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宏观税负（精选7篇）
产业宏观税负 篇1
一、宏观税负和产业结构的内涵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 而保障产业结构优化的法律政策、机制理念也需要紧跟新常态的步伐。宏观税负是国家利用税收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力措施, 在注重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也需要通过宏观税负助力产业结构调整, 最终达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终极目标。
(一) 宏观税负的内涵
宏观税负, 是指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 (一般为一年) 税收收入占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 D P) 的比重, 即国家在参与公民收入分配过程中以税收形式所集中的价值总额及其比率, 反应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功能的强弱。宏观税负是我国政府制定税收法律政策的主要依据, 也是税收法律政策执行的集中体现, 不仅影响着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亦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抓手, 同时对企业和公民的税负承担也有很大影响。实现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然而宏观税负则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一题。
(二) 产业结构的内涵
产业结构, 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产业部门内部之间的比例构成, 以及各部门相互之间的制约、联系等关系。所谓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级化, 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相互协调, 适应市场变化及市场需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宏观税负手段作为重要支撑, 同时将宏观税负手段加以法治化, 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断顺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规律, 促使我国经济稳步发展。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促使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相互协调, 产业内在结构愈发合理, 最终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互相促进、绿色循环、整体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各种资源, 比如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 不断在各产业部门流动的过程, 在这长期的调整过程中税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二、宏观税负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 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还存在着多种问题, 比如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比重过大、第二产业遭遇技术创新瓶颈、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等。自1978年至今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宏观税负都经历了不同层次的调整和改革, 宏观税负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契合性。产品结构大都由产业结构所决定, 倘若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 那么其附加产值就相应偏低, 从而致使此产品偏低的负税能力。假使我国产品负税能力均低, 政府财政难以运转, 就会派生出各种增收费用。我国大体进行了三次宏观税负制度体系改革, 从而优化税收经济, 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
(二) 宏观税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税收的主要职能就是调控经济。针对不同的产业部门采取不同的税负政策, 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缴税负担, 从而有目的的、倾向性的调整市场主体的行为, 促使市场主体不断规划自己从事市场活动的行为, 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 最终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宏观税负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从而达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税收手段影响消费者最终购得的商品价格, 使不同的商品以及不同的经济主体承担不同的纳税负担, 从而影响商品的税后价格, 进而调整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供求关系, 影响产品的经济收益和活动成本,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宏观税负可对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税率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成反比, 所以税率的变动往往影响着企业投资收益和成本的比例变动。倘若税率降低, 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则相应升高, 进而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
三、宏观税负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缺陷
(一) 宏观税负的法制体系不健全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以及税收征收的程序等, 都是通过法律先确定下来, 然后在进行实施的, 也就是说税收的征收是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的, 由此可见我国宏观税负受法制环境的制约。我国的宏观税负法制体系并不健全, 在宏观税负的立法、执法等方面均有体现:在立法方面某些税种和税率的确立不尽合理, 例如针对不同的产业、行业制定不同的税率, 形成产业不同税负不同的局面, 影响了不同行业的投资收益率, 从而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假使税率不合理, 那么最终造成了逆向调节, 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执法层面来看, 比如有很多地方的税务部门擅自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范围, 甚至违背法律政策的规定, 对不符合条件的主体减税、免税, 并且征税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没有在法律规章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等。因此, 我国的宏观税负法制体系亟待完善。
(二) 税收优惠政策法律体系缺失
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的税负减免措施, 分散规定在中央与地方等多种法律法规中, 并且牵涉到了不同的主管部门, 不仅各种法规之间容易产生诸多差异、冲突与争议, 而且还破坏了税负体制的完整性、科学性, 以此同时, 对财政资源的整体性合理化配置也有很大影响。我国大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均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 并且涉外企业的税负负担明显低于国内企业的税负负担,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不仅加剧了沿海地区与内陆的经济发展差距, 也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现象严重, 严重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阻碍了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平衡。我国缺乏完善、科学、严谨的税收优惠政策法律体系, 在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宏观税负政策法律进行制定时, 应对现有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研究, 并制定其相互衔接配套执行措施, 针对某些不能与时俱进的税收优惠政策构建常态的清理机制。
(三) 宏观税负优化产业结构的配套机制不健全
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化的发展, 税收收入的增速不断下降, 宏观税负配套机制不健全的缺陷愈发凸显。我国并未建立健全配套的2相0应16税年收机第制5, 例期如下产旬业性刊税收优惠的退出机制、税式支出时评估机代制 (、总税第收6优2惠5的期动) 态调整机制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税收T约i束m机e制s等。为此, 应在坚持市场调控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和加强宏观税负的法律政策及配套机制的建设。完善宏观税负的法律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宏观税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功能。
四、宏观税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法律路径
(一) 国外经验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启示
在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宏观税负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 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共经历了多个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导向阶段、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等。其中每个阶段都伴随着大量宏观税负法律政策的颁布, 比如1977年的《科研设备投资税金扣除制度》、1979年的《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制度》等。美国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制定的激励性税收优惠政策, 并且设计了多种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类型。例如, 为了税收减免而制定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研发减税修正法案》;并在投资抵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税负措施中将税收政策法治化。无论是韩国还是美国, 关于宏观税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通过法律手段将宏观税负政策固定下来, 不仅增强了税负政策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透明性, 更有利于实现税负调控产业结构的功能, 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宏观税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法治化的经验, 不断完善我国税收体系的法治化。
(二) 健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税负政策法律
合理划分税权, 明确立法机关在税收政策法律制定上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地方在税收管理体制完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优化税负手段、税制结构, 完善税收政策法律体系。立法机关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完善具体税种, 增强税负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比如, 可在消费者环节对特殊奢侈品可增设流转税, 立法机关并应适时调整税率和征税商品的范围;可在财产转让环节增设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房产税, 调控房地产市场经济关系等。同时, 最大限度的发挥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职能, 设定规范化的税收管理制度, 从而达到调整宏观税负的目的, 推动产金业结构融的优化。并且, 立法机关与执法机关均要坚持N中O央.集5中, 2税0权1i地n方an辅c助e分权的原则, 逐步促使增 (值C税u的m合ul理at转iv型e, ty健N全O出.口6退25税) 和进口税负法律制度, 清费立税, 完善税制体制。
(三) 设立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法律体系
税收优惠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创新改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税收法定原则, 构建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 加快税收优惠的法治化进程, 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法制体系。税收优惠政策法治化将增强政策执行的权威性和透明性, 对纳税人有安排的预测自身的投资活动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供了法律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税收优惠立法权, 充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应积极调研实践, 取消目前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中不合理的限制性条件, 缩小优惠政策针对不同对象、不同行业的限制。同时, 税收优惠政策立法时应注意逐步促使税负优惠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 实现税收方式的多样化, 完善对各种类型企业的税收激励。通过税收立法, 达致税收优惠的法治化, 使市场主体合理安排经营活动, 最终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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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宏观税负 篇2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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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研究的思路梳理 篇3
(一)由来已久的宏观税负争论
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是指一国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内税收总额与该国同期经济总量(GDP或GNP等)的比值。研究宏观税负,可以明确一个国家通过税收形式进行再分配的力度,并可以借助正确的判断,引领税收政策的调整。考虑到西方国家多实行公共财政,收入形式基本上是通过税收这种公共方式获取,为了保证比较口径,中国学者在比较研究时,开发出了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
但是,在运用多种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研究过程中,对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争论不止。《福布斯》在2007年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列为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针对该榜单的结论,不少学者认为其所运用的指标口径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国税总局于同年专门通过将中国税负状况与美国、日本等20个工业化国家和巴西等22个发展中国家相比,论证了“不论是以不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口径,还是以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口径来进行衡量,中国与国际水平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对国税总局的结论,又有不同看法,如南方都市报社论评论指出税负重不重,让民众来判断。有些评论家甚至激烈地宣称“称税负不重者请尊重民众智商”。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税务学会于2008年指出宏观税负研究时中国近期重点的研究课题之一。
(二)三种看待宏观税负的思路与争论根源
总结争论内容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运用特定的宏观税负指标比较中国与外国的情况,借以说明中国宏观税负是高还是低,进而说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适;第二种是分析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时不仅仅关注该指标数值的大小,更关注宏观税负所对应的收入规模有否得到较好的使用(这种思路在最近两年的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第三种则关注宏观税负对应的微观收入取得是否合适。
这三种思路在运用的过程中,每种思路内部得出的结论冲突甚少,不同思路之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冲突的主要方面。如第一种思路,在不同国家之间运用不同的口径作比,很少有不同意见,就算有不同意见通过深入分析也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争论可能并不是因为宏观税负指标,而是因为不同思路考虑的问题层面不同。
上述三种思路考察问题的层面有何不同呢?第一种思路很容易理解,它是站在政府角度来观察中国现行的宏观税负是否足量的,能否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而第二种思路和第三种则更关注宏观税负水平背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这两个不同视角思考宏观税负问题,对已经实现公共财政的国家来说,得出的结论是统一的,但是对正处于构建公共财政制度的中国来说,则很容易背道而驰。所以,中国在宏观税负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不是因为宏观税负指标的问题,而是因为现行的研究思路考察视角不同所造成。要平息争论,形成对宏观税负水平的统一的正确的认识,首要是选择合理的分析思路。既然中国已经确立了公共财政这个制度建设目标,自然而然,研究的思路应该立足考察宏观税负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同时参考国际间的比较分析。
二、国际间宏观税负比较:思路局限及参考作用
(一)宏观税负水平比较的思路理清
在公共财政体制下,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代价,宏观税负体现了政府的边界及干预市场的深度。因此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得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或政府干预程度高低的结论。
这一想法是如此的直接以至很少有人去想为什么可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进而也就无法得知在比较过程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结果我们是创造运用了很多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但比较结论却总被质疑。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合适的国家间比较的指标呢?这种理想的指标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疑问,我们必须明确为什么比较,应该怎么样比较,这两个答案只有通过梳理国际比较的理论依据才能获得。
国家之间的宏观税负比较的理论依据我们从逻辑上可以分成三段:因为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的干预程度是可比的;如果宏观税负又能够反映政府的干预程度;那么宏观税负就是可比的。这个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前面两个假设是否成立。
(二)辨析国际比较的前提之一:政府的干预程度是可比的
1. 理论依据。
政府干预程度,哈维·罗森在其财政学教科书中指出,“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源由政府控制的程度”[1]。一般有三种衡量手段: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数量、政府支出量、统一预算加上规制预算。由于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数量并不能说明核心问题,且计算规制预算极为困难,所以经常使用的是政府支出量。因此,政府的干预程度是可比性的问题就转化为政府支出规模是可比的。
政府支出规模是可比的认识在财政理论上源自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理论。该理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政府的支出规模会依次增长。如果在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相同的时期,国家间政府支出规模体现出趋同性,那么政府支出规模就是可比的。
2. 前提检验。
国家间政府支出规模是否体现出趋同性?这里我们看看1998年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政府支出情况。1998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35%左右,加拿大、英国、德国则在45%左右,法国为54.3%,瑞典则更高达60.8%。四类国家支出量差距平均在10%附近。10%左右的差距很难说明在同一发展阶段存在趋同性。
罗森指出不同的政府观可能在国家之间的支出量差距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瑞典,保健被认为是一种责任,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保健支出”,而美国私人部门则承担的更多。如果剔除社保方面的因素,那么政府支出量是否体现出趋同性呢?
这里我们暂且假定政府支出主要依靠税收进行筹资,那么政府支出量我们就可以用宏观税负量进行衡量。据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2006年3月16日公布的发达国家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数据,我们会发现15个国家2002年含社保因素在内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为42.03%,标准差为6%;而剔除社保的宏观税负平均为29.63%,标准差为6.2%,标准差在剔除社保因素反而扩大,趋同性更无从谈起。
3. 结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单纯地将中国的政府的支出规模与其他国家政府的支出规模进行比较说明中国政府干预程度过多还是过低是没有意义的。以瑞典和美国来说,不含社保的税负比美国同时期要高13个百分点,那么是说明瑞典税负过高还是说明美国宏观税负水平过低呢?
这种剔除社保因素后的宏观税负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政府信用程度不同。政府举借公债能力不同,那么通过其他手段筹集资金的要求便不相同;(2)政府治理方式不同。有的国家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创新方式较多的话,政府需要干预程度会相应降低,相应的支出和税负要求都会降低;(3)政府管理效率不同。政府管理效率不同,完成一件公共事务耗费的资金水平也相应有所区别,管理效率高,需要耗费的资金水平就相应降低,进而税负也就没有必要过高。
因此,要想保证逻辑链条中政府干预程度是可比的,在比较过程当中必须思考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
(三)辨析国际比较的前提之二:宏观税负能够反映政府干预程度的理论依据
如果政府干预程度可以通过支出规模比较的话,那么紧跟的需要思考的就是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能够体现政府干预程度。
我们已经开展的宏观税负比较研究实际上是设定了政府支出规模主要靠税收加以满足这个前提。但是在现实中,政府支出的维持手段有多种,包括税收、收费、债务和增发货币。即使目前讨论了多种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也没有那种宏观税负指标将增发货币与债务考虑在内。如果没有考虑增发货币和债务的影响,简单地通过比较宏观税负水平就得出中国税负水平高或者低的结论很可能是相当片面的。
(四)谨慎运用国际比较方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三点认识:
(1)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其他因素诸如政府观、治理方式、政府效率没有过多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程度或支出规模有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财政支出增长理论说明的正是这一点。(2)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政府观等因素的不同,虽然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或支出规模也极有可能有较大的区别。(3)宏观税负无法在某个时点全面反映政府支出程度,如要比较必须注意政府可支配的一切收入形式。
所以,如果想通过国家之间的宏观税负比较得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结论,必须要注意相关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假定政府观、治理方式及政府效率等因素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加以衡量,那么在说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时候应该尽可能选择一些相同市场化程度的国家加以比较。从当前众多研究来看,中国市场化程度虽然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但是总体市场化程度并不是特别理想,因此相比实行公共财政、市场化程度较高国家来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可能并不高。
三、公共财政导向下的宏观税负的微观影响:效率与公平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仅是立足政府角度考察了现行的政府通过税收(或广义上税收)进行再分配的合适性。如果研究至此为止,得出的结论无疑是要被广大关注民众福利的学者质疑的。因此,在判定宏观税负水平合适与否时,必须要注意微观影响,不少专家和学者已经开始转到这一角度。但似乎目前在微观影响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思路,正如第一部分所说,有些学者倾向于考察支出影响,如李波(2007)提出了判定宏观税负应当以“是否提升人民福利“为依据;有些学者则立足收入影响来考察,如单学勇(2008)考察了收入形式、收入结构等微观影响。
这里笔者试图从理论角度梳理考察宏观税负微观影响的思路。判定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适的标准,其内容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应该和福利经济学两个定理是一致的。福利经济学两个定理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效率和公平。因此,判定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适关键是要看现有的宏观税负有否促进经济效率以及是否更好地解决公平问题。
1.现有的宏观税负有否促进经济效率的判定标准。判定现有的宏观税负是否促进经济效率,需要从两个角度入手加以分析:一是要看在现有的宏观税负下是否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二是要看是否促进宏观经济效率。
判定现有的宏观税负是否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主要是看现有的税制体系是否较好地实现税收中性原则,如果没有较好地实现税收中性原则,不少微观经济主体难免对宏观税负过低的提法有微词。如果保持总体宏观税负水平不变能够更有效地通过税制改革实现税收进一步中性化,就会改善不少人对宏观税负的观感。
判定现有的宏观税负是否促进宏观经济效率主要是看现有的宏观税负是否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水平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税负自身,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宏观税负对应的收入使用方面。宏观税负水平高,但如果对应的财政收入得到更好地运用,纳税人有可能并不认为所在国家税负过重,这一点在最近关于宏观税负的研究中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使用。
考察宏观税负水平自身有否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主要是看现有税制体系有否发挥出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及有否进入拉弗曲线的禁区范围。这一点结合宏观水平与宏观经济变化情况的计量分析不难得到结论。
考察宏观税负水平对应的收入使用有否实现宏观经济效率主要看政府支出是否更好地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共识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增长,相应的就是要看政府的支出是否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增长或人力资本的积累。
2.现有的宏观税负有否更好促进公平的判定标准。类似地,判断宏观税负是否更好促进公平也需要从收入取得和开支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宏观税负收入取得是否促进公平,主要是看现实税制体系设置是否更好地改善现行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税制体系设置在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并不到位,那么就算怎么论证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也不会有很多的人认可。同样在既定的宏观税负水平下如果在开支方面没有更好地改善基尼系数,也会有不少人对现有的宏观税负水平有微词。
四、结论
立足不同考察角度,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及合适与否问题的回答未必是一致的,特别是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尤是如此。政府可能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拿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看上去并不高的宏观税收数量,但是鉴于中国政府存在着收入和支出离公共财政要求偏离较远的问题,国际比较得出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的结论往往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这一点在中国财政制度重构的过程中可能会一直伴随。但是,既然明确了公共财政为中国财政制度转变的目标,就应当坚持以服务于公共财政建设来考察现行的宏观税负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对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形成错误认识,有利于税收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以内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坚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
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求我们不能简单通过国际比较得出中国宏观水平高低的结论,鉴于国际比较影响因素的多元化,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拓宽研究思路:一是研究能够包含反映税收微观影响的宏观税负指标,二是立足考察宏观税负微观影响重新认识国际间比较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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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过重呼唤财税体制改革 篇4
宏观税负,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 (如一个财政年度) 政府收入总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总体税收负担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的体现。
通常, 衡量宏观税负的口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小口径, 即全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第二种是中口径即全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三种是大口径即全年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由于各国的政府收入的构成和统计口径差异较大, 因此国与国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往往不采用大口径宏观税负。
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而得。
数据来源:OECD revenue statistics 1965 - 2010。
从表1和表 2 的数据可以发现, 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由2006年的14.13%上升为2010年的18.25%, 中口径宏观税负也由2006年的17.92%上升为2010年的20.74%。因此, 我国的税收负担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上升的趋势。但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 总体而言, 我国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 我们如果是仅仅把税收负担比率的数字本身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 就认为我们的税负水平比西方国家低, 这样做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和西方高税负国家在公民享受政府服务方面的差别。在西方发达国家里, 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 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也较高, 生老病死、义务教育、失业补助等等使高税负“师出有名”。而这些保障在我们国家是有所欠缺的, 在部分农村地区则基本没有。从理论上来看, 较高的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紧缩效应,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是不利的。由于超收税收不能很好的使用,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2 宏观税负重的原因分析
2.1 非税收入过多, 管理不规范
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当普通居民在衡量自己所负担的税收时, 也不会将两者区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分享额进行“洗牌”, 中央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提高了两个比重, 重新加强了中央的财力。地方则日益陷入了财政困境, 尤其是乡镇政府, 已经进入了“吃饭”财政的困境。但是, 财权层层上移, 事权层层下放的局面日益严重, 地方政府只能从他处寻求财政来源, 例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罚款和罚没收入等。据统计, 这部分非税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这也确实是给老百姓带来负担。这部分收入没有统一的规范, 主观性任意性比较大, 导致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 加剧了居民的抵触情绪, 使居民感到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日益加剧, 幸福指数不断下降。
2.2 中低收入阶层是巨大税负基数的贡献者
中低收入阶层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他们感觉负担重了, 也就是全社会的负担重了。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缴纳者是广大的工薪阶层, 他们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那些富人, 由于制度和监管方面的不完善, 无法很好的掌握其收入情况。对于工薪阶层而言, 他们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要负担自己及家人的衣食住行, 当这部分收入减少而以税的形式缴纳给国家后, 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而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社会的大部分, 因而税负使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2.3 取之于民未见得用之于民
政府处于这样一个角色, 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考虑, 社会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比较合理, 因而大家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 让其利用这笔收入为自己提供好的公共产品, 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质量越好, 也就是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越大。要知道, 税负是否重, 纳税人是否痛苦, 与社会福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如果在高的税负水平下, 居民所享有的福利也很好, 他们会觉得物有所值, 这种税负水平是合理的。但是, 高的税负水平却对应着较低的福利, 人们会感到受到欺骗, 会不满, 会对现在的税负水平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再比较各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 一般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例在30%左右, 一些高福利国家, 其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突破40%, 而我国仅为10%, 相比而言比较低。在高福利国家, 居民缴纳税,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了保障, 福利无处不在。但是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 但是人民的福利却没有增加, 农民几乎没有保障, 生不起病, 上不起学。从财政支出方面看, 对民生方面的投放比例偏低, 政府效率低下,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透明度也很差, 居民认识到自己的收入被政府中某些人“纳为己用”, 更加觉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沉重。
3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面对我国税负较重的情况, 政府应该进行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的财政改革, 一方面适当减轻宏观税负水平, 另一方面提高纳税人的福利状况, 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3.1 减少税收收入, 调整税制结构
中国税收的这种状况, 与税制结构自身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由于目前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结构, 虽然这样的税制体系结构有利于税收的征收管理, 但是,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 这种税制体系结构却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因为直接税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我国必须进行以减税为主尤其是以降低间接税比例为主的税制改革。
流转税是我国的重要税种, 我国税收收入中的60%以上都来自流转税, 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增值税是起普遍调节作用的税种, 征收范围是有形动产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消费税则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对个别货物进行特殊调节的税种, 实际上是对增值税的高税率货物单独设立的税种, 而营业税覆盖的主要是第三产业。
(1) 我国增值税的改革。增值税是对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 增值税的税率不应过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规定的税率为15%左右, 在我国基本的增值税税率为17%部分适用低税率为13%。很多国家为了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对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或10%以下的税率,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将增值税低税率降至10%并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 可以涵盖食品、儿童服装、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将农产品作为零税率货物, 从而降低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
(2) 我国消费税的改革。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征收的税是累进性最强的税种, 发达国家的消费税收入一般都占其全部税收的10%以上和GDP的3%以上。在我国2009年的数据显示消费税收入占到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54%和GDP的42%, 消费税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消费税在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收入再分配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用。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尤其是对于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 要实行消费配额限制, 并课征高税率;但是对于已进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品, 要依据消费品的性质, 适当降低税率。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消费范围不断扩大, 以前可能是奢侈品的消费品现在可能转变成为了生活必需品, 对于这类产品, 条件成熟时可以停征。
间接税税负下调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下降也必须通过直接税来加以弥补。
(1) 企业所得税改革。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承担了太多的间接税以及行政性收费, 许多企业经营困难, 尤其是许多的中小企业, 对于扩大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及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应侧重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2) 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工薪阶层, 其在调节除工资薪金以外的其它收入方面力度不足, 应积极推进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变, 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 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 同时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 应当在满足纳税人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水平之上予以征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3.2 规范政府资金, 管理非税收入
我国的非税收入过高且管理不规范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部分收入不仅引起纳税人感觉税负过重, 而且收费不规范不透明难以预测。要想降低税负水平, 必须规范非税收入。
(1) 严格立法, 明确收费项目和主体。
首先, 应当完善我国立法, 通过法律明确政府部门各项收入的方式和数量, 杜绝一切不正当收费;其次, 坚持向以税收为主费用为辅的政府收入财政体制转变, 对现有的收费项目进行整理和规范, 使上述大、中、小三种口径下的宏观税负趋于一致。
(2) 加强资金收支管理。
目前在我国财政管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是政府资金管理的重点, 必须逐步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使政府各单位的收入都接受财政监督。同时, 注重审计部门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的监督作用, 防止各部门将其用于私人利益。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 但是人民对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期望却日益增强。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 为方式转变、内需扩大、结构优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让城乡居民有钱也敢消费, 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途径之一, 并且目前我国从税源、社会接受程度、税收征管等许多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建议我国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政治、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实际, 制定出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等原因,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有多种模式, 并可以考虑将社会保障税划归为地方税, 作为地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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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宏观税负 篇5
税制优化理论认为, 税收在各种刺激供给及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中是积极有效的,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降低边际税率, 这是由于边际税率决定着经济主体的税后净收率, 影响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税制的具体优化模型不尽相同, 但以宏观税负优化模型即以一个国家 (或地区) 的整体税负来作为一定意义下的平均税率来研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宏观税负的数理模型:MTB=T/GDP (MTB为宏观税负T为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
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最优宏观税负实现“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最大程度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从西方税负研究看, 税收规模存在一个适度的界限。Scully (1991) 对103个国家1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 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 (或地区) , 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宏观税负大于45%时, 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 随后是负增长。基思·马斯顿 (1983)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其发现:那些在效率税制下, 使公民承担较低税负的国家要比高税负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较快。因此宏观税负不宜过高, 否则对经济增长将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以税收收入安排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正效应, 那么存在一个使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宏观税负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程度, 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税负是不同的, 那么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存在?我省目前还是否存在对税负的改进空间?空间到底有多大?下面通过分析我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 来分析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
二、理论分析
在明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前, 为便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税收收入与GDP是正关系 (如图3) , GDP规模决定税收规模, GDP结构决定税收结构, 这一点在这不做过多说明。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弹性表示一种经济变量对另一种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 其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任何弹性都可以表示为弧弹性, 考虑到税收和GDP总量的增加弹性系数表示:
(1) 当E=1时, 有 (T2-T1) / (T2+T1) = (G2-G1) / (G2+G1) 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为1时, 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衰退宏观税负都保持不变。
(2) 当E>1时, 即MTB1=T1/G1
(3) 当E<1时,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 宏观税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 宏观税负随着经济衰退而上升。
借助弹性系数作为中间量,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 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 必须保障E>=1;同时也确切知道, 判断宏观税负是否过高, 或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税收弹性系数是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 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适度上升是有益经济发展, 同样经济衰退时宏观税负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如此我推测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非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而是正负相关的结合体, 是宏观税负的抛物线 (如图4) 。
当经济发展初步启动时, 政府的收入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 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 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 增加税收以满足公共产品的需求, 则提高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如此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总体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 此宏观税负的正效应对应为C点左半侧。
但在宏观税负足够高, 税收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税负, 增加税收, 则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递减, 当宏观税负越过c点 (最佳宏观税负水平) ,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在这有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 抛物线将向右偏移, 同时意味着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上升。
这种结论不难理解, 可以直观解释如下:从税收筹集角度看, 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 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的同时降低了其收入期望, 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例如税率较高和折旧扣除较低, 就不鼓励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同时, 从税收支出角度看, 政府的税收又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 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界定和保护了产权, 矫正了外部性, 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 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改进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 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从税收筹集方面讲具有抑制私人投资的负激励效应;从税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而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税收规模的函数, 但经济增长不是税收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函数。这种单调关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超过某一点或限度后, 税收的影响合力方向将发生逆转。在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 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 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 增加税收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边际正效应, 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 (负激励效应) 。而且, 这时征税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 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 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 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 适当扩大税收占GDP比重, 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宏观税负已经足够高, 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 再增加税收, 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 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 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成本。而且, 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 从而负效应占主导, 继续提高税收占GDP比重, 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最优宏观税负, 作为税收影响合力方向的拐点是会动态呈现的, 具有时空特性,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税率,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 经济体的最佳税率会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三、实证分析
鉴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主要有GDP、税收。本文根据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发展情况, 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增长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湖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 全省GDP总量从2001年的3831.90亿增长到2011年的19669.56亿, 年平均增长16.97%;同时湖南税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2011年达到了1877.75亿, 增长率由9.11%一度达到29.97%, 年平均增长19.65%。GDP总量和税收收入不断平稳上升, 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 虽在绝大多年份, 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 但可以明显发现湖南的宏观税负保持稳中有升, 2001~2011年宏观税负极差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也仅为1.57%。尽管个别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响, 我省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 但我省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将会保持趋强的态势, 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将相对稳定地回归至合理区间。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 在对2001~2011湖南税收与GDP增长情况对比表进行回归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有如下统计结果 (见图1、图2) 。
X1为宏观税负, Y为GDP增长率。图1显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 并且湖南在现阶段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以正相关联系存在。
OLS估计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 (Y为GDP增长率, X1税负) 。
R-squared是模型的相关系数, 本模型R=0.736851, 在模型意义上R越接近1, 表明模型拟合的越好, 线性关系越显著, R=0.736851说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关关系比较显著。
从散点图和OLS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 目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是以一种正效应存在。说明这些年来湖南宏观税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 推动了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 第一产业的轻税倾向已成趋势, 第二产业税负最高, 第三产业税负次之。因此, 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 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 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 2001~2011年, 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同时意味着湖南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 宏观税负将随着产业发展有一定上升空间。
四、结论
分析至此, 对我省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及其原因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出发点, 结合我省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发展目标, 可对我省现行宏观税负及未来宏观税负趋势进行判断。
最优宏观税负是动态变化的, 是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搭配的, 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税负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显著, 当前湖南税负水平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是适度和必要的。 (1) 从税收弹性系数看, 2001~2007和2010~2011年弹性系数保持在1.20左右, 2008~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弹性系数一度低于1, 但随后回升; (2) 从宏观税负分析来看, 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稳中有升, 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3) 从长期看, 湖南宏观税负水平将有一个长期的上升阶段。一方面, 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处于税负禁区的拐点的左侧, 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税的边际成本, 同时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年平均增速达到16.97%, 为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 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 必须保障E>1, 这意味着宏观税负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 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而在我国当前税制下, 农业的轻税倾向只会日趋明显, 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越加突出, 这样随着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化、宏观税负水平会向二、三产业靠近, 这也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有一定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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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伦俊.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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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彼特著, 叶华译.经济发展理论, 2007.
辽宁省地税宏观税负地区结构分析 篇6
辽宁有14个设区的市, 在促进辽宁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使辽宁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名列前茅。辽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2010年生产总值达18457.3亿元, 占全国31个省生产总值合计的比重由2005年的4.05%提高到2010年的4.22%。“2011年辽宁经济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不到五年时间, GDP突破2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12.1%, 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7位。”
在研究辽宁宏观税负地区结构时, 分三部分来分析。东部地区 (大连、丹东、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 , 中部地区 (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 , 西部为辽西北的朝阳、铁岭、阜新。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44.84%、46.65%、8.51%
二、辽宁各市地方税收收入状况
从历年辽宁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各市地方税收总量的数据可以看到,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 沈阳、大连、鞍山地方税收总量历年都居全省前三位, 而阜新、朝阳、铁岭在2001年—2006年地税总量一直排在后三位, 2007年—2010年葫芦岛税收总量下降, 仅比阜新高, 阜新的税收总量历年来都是最少的。
三、辽宁宏观税负地区结构现状
辽宁各地区的税负近年来就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情况。东部地区税收负担最高, 西部地区税负总体上高于中部地区, 2010年东、中、西部的税负分别为7.64%、6.94%、7.57%。占全省GDP比重44.84%的东部地区的税负只比占全省GDP比重8.51%的西部地区高0.07个百分点, 而占全省GDP比重最高的中部地区税负却是最低的, 说明辽宁各地区税收负担与GDP规模不相称, 东部税负较轻, 中部税负最轻, 西部税收负担最重。区域经济增长与税负水平不相匹配, 经济发展不均衡。
四、各地区税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产业结构的影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不同, 西部地区处在辽宁的内陆,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 是辽宁经济发展较慢, 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缓慢, 形成了以农业和资源产品初加工行业为主体的产业, 产品附加值低, 税负自然高于中、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是以沈阳为核心的重工业地区,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交织, 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存, 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要素中所占的比重高, 使高产值低税收贡献的特点突出, 导致税负较低。
(二) 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辽宁东部处在沿海地区, 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 导致所有制不同, 税负不一致。在辽宁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 东部沿海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更加明显, 国有经济已经失去了其主导地位。这是西部地区税负比东部地区高的一个原因。也反映出辽宁的税负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不相一致。经济增长较快的沿海东部地区税负较轻, 而经济增长较慢的西部地区税负较重。
(三) 税收政策的影响
对税负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在财税方面对东部沿海的地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国内外有影响的投资者把目光锁定在辽宁东部地区, 进一步扩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出现东部地区GDP快速增长的同时, 税收贡献并未同比例提高的现象, 使各地区的实际税负不均衡。
(四)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影响
在全面振兴辽宁的发展战略中, 先后出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发展辽西北的三大板块共同发展的战略。辽西北地区也在加快发展步伐, 不断的加大投入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 但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程度来满足不断攀升的公共支出的需要, 收“过头税”“寅吃卯粮”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东、中部地区在税源充足的情况下藏富于民的策略也反映出辽宁地区税负的不均衡性和不公平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 建设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区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植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
在西部地区加强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 建立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发挥旅游资源和生态经济优势;中部地区以沈阳为中心, 加快省级国有及国有股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更大范围地实现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的战略性重组, 东部地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物流业, 打造成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平台。
(二) 进一步完善税制, 对税收优惠进行整合。
对生产力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支持, 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同时, 在税收征收制度的制定、指令性税收任务的下达都应向西部倾斜, 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全方位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使辽宁从经济大省步入经济强省的行列。
摘要：辽宁的东、中、西部地区地税税收负担与其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 为此提出建设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进一步完善税制, 对税收优惠进行整合的建议。
关键词：辽宁,税收收入,宏观税负
参考文献
[1]赵玲玲, 2011年辽宁GDP同比增长12.1%[N], 辽沈晚报, 2012年1月21日 (A08版)
[2]刘新利,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成因及国际比较, 中国税务, 2007 (3)
产业宏观税负 篇7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税收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税收负担, 即税负, 这是研究税收问题的必经之路。要研究积极财政政策下税收的社会效应问题, 就要对宏观税负水平做出科学的考察, 对于不同经济阶段的税负水平进行评价, 同时结合政府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权力和能力, 选择合适的税负水平。
通常而言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 反应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状况, 其数值的高低直接表明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分配集中程度, 同时也体现着政府社会经济调节能力大小、反应财政功能的强弱。
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 即积极财政政策, 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它不是一种政策类型, 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 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 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降低, 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 就需要增强我国的财政政策调节能力, 发挥其对于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再者是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而言, 积极财政政策是发挥拉动内需, 调节收入分配差异性的关键政策;最后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政策措施的选择,
二、宏观税负在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社会效应分析
按照税负衡量方式 (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 来看,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的增加速度较快, 宏观税负的增长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GDP的增加速度, 宏观税负的增长意味着税收的增长, 这对经济运行中的投资、消费、就业等的影响, 下面分析宏观税负在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社会效应:
1、影响民间投资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长迅速,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根据统计显示民间投资的发展培育出了更多的税源, 由于是随着产品质量、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 民间投资担负的吸纳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宏观税负的增长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削弱了其发展动力, 尤其是宏观税负的大幅攀升加剧了税费政策对民间投资的不平等性, 例如税费政策方面的双重征税、低国民待遇、税收优惠打折扣等, 都造成了投资收益率的下降, 影响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2、对消费需求造成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是拉动消费需求, 但是宏观税负的增长造成了消费需求不旺, 民间的储蓄量不断增大, 居民的储蓄倾向不断增加, 消费的信心不足, 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引起消费品价格的不断回落, 根据调查显示, 宏观税负的大幅增长造成了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变动, 消费品的价格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增长。我国经济需求不旺的具体原因主要有:首先农村的收入增长缺乏稳定的基础, 抑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 同时农村的负担较重, 造成了购买力的下降, 对于整个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再者宏观税负的增长造成了城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居民的财富呈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总之在积极财政政策下, 财政的支出不断扩大, 但是税收方面并没有调整宏观税负水平, 造成了收入的分配不均, 从而影响了消费需求。
3、对就业形势造成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宏观税负的增长造成了经济增长的缓慢, 从而给就业形势带来了挑战, 最显著的影响是造成了城镇下岗和失业的人口增加,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多。造成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有:积极财政政策的片面性, 宏观需求政策没有注意到民间投资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 反而造成了宏观税负的加重, 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宏观税负的增加造成了社会保障税立法的滞后, 税制建设的滞后造成了社会保障资金没有规范的筹集渠道, 从而影响了就业和经济增长。
4、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首先, 宏观税负变动极大地影响企业收益, 降低税负之所以具有扩张效应,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税收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据统计, 1998年我国国有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仅为7.12%。总资产贡献率是利润、税金、利息三者之和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若扣除总资产贡献率中的税金和利息因素, 利润在其中的比重则是很小的。在价格一定时, 税额直接影响企业的净利润。因此, 企业作为市场中的“理性人”, 必然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目标。其次, 其经济行为则取决于对投资回报率和盈利率的预期。降低税负可以提高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 从而增强其投资的积极性, 最终推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不足加剧了总供需的不平衡, 迫使厂商进一步削减产出, 降低资源利用率, 由于利润平均化的作用, 厂商的利润也会随之下降, 整个社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下降, 进一步抑制投资的增长。这样, 整个经济运行就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投资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就业的不充分, 而就业水平的下降又反过来影响居民的现期收入, 并且由于其心理因素的影响, 会降低其收入预期, 使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降低消费需求。
三、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费政策选择
1、对宏观税负的税费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较快, 税收占据GDP的比例不断增加, 但是也因此造成了政府收入的膨胀, 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因此改革税费制度势在必行。税费改革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减少不规范的财政收入, 增强中央财政对于税费的调控能力;减少乱收费的现象, 调整分配秩序, 在税费征收上综合考虑单位和个人利益、福利的差距, 维持分配的公平性;提高资金管理的力度, 提高其使用效率, 发挥资金的规模效益, 同时加强监督, 避免资金浪费、贪污、挪用等违法现象的发生;协调区域的发展不平衡性, 避免出现经济主题负担的不公平, 构建全国统一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平衡;强化行政事业收费管理;实行费改税, 一方面要从规范制度入手, 尽可能地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 理清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另一方面, 要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降低征管成本。
2、增强税收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协同
首先健全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税收政策, 优化增值税, 同时要扩大税收范围, 把更多的资产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内;调整企业的所得税, 改革税收优惠政策, 刺激国内民间投资的发展;再者要优化刺激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 调整个人所得税, 同时调整消费税, 对各类的高档娱乐消费增加税目, 降低基本生活消费的税率, 增设新的税种, 调节收入的再分配, 优化整体的的收入结构, 提高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第三, 将一部分收费改为税收。对于税收性收费, 改做税收的形式征收。税收性收费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 具有税收的实质, 只是以收费的形式存在。而这些收费大部分为预算外资金, 存在项目重复、收取依据软化、多头管理、缺乏监督、使用效益差等缺陷, 亟待还其税收的本来面目, 纳入预算化管理。目前税收性收费数量巨大, 内容繁杂, 成为治理收费项目的“重中之重”。
总之, 宏观税负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宏观税负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体现, 如果宏观税负大幅增长, 就会造成经济的迟缓、失业的增加、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等社会问题, 因此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宏观税负, 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安体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多维视角解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