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劳动力下岗、失业。以上因素导致了我国经济总体上呈现高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对就业带动的效应显著下降,1980年的就业弹性是0.418(1个百分点的GDP能够创造0.418个百分点的就业),2000年下降到0.113,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0.063。2000~2007年,投资驱动型经济高增长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2000~2007年GDP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4%、8.3%、9.1%、10%、10.1%、10.4%、11.6%和13.0%,而同期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4.0%、4.3%、4.2%、4.2%、4.1%和4.0%。
二是资本超分配导致劳动要素分配不足,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目前,我国工会虽然是劳动者的组织,但在劳资关系中缺乏谈判地位,在工资决定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环境下,企业作为用工单位,处于强势的买方地位,在工资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企业倾向于压低工资水平,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相当普遍。
2000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快速提高,年平均增长高达35.3%。与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只增长14.1%,不到利润增幅的一半。在整体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状况更加糟糕。作为城镇就业人员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不仅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报酬过低,拖欠甚至克扣工资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农民工均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6年),有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
三是居民投资渠道狭窄和不畅。银行储蓄仍然是居民的主要金融投资渠道,以股市和债券市场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投资渠道不畅且投资风险较大,制约了居民投资的选择。而作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体的银行储蓄存款,由于利息率较低,居民利息收入增长有限。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年,由于经常转移力度很小,再分配结果与初次分配结果基本一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的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企业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小幅下降。
第二阶段:1990~1995年,由于政府对前一阶段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宏观收入分配过快向居民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矫正,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继续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稳步上升。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为21.9:9.1:69,到1995年则变为16.6:16.3:67.1。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比199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5.3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则上升7.2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96-2007年,居民收入可支配比重由1996年的69.5%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57.5%,下降了1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滑1.1个百分点。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低点12.8%逐年攀升到2007年18.4%。由于财税体制改革、部分税种税率水平的提高以及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大,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由降转升,从1996年的17.7%上升到2007年的24.1%。
与收入初次分配相比,1978年以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总体上处于净得益地位,具体表现为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小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企业在再分配过程中一直处于净损失地位;居民在2004年以前处于净得益地位,并在1997年达到顶点,此后净得益逐渐缩小,2004年以后居民已由再分配中的净得益方变为净损失方,居民在再分配过程中收入损失有不断扩大趋势。收入再分配过程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开始推行的税改和1998年开始全面推进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等多项改革的结果。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占比2000年以后出现快速回落,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比重快速下降。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因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居民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大幅增长,并超过社会补助和其他收入的增幅。在此期间,居民上交的收入税年均增长29.0%,分别比居民同期获得的社会补助和其他收入快8.8个和17.7个百分点。
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又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由于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迟迟没有实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不分红,而近年来垄断性领域利润大幅度增长,使其投资能力被过度放大。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仍在不断增强。
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也成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阻碍。由于工资收入是城乡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城镇,工薪收入占家庭收入来源的比重达到70%,在农村,农民工工资收入占到农民工家庭收入的40%),因此,职工工资的低水平增长直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收入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二者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连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建议
首先,合理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重点,是在保证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使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使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匹配。
第二,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长效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逐年提高最低工资保障标准,建立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和职工工资指导线与当地经济增速同步提高的机制。
第三,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和调节。设法消除和减少靠滥用政府机构权力、靠偷抢蚕食全民资产带来的分配不公。在二次分配中重点向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倾斜。
宏观收入 篇4
1. 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经济 (总需求) 的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求产生正影响, 则该国需求体系属于工资领导型 (wage-led) ,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求产生负影响, 则该国需求体系属于利润领导型 (profit-led) 。Bowles and Boyer (1995) 是第一篇在BhaduriMarglin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他们通过建立储蓄、投资和净出口的单方程估计模型, 利用1961—1987年美国、英国等的数据, 研究发现英国和美国属于工资领导型, 而法国、德国和日本属于利润领导型。该模型的应用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但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却存在一些不足。同时, 作者把就业人数比例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指标, 这对于具有持续高失业率的欧洲国家, 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指标。Gordon (1995a) 在VAR模型中, 对各种外来冲击进行模拟, 估计了美国收入分配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Gordon (1995b) 对此模型进行了扩展, 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外部经济的影响, 同时探讨了美国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 得出了1955—1988年美国属于利润领导型。Stockhammer and Onaran (2004) 也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 产能利用率, 利润份额, 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变量的VAR估计模型。结果得出, 失业是由商品市场决定的, 收入分配对需求和就业的影响很小, 技术进步使收入分配逐步从劳动收入转向利润。Onaran and Stockhammer (2005) 运用类似的模型对土耳其和韩国进行了研究, 得出类似的结论。Hein and Kr覿mer (1997) 和Hein and Ochsen (2003) 以Marglin and Bhaduri (1990) 提出的模型为基础, 建立了针对封闭经济的估计模型, 把利率作为外生变量, 并通过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对利率的灵敏度阐述了各种积累制度。Stockhammer, Onaran and Ederer (2007) 、Ederer and Stockhammer (2007) 、Naastepad and Storm (2007) 、Eckhard Hein and Lena Vogel (2008) 及Stockhamme and Ederer (2008) 建立了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 研究了相关国家收入分配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及积累制度。他们都得出相似的结论, 即如果考虑国外贸易分配的作用, 工资领导型的国家可能会转变为利润领导型, 国际贸易对国家的需求体系有着重要影响。
2. 考察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Batini, Jackson and Nickell (2000) 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基础上, 研究了英国过去三十年劳动份额变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收入份额与通货膨胀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劳动收入份额每增加1%, 通货膨胀率则相应地上升0.16%, 这对于当时预测通货膨胀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Woodford (2001) 也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与通货膨胀率高度相关, 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会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当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时, 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息率来应对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然而, Rudd and Whelan (2002) 对Woodford的观点提出了反驳, 他们研究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很弱, 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存在必然联系。
3. 考察劳动收入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Stockhamme and Onaran (2004) 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 建立并检验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是由资本积累, 产能利用率, 利润份额, 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构成) 。他们用此模型估计了美国, 英国和法国的情况, 得出收入分配对就业基本没有影响。然而, Karanassou and Sala (2010) 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假设一个镶嵌工资和就业方程, 保持工资关于生产率的单一的长期的弹性不变, 选取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过1960—2008年期间的数据, 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就业的影响, 证明了在长期, 由于摩擦性增长 (也即动态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的相互作用) , 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劳动份额。根据这个结果, 他们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劳动力需求方程, 研究得出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 是就业的有效驱动力, 所以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及计算方法, 选取不同的因素, 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劳动收入份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蔡昉 (2006) 首先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 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他指出, 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将可能诱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这样将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伤害。赵俊康 (2006) 认为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因为技术进步、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下降和市场需求不足。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加重以及劳资冲突加剧等社会问题。他认为, 使用节约资本的技术, 改善市场环境, 调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 协调劳资分配须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劳动收入分配比例的下降。
2. 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的影响。
李杨和殷剑锋 (2007) 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的影响。他们通过对1992—2003年中国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结果显示,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将会导致部分居民收入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 这样将造成居民储蓄下降、企业储蓄上升。
3. 劳动收入份额对需求和总产出的影响。
黄乾和魏下海 (2010) 关注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国内需求和总产出的影响效应。他们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应用面板数据协整分析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国内需求体系属于工资领导型, 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不仅有利于居民消费扩张, 而且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结论与Kujise等人 (2005) 对中国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4. 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影响。
邹红等 (2011) 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他们采用了动态GMM估计方法, 利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重点检验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三、简评
宏观收入 篇5
关键词：地方税收,宏观税负,地税收入,对策
税收是反映经济的晴雨表, 如何实现税收的持续高增长, 这是摆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税部门面前具有压力而又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衡阳市2003年至2008年全市的地方税收宏观税负进行分析, 旨在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税收收入的相互关系, 寻找影响地方税收增长的原因, 探求地税收入增长的趋势, 为地税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征管建议。
一、衡阳市的地方税收宏观税负现状
(一) 从税收总量来看
地方税收总量占GDP总量的比重偏低, 但地方税收增长幅度高于经济的增长幅度, 说明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支持作用明显, 但税收增长的空间已十分有限。2008年全市GDP总量为1000.09亿元, 比上年增长12%。地方税收共入库22.70亿元, 比上年增长24.77%。2007年地方税收占GDP的比重为2.2%, 2008年提高到2.27%, 增长了0.07个百分点。2008年地方税收弹性系数为2.06, 且多年稳定在2以上。
从表1分析可以看出, 2003年至2008年衡阳市GDP年平均增长11.6%, 而地方税收年平均增长24.73%, 地方税收的增幅大大高于经济的增长幅度。正常情况下, 税收弹性系数为1, 说明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 良性互动, 而衡阳市2006年、2007年税收弹性系数高达2.50, 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税收收入开始回落, 全年的税收弹性也达2.06, 超出了国际公认的预警范围。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税收增长提供了强力支持, 加强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但税收增长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二) 从产业结构来看
第三产业税收异军突起, 宏观税负明显高于总体税负, 而且增幅喜人。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但产业结构的内部变化会直接影响税收的收入结构, 不同产业的创税能力差别十分明显。通过对产业结构税收负担率的分析可以发现, 2008年, 衡阳市地方税收总负担率为2.27%。其中, 第一产业几乎没有地方税收, 第二产业税收负担率为2.2%, 而第三产业地方税收负担率达3.86%, 比总体税负高1.59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实现地方税收占全市地方税收总量的比重高达60%。2008年第三产业入库地方税收13.6亿元, 同比增长27.89%。
(三) 从地区结构来看
宏观税负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区税负大大高于县区税负。2008年全市GDP完成1000.09亿元, 其中:市辖四城区 (含开发区) (下同) 完成241亿元, 县区 (含南岳) (下同) 完成759亿元。地方税收四城区完成11.74亿元, 县区完成10.95亿元。城区的GDP宏观税负为4.87%, 县区为1.44%。说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税源逐步向城镇聚集, 特别是向中心城市聚集。
说明:因统计部门未对城区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各城区之间未作税负比较。
(四) 从重点行业来看
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三个行业地方税收负担率整体高于平均税负,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较大, 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工业的宏观税负相对偏低,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从上述重点行业地方税收负担率对比表分析可以看出, 衡阳市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三个行业的地方税收负担率整体高于平均地方税收负担率, 分别为12.36、6.1和10.14, 高于平均地方税收负担率5倍以上, 这与这三个行业的主体税种均为营业税, 与地方税收收入密切相关。同时, 也与衡阳市最近几年不遗余力加强对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的税收征管力度息息相关。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工业的地方税收负担率相对偏低, 尚有较大的增收潜力和空间。2008年, 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381.02亿元, 增长15.8%。地方税收入库4.91亿元, 比2007年入库地方税收的4.74亿元增加了0.17亿元, 增长3.58%, 说明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而对地方税收的贡献没有同步增强, 全市工业税收负担率为1.28%, 与上年基本持平, 但比全市平均地方税收负担率2.27%低了0.99个百分点。
(五) 从重点税源户来看
纳税大户的创税能力比较强, 占地税总收入50%, 衡阳市2008年入库地方税收达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258户, 全年共入库地方税收11.2亿元, 占全部地方税收总量22.7亿元的49.34%, 坐拥“半壁江山”。而同期全市纳入地税综合征管软件管理的纳税户有3.5万户, 重点税源户只占全部纳税人的5‰。2008年十大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32.44亿元, 入库地方税收1.72亿元, 平均税负率为1.2%, 比全市工业税负低0.08个百分点, 说明重点工业企业入库地方税收总额较大, 但对地方税收的贡献没有相应增加。十大商贸流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25亿元, 入库地方税收1449万元, 平均税负率只有0.30%, 税负极低,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极为有限, 加强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纳税评估显得尤为迫切。
二、衡阳市地税收入的结构及特点
(一) 从总量看, 增幅呈加速发展的态势
从地税收入总量看, 由2003年的6.84亿元增长到2008年22.7亿元, 总量6年内几乎翻了两番, 年均增幅达24.73%, 为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8年衡阳市地税总量继续稳居湖南省第四, 排名在长沙、常德、株洲之后。地税增幅在一点一线地区和“3+5”城市群稳居第一。
(二) 从地域看, 全市15个征收单位呈现你追我赶的发展势态, 城区县区齐头并进, 双双突破10亿元
2003年衡阳市地税总量突破亿元大关的只有雁峰区局一个征收单位, 2005年相继有耒阳市局和直属分局收入总量突破亿元大关。之后, 各征收单位呈现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 到2007年, 陆续又有珠晖区局、蒸湘区局, 衡南县局, 常宁市局等单位收入总量突破亿元大关。到目前为止, 全市15个征收单位已有13个征收单位年度地税总量超过亿元, 其中耒阳已经突破3亿大关。7个城区征收单位共入库地方收入11.74亿元, 8个县区征收单位 (含南岳) 共入库地方收入10.95亿元, 城区县区齐头并进, 双双突破10亿元大关。一大批征收单位总量过亿之后, 增加了地税部门在当地政府的工作份量, 提升了地税部门的形象, 体现了“有为才有位”的工作思路, 地税工作得到了当地党政的更加重视和支持。
(三) 从税种看, 主体税种增收明显
2003-2006年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和房产税五大主体税种已占税收总量的90%以上, 分别为94.74%、94.51%、94.19%、91.80%, 2007年和2008年虽有所下降, 但也接近90%, 分别是88.69%、86.72%, 成为地税收入的主力军, 而且五大税种的主体作用更加明显, 对完成全年税收任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 从重点行业来看, 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餐饮住宿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较大
从表5可以看出, 工业、建筑、房地产、餐饮住宿和交通运输五大重点行业实现的税收占地税总量的61.8%,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较大, 加大对重点行业的税收征管显得尤为重要。
三、衡阳市地税收入增长趋势的因素分析
(一) 全球经济危机使地税收入增长大幅减速或出现负增长
经济危机对税收的影响越来越凸显, 地税收增长率大幅回落。特别是县区级收入则出现负增长。一是基础产业价格持续走低, 资源类出口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据衡东县统计, 以衡东铜业为代表的30多家资源类出口企业因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持续走低, 出口受阻, 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反映到税收上, 衡东县地税局2009年一季度只完成税收任务的17.1%,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2.66%。二是制造行业订单不足, 企业生产能力无法释放。根据对衡阳市的衡钢集团、金杯电缆、水口山矿务局和建滔化工调查, 均存在着订单不足, 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的情况, 其中衡钢集团出口订单下降了50%。生产开工不足, 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三是受市场信心影响, 房地产项目开工严重不足。据衡阳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公布的数据, 2009年衡阳市房地产业计划投资115.92亿元, 比去年150.82亿元减少了34.9亿元, 下降了30%。而且受市场信心影响, 房地产商观望情绪普遍, 新项目开工严重不足, 同时, 消费者的观望心态也十分明显, 购房欲望不强, 交易冷清。四是返乡民工大幅增加,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统计, 目前衡阳市滞留的返乡民工达16.5万, 大量的返乡民工滞留, 不仅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 而且使农村消费市场低糜。
(二) 强化税收征管是促进地税收入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 衡阳市地税局以强化征管为核心, 以组织收入为龙头, 以税政管理和稽查监督为两翼, 以责任追究为保证, 努力构建大征管格局。征管基础工作不断加强, 征管质量全面提升, 按照“突出重点、突破弱点、攻克难点”的思路, 一是强化税源户籍清理, 强化欠税清理, 强化行业税收管理, 挖潜堵漏活动取得了很好成绩。据统计, 通过开展挖潜堵漏活动当年增收5130万元。二是自主征收与委托代征相结合, 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协税护税的积极, 不断完善代征代扣制度, 努力构建社会综合治税的平台, 行业税收管理不断规范, 带来了税收的大幅增长。建安行业税收实行自主征收, 按项目进行跟踪管理, 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同时, 加强与工商、建工部门的配合, 实行信息共享, 促进了建安税收的大幅增长, 2008年入库建安营业税2.77亿元, 同比增加0.94亿元, 增长51.36%。房地产税收衡阳市从2004年以来实行“政府牵头、地税主导、部门把关、凭票办证”的一体化管理模式, 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税收的大幅攀升, 2008年房地产行业共入库地方税收3.06亿元, 比上年增长23.99%, 比2004年的6100万元翻了五番。发挥交警部门的窗口把关作用, 按照“先交税、后年检”的程序, 交警队窗口去年入库车船税收380万元, 比上年翻了一番。三是以票控税, 完善个体户定税模式, 加强对第三产业特别是饮食、娱乐、休闲服务等行业的税收管理, 使第三产业成为衡阳市税收增长的新亮点。坚持以票控税, 加大刮奖发票的投入力度, 衡阳市地税局从2003年8月开始在全市城区统一实行发票刮奖以来, 已印制刮奖发票340组, 投入资金700万元, 每年新增税收在1500万元以上。进一步完善个体户定税模式, 加强对饮食、娱乐、休闲服务业的税收管理, 率先在湖南全省对营业税个体户推行“发票+定税”的管理模式, 凡是发票用票户, 除领购发票金额缴纳税款外, 对不需开具发票部分全部实行定税, 平均税负提高23%, 全年新增税收1000万元以上。四是加大稽查打击力度, 行业稽查与重点稽查相结合, 充分发挥“以查促管”的作用, 堵塞税收流失, 近几年, 全市稽查系统每年查补入库税款均在8000万元以上, 为完成税收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 税收政策也是影响地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家的税收政策也相应作出调整, 一些重大税收政策的出台往往会对当年完成税收任务造成一定影响。 (1) 下岗再就业和起征点政策的影响。2002年, 国家出台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相应地, 湖南省提高了营业税起征点, 从2006年7月1日起, 三年内逐步将全省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统一提高到月营业额3000元。据测算, 该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每年衡阳市将减少税收4000万元。 (2) 个人所得税扣除限额的提高, 对个人所得税税基影响较大。从2006年1月1日开始, 个人所得税扣除限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 从2008年3月1日起再次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据税政部门测算, 每年个人所得税将减收7000万元, 对当年组织收入任务来说, 将是一个不少的困难。 (3) 灾害性减免政策的影响。近年来, 衡阳市频频发生各种水灾、旱灾、风灾以及特大雪灾, 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 为尽快恢复灾后重建, 省、市税务部门相继出台了灾后重建的税收优惠政策。据调查, 仅特大雪灾就将影响税收达9000万元。 (4) 政策性增收因素也有。比如土地使用税调等调级, 车船使用税政策的调整等, 均是政策性增收因素。车船税由保险公司同一代征后, 政策性效应已经显现, 2008年衡阳市共入库车船使用税2207万元, 同比增收1238万元, 增长127.89%。 (5) 此外, 各级政府对地税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是地税收入高幅增长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前, 国际间、区域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 各方面要求加快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 压力也是与日俱增, “发展是硬道理”, 加快发展正日益成为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强调发展, 主要是投资的较量, 财力的较量, 说到底也就是税收收入的较量。从目前情况看, 由于发展经济的压力, 部分地方政府在考核干部政绩时, 鲜明地提出了“干部考核看政绩、政绩考核看财税、财税考核看税收”的口号, 尽管这一口号不尽科学, 但是, 各级党委政府抓税收、重视税收、支持税收工作的态度都是十分明确的, 因此, 各级政府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也是地税收入高幅增长的重要保障。今后一段时期内, 由于政府力量的助推, 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 必然会保持相当的规模, 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膨胀性增长。
四、促进地税收入的持续增长的对策
(一) 坚持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税收法制的内在要求, 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税收实践中, 税收任务分配的过程往往是各级政府与税收部门讨价还价进行博弈的过程, 税收的征收过程往往是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偷税与反偷税的斗争过程。税务部门处于政府与纳税人的中间位置, 一方面要为国聚财, 替政府分忧, 一方面要服务经济, 依法征收。因此, 在组织收入过程, 始终如一地坚持“应收尽收, 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收入原则, 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同时, 现行的税收计划分配体制, 也需要改革。政府财力扩张的要求往往导致税收计划层层随意加码, 税收计划经常是一加再加, 税务部门特别是县、市一级的基层税务部门压力很大。税收收入是财政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税收计划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 要增强计划的权威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 报经同级人大批准, 一经批准, 严格执行。税收计划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做到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或者略高于经济增长, 这对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现行体制下, 税收增长保持较高水平是可能的, 但长此以往, 必然损害经济的发展。
(二) 改革现行财税分享体制, 理顺国、地税征管权限
现行的财政分享体制已经成为地税增长的一个制约性因素, 不能正确反应经济与税收的相关性。按照现行财税体制, 政府对地税部门的考核不仅关注总量和增量, 更注重可用财力的考核。目前, 两个所得税市、县一级地方政府只分享12%, 一方面影响政府发展经济特别是工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地税部门在组织所得税征管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当任务完成较好时, 对所得税管理往往放任自流, 但任务完成吃紧时, 甚至不惜冒错级混库, 违反财政纪律的风险。同时, 国家对新办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的界定, 也打乱了国税、地税的征管界线, 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真空。国家需要进一步理顺分税制, 对共享的税收政策适当调整, 提高地方分成比例。对国、地税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权限由现行的时间划线改为按管理主体划线。即以缴纳增值税为主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征管, 以缴纳营业税为主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地税征管。
(三) 服务经济建设, 培植新的税源增长点
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 也是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强化税政找税源, 强化征管抓收入”的思想, 对征管薄弱环节、征管不到位的行业以及漏征漏管严重的方面要用足政策, 加大管理力度, 控潜堵漏, 做到“能收尽收”, 体现税收公平。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企业增效才是税收增长的根本途径。地税部门要积极为政府当好参谋,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要用足用活现行税收政策, 主动参与企业的改组、改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前景看好、技术含量高的大项目, 地税部门要主动服务, 用活政策。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四) 加强征管, 堵塞漏洞, 切实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
征管工作是地税部门业务工作的核心, 加强征管是地税部门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随着税管员制度的落实和税收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强化征管对促进地税收入增长方面大有作为:一是要更加重视税源管理。落实税管员制度的目的是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 核心是税源管理。当前, 重点是税源户籍的管理和重点税源户的监控, 通过税务登记的换证、验证工作, 衡阳市纳入综合软件管理的纳税户已达3.5万户, 略低于工商管理的户数, 如何在“管到”的基础上“管住”、“管好”又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同时, 抓好重点税源户的征管对完成全年税收任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要更加重视重点行业的征管。从重点行业来看, 建筑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三个行业税负较高,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较大, 特别是对完成市本级可用财力的贡献更大。我们要继续下大力气加强对重点行业的税收管理。三是要更加重视对工业企业的所得税征管。2008年全市入库企业所得税2.29亿元, 其中工业1.90亿元, 占80%以上。加强对工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 对做大地税收入规模, 增加地税收入占财税收入的比重, 提高地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意义尤为重要。同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也进一步增强, 工业企业尚有较大的增收潜力和空间。四是要更加重视对私营、个体税收的征管。2008年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共入库地方税收4.68亿元, 占收入总量的20%。尽管私营、个体经济税源规模小, 征管难度大, 但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对完成全年税收任务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私营、个体经济的税收征管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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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收入 篇6
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由1978年的28.2∶47.9∶23.9变为2010年的10.1∶46.8∶43.1,产业结构不断调整。2011年国家发改委推出2005年版修改后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作为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调整。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已达到警戒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最终国民收入的比 重和劳动 报酬占初 次分配的 比重在1992—2010年间分别下降11.2%和9.8%,国民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问题日益凸显。
居民收入变化背后隐藏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是否与当前我国所处特定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相关,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多大,在长期趋势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居民收入的变化,显得十分必要,其直接关系到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思路和长远规划。本文使用我国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考察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和居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中国居民收入变化的机理,为今后收入分配改革、产业调整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当前众多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第一,将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其他宏观变量结合分析。国内外众多经济学者探寻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时引入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金融抑制、就业结构、财政政策等。Chen等(2011)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陈斌开等(2012)从金融市场角度探究我国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压低利率实际上形成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影响收入分配机制。闫肃(2012)实证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间还有很强的互动性。第二,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单向影响。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Robinson(1976)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经济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然会引起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产业结构转化的早期阶段,有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人口逐步流动到生产力较高的现代部门,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产业结构转化难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再加之受各种制度因素限制,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流动困难,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收入具有很大差距(蔡昉等,2002)。Beeson等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公平性的影响后发现产业结构变迁能解释90%的收入变动情况。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和反馈效应。Murphy等(1989)考察收入分配与产品需求得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使投资率偏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太大,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收入分配变化可以影响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汪同三,2004)。第三,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互动影响。德布拉吉·瑞(2002)认为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反馈机制:收入分配———产品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的功能性分配———新的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转化与收入分配共同构成一个循环。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转变的实质是对社会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就业结构调整、工资结构变化,最终对一国国民收入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同时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产生反馈效应。但当前的实证研究,由于选取的产业结构变量和收入分配变量较单一,得出我国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不全面、不充分。本文借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理论中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产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度量产业结构;在实证分析中,将产业结构变迁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内在传导机理,从产业产值结构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居民收入的关系展开,基于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考察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三、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互动的实证分析
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产业合理化指标和钱纳里标准结构理论,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产业产值结构,表示二、三产业产值结构比系数,记作RA32,;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记作ISE32,表示二、三产业增加值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居民收入选取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记作LR,最终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记作RD。
分析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若使用传统经典计量方法建模,则容易产生伪回归、模型设定有误等问题,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常用于分析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相互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考察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选用VAR模型分析1992年以来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数据选自197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收入分配数据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而得,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软件。
1.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由于单位根存在而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失真,需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各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即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构建 VAR 模型和模型平稳性检验。
根据模型反复模拟,遵照PPE、AIC、SC、HQ准则,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对由产业产值结构系数、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初次分配占比、最终分配占比构建的内生化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根的模小于1并且都在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4个方程调整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860、0.797、0.963,F统计量值 分别为38.958、11.713、7.868、46.016。可以利用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4.实证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描述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因此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出模型受到某个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即随时间推移,可以观察模型中各变量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本文结合VAR模型脉冲响应结果,通过产业产值结构系数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两个代表产业结构的变量考察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居民收入的影响。
(1)产业结构调整对初次分配、最终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负向冲击。
产业产值结构新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期内最大,在滞后6期内负向冲击不断减弱,之后趋于平稳;对最终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冲击在滞后4期内最大,并逐渐减弱趋于平稳。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信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3期波动较大,到第5期转为正冲击,作用平稳但不显著;对最终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滞后前5期为负向冲击,之后稳定为正向冲击。
产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冲击,我国经历农业迅速发展、工业快速增长、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三次大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报酬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具有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显著为负向冲击;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调整,长期趋于平稳。从长期看,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居民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2) 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贡献大,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贡献小。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能进一步分析每一变量冲击对被解释变量增长变化的贡献度,揭示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如图5和图6所显示,产值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对收入分配变化的贡献都超过50%。但是从图7、图8可见,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0%左右,反馈效应微弱。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到“二、三、一”,每一次升级都紧随收入分配格局的一次调整,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巨大。理论上,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和偏离程度起反作用。但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这种传导机制明显受阻,通过调整收入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难以奏效。当前我国需求难以拉动,消费结构固化,也与收入分配对产业调整的反作用力微弱有密切关系。
(3)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靠市场机制实现,称其为反馈效应,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依靠制度、政策、文化习惯等多因素完成,称其为约束效应。从上述方差分解的图5~8可以得出: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初次分配对产业产值结构、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动的贡献度分别为23%、12%,而最终分配仅为5%、6%。初次分配收入结构的合理程度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宏观经济都至关重要,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最终分配只是微小的纠偏。重视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要求加强市场化改革。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产业结构变迁在居民收入形成中发挥决定性配置作用,而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反作用有限。
第一,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的滞后冲击,且大于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转变,居民收入分配的每一次调整与改革都离不开经济发展、产业调整的新形势。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业产值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巨大,其贡献率超过50%;但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明显偏小仅,为10%左右。
第二,产业结构对初次收入分配、最终分配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较显著,长期趋于平稳,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和收入分配改革交织在一起,产业升级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集中在4~5年内显著于3年内;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的调整。
第三,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在收入分配中共同发挥配置、约束、引导作用。相对来说,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仍须在市场化改革中继续加强。
(二)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前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而推进产业升级进程。鉴于此,本文建议如下几点。
第一,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共享式增长机制。我国原有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政府干预,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快速扩张,带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较低。收入分配格局受市场因素、制度、政策等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要保障。继续加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矫正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与扭曲。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并举,最终分配才更公平、更合理。
第二,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合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长期直接促进收入分配,因此应遵循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不要过于关注短期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更不能因噎废食将优化产业升级视为权宜之计。同时,正确引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有序转移———尤其是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借助就业结构合理化实现居民收入的提高与生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