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体制

2024-08-25

宏观体制(精选6篇)

宏观体制 篇1

1 我国宏观税负现状

宏观税负,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 (如一个财政年度) 政府收入总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总体税收负担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的体现。

通常, 衡量宏观税负的口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小口径, 即全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第二种是中口径即全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三种是大口径即全年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由于各国的政府收入的构成和统计口径差异较大, 因此国与国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往往不采用大口径宏观税负。

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而得。

数据来源:OECD revenue statistics 1965 - 2010。

从表1和表 2 的数据可以发现, 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由2006年的14.13%上升为2010年的18.25%, 中口径宏观税负也由2006年的17.92%上升为2010年的20.74%。因此, 我国的税收负担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上升的趋势。但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 总体而言, 我国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 我们如果是仅仅把税收负担比率的数字本身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 就认为我们的税负水平比西方国家低, 这样做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和西方高税负国家在公民享受政府服务方面的差别。在西方发达国家里, 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 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也较高, 生老病死、义务教育、失业补助等等使高税负“师出有名”。而这些保障在我们国家是有所欠缺的, 在部分农村地区则基本没有。从理论上来看, 较高的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紧缩效应,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是不利的。由于超收税收不能很好的使用,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2 宏观税负重的原因分析

2.1 非税收入过多, 管理不规范

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当普通居民在衡量自己所负担的税收时, 也不会将两者区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分享额进行“洗牌”, 中央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提高了两个比重, 重新加强了中央的财力。地方则日益陷入了财政困境, 尤其是乡镇政府, 已经进入了“吃饭”财政的困境。但是, 财权层层上移, 事权层层下放的局面日益严重, 地方政府只能从他处寻求财政来源, 例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罚款和罚没收入等。据统计, 这部分非税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这也确实是给老百姓带来负担。这部分收入没有统一的规范, 主观性任意性比较大, 导致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 加剧了居民的抵触情绪, 使居民感到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日益加剧, 幸福指数不断下降。

2.2 中低收入阶层是巨大税负基数的贡献者

中低收入阶层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他们感觉负担重了, 也就是全社会的负担重了。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缴纳者是广大的工薪阶层, 他们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那些富人, 由于制度和监管方面的不完善, 无法很好的掌握其收入情况。对于工薪阶层而言, 他们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要负担自己及家人的衣食住行, 当这部分收入减少而以税的形式缴纳给国家后, 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而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社会的大部分, 因而税负使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2.3 取之于民未见得用之于民

政府处于这样一个角色, 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考虑, 社会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比较合理, 因而大家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 让其利用这笔收入为自己提供好的公共产品, 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质量越好, 也就是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越大。要知道, 税负是否重, 纳税人是否痛苦, 与社会福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如果在高的税负水平下, 居民所享有的福利也很好, 他们会觉得物有所值, 这种税负水平是合理的。但是, 高的税负水平却对应着较低的福利, 人们会感到受到欺骗, 会不满, 会对现在的税负水平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再比较各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 一般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例在30%左右, 一些高福利国家, 其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突破40%, 而我国仅为10%, 相比而言比较低。在高福利国家, 居民缴纳税,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了保障, 福利无处不在。但是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 但是人民的福利却没有增加, 农民几乎没有保障, 生不起病, 上不起学。从财政支出方面看, 对民生方面的投放比例偏低, 政府效率低下,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透明度也很差, 居民认识到自己的收入被政府中某些人“纳为己用”, 更加觉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沉重。

3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面对我国税负较重的情况, 政府应该进行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的财政改革, 一方面适当减轻宏观税负水平, 另一方面提高纳税人的福利状况, 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3.1 减少税收收入, 调整税制结构

中国税收的这种状况, 与税制结构自身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由于目前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结构, 虽然这样的税制体系结构有利于税收的征收管理, 但是,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 这种税制体系结构却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因为直接税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我国必须进行以减税为主尤其是以降低间接税比例为主的税制改革。

流转税是我国的重要税种, 我国税收收入中的60%以上都来自流转税, 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增值税是起普遍调节作用的税种, 征收范围是有形动产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消费税则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对个别货物进行特殊调节的税种, 实际上是对增值税的高税率货物单独设立的税种, 而营业税覆盖的主要是第三产业。

(1) 我国增值税的改革。增值税是对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 增值税的税率不应过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规定的税率为15%左右, 在我国基本的增值税税率为17%部分适用低税率为13%。很多国家为了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对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或10%以下的税率,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将增值税低税率降至10%并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 可以涵盖食品、儿童服装、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将农产品作为零税率货物, 从而降低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

(2) 我国消费税的改革。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征收的税是累进性最强的税种, 发达国家的消费税收入一般都占其全部税收的10%以上和GDP的3%以上。在我国2009年的数据显示消费税收入占到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54%和GDP的42%, 消费税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消费税在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收入再分配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用。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尤其是对于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 要实行消费配额限制, 并课征高税率;但是对于已进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品, 要依据消费品的性质, 适当降低税率。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消费范围不断扩大, 以前可能是奢侈品的消费品现在可能转变成为了生活必需品, 对于这类产品, 条件成熟时可以停征。

间接税税负下调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下降也必须通过直接税来加以弥补。

(1) 企业所得税改革。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承担了太多的间接税以及行政性收费, 许多企业经营困难, 尤其是许多的中小企业, 对于扩大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及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应侧重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2) 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工薪阶层, 其在调节除工资薪金以外的其它收入方面力度不足, 应积极推进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变, 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 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 同时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 应当在满足纳税人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水平之上予以征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3.2 规范政府资金, 管理非税收入

我国的非税收入过高且管理不规范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部分收入不仅引起纳税人感觉税负过重, 而且收费不规范不透明难以预测。要想降低税负水平, 必须规范非税收入。

(1) 严格立法, 明确收费项目和主体。

首先, 应当完善我国立法, 通过法律明确政府部门各项收入的方式和数量, 杜绝一切不正当收费;其次, 坚持向以税收为主费用为辅的政府收入财政体制转变, 对现有的收费项目进行整理和规范, 使上述大、中、小三种口径下的宏观税负趋于一致。

(2) 加强资金收支管理。

目前在我国财政管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是政府资金管理的重点, 必须逐步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使政府各单位的收入都接受财政监督。同时, 注重审计部门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的监督作用, 防止各部门将其用于私人利益。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 但是人民对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期望却日益增强。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 为方式转变、内需扩大、结构优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让城乡居民有钱也敢消费, 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途径之一, 并且目前我国从税源、社会接受程度、税收征管等许多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建议我国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政治、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实际, 制定出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等原因,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有多种模式, 并可以考虑将社会保障税划归为地方税, 作为地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力保证。

参考文献

[1]陈颂东.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宏观税负与税制优化[J].财会研究, 2011, (5) .

[2]叶超.对中国税负问题的思考[J].SCIENCE&TECHNOLOGYINFORMATION, 2008, (13) .

[3]赵薇薇.从大、中、小口径分析我国宏观税负水平[J].涉外税务, 2009.

[4]蔡玉平.论我国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实现途径[J].财政研究, 2007.

宏观体制 篇2

摘要:财税自古就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命脉,财税体制改革关乎民生国运,广受世人瞩目。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从理论上弄清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

关键词:税收体制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税收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与以往相比显得更为重要,它除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之外,还被赋予了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稳定和发展职能等诸多重要职能,使得财政税收成了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一)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状况,是相对微观经济(部门经济或局部经济)而言的,是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方面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的活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生产,而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反作用于生产。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生产者的事,交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消费是消费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参与不干预这三个方面的活动,但通过税收参与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

财税体制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2002年进一步的调整之后,除了财政税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财税体制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不仅使得目前财税的形式相当严峻,困难重重,而且影响和制约了我过社会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不能超过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民的福音。经济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税收,税收是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样,经济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高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决定劳动权、财产权和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关系。税收与国家政权的生存紧密连在一起,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税收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最后,财产和分配关系是经济的核心和要害。税收处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

从而我们可以认识到,税收属宏观经济的分配范畴,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决定税收与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决定税收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决定税收的产生。税收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一般来说,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税收就跟踪到哪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税收。

个税起征点提高的第二个意义,将大大减少那些假发票制作者的非法获利,单位财务人员也不用绞尽脑汁做假账了。

这样看来,个税起征点提高的意义,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在我看来,个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或者往大的个人所得税更是一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最密切,同时也是最直接的纳税方式。

2011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新的个税调整方案进行初次审议,关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新的个税调整方案规定,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即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整到3000元,对超出3000元以上的征税部分,超额累进税率为现行5%的最低税率和45%的最高税率不变,级次将由9级减少至7级,且税率级次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全部调整,将全部相应提高。

个税起征点提高的最大意义在于:个税起征点提高,我们将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不同单位不同行业的真实收入水平,倘若将个税征收点提高到每月10000元,则基本能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现在政府各级部门统计出来的居民收入数据多半是一个估计值。

因此,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国家并不会损失太多税收,因为所有单位都会相应提高部分甚至全部职工工资水平。个税起征点提高的第二个意义,将大大减少那些假发票制作者的非法获利,单位财务人员也不用绞尽脑汁做假账了。

这样看来,个税起征点提高的意义,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在我看来,个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或者往大的方面讲,国家财税制度的改革,应该从一下方面讲,国家财税制度的改革,应该从一下三方面着手:

1.税收取之于民,应该大部分用之于民。至少,纳税人应该知道,国家巨额的财税收入真正用到了何处。

2.以收入而不是以工资来征收个税。在我国,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都享受公积金或其他什么金免税收制度,这对其他性质的企业内职工很不公平。其他灰色,黑色收入怎么征税,则是一个难题。

3.对逃税者实行严惩。倘若有第一条作为保证,则国民纳税光荣的意识将自然而然形成。

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宏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

经济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等手段。在历史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二者在资源由谁配置、对微观经济管与不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富有效率,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供求学派凯恩斯认为市场有缺陷,主张政府干预,达到供求平衡。许多国家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缓解了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认为市场并非灵丹妙药,主张政府调控,不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捉弄经济。

税负反映国家征税深度,也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企业利润都拿走,资源由国家配置。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以激励民间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加经济活力。如果国家征税后,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本,就会妨碍民间投资,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影响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

用税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税收用于盈利性的生产投资,否则,国家配置资源,加重企业负担,部分企业受益,容易产生腐败,导致企业竞争不公平,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所以,税负高低关系到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关系我国经济转轨和旧体制复归。

三、税收调控与经济发展

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

(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项目、跑项目,容易产生腐败;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200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2481.9亿元、28667.8亿元和14329.8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7.5%、16.7%和15.1%。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48元;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382元,位于全国之首;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42元,位于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65元,位于全国最低。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2001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外资

企业人均年工资高达1.6万多元,为全国平均工资10870元的147.19%,而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1178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6867元,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574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原则来衡量,我国2001年税负为16%,相当于发展国家的税负水平,若考虑政府部门收费,企业税费负担在3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许多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刚学了税收,我总的给你谈谈税收的总的作用和地位

四、总结

今年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作了部署。“两会”以后,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

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

宏观体制 篇3

问:您说法制建设和体制改革,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在金融危机之后, 其实改革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吴敬琏:在九十年代后期, 我有一个跟汪丁丁的访谈。里面有一个标题就叫“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还有多远”, 那个就是说明了, 怎么对付这个东西, 就是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

问:现在13年过去了您觉得, 您1998年提出的那些应对的措施, 现在到底贯彻了多少?

吴敬琏:有些是向正面走了, 譬如说1997年, 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 决定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第二, 退出那些竞争性部分。

在这个以后, 大致上在世纪之交, 全国的小企业全部改制, 这就是进了很大步, 正好这个时候, 碰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1998年采取的支持小企业的整套的政策, 对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 人怎么都忘了, 他只记得一千多亿的财政投资, 那起多大作用?

大概是1998年的4月到5月, 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支持中小企业。那时候正好是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 在政治上, 十五次代表大会说, 非公有制企业, 不是像国企说的它是补充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从另一侧, 从复策进入了政策。另外, 就是有金融的政策, 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我们那个就业的增加, 那个时候也碰到很大的就业问题, 就业的增加, 主要就是靠的中小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动真的。也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的国企二级公司, 资本上都变成了多员持股的公司。这是有进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够理想的方面, 你譬如说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改到了一级公司, 就是改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 就改不动了。一级公司到现在为止, 仍然多数是国有独自。

问:为什么呢?

吴敬琏:这个牵扯到权利和利益了, 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 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另外一种说法是, 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

问:那你同意吗这些说法?

吴敬琏:我不同意。

问:您的看法是因为既得利益太强大了?

吴敬琏:不完全一定是利益, 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

问:所以你觉得现在, 改革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对于当下的政府来讲?

吴敬琏:关键就是我们是要重新明确目标, 到底要干什么。我说这个顶层设计, 很重要十七届五中全会, 关于制定十二五建议里面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想这个很重要, 这个提法很重要。这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顶层设计, 最大的顶层设计就是, 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他们说的中国模式那个经济, 就是强势政府的经济, 还是一个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问:你显然是认为, 应该是后者。

吴敬琏: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关于顶层设计, 有这样一个困惑。不管是谁来进行设计, 设计的背后应该有一个主体。如果说这个主体, 还用到那个词是“既得利益者”的话, 他能给自己设计一个, 改革自己的方案吗?

吴敬琏:所以我不认为, 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他的经济地位一定决定他的思想。就是说, 他去追求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利益。

问:其实中国改革的出路, 是我们互换这样一个理念的政治概念。

吴敬琏:这是第一。第二, 你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从来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当然他们掌握着权利, 他们的作用会大。可是群众也不可小视, 特别要注意一条。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现代经济, 离开了专业人员, 是根本一天都不能存在的。就是这个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 新的中等阶层, 我们中国叫中等收入阶层。有的人把那个话Middle-class翻成中产阶级, 就是那个话里没有产, 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人数增加了。在发达国家现在都是专业人员, 就是白领工人的人数, 超过了蓝领工人。这个力量, 变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当然在中国的情况下, 我老说, 我们这个新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专业人员, 还很幼稚, 所以存在比较大的缺点。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一个是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 住多少百平方米, 我开豪华车, 我的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 就行了。实际上, 如果这个社会, 不能够比较完善的话, 这个个人的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一条就是, 因为穷怕了, 他就奔自己, 想自己那个小家了, 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好歹都跟你有关, 都是你的责任。

问:但是不管怎么说, 您说的这样专业人士提供的, 应该是一种温和的、理性的, 变革改良的理智。而不是危险的、暴力的。

吴敬琏:对。但是你看, 它有的时候就, 有一句话就是改良和革命赛跑。

问:您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吴敬琏:我是比较中性的。但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 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努力。

宏观经济政策两难的根源是体制

问:说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声音说, 其实中国现在各种红利都在消失殆尽。比如说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的来临在消失殆尽。而您刚才谈到的, 从1998年以来改革积累的制度红利, 也正在逐渐消失。包括后发优势, 现在当随着整个人群收入,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一个比较靠前的水平, 似乎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动力在哪里。您觉得中国经济增长。

吴敬琏:所以如果你看的远一点, 应该有危机感。比如说我们2009年海量贷款, 成万亿的投资。它的短期效应肯定是好了的, 率先走出了危机, 8到9点几的增长率。但是它造成的苦果, 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正在吃这个苦果, 就是很危险, 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紧也不能松。

问: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靠我们宏观当局, 包括人民银行、财政部, 设法把它稳住, 不出大事。

问:然后呢?

吴敬琏: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因为这是问题的根源, 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是所有经济现象上出现问题的根源, 但是它还有一个根源, 这个根源是体制。

问:所以最后是个死结吗?

吴敬琏: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要推进改革。

问:这是最根本的动力。

吴敬琏:对。

问:所以无论是刚才我们谈到人口红利, 劳动力的低价格等等, 它其实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 您认为最根本的动力。最根本还来源于制度的变革。

吴敬琏:对。因为我们人口红利以前不有吗?却完全没有拿到。而且变成了一个大包袱了。因为改革, 放开了市场, 所以这个在农村中处于低就业状态的, 一种隐蔽职业状态的劳动力两亿, 挪到了工商部门。另外一条, 开放。开放以后, 我们这个技术差距, 这个技术差距是差不多200年积累起来的差距, 一开放忽一下就拉近了。你看看我们, 当然了他不是自主创新, 快看看我们那些出口企业, 他用的技术跟外国企业是一样的。政府当然有一些作用, 因为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以前, 政府他要承担更多的协调责任。但是, 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 政府就应该从这些它本来不应该管的事情上退出去。因为越是发达的这个市场经济, 政府其实责任更大。最简单的, 现代市场就必须有法制, 早期的市场它是一个小市场, 叫做熟人市场。熟人市场可以靠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血缘关系、乡亲关系, 这样来保持这个经济的运转。到了现代市场就不行了, 你靠人跟人, 他根本不认识。甚至这个交易活动, 一个住在地球这边, 一个住在地球那边, 这次交易以后永远也不见面了。靠人的关系能够维持信用吗?不能维持信用。因为他今天骗了你, 他明天可以骗别人。现在就要有法制。现在市场经济又有金融市场, 商品市场比较简单, 信息比较对称。这个金融市场, 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 就比如一些监管。政府就有新的责任了, 现在太需要做的事很多, 该干的事, 也没有精力干, 天天在微观决策里打转了, 它也很累, 但是效果并不好。

问:这背后的原因, 一部分是因为观念,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利益吗?

吴敬琏:对。所谓利益就是说, 因为有了寻租, 寻租机会比较大, 所有人都觉得, 寻租比起努力经营省劲多了, 我只要一个大官的关系, 我批你块地, 马上就成亿地赚。

问:所以政府退的出来吗?

吴敬琏:那要看决心了。

问:现在的决心够大吗?

吴敬琏:现在的决心, 首先要认识达成一致。

问: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

吴敬琏:当然了, 现在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要推进改革, 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意见说, 毛时代最好了, 回到文化大革命。还有第三种意见, 说新民主主义最好了。

中国模式应是过渡体制

问: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 尤其是2009年之后,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其中对这样一系列的政策, 有各种的评价。其中有一种声音认为, 这是凯恩斯的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 可能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之下, 中国模式反而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对中国的这一轮以来的, 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您觉得怎么样?

吴敬琏: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争论。其实更加基本的是,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的弱点在哪里, 这些是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 主张有中国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是, 应该成为一个榜样的。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 说的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为什么要有优越性呢?他就说, 因为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应对金融危机。

问:您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体制。这个体制为什么是个过渡呢?所谓过渡就是说, 既有对岸的因素, 也有此岸的因素, 两个因素都在这里面。他可以过渡到对岸, 但是, 他也可以回来。这两个因素是什么呢?对岸、彼岸那就是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成的, 是一个有多数人的, 在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此岸是什么呢?此岸就是计划经济。

问: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您曾经也说过, 是坏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我后来修正了这个说法。是有好的市场, 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 它本身意味着是自主、自由的交换为主的, 这才是叫市场经济。如果到了那一天, 它已经不是自主、自由的交换了。

问:金融危机之后, 离这个更近了吗?

吴敬琏:金融危机在宏观政策, 和以宏观政策为名的, 微观干预上, 当然是向这个靠近。两件是不同的事, 一个就是宏观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确实是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非常扩张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些宏观调控, 它根本不是宏观调控。根本是微观干预, 这个宏观是讲的总量, 如果讲价格, 它是讲的价格总水平, 不是说的哪一种具体价格。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 把许许多多的微观干预都叫做宏观调控。从这两点来说, 总之都是加强了国家的力量。

问:就是离权贵资本主义, 似乎更危险更近了。

吴敬琏:更近。

问:您既然提到危险,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化解危险的方法是什么?

吴敬琏:化解危险方法这个很简单, 就算是两个因素之间, 增强彼岸的因素。就是市场化改革吗, 推进市场化改革, 和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 比如说法制建设。

中国知识分子过于追求实用主义缺乏“真”

问:在社会的转型期, 在社会的变革当中, 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吴敬琏:什么叫知识分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 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是有知识, 而且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 主要的职业的人来说, 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应该是求真, 求真理。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 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习惯上, 讲究善、美, 也还是讲究。但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好像不讲究真。本来知识分子求知, 他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问有用没用。对于科学, 寻求科学知识, 它的动力是求知欲, 是好奇心。但是在中国, 好像就是要强调有用还是没用。这就有问题了, 加上我们这个体制, 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问:包括话语权吗?

吴敬琏:那当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使得许多人朝这个方向靠。当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认识错了, 那也常常会发生的, 因此, 就要有一个好的百家争鸣的环境。这样知识分子的正气才能培养起来。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说, 整个社会机制他奖励什么样的人, 惩罚什么样的人, 有个导向的问题。

问: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保持独立性, 是不是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吴敬琏:那当然会。

问:哪一个会更大?因为之前我跟张温鹰老师在专访的时候, 他说可能有的时候来自上面的压力, 可能有的时候来自群众、老百姓的误解, 可能会是一种更大的压力?

吴敬琏: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进步的过程中, 社会各方面的发育不匹配。在物质上的发展可能快, 在精神上的发展慢, 它造成了一种情况。另外, 就是教育和知识不普及, 或者说我们教育方面有问题。有问题, 就是他不是提倡人们遇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提倡理性的思考。在这个压抑之下, 往往弱势群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一种偏激, 然后大家从众。这种现象和本质是有距离的。

另外一个, 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有区别的。如果说, 有些人用表面现象去扇呼去忽悠群众, 用短期利益去忽悠群众的时候, 那么群众很容易上当。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见到的一个问题, 科教改革提出了一个口号, 这是从苏联来的, 我们也一直是这样, 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口号是错的。

问:为什么是错的?

吴敬琏:我们的科学都要问, 它对于经济建设有好处, 没有好处, 有用没有用。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谁知道有什么用吗?莱布尼兹讲二进位法的时候, 他不知道后来会有电子计算机。那时候有什么用?如果说没有用, 就应该扼杀的话, 就是说他这些知识分子白吃闲饭, 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电子计算机。也有些他根本, 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用途。所以这样, 就在权利里面, 就提倡一种否定, 甚至蔑视理论、蔑视知识。

三十年改革不能功归一篑

问:所以我也想问的是, 你经常被群众或者尤其是网友, 委屈的时候, 会觉得?

吴敬琏:当然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在1996年有篇文章, 我结语就说股市的问题。那时候给骂的一塌糊涂。我就说, 股市投资者吧, 所谓小股民, 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他就有一个现象和本质问题, 有个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后来我也碰到了, 我就感觉很安慰。有两种人, 一种人说, 在超市里面碰见, 说你不是吴先生嘛, 你真是对我帮助很大, 我看了你的文章以后我从股市出来了。

问:珍爱生命, 远离股市。

吴敬琏:哎, 结果后来到崩盘的时候, 他就没受损失。也有碰到这样的人说, 我当时也骂过你。后来真是, 也说中了。

问:所以其实不媚俗是要承担很大压力的?

吴敬琏:知识分子不是就干这个的吗?

问: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 是否是因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彻底产生的?

吴敬琏:是。

问:所以您经历了这么多, 当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反思?

吴敬琏:反思的问题上, 就不要有太多的限制了。你如果说, 邓小平当年80年代初期, 他怕反思太彻底了, 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你说不深刻反思, 我看真是危险, 容易在绊倒的地方绊倒。其实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两位老师, 都是认为历史问题反思不够。

问:好多人也特别关心您, 我也看到您说, 希望退休了之后, 应该是听听音乐, 做做您喜欢的木匠活。什么时候回去过那样的生活?

吴敬琏: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不但是面临的问题太多, 而且会觉得很可惜, 我们这30年虽然自己还是不满意, 但是你总体来看, 一个这么大一个民族, 短短的30年就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是相当了不得的事。但是如果说, 我们功亏一篑, 落到了像日本这样。

问:这个可能性大吗?

吴敬琏:可能性我看来相当大。那么我们的结果会比太惨, 因为基础不一样。他虽然失去了20年, 他因为原来生活水平就很高, 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要力争要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即使不能保证过去30年这个势头, 比较稳的向前进, 也可以。否则就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这个30年, 可是这几百年中间, 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最后才造成的这30年。

问:所以其实您停不下来背后, 还是对于中国的前途放心不下, 还是有对责任割舍不下。

宏观体制 篇4

一、概念界定

在理论探讨方面, 本文有几个主要的概念需要明确。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内涵比较宽泛, 通过界定概念来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方向。

1.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宏观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相关的制度体系, 它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职责与权限的划分等内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研究的便利和工作的需要, 习惯上把一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分为两个层次: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管理体制。前者主要指校外的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体制, 后者则是指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是指各级政府对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方式。管理主要起一种宏观调控和评价作用, 目的是把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通过政府的调控反馈给大学。

2. 宏观管理体制的类型。

中央集权制是在这种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几乎全由国家举办, 高等教育活动的管理与决策权力在中央政府, 包括中央高等教育机关和相关其他机构。中央政府通过计划、立法、拨款、监督等手段直接调控高等教育活动, 代表国家是法国、前苏联、中国等。

地方分权是中央政府居于监督和辅助地位, 将高等教育行政权力分与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 由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来独立行使高等教育决策、立法、拨款、评估及监督等职能, 以全权决定教育事务的一种制度。在现代的有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 纯粹的分散型模式已绝无仅有, 但美国可以被看做是当代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分权制的典型。

在集权制与分权制之间, 还存在着众多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类型, 在此将它们统称为复合制。这是一种由中央与地方政府, 或政府与高等教育部门共同承担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的管理体制。它的总特征是决策和管理权力部分来自中央政府, 部分来自其他组织机构或利益集团, 两种力量共存、互补、协调, 推动着高等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实行复合制的国家以德、日、英等为代表。

二、各国宏观管理体制的探析

以上从中央、地方政府、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地位的角度, 勾画了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三种形式, 这种划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以及从举办者的性质上框定的, 其实质没有绝对的界限。以下笔者选取了三个相对典型的国家分别代表这三种体制, 以此来具体分析了解他们的运行状态。

1. 相对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法国。

法国的大学绝大多数只是一个“空架子”, 所有的重要事务全都掌握在学部、学部主任和中央政府的手里。在建制方面, 大学的惟一机构即大学理事会相当软弱, 它的权力更小, 最关键的是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具有教授身份的校长担任它的主席和大学的象征性首脑。学区是国家下属的政府机构, 相当于州或地区行政单位, 学区长的自治权很小, 必须向教育部负责。学区长作为学区的首脑对学区内的所有国家教育机构负责, 他们的工作开展得顺利与否主要取决于学区长的威望高低。中央的国家教育部拥有广泛的权力, 高等教育司长同教育部长一起主管所有的大学事务。大学的管理结构、课程、学位要求、任命教师的程序, 所有这些事项都由中央一级决定, 只给各学部和各大学留了很少的自主权。

2. 相对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国家:美国。

在美国, 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管理高等学校的权力。它虽然设有联邦教育部, 但只是一般性的指导和咨询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管理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和与资助相关的工作。虽然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管理高校的权力, 但是联邦教育部可就教育中发生的问题进行研究, 提出意见, 以引起全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政策均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州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与联邦教育部没有行政领导关系, 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分权制特征。美国高等学校作为法人实体, 在入学条件、人员聘用、学科专业、课程设置和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特别是私立高校, 由于其办学经费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政府, 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办学运行机制, 体现了美国高校在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增强适应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特色。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形成的基础。

3. 相对典型的混合制国家:日本。

日本的教育管理制度在二战前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较大, 从小学到大学, 教育基本上作为培养为国家 (天皇) 服务的人并对国家负责的工具, 大学更被视作满足国家需要的“国家的大学”。二战后, 日本的大学制度迅速从德国模式转向美国模式, 但同时又保留了德国模式的特征。现行日本的高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部分, 除少数国立大学由文部省直接负责外, 由都、道、府、县举办的私立高等教育管理实体是地方政府, 但国会和文部省会通过多种途径广泛介入高等教育管理事务。根据《文部省设置法》的规定:“文部省对都、道、府、县等地方自治教育委员会和私立大学、研究机构等有关事务, 进行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指导和建议。”战后, 日本的私立大学得到迅速发展, 当它在日本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时, 中央政府也开始向私立高等学校提供补助, 最高时曾达到占全部经费的25%左右。这样, 私立高等学校一方面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 另一方面又受控于政府。总之, 大学决策的协商性, 管理手段的多重性, 院校之间的等级性, 加上日本自身特有的历史背景, 使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呈现典型的复合制特征。

三、对我国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前面已经分析过, 世界上高校管理体制总的发展趋势是在走混合制的道路。但是放权放到何种程度, 集权又集到何种程度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具体国情。

笔者认为标准虽然很难确定, 但我们可以根据一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国情来提出改革的目标, 改革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根据这一思想, 笔者认为确定我国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 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1.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 除了前苏联和法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外, 其它国家都实行地方分权制或均权制。中央集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 也不利于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服务;完全地方分权又不利于实行中央宏调, 发挥整体优势。同时, 实施何种体制还与一国的国情有关。再从世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趋势看, 中央集权制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民主管理、调动了地方办学积极性;分权制国家也都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加强了中央宏调的能力。我国宜顺应这一趋势, 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避免盲目照搬而导致走两个极端, 大起大落。总之, 要改变我们过去那种中央高度集中、地方只管执行不管决策的状况, 使高校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

2. 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建国以后几次大的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再调整, 没有涉及高校自主权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无论是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国家, 还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都十分重视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 就连中央集权制的法国也是如此。当然, 自主权历来就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目前各国都在进行改革, 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点”。这就需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理顺各种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

3.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加强社会参与, 也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学校的体制, 使之成为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中十分庞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拓展教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增强高等教育和高校的社会适应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报告也强调指出:“要想形成适应21世纪要求的学习, 教育体制应不同于目前的模式。可能其最重要的将是社会更多地参与学校和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 强化高等教育面向社会、加强社会参与的意识, 提高高等学校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事业, 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别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研究, 分析我国体制, 发现差别, 进行比较并提出建议, 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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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如赞, 张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J].教育研究, 2001, (6) .

宏观体制 篇5

(1)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在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涉及到以下投资构成要素:1投资主体。投资主体,又称投资人、出资人,是具有筹资能力、独立进行投资决策、承担投资风险、并能对投资完成体享有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以及投资收益权的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是人格化的经济主体,具有自己的投资动机和目的,如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向的选择、规模和投资构成的安排。2投资客体。固定资产投资客体,是投资主体实施投资行为的外在对象,即固定资产实物。3投资资源。投资资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A.主动性投资资源,包括货币资金、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这三种资源由于在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中都充当购买或交易手段,投资主体可以根据投资的客观要求,随时换回投资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因而被称为主动性资源;B.被动性投资资源,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得以进行的各种必要条件,如投资所需要的钢材、木材、水泥、砖、瓦、灰、砂、石等物料,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工具器具等,另外还包括劳动力资源等。

(2)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特点如下:(1)资金占用多,现代化的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也是大型化和复杂化的,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这种投入需要在较短时间内筹集,一次性投入。(2)投资形成的产品具有固定性。投资形成的建筑物和设备等,都要固定在一定位置。设备虽然具有相对的流动性,但一进入投资过程,就要被融入厂房等建筑物内,而各种建筑物优势与土地连成一体的,在空间上相对固定。

2投资主体的类型与经济性质

投资运动是工程投资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工程投资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项目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规律。

(1)投资主体类型。投资主体分类见图1。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企业和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特征如下:1政府投资主体。政府投资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具有投资目标的两重性。A.公益目标。政府所代表的整体利益,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全民族素质、保护生态环境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政府投资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非经营性投资是它的主要领域。B.经济目标。社会上有些投资领域,如需要国家扶持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经营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是因为投资规模大、资金需要多、投资周期长等原因,企业和个人不愿涉足或无力投资,而这些投资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因此应由政府作为主体来承担投资。(2)企业投资主体。企业投资是整个社会投资的基础,其投资行为最具市场活动的本质特征,即以追求市场盈利为其投资的目标。

(2)投资主体的经济性质。其经济性质由投资主体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决定,特征如下:(1)经济实体性:A.拥有一定的财产;B.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活动;C.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追求这种利益的内在冲动。(2)自我约束性。为了保证各类投资主体行为的合理化,投资主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约束包括产权约束、投资效益约束、法律约束等。

3投资主体行为的主要制约因素

制约投资主体行为的因素如下:

(1)投资目的和投资动机:1获利动机;2公益动机。

(2)投资环境及由此决定的投资机会。法人投资主体中的企业法人和个人投资主体是担负社会再生产的基层经济单位。在生产经营成果与自身发展密切挂钩的条件下,企业扩大再生产使成为该类投资主体不能不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其投资冲动也就成为发展生产、扩大经营的内在动因。但是这种内在冲动只有与投资环境等外部因素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把投资愿望健康地付诸实施。

(3)投资政策与相关经济政策。投资政策与相关经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实施一定的政策措施,鼓励或限制投资主体对投资项目的决策行为,从而避免微观投资活动的浪费。

(4)经济杠杆导向。如果一项政策出台而没有经济杠杆的配合运用,甚至出现经济杠杆的逆向调节,那么再好的政策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5)投资经济信号。投资经济信号是市场体系中经济事物的客观真实反映,它要求投资主体在投资决策之前,对各种经济信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要筛选出当前可用的经济信息,又要看到一类经济信息的长远变动趋势,以便使投资行为符合客观情况,保证投资项目成功。

4工程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4.1投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数量比例。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而且与经济调整有关系。

4.2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

(1)经济周期的形态及成因。每一个经济周期可划分为经济繁荣(或扩张)阶段、经济萧条(或紧缩)阶段、危机阶段和复苏阶段,或者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

(2)投资周期政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投资周期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运动与经济周期的成因相类似,都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

摘要:投资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和目标性,文章主要对工程项目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及管理体制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工程项目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张铸全.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一)--方案评价概述[J].上海化工,2007,(4).

宏观体制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人才培养,创新

随着创新型国家这一建设目标的提出, 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 高等教育中的创新性管理体制发挥着其关键的作用。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探讨。

一、管理体制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所谓的管理体制创新就是通过清除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因素, 从而使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具价值和积极性。这是因为体制既能对教育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规模产生一定的制约力, 还能对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思想以及教学效果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所以, 通过加强对宏观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打破人才培养的相关体制障碍的同时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从而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这比传统意义上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教育资金、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设备等等条件的改善要更有实用价值。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依靠于高等教育的创新性宏观管理体制, 如果没有管理体制的创新, 那人才培养的相关措施, 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以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此外, 管理体制创新具有很强的严肃性, 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和国家的政治措施以及经济体制同步, 既不能落后, 更不能超前。否则就会出现高等教育发展受到很大阻碍的情况, 这既无法充分发挥体制的实际价值, 也将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造成不利影响。这是在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 需要加强注意的问题。

二、宏观管理体制的创新措施

针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创新措施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出发。这样才能在营造合适的人才培养环境的同时, 促进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效率和效果的提高。

(一) 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加大学校自主性办学权力的同时营造一个自由、和谐、宽松的外部环境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那如何加大学校的自主性办学权力呢, 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及时的转变自身的职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 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主要是调控手段由微观向宏观转变。因此, 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行政手段的实施效率。 然后, 使自身的行政功能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功能转变, 这样不仅能加强政府行政方面的领导功能以及市场监督功能的发挥, 还能促进政府在开发以及推广方面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最后, 政府的决策由单一的行政化向多元科学性方面转变, 这是指政府要逐渐地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的独立性, 从而使高等院校可以更好的通过政府的制度、政策, 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 保证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服务性。实际上, 本文强调的要加强政府相关职能的转变, 从而在对高等院校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 加强对高校的间接性管理, 这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 不仅不会降低政府的地位, 还会使政府的作用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这样就可以保证政府能更好利用多样化的间接手段对高等教育实施管理, 从而使政府的职能与高校的自主性办学实行有效的结合。

第二, 加强对高校相关法律的制定, 通过制定的法律对高等教育相关部门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规范, 从而在严肃、强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在加强相关法制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通过在高等教育中对政府相关职能的发挥, 实现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关系的协调性, 这样既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高校运作的规范性以及服务方向的明确性, 从而使政府的职能得到真正的转变。所以, 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 制定相关的管理法律、规定可以使体制逐渐地向法制化、制度化以及科学化进步和发展。

第三, 通过不断的探究、分析,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高等院校的自主性办学这两者关系中找出联系点, 从而在这两者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桥梁, 如具有咨询以及管理职能的组织, 这样才能促进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从而为高校的自主性办学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 在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中, 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高校的自主性办学权力都是十分必要和关键的, 但是也不能使这两者绝对化。因为不管这两者中哪方面绝对化, 都会给高等教育中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造成一定的限制影响。所以, 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高校的自主性办学进行有效的结合, 既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也是我国现代化高等教育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的必经之路。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的过程中, “联系桥梁”必不可少, 因为它既能对政府的行政干预产生约束力, 还能对高校只重视学术研究而忽视了在社会中的必要行为产生很强的约束力。这就能使国家政府的权力与高校学术的权力之间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冲, 从而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一种有效的平衡。

(二)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 通过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 在建立和完善各级高校管理体系的同时, 遵循“共同建设、 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理念, 从而保证各级高校的交流合作以及进步发展, 并从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 建设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高校, 最终保证不同类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一, 加强建设综合性高校。综合性高校属于国家管理的范畴, 它不仅是国家高层次研究性人才的重点培养场所, 还是国家知识以及技术的革新基地, 它能够产生众多的重要创新性研究成果。通过加强综合性高校的建设既可以促进创新型、科学性人才的培养, 还能为国家创造丰富的先进的科研成果, 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促使创新性国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第二, 拓展建设地级市高校。我国的地域十分之广, 并经由五千年的发展, 地域性的格局逐渐地发展形成, 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 这就使我国的经济格局形成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由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就决定了加强各区域中各高校建设的必要性, 因为只有建设了各区域中的地级市高校, 才能使高校的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于受到“九大都市圈”这一构想的提出, 地级市高校的建设范围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使区域性经济与地级市高校教育进行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长期性研究的问题。相对于普通性地方大学来说, 地级市高校处于综合性大学和高职院校之间, 是属于综合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范畴。

第三, 发展各区域高职院校。据相关研究显示, 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 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 需要加强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使职业技术在逐渐提高的同时, 加大技术的培训力度。第二,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 要促进众多高层次研究性人员的培养。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遵循此规律。以上两点规律可以说明, 高等院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可以很好地为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服务, 从而直接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高职院校与综合性大学不同的是, 高职院校是由地级市政府或相关的区级政府举办的, 因而它所属的是省市级教育部门。高职院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高职教育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遵循“在适当地开展普通性大专教育的同时, 加强高职教育的发展”的教学理念, 通过立体通道的构建, 在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间建立科学的联系渠道, 从而拓展高职教育的发展空间、延伸高职教育的发展范围。

第四, 加强构建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可以被列为非正式学历教育中的一类, 但是却是终身教育体系中一个关键环节。构建社区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劳动者的整体性素质。因此, 社区大学的状态应该是一种自由性和开放性的, 通过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 然后以终身教育体系为主要的建设方向, 促使范围广、空间大以及协作式团队的企业人员体系的建立, 并不断加强对企业人员的培训, 从而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良好学习环境。

此外, 在高校的多层次体系中, 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而加强各层次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共同发展。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高等教育体制被分割成了几个部分, 而导致了众多单一的学科学院, 其中每个学科的涉及面以及涵括范围都十分之债,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型、全面型人才的培养。再加上, 高校的建设规模很小, 学科也稍显单一化, 因此很难形成专业的、 综合的学术氛围,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新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现代社会中, 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很强的学科交融性以及综合性, 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工程中, 学科的交融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依靠于高等教育的创新性宏观管理体制, 如果没有管理体制的创新, 那人才培养的相关措施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 不仅可以有效地打破人才培养的相关体制障碍, 还能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从而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本文从高等教育中宏观管理体制创新出发, 通过对管理体制与人才培养的深入分析, 得出了可以从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这两方面加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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