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共10篇）
宏观审慎政策 篇1
摘要：目前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是有效的, 避免了短期资本急剧大规模流入流出, 促进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并为国内经济持续发展、金融改革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金融外汇环境。随着资本项目改革的推进, 对外债的事后监管更加倚重数据的准确统计和正确管理。现行外债管理的核心是登记管理, 而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 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关键词：外债政策,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
一、外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 必要性
1、中外资企业在外债管理上的区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中资企业对外融资, 妨碍了中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我国对中外资企业举借外债实行分类管理, 外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条件比中资企业要宽松得多。外资企业在“投注差”范围内可举借外债, 而中资企业中长期外债须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短期外债额度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2、现行外债余额管理方式注重个体风险防范, 缺乏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传统的外债管理是微观审慎, 注重对个体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而缺乏对宏观环境、政策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比如大量资本流入是会使汇率升值和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增加等。随着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开, 仅依赖微观审慎管理已经不能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而宏观审慎管理重点关注机构面临的共同风险, 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
(二) 可行性
1、国际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国际金融管理改革的核心内容, 国际社会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努力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初步形成了可操作的政策框架, 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已形成的框架案例。
2、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为实行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方面与国际通行原则基本相符的资本市场, 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二、外债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点
(一) 中外资企业借用外债实施比例自律管理后可能会对国内外汇储备造成冲击
中外资企业借用外债实施比例自律管理, 充分实现了中外资企业外债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由此也带来了风险。首先, 目前境内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境外借款利率, 在一段时间内, 境内中外资企业有可能大量借入外债, 造成国内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其次, 当面临热钱流入过大时, 我国可通过调减指标比例来降低中外资企业借债规模, 但是企业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偿还债务或者由于主观原因不愿意及时偿还, 实施宏观审慎工具效果减弱。
(二) 造成币种和期限匹配风险增加
1、币种匹配风险增加。一方面, 我国经济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 但是资金短缺, 特别是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资金短缺, 导致企业借用外币外债占总外债的比重较大。另一方面, 由于金融市场的欠发展, 缺乏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金融工具, 导致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2、期限匹配风险增加。现行外债管理规定, 外债资金的运用期限应与外债的还款期限匹配。短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 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用途;中长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和中长期用途。而企业外债可以提前偿还和延期偿还的特性, 有可能造成当汇率合适时, 资金大量流出, 使所借的外债脱离了原本的实际用途, 而成为了汇率套利的手段。
三、取消现行余额管理后实施比例自律管理的具体操作步骤和建议
(一) 强化分类指导, 着力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实行比例自律管理模式, 并针对主体的特点对指标比率进行微调。首先, 将指标比率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其次, 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 执行比同类主体高的指标比例的优惠政策, 最后, 推出差别指标比例动态调整措施, 继续拓宽指标比例的运用范围。
(二) 加强部门配合, 增强宏观审慎管理之“力”
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既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政策, 也不同于对单个机构的金融监管政策, 而是包括逆周期调节在内的相关调控政策和监管措施的有机组合, 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现统筹协调, 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 促进外汇政策和监管政策措施的协调, 稳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四、实现中外资企业外债的一致和统一
(一) 中资企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有条件从国外直接获得融资支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 很多中资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 与境外客户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在国外市场中拥有较好的信誉, 有能力从国外获得融资支持。
(二) 加强金融部门配合, 统一外债管理
简化中资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的流程, 中资企业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借债资格, 获取资格后, 可在指标比例范围内借用中长期外债。企业所借中长期外债的发生额和短期外债的余额不得超过指标比例范围。
(三) 建议对中外资企业实行差别比例自律管理
将中外资企业所能借外债的总额度与注册资本等指标挂钩。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偿债对企业进行分类, 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执行比同类企业低的指标比例, 并且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对比例实行动态调整。
五、加强外债的币种和期限匹配风险控制
(一) 加强外债的币种匹配风险控制
1、完善汇率制度, 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建立一套完善的汇率制度,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来有效应对外债可能产生的汇率风险。另外, 对所借外债进行宏观管理, 以多种币种形式持有外汇借款, 降低汇率风险。
2、完善我国金融市场, 建立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金融工具。有效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增加外债币种匹配的风险对冲能力和套期保值能力, 能有效避免短期热钱流入带来的风险。
(二) 加强外债的期限匹配风险控制
首先, 企业借用外债必须要有真实的借款用途, 不得变相用于汇率套利等用途。其次, 所借外债的运用期限要与还款期限匹配, 短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 中长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和中长期用途。
宏观审慎政策 篇2
2011年5月5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第47次联储大会上的讲话
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最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系统和金融监管框架中存在重要的缺陷，去年，国会和政府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又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形式，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线图。该法案就是今年会议的主题。
法案改革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领域总是面临着运用陈旧方法解决新问题的风险。值得肯定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制定者试图通过建立一些机制，来帮助我们的金融系统监管适应金融环境的改变，以减低风险。尤其是，法案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宏观审慎监管方式，即对传统的对单个公司和市场进行监管方式予以完善，将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风险从总体上进行考虑。这个法案还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会员由来自联邦和各州的各类金融监管人员组成，用于协助政府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对风险做出反映。
国家金融监管框架中宏观审慎监管的明确，代表了美国和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思路上的重要创新我相信，这个新的方向是建设性的和必要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在概念上和操作上会存在相当大的挑战。今天我将简短讨论宏观审慎监管的依据，论述美国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新的结构，并对美联储在实施 宏观审慎监管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探讨。
一、宏观审慎金融监管
从根本上说，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和调控的目标是旨在尽量降低一种严重程度足以（产生）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的金融动荡的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方法是相对于之前传统的方法做比较而言，或者说相对于将单个机构、局部市场或基础建设等要素的安全和稳健为其首要关注点的“微观审慎”的方法而言。
相对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牵涉到诸多重大信息需求以及更复杂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体系是高度互相关联的，宏观审慎的监管必须将金融领域的全部重要要素一道通篇考虑，这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必须在各种金融机构和市场之中有关对这些（因素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上引起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些联系决定了不稳定因素是如何在整个金融体系之中传播的。此外，从广义上讲，持宏观审慎态度的监管者们必须考虑两类风险：第一类是涵盖了金融体系的各个结构层面的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现实威胁的风险，比如游离于市场和政府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的或者影子银行监管缺失的风险。第二类则是伴随金融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一次又一次变化的，诸如在经济景气时期过高的杠杆率将最终动摇经济的稳定。
诚然，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法取代我们对细致的微观审慎（的方式对金融进行）调控和监管的需要，11影子银行，又称为影子金融体系或者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是指房地产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交易到资本市场，房地产业传统上由银行系统承担的融资功能逐渐被投资所替代，属于银行的证券化活动。
2（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个别（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用以提升系统性稳定的，但是又不仅限与此：（其目的还）包括对存款保险基金的保障，洗钱和其他形式金融犯罪的侦测，以及非法歧视或滥用借贷行为的预防。然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微观审慎的监管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一些以既定的更系统化的方式为基础的知识；而在我们对有关处于关键地位的公司或者市场的发展有清楚认知之前，我们很难从一个整体（层面）出发去理解这个系统到底将何去何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微观审慎的框架来支撑巩固（这种认识），那么（在这样的系统下）宏观审慎的策略将会是行之无效的。
也就是说，通过这场危机（使我们）获得的深刻教训是：一味的强调微观审慎监管方式，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局部市场，可能会错过发现重要系统性的或交叉性危机的机会。例如，传统的微观审慎的监管可能发现个别金融机构严重倚赖短期基金的融资，而恰恰这种方式又或多或少能麻痹、逃脱金融监管。但是在没有弄清楚在这个既定企业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确定这种基金会否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其他的，相类似的金融公司是否也高度依赖短期融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短期资金的来源主要集中在哪里？短期基金的市场是否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期内一直平稳运转呢？还是仅仅（靠打擦边球）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如果短期（融资）基金突然间消失，那么那些准备参与借款融资的企业又会做何反应？打个比方说，他们会不会被迫贱卖资产，而这将使得他们自身变得毫无稳定可言，还是会停止提供基金融资或（停止）将关 键性服务给其他金融单位呢？ 最后，(试问)这些发展会对更深远领域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标志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风险，而非仅仅从单个公司的角度出发。因此，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而出现的补救良策，比以往简单地通过一部分公司对于其筹资模式的调整（而进行的补救方式），在本质上将更深远和更具有整体结构性。
二、在美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我将具体谈谈怎样适应美国当前不断演变的监管制度环境实施宏观审慎。
宏观审慎的第一个必要元素是完善对变化莫测的金融稳定风险的监管体系。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除了个别监管机构承担此职责外，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另一目标是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管美国金融系统，识别威胁系统稳定的风险，规范市场纪律，注重缓和金融市场中严重风险。委员会由包过美联储在内的10位有投票权的成员，和5位没有投票权的顾问组成。
监管机构代表委员会在美国金融系统下监管广泛的参与者。委员会许多会员们为了抑制监管者狭隘关注其管辖范围内的机构和市场，而忽视因依赖关系而超越管辖权所引起的风险。委员会还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在过去，有时采取打破鸿沟方法来防止机构超越其职责，委员会应该协助识别、消除监管框架中的鸿沟和弱点。
多德-弗兰克法案还拟在财政部内设立金融研究所，负责 为政策决策者提供精确金融财政数据。监管委员会可以要求研究所收集某些个别财务企业信息，用以评估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风险。收集、分析金融部门数据的过程使监管者了解更多的金融情况，便于监管者识别系统风险和其他新兴危机。
说句题外话，虽然美国最近成立了新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但有趣的是，美国并不是唯一使用这种监管权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对欧盟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将收集、分析欧盟金融系统信息，识别、首先考虑系统性风险，并向国家和欧洲当局发出警戒、提出建议。委员会将与新成立的在欧盟成员国中负责银行、保险和证劵审慎监管的三个欧洲监管当局紧密配合。在英国，政府计划将宏观审慎监管局并入英国央行，并创建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科恩已任命为金融政策委员会会员。目前，科恩是两个国家最高金融监管者之一。）英国委员会将识别、监管系统风险，为消除、减少风险采取实际行动，并将对经营失败的金融公司采用新的解决办法。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在美国已全面展开。来自各成员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建立了工作组，负责部门、金融系统方面的事务，并定期向委员会汇报。这项工作也将在委员会向国会汇报有关金融稳定的报告中体现，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发布。
在识别金融稳定的威胁后，当然，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应对，但是委员会大多数情况下在这方面的权利有限。也许最重要的是认定一些被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会员机构所忽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工具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而受到更多的监管，包括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会必须给这些被认定的公司给出明确的标准，来确定当这些公司发生财务风险危机时将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当然，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持续分析的框架来了解其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虽然委员会的权力被规定到一定的范围，但是为了潜在的利益，他们在监管机构中促进合作的能力不应被低估。仅举一例，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稳定——债权危机时遭受戏剧性的运行，这显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已颁布增加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稳定的规则，率先决定是否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进一步调查。然而，在委员会的协调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咨询了其他机构分析和看法，包括联邦储备。特别是跨部会协商，委员会帮助说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业潜在的系统性不稳定因素。本月晚些时候美联储会将参加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办的圆桌会议。
可以理解的是，鉴于危机造成的危害，委员会及其成员仍然集中在寻求可能造成金融动荡的来源，包括从目前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的问题和风险。然而，制定不起效用的或过于繁重的规定会导致成本过度上升，或者导致信贷供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监管机构必须以避免粉碎合理的 冒险活动以及避免金融市场上的创新活动为目标，原因是这些要素在培育更加广泛的生产力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创造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宏观审慎政策在美联储
正如我刚才所说，除了创建像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新机构，《多德〃富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the Dodd-Frank Act）还授权对其他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任务，包括美联储。这授权的确定，在一定条件下改变了主要监管机构的权力和职责。在这例子中，美联储除了是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会员外，其新职责包括监督像非金融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的支付、结算和清算等控股公司。通过与其他机构监管机构协商，我们还负责制定针对所有大型银行和系统重要性非金融机构的更严格的审慎性标准。这些改进的标准包括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拟定所谓的“生前遗嘱”（也就是重振与解散计划），美联储和公司本身强制性的压力测试，新交易对手的信用额度和更严格的风险管理要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大的组织变革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在颁布Dodd-Frank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之前，已着手对一些大的、复杂的一些金融公司进行彻底地监督检查。这方面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2009年春季在美联储领导下进行的银行压力测试，全面综合地评估了大型的银行机构，通过对这些主要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运行情况比较获得得了宝贵的经验，一些鉴别方法和有深度的见解。银行压力测试的另一个收获是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监督，结合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支付系统分析员，并联合其他监察和审计专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通过这一经验，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创建了一个高层次，多学科工作组——LISCC（金融风险管控部门大型机构监督协调委员会），以监管大型金融机构。现在在该委员会的主持下，经常组织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使用横向，或跨公司审查方式对投资或筹资进行监控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和金融联系的水平和形式，来遏制系统性风险发生。LISCC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多地运用改进的定量评价方法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监督机构的效果以及可能面临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风险进行评估，类似的委员会机构正在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内形成，以帮助我们履行义务，其已成为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实用的监督机构。
为提高对金融体系的监测和协调工作以保持金融稳定,我们在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金融稳定政策研究室，汇集了不同背景和技能的工作人员，该办公室和联邦储备理事会的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协助监测全球金融风险，分析这些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来配合银行监督委员会工作,例如, 在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发展损失定量模型和替代方案，以服务联络员的方式联系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和多个工作小组,协作开发和评估替代方案，实施宏观审慎的监管。
最近美联储根据内部资本评估程序和股东内部资本规划分布要求对19个大的银行控股公司的综合资本进行了分析和审查，就是典型的宏观审慎监管横向评估方法。在危机发生后，银 行的资本支出一直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由于银行2010年盈利和资本状况继续改善，有些公司寻求批准增加分红或重新启动股票回购计划。要求对资本支出进行审查评估，允许美联储通过LISCC（大型机构监督协调委员会）对个别银行的情况和资本支出的受信度评估，为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产生潜在影响，因此，该方案同时实现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从传统的安全、稳健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每个企业都有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资本计划以及压力管理方案以避免潜在的风险，这符合正在逐步推广的巴塞尔协议III的阶段性要求。但是，在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分析师的帮助下，我们已考虑了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要求，以确保银行信贷资金仍然会提供给家庭和企业这一目标，即使经济表现比预期更差。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我们也普遍用宏观审慎方法去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和银行债务在2010年春季攀升，美国联邦储备监管者开始认定美国银行公司的风险为欧洲银行公司和主权。除了直接的风险评估，我们还分析在主权债务问题可能导致更为广泛的金融波动之下的情景。我们的重点是在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妨碍到欧洲和美国的信贷流动和经济活动。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被赋予广泛的欧洲银行的监管权，例如，我们讨论过的欧洲银行获得美元资金的能力和欧洲银行在美国货币市场上对美元需求影响的潜在风险。这项工作建议，为欧洲金融机构的美元资金需求提供了一个逆止，可以缓解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外溢到美国。根据这一分析，2010年5月美国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宣布，它已授权美元流动性与其他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中的先发制人行动，以避免在流动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
宏观审慎的考虑也是美联储的重要规则，尤其是那些多德-弗兰克法的实施规则。例如，与其他监管机构一起，最近我们对未通过中央对手清零的过度的场外衍生工具提出了保证金要求。这个拟议的规则不仅反映了安全和-稳健性问题，还是宏观审慎的目标，具体而言，该规则旨在通过减少市场参与者之间交换传染的潜力来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根据建议，最严格的保证金要求将适用于掉期交易商或其他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衍生工具合约，如果不依此安排，可能会涉及“默认链“的风险，即一个大型企业通过掉期市场级联遭遇风险。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遵循。我们在努力实施国内改革的同时，美联储已经开始与国外同行密切合作，一起协调推进在国际层面上的金融改革进程。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目标很重要。这些目标包括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减少跨国公司利用监管漏洞或不一致监管规则，建立一致的和互补的标准，并确保对国际上活跃的金融公司和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二十国集团在近两年的会议中，相当重视金融政策的改革。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来协调推进跨国的宏观审慎的政策。
美联储的很多国际方面的努力，包括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制定并实施新的国际活跃银行审慎监管的条件，使2009年夏天对交易活动和证券化风险采用了更严格的资本标准要求，并使其成为巴塞尔协议III对全球活跃银行监管的主要元素。与宏观审慎的做法一致，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全球最大的、最活跃的银行持有更多，质量更高的资本，这反映了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大型机构的财务危机有关。
四、结论
宏观审慎的变化与发展 篇3
关键词：宏观审慎 货币与金融统计 宏观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宏观审慎问题成了热门话题。宏观审慎监管是以制度和措施防控系统性风险，其概念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实践。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地域、国家、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如何在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这些都是实在的问题。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鉴于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重要性的共识，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巴塞尔委员会在最新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到，“为解决本轮危机暴露出的市场失灵，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对全球监管体系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强化单个银行或微观审慎监管，有助于提高单个银行机构应对压力的稳健性，而且还包括宏观审慎监管，解决系统性风险，包括跨市场的风险积累以及风险随时间变化引起亲经济周期问题。”
美国、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改变以往仅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金融机构风险的做法。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强调了对大型金融集团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提议将系统性风险监管职责赋予美联储，对那些一旦倒闭便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给整个经济造成损害的大型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进行监管。英国提出建立宏观审慎分析框架，并在监管方式上从关注微观层面向关注整个金融体系和系统性风险管理转变。
总体来看，作为当前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主要从两个纬度上展开。一是跨行业跨机构纬度，即要考虑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導致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管、改进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和控制等来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二是跨时间维度，即要重视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防范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就政策方向而言，就是要进行逆风向调节，即在经济衰退、银行资产收缩的阶段降低拨备和资本要求，以缓解信贷紧缩、平滑经济波动；在经济快速增长、银行资产扩张过快的阶段增加拨备和资本要求，以加强风险防范，提高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中国实践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包括逆周期资本管制在内的宏观审慎问题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市场主导条件下，繁荣时期增加资本金要求，就像给经济安装了限速器，可以防止过度扩张和通胀。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条件下，有没有这种装置不是本质，更起作用的是政府的号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注金融机构倒闭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中国，金融机构倒闭不是现实的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太大而不倒”或者“太关联而不倒”，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未能例外。而在中国，不但有“大而不倒”，也有“小而不倒”，还有“少而不倒”;没有人相信政府会任凭经营失败的银行倒闭而坐视不管。就是那些完全私有的银行，包括农信社在内，也不会轻易倒闭。这种信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存款挤兑或者银行倒闭。
但金融机构不倒闭不等于没有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用于挽救各类失败的金融机构而付出的代价，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如此说来，不能以金融机构是否倒闭来判断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得离谱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建立宏观审慎框架，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而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艰巨任务。自从2003年实现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以来，银行、保险、证券三家监管当局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能说实现了有效的监管。
中国虽然在法律上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但实际上混业经营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不仅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互相渗透，而且由产业集团主导的混合型金融集团已经越来越活跃。法律归法律。差不多每家大银行都开办了投资银行业务，直接办起了全功能银行。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与之适应的金融集团监管体系。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2003年以后三家监管当局之间的季度联席会议，仅仅开过几次，并且没有货币当局的参与。
随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面临的压力会加大。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构建宏观审慎功能，没有其他选择。简单地把金融监管当局合并组建综合的监管机构，在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的同时，不会达到目的。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把已经分开的监管当局再合并到一起，难度要远远大于当初的分拆。目前最现实也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现有的框架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水平的金融委员会，专司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功能。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既可以把国务院从繁重的协调任务中解脱出来，又可以让行业监管当局专心致志地改善微观审慎监管，还可以超越目前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与中央银行之间协调与信息共享的障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分析、监控所有可能导致体系性风险的机构、产品、工具、市场和交易行为。金融委员会的职能，还应该包括开发和建立宏观审慎的工具、标准、指标，并且对改善微观审慎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要求。
参考文献：
[1]张晓慧．《从中央银行政策框架的演变看构建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
国际宏观审慎政策最新进展及启示 篇4
(一) 概念的正式提出
2009年, 国际清算银行就宏观审慎性作出了说明, 主要包括危机中存在的“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有效监管不足等问题。随后, 在G 20首尔峰会上, 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
(二) 政策工具
2009年12月末, 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检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 这两个文件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初稿, 意味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就银行业监管改革达成了共识。2010年末, 二十国集团在首尔峰会上批准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 并对外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详细内容, 具体包括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增强逆周期调节的内容。宏观审慎工具主要分为逆周期工具和提升金融机构抗风险水平的工具两大类。一是增加了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为了解决信贷扩张中存在的顺周期行为, 各国参考信贷/G D P缺口比例等指标要求商业银行计提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从而提高银行贷款的边际成本, 降低信贷剧增对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 实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二是提升金融机构抗风险水平的工具。主要包括降低银行杠杆率的工具、限制流动性风险工具和限制相互关联性的工具三类。如引入了流动性覆盖比率 (LC R) 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N SFR) 两个流动性指标, 强化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针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 引入了系统性资本附加要求, 约束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过度扩张行为。
(三)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相关研究
2014年4月, 国际清算银行Jaim e和B enjam in提出, 宏观审慎政策当局应当尽可能地将某些特定工具用于某些特定领域, 应当避免受到政治干扰, 自主决策如何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及其时机, 宏观审慎政策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降低政策的溢出效应。H yun Song Shin (2015) 指出,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密切关联, 例如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在于平滑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 和货币政策都作用于资产、负债及金融中介的杠杆水平, 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目标相对单一, 往往只作用于银行部门。G rant Spencer (2014) 研究表明,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两者需要协调, 因为两种政策都有溢出效应;尤其是当经济和金融周期不一致时, 两种政策的潜在冲突就较为明显, 需要谨慎行事以平衡好两种政策各自的首要目标。Pedro D uarte N eves (2015) 回顾了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及框架, 提出有效综合不同模型或指标可以减轻风险识别方面单一模型的缺陷。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可以提供更多关于传导机制和潜在影响的有效信息。监管者可以利用好现有的各种政策工具, 来降低宏观审慎政策影响的不确定性。
二、美国宏观审慎政策最新进展
奥巴马政府预2009年6月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 明确了金融监管改革方向。2010年7月份, 美国颁布了《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这是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改革范围最广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法案明确了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体系的目标, 并就具体监管体制做出了设计。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O versight C ouncil, FSO C) , 负责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系统性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 (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见下图) 。二是强化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 并授权美联储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标准;三是由美联储制定系统重要性支付、结算、交收体系的监管标准, 并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 T FC)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共同实施监管;四是建立有序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机制, 由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共同负责系统性风险处置, 包括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五是在美联储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 FPB) , 行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
此后,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完善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流动性管理方面, 2014年9月, 美联储等首次对大型金融机构设置最低流动性标准, 流动性标准生效日期为2015年1月1日效, 同时要求所有商业银行于2017年1月2日后满足流动性覆盖率标准要求, 比巴塞尔Ⅲ的要求提早了两年。资本管理方面, 对美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提出了一项基于风险的附加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设为1%~4.5%。除静态的资本规定外, 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 美联储每年实施前瞻性全面资本分析和审核 (C C A R) , 并开展相应的监管压力测试。2015年12月, 美联储同货币监理局及FD IC提议, 推行“逆周期资本缓冲”, 针对银行额外资本缓冲的要求, 最高可能达到银行经风险调整后美国信贷资产的2.5%。紧急贷款援助方面, 2015年底, 美联储通过了紧急贷款限制规定, 禁止向无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 而且金融机构需在“惩罚利率”高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方能使用紧急贷款, 同时每隔半年审核贷款计划是否应当结束。
三、英国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改革最新进展
金融危机前, 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管理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2006) 建立了三家机构在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英格兰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和监督、行为监管、市场监管。
危机后, 为实现“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 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新的金融市场监管模式下, 英国将原有金融服务局 (FSA) 的拆分, 其原有职能由审慎监管局 (PR A) 、金融行为监管局 (FC A) 分别承担, 并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
审慎监管局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 主要负责金融机构微观审慎监管和监督, 并有权否决金融行为监管局出台的商业行为监管法规。PR A的总目标是促进监管对象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健性, 力争监管对象的商业行为不会对英国金融稳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最大限度的降低监管对象破产对英国金融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保证实现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外, PR A的次要目标还包括在一定范围内, 必须促使监管对象受监管的经营活动有效的、市场化的进行。PR A监管对象包括900家存款金融机构 (其中包括600家社区银行和信用社) 、500家各类型的保险公司 (其中绝大部分是综合性保险公司) 、从事自营业务的大型投资银行 (例如高盛、摩根斯坦利和JP摩根) 。FC A作为独立机构, 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FPC是宏观审慎监管机构, 负责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识别和采取行动, 增强和保护英国金融体系的弹性, 对与金融稳定有关的监管机构PR A和FC A提出指导和建议, 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增长和就业) 。2014年1月, 英格兰银行进一步发布《补充资本要求政策》, 明确了逆周期资本监管要求, 对不同机构采取差异化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标准, 并对该政策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进行了评估。
四、欧盟宏观审慎政策最新进展
首先, 推动建立欧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欧盟理事会于2009年6月出台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 成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ESR B) , 负责协调实施宏观审慎政策。2012年底, 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金融监管改革路线图, 并据此建立了欧洲单一监管机制 (SSM) 。2013年底, 欧盟就“单一清算机制” (SR M) 达成一致, 并于2015年正式生效实施。欧盟单一清算机制是欧洲单一监管机制的必要补充, 有利于提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体系的稳定性, 保证在银行联盟中决策原则和工具应用的一致性。
其次, 完善政策工具箱。欧盟于2014年开始实施“资本要求指令四和资本要求监管条例” (C R D IV-C R R) , 构建统一的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体制, 并对宏观审慎管理部门赋予了一系列政策工具执行权力。主要政策工具包括:一是C R D IV, 即欧盟统一规定后各成员国需立法确定的工具, 主要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机构资本和系统性风险资本缓冲这三类缓冲工具, 同时要求将巴塞尔协议Ⅲ第二支柱要求用于宏观审慎管理;二是C R R, 即欧盟统一规定并直接适用于成员国的工具, 主要包括成员国灵活处置工具 (N FM) 和房地产相关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两大类。三是欧盟成员国国内法律规定的其他工具。
最后, 提出应对银行危机的措施。2015年1月, 欧盟制定的《银行复苏和清算指令》正式生效。该指令主要用于预先确定商业银行的危机, 有序管理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 协调和完善危机处理措施, 确保股东和债权人按所占份额支付。
五、对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措施的启示
目前, 我国在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上取得一些进展, 但在政策工具、覆盖范围、监管协调、执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下一阶段, 我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特征,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 提高监管协调效率, 搭建严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上形成合力, 维护好金融稳定。
一是继续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制度结构作为支撑。与国外相比,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仍然实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 难以有效适应金融创新日益加快、混业经营融合发展的新趋势。现阶段, 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主要为《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 部分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不协调和真空地区, 为监管套利活动提供了机会。因此, 应当高度重视制度, 逐步修订完善金融监管法律, 改进金融监管体制, 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
第二, 提升金融监管协调层级和效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重在应对系统性风险, 涉及多个金融子行业和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在中国现行体制下,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仅强调一行三会的职能是不够的, 还必须在强化金融监管协调上出实招。下一阶段, 我国应当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设置宏观审慎监管部门, 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并加强对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指导。
第三, 以差别化理念充实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目前,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探索将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体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差别化政策导向;探索将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结合正在开展的存款保险评级工作, 对不同评级机构采取差别化的激励约束措施。
第四, 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以及全面的信息收集。全面、及时的信息是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的基础, 建议由中央银行建立全部金融业综合统计和全面信息监测系统, 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摘要：此轮次贷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传统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成为了国际监管的主要认识。通过系统的梳理了国际组织以及主要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改革进展发现, 为解决传统监管的不足, 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均主张大力改革原有监管体制, 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重新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权, 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机制安排和政策工具箱。最后, 本文对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监管体制改革,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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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健华, 贾彦东.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进展[J]金融研究, 2012 (01) :20-35.
[3]张明.中国应建立并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对潜在金融风险[J].欧亚经济, 2016 (1) .
宏观审慎政策 篇5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协调机制
一、 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和各国监管当局已经认识到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必要性，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在理论上，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识别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的开发，对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与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未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对选择哪个监管机构担任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尚无定论。例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英国在英格兰银行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欧盟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日本成立“金融系统管理委员会（FSMC）”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评估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模式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标准还未得到实践的检验。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监管当局加强了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人民银行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进行了分析，并在《2010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系统性地阐述了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框架等内容。2009年，银监会正式将“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开发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标志着我国开始建设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箱。相比监管工具在实践中的运用，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与协调机制的探索相对滞后。直到2013年，国务院批复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了金融监管协调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目前，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初步建立，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组织机构安排，并就政策协调机制的优化设计提出政策建议。
二、 中国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的基本思路
宏观审慎监管的组织机构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载体，具体负责宏观审慎分析、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运用，组织机构安排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有效性，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的基本思路。
1. 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消弱有关监管机构现行职责分工。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的现行金融监管制度运行情况基本良好，“一行三会”各司其职，合理地配置了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了对传统金融业的监管效率，为我国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总体上看，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与我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金融体系基本相适应（张晓朴等，2012）。其次，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为监管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架构与制度环境，但不能确保有效地监管，改变监管体制也不意味着有效监管的自动实现，简单地将监管机构合并或拆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晓朴等，2012）。制度变迁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长期历史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行体制没有出现明显失败的情况下，剧烈的监管体制改革可能带来显性或隐性的高昂代价和成本。在权衡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时，中国政府通常会将金融稳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也成为我国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出发点。2013年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始终将守住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作为首要任务。再次，从技术层面上看，对现有监管机构的调整可能存在修改现行法律、安排监管人员、升级基础设施等障碍。最后，对监管职能和权力的集中还容易带来寻租问题，可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监管权力制衡关系。因此，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条件。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的安排应在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前提下，综合地考量我国行政体制的特殊性和金融业发展的实际，不能照搬特定国家的经验。
2. 跨部门的政策协调是现阶段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的主要特征。一方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具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主要特征，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张晓朴等，2012），政治因素对监管模式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从体制改革的难易程度考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顶层设计应沿着“增量改革”的思路，依托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和金融监管体制，充分发挥现行体制的优势，通过建立新的政策协调机制或设立新的组织机构，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在操作层面，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防范涉及到多个部门的职责，无论在哪个国家，由一个监管机构独立负责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都是不现实的（王兆星，2013），这就要求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应以建立和完善跨部门的政策协调机制为核心内容，在充分调动现有监管机构积极性的基础上，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
3.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机构。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既需要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需要人民银行采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差别准备金等宏观审慎政策，实施逆周期宏观调控（夏斌，2010）。一方面，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开展金融稳定评估和系统性风险监测方面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全面的数据积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层面和维度上的信息优势，将各自掌握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信息进行对接和汇总，有助于提高监测和识别系统性风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金融行业，自身的脆弱性和风险传染效应使得银行体系更容易累积系统性风险，而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显著影响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如何协调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成为监管当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努力。
4. 人民银行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明确。在理论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工具，两者的区别非常清晰（王兆星，2013）。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也不会替代货币政策。
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历史看，曾经经历过监管职能分离的过程。2003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将银行业监管的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通过重组成立银监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监管两项职能存在冲突是成立银监会的重要原因。在成立银监会之前，人民银行在内部进行过主动的部门调整，但除了增加监管环节和人员配置外，没有有效地解决当时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而银监会正是在吸取人民银行机构改革教训的基础上成立的。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实质性增强（艾洪德等，200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民银行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策权，但是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均由国务院决策。可以说，人民银行的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尚不完备，是否具备独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能力有待检验。
人民银行的核心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参与宏观审慎监管。中央银行应在协调机制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业的普遍共识。但中央银行的作用方式，仍在探讨之中。可以确定的是，人民银行承担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参与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识别；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在危机管理中，经国务院授权，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供救助等。
5. 突出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的多机构特征带来了部门利益冲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支持央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学者均来自人民银行系统看出来。基于对我国实际的客观分析，本文认为支持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近年来，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格局，但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方式的金融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第二，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开发交叉性金融产品的主体，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累积。近年来，在融资和投资双重需求的推动下，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快速发展。交叉性金融产品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基合作、信政合作等形式，开发的交叉性、跨市场、跨行业金融产品。第三，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开展金融综合经营的重要力量，部分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实力强，综合经营意愿强烈。2005年至今，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拥有相对齐全的金融牌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快了跨业投资的步伐，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也开始探索综合经营模式。第四，银监会积极开展宏观审慎监管实践，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能力显著提高。经过多年的实践，银监会已经具备较高的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水平，并在相关技术层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监管人才，能够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三、 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的设计
无论我国采用哪种组织机构安排，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是关键（王兆星，2013）。建立和完善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加快协调机制的落实，提高监管协调的效率，形成政策合力都是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重点和难点。
自2000年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行了多次有益地探索，但由于明确的责任制和具体的实施细则缺失，监管协调机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构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我国监管当局的目标，涵盖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在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3年8月，国务院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将“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具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的功能，与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的方向相一致。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协调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目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协调的长效工作机制还需要不断细化，协调的具体措施和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如下思路：
（1）现阶段，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应尊重现有监管机构的自主权，授权银监会等微观审慎监管机构防范其职责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工具的运用。同时以联席会议为载体，建立专门的、多层次的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根据特定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有针对性地设计一系列专项协调机制，确定各项职能的牵头监管机构，由其负责协调其他参与机构，并就该项职能签订监管协调备忘录。此外，需要对宏观审慎监管权力建立约束机制：一是提高宏观审慎监管过程的透明度，由国务院监督；二是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责任制。责任制不应简单地与结果相联系，更需要关注监管过程，包括：①政策制定者整体策略的事前沟通；②关于特定政策的制定进行沟通；③对采取的行动进行事后有效性评估。
（2）短期内，监管协调的重点应是加强金融信息共享和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是进行宏观审慎分析和系统性风险识别的基础性制度。因此，联席会议组成单位应共同签署信息共享协议，明确各单位负责提供的信息内容、形式、频率以及实现信息共享的流程。在流程上，各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向其监管对象收集信息和数据，并由各单位联席会议联络员负责本单位所共享信息的定期收集和整理工作，最后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对各监管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统一汇总和编制，可建立中国金融监管数据库，为联席会议的各组成单位服务。在内容上，共享的信息应该至少包括经济金融统计数据和金融监管信息。此外，需要建立面向特定金融机构（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额外信息收集机制。
（3）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考虑赋予联席会议政策建议权。联席会议一方面应关注国内外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向国务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可以对组成单位之间的争议形成书面的建议，但建议不具有强制效力。为提高监管机构对建议的采纳，监管机构可以参与建议的形成。需要强调的是，当协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时，应遵循独立性原则，即允许联系会议对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并表达观点，但必须尊重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由人民银行保留最终决策权。
如果政策建议权能够顺利实施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考虑进一步鼓励监管机构在制定和出台可能涉及其他监管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通过“会签”的方式向联席会议的组成单位征询意见，并由联席会议对该项政策对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评估。对监管活动中出现的不同意见，通过协调解决，由国务院负责最终决策。此外，为充分调动各监管机构的积极性，保障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发挥作用。建议以多部门联合发布政策文件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的成果，纳入相关部门官员的政绩考核内容。通过改革政绩考核评价制度，促进监管机构形成“合作提升政绩”的观念。
（4）是否建立一个得到法律授权的、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协调的独立实体，例如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李文泓，2010），需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进情况、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以及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效果而定。
四、 结论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政策界与实务界的探讨可能比学术界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依靠金融理论来解释和分析，而是需要在监管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总结和反思，从而选择现阶段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时，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也不能单纯依靠统计数据总结规律，应该坚持全面性原则，从一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历史、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评估一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合理性、有效性和适用性。本文对中国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机构安排与协调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索，提出在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前提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应由多个机构共同行使，银监会应在整个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多层次的政策协调机制是保障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顺利实施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制度设计思路，其可行性有待实践检验。作为新生事物，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与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与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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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夏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及其完善[J].中国金融，2010，（22）：30-32.
[5] 张晓朴，卢钊.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国际比较、良好原则与借鉴[J].国际金融研究，2012，（9）：79-8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优化设计研究”（项目号：09&ZD037）。
作者简介：李源（1988-），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商业银行管理。
宏观审慎政策 篇6
一、IM F压力测试的目标和类型
压力测试是一种用来测量一个投资组合、一个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对某件一旦发生即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小概率事件的敏感程度的前瞻性技术。采用的方法一般有情景分析、敏感性分析等, 假设某种极端但合理的风险发生, 然后对其后果进行粗略估计。在过去的15年, 各国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压力测试这一技术来从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识别金融部门的漏洞和初期风险。压力测试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以及风险管理三种。
IM F开展的压力测试通常是出于宏观审慎目的, 即评估整个金融系统在中期内应对冲击的弹性, 发现可能导致宏观经济环境迅速恶化的漏洞, 识别出可能会对整体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潜在因素。在这种背景下, 尤其是在FSA P中, IM F的压力测试 (包括偿付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倾向于将一些非常严重的压力情景合并在一起来评估金融系统承受尾端风险的能力。
金融危机使得压力测试有了新的内涵, 即危机管理。相较于监管压力测试, 危机压力测试通常具有更短期的特点。出于危机管理目的, 美联储于2009年通过SC A P测试 (C C A R的前身) 对银行业进行了全系统的压力测试, 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 (C EB S) 于2009年和2010年、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EB A) 于2011年进行了区域性压力测试。各国监管部门开展的微观审慎压力测试与IM F压力测试有所不同。在常规监管过程之中, 监管部门可以定期对单家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其在不利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稳定性。压力测试的对象也不局限于系统重要性机构, 并且如果某个机构没有通过测试, 监管部门通常会采取某种形式的管理措施。
此外, 金融机构也会出于风险管理目的定期开展内部压力测试, 以评估其在紧张条件下满足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能力。IM F有时会依靠银行的内部压力测试基础框架来进行“自下而上”的FSA P压力测试。
二、银行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框架
IM F银行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设计目的是预测银行部门在短期或中期宏观金融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在预先设定好的基准情景中的表现。测试目的是评估银行体系在不利宏观经济状况下的整体稳定性, 确定银行部门的漏洞及其吸收冲击的能力。
自从FSA P开展以来, IM F已经对大约140个国家进行了评估。近几年, 这些国家几乎全部进行了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因此FSA P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框架必须适用于不同的金融体系, 即需要支持不同的假设并保证模型的适当性、一致性和灵活性。
(一) 压力测试的范围
1. 在FSAP中, 银行偿付风险压力测试通常采用“自上而下”方法, 但有时也会与“自下而上”方法相结合。
自上而下测试可以由IM F、国家当局或二者共同进行。在操作中, 或使用单个银行的数据测试然后再进行汇总分析, 或对一组银行进行测试以分析预先设定冲击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在自下而上法中, 金融机构使用自己的内部风险模型和数据来进行压力测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出于交叉检验的目的二者是互为补充的。二者结果的差异性可能是由于模型设计、测试范围 (包括使用的基础数据类型) 、行为假设或模型敏感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2. 压力测试的覆盖范围会直接影响到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在数据可用性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出于宏观审慎目的, 银行部门压力测试应当包括所有银行机构。如果资源限制决定了只能对银行进行小规模抽样, 尤其是在进行自下而上压力测试时, 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系统重要性机构上。
3. 数据的类型、数量及质量直接决定了能否进行测试、能够覆盖哪些风险, 以及可以应用哪些模型。
迄今为止大约一半的FSA P采用了合并的银行集团数据来进行压力测试, 其余则利用未合并的金融机构数据。使用前瞻性市场数据和能够反映时间点风险的变量来补充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做法。市场数据可以明确表明对于市场来说现有的账面价值代表什么, 从而增加了分析的价值, 也可以用来作为内部评级的基准。
(二) 压力测试情景设计
1. 风险期间的选择。
风险期间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测试结论能否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对于宏观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来说, 通常选择较长的风险期水平, 原因: (1) 一些重大宏观金融危机事件造成的影响通常会持续数年, 尤其是在信用风险案例中; (2) 监管改革通常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实现。虽然时间的延长也会增加不确定性, 但压力测试的目的不是预测, 而是准确地捕捉冲击可能引起的所有中期影响。主要国家的FSA P在设计宏观情景时通常都会采用5年的风险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体系还不太成熟, 通常将风险期水平设定为1~3年。
2. 压力情景。
FSA P通常将IM 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作为基准情景, 并基于历史模拟、假设场景或专家判断来设计压力情景。压力情景可以直接反映风险参数在压力条件下的假设状态对于偿付状况的影响, 也可以将不利的宏观经济情景转换为压力参数。情景设计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对于一个金融体系来说, 应根据其宏观经济环境和影响金融稳定的主要风险来设计合适且可信的尾端冲击情景。
3. 风险因素。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FSA P偿付压力测试的风险重点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尽管这两类风险目前依然是FSA P偿付测试的重点, 但是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FSA P试图覆盖金融系统的所有风险, 因此其他类型的风险因素也被纳入压力测试, 包括: (1) 主权债务风险和其他之前属于低违约风险的资产; (2) 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目前, FSA P压力测试试图将可供出售投资组合和持有到期投资组合都纳入考虑; (3) 融资成本。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上升的融资成本对于银行偿付能力的影响。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将融资成本纳入FSA P压力测试 (如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 , 但这种做法还未得到普遍实施; (4) 表外业务项目。将能够引起或有负债上升的表外业务 (例如担保、委托、衍生品) 纳入压力测试有助于准确捕捉到极端压力对所有相关风险的影响; (5) 跨国风险。金融危机之前的信用风险压力测试较少关注银行的海外风险 (通过分支机2构0) 1, 4金融年危第机1之1后期, 一中些旬国家刊的FSA P压力测试开始覆盖溢出时风险代。 (总4.第管控57因0素期。F) SA P中采用的行为变量主要包括:资产T负i债m表e增s长、信贷增长、股利支付、战略变化和资产处置。尽管统一的假设会影响压力测试的灵活性和真实性, 但能够确保测试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三) 资本标准
1. 资本定义。
在压力测试中, 资本标准是确定银行偿付能力的关键。资本评估的关键元素包括资本的定义和资本充足性的计算。FSA P中采用的资本定义通常由各国 (地区) 监管条例规定。
2. 风险加权资产的设定。
FSA P压力测试通常假设银行的资产结构在压力测试期间保持不变, 例如银行不会用证券替代到期贷款 (二者具有不同的风险权重) 。各国对风险加权资产 (R W A) 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四类: (1) R W A保持不变; (2) R W A权重保持不变, 但是R W A总量随着信贷增长或信贷损失而调整; (3) R W A权重随着风险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由资产规模增长引起的风险变化除外; (4) 操作风险权重资产和市场风险权重资产通常被假设为不变或随着信用风险权重资产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变化。
(四) 方法
确定了压力测试框架的主要元素之后, 还需要使用一个或多个定量压力测试方法来估计银行在预期财务压力之下的资本充足性。一个全面的FSA P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应当包括三项内容:资产负债表模块、利用市场信息的投资组合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析。资产负债表方法较易得到精细数据, 可以覆盖大部分问题, 是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核心。投资组合模型有利于尾端风险的计算, 并使得市场数据具有可用性。在金融体系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溢出效应分析由于可以捕捉到传染风险及回馈效应, 也已经成为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数据限制, 溢出效应分析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1. 压力测试模型。
一个合适的模型应当能够基于可用数据, 准确地捕捉系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较简单的金融系统不需要太过复杂的压力测试模型, 较复杂的金融系统则相应地需要使用更先进的压力测试方法来捕捉风险。一般来说, 越复杂的模型越容易对不确定性进行估计, 如果试图从压力测试中得出政策性结论的话, 就必须将不确定性估计纳入考虑。如果FSA P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模型, 那么还需要对结论进行交叉检验和差异协调。
目前, IM F压力测试使用的模型可以被分为三类, 尽管这三类方法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有所重叠, 但是三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 (1) 会计性方法 (资产负债表法) 。会计性方法最简单, 目前所有主要国家的FSA P中都应用了会计性方法; (2) 市场价格模型。市场价格模型是以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技术为基础的, 并且通常可以从不同风险因素的依赖关系中得到大致的“系统性风险度量”。使用市场价格模型时需要考虑多家机构同时违约的可能性以及压力测试结果对于风险因素历史波动的敏感性。采用市场价格模型的压力测试结果有可能因为涉及估值方法而增加处理难度。测试结果通常无法直接显示其与主要监管指标的联系, 并且由于数据限制, 有些市场工具的价格 (例如股票价格以及C D S价差) 也较难获取, 因此目前在FSA P中只是将这种方法作为会计法的一个补充。
2. 宏观金融模型。
相对于前两种模型来说, 宏观金融模型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维度。这类模型被用来检验由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会计模型和市场价格模型可以通过估计额外的宏观金融联系模型来实现宏观金融压力测试。
(五) 交流
1.结果的呈现。
测试结果应当以一种容易理解N的O方.式1被1, 呈2现01出4Fi来n, a即n要ce强调相关风险和漏洞。F (SAC P u压m力u测la试ti的v结et论y N主O要.有5两70种) 用途:一是通过估计尾端风险的影响, 为FSA P的稳定性风险评估提供量化支持。二是与国家当局就风险缓解策略和危机防范进行政策讨论。
2. 公布。
FSA P压力测试结论的公布方式也是测试框架的一个重要元素, 公布结论可以对测试结果进行判断, 即使所有银行全部通过压力测试不意味着银行部门不存在漏洞。压力测试结果的披露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 应当确保压力测试结果中披露的信息既不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 也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三、结论与启示
从金融危机前FSA P压力测试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 压力测试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进行压力测试的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业务模式和经营活动。其次, 在数据获取及数据质量方面不可避免会受到限制, 压力情景的设计也要受制于谈判协商。此外, 政治敏感性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IM F试图通过对压力情景进行标准化设计、覆盖更广范围和更多风险等一系列措施来克服这些弱点。
金融危机的事后分析表明, 由监管部门、IM F和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压力测试并不总是能够识别出正确的风险, 因而也无法对冲击下的潜在漏洞作出有效的预警。在某些案例中, 压力测试的模拟冲击和相应的影响设定并不足够严重,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测试参与者并不情愿承认某些极端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压力测试的失败还可能归咎于压力测试本身, 比如技术不足以应对复杂的金融工具或二次效应。另外, 数据不足或情景设计缺陷, 比如对某种风险因素的忽视、对风险溢出缺乏足够的重视等, 都会导致压力测试缺乏稳健性。
FSA P的相关实践对我国宏观压力测试具有启发意义,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和改进:
一是宏观压力测试应更多地考虑结构性因素。当前区域金融体系的层级结构和风险分布较为复杂, 作为压力测试目标资产组合的违约概率分布特征及其面对外部冲击变量的风险敏感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难以适用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标准模型。因此, 压力测试框架设计应体现层次性, 以更加准确地模拟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递关系。
二是重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和建设。未来测试过程中, 不应局限于仅选用与目标风险变量有直接关系的情景因素, 应提高宏观分析能力及模型搭建水平。许多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与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贷款违约率等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宏观变量的变动理论上能够预测违约率的趋势。因此, 应考虑建立并不断校准动态模型来反映这种关系。
三是加强数据收集和管理。数据缺失一方面造成不能很好的建模, 另一方面不能很好的利用已有的压力测试模型。应继续加强和完善金融稳定监测体系, 持续进行风险数据的收集整理, 尝试建立宏观压力测试数据库, 为进一步提升压力测试效果奠定基础。
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探讨 篇7
宏观审慎监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管模式, 防止金融系统对经济体系的负外部性, 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就是基于逆周期的、宏观的视角, 防范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引致的系统性风险,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升华。微观审慎监管更关注个体金融结构的安全与稳定, 宏观审慎管理则更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降低金融机构的破产成本, 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不难看出, 降低社会承担的因金融机构破产而引致的成本, 提高经济总体产出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是金融监管目标的共有之义。因此, 宏观审慎监管的根本目的是将整个社会因金融体系的危机而导致的产出损失最小化, 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1 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制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仍未树立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 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层面, 没有从金融系统整体来监管。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1. 1 宏观金融风险日益增大
目前的监管体系缺少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分析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影响, 不能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貌, 这一方面会影响宏观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宏观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可持续性, 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断下降, 不良贷款率上升;第二, 诸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 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三,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 增加了银行贷款的风险; 第四, 资本跨境流动的日益频繁, 威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1. 2 混业经营的趋势下系统性金融风险越来越大
当前金融业的经营开始呈现混业的趋势, 综合经营试点发展, 并且出现了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为代表的跨市场和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在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下, 监管漏洞越来越多, 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对金融综合经营存在着监管空白。这样对金融控股公司就缺乏有效的监管, 而金融控股公司在日益发展壮大, 其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第二, 对综合性金融业务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 使得监管套利增加。
2 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 “一行”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三会”指的是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 证监会负责监管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活动; 银监会负责监管银行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保监会负责监管保险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 金融监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有的监管体系本身固有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
2. 1 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基本上分业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 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并存。从机构设置来看, 部门之间的职责设定缺乏严格的界定, 彼此之间缺少协调, 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 监管脱节、多头、分散, 使得监管过程中出现很多漏洞,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2. 2 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
与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相比,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部分金融法律法规在立法中存在着众多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和创新性, 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速度, 造成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不规范; 第二, 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不系统, 各种地方性法规、各金融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各种制度规定非常多, 但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第三, 目前国内各项金融法律法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能有效地衔接起来, 造成了监管的空白。
2. 3监管方式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且监管手段陈旧
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不健全。首先, 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日常业务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虽然近两年开始试行非现场监管, 但其方式还不完善, 监管的有效性很低。其次, 监管手段陈旧, 科技水平低, 使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 效率低, 成本高。
2. 4 监管人力资源严重稀缺且金融监管能力偏低
监管人员素质不全面, 高素质人才缺乏。队伍结构中, 中低学历者多, 高学历者少。了解传统金融业务的人多, 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具体业务操作的人多, 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具有某项知识和技能的人多, 全面掌握金融、法律、外语、计算机知识的人少。
3 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的以上问题, 表明构建适用于我国金融发展现状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应该从国民利益出发, 为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 1 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机制
尽管我们强调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但是微观审慎监管是基础, 依然居于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最为基本的工作还是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机制,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和效率的调高。
3. 2 建立权责明确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架构和逆周期监管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 必须尽快设立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的机构, 赋予相应的政策工作, 专门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应对工作。另外, 巴塞尔协议和会计准则都对金融系统具有顺周期的影响, 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要进一步研究顺周期的内在机理, 建立适当的逆周期监管机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应该是以规则导向为主, 必要时相机抉择。
3. 3 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大型金融机构由于其“大而不倒”的特征, 具有重要的系统性影响, 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 对其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目前出现了混业经营的局面, 一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实力不断的增强, 形成了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对这类机构要加强监管, 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第一, 强化对其资产负债表的管理, 防止出现过高的杠杆率, 确保其安全性; 第二, 对其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 处理好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的关系, 防止海外风险敞口过大; 第三, 建立系统性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 不定期或定期地对其进行风险评估,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3. 4 构建完善的系统性风险处置机制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完善的系统性风险处置机制: 首先, 厘清各方的职责, 建立一整套危机处置机制。发挥中国人民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 强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与约束机制; 明确处置预案启动的时机、危机处置工具、稳定手段、资金来源, 明确机构的破产清算程序和接管程序。其次,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当前在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可以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弥补监管资源的不足以及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的缺失。最后, 加强跨境危机的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危机。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标注的制定, 推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跨境监管合作, 完善跨境危机的处置机制。
3. 5 其他配套措施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 还需要一些配套政策作为补充, 主要包括: 第一,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约束机制, 包括公开决策制定框架、定期发布评估报告、明确各方责任等; 第二, 构建切实可行的信息共享机制, 切实落实各相关部门之间所需、数据的共享机制; 第三, 培养专业监管人员的分析能力; 第四, 重视会计制度的作用, 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制度改革动向, 研究国际会计制度改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适合我国金融稳定的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研究”课题组.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政策建议[EB/OL].[2011-06-07].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QW2Vyfp2NrOaSyVPR5WTb3SYgrfy8QD5 Z_3Ec27tdZZCy_Wl6qpwKRFM7V69A0N6aVylBgOvOSx6MkHaxDzI ShAKUk Y-dlPHVywayuwK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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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华.国际社会宏观审慎监管创新及对我国的启示[J].华北金融, 2011 (2) .
[4]张娜.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系统性风险的评估与防范[J].经济视角 (下) , 2011 (6) .
西方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之评鉴 篇8
1 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之历史考察
早在1979年召开的巴塞尔委员会前身Cooke Committee会议上, 就首次提出了宏观审慎的概念, “当微观经济问题开始形成宏观经济问题时, 微观审慎性问题变成了所谓的宏观审慎性问题”。当然这只是国际性金融组织用微观与宏观的系统性原理尝试分析金融监管问题的开始, 但并未作深入分析研讨。随后, 在英格兰银行1979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宏观审慎问题, “宏观审慎性方法考虑的是影响整个市场的问题, 而不是影响单个银行的问题”。在1986年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 使用了“宏观审慎政策”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概念, 意指“建立广泛的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和稳健”的一种政策框架。这是宏观审慎监管在上个世纪较为早期的表述与界定。随后这一概念基本无人问津, 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被提及,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对银行的持续有效监管可以从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方面来实现”。通过对这些早期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比对, 本文认为, 作为审慎监管的一个重心转向, 或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宏观审慎是指从整个金融系统的高度出发去设计监管目标, 从宏观上防范系统性风险。当然, 这样一种审慎监管理论的重心调整势必会对以往的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冲击, 如在监管目标的选择、监管主体的重新设立以及监管范围的重新划分方面都会有所调整。这种金融监管理论目前在西方已经基本形成制度实践, 如美国《2010年华尔街改革法案》对美联储进行系统性风险防范权力的增加, 英国《2010年金融改革法案》后英格兰银行稳定委员会的设置等。在我国, 相关的研究分散于金融监管或金融风险等众多思想之中, 尚未有统一、完整的体系认知, 更未形成制度实践。因此, 本文将对西方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进行实证分析, 为完善我国的相应制度提供思路与借鉴。
2 西方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之评鉴
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促使人们开始反思, 寻求应对危机的方案。主要西方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均已对本国金融监管重新立法, 进行监管改革;国际金融组织, 如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等也做了理论研究与制度协作推动。对这些理论研究和制度成果的梳理毫无疑问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构建提示了方向与路径。
美国是此次危机大剧的导演及领衔主演, 所以, 在众多改革举措中, 力度最大的首推美国。2010年7月,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 (以下简称“金融改革法案”) , 该法案主要有两方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与创新。[1]根据金融改革法案, 首先, 美国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FSOC) , [2]并在法案中明确授予其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权力及责任。主要权力包括:金融监管委员会有权认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针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可以提出差别性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其次, 金融监管委员会应负责收集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及相关市场行为信息, 并定期向美国国会报告。再次,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应就其实施的指在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措施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持续研究。最后,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应关注国内、国际的监管动向和发展, 并分析其对美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3]
在对金融监管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 英国于2010年6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决定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 (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 FPC) , 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建筑业协会等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进行审慎监管。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规制, 法案规定从2010年7月起, 对冲基金必须在金融服务局注册并接受监管。英国政府也通过税收新规来加强对银行业奖金的税收增收比例, 以此约束银行的经营行为。
危机爆发后, 欧盟金融领域的立法也做了一次全面的审查与修改, 危机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莱姆法路西柜架 (Lamfalussy f rame work)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根据欧盟高级监管组 (t he High-Level G roup on Financial Super vision in the EU) 主席德拉罗西埃提交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报告, 欧洲议会于2010年9月22日通过了欧盟金融改革法案。[4]新法案在金融监管体制上做出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体系构建。欧盟金融改革法案设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European Systematic R isk Cou ncil, ESRC) , 在整个欧盟层面作为宏观监管主体, 防范成员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并在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作预警提示以及要求成员国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建立欧洲金融监管者体步强化各成员国的微观审慎监管。改革后, 宏观当局通过对微观当局各项监管信息的收集来及时做出潜在风险预警, 有效地实现了监管信息的微观与宏观结合。
3 西方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是,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在微观监管方面承担外汇、黄金市场以及清算系统的运作, 并承担反洗钱工作。金融监管主要是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负责各自金融领域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风险识别与防范。在我国的未来金融改革中, 如何将宏观审慎监管纳入金融监管内并实现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与外充, 本文认为, 西方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可以为我们做出如下启示。
3.1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重要性
在西方的金融监管改革中, 人们有效地认识到了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并不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各个金融子系统符合微观审慎指标的行为从宏观上可能是不利于金融系统稳键的。如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不良率都处于低位运行, 但试想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这些集中的同质化信贷资产随即会产生风险敞口并可能上升为系统性风险。所以, 仅仅依靠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 混业经营的趋势使得以靠一个微观的指标去分析和预测各种风险变得十分不确定。金融各子系统在业务方面的关联性加强势必需要从更高层面来协调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这些均已超出微观审慎监管的范围。
3.2 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确立
英国的金融改革法案将宏观审慎监管目标表述为:“保证金融中介服务的稳定供给, 避免经济周期对信贷和流动性供给的影响”。言下之意, 金融应避免再次遭受某个实体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影响。这种控制主要应实现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关联性并能在宏观层面有效地做到克服金融经营的顺周期性。在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中,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被界定为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本文认为, 虽然上述表达存在差异, 但我们可以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界定为:防范系统性风险, 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3.3 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主体
宏观审慎框架内, 由谁来担任监管主体, 这恐怕是一个备受争议和较难取舍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考察, 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重新设立宏观审慎监管主体, 如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与欧盟金融改革法案;二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 如英国金融改革法案。在我国, 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宏观审慎监管还是构建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主体, 本文倾向于后者。理由如下:在我国目前微观审慎监管模式下,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承担各自的监管职能;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一行三会”都不具备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主导地位, 四者都缺乏宏观把握全局、能及时协调并处理金融体系中各种风险与问题的能力与条件。当然,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 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 其应当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天然优势。但本文认为, 最后贷款制度主要在于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配置, 也不能全部涵盖系统性风险的各项要点;再者, 我国当下处于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 全国以及国际的经济、金融趋势变幻莫测, 中央银行要制定符合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将耗去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再让中使变得相当困难。我国在2003年启动的中央银行职责改革、分离金融监管职能的初衷也正缘于此。因此, 本文认为, 我国应考虑建立更高层次的宏观审慎监管主体, 可参照欧盟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和美国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等制度做法。
3.4 宏观审慎监管的范围
此次危机显示, 很多金融衍生产品都游离于微观审慎监管之外, 对于这些信息缺口, 金融监管难逃监管失灵的干系。因此, 在西方的宏观审慎监管方面, 场外衍生交易、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均被纳入监管范围。如美国2010年通过的对这些金融创新衍生产品的监管新规。本文认为, 这些制度均扩大监管范围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凡是涉及金融风险的经营活动都应纳入监管范围。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当局还应加强对非监管领域内的高度关注和全面的信息收集, 如果这些领域存在产生金融风险的危险时, 宏观审慎监管当局也有职责将这些领域纳入金融监管之列。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引发的经济动荡暴露了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金融监管失灵表明:在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 现有的单一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微观的审慎监管模式存在重大风险敞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在更高层面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做相应制定设计。本文在分析主要西方国家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基础上, 尝试建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路径选择和总体思路, 以求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探析
参考文献
[1]See TITLE I—FINANCIAL STABILITY:SEC.101.SEC.102.DEFINITIONS.”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Subtitle A—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SEC.111.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COUNCIL ESTABLISHED. (a) ESTABLISHMENT.—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this Act, there is establish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3]See SEC.112.COUNCIL AUTHORITY.: (1) IN GENERAL.—The purposes of the Council are— (A) to identify risks to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UnitedStates that could arise from the material financial distressor failure, or ongoing activities, of large, interconnectedbank holding companies or nonbank financialcompanies, or that could arise outside the financialservices marketplace; (B) to promote market discipline, by eliminating expectations on thepart of shareholders, creditors, and counterparties of suchcompani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hield them fromlosses in the event of failure;and (C) to respond to emerging threat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system.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
宏观审慎政策 篇9
(一) 从微观向宏观审慎监管的转变具体包括:
(1) 宏观审慎监管的历史发展。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 为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维护货币和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监管模式。国际清算银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类似观点, 可以说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以后, 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和公开的文件中。2000年9月21日, 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Crockett先生在一篇演讲中首次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2003年, Claudio Borio首次提出了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探索拓展新的宏观调控和系统风险管理工具,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宏观审慎管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被普遍接受并进一步得到强化。
(2)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比较。宏观审慎监管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 即横向层面。横向层面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且相关的风险。二是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 即时间层面。时间层面的关键问题是系统性风险如何被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所扩大, 即顺周期性。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主要是监管目标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监管措施不同。前者侧重整体性, 即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力加以监管, 防范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内生性系统风险, 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后者强调单一性, 即对单一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风险偏好的监管, 风险的性质主要是外生性的。微观审慎监管机构难以有效识别金融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甚至无力管理跨机构和跨行业的风险蔓延。因此, 宏观审慎监管对于维护一国甚至国际金融体系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宏观审慎监管提出的背景及必要性主要包括:
(1) 金融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发展, 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商品、服务、资本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剧, 使系统性风险不再局限于一地, 加速了在全球的“传染”。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共同风险暴露被认为是没有联系的, 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缺失, 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2) 金融创新促使金融体系愈加复杂, 场外交易系统性风险加大。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创新活动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 甚至改变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经营模式和运行特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链散布全球, 资金巨大, 但很多都在场外交易, 监管机构无法评估到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3) 金融危机频发, 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反思。危机爆发时, 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依靠金融市场短期融资无法维持, 流动性问题危及众多金融机构, 流动性风险易引发系统性危机。
(4) 金融体系中顺周期性制度安排, 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对价值和风险的认识与风险承担的意愿, 都会随着经济的变化上下波动, 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地依靠模型进行风险管理, 微观层面趋同操作, 降低了异质性, 产生顺周期现象。这些顺周期现象会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 放大经济波动, 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特点
(一) 数量巨大并呈快速增长态势
近年来, 短期国际资本在各种形态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存量资金在72 000亿美元以上。可见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数量巨大并呈快速增长态势。
(二) 形式多样, 流动频繁
一方面是短期国际资本本身形式复杂多样, 一般包括:贸易性、套利性、投机性、避险性等类型;另一方面是其流动可以借用的工具复杂多样, 不但包括货币现金和银行活期存款, 而且还包括货币市场上的其他各种信用工具, 如各种短期证券和票据等。国际短期资本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借助各种工具, 在不同币种与资产之间频繁地流动和转换。
(三) 虚拟性资本流动增多, 投机性强
现实中巨大的外汇交易中, 其实只有很少是用以满足贸易和直接投资需要的。虚拟性资本流动不以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为基础, 脱离实质性经济活动, 投机性强。目前, 虚拟性资本流动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实质性资本流动, 并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 也逐渐构成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
(四) 政策性与市场性并存
一方面, 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如利率、汇率政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的利率相对提高时, 国际资本就会流入该国;反之则流出该国;又如, 一个国家没有外汇管制或者采取较为宽松的外汇管制时, 也容易引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另一方面, 短期国际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真正遵循“市场原则”, 哪里利润高就往哪里流动。即使没有行情, 也会人为制造利多利空的消息, 哄抬或打压某国或某区域的货币, 造成区域或全球范围内汇率贬值货币追逐汇率升高 (或坚挺) 货币, 造成资本流动现象。
三、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分析
(一) 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盟与新兴国家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具体表现在:
(1)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业务大规模收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市场流动性收缩,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快速大幅下跌, 短期资金从新兴市场中大量撤出。
(2) 美元走强, 非美元货币贬值预期。欧盟部分国家近期出现的债务问题引发欧元疲软, 美元相对欧元走强。从全球资本流动来看, 欧元区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表现较差。受到市场避险情绪主导, 国际资金纷纷流向美国以避险, 致使各国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本国。
(3) 跨国集团为求自保, 纷纷甩卖海外资产, 套现应对危机, 防范财富缩水, 导致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出。多年来欧美资本市场不断将资金投向新兴国家, 为了弥补亏损, 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 目前正在将资金撤回国内。
(4) 机构投资者中“羊群效应”明显。支付的外部性使某一代理人采取某项投资的收益与其他代理人采取同样行动的收益正相关, 他们的行动趋于一致;委托代理关系使经理们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倾向于“随大流”, 以避免因行动错误而使其声誉受损;信息的梯式连接使后行动的代理人可以从先行动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提示, 并采取跟进的做法。
(二) 我国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近年来, 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曾先后经历了“流入 (1994年~1997年) ——流出 (1997年~2000年) ——流入 (2001至今) ”三个阶段。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来看, 主要是维持大规模流入的态势。
(1) 随着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迅速加深, 我国资本项目管制有所松动。减少了对资本项目交易的限制, 从而使短期国际资本有了大规模涌入的条件。
(2) 国际短期资本的逐利性和安全性必然要求其流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并且经济环境稳定的国家。我国近年来G D P始终保持8%以上的良好增长态势, 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吸引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
(3) 利率与汇率因素。目前我国实行稳定的汇率政策,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给投机者增加了不必担心汇率风险的信心。另外, 当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 资金就会为了获得两国间的利差而流入;而资本流入又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升值就能使套利资本可以获得利差和汇差双重收益。
四、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过快的影响
(一)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过快产生的总体影响
主要包括: (1)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加剧汇率变动;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使股市波动剧烈;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使企业资金链断裂。 (2) 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为一国宏观调控带来了新的手段, 也增加了调控困难, 当资本流动国内与政策调控目的反向时, 会使货币财政政策无效;当资本流动与政策调控目的同向时, 会使政策效力和时滞更难以把握。
(二) 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受阻。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我国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 在国际市场中表现为人民币预期汇率与人民币基准汇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5年人民币升值2%之后, 仍一直保持升值预期, 承受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 也致使了渐进式的汇率机制形成受阻。2012年5月2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次升破6.27, 并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出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因此, 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没有达到市场预期水平,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态势就不会改变, 而且又进一步推高升值压力。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人民币升值预期——套汇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外汇供给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的恶性循环。
(2) 加剧股市波动的幅度, 并增加了其潜在压力。越来越多的短期国际资本偏好投向流动性好, 收益高的金融证券市场, 而非投资实业。2006年初到2007年11月, 我国股市牛市不断, 股指从1180点一直涨到6124点, 涨幅高达419%。短期国际资本的涌入是其非常重要的因素。2007年11月, 股市开始下跌, 在此期间大量热钱获利后撤离, 加剧了股市下跌的趋势。而在2008年我国相继颁布一系列救市措施之后, 大量国际游资再次涌入股市。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增加了股市的波动性, 并增加了其潜在的压力。
(3) 房价虚高, 资产泡沫堆积严重。我国房地产开发中, 开发商自有资金很少, 主要是以银行融资为主, 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成本加大, 这就为国际短期资本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量国际游资涌入房市投机炒作, 形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 房价虚高现象严重。这种虚假繁荣使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堆积, 一旦出现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抽逃, 就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直接导致国民财富的缩水和信贷规模的紧缩, 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4) 外汇储备过量, 消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增加了操控难度。短期国际资本过度投机违背货币流通规律, 会造成国际收支失衡。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 使巨额外汇占款压力越来越大, 给央行对当前经济调控带来很大难度。一方面, 如果外汇储备的结构不合理, 币种过于单一, 很容易受到外币汇率波动的影响, 从而增加了因外币贬值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 过量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降低, 并进一步增加其操控的难度。
五、宏观审慎视角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对策
(一) 宏观审慎视角下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增大。资金的全球流动以及越来越多的机构跨国经营, 对金融监管国际化的要求也日益凸显。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需要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 制定合理的监管规则, 进行跨境监管, 建立日常协作机制;各国间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 将有效地提高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过快的监管效用。另外,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约束乏力, 美国充分地享有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利好优势, 却没有承担其责任, 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过快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 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利用逆周期政策及工具加强监管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利用逆周期政策控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过快。第一, 货币政策方面:在汇率体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 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地流入就会引起外汇储备增加, 从而造成货币总量扩张, 最终导致总需求膨胀。因此, 可以采取对冲性货币政策措施可以控制资本流入,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第二, 汇率政策方面:为了避免因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而引起货币扩张, 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升值的办法减少外汇储备。但需要注意的是, 名义汇率升值容易损害贸易品部门的盈利性。如果资本流动具有可持续性, 而且实际汇率有持续升值趋势, 非传统出口部门将会面临损失。即使资本流动不具有持续性, 实际汇率也会处于变动的态势。因此, 为了降低因完全浮动而引起的汇率风险以及降低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带来的成本, 可以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以控制。第三,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 即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 特别是紧缩公共支出, 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 从而降低资本流入的通货膨胀效应。
(2) 利用兼具微观与宏观意义的逆周期杠杆率限制。杠杆率=资本/总资产, 可以说是一种兼具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目标的政策工具。由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具有顺周期性, 即:在经济高涨时资产价值高、杠杆率高;在经济低迷时资产价值低、杠杆率低。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和高杠杆率是系统性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 逆周期的杠杆率限制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扩散。
(三) 开征托宾税应对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
托宾税是通过交易成本的上升来降低全球资本流动性和各国货币汇率波动性的一种税收, 由托宾于1972年首次提出。1978年, 托宾进一步建议, 对于即期外汇交易, 根据其交易规模征收1%的全球统一的交易税, 后来又把这一税率调整为0.5%。1991年托宾提出两极托宾税的构想, Spahn (1995) 加以完善, 建议根据汇率的变动来调整税率:在通常情况下, 实行税率较低的金融市场交易税;在出现投机资本冲击时, 实行惩罚性高税率的金融交易附加税。
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实现汇率市场化, 如果以汇率波动做为指标不具备可行性。开征两级托宾税, 可以由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程度, 考虑以国际游资流入规模作为观测标准, 做精确测算, 估算出合适的征税区间和税率。如图1所示, 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量在“适度流入量”区间, 即虚线A与B之间时, 属于央行可接受区域, 实施零或较低附加税税率的托宾税 (0~2个基点) , 不会影响合理的资本流动。当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政府当局认为流量异常, 即虚线A、C之外的“超量流入I”和“超量流出II”的区域, 并对经济和汇率稳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时, 则实施Á高额附加税 (4~25个基点) , 可以有效实现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Á流入。
最后, 必须提出的是, 托宾税只是防范短期国际资本过度流动或规避金融风险的一种手段, 切不可对其过分依赖。而且目前我国开征托宾税还面临一些难题, 可以借鉴智利、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也更有助于实际操作。
参考文献
[1]刘仁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监管:理论与实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宏观审慎政策 篇10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金融
近年来, “宏观审慎监管缺失是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日益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学术界的共识。与传统只针对单个银行机构稳健经营的微观审慎监管不同, 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从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角度进行监管。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宏观审慎监管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以期对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有所启示。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1. 国外研究综述。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河合正弘和迈克尔·波默里诺 (2008) 从金融监管缺陷, 货币政策在控制金融不平衡方面存在失误和脆弱的全球金融架构三个方面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间接地说明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Lo (2009) , 认为,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 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 因此, 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Stephen Morris和Hyun Song Shin (2009) 通过建立系统性风险传递模型, 论证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 他认为, 单个金融机构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相反还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故提高某个机构偿付能力的微观审慎监管目标与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之间根本不相容, 有必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2. 国内研究综述。
成家军 (2009) 指出, 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传统的银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 即使单个金融机构本身是稳健的, 仍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的自动实现。夏洪涛 (2009) 通过对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和宏观层面的逆周期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一致性的论证, 说明了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 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苗用旺, 王亮亮 (2010) 认为, 金融过度创新加大了系统性风险, 金融市场同质性加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性, 顺周期性的扩张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了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 这些都是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在经济发展中有必要进行宏观监管。王刚、李虹 (2010) 认为, 监管者过分强调基于单个金融机构安全性的微观审慎监管, 会忽视金融机构行为的系统性内涵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宋家生 (2010) 研究发现, 金融体系的高杠杆率已使金融危机体现出新的特征, 宏观审慎架构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张华 (2010) 则从道德风险、资本充足性问题、风险传染和利益冲突等四个方面说明了综合经营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以及当前的监管体制难以形成对综合经营的监管合力这两个角度说明了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巴曙松、王璟怡、杜婧 (2010) 认为, 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存在“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的缺失”和“对顺周期的无能为力”两大盲点, 而宏观审慎监管则能有效的弥补这些盲点。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及内涵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就首次提出如果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的风险, 容易失去对金融稳定的监管, 进而提出应从金融体系的整体来构建金融监管的框架。Crockett (2000) 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是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了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经济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体系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国际清算银行 (2001) 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微观审慎监管方法的有益补充, 不仅考虑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 同时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 进而实现金融稳定。
2. 国内研究综述。
项莉 (2010) 研究认为, 宏观审慎监管指的是系统性或系统层面的监管框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横向层面即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二是纵向层面即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
1. 国外研究综述。
Borio (2007) 从监管目标与最后目标两个层面比较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特点。在监管目标上, 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防化系统性金融风险, 保持金融稳定, 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经营。在最终目标上, 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产出下降, 防止实体经济下滑, 而微观审慎则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维多利亚·萨博塔 (2010) 指出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则是确保整体金融体系能够自我修复, 并以此确保经济周期中金融中介服务的稳定供给。
2. 国内研究综述。
高志勇 (2010) 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应该是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为中心, 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健康。项莉 (2010) 将宏观金融监管目标划分为风险目标、收益目标和社会目标。其中风险目标是首选目标, 以减少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损失, 保证整个金融体系安全为根本任务。在宏观金融监管层面, 首要保证金融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同时也要兼顾收益目标以及其他社会目标的完成。
四、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1. 国外研究综述。
英国《改革金融市场》 (2009) 提出成立由财政部长为主席的金融稳定理事会, 成员包括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及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人, 主要职责为分析和调查英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并做出反应。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2010) 也提出成立由财政部长为主席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及相关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 主要职责是识别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和应对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新风险因素。而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2009) 提出成立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为主席的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 成员包括欧洲央行及欧盟各国央行、监管机构负责人, 主要职责是监控和评估宏观经济发展和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2. 国内研究综述。
梁敏 (2010) 建议, 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尤其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下, 由人民银行承担系统性监管职能是最佳选择。同时她列举了三大理由, 一是人民银行能借助于为制定货币政策进行的经济和货币形势分析对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审慎分析;二是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三大职能之一;三是中央银行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朱小川 (2010) 认为在机构上, 宏观审慎监管者应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业监管者, 但又应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宋家生 (2010) 判断中国现阶段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审慎监管的机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有各自的专长和信息优势, 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应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 并承担责任。张华 (2010) 分析, 当前中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模式构建应充分考虑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等要素, 在保留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下, 建立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之间正式的监管协调制度, 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
五、宏观审慎监管的客体
1. 国外研究综述。
美国财政部报告 (2009) 综合考虑规模、杠杆和相互关联等因素, 将倒闭会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机构定义为一类金融控股公司, 认为一类金融控股公司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需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便是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或财务困境。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具有资产规模庞大, 业务复杂, 杠杆化程度高, 其倒闭和失败将直接威胁到金融稳定, 并在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环节中占据关键角色, 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紧密等特点。
2. 国内研究综述。
尹久 (2010) 认为, 宏观审慎监管应该从其本质入手关注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系统重要性的行为及系统重要性的产品。成家军 (2010) 认为, 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体系整体, 也可以说是把整个金融体系当做是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具体来说, 就是要对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重新进行评估, 关注能够对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的机构, 并在监管资源配置方式适当进行倾斜。
六、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 国外研究综述。
英国金融稳定理事会报告 (2009) 指出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拨备、流动性和杠杆率等监管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为各国开展宏观审慎监管, 提供四种方法 (包括网络模型、关联风险模型、困境相关矩阵模型和违约强度模型) 测量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度。英国金融稳定理事会报告 (2009) 提出宏观审慎监管分析应重点监测以下五个方面的风险。一是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信贷定价、借款人的杠杆程度的影响;二是期限转化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三是资产价格与其均衡水平的偏离问题;四是金融系统的杠杆率水平;五是影子银行 (比如对冲基金) 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美国财政部报告 (2009) 指出可从两个方面监测系统性风险的聚集程度。一方面, 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通过信贷供给和资产价格两个渠道的相互作用而成生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 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 (比如违约相关性和金融传染) 对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和传播。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 (2009) 调查显示,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最显著的特征是逆经济周期性, 即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和金融风险开始聚集时, 加大监管力度;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和信贷萎缩影响金融稳定时, 适当放松监管标准。维多利亚·萨博塔 (2010) 认为, 宏观审慎监管需要一定的相机抉择, 但必须对其施加相应的约束以保障政策的透明度、责任性和前瞻性, 建议制定完备的责任约束机制, 从而形成“有约束的相机抉择”的宏观审慎机制, 并且一国宏观审慎制度需要得到国际合作与配合才能充分地发挥效力。
2. 国内研究综述。
李宗怡、冀勇鹏 (2003) 指出中国实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可行途径, 一是监控银行体系的隐性风险头寸, 二是建立问题银行的市场出售机制。成家军 (2009) 认为, 逆周期的银行审慎监管政策、宏观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是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主要组成内容。郭田勇 (2010) 认为, 建立一个全面且成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两方面理由:一是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审查机构和一个更加完善的监管约束机制, 二是微观审慎监管不仅要从个体金融机构角度出发, 而且要在宏观上得到适当把握与监督, 否则极易扩大系统性风险, 且难以保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朱小川 (2010) 建议, 在监管内容上, 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国内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实际效果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并充分注意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趋势;在手段上, 多维度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将提供更为有效的监管分析;在配套设施上, 中国应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迫切需要完善相关金融交易的会计制度和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闫海 (2010) 分析指出, 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监管工具的创新, 主要包括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创新逆周期监管工具及改革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中国应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以代替金融稳定, 完善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监管工具。李健全 (2010) 强调, 在后危机时代, 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应充分吸取西方国家教训, 从宏观审慎角度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与评估, 构建全面的金融业宏、微观审慎监管机制。何德旭、吴伯磊、谢晨 (2010) 建议中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逆周期监管的相关制度,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2010) 介绍了压力测试、逆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措施、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发展潜藏的系统性风险等三种宏观审慎监管的方法和手段。苗永旺、王亮亮 (2010) 介绍了宏观审慎监管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的三种手段:压力测试、建立宏观审慎指标和构建早期预警指标。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