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与产业

宏观与产业（精选10篇）

宏观与产业 篇1

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关键任务仍是“促交易、增投资、保增长”。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 应继续促进市场销售, 尽快消化库存, 回笼资金, 刺激房地产投资增长, 满足市场需求。

一、2009新政策出台原因

2008年楼市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房地产开发商盲目扩张, 过渡透支需求量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宏观调控的效应, 降低资金流动性, 确实可以挤出一定泡沫;受到国外金融危机影响, 影响到实体经济运行, 再从实体经济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专家分析:虽然自2008年末开始到现在, 房地产行业的成交量不断上升, 但我们必须理性的透视这一现象, 因为2008年大批有意愿买房的消费者都持观望态度, 2008年末开始交易量上升, 主要原因是一些房地产商降低楼价, 消费者认为价格已经达到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产生了貌似房地产业复苏的现象。所以国家应该在2009年继续调整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也许会出现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二、政策影响及房产现状

近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1—3月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 与2008年房地产市场交易清淡、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相比, 一季度各地住房市场销售出现了一些回升趋势。3月份, 许多城市住房交易量也在回升。根据调研和分析, 目前各地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各级政府多种刺激性政策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从2008年8、9月份开始, 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支持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10月份以后,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 降低住房交易税费, 支持居民购房”的政策, 财政部采取了调整契税税率、免征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措施;央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调至70%, 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为20%。央行还五次降息, 客观上降低了居民购房成本。

二是两会的召开制定了一系列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 稳定房地产投资, 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加快落实和完善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政策措施, 对房地产业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三是开发企业降价促销刺激交易量回升效果明显。

四是住房信贷资金相对宽松, 促使交易量回升作用明显。

五是各地保障性住房大量入市, 促使市场交易量增大。

以上各类因素促使累积了一年多的刚性需求在今年一季度得到释放。特别是一、二手房中的中小户型住房销售更快。

三、下半年房市有回暖可能

房地产市场自2007年9月开始进入调整, 2008年年中房市调整更为明朗, 不仅全国许多城市销量锐减, 更有前期房地产价格领涨的城市房价出现下行, 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绝对价格同比出现下降。但总体来看, 中国房地产价格出现深幅大调的可能性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在房价快速上涨期间, 国家采取了限制外资炒房、抑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等政策措施, 房价泡沫并未大范围显现, 而市场需求尤在。

四、政策预期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2009年可能会有新的税政出台, 应该会出现在交易环节和开发环节。一是, 交易环节中的营业税还有空间减免, 针对普通住宅交易可能免征, 同时针对非普通住宅也会给予优惠;二是, 二手房交易的个人所得税可能像增值税一样免掉;三是, 契税还可以更低, 更有可能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比如上海曾把契税降至0.75%;四是, 实行购房抵扣个人所得税。五是, 为了减轻企业经营成本, 有可能略微减少开发环节的税负。这些政策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从房地产金融政策分析, 信贷会继续放松。个人贷款方面, 继首次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享受优惠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政策之后, 对于非普通住宅、二次住宅购买者, 也会加大优惠幅度, “二套房贷政策”将基本终止;在优惠条件设定上, 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开发贷款方面, 在国务院的要求下, 商业银行会加大放贷力度, 但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惜贷”心理依然严重, 更倾向于放贷给优质开发商。随着贷款利率的持续下调, 公积金贷款利率也将同步降低, 而且为了响应中央号召, 有效促进住房消费, 地方政府还会因地制宜的增加公积金贷款额度。

2009年住房政策将是最重要的政策组成部分。2009年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关键一年, 已经明确的新政策, 是开展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建设的试点。还有, 搞活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这可能是2009年住房政策的突破点之一。

摘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确了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 尤其是对住房消费在扩内需方面的拉动作用抱有较大期许。了解房地产业走势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对于业界人士成为一种必要。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未来走势

参考文献

[1]洪星范:《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1]洪星范:《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

[2]杨谦:《正确认识“消费资本化”理论》[N].光明日报.2008[2]杨谦:《正确认识“消费资本化”理论》[N].光明日报.2008

宏观与产业 篇2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归根结底，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认为只要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没有制度变革就可以安然无恙，抑或是市场自然就搞定了，甚至认为这三种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认识对于处在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宏观与产业 篇3

一、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常态化宏观调控历程分析

建国后, 我国房地产开发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建设, 开发主体全是政府投资的企业。1984年国家计委和城建部颁布《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促使许多带有政府职能的开发公司向企业转变,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独立组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自此, 拉开了房地产开发市场化的序幕。1990年, 国务院颁布《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掀起了房地产开发热潮, 但很快首次房地产泡沫在深圳、海南、北海等地出现。1993年, 中央政府开始第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 房地产泡沫破裂, 造成了大量“烂尾楼”和银行呆坏账。1993—1997年紧缩性的调控政策落实, 使经济过热势头放缓。

199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取消实物福利分房,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此后, 城镇住房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市场机制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房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一批房地产企业在快速成长。2005年全国有7家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亿元;2006年8家企业主营业务超过100亿元;到2010年有6家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超过500亿元, 其中一直稳坐“老大交椅”的万科集团主营业务突破1000亿元, 该企业近5年来年增长率高于30%。自1998年开始, 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平均每年增长高于20%, 整个产业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着剧烈的变革, 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出台, 根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和程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1. 快速发展与规范土地调控期 (1999—2003年)

1999—2000年房地产零售时代来临, 房贷成银行热门生意, 个人购房比例持续上升。2001年“申奥”成功和“入世”两大诱因, 刺激房价涨幅迅速, 炒房之风渐起。2002年7月1日, 国土资源部制定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开始施行。2003年6月5日, 央行颁布震动行业的12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 规定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其自有资金应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 商业银行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随后, 8月12日, 建设部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在要求“加强房地产贷款监管”的同时, “对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项目, 要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与121号文件形成鲜明反差。这表明虽然政府加紧对房地产进行调控, 但是部门间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此时期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不大, 主要从规范土地方面着手, 可称之为规范土地调控期。

2. 高速发展与收缩性调控期 (2004—2007年)

经历“SARS”后的2004年, 土地拍卖和加息两种调控工具的使用却伴随着新一轮房价的大涨。房地产开发热潮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转向内陆城市, 房地产企业的全国化扩张发展迅猛, 外资和上市开始成为开发商重要的融资通道。

2005年3月, 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 (“国八条”) , 传达了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忧虑。同年4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八项措施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 (“新国八条”) 。

2006年5月, 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六条”, 揭开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序幕。随后, 《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

2007年不但延续了前几年的政策取向, 而且在力度上明显加大。在资金方面, 一年内6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第二套房的首付和利率;在土地方面, 强调节约集约用地、控制大套型商品房、“招拍挂”出让土地的方式作了重要修改、开展以查处“以租代征”为重点的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然而, 最大的特点是住宅市场由“重建设”转为“重保障”, 标志着本轮调控思路的根本性转变。8月13日, 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旨在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密度加大, 调控目的意在收缩房地产过度发展势头, 但收效甚微, 房价一路攀高。

3.“先抑后扬”调控期 (2008—2009年)

2008年1月到8月, 国家继续从地根和银根 (共5次上调准备金率, 从年初的14.5%上调至17.5%) 两方面严控房地产市场。2008年9月, 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 房地产市场出现低迷, 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 各级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了包括减免税收、购房补贴等多条“救市”措施。特别是11月9日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更加明确了房地产市场扩张型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2008年1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全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09年1月, 四大国有银行宣布2008年10月27日前执行基准利率0.85倍优惠、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优质客户, 原则上都可以申请七折优惠利率。同年5月,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中明确, 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 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30%。这是自2004年以来执行35%自有资本金贷款比例后的首次下调, 已恢复到1996年开始实行资本金制度时的水平, 预示着紧缩了数年的房地产信贷政策开始“松绑”。本轮调控从“严控”到“救市”思路的根本转变, 有效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可称之为“先抑后扬”调控期。

4.“史上最严厉”调控期 (2010年至今)

在鼓励住房消费及宽松货币的“救市”政策刺激下, 2009年房价飞速上涨, 沉寂了1年多的土地市场再度火爆, 开发商疯狂拿地, 各地“地王”频现。2009年底、2010年初国家果断出台调控措施, 如“国四条”、“国十一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 限制投资、投机购房需求, 支持自住需求, 调控住房的消费结构,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2010年, 一轮又一轮调控政策出台之后, 抑制了部分需求, 大多数城市成交面积同比下降明显, 但部分一、二线城市20%~47%的房价年度涨幅, 依然无法达到“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要求。在此背景下, 2011年初有史以来最严厉“国八条”政策出台。“国八条”在深化“促供应、抑需求、调结构、重监管”这一纵向基本调控思路的同时, 又在横向调控思路上明确了调控政策落实结果的“问责制”。但时至今日, 个别城市房价仍不降反升, 从全国范围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尚未达到预期目的。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一段时期各种调控政策还将陆续出台, 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将常态化。

二、房地产业宏观调控常态化思考

1. 宏观调控常态化是房地产市场失灵的保障

房地产“市场失灵”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不少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使用各种宏观调控工具来规范房地产业的发展, 如利用利率杠杆抑制房价、加大税收力度抑制投机、直接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查处违法乱纪行为、坚持增加“小户型低价房”供应、建造“廉租房”和提供补贴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等。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发展速度较快, 出现各种问题在所难免。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者和购房者必须认识到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调控形式将趋常态化。调控不仅仅注重荡平短期“房价上涨”问题, 更要力争避免房价的大起大落, 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

2. 宏观调控常态化下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中央出台各类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我国现行税制和政绩考核决定了地方政府热衷于以地生财, 通过招拍挂不断推高地价, 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政绩和财政收入。在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度对调控效果产生很大影响。不难解释, 2008年底中央宏观调控刺激房地产市场立竿见影, 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 而2010年宏观调控欲抑制房价上涨, 却收效甚微。因而, 如何使地方政府与中央宏观调控目标一致, 有必要从土地拍卖收入、税收、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方面做出角色转换。

3. 建立客观的住房信息系统和科学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

由于土地属于稀缺资源, 随着经济增长房地产价格只会涨不会跌, 投资者和和潜在购房者形成了刚性预期, 并由此导致了“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因此, 有必要建立公开、公正、可信的信息体系 (如住房信息系统) , 逐步完善房地产统计基础数据。采取每年定时定点公开用地供应管理目标、需求目标、上市住房套数、成交套数等, 让普通消费者充分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公正客观的信息系统, 既可引导消费者形成理性预期, 也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依据, 为调控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同时, 还需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全国40个城市监测指标预警、预报系统, 这项基础工作需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 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郑翔.政府管制房地产开发市场法律制度发展回顾和评述.生产力研究.2009.22

[3].刘维新.中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7

宏观与产业 篇4

8月28日，国家工信部起草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表示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光伏企业必须具有产品独立生产、供应和售后服务能力，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不低于总销售额的3%且不少于1000万元。

《意见稿》笔迹未干，8月30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紧接着发布《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则明确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补贴额度在0.42元/千瓦时，地面电站根据所在区域不同，电价分为0.9元/千瓦时、0.95元/千瓦时和1元/千瓦时三档。

据本刊记者了解， 《意见稿》进一步严格了光伏企业的准入门槛。相较于2010年12月出台的《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更加细致全面。而发改委《通知》中0.42元/千瓦时的补助标准，相比3月征求意见稿中的0.35元/千瓦时，提升了20%；区域标杆电价中最低一档的0.9元/千瓦时也比征求意见稿中的0.75元/千瓦时提升20%。

针对上述两项连续性政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意见稿》的出台将有利于大型优质光伏企业的生存，将加速小型制造工厂的淘汰，可以避免光伏产能的无序扩张。而《通知》中的补贴提升旨在刺激国内光伏市场的潜在需求，消耗过剩产能。

光伏制造门槛提高

光伏业的产能过剩沉疴已久，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中国光伏在发展之初盲目的狂飙突进。

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1年，中国光伏企业数量由不足100家增长至500多家，三年增长近5倍。而2012年全球光伏产能过剩的22吉瓦中，中国光伏组件的产量就占到了六成以上。中国光伏产能臃肿，让国家层面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引导光伏业过剩产能有序退出。

现下，虽然工信部的《意见稿》尚在意见征集阶段，业界却认为其整顿国内光伏产能乱局的决心已然。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IT时代周刊》：“中国光伏现在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先前的光伏制造准入门槛太低。而征求意见稿出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他还表示，《意见稿》在促进光伏企业的技术水平升级的同时，也将加强光伏企业提供完整的产品服务的意识。而后者在光伏“后价格战”时代的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将愈发重要。

“《意见稿》的出台，有助于将之前的规模效益转变为技术效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将加快光伏制造行业的调整步伐，抑制行业的产能过剩。不过，孟宪淦同时认为《意见稿》中对光伏制造企业应具备条件太过苛刻，有待商榷。“企业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低于总销售额的3%且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行业龙头企业每年的技术研发费用能达到上述标准。”孟宪淦说。

而对于工信部出台如此严苛的《意见稿》，万博资讯产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曾海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光伏单纯靠价格优势的外延式扩张已经走到尽头。工信部出台的《意见稿》，在提高光伏准入门槛来限制新产能输出的同时，也向外界释放出了政府对光伏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不过，曾海伟也认为行政手段只能抑制增量，无法消纳存量。若没有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光伏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未来两年内难以有效缓解。

行业回暖

中欧光伏谈判之后中国光伏可谓利好连连，此次发改委《通知》中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0.42元/千瓦时的补贴，更是直接让光伏业内人士感觉到了国内光伏市场的一丝暖意。据了解，目前全国光伏电价大概在每度1元左右，火电价格在0.4元至0.5元之间。经过补贴后，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势必将有较大提升。

目前，光伏发电主要分为集中式发电和分布式发电两种，后者占全球光伏累计总装机容量的68.9%，被视为光伏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其中美国、德国的分布式发电占到其本国光伏装机总量的八成以上，日本更是高达九成。

德国拜尔光热发电公司董事长王学军告诉本刊记者，此前国内补贴政策一直不明确，分布式发电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发改委给出0.42元/千瓦时的补贴，相对于今年3月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的0.35元/千瓦时的补贴标准已经提高了20%，超出了市场预期。还有业内人士预测称，盈利加速将使电站的建设速度加快，出现电站抢装的热潮。预计2013年中国光伏装机容量可达8.5GW，较2012年的4.5GW增长88%，到2014年光伏装机容量或达10GW以上。而这或将成为刺激内需消耗先前过剩产能的强大引擎。

“这个政策对光伏企业来说肯定是利好。”王学军表示，中国光伏一直受制于人的原因在于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如今政府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进行补贴，意味着中国光伏的内需市场将被打开。他还算了这样一本光伏账：现在标杆上网电价和电价补贴标准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20年。如果以上海地区为例，按当地的工业用电电费计算，一套20千瓦的系统，以0.42元/千瓦时的分布式电价补贴，约5.5-6年能收回投资成本，而剩下的十多年，都将是纯收益阶段，而这还是在未来常规电费不涨的前提下。如此巨大的利好空间在没有行政补贴刺激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就目前来看，电价补贴还有诸多细节问题有待落实，不过，还在酝酿中的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已经让经历寒冬的企业憧憬中国光伏回暖的春天。

多晶硅市场寒意未散

就在下游光伏企业憧憬着即将回暖的产业春天时，同气连枝的上游多晶硅原料市场却仍处严冬。

据多晶硅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多晶硅产业已经陷入大规模停产的境地。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已投产多晶硅企业为43家，现仅剩6家企业尚在开工生产，其中又有多数企业开工率不足20%。

8月26日，国内多晶硅行业生产企业天威保变发布2013年中报。公司上半年归属股东的净利润出现10.98亿元亏损，与去年同期-3.44亿元的净利润相比，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据了解，天威保变目前在国内多晶硅生产商中排名第三，当属行业龙头。而此次中报业绩继续报亏，不禁让业内人士感慨：这与光伏电池、组件等下游制造业企业上半年业绩纷纷报喜的局面格格不入。

光伏上下游市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早就在林伯强的意料之中。他向《IT时代周刊》指出，中国光伏下游市场的利好，消耗的是市场上积压下来的剩余产能。在剩余产能消耗殆尽之前，上游的多晶硅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不会有太大改变。

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分析师马海天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造成中国多晶硅市场惨淡的元凶来自于“海外倾销”。据他透露，海外市场销往中国的多晶硅价格在20美元/千克，中国本土多晶硅的平均价格在25美元/千克。“外国多晶硅生产商以低于其产品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倾销，是为了扼杀年轻的中国多晶硅产业，抢占中国市场份额。”马海天说。

马海天还指出，目前少数像江苏中能硅业这样的业内龙头企业为了跟国外多晶硅制造商保持同一水平的竞争力，也不得不拉低价格折本肉搏。而在他看来多晶硅龙头企业坚持的意义就是其本身的存在。“要是有一天中国多晶硅企业都倒下了，中国光伏势必会成为另一个中国钢铁行业。”马海天不无担心地说。

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则通过媒体表示，多晶硅市场现在面临的难题是在缺乏流动资金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能升级将遭遇尴尬。

就在近期，硅业分会在2013年的半年报告中呼吁，在我国多晶硅优质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银行应深入了解多晶硅光伏产业发展前景，选择3-5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行业内有较强竞争力的多晶硅企业，支持它们技术升级改造，提高竞争力。

宏观与产业 篇5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 折合5.9万亿美元, 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 投资驱动型经济是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明显特点, 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已达到54%, 在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中, 投资的地位举足轻重。图1是关于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图1显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同步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25.7%上升到2010年的69.9%。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 其中, 作为固定投资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投资功不可没。从图1中可以看出, 1998年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以来,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大, 2010年达到12%, 其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一方面, 房地产业作为基础产业, 与金融、建材、冶金、机械、通讯、化工、家电等生产生活资料行业有很高的关联度, 房地产投资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房地产投资。经济处于繁荣期时, 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 市场的反应是供不应求, 因而带来价格与租金的上涨, 进而导致地产行业利润增加, 高额的利润进一步刺激投资增加, 此时, 经济增长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扩容。而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 对房地产需求也出现萎缩, 价格租金下跌, 房地产投资减少,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部分城市房价迅速回落, 新房成交量大跌。但是随着各种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 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出现好转,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不断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房价不断高涨, 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超过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结构失衡等问题, 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这些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将从房地产投资额与商品房销售额出发, 对房地产影响宏观经济进行实证分析, 对房地产业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为政府制定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房地产业和经济健康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房地产业发展较早,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Quigley (1999) [1]采用供求平衡定价模型, 以人口、收入、就业、房屋开工和许可的面积、房屋空置率和房地产抵押贷款情况作为自变量来解释房地产价格。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可以用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加以解释, 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对房地产价格影响不大, 但是长期影响显著。Green (1997) [2]研究发现, 住宅建设投资能引起GDP的波动, 而非住宅物业的投资则落后于GDP的波动。Richard Barras (1995) [3]系统分析了影响俄罗斯1855—1995年间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 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不同。Kim (2000) [4]研究了韩国的土地价格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 结果表明, 长期来看,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层面具有较高相关性。

国内学者对房地产行业的研究主要基于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定性分析。沈悦、刘洪玉 (2004) [5]从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关系角度出发, 选取1986—2002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总额与GDP为样本分析数据,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分析, 认为GDP对房地产投资Granger因果关系显著, 且这种因果关系明显强于房地产投资对GDP的影响。皮舜、武康平 (2004) [6]利用Cranger检验, 选取了1994—2002年我国29个省市的房地产销售额和GDP作面板数据分析, 发现我国地方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对房地产市场与经济中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王国军、刘水杏 (2004) [7]以我国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依据,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将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其他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进行量化, 计算出房地产总带动效应为1.416, 而具体到各产业, 带动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其中受益最大的产业是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每增加1单位产值对其带动效应为0.145。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 (2006) [8]利用协整理论、H-P滤波、变参数模型、VAR模型计算出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 以此来分析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 并且描述了偏离均衡状态时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趋势。简德三和王洪卫 (2003) [9]则阐述了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促进与抑制两种相反的作用, 而经济增长亦能推动或者制约房地产投资。谭刚 (2001) [10]认为, 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即如果国民经济增长率越高, 房地产发展态势则越快。

三、研究方法与参数的选择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单位根检验与协整理论等统计方法进行探讨, 并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

(二) 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宏观经济的波动, 并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房地产投资与商品房销售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季度或一年)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一般被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宏观经济的波动, 很大程度上表现在GDP的变动上, 所以本文以GDP变动代表宏观经济波动。

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房屋建设及土地开发所完成的工作量及有关费用的总称。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是完成的实物量指标, 一般以形成工程实体为准。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原则上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算依据。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 并且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本文将其作为房地产业中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商品房销售额指报告期内出售房屋的总收入 (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 , 包括正式交付的商品房屋在建设前期预收的定金、预收的款项及结算尾款和拖欠款, 如果商品房是跨年完成的, 应包括以前年度所收的定金及预收款。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对商品房的购买行为记入投资, 即房地产投资可以看做是企业投资行为, 而商品房销售可以看做是居民投资行为, 即商品房销售额也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三) 数据说明

由于我国商品房改革自1998年开始, 基于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可得性, 本文选取了全国1998—2010年的季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国研网、中经网。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IN为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 SAL为商品房销售额, 其中GDP为被解释变量, IN、SAL为解释变量。本文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Census X12处理和对数处理, Census X12处理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 对数处理不仅可以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 而且变量的对数形式也反映长期的弹性。

四、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首先, 对国内生产总值、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和商品房销售额进行单位根检验, 观察数据的稳定性, 若存在单位根则进行Granger检验以及协整检验, 最后进行脉冲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

(一) 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

ADF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是一种普遍应用的检验目标序列数据是否平稳的方法。ADF检验是通过对下面三个模型完成的: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 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的变化的某种趋势 (如果有的话) 。虚拟假设都是H0∶δ, 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模型1与另外两个模型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实际检验时从模型3开始, 然后模型2, 模型1。合适检验拒绝零假设, 即原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为平稳序列, 何时停止检验。否则, 就要继续检验, 直到检验完模型1为止[11]。

利用ADF检验原理, 应用EViews5.0软件对ln GDP、ln IN、ln SAL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给出了ADF检验结果。

数据来源:Eviews输出值

检验结果显示, 国内生产总值ln GDP、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ln IN和商品房销售额ln SAL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通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Granger检验, 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 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变量ln C、ln Y、ln HP三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见表2。

数据来源:Eviews输出值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滞后期为1时, 变量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ln IN是ln GDP变化的原因, ln GDP也是ln IN变化的原因:房地产投资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对房地产投资存在影响;ln SAL是ln GDP变化的原因, ln GDP是ln SAL变化的原因;商品房销售额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也影响了商品房的销售;ln IN是ln SAL变化的原因, ln SAL是ln IN变化的原因, 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与商品房销售总额关系密切, 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三) JJ协整检验

ADF检验表明, 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根据相关理论, 具有同阶单位根的非平稳时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即若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 那么该组序列就是协整的, 这个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下面应用EViews5.0软件, 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查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Eviews输出值

由迹统计量检验来看, ln GDP、ln IN、ln SAL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的两个变量系数表明房地产投资以及商品房销售额对GDP的长期影响显著。从弹性系数来看房地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GDP变化0.5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每上涨1个百分点, GDP将会增加0.07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实体经济体系中, 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以及销售对国民经济有正相关影响, 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四) VAR模型分析

1. 滞后长度的选择

建立VAR模型之前应先确认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的适度选择非常重要。滞后阶数不宜过大, 否则将减少自由度, 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滞后阶数也不能太小, 否则将导致误差自相关, 影响参数估计的一致性。应用EViews5.0软件, 通过Lag Length Criteria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数据来源:Eviews输出值

由上表可以看出, LR、FPE、AIC准则显示选择2阶滞后, 而SC、HQ准则显示选择滞后1阶, 根据多数原则选择2阶滞后。进一步检验发现, 通过AR根图 (见图2) , 2阶滞后VAR模型中, 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 VAR模型是稳定的, 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VAR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很困难的, 要想对一个VAR模型作出结论, 可以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12]下面就国内生产总值、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以及商品房销售额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各图中,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 (单位:季度) , 纵轴表示响应数, 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虚线表示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从图3中可以看出,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正向冲击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期呈现正向影响, 第一、二期均为零, 之后逐期增大, 在第十期达到最大值, 这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加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投资效用较明显。

图4显示, 商品房销售额的正向冲击在滞后10期内, 使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同方向的变动, 从第一期开始逐渐增加, 在第十期达到稳定水平, 可见商品房销售额的增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正面的、持续的。商品房销售额的不断增长, 除自身影响经济增长外, 还意味着相关产品如电器、装饰、家具等产品消费的不断增加, 从而不断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从图5中可以看出, 国内生产总值的正向冲击使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滞后期内呈现正向影响, 第一期最大, 第二期降为零, 之后有所上升, 第五期之后呈现稳定状态。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一定的影响,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图6显示, 商品房销售额的正向冲击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正向的影响, 第一期为零, 之后逐期增大, 第六期之后处于平稳状态。商品房销售额的增大, 说明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 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业的利润较大, 在需求不断增大时, 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是企业合理的选择。

图7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的正向冲击会对商品房销售额在滞后期内产生不平稳的影响, 第一期为正向冲击, 第二期下降为负向冲击, 但较小, 之后逐渐收敛为零,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在较短时间内能影响商品房销售总额, 但效果不明显。

从图8中可以看出,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正向冲击使商品房销售额在滞后期内呈现正向影响, 第一期为正值, 第二期为零, 第三期上升之后达到稳定状态, 这说明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大, 商品房销售额也增加, 可见这种影响是持续的、正面的。

3. 方差分解 (Variance Decomposition)

方差分析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 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 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13]

数据来源:Eviews输出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整个10期的方差分解中, 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率自身的滞后影响开始较大, 之后不断缩小, 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率有较强的惯性。在房地产投资与商品房销售额两个自变量当中, 商品房销售额波动的对消费影响增加最快, 从第2期的8.48%增加到62.1%, 而房地产投资波动对国内生产总值波动的方差贡献相对较小, 从第二期的0.06%增加到第十期的7%。商品房销额的增加, 代表着相关行业消费的增长, 这表明相对而言, 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持续性较强, 刺激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所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利用1998—201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以及商品房销售额作为样本数据, 利用Granger检验、协整分析和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相关结论如下:

1. Granger检验表明我国房地产投资能显著地拉动经济的增长, 宏观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投资;商品房销售额与国民经济亦宜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2. 协整检验表明, 我国房地产投资以及商品房销售额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商品房销售额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0.071, 即:房地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GDP增加0.5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每上涨1个百分点, GDP将会增加0.071个百分点;

3. 脉冲响应函数表明, 国内生产总值对房地产投资与商品房销售的冲击均做出了正向响应, 其中后者的冲击影响较大。

(二) 建议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均衡, 又存在短期波动影响, 房地产业的发展应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合理需求相一致, 非理性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当房地产业泡沫破裂时, 其负向冲击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前, 我们既要避免短期内房地产业出现大起大落, 长期又要合理控制房地产的增速与规模。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中增长关系甚密。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性较大, 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房地产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现象, 投资过热带来的虚假的繁荣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 政府应该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寻求经济新的增长点, 协调好投资、消费、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逐渐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2. 调控房地产投资结构, 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得市场无法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 而且导致市场上投机活动增加, 房地产市场无法健康有序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住宅建设规划, 在源头上实行总量控制, 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通过推进廉租房建设、实施棚户区改造、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扩大和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来源。

3. 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 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贷款,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加剧, 政府应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 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信托基金, 提供房地产开发、买卖、租赁等全方面的金融服务, 以促进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4. 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

宏观与产业 篇6

1 数据说明

1.1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企业景气调查。企业景气指数是通过对企业家关于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营状况判断结果进行量化加工整理得到的, 用以综合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企业家信心指数综合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和信心, 企业景气指数综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本文中企业景气指数采用国家统计局中每年四个季度的房地产行业企业景气指数的平均数。各行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各个季度的景气指数的平均值。企业家信心指数采用每年四个季度房地产企业家的信心指数的平均值。

1.2 2004年~2013年国家政策调控分析与调控力度赋值

因为2004年~2008年的宏观政策对近几年的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影响力度减弱, 所以本文重点分析了2008年~2013年这六年的房地产相关宏观政策。对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政策采用赋值的办法进行量化, 以便分析。以2008年的政策赋值80为准, 完全从紧的政策赋值为100, 然后逐步递减。其余年份通过与相近年份作对比得出其赋值。

1) 2004年~2007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2004年国家全力支持住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综合分析赋值为40, 这是房地产相关政策最为宽松的时期。2005年房地产业关联度高, 带动力强,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国家的相关政策已经开始有所调控, 但支持力度不减。综合分析赋值为50。2006年, 中央政府用土地供给抑制房地产过热, 上调贷款利率, 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控。综合分析赋值为65。2007年, 房贷优惠政策取消, 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 明确个人买卖二手房, 须缴纳个人税。综合分析赋值为70。

2) 2008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从政策面看, 与2006年、2007年的调控相比, 2008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更大, 而且是全方位的, 不仅包含了供需层面, 而且对于市场秩序和制度层面均有涉及。综合政策分析, 赋值为80。

3) 2009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2009年的投资增长总体平稳, 但房地产业的投资“局部活跃”, 全国商品房均价依然保持高位上涨趋势, 使得政策面继续再收紧, 前沿城市的房价开始大幅下跌, 显露泡沫破灭迹象, 房地产市场前景极不明朗。综合政策分析的赋值为90。

4) 2010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2010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态势明显, 房地产业历经了中央政府调控政策从年初“两防”调整为年中的“一保一控”, 到12月明确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变动以及房地产行业的自身调整, 调整成为2010年房地产业的主基调。综合政策分析, 赋值为90。

5) 2011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2011年, 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的影响进入高峰,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下, 市场上流动性大大增强, 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上, 各地纷纷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中央政策的综合分析, 赋值为60。

6) 2012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类准备金率, 综上分析, 政策赋值为90。

7) 2013年的政策分析与赋值。2013年春节前夕, 确定了全年房地产调控基调, 同时也拉开了全国范围严格控制房地产行业的序幕。再次强调加强保障性住宅建设, 对房价控制、保障房建设均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限制。政策分析赋值为95, 达十年最高水平。

综合以上的分析, 得出量化后各因素的数据汇总于表1。

2 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如表2所示) 。

由表2可以看出, 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各行业景气指数都较高, 在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平稳发展的近十几年里, 我国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呈现普遍良好的态势。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控制度均值为73, 说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力度处于从紧的水平, 其标准差达到19.032 14, 居于最高, 也说明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变数较大, 这也与房地产行业发展不稳定, 有太多的动荡与影响因素有较强的关系。

1) 在控制因素“国家政策控制力度”的前提下, 对“各行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企业家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三个因素进行偏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国家政策对房地产业的调控这一因素后, 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强, 比其他行业的相关性显著, 比在控制国家调控这一因素前的相关度0.776还要显著。

2) 在控制因素“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前提下, 对“各行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企业景气指数”“国家政策控制力度”三个因素进行偏相关性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家信心指数这一因素的前提下, 可以看出企业家信心指数对房产企业和其他综合行业的干扰太大, 而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相关度比较显著。

3 结语

目前经过几年调控, 我国房地产市场尚存在部分大城市房价过高, 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 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 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住房需求有待合理引导等问题。鉴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的显著影响, 所以, 应该加强国家对房地产业的有效引导, 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但同时考虑到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的高度关联性, 以及对国家政策的高敏感性, 因此, 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不能采取过激的诸如“休克疗法”等极端办法。

摘要：通过选取2004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 综合这十年的房地产相关宏观调控政策, 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整体态势进行了总结性回顾, 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 对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一些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 以对房地产行业有更好的认识。

关键词：房地产业,宏观政策,数据

参考文献

[1]李兴绪, 殷溪源.SPSS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2]王富民, 田皓.应用统计学[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3]潘鸿, 张小宇.应用统计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4]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行业发展报告——房地产业[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5]王要武, 金海燕.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 2008, 41 (8) :105-112.

[6]汪成豪, 黎建强.从美国次贷危机透视房地产信用风险防范[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30 (3) :437-449.

[7]张红, 马进军.基于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房地产周期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 2008, 47 (12) :2111-2115.

宏观与产业 篇7

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由1978年的28.2∶47.9∶23.9变为2010年的10.1∶46.8∶43.1,产业结构不断调整。2011年国家发改委推出2005年版修改后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作为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调整。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已达到警戒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最终国民收入的比 重和劳动 报酬占初 次分配的 比重在1992—2010年间分别下降11.2%和9.8%,国民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问题日益凸显。

居民收入变化背后隐藏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是否与当前我国所处特定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相关,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多大,在长期趋势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居民收入的变化,显得十分必要,其直接关系到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思路和长远规划。本文使用我国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考察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和居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中国居民收入变化的机理,为今后收入分配改革、产业调整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当前众多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第一,将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其他宏观变量结合分析。国内外众多经济学者探寻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时引入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金融抑制、就业结构、财政政策等。Chen等(2011)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陈斌开等(2012)从金融市场角度探究我国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压低利率实际上形成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影响收入分配机制。闫肃(2012)实证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间还有很强的互动性。第二,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单向影响。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Robinson(1976)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经济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然会引起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产业结构转化的早期阶段,有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人口逐步流动到生产力较高的现代部门,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产业结构转化难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再加之受各种制度因素限制,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流动困难,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收入具有很大差距(蔡昉等,2002)。Beeson等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公平性的影响后发现产业结构变迁能解释90%的收入变动情况。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和反馈效应。Murphy等(1989)考察收入分配与产品需求得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使投资率偏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太大,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收入分配变化可以影响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汪同三,2004)。第三,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互动影响。德布拉吉·瑞(2002)认为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反馈机制:收入分配———产品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的功能性分配———新的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转化与收入分配共同构成一个循环。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转变的实质是对社会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就业结构调整、工资结构变化,最终对一国国民收入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同时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产生反馈效应。但当前的实证研究,由于选取的产业结构变量和收入分配变量较单一,得出我国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不全面、不充分。本文借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理论中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产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度量产业结构;在实证分析中,将产业结构变迁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内在传导机理,从产业产值结构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居民收入的关系展开,基于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考察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三、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互动的实证分析

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产业合理化指标和钱纳里标准结构理论,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产业产值结构,表示二、三产业产值结构比系数,记作RA32,;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记作ISE32,表示二、三产业增加值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居民收入选取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记作LR,最终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记作RD。

分析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若使用传统经典计量方法建模,则容易产生伪回归、模型设定有误等问题,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常用于分析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相互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考察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选用VAR模型分析1992年以来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数据选自197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收入分配数据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而得,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软件。

1.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由于单位根存在而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失真,需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各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即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构建 VAR 模型和模型平稳性检验。

根据模型反复模拟,遵照PPE、AIC、SC、HQ准则,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对由产业产值结构系数、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初次分配占比、最终分配占比构建的内生化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根的模小于1并且都在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4个方程调整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860、0.797、0.963,F统计量值 分别为38.958、11.713、7.868、46.016。可以利用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4.实证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描述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因此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出模型受到某个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即随时间推移,可以观察模型中各变量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本文结合VAR模型脉冲响应结果,通过产业产值结构系数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两个代表产业结构的变量考察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居民收入的影响。

(1)产业结构调整对初次分配、最终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负向冲击。

产业产值结构新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期内最大,在滞后6期内负向冲击不断减弱,之后趋于平稳;对最终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冲击在滞后4期内最大,并逐渐减弱趋于平稳。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信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3期波动较大,到第5期转为正冲击,作用平稳但不显著;对最终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滞后前5期为负向冲击,之后稳定为正向冲击。

产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冲击,我国经历农业迅速发展、工业快速增长、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三次大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报酬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具有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显著为负向冲击;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调整,长期趋于平稳。从长期看,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居民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2) 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贡献大,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贡献小。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能进一步分析每一变量冲击对被解释变量增长变化的贡献度,揭示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如图5和图6所显示,产值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对收入分配变化的贡献都超过50%。但是从图7、图8可见,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0%左右,反馈效应微弱。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到“二、三、一”,每一次升级都紧随收入分配格局的一次调整,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巨大。理论上,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和偏离程度起反作用。但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这种传导机制明显受阻,通过调整收入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难以奏效。当前我国需求难以拉动,消费结构固化,也与收入分配对产业调整的反作用力微弱有密切关系。

(3)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靠市场机制实现,称其为反馈效应,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依靠制度、政策、文化习惯等多因素完成,称其为约束效应。从上述方差分解的图5~8可以得出: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初次分配对产业产值结构、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动的贡献度分别为23%、12%,而最终分配仅为5%、6%。初次分配收入结构的合理程度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宏观经济都至关重要,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最终分配只是微小的纠偏。重视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要求加强市场化改革。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产业结构变迁在居民收入形成中发挥决定性配置作用,而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反作用有限。

第一,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的滞后冲击,且大于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转变,居民收入分配的每一次调整与改革都离不开经济发展、产业调整的新形势。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业产值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巨大,其贡献率超过50%;但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明显偏小仅,为10%左右。

第二,产业结构对初次收入分配、最终分配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较显著,长期趋于平稳,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和收入分配改革交织在一起,产业升级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集中在4~5年内显著于3年内;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的调整。

第三,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在收入分配中共同发挥配置、约束、引导作用。相对来说,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仍须在市场化改革中继续加强。

(二)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前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而推进产业升级进程。鉴于此,本文建议如下几点。

第一,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共享式增长机制。我国原有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政府干预,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快速扩张,带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较低。收入分配格局受市场因素、制度、政策等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要保障。继续加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矫正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与扭曲。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并举,最终分配才更公平、更合理。

第二,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合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长期直接促进收入分配,因此应遵循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不要过于关注短期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更不能因噎废食将优化产业升级视为权宜之计。同时,正确引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有序转移———尤其是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借助就业结构合理化实现居民收入的提高与生活改善。

宏观与产业 篇8

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般来讲, 我们对产业结构的了解和定位就是, 它是指以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态作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生产部门之间所占的比重与所创造的价值比重, 对于我国而言, 过去对产业结构这一问题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比重这一问题上, 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 由于这一问题造成的偏差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改革开放,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最直接的体现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上。

二、产业机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系衡量

产业结构变动, 从其本质上来看, 仍然是生产力发展进化的体现,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 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我们要借用经济学相关原理, 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 产业结构变动的衡量

产业结构的变动, 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或者升级, 都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来重要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式和计算来得出结论。Moore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这个公式主要表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比重、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W, ti表示t期第i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 W, it-1表示t-1期第i产业产出所占比重。定义θ=arcos (M+t) 则表示的是在两个互相连接的时期内, 产业向量之间的夹角, 值越大, 也就表示变化的程度越大。通过这种计算我们可以看出, 在K值与Moore数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 二者之间的指数变动情况近乎一致。这也就意味着, 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 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二) 宏观经济变动的衡量

对于宏观经济的变动, 我们通常采用统计方法来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波动进行分析, 主要有HP、BP和Kalman滤波三种方式, 本文中我们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对我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趋势经济分析。除此以外,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客观环境的影响, 单一的统计方法可能无法完全的展现经济变化发展的形态, 所以在学界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反映经济波动的形势, 这种就是经济增长率方法, 本文中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以便更加客观真实的展现出我国经济在近三十年中的变化发展历程。采用这两种分析方式以后, 我们可以知道, 经济增长的波动形态与HP滤波在形态上趋于一致, 这种周期性的波峰和波谷与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的自1978年以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 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基本一致, 这再一次验证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的波动之间存在着客观必然的联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采用格兰杰关系实验,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们所采取或者选择的变量之间都必须是稳定的变量, 只有稳定的变量才能够更加真实的体现在一段时间长度内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的研究, 必须排除大量的偶然性因素, 选择与客观真实最相似的稳定值来作为研究对象是最佳选择。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重视滞后期的选择, 即使对于同一组数据, 如果选择的滞后期不同, 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个结论意味着,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经历过几次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是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对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冲击性的影响。这是因为,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 都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产业调整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状态密切相关, 这种调整并不是完全脱离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作出, 而是在大方向明确的情形下, 根据当下的客观经济环境做出一些缓慢的改变和调整。从一个时间长度内来看, 这一变化是明显的, 但是具体到每一年或者几年中, 这种变化的不明显的。通过这次检验, 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经济的波动, 是带来我们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除了依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外, 一些非市场性因素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变化具有人为的操纵性, 而这种变化的原因或者动力, 就是来源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状况。

四、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的思路分析

首先, 增强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得到重视的原因也在于它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但是从产业整体来看, 当前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从总量上来看偏低,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就业更加协调。其次, 提升加工制造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价值, 要实现这一目标, 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意识的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产业, 打造专属的品牌优势, 提升国际形象。二是要积极的进行技术革新,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 没有创新的优势技术就意味着无法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三是, 产业结构变化调整, 应该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进行。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具有长远价值的产业而言, 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的有必要。

不要与宏观周期为敌 篇9

刚刚过去的半个月里，白银价格创下了历史最大单日涨幅，贵州茅台的股价突破300元创出历史新高，万科股权争夺好戏连台，与此同时，各种产业资本减持公告如雪片，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人民币汇率迭创新低，英国脱欧大事件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反而使得中国A股市场长出一口气，走出“利空出尽”的气势，上证指数重返3000点。

最近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现象——全球宏观政策紊乱加剧。央行对流动性的供应难以为继，实则是经济危机周期的必然体现。

2017年会不会出现全球经济风险的集中释放呢？很有可能。

宏观周期的威力超乎想象

相当懂得识别趋势的巴菲特曾经这样提醒投资者：“不要在推土机前面捡硬币”，不要逆趋势而行。

普通投资者能明显体验到的经济周期，是十年一遇的朱格拉周期，即投资周期。1997年到2007年，普通人能感受到的是，中国从经济萧条、职工下岗、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一路发展到2007年的股市大牛市、大繁荣，随后是突然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的经济危机，到2007年另一个经济危机，差不多恰好是十年。

煤炭行业有十年上坡，十年下坡，地产行业也同样存在周期，只不过周期比较长。大类资产也会有这种现象，比如2001年到2011年黄金的十年大牛市。

很多人希望做价值投资，找到大牛股，可以耐心持有，穿越牛熊。然而，即使是这种股票，在经济步入衰退期、股市整体趋势向下的时候，盈利也是很差的。日本股市或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的十年间，大牛股的收益率也并不理想。

整体市场的环境，是比选股能力更优先的条件。市场环境不行，再怎么用心选股，大概率也是无用功。2011年到2016年，中国的钢铁煤炭产业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下行期，大部分企业都亏的一塌糊涂，但在恶劣的市场中，钢铁行业的宝钢、煤炭行业的神华，还可以保持盈利并且利润可观，分红也比较好，管理水平、行业优势不可谓不高。即便如此，你买这些股票依然回报率非常差，股价还是腰斩再腰斩。

这就是宏观周期的力量。

追寻市场中的超额收益，其前提是这个市场整体是有收益的。在彻底的大熊市中，池子的整体水位在下降，同类股票只有先跌和后跌的区别。

识别趋势与顺应趋势

趋势的浪潮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紧密相关。明明知道2015年1月份创业板整体市盈率已接近70倍到80倍，股价严重高估，但在接下来的半年还可以再翻一倍，龙头股甚至可以估值达到30倍市净率。牛市的趋势显露无遗时，如果一直做空中证500或空仓，也是在背离这个趋势，“在推土机前面捡硬币”。为了资产安全，我们最好不要跟趋势作对。

能够识别趋势，投资者就可以判断某一市场的状态是机会还是风险，不要上错车，也不要下错车。过去的十五年里，如果你从中国高速增长的大趋势“下了车”，资产增值就无从说起。反之，2015年6月沪深股市严重高估，还要把全部身家放在股市里，同样并不理智。

涉及到二分法，不能不提一个重要的概念——均值回归。趋势什么时候会转折，我们无法预测，但可以通过均值系统来识别趋势发生转折的概率。比如朋友天天在微信朋友圈晒涨停，你大概可以判断趋势快到头了，比如你加了很多股票群又没挣到钱，理性的行为应该是离场，而不是留在这种非理性氛围中焦虑。

如何应对宏观风险？

趋势逆转迟早会来临，这一拐点也许是渐进，更可能是雪崩。这是宏观周期的最大风险。

在本轮周期巅峰，中国的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已成舆论共识，但行业利润和经营状况并没有马上逆转，而是在2011年左右，突然以煤价雪崩的形式表现出来：2012年6月，煤炭价格一个月之内跌去30%。

2015年的股市估值泡沫也是一样，“国家队”入场也无法抵抗整体市场的垮塌，1个月时间股指可以跌去40%。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英国脱欧公投导致英镑汇率和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同样不是第一次出现。半个世纪前的尼克松时期，美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影响要比英国脱欧公投大得多。美元贬值导致美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紧接着是石油价格暴涨，以及石油危机。

识别趋势，一方面可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可以轻松拿到周期派发的红利。

此前，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对美元价格由原来的官定35美元一盎司，涨到里根时期的400美元一盎司，八年内涨了十倍。抓住这个机会，就有非常可观的收益。如果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手上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损失——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时期，美国面值100美元的长期国债市场交易价格只有30美元。

怎样避免你的本金出现永久性损失？兵家有谚：不打无准备之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即使短期回报诱惑非常高，看起来好像是有兜底、有“保本”，也不要把全部身家放在高危领域。比如中国债券市场里的垃圾债、P2P，此前大家都认为是“刚性兑付”，P2P也没发生过有人卷钱潜逃，但是最近这些情况陆续出现了。

眼下欧元区的德国，由于接收了大量难民，德国的资产尤其是房地产肯定有不安因素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这个时候购入德国的资产，也将面临很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再比如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整体泡沫非常严重时，你知道它的估值已经很高，当时受股价诱惑去配置纳斯达克的资产，也面临着很大的宏观风险。

2016年最值得防范的，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宏观风险。

“人害怕短期的错失机会”，这是巴菲特合伙人芒格在《人类误判心理学》里提到的一种误判心理。学会认识风险，有助于建立投资配置的安全结构，让投资者在心理层面、执行层面有个框架，约束投资行为，防止“在推土机前捡硬币”，为投资行为设一条“保险丝”。

宏观与产业 篇10

近几年的情况,虽然我们说宏观经济的衰退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显著,这与中国汽车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也与中国人的消费和出行的方式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阶段有关,所以可以在一个短的时期当中似乎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定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个是目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转机,当我们还在讨论问题很严重,当我们还在议论L型增长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一个变化发生了,就是投资在增长体系当中有显著的恢复,尤其是第二、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投资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公共投资。主要是2014年12月份以来国家为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就业、调整结构布局的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七大类十一大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两年多的滞后期结束以后,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呈现出来了。第二就是民营投资。这两部分当中都包含了一个相互交叉的部分,就是汽车制造业。更多涉及到汽车制造业本身的投资融合了跨所有制、跨产业部门,因而是属于宏观的整体的数据变动,这个数据变动令我们非常乐观,当然乐观也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情形,总体上经济下行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乐观的出现而有什么改进,因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未来我们宏观经济仍将在较长时期之内面临调整的任务,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显著。

特别是近一段美元汇率的变动,把中国大量的美元资产呼唤回去了,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不足的,近一段时间看来这个措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负面,当消费需求在短时间之内基本上是常量的时候,重要的就剩下投资了,过去这些年大量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的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元兑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导致资本外流,也就是资本外逃,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二个原因,30多年的高增长累计了诸多结构性的问题,在汽车制造业也体现了出来。

当发达国家更多的把传统生产线关停并转,更多的走向新动力汽车的时候,第二季度末在中国汽车市场销售额的变化,特斯拉第二季度和去年的同期相比销售额增加300%,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数据。当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汽车用什么技术来生产,用什么材料加工,用什么方式营销,用什么平台去拓展我们市场空间的时候,一个世界性的变化正发生在我们生活、生产体系当中,那就是新动力汽车和新的驾驶方式,包括无人驾驶。往往技术变化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还在适应我们自己刚刚形成生活方式的时候,周遭发生的一切我们可能并不敏感,当我们敏感的时候,可能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感慨信息化产业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十年之前谁也不会意识到今天是这样的状态,当它发生的时候不得不认真的去面对,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被动的面对,我们应该是积极的面对,应该是未雨绸缪。

第三个原因是过去维持30多年的动力全部消解完毕。

主要是地产,靠地产支撑增长是危险的。因为地产盛行的地方产业资本必然衰弱,全世界没有例外的,所以中国政府果断正确及时的采取控制措施,尽管这个措施未必是治本的措施,如果不能治本,短期内能控制过度虚拟化的势头也是一个好事情,至少有助于让我们更多的社会流动性财富流向实体经济,包括汽车,我们无论从生产、加工材料、相关产业、服务体系包括二手车市场,这都是实体经济,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叫实体经济,但是一旦更多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150万亿的流动性来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到实体经济的时候,这就是真正担心的理由,也是国家真正担心的理由。

第四个导致宏观经济依然运行不畅的原因是很多通过深化综合性的改革才可以克服的体制性困难,我把它叫体制综合症。

单一的改革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比如说税收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如果为了加速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加强汽车制造产业当中如何和国家建设相配套税收体系必须改革,但是税背后就是财政,背后就是国家投融资体系,背后就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谁来投资,就是一个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调整的问题,有的已经破题,有的还没有破题,大部分破题的并没有解决,这个就叫做体制综合症。

未来我们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动力是供给侧的改革。

就汽车产业来说,供给体系包括这么几个方面。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大家所需要的,尤其是适合新生代所需要的汽车,这个讲的是供求匹配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很多领域当中都没有找到匹配的机制,过去我们更多的强调扩大总需求,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不缺钱,我们也有需求,但是就是不买你的东西。就是因为供给的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供给的东西是我们忐忑不安的,供给的东西不是最优的,成本不是最有竞争性的,品牌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品质不是另我们最安心的,效率不是最优势的,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四大主题,我们把它放在汽车产业里面毫不例外。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把汽车产业的生产营销加工、技术改进创新跟国家供给侧的改革密切的结合起来。因为这两者一点不矛盾,这一点我们也要敏锐,国家的政策变动的趋势,未来科技进步创新的趋势,生产企业国际企业目前生产营销的方式和理念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到我们。

第二个动力是新经济。

新经济这个词最早是1999年在圣加伦大学世界管理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比尔盖茨也在这个会议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总统和现任的总统都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各方面的讨论形成一个共识,我们讨论的经济和传统经济都不一样,经济的部门类型不一样,引领模式不一样,这一些方式都不一样用新经济是什么词呢?比尔盖茨用了一个词,我觉得讲的比较贴切,就是新市场、新技术、新工艺。放在当今社会三新就不够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新兴产业已经纳入其中,但是原来说的时候都不包括,智能化制造2025已经把很多新兴产业列入其中,过去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报告,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本质都是智能化制造,中国一方面加强工业化的制造,所以提出工业2025的规划也要适应世界智能化制造的大趋势,中国也提出智能制造,把两个任务放在同一个阶段齐头并进,这是中国的压力也是中国发展的空间,也是中国主动适应制造业最新的技术更新的方式。

这也是国家整个供给侧改革当中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集中体现,将来有很多体现集中向这里倾斜,也涉及到整个宏观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动力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汽车制造当中的产业升级到底在哪里?联系我们前面的产业的理解,它是生产、加工、维修、服务、销售一系列产业的融合,因而产业升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涉及的面非常大,尤其是环保、安全、品质、综合性、智能化,这几个领域是汽车制造业在全球未来中长期创新发展的重点,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中国提到创新发展这一个综合理念的时候,毫无疑问包括了我们汽车制造业,整个汽车产业未来创新的重点到底在哪。

第四个动力是区域协调和一体化的发展。

创新当我们说是企业唯一出路的时候,基于最真切的理由,前面已经提到,这里我们稍微做一点点解释,过去的三十多年支撑高增长的四大动力。第一,地产,现在说土地有存量没有增量,过度的流动性集中到地产当中,背后就是金融,整个国民经济金融化是非常危险的倾向。第二,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政府不创造收入,税收规模越大,对产业体系的发展就不利,47.6%的综合税负已经令许多的企业不堪重负。第三就是人口红利,当我们谈论产业体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汽车产业集成度最高的,北方除了北京,南方就是上海和广州,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必然因素,因为两个核心城市,一个在长三角,一个在珠三角,他们囊括了周边所有的城市及其汽车产业的服务体系、制造体系、配套体系、一级政府的政策体系,当然人口红利也不是不散的宴席,终于通过三十多年长期的政策消解完毕了,我们由此面临很多的难题。第四支撑增长的因素就是产权改革,很多的企业都是非公有制的,原来一统天下都是国企、央企,连配套的都是国企,未来怎么办?因此唯有创新这条路可走,一次性的创新只能维持一个周期性的辉煌,如果我们不满足一个周期性的辉煌我们就必须把创新连续下去,我们的深化改革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挤出去做,空谈其他的改革没有意义。其实产业之所以在这十年当中世界范围之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欧洲发达国家一线汽车、传统的生产线纷纷在压缩,他们不是要退出汽车产业,他们要用更高的技术、更好的理念、更安全的方式生产更适合未来需求的汽车。无论是家庭小型乘用车还是一般的运输汽车,这就是世界性的变化。因而创新一定要突破我们具体的某一个环节上的限制,连续的创新,我们就找到一条轴线,这就是45度线,45度线附近的创新点的布局、思路、路线所对应的企业利税指标和其他相关的效益指标,意味着我们安全的空间就是长期成长的空间,维系长期成长空间动力包括理念创新、科技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资产结构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以及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体系创新,包括税收体制。这就是国家把五大创新理念当中特别强调创新为核心的时候,在我们汽车制造领域当中包括这么几个重要的环节。

创新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做什么是最优的,最适合我们做的,这就是价值目标的定位,价值目标定位了,不证明你一定能成功,就看我们的能力体系,这个产业创新发展周期越来越短,我们就必须敏锐的意识到能力体系能否支撑选定的价值目标。我们的能力结构是不是支撑,包括我们自己管理者的能力,我们生产者、员工的能力,我们驾驭市场的能力整个资源的能力,这就是汽车行业能力体系。第三,有了能力体系、正确的价值定位未必就能赢,还需要支撑体系、支持体系,用什么力量去支持它?因此这有一个三足鼎立的关系,任何行业稳定的发展都必须具备三足鼎立的要素、价格目标、做什么是最优的。能力体系适应还是不适应?不适应怎么办?最后就是支撑体系,三足鼎立。

汽车关联效应非常强,从以下11个产业部门当中看,大部分都跟我们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而且关联度都非常高。

第一,现代综合服务业。

服务业分成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综合服务业,汽车产业当中大量的与服务相关的都是综合服务业,既为生产部门服务业为消费服务,两者都很重要,而且现在有很多生产服务、消费服务已经捆绑外包了,这样为我们从事汽车售后服务提高规模极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方式提升了更大的空间。

第二,资源环保产业。

这和汽车制造业更加密切相关,谁能够生产出既节约资源又环境保护,既能够解决清洁化燃烧又可以很好的在性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控制环境污染,一定是最先进的车。原来就是强调速度、价格、品牌,未来我们更多的实际上是以人为核心,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不损害别人、自然、社会,这就是国家支持的重点,我们捕捉到这个重点,我们就知道将来要做什么,这就是价值定位。

第三就是新能源。

又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直接的动力系统,燃烧系统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前面我们说欧洲一线品牌车他们现在关停并转,不是车不好,而是整个世界能源体系、世界技术进步当中一个最最基础性的东西都与这个事情直接有关,因此我们如何适应国际社会新能源结构的变化来改善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

第四是互联网系统和信息工具与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嫁接,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汽车更多的是营销,我们应该倒过来就是X+互联网,我这里讲的X+互联网各个环节如何利用好互联互通的机制,互联网+讲的是一种新型产业业态,X+互联网讲的是新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特别是讲的比较多的是管理流程再造,用我们信息技术智能化的技术把整个管理流程都重新颠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汽车制造业当中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如何用语言表述它?

第五,生物产业。

这个空间非常大,有部分也和我们的产业直接相关。

第六,中高端装备制造。

我们这个行业从制造业本身就是中高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部门,中国在这个领域当中远远没有完成替代,尤其是大型设备,关键技术还没有根本上突破没有突破的领域恰恰是我们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技术进步的重点、企业发展的重点。

第七,新材料工业。

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加工汽车?甚至包括车型当中制造车的薄板,好的车薄板是进口的,我们不要忽视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个部门当中短板也是最严重的,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既存在严重低端产能过剩,又存在高端严重产能不足,这就影响我们的生产成本和销售的价格。

第八,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体系。

现在我们提到特斯拉的事情,除了特斯拉以外,一般的新动力汽车综合算下来有一个统计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末,新动力汽车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4%,特斯拉也好、新动力汽车也好,如果一线城市特别是像上海,特斯拉送牌照,这个销量会非常大,现在不送牌照,买的时候大家还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新动力汽车尤其是配套,我们过去单一的配套体系,锂电池最大续航里程达到200公里,按照我的测算,最安全、有效,又不浪费锂电池的续航里程应该不少于300公里,因为安全有效驾驶,连续驾驶时间不超过3小时,美国不超过2小时,达到2小时必须休息,中国可以放宽一点是3小时,最有效、最节省资源的自驾时间是3小时,超过3小时还是建议高铁比较好,我们做一个综合测算下来,相信突破这个技术没有太大的难题,中国人做事情,一旦想到了就非常快,只要中国人想到了,很快就比世界的平均速度快,我们一点不怀疑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第九,工业2025和智能化制造。

第十,新型农业。

第十一,健康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