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发展

审慎发展（共12篇）

审慎发展 篇1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 资产证券化这一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令人振奋的创新金融工具,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亚洲等新兴经济体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 对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 引发了人们对于作为危机导火索之一的资产证券化的审慎思考。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实践, 为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种借鉴不在于给我们提供了现成的资产支持证券化工具, 而更多的应该是资产证券化这种思路。

笔者认为在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 必须结合中国金融、经济的实际环境, 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 审慎地看待资产证券化的功能, 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 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正确看待资产证券化的功能

资产证券化是从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开始的, 最初主要是为了提高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以及转移和分散贷款的风险, 这是资产证券化的两个最基本的功能。

资产证券化提高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功能就是以债券的形式把具有未来现金流收入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进行打包和重组, 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债券, 由此解决银行“存短贷长”的矛盾, 实现银行贷款机构流动性的增加。

资产证券化转移和分散贷款风险的功能, 主要是以证券化的方式实现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资产的安全性, 通过向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发行证券, 银行可以及时收回贷款债权, 而将抵押贷款等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 (不能按期还款) 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

资产证券化最大的特点是, 其基础支持资产主要是贷款、应收账款等具有可预计的未来现金流的资产, 是以资产信用替代企业整体信用, 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折价, 相对准确地评判企业的价值。

解析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 我们可以发现, 资产证券化的这两个基本功能, 由于监管不到位, 在其发展过程中被无限放大, 特别是次级贷款等衍生工具的反复无限的流转, 使投资者对证券化的产品根本无法判断其价值, 最终引发了这场金融危机。银行抵押贷款机构认为, 其可以不断地通过证券化运作将一些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变现, 这样其就有更多的流动性资源来发放抵押贷款, 从而不断提高利润水平。而经过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不断包装, 演化出来的衍生工具将证券化产品反复证券化, 从而实现了流动性的无限扩张, 其结果造成了“投资无约束”, 导致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 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 巨大的资产泡沫就形成了。

二、中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正确思路

当前,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中国经济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保持一枝独秀, 但经济转型的压力十分巨大, 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加剧, 经济结构的矛盾将十分突出。特别是经过前两年的信贷大投放, 会不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 银行信贷质量将能够经受严峻的考验。加上不断上涨的房价,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 房地产价格仍然如勒不住缰绳的野马一样疯狂上涨, 而按揭贷款作为国有银行个贷业务的重中之重, 在总贷款量的占比已达到20%~30%, 部分银行基本上已达到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标准, 个人房贷的风险随时会发生。

处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 从2009年开始,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呼声又起, 乃至于工行、建行等银行的负责人纷纷呼吁, 要尽快研究允许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 以防范可能即将到来的信贷风险。

笔者认为, 从银行的角度看, 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失为一个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 但如果把转移和分算信贷风险放在第一位, 让投资者来替银行分担风险, 尤其是把资产证券化定位于不良资产的证券化, 则是极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 与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驰。因为中国的金融环境不同于美国, 也不同于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各国。

首先, 中国的融资结构不同于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 银行业资产占据了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 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 自诞生之初就存在着功能上的偏差, 再加上制度性设计上的人为分割缺陷, 市场秩序混乱, 上市公司质量低下, 投资者信心倍受打击, 发展速度缓慢。而且债券市场的发展又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 在债券市场的融资中, 政府债券以及准政府债券发展较快, 比重过高, 而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企业债券余额在全部债券余额中的比重不足6%。而美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基本平衡, 直接融资市场较为发达。加上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资本市场非常发达, 企业行为也已高度的市场化。美国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十分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较低的储蓄率, 导致银行从常规渠道获取的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其放贷需求, 利用资产证券化可以较好地解决其银行流动性不足的缺陷, 并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中获得贷款服务收入, 以弥补存贷利差的不足。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 居民的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 加上国有金融资源的垄断性, 银行系统占据了绝大部分储蓄资源, 银行不担心资金来源 (同业竞争除外) , 同时社会对于银行贷款的需求也十分强烈, 银行也不担心贷款的压力, 而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取得的资产流动性又面临着较大的投放压力, 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下, 银行将勉为其难。因此, 我国的银行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解决其流动性和长期负债融资需求的压力并不大。

其次, 和亚洲等其他国家相比, 引入资产证券化的初衷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各国之所以引入资产证券化的初衷则主要是为了解决银行危机产生的大量的不良资产, 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无论是日本、韩国, 还是泰国等都是如此。但随着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重建和金融秩序的恢复, 资产证券化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以韩国为例, 其资产证券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9—2000年是引入资产证券化阶段, 主要目标是金融重建和不良贷款的处置;2000~2001年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阶段, 主要提高资产流动性, 克服期限集中到期的问题;2002~2004年是不断成熟阶段, 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扩大到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卡应收款、学生贷款、未来收入债券等。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经过国家注资、境内外上市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都有了显著地提高, 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不断降低, 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置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并不很大。同时, 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化解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也有失偏颇, 适合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只能是低流动性资产, 而决非不良资产。资产证券化不同于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 它是资产支持证券, 是以未来可预计的稳定的现金流为标的。而所谓的不良资产大多是不具有可预计的现金流产生, 其价值大打折扣, 不良资产的证券化难度很大。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对象可以是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但绝不是质量低劣的资产, 更不可以对大量呆坏账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 商业银行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中国引入资产证券化的思路应该是通过引入资产证券化来改善融资结构, 完善证券市场, 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是通过不同种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为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可选择的储蓄替代型证券投资品种, 从而分流银行体系存在的巨额储蓄资金, 缓解银行体系信贷扩张的冲动和压力, 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优化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 开辟股权融资、债权融资 (银行贷款、债券融资) 之外的第三条直接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和监督约束机制, 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拓宽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渠道, 支持国家基础设施等经济瓶颈领域建设, 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三、如何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

要达到上述目的, 笔者认为, 中国推行资产证券化应该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应该优先考虑对国家基础设施等资产的证券化, 特别是有稳定现金流预期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收入电力、供水、水处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金属和非金属矿藏、林地等资源资产的证券化。而随着国家经济战略转移,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 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资产证券化完全可以使我们走上开发性金融之路, 既可以达到分流储蓄、丰富证券市场投资品种,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又可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

二是积极改善融资结构, 通过资产证券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建立起新的融资渠道, 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是不争的事实。资料显示, 目前, 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 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 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 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相矛盾的是, 占全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有的贷款资源却不超过银行贷款总量的20%。上市指标也主要用于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 虽然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已经开通, 但中小企业进入的门槛似乎还太高。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不发达, 风险投资市场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而债券融资和银行的“国企”偏好, 很难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其它融资方式也几乎与中小企业无缘。这说明, 对于正处于规模扩张时期的我国中小企业, 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带来不良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创新完全可以为中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途径。我国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特别是那些拥有优质资产、发展前景明朗、经营业务透明度高、现金流充沛, 处于行业上升期的成长型企业, 在现有的融资条件下, 很难直接发行企业债或短期融资券, 资产证券化方式则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融资渠道。我们可以借鉴韩国和德国的经验, 特别是德国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和劳动部的统计, 德国目前有中小企业约330万家, 占全部手工业、工商和服务行业企业的99.7%, 提供了德国所有工作岗位的69.7%, 其产值占全部企业创造的增加值的48.8%。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德国经济体制的支柱。同美英相比, 德国的风险投资市场不够发达, 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但最新调查表明, 这种偏好已经开始在改变。德国政府除了通过风险资本支持外, 2000年以来, 德国中小企业银行开始联合德国各类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启动了平台“Promise” (促进中小企业信贷证券化) 。而韩国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2002年以后也已扩大到了中小企业融资, 并初具规模。目前需要做的是转变观念, 采取一定的措施, 比如设立中小企业银行或担保机构、资产证券化保护基金等机构, 为大规模开展资产证券化创造条件。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 笔者并不否认资产证券化对化解金融信贷风险的作用, 但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必须回归到提高流动性这一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 并纳入到国家的宏观调控上来, 服从于国家的货币政策, 从而抑制可能引发的信贷扩张冲动, 避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摘要：文章认为在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 必须结合中国金融、经济的实际环境, 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 审慎地看待资产证券化的功能, 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 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次贷危机,资产证券化,审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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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铁军.中国中小企业28种融资模式.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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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之德等.资产证券化理论与实务全书.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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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宇哲.次贷危机后中国开启资产证券化还有多远.新世纪周刊, 2010.08.02

审慎发展 篇2

审慎监管是指监管部门以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为目的，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周密而谨慎的经营规则，客观评价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并及时进行风险监测、预警和控制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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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监管的实现

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是通过两方面内容实现的：

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执行监管当局制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二是通过监管当局检查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慎评估并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和控制。

由此可见，确定审慎经营规则是审慎监管的基础。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1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中国银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目前，中国银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制定了一系列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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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监管理念的起源

审慎监管理念源于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在该文件中，审慎监管原则被作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核心原则确立下来。《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包括7个部分25条原则，从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前提条件、银行准人和结构、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持续监管手段、信息披露、监管者的正式权力、跨境银行监管等七个方面，分别对监管主体和监管行为作出规定。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近百年银行监管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反映了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新变化和银行监管的新趋势。《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作为建立和完善本国银行监管体系的指导准则。由此，《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被认为是国际银行监管领域里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在“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Prudential Regulation sand Requirements)部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共提出了10条原则，要求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法规。这些审慎监管法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资本充足率监管，另一类涉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的基本精神，确立了银行业审慎监管的理念和原则，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的最重要的制度予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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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1]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

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审慎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核心原则》第6-14条、第15条(第四节B)、第22条(第五节)、第23条和第25条(第六节A)中。审慎监管的要求主要涵盖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跨国银行监管和纠正措施等五个方面，其具体要求包括：

1.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建议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8%。

2.风险管理方面。首先，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金及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其次，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再次，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金；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或具体的资本金要求。最后，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3.内控机制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

4.跨国银行监管方面。跨国银行母国必须对其活跃的国际银行组织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这些银行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跨国银行东道国应确保外国银行按东道国国内机构所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

5.纠正措施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时采取及时的纠正措施。

(二)审慎例外

如果说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要求构成审慎监管的“常态”的话，那么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就是审慎监管的“异态”，或曰特殊的审慎监管。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主要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一》、《金融服务附件二》、《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构成。其中，依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a项的规定，尽管有GATS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 GATS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该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上述规定就是“审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原则的体现。所谓“审慎例外”，是指WTO各成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已作出承诺的束缚，采取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虽然“审慎例外”具有特殊性，但它与巴塞尔协议中的审慎监管要求的“纠正措施”方面是吻合的，甚至可以认为“审慎例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秩序而采取的特殊纠正措施。

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是较为抽象而灵活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属于构成“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当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确实有少数国家要求明确列举“审慎例外"的范围。比如瑞士呼吁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联合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金融混业联合论坛所制定的标准，界定“审慎例外”监管措施的范围。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一轮的谈判还不可能顾及到这一问题，这一主张目前难以引起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这就意味着，只要表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东道国就可以暂时摆脱WTO规则的约束，采取任何希望采取监管措施。而且，何谓“出于审慎的目的”是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自己决定的。“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诸如“是否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否属于最低限度的贸易限制”的问题的挑战，也不用理会GATS第6条对国内规章的种种要求。尽管母国可能认为东道国所宣称的“出于审慎的目的”名不符实，但原则上来说，只有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才有权判断东道国所采取的“审慎例外”监管措施是否确实出于审慎的目的。而实际上，在各国都采取慎重态度的金融领域，鲜有将有关争议提交DSB的可能。正如克伊所指出的，除非存在异常过分的行为，各国都倾向于彼此尊重各自决定其国内规范是否出于审慎性的权力。[3](25)

“审慎例外”原则保留了金融领域里监管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关国家可以在特定的形势下和在特定的时期内，违背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自主决定采取某些特殊的金融监管措施，以达到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目的。

因此，依据“审慎例外”的原则，我国完全可以在有关的国内法中，制订一些“审慎例外”的条款。这些条款应当是原则性的，只需说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而实施的即可。这样一来，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特殊监管措施，而不论这样的措施是否违背了我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WTO规则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因此只有当“审慎例外”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在有关国内法中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说，WTO规则中的“审慎例外”原则被转化为国内法十分必要。因为，如果缺乏国内法上的明确授权，国内监管部门是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采取构成“审慎例外”的特殊监管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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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的具体规定[1]

(一)资本充足率方面

依据《条例》第40条和《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依据《条例》第45条，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条例》第10—12条对设立外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提出了复合标准的要求。外方股东的资本充足率，必须既符合母国的要求，又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二)风险管理方面

首先，为了防范和避免信用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为了防范和避免流动性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同样地，依据《条例》第46条，外国银行分行也被要求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其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

25%。再次，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风险，我国要求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②且其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最后，为了避免诸如操作风险之类的其他风险，我国要求外资银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在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三)内控机制方面

外资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系统。其中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需要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并遵守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同时，按照《条例》第55-56条的要求，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此外，《条例》第9条第3项还要求外方股东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跨国银行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外方股东必须受到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就设立外资银行取得后者的同意。母国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已经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五)纠正措施方面

“审慎的开放” 篇3

围绕着二十世纪初始二十年魏玛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的“真空”，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及救赎思想广泛盛行，其中以犹太宗教领袖纳米亚·诺贝尔为核心的犹太知识分子团体的理论主张最具代表性。作为当时犹太教精神领袖的诺贝尔，终生服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认为根植于康德哲学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与作为纯粹理性主义的犹太教义之间，非但没有矛盾，反而可以相互促进。诺贝尔毕生都在为犹太复国主义奔波，希望能够在政治实践层面重新倡导犹太教义中的弥赛亚主义。凭借着非凡的演说天赋和深厚的犹太教义知识，他与他的理论再度点燃了广大年轻知识分子的热血。该团体的成员如马克斯·舍勒、马丁·布伯、弗兰茨·罗森茨威格、布洛赫等人纷纷撰写著作，投身于这场影响深远的宗教复兴运动，试图为广大民众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宗教共同体，帮助他们寻找到心灵的栖息和安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经齐美尔女朋友玛格丽特·苏斯曼的介绍，克拉考尔结识了诺贝尔团体的一众思想家，与他们建立了较为亲密的私人联系，逐步成为这个犹太宗教家团体中的一员。一九二一年，诺贝尔当选为全德拉比协会主席，恰逢其五十大寿，克拉考尔特地撰文《论友谊》表示庆贺。同年八月，克拉考尔正式成为《法兰克福报》文化副刊的编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深入了解并报道魏玛共和国的各项文化社会事务，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不断增长的反犹主义思潮。在这一过程中，身为犹太人的克拉考尔对诺贝尔团体的思想评判渐渐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热情拥戴变成尖锐批判，以至最终公然对抗。

作为克拉考尔一生的挚友，阿多诺曾用“理论上的独狼”来形容自己的这个执拗的朋友，究其原因，乃在于克拉考尔终其一生都不愿轻易地将自己与任何一种现有的理论主张融于一体。很多时候，他也许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主张具体是什么，但十分笃定自己的主张不是什么。他先后针对马克斯·舍勒的《论人之永恒》、马丁·布伯与弗兰茨·罗森茨威格合作翻译的《旧约·圣经》，以及布洛赫的《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等著述撰文批驳。在他看来，舍勒费尽心力所阐发的“自然”神学及其信仰内涵实际上是错误的，既不能解决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更无法实现期望中的教育命意。布伯与罗森茨威格版《圣经》中的希伯来言辞不过就是一些无用之废物，是打着“宗教复兴”的旗号，意图将人们纳入与宗教真理的联系之中的一种欺骗。布洛赫将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上的希望映射到了闵采尔这一历史人物身上，是用革命和乌托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宗教神秘主义，其与共产主义思想的联姻之努力，其结果不过是一种畸形的结合体，这种理论既未表达出正统宗教的基本图景，也没有反映出政治历史的真实面貌。克拉考尔的批判言辞激烈，毫不留情，立刻招致众人的不满，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友谊也因此迅速破裂。布洛赫更是反唇相讥，声称克拉考尔不过是一个浅薄的、无法理解形而上存在痛苦的小丑，言语间对克拉考尔非哲学专业的背景极尽挖苦。至此，克拉考尔与诺贝尔宗教团体彻底分道扬镳，与这些人的友谊直到多年后才得以修复。

跳出克拉考尔与上述宗教哲学家论争的具体文本，不难看出，双方均在尝试表达其自身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持救赎立场的诺贝尔、布洛赫等人，其主张暗含了一种对于现代性的价值评价，即认为现代性的展开部分的或全部的是一种负面结果，需要一种希望性的方案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后来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其推理逻辑上也抱有类似的假设。阿多诺就认为， 如果要进行现代性的救赎，就需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批判。克拉考尔，这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引路者与同道人，长期以来，一直以电影理论家的身份被国人熟知。其作品（《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由邵牧君先生译介给了中国读者。但其作为社会学家的贡献，却长期被遮蔽。他对现代性所持的独特立场，在近代德国乃至整个近代西方的思想星簇中，都一直闪烁着卓异的光芒。克拉考尔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认为，现代性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价值评价所能解决的问题，任何对启蒙成果的放弃、任何向主观领域的回撤，都是极端反动的行为。在他看来，诺贝尔集团的弥赛亚主义，尽管在过去时代中成功实现过精神之整合，在当下也会因其简单易行的承诺给人们带来巨大诱惑，但他们对现代社会个体所承受的痛苦和所面对的困境，并不能提出任何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相反，这些救赎方案反生产、反自然的幻象本质，却会损害现代性发展的积极成果。

但是，克拉考尔对韦伯的现代性态度也并非照单全收。韦伯认为，现代性一旦展开，回到前现代就几无可能。由于合理化进程的复杂性，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系列的张力与困境。以官僚制与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最终将我们诱入一个无可逃脱的“铁笼”。面对这一铁笼，韦伯对任何一种承诺带领人们走向救赎之路的可能方案都表示怀疑。对于韦伯的这样一种略显悲观的现代性态度，克拉考尔毫不客气地指出，韦伯彻底封锁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将自己面对历史的无能转化为对任何事、任何人的绝对怀疑。这种怀疑，对于那种无法平息的渴求意义的痛苦来说，并无半点益处。要想真正挣脱现代性困境、找寻真正的意义，现代人就应该以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冷静的态度来关注现代生活的具体内容。这种态度，用克拉考尔一九二二年在《等待者》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策略性的等待”。这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新型的关系，是一种“审慎的开放”，它意味着对“现实世界及其领域的敏感性”。克拉考尔的这种对于现代性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相较于其前辈及同时代的朋友们，无疑更加客观，更加冷静。这种态度是一种“对于文明潮流的审慎的肯定”—既是谨慎的、批判的，但同时又明确承认关注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性，它“比激进的狂热更清醒”，“比那些妄图逃离当下局面进入他们所期望的状况的批判更现实更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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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到韦伯。如前所述，韦伯对现代性的发展持有一种“原则性的怀疑”态度。不过韦伯同时认为，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一样东西拥有实现救赎的潜能，这就是审美。审美因其“非理性的”（arational）或“理性不及的”（irrational）特征，能够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创造能力和价值评价来源。不过，这种审美救赎是被包含在现代性之内的，不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其作为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在韦伯那里，审美救赎一旦付诸实践，其本身又必然重新卷入现代生活的合理化过程， 因此不存在一种从世界的合理化过程逃离出去的彼世的或神秘的方案。在《等待者》中，克拉考尔延续着韦伯这一隐含的“救赎”思路，传达出一种关于现代性救赎的新方法，即一种将现代生活的具体现象纳入考察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既不会降低也不会消解现代性危机中的种种矛盾张力，而是努力让他们“相互保持、相互阐释”。这种进入具体物质世界的努力，以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双重潜力的承认作为基础：一方面，物质世界布满了现代性危机的种种症候；另一方面，这个物质世界还以一种十分隐秘的方式，潜藏着能够救赎这一危机的种子。克拉考尔将这一韦伯式主张落实，提出，我们要勇敢地面对魏玛现代性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摒弃抽象化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转而从充满现实意义的大众文化现象分析入手，尝试复原物质现实，进而对现代社会做出合理的诊断。

作为齐美尔最为优秀的学生，克拉考尔深谙老师的社会学方法。他将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文化碎片，试图借此克服现代性的瓶颈。不过，鉴于齐美尔始终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克拉考尔认为他的方法“不可能为力图把握整体性的心灵提供一个栖息之所”，“没有指明我们的生命之流所应遵循的航线”。在《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中，克拉考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表面现象”（surface-level expressions）。这一概念不是指现实意义上客观存在的表面，而是特指“ 被淘空了意义的现实”。在克拉考尔看来，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世界分裂成为被掏空了意义的现实和主体，主体不得不去估量现实或考察其存在，不得不去阐明隐藏在事件表象之下的普遍有效的法则，或是不得不去捕捉、描述那些自身所经验的纷繁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些事件之间往往毫无关联”。在另一篇代表作《大众装饰》中，克拉考尔又进一步对这一理论做了更为详尽的说明。“要想确定一个时代在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去分析不起眼的表面现象，要比那个时代的自我判断来得更加可靠。……表面现象能够借由其无意识的特点，打开一条直接通往事物本质存在的非中介的道路。甚至可以说，想要获取一个时代的知识，就必须依赖于对其表面现象的阐释。一个时代的本质存在与其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内在冲动，这两者之间相互照亮、相互阐明。”

“本质存在”与“表面现象”，两者之间彼此勾连，相互扭结。处理两者的扭结关系，这构成了克拉考尔整个思想理论的核心。几乎在克拉考尔所有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追踪到这一主题。本质存在与表面现象互为线索、互相说明，表面现象为把握本质存在提供了直接的路径。作为一名极富天才且颇有建树的建筑学家，克拉考尔创造性地将建筑学思维方式移植进现代性思考之中，他将“表面现象”当作勘探时代状况的“象形文字”，带着好奇的精神，深入到电影、街道、轻歌剧、公园、侦探小说、职业介绍所等魏玛时代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在他的笔下，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微妙联系和对立，各种日常生活夹缝中的隐秘文化现象，都变成了剖析魏玛现代性的尖锐武器，可以引领现代人在转瞬即逝的文化碎片中洞察世界本质的真相。

那么，这些被同时代的大多思想家所鄙弃的大众文化碎片，为何可以充当有效载体来体现时代的精神状况呢？克拉考尔认为，表面现象虽然只是一些破裂的、碎片化的、肤浅的、失去更高统一意义的东西，但正是由于它们的这种无足轻重性，才让它们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加工，成为真实反映这个社会面相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被人遗忘的表面现象没有专门的自觉，因而才能十分真实地呈现时代的面相，甚至在无意识中，形成一种毫不伪装的时代精神。在与《大众装饰》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照相》中，克拉考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开始适应机械化复制，并且发展出一种“照相”式的外在面相。照相是一种表面化的表达方式，同时它也是浅薄、碎片化以及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机械化的产品。一方面，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技术手段，照相客观地描绘了这个物质世界，但却并没有像科学那样，将其进行抽象的综合。因此，它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经验领域，让我们深入分析探索。另一方面，由于“不带有任何意义”，照相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特别的世界观。它没有遮盖其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对当下时代状况进行精确的、客观的评价所需要的距离，可以让我们不带任何意识形态或者前见的方式去考察，从中获得启发。可以看出，克拉考尔之所以强调“表面现象”，是因为表面现象与无意识之间联系紧密。作为时代趋势之表达，这些“现代性的碎片”满足了人们洞见无意识的愿望，因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入口，借以洞察社会存在的基本内涵。

在其最后一部作品《历史，末日前的最终之事》的前言中，我们可以读到克拉考尔的这样一段交代：“我此生所写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好像并无什么内在连续性，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意图：那就是对那些至今仍旧尚未为人所知，而被人忽视或者错误判断的对象和存在模式进行复原。” 这种对于“未知领域”的深切的关怀与好奇，贯穿了克拉考尔一生的写作。从最初的侦探小说到中期的都市日常生活，再到后期的电影媒介，凡此种种，作为文化批判，克拉考尔力图通过一种对物质救赎意义之上的大众文化“表面现象”的分析，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社会意义荒芜的困境，寻求真实意义之构造。但是，如同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终极救赎一样，克拉考尔对于现代人经由诸多“表面现象”，能否真的曲折把握现实、突破现代性困境，寻找到生存的意义的可能性，并不完全肯定。他明确地指出，大众文化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解决方案，因为大众文化本身就是现代社会过度合理化的产物，无法逃离被抽象化的命运，不可能将其隐藏的革命性潜能进行扩展，其力量根本不足以唤起大众的对抗意识。不仅如此，克拉考尔还认为，如若失去了应有的警醒，不断闪烁的大众文化，很快就会蒸发掉那些懒惰和软弱的人的灵魂，使其沉溺在一片醉生梦死的海洋，彻底迷失方向。

于是，又回到我们刚开始所说到的“等待”上来。通过对现代生活每个隐微的细节背后的解放性潜能的发掘，克拉考尔将现代人带领到纷繁纠结的现代性矛盾张力面前，而对于如何救赎却不做确凿断言，让人们在对时代真相的仰盼中，自行体验并蓄势超越。这样的态度，是为“审慎的开放”。

审慎发展 篇4

一、当前金融集团的发展情况

1.西方主要国家金融集团的发展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世界金融业出现由分业经营体制向混业经营体制转型的潮流, 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基本上都完成了向混业体制的过渡, 形成一些大型金融集团, 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全能银行, 以德国为代表;第二类是金融控股公司, 以美国为代表;第三类是银行控股公司, 以英国为代表。全能银行内部设置不同业务部门, 全面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项业务, 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 但风险可能会在全能银行内迅速传递。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 经营分业。以英国为代表的银行控股公司模式中, 银行只从事商业银行业务, 证券业务、保险业务或其他金融业务分别由银行控股的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的子公司进行。

2.我国金融集团发展情况。

虽然我国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但目前仍形成了三种类型的金融集团。第一类以银行业务作为主营业务, 通过特批或在海外注册非银行子公司的方式达到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目的, 类似银行控股公司模式, 如中国银行及其下属的中银国际。第二类金融集团以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为控股公司, 代表性的有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和平安集团。第三类金融集团通过产业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渗透而形成, 如山东鑫源控股公司。近期在政策支持下, 大型央企也纷纷入股银行、信托等金融企业, 2010年3月19日, 由中国华电集团主导重组并控股的华鑫信托正式开业。

二、后危机时期各国对金融集团监管的认识

1.金融集团经营模式并非金融危机的起因。

在本次危机中, 代表全能银行发展模式的德国银行业并未出现“倒闭潮”, 而美国首先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则为独立运营的投资银行, 而摩根、高盛则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在本次危机中受冲击较小的法国银行业也是以混业经营的私营大型银行为主, 且其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极广, 往往与人寿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交叉持股,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因此, 金融集团的经营模式并不会直接带来金融危机。在“2009陆家嘴论坛”上, 业界人士也认为混业经营、金融集团不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 危机的产生是随着金融集团的发展对系统性风险监管不足的结果。

2.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有助于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法国、德国都实行混业经营, 而本次危机之所以爆发在美国, 且对其造成最大冲击主要因为其监管体制不能适应系统性风险监管要求。德国在2002年已经改革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监管, 且在2008年4月, 其金融监管局成立了内部管理委员会, 这不仅使德国金融监管局的职权与责任更加明确, 也有效地加强了内部监管。法国虽然从2003年起实施分业监管, 但其《货币和金融法》并不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所有信贷机构的审慎监管统一由银行业委员会负责。银行业委员会的主席由法兰西银行 (法国中央银行) 总裁兼任, 并且由法兰西银行提供经费、人力资源、实时信息共享和其他必需的支持。此外, 法国中央政府还成立金融委员会来协调国内金融监管。对比三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及其银行业的抗危机性可以发现, 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是促进金融集团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三、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有效管理金融集团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指系统性的或系统层面的监管框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 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 并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的损失为目标。本次危机中, 诸多大型跨境金融机构的破产给监管者造成许多难题, 使监管当局不得不考虑采用更加宏观监管方法以应对大机构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1.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协调金融集团混业监管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 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都提出组建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2010年3月15日,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公布了《2010重塑美国金融稳定法》新版改革方案, 提议由财政部、7家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和1名保险专家成员联席组成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SOC) , 负责对具有系统性风险影响的大型综合金融机构、产品等进行监控, 避免其对经济稳定造成威胁。英国财政部向议会提交《2010金融服务法》, 建议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影响英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大事项, 监控系统性风险。我国目前仍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但随着金融集团及金融创新的发展, 也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系统性风险。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签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 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 但该机制不是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安排, 也没有常设机构和明确职责, 建议由国务院牵头设立专门委员会, 负责监控系统性风险及协调共同监管领域的问题。

2.完善并表监管加强金融集团监管。

雷曼事件表明, 没有受到银行控股公司并表监管的金融公司的失败会给金融体系和其他经济体带来风险, 危机后各国都加强了并表监管。2009年10月, 美联储发布《银行控股公司及外国银行业机构在美合并运营的并表监管指引》, 进一步要求所有的重要的系统性金融机构都应受到并表监管, 确保金融系统整体的稳定性。2004年我国银监会颁布《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提出并表要求;2008年2月, 银监会又发布《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对在我国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纳入并表范围, 但该指引不适用于以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或其他不在银监会注册的机构为母公司所构成的金融集团。我国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对银行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做了要求, 但由于分业监管的权限限制, 对于非银行控股的金融集团的并表监管尚留有空白。2010年1月, 巴塞尔委员会的联合论坛对国际性银行、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类型和范围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定义金融集团方式的不同会使监管者难以评估金融集团风险, 金融组织利用差异性能够建立不受监管的持股母公司, 使监管受到极大阻碍。因此, 分业监管情况下, 各监管部门应探索制定相对统一的并表监管要求。

3.有效利用资本充足率工具提高金融集团抗风险能力。

资本充足率是宏观审慎监管和并表监管的重要工具, 也是金融集团监管的有效指标之一。危机后, 各国政府及监管部门都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加强对金融集团内非受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联合论坛认为, 未受监管的经济实体可能会降低金融集团资本金充足率, 建议加强对系统性重要类金融集团的整体资本约束。二是调整风险资本计量范围。危机初期, 巴塞尔委员会就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2009年7月,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新资本协议框架的修订”、“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 决定拓宽资本计量范围。两个问题要求扩大资本考虑的风险范围, 全面考虑危机时银行交易账户中债务抵押债券及其他二次证券化产品的损失。三是对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取额外资本。FSA最近提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设定资本附加费。三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2009年3月, 英国金融服务局公布《关于改革金融监管的建议》, 建议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 认为即使在经济繁荣期, 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至少应达到7%。四是保持逆周期资本缓冲。2004年我国银监会颁布《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作出规定, 但对非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尚无规范制度。2009年, 我国财政部颁布《金融控股公司财务管理若干规定》, 对中信、光大两个非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债务规模、期限结构、杠杆比率作出规定, 但未规定资本充足方面内容。

4.协调运用宏、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加强金融集团监管。

虽然本次危机过后, 各国都更加重视宏观审慎监管, 但对金融集团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应注重微观与宏观审慎工具的协调使用。将存贷比、不良贷款率、大额授信集中度指标与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覆盖率等工具进行综合运用, 完善压力测试制度。借鉴财政稳定指标、传染溢出模型、早期预警信号模型、压力测试模型、宏观金融风险为基础的资金流量模型、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有关金融稳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 开发综合的研究方法, 满足监管需要。

参考文献

[1]丁慧.并表监管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 (3) .

[2]何光辉, 杨咸月.花旗拆分反思“金融超市”模式[J].财经科学, 2009 (6) .

[3]吴淑君, 何小庆.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的监管体制及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 2009 (2) .

电子通讯要审慎的礼仪 篇5

2.别冒犯任何人，你听到一则粗鄙的笑话，即使当时赢得你莞尔一笑，别忙不迭地通过电子邮件和你所有的同业或同事分享。在业界尚有助理及秘书负责收件，你的电讯可能在无意中触犯了他人。

3.别以为大写格式打出所有的电子信息，网友之间谑称此为“号叫”，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常会惹恼读信人。

4.别忘了电子邮件已行之有年，举例来说，“先此致谢”是TIA，“顺便一提”是BTW。如果你是位生手，认不清通行的十几二十个缩写，别居然控诉那些使用它们的人傲慢无礼。

隐性采访须审慎使用 篇6

【关键词】隐性采访 知情权 舆论监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新闻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舆论的引导者，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刻。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非常方式被广泛使用，在显示其独特魅力与优势的同时，也会对公民及法人正当权利造成侵犯，隐性采访的滥用还会带来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对隐性采访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与限制，所以隐性采访必须审慎使用。

一、隐性采访有其存在理由和产生的条件

新闻采访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采访就是公开采访，记者找到被采访对象之后，出示证件或名片，公开记者身份，说明采访意图，谋求对方支持与合作。这种采访也称为亮相采访，是记者最常用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也称“微服私访”，是指由于特殊原因而不公开记者身份、不表明采访目的的采访活动。近几年来，隐性采访在我国新闻界得到了广泛应用，运用得好，会采访到显性采访得不到的较有价值的新闻。应当说，隐性采访是新闻采访的一种非常规做法，是正常采访即显性采访的必要补充。

1、隐性采访的存在理由

新闻报道具有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自由包含采访自由，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以及选择采访方式的权利。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方式的一种，记者有权使用。然而记者的采访权不仅仅是记者个体独有的权利，它也是公民知情权的延伸。公民的知情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或了解权。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知道一切与国家、社会、个人相关的情况和问题，也只有在“知”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行使其权利。新闻媒体要服务于人民，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就必须接近新闻源，了解事实真相，保证新闻的真实、客观，更好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批评、揭露。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必要手段之一，有其存在的客观理由。②

2、隐性采访的物质基础

先进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传媒的传播手段，引发了媒体传播的技术革命。先进科技为摄影、录音、录像提供了技术设备，为隐性采访提供了物质基础。暗拍、暗录的设备已经非常容易得到，这些设备的先进性使暗拍、暗录更为隐蔽不易被发现，从而使隐性采访更加容易实现。

3、隐性采访有其特殊性

隐性采访是特殊新闻舆论环境下的一种特殊行为，记者要揭露某种社会弊病或黑幕时，往往因为报道会触及某人或某部门的利益而受阻，只有进行隐性采访甚至混入其中，亲身体察，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客观真实地进行报道。

例如，为真实了解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派出记者乔装考生，找到中介，并交齐费用，在考试进程中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翔实的报道，揭露了其非法行径，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再比如，前几年注水肉曾一度扰乱肉类市场，许多市民深受其害。为了揭露注水肉的生产过程，《合肥晚报》的记者跟随肉贩混入屠宰场，亲眼目睹了不法商贩为猪肉注水的过程。报道后相关部门立即引起重视，及时对此类现象进行查处，从而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对一些不善于、不愿意与记者打交道，或不愿意谈自己情况的人，显性采访无法进行或效果不好，运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可以消除对方的紧张心理，获得较高质量的新闻材料。

对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进行检验性采访时，为防止对方“装饰打扮”，好上加“好”，采用隐性采访，可以得到更加真实有说服力的材料，而使用显性采访则很难达到同样效果。

另外，采访揭露性或批评性的报道，为了防止对方弄虚作假，把事情或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必要时也可使用隐性采访。③

二、隐性采访的优势与危机并存，须审慎使用

隐性采访在批评性、揭露性的报道中显现出独特优势和魅力。随着摄影、录音、录像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广泛运用，我国新闻媒体对隐性采访的使用日益广泛和频繁，尤其在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批评、揭露的报道中大量采用隐性采访。隐性采访可以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极具现场感和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力，对受众有较大的吸引力，便于有效传播。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罚要依法》节目中，记者运用显性采访和隐性采访两种方式，对山西潞城境内309国道交警乱罚款的现象进了报道，其中隐性采访获取的极具说服力的直接事实，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此可见，隐性采访有利于在批评、揭露性新闻报道中挖掘事实真相；有利于采访到意想不到的新闻材料；获得的材料更加具有说服力；在一些特殊场合可以保护记者安全，完成采访任务。

但是，广泛使用隐性采访也引发出相当多的问题。运用隐性采访进行批评性报道的同时，涉及隐性采访的新闻官司不断增多。公民及法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是公民正当、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隐性采访往往在被采访人未知的情况下进行，在未经或无法得到被采访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批评、揭露性报道容易引起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方面的争议，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

此外，滥用隐性采访的现象也日益严重。有些记者，包括一些媒体，没有把握好度，对一些事件看不顺眼就来个隐性采访，偷拍、偷录，使人们在感到不被尊重、受侵犯的同时，也对记者、媒体产生不信任和反感。有的记者、媒体不肯下功夫深入实际中去调查、采访，把隐性采访当作偷懒的好办法，随意偷拍、偷录，在使用显性采访完全可以达到采访目的的情况下，也使用隐性采访，丝毫不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破坏媒体形象，严重者甚至会造成违法乱纪，因此，隐性采访须审慎使用。

三、隐性采访要求完善新闻立法和媒体自律

隐性采访在实际运用中极易出现滥用、操作不当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就对我国法律及新闻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法律来制止滥用新闻自由，包括滥用偷拍、偷录等隐性采访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首先，应该对隐性采访作出较为准确定义，并对其进行法律规范。隐性采访在《新闻学大辞典》中的定义为“隐性采访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其中，隐瞒身份的采访属于典型的隐性采访，但隐瞒采访目的就很难界定为隐性采访。在隐性采访中，客观存在有意隐瞒，使有意隐瞒的性质难以界定，是属于为取得新闻事实真相而采取的善意隐瞒行为，还是因其他不良目的而进行的欺骗行为。这都需要有关部门及媒体对隐性采访的必要性作出判断，对其授权或限制，并承担可能由隐性采访带来的后果及责任。笔者认为，隐性采访是在显性采访不能达到采访目的情怳下，记者在相关部门和媒体法人的书面授权下，隐瞒记者身份而进行的采访。

其次，在保护采访者的权利同时，新闻媒体应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和正当权利，要严格限制隐性采访所获取的新闻材料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或对新闻材料进行必要的、谨慎的技术处理。隐性采访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在隐性采访中应充分重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合法权利。隐性采访在取得预期的新闻材料后，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能使用其姓名、肖像、声音、地址、单位名称以及涉及个人私生活等方面的材料，以避免侵犯其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当事人同意并应以书面形式授权记者可以在报道中使用。否则，在披露事件时就要进行技术和文字上的处理，如模糊被采访者的面部、用背影出镜、对声音进行处理、删去真实地址、姓名等，只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公正的真实报道。

第三，新闻工作要遵循新闻规律，加强媒体的自律行为，建立媒体内部严格详细的自律性政策及规定。在新闻事业日益发达的今天，新闻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方方面面的客观事物。在采访、报道中，记者的言行代表媒体形象，媒体应对新闻的采访报道有自己的一套尽可能详尽、明确的政策和操作规范。

我们对于隐性采访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隐性采访的存在是否合法、正当上而应充分肯定并接受其存在的客观必然，在充分了解、论证其在实际中的具体问题后，以立法、行业规范、媒体内部政策等方式尽可能对其加以详尽、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使之在有限范围内审慎使用，并明确其在实际操作中应遵守的若干技术要求。□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台）

责编：姚少宝

以审慎的眼光看待希望 篇7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份, C PI同比上涨1.0%, 涨幅比2008年12月下降0.2个百分点;反映国内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 (PM I) 也显示, 比去年12月上升4.1个百分点。而央行公布的信贷数据更显示, 2008年11月到2009年1月的3个月时间里, 商业银行新增贷款2.87万亿元, 相当于去年全年新增贷款的58.4%;1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 (M 2) 较上年同期增长18.79%, 当月新增贷款1.62万亿元, 创出历史天量。

这些数据似乎都很能说明, 从2008年9月以来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这为“中国经济已经止住去年四季度出现的“硬着陆”状态, 开始平稳, 甚至有了些许回暖迹象”的人士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如果认真分析以上各项数据的成因, 得出的结果并不能让市场感到完全乐观。

首先, C PI止滑主要应该归功于节日效应。1月份包含了元旦和春节两个节日, 这两个节日都是消费旺季, 对C PI的拉动作用比较大。以2008年为例:由于春节在2月, 当月消费物价月环比上涨2.6%, 春节过后的3月份却下降0.7%。其次, PPI去年11月是上涨2.0%, 12月下降1.1%, 今年1月降幅又扩大2.2个百分点, 下滑势头仍很明显。并且推动物价下行的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和非食品价格。总之, 仔细分析1月份的物价指标, 还看不出经济下滑势头明显减弱的趋势。

其次, 信贷激增带来的刺激效应同样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信贷虽然激增, 但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更清晰地浮出了水面。

在总量1.5万亿元的非金融公司贷款中, 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到了41.6%和34.9%。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央行将主要贷款投向了政府项目, 票据则被视为一种无风险信贷, 显示出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至今仍未明显缓解。

银行信贷中短期票据融资大幅增加, 是信贷虚假增加的另一个证明。1月份票据融资大幅增加6239亿元, 占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新增贷款的比重高达42%。

票据融资增加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银行间互相买卖, 以缓解某些银行资金缺失之需, 只能说明银行间流动性充斥, 而没有发放到企业、市场, 对提振宏观经济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种是企业为降低成本、掉头寸所需。票据融资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 市场化的贴现利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一般性贷款基准利率的降幅, 企业出于降低融资成本的考虑, 更多的使用票据融资替代短期贷款, 银行与企业借票据融资各取所需。

这反映出, 除政府投资以外的企业投资活动继续萎靡不振。更说明市场绝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渠道,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本性改善。可以很明确地说, 此轮信贷增加有注水成分, 而信贷增长不等于经济复苏, 信贷增长不等于大部分企业信用增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强心针, 信贷投资结构的调整是必要的日常药品。在目前情况下, 强心针应该继续按照一定周期注射, 而信贷投放结构的调整是重中之重, 随着一些经济数据逐步上行, 药品的作用应该在强心针之上。

此轮提振经济中最有新意、最积极的举措是, 通过家电下乡、医改、房改等方式, 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此轮提振经济举措中最令人沮丧的是, 大企业、大项目独得其利的情况没有丝毫扭转。

外债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 篇8

关键词：外债政策,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

一、外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 必要性

1、中外资企业在外债管理上的区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中资企业对外融资, 妨碍了中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我国对中外资企业举借外债实行分类管理, 外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条件比中资企业要宽松得多。外资企业在“投注差”范围内可举借外债, 而中资企业中长期外债须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短期外债额度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2、现行外债余额管理方式注重个体风险防范, 缺乏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传统的外债管理是微观审慎, 注重对个体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而缺乏对宏观环境、政策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比如大量资本流入是会使汇率升值和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增加等。随着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开, 仅依赖微观审慎管理已经不能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而宏观审慎管理重点关注机构面临的共同风险, 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

(二) 可行性

1、国际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国际金融管理改革的核心内容, 国际社会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努力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初步形成了可操作的政策框架, 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已形成的框架案例。

2、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为实行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方面与国际通行原则基本相符的资本市场, 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二、外债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点

(一) 中外资企业借用外债实施比例自律管理后可能会对国内外汇储备造成冲击

中外资企业借用外债实施比例自律管理, 充分实现了中外资企业外债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由此也带来了风险。首先, 目前境内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境外借款利率, 在一段时间内, 境内中外资企业有可能大量借入外债, 造成国内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其次, 当面临热钱流入过大时, 我国可通过调减指标比例来降低中外资企业借债规模, 但是企业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偿还债务或者由于主观原因不愿意及时偿还, 实施宏观审慎工具效果减弱。

(二) 造成币种和期限匹配风险增加

1、币种匹配风险增加。一方面, 我国经济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 但是资金短缺, 特别是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资金短缺, 导致企业借用外币外债占总外债的比重较大。另一方面, 由于金融市场的欠发展, 缺乏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金融工具, 导致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2、期限匹配风险增加。现行外债管理规定, 外债资金的运用期限应与外债的还款期限匹配。短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 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用途;中长期外债可用于短期流动资金和中长期用途。而企业外债可以提前偿还和延期偿还的特性, 有可能造成当汇率合适时, 资金大量流出, 使所借的外债脱离了原本的实际用途, 而成为了汇率套利的手段。

三、取消现行余额管理后实施比例自律管理的具体操作步骤和建议

(一) 强化分类指导, 着力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实行比例自律管理模式, 并针对主体的特点对指标比率进行微调。首先, 将指标比率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其次, 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 执行比同类主体高的指标比例的优惠政策, 最后, 推出差别指标比例动态调整措施, 继续拓宽指标比例的运用范围。

(二) 加强部门配合, 增强宏观审慎管理之“力”

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既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政策, 也不同于对单个机构的金融监管政策, 而是包括逆周期调节在内的相关调控政策和监管措施的有机组合, 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现统筹协调, 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 促进外汇政策和监管政策措施的协调, 稳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四、实现中外资企业外债的一致和统一

(一) 中资企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有条件从国外直接获得融资支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 很多中资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 与境外客户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在国外市场中拥有较好的信誉, 有能力从国外获得融资支持。

(二) 加强金融部门配合, 统一外债管理

简化中资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的流程, 中资企业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借债资格, 获取资格后, 可在指标比例范围内借用中长期外债。企业所借中长期外债的发生额和短期外债的余额不得超过指标比例范围。

(三) 建议对中外资企业实行差别比例自律管理

将中外资企业所能借外债的总额度与注册资本等指标挂钩。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偿债对企业进行分类, 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执行比同类企业低的指标比例, 并且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对比例实行动态调整。

五、加强外债的币种和期限匹配风险控制

(一) 加强外债的币种匹配风险控制

1、完善汇率制度, 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建立一套完善的汇率制度,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来有效应对外债可能产生的汇率风险。另外, 对所借外债进行宏观管理, 以多种币种形式持有外汇借款, 降低汇率风险。

2、完善我国金融市场, 建立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金融工具。有效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增加外债币种匹配的风险对冲能力和套期保值能力, 能有效避免短期热钱流入带来的风险。

(二) 加强外债的期限匹配风险控制

中小汽车租赁审慎迎奥 篇9

奥运期间巨大的汽车租赁商机令许多人垂涎, 然而, 如何参与奥运, 如何把握商机, 行业有别, 中小企业有别, 商机面前尚需冷静思考, 审慎出击。

北京祥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共有200多辆租赁车, 属于中小规模的汽车租赁企业。对于很多人预计的汽车租赁市场将在奥运期间迎来大繁荣, 短期收益高涨的看法, 经理吴亦军并不完全认同。

“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存在很大机遇, 但机遇仅仅是相对于大公司而言, 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公司来说, 没有承担奥运组织计划任务, 主要还是对现有客户的服务, 更多的还是看中提升服务和行业管理水平的契机。”

据了解, 北京祥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70%的车都是长租车, 散租车非常少。公司50%的车辆是给客户定向购置的, 20%至少与客户签订租期为一个月以上的合同。高档车一般都是为大客户购置的, 剩余的车辆档次都不太高, 不适合奥运会官方组织及外方新闻媒体的租赁需求。

谈及为什么不抓住机遇, 多添置几辆高档新车的时候, 吴亦军直言, “虽然眼前市场很繁荣, 我们公司也接到不少国外媒体商谈租车的电话, 外籍机构租车给的租价也确实很高, 但从长远来看, 中小公司还是不太适合购置大量高档车来获取短期收益。”

吴亦军认为, 外籍机构用车时间比较短, 中小汽车租赁公司一旦买了高档车在奥运期间出租, 两个月的奥运繁荣期过了之后, 如果找不到定向大客户租用这些车, 新购置的高档车就有可能闲置。

“这些车也不适宜散租, 散租对车辆的安全无法保障, 损坏也非常大。如果在二手市场出售, 折价30%, 10万元买的车, 上了牌子, 卖到市场才七八万元。假如两个月的租车收入抵不上卖车的钱, 收回成本都非常困难!”所以, 吴亦军认为, 中小租赁公司添置大量高档车抢夺奥运商机的做法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在他看来, 只有规模较大的汽车租赁公司才有实力考虑购置大量新车抓住商机, 因为奥运之后, 大公司新购置的高档车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转移风险, 比如购置前就找到大客户, 签订奥运结束后新车的租赁或出售合同, 或会后将奥运用车转到国宾车队、专业的会议接待车队等。

鉴于此, 吴亦军坦言, 奥运期间, 北京祥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更看重对于长租客户的服务, 以便能够长久维系。同时, 借此机会做好汽车租赁业务的安保工作, 降低风险。

即便如此, 北京祥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迎奥运的热情并没有减少, 各项工作还在积极推进。据了解, 为了迎接奥运, 公司不仅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以提高员工素质, 同时也针对奥运这样的机遇明确了发展方向。

吴亦军介绍说, 公司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是:车辆高端化, 客户长租化。在服务方面力求有序、高效、优质, 争取做到救援到位, 保险理赔及时。针对奥运期间的服务, 平安排在第一位。

“为了确保奥运期间汽车租赁的平安, 我们要和租车单位签订奥运期间的安全服务协议。同时, 因为租赁行业的经营风险比较大, 公安部门对奥运期间的汽车租赁业务也非常重视, 有了比较完善的预案, 我们也是积极配合, 严格执行。”吴亦军介绍道。

为了平安奥运, 他们的原则是, 宁可损失经济收入也要保证奥运平安。对此, 北京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的翟林君还给记者讲述了前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一个真实例子。

前不久, 有个外籍人到祥龙汽车租赁公司租车, 工作人员通过信息核实, 发现他的护照已经过期, 属于非法滞留人员, 当时他要付给这笔业务3万多元, 但公司为了平安奥运, 严格租车程序, 回绝了那笔业务。

当前,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成立了一个租赁支队, 在租赁安保方面, 他们为租赁公司把关, 但有明确要求, 租车人和承租人的情况需要在支队备案。

“从今年4月份开始的, 我们与客户签订合同前就将客户的身份报给租赁支队, 支队帮我们审查, 承租人过去有没有案底?在交通、治安方面有没有记录?然后提示我们, 我们据此来决定要不要签这笔生意。”吴亦军非常认可与公安部门联手甄别客户的方式。

而在公安部门介入之前, 企业的手段比较单一, 为了降低风险, 往往采取送车上门的方式考察客户情况, 通过客户的家庭环境和言谈举止来考察, 但这样仍然避免不了风险。

积极地、审慎地探索和创造 篇10

作为一个储蓄大国, 中国每年的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以上, 那就是说有大约20万亿元, 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也有3万多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一。但是资金的闲置、浪费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还很突出, 很多企业得不到资金。从总量看, 储蓄率非常高, 但资本配置的效率不够高。从结构看, 大量的资本没有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 存在严重的浪费。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全社会的资金配置, 不仅不能说是最优, 恐怕也不能说是次优,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责任了。

第一, “两多两难”是我们民族面临的一个挑战

“两会”结束后我去浙江调研。浙江的同志说, 他们现在最难办的问题就是“两多两难”, 即中小企业多, 融资难;民间资本多, 投资难。金融市场上, 需求足够多, 供应也足够多, 但成交不够多。这个问题, 不仅是浙江一个省的问题, 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金融的问题, 也是一个国民经济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问题, 无疑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 我们有极高的储蓄率, 按现行统计达到50%左右。2011年底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余额达到34.4万亿元, 全部银行存款80多万亿元。这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钱。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 北京市修了两公里的地铁, 由于那个项目没有经国家计委批准, 所以被全国通报。现在北京地铁同时开工100多公里, 去年有13条线路在建, 欧洲人、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是最多的, 我们的资本输出在给全世界做贡献。

而另一方面, 市场体系发育不平衡, 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存在一些扭曲, 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资本市场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全社会资本的闲置、浪费和风险集聚。当前, 国内有的领域资金十分紧缺, 比如, 中小企业、“三农”、教育、医疗、文化及其他民生服务领域, 但有些领域却投资过多, 产能过剩, 例如许多制造业、重化工业、矿业, 在一些地方还包括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至于直接由政府主导的投资, 与市场没多少关系, 但闲置和浪费更为严重。例如, 一些城市兴建了很多体育场馆, 每个场馆耗资十几亿、几十亿, 但短暂使用之后, 许多都长期搁置在那里, 这种情况发达国家都极为少见,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不该如此。

此外, 还有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还按农民对待, 城乡要素资源不能双向流动, 发展不均衡十分明显。北京周边几十公里外的农民年收入不到两千美元, 如果把河北省算进来, 那就形成一个环北京的贫困带, 人均收入才只有2000元人民币, 反差相当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就是资本的稀缺性问题。搞市场经济, 无论资本主义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按说资源是稀缺的——现代经济学所有的模型都是以资源稀缺来作为假定前提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资本似乎不再那么稀缺。不仅在相对意义上, 甚至在绝对意义上似乎也是这样。若按在建房屋的面积来计算, 去年中国的房屋建设规模大概是世界的一半, 全世界一半的工地在中国。

与此同时, 中国的资源浪费问题也很严重, 其中既有国有企业, 也有民营企业。许多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 包括光伏产业、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等在内, 重复建设的很多是民营企业。居民个人的浪费也很严重, 比如城市居民买了房子不出租, 不少进城的农民还在老家建新房, 都在那儿闲着, 实际等于空置。我们中国人很节俭, 很爱储蓄, 但是很多人没有贴现、折现、现金流的概念, 不知道这是占压了自己的资金, 客观上必然会有折旧和利息成本, 是损失了机会收益的。所以我说“两多两难”问题是我们整个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领域, 当然重要的是价格、金融、财政体制问题, 投融资体制则更为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但是在座的各位投资银行家义不容辞。

第二, 不能创新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最大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 有人认为要吸收借鉴美国、欧洲金融创新过度导致危机的教训, 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得出的结论是金融不要创新了。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符。无论是从全局上说, 还是具体到金融体系、金融企业, 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 不能创新。不要认为创新很容易, 胡搞乱来不叫创新, 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

从一个角度看,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的要素首先是资本, 发展中国家都不缺劳动力, 土地资源等也可以在国际之间调剂, 缺少的是资本。所以资本的多寡, 曾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发展问题。但在当代的发展实践中, 这理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在上世纪30年代, 欧美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优劣的辩论。对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有许多道理可以支撑和印证。最有力的学说是由奥斯卡·兰格提出来的, 他说, 中央计划局可以模仿市场的价格信号, 使全社会的生产非常高效, 同时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批驳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 也拿出了许多过硬的论据, 例如消费需求的无限多样性, 强迫命令难以持续, 平均主义分配会导致激励机制的丧失。更重要的是,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 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 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 对市场经济捍卫最有力的, 是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造”理论。他认为,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技术、新组合、新模式, 西方经济确实有危机和周期性, 这恰恰是经济有活力和有动力的表现, 是其生命力的源泉, 因此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经过这么多年, 计划经济的试验在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后, 最终被证明难以持续下去。市场经济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形态, 实践证明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必须结合起来。然而, 一个基本的元素大家都赞同, 就是创新。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认为, 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经验、想法和创意, 与过去西方经济学中各种增长理论很不一样, 那些理论都认为物质、劳动和资本最重要。

总之,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创新推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美国最典型, 从最高层次上, 占据了全球竞争的优势, 占据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我们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全世界第一, 钢铁、汽车等制造能力都已远远超过美国,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 高增长后会出现停滞, 或者没有高速度的时候就很快出现停滞, 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 在产业链低端从事生产, 没有多少自己的创新和创造, 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 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永久持续。这正是实体经济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原因。2006年1月, 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是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这个目标, 要靠体制机制, 要靠人才, 要靠许多条件, 这是很不容易的。迄今为止, 我们还有很多不足, 经济中追求数量的倾向, 科研中依靠政府的倾向, 教育中追求分数的倾向还非常普遍。因此, 我们说, 不能创新是发展的最大危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这样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 监管能力也不足。强调审批的环节太多, 市场准入门槛很高, 一旦进入市场后, 对行为、过程的监管就缺失了。进入成本很高, 违法违规的成本很低, 这样的市场无法做到高效。为什么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最大的威胁是创新不足呢?分析一下金融体系中种种奇怪现象也就清楚了。例如, 上市企业不能破产, 市场化并购太少, 公司信用类债券几乎没有违约, 这都是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债券违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 就像破产和倒闭一样, 我们这里也没有, 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 很奇怪。但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既没有化解, 也没有消失, 既没有分散, 也没有转移。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金融体系的风险在日益积聚。所以, 和经济体系一样, 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三, 金融创新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业界一致的看法, 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在日益深化, 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层出不穷的需求, 要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二是财富管理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个人储蓄要保值增值, 社保资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也面临投资运营的问题。过去10年, 地方管理的养老基金平均回报率扣除通胀后是负的0.9%。目前, 全国企业存款20多万亿、机构存款20多万亿、个人存款30多万亿, 其中很大比例需要通过财富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三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 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 成为企业和家庭极为现实和普遍的需求。

四是社会各界对推进新一轮证券行业的改革具有较高期望。当前, 我国几乎所有行业都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改革, 社会普遍呼唤再次去行政化, 对于金融行业尤甚。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从没有停止过。上半年, 我们按照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 在新股发行、分红、退市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媒体非常关注, 但是有的报刊文章, 把这些叫做所谓的“新政”, 这不正确, 其实这是证监会一直在做的工作。

五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国际化, 使得金融创新具有更好的条件。中国企业和居民个人以各种形式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 如沃尔沃被吉利并购, IBM个人电脑被联想并购, 中国人在很多发达国家作为外来居民买房的数量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世界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需求, 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创新也是必然的, 否则无法适应需要。例如, 我们的证券公司还没有一家能够为海外并购做财务顾问, 更多的优势还是在国内,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走出去”。

六是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 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体系不断健全, 结构日益优化, 监管的有效性切实增强。目前, 中国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三, 债券市场规模世界排名也是第四第五, 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需要加快创新的阶段了。例如, 股票市场因盲目投资和炒作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炒”的恶劣后果也已尽人皆知,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开始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

中国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 问题还很多, 投资回报率较低, 投资费用成本过高。但也要看到, 短短10年间, 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从几万亿扩展到20多万亿元, 市盈率从平均的50-60倍变成目前的13、14倍,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市场结构的改善, 为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基础。再比如, 债券的重要性在行业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债券的规模应当比股票大, 金融市场价格体系、估值体系、风险控制体系要建立在债券市场上。国外经验表明, 对于投行业务来讲, 将来成长潜力最大、收入最多的可能就是固定收益产品。除公开发行的股票、基金、债券外, 今后私募、场外交易、柜台交易等理财、债券和股本类创新产品的规模也将快速增长, 证券中介服务的增长潜力必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第四, 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实体经济的需要

一定要牢记, 实体经济的需要是金融创新的源泉, 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亚洲金融危机, 特别是爆发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 给全球金融行业带来极大震撼, 同时也在深刻地警示我们, 只有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才能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证券行业的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着眼长远, 着眼全局, 注重投资的联动效应, 做好市场渗透, 才能赢得客户。美国的投资银行, 经常能找到有潜力的小公司, 这种小公司有的就办在居民楼的地下室或车库里, 给予及时的数量恰当的资金支持。中国资本市场就缺乏这样的筛选机制和服务能力。作为证券行业, 应该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企业, 还可以通过市场并购等途径促进其加快发展。明显的例证是, 我们对于发展现代农业, 抓好食品安全的需求很迫切。比如奶制品行业, 若没有现代化企业成长起来, 面对诸如千家万户养奶牛的无序局面, 挤奶、送奶这样的复杂环节, 如何控制风险, 又如何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 是个很大难题, 而这与金融服务不足又有很大的关系。

投资银行里的人都号称是最聪明的人,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能够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比较重视“新三板”, 重视中小企业私募债, 重视各种投资基金, 农产品期货, 这对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好处。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入实际, 到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进行沟通和联系, 期货交易所也做得很好, 正在研发许多新的产品, 拜访了很多客户,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直接的金融服务以外, 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品和工具同样重要。要积极探索利率互换、外汇远期、国债期货、商品期权等金融工具, 切实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风险危害, 为实体经济提供间接服务。

第五, 创新特别需要理解和包容

像柯达公司这样的世界知名公司、百年老店, 即使倒闭了, 也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柯达不仅把胶片做到极致, 而且正是它发明了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数码相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都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这不是柯达公司一家的问题。我们现阶段的金融创新, 有相当多的“拿来主义”, 很多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原创。可以充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 这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也有其危险性, 就是容易简单照搬、食洋不化。创新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懂得宽容, 但还是要努力避免犯那种可以避免的错误。

首先, 要避免重复我们自己的错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读一读新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 朱总理在这套书里, 不少文章和讲稿都提到我国金融领域中, 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乱拆借、乱贷款、乱集资”问题, 以及证券期货行业挪用客户保证金问题。这些错误警示我们, 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上。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第二要避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国证券公司的杠杆率普遍很低, 欧美投资银行是我们的10倍, 我们的杠杆率可以提高。但我们可能需要谨慎对待直投业务, 我们的直接投资业务平均占4%, 美国高盛、摩根占1%, 我们还是比较高。

推进证券业创新需要把握的原则是: (1) 严格区分公募和私募, 逐步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如果区分得当, 一多半的风险可以避免。 (2) 永远不做自己不懂的产品。要将场外交易和柜台交易纳入登记、备案制度, 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3) 不取不义之财。一定要牢固树立诚信观念, 继承优秀的中国金融文化传统, 特别是对客户, 一定要有充分的风险提示机制, 不欺骗客户、蒙蔽客户, 这是好的投资银行和差的投资银行的根本区别。 (4) 风险敞口始终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5) 时刻做好经营状况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准备, 要有逆周期的拨备。

第六, 证券公司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首先是行业的责任。中国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直接金融领域, 间接金融领域也有, 但不那么多。也就是说, 创新主要集中在证券行业、基金行业、期货行业等方面。当然, 我理解的证券行业是一个开放的行业, 不能局限为就是109家证券公司26万人。金融行业的相互交叉是必然的, 关键是要分业监管、行为监管、公平竞争。

证券业要发展必须开放。要坚持自主渐进、互利共赢、风险可控。自主, 不是搞自我封闭、自我保护, 而是有利于我们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 这是正确的, 也是必然的, 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外国人来中国办厂设机构, 要求我们开放市场, 根据对等原则, 我们也可以到对方市场设机构。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技术和资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们开放了市场又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的知识和技术要靠间接的学习和利用, 所以以我为主, 就是从金融业、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紧迫的需要出发, 从我们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阶段出发。

我相信, 只要具备开放的心态, 证券业也好, 投资银行也好, 发展成熟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我在商业银行工作时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 有几百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 但市场份额到现在也只有2%左右, 这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外资银行网点不如我们多, 对当地的文化不了解, 怎么能竞争过中国的银行呢?如果中国的银行也使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同样的网络、同样的IT、同样的ATM机, 肯定比外资银行好, 没有什么做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上市过程中, 外资银行参股最高的达到将近20%, 有人说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的提款机了, 如今赚钱了要撤了。外资确实赚了钱, 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技术水平进步了, 经验方面提高了, 人才培养了, 最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迅速接近了发达国家银行。

其次是市场责任。你们是市场的组织者、主要参与者, 市场是否有秩序, 是否公开、公正、公平, 投资者权益是否得到足够保护, 证监会有责任, 你们在座各位都有责任。比如说发行、退市、分红制度的实施, 上市公司的治理, 都得靠你们去监督, 去教育, 去培训。

证券公司上市我们都赞成。但为什么有的公司发行市盈率达到40、50倍?如果市场认可、投资者认可, 定80倍也没问题, 但投行保荐人必须要说出道理来。对企业的定价绝不能建立在搞关系、讲人情、相互交易、送礼等不公平做法上。要建立诚信档案, 严格按照法律追究, 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则可以建议推动修法。总之, 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 遇到一单处理一单。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投资银行家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最后还有社会责任。证券公司也好, 证券行业也好, 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牢固树立诚实守信、依法合规、关心国家、热爱人民、扶贫济困、绿色环保的理念。

审慎对待中國市场 篇11

东方面孔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性的葡萄酒展会上，已经成了近几年的趋势!2011年6月在法國波尔多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葡萄酒行业展会——Vinexpo上，亚洲参观者人数上升，而中國则成为除了举办國法國之外，参展人数最多的國家。对此，Vinexpo执行总裁罗伯特?贝纳特说：“每3个参观者中就有1人来自亚洲，这一比例大大超过预期。从1998开始，Vinexpo首次在香港举办，到目前已经举办了4届。从目前看来，这一做法非常成功，参加波尔多酒展的人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把更多的亚洲客商吸引过来。”

同样，Vinexpo每年都会资助國际葡萄酒与烈酒调查机构IWSR(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 Research)进行多项调查，其中发现中國的葡萄酒消费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从2005年至2009年，中國葡萄酒消费量增长了392％。从2010至2014年，还将再度增长56％。其中，香港的葡萄酒人均消费量超过亚洲所有其它地区，被称作“亚洲最成熟的葡萄酒市场”。

一年一度的Vinexpo每逢单数年份于波尔多举行，双数年份在亚太区举行，根据Vinexpo最新一份有关國际葡萄酒及烈酒市场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于2005至2009年期间，中國葡萄酒消费量增长了392％。从2010至2014年，还将在这个比例上再度增长56％。

对于葡萄酒市场乐观的预期，加上消费者对进口酒的消费热情非常高，使得中國企业近年来大肆并购海外葡萄酒庄。对此，Vinexpo执行总裁罗伯特?贝纳特说：“中國人的葡萄酒发展正在重复美國的历史，如果你知道罗伯特?蒙大维酒庄(Robert Mondav)和嘉露酒庄(ErnestGallo)与美國葡萄酒市场的历史故事，我确信中國市场也将重复这个路径，他们生产的更多，他们饮用更好的酒，他们将会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就像是‘中粮集团的长城’，他们就会进口更多，也会加大收购知名酒庄，引入更多昂贵、享有盛誉的葡萄酒只是开始，最终将会和美國一样，他们将进口各种价格的葡萄酒。”

中國市场迅猛发展，不过贝纳特对此仍抱有审慎的态度，他说：“法國葡萄酒生产者不要过度被中國市场诱惑住。如果你有10美元用于投资，将8美元放在美國，2美元放在中國，而不能颠倒过来。据统计，美國人均消费葡萄酒为12升，英國为27升，而中國只有1升。我预计美國在下一个十年依旧能保持世界上第一大葡萄酒消费市场的地位。”

审慎发展 篇12

一、IM F压力测试的目标和类型

压力测试是一种用来测量一个投资组合、一个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对某件一旦发生即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小概率事件的敏感程度的前瞻性技术。采用的方法一般有情景分析、敏感性分析等, 假设某种极端但合理的风险发生, 然后对其后果进行粗略估计。在过去的15年, 各国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压力测试这一技术来从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识别金融部门的漏洞和初期风险。压力测试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以及风险管理三种。

IM F开展的压力测试通常是出于宏观审慎目的, 即评估整个金融系统在中期内应对冲击的弹性, 发现可能导致宏观经济环境迅速恶化的漏洞, 识别出可能会对整体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潜在因素。在这种背景下, 尤其是在FSA P中, IM F的压力测试 (包括偿付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倾向于将一些非常严重的压力情景合并在一起来评估金融系统承受尾端风险的能力。

金融危机使得压力测试有了新的内涵, 即危机管理。相较于监管压力测试, 危机压力测试通常具有更短期的特点。出于危机管理目的, 美联储于2009年通过SC A P测试 (C C A R的前身) 对银行业进行了全系统的压力测试, 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 (C EB S) 于2009年和2010年、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EB A) 于2011年进行了区域性压力测试。各国监管部门开展的微观审慎压力测试与IM F压力测试有所不同。在常规监管过程之中, 监管部门可以定期对单家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其在不利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稳定性。压力测试的对象也不局限于系统重要性机构, 并且如果某个机构没有通过测试, 监管部门通常会采取某种形式的管理措施。

此外, 金融机构也会出于风险管理目的定期开展内部压力测试, 以评估其在紧张条件下满足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能力。IM F有时会依靠银行的内部压力测试基础框架来进行“自下而上”的FSA P压力测试。

二、银行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框架

IM F银行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设计目的是预测银行部门在短期或中期宏观金融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在预先设定好的基准情景中的表现。测试目的是评估银行体系在不利宏观经济状况下的整体稳定性, 确定银行部门的漏洞及其吸收冲击的能力。

自从FSA P开展以来, IM F已经对大约140个国家进行了评估。近几年, 这些国家几乎全部进行了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因此FSA P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框架必须适用于不同的金融体系, 即需要支持不同的假设并保证模型的适当性、一致性和灵活性。

(一) 压力测试的范围

1. 在FSAP中, 银行偿付风险压力测试通常采用“自上而下”方法, 但有时也会与“自下而上”方法相结合。

自上而下测试可以由IM F、国家当局或二者共同进行。在操作中, 或使用单个银行的数据测试然后再进行汇总分析, 或对一组银行进行测试以分析预先设定冲击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在自下而上法中, 金融机构使用自己的内部风险模型和数据来进行压力测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出于交叉检验的目的二者是互为补充的。二者结果的差异性可能是由于模型设计、测试范围 (包括使用的基础数据类型) 、行为假设或模型敏感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2. 压力测试的覆盖范围会直接影响到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在数据可用性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出于宏观审慎目的, 银行部门压力测试应当包括所有银行机构。如果资源限制决定了只能对银行进行小规模抽样, 尤其是在进行自下而上压力测试时, 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系统重要性机构上。

3. 数据的类型、数量及质量直接决定了能否进行测试、能够覆盖哪些风险, 以及可以应用哪些模型。

迄今为止大约一半的FSA P采用了合并的银行集团数据来进行压力测试, 其余则利用未合并的金融机构数据。使用前瞻性市场数据和能够反映时间点风险的变量来补充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做法。市场数据可以明确表明对于市场来说现有的账面价值代表什么, 从而增加了分析的价值, 也可以用来作为内部评级的基准。

(二) 压力测试情景设计

1. 风险期间的选择。

风险期间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测试结论能否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对于宏观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来说, 通常选择较长的风险期水平, 原因: (1) 一些重大宏观金融危机事件造成的影响通常会持续数年, 尤其是在信用风险案例中; (2) 监管改革通常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实现。虽然时间的延长也会增加不确定性, 但压力测试的目的不是预测, 而是准确地捕捉冲击可能引起的所有中期影响。主要国家的FSA P在设计宏观情景时通常都会采用5年的风险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体系还不太成熟, 通常将风险期水平设定为1~3年。

2. 压力情景。

FSA P通常将IM 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作为基准情景, 并基于历史模拟、假设场景或专家判断来设计压力情景。压力情景可以直接反映风险参数在压力条件下的假设状态对于偿付状况的影响, 也可以将不利的宏观经济情景转换为压力参数。情景设计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对于一个金融体系来说, 应根据其宏观经济环境和影响金融稳定的主要风险来设计合适且可信的尾端冲击情景。

3. 风险因素。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FSA P偿付压力测试的风险重点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尽管这两类风险目前依然是FSA P偿付测试的重点, 但是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FSA P试图覆盖金融系统的所有风险, 因此其他类型的风险因素也被纳入压力测试, 包括: (1) 主权债务风险和其他之前属于低违约风险的资产; (2) 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目前, FSA P压力测试试图将可供出售投资组合和持有到期投资组合都纳入考虑; (3) 融资成本。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上升的融资成本对于银行偿付能力的影响。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将融资成本纳入FSA P压力测试 (如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 , 但这种做法还未得到普遍实施; (4) 表外业务项目。将能够引起或有负债上升的表外业务 (例如担保、委托、衍生品) 纳入压力测试有助于准确捕捉到极端压力对所有相关风险的影响; (5) 跨国风险。金融危机之前的信用风险压力测试较少关注银行的海外风险 (通过分支机2构0) 1, 4金融年危第机1之1后期, 一中些旬国家刊的FSA P压力测试开始覆盖溢出时风险代。 (总4.第管控57因0素期。F) SA P中采用的行为变量主要包括:资产T负i债m表e增s长、信贷增长、股利支付、战略变化和资产处置。尽管统一的假设会影响压力测试的灵活性和真实性, 但能够确保测试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三) 资本标准

1. 资本定义。

在压力测试中, 资本标准是确定银行偿付能力的关键。资本评估的关键元素包括资本的定义和资本充足性的计算。FSA P中采用的资本定义通常由各国 (地区) 监管条例规定。

2. 风险加权资产的设定。

FSA P压力测试通常假设银行的资产结构在压力测试期间保持不变, 例如银行不会用证券替代到期贷款 (二者具有不同的风险权重) 。各国对风险加权资产 (R W A) 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四类: (1) R W A保持不变; (2) R W A权重保持不变, 但是R W A总量随着信贷增长或信贷损失而调整; (3) R W A权重随着风险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由资产规模增长引起的风险变化除外; (4) 操作风险权重资产和市场风险权重资产通常被假设为不变或随着信用风险权重资产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变化。

(四) 方法

确定了压力测试框架的主要元素之后, 还需要使用一个或多个定量压力测试方法来估计银行在预期财务压力之下的资本充足性。一个全面的FSA P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应当包括三项内容:资产负债表模块、利用市场信息的投资组合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析。资产负债表方法较易得到精细数据, 可以覆盖大部分问题, 是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核心。投资组合模型有利于尾端风险的计算, 并使得市场数据具有可用性。在金融体系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溢出效应分析由于可以捕捉到传染风险及回馈效应, 也已经成为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数据限制, 溢出效应分析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1. 压力测试模型。

一个合适的模型应当能够基于可用数据, 准确地捕捉系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较简单的金融系统不需要太过复杂的压力测试模型, 较复杂的金融系统则相应地需要使用更先进的压力测试方法来捕捉风险。一般来说, 越复杂的模型越容易对不确定性进行估计, 如果试图从压力测试中得出政策性结论的话, 就必须将不确定性估计纳入考虑。如果FSA P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模型, 那么还需要对结论进行交叉检验和差异协调。

目前, IM F压力测试使用的模型可以被分为三类, 尽管这三类方法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有所重叠, 但是三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 (1) 会计性方法 (资产负债表法) 。会计性方法最简单, 目前所有主要国家的FSA P中都应用了会计性方法; (2) 市场价格模型。市场价格模型是以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技术为基础的, 并且通常可以从不同风险因素的依赖关系中得到大致的“系统性风险度量”。使用市场价格模型时需要考虑多家机构同时违约的可能性以及压力测试结果对于风险因素历史波动的敏感性。采用市场价格模型的压力测试结果有可能因为涉及估值方法而增加处理难度。测试结果通常无法直接显示其与主要监管指标的联系, 并且由于数据限制, 有些市场工具的价格 (例如股票价格以及C D S价差) 也较难获取, 因此目前在FSA P中只是将这种方法作为会计法的一个补充。

2. 宏观金融模型。

相对于前两种模型来说, 宏观金融模型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维度。这类模型被用来检验由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会计模型和市场价格模型可以通过估计额外的宏观金融联系模型来实现宏观金融压力测试。

(五) 交流

1.结果的呈现。

测试结果应当以一种容易理解N的O方.式1被1, 呈2现01出4Fi来n, a即n要ce强调相关风险和漏洞。F (SAC P u压m力u测la试ti的v结et论y N主O要.有5两70种) 用途:一是通过估计尾端风险的影响, 为FSA P的稳定性风险评估提供量化支持。二是与国家当局就风险缓解策略和危机防范进行政策讨论。

2. 公布。

FSA P压力测试结论的公布方式也是测试框架的一个重要元素, 公布结论可以对测试结果进行判断, 即使所有银行全部通过压力测试不意味着银行部门不存在漏洞。压力测试结果的披露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 应当确保压力测试结果中披露的信息既不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 也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三、结论与启示

从金融危机前FSA P压力测试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 压力测试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进行压力测试的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业务模式和经营活动。其次, 在数据获取及数据质量方面不可避免会受到限制, 压力情景的设计也要受制于谈判协商。此外, 政治敏感性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IM F试图通过对压力情景进行标准化设计、覆盖更广范围和更多风险等一系列措施来克服这些弱点。

金融危机的事后分析表明, 由监管部门、IM F和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压力测试并不总是能够识别出正确的风险, 因而也无法对冲击下的潜在漏洞作出有效的预警。在某些案例中, 压力测试的模拟冲击和相应的影响设定并不足够严重,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测试参与者并不情愿承认某些极端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压力测试的失败还可能归咎于压力测试本身, 比如技术不足以应对复杂的金融工具或二次效应。另外, 数据不足或情景设计缺陷, 比如对某种风险因素的忽视、对风险溢出缺乏足够的重视等, 都会导致压力测试缺乏稳健性。

FSA P的相关实践对我国宏观压力测试具有启发意义,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和改进:

一是宏观压力测试应更多地考虑结构性因素。当前区域金融体系的层级结构和风险分布较为复杂, 作为压力测试目标资产组合的违约概率分布特征及其面对外部冲击变量的风险敏感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难以适用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标准模型。因此, 压力测试框架设计应体现层次性, 以更加准确地模拟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递关系。

二是重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和建设。未来测试过程中, 不应局限于仅选用与目标风险变量有直接关系的情景因素, 应提高宏观分析能力及模型搭建水平。许多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与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贷款违约率等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宏观变量的变动理论上能够预测违约率的趋势。因此, 应考虑建立并不断校准动态模型来反映这种关系。

三是加强数据收集和管理。数据缺失一方面造成不能很好的建模, 另一方面不能很好的利用已有的压力测试模型。应继续加强和完善金融稳定监测体系, 持续进行风险数据的收集整理, 尝试建立宏观压力测试数据库, 为进一步提升压力测试效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