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通用11篇）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篇1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及形成的工业文明背景,探讨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意义,指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具有革命意义.

作 者：柏永全  作者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究生部,辽宁,抚顺,113001 刊 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ZHOU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5(1) 分类号：B022.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工业文明   哲学意义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篇2

一、明代对武术的军事需求是武术发展的最大原动力

总体来说,明朝时期仍然属于冷兵器时代。而在冷兵器时代, 军队战斗力与士兵的个人武力高低密不可分,士兵们的武艺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小。纵观整个明代近三百年,始终面临着外敌或内部叛乱的军事威胁。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明代政府建国后始终重视强兵护国的理念,采取武举制与卫所制度,建立武学、 允许民间练武,以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

1.明代兴起的社会背景。明代兴起于元末。异族的不合理统治加上天灾人祸频发,导致元末农民起义军四处兴起。其中凤阳人朱元璋所领导的义军最终击败所有竞争者,并将蒙元统治者赶回大漠,建立了明朝。

2.明代朝廷所面对的主要敌对威胁。蒙元统治者虽然失败退回大漠,但是残余势力借助大漠地利,始终未能彻底灭亡,一直骚扰者明帝国边境,威胁明代北方的疆土安全。最极端时,甚至曾发生土木堡之变。明朝中期开始,倭寇问题困扰明朝东南沿海近百年,直到戚继光带领的武艺高强、战阵独特的戚家军出现,倭寇之患才得以平定。此外日本曾于明代万历年间大举入侵朝鲜,被明朝派遣援朝的军队击退。安南与云桂川黔等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不断,多次严重威胁明代西南边境安全。明代晚期高迎祥、李自成、 张献忠等人所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最终李自成军队攻进北京,并迫使明崇祯帝自缢。明代末期满洲女真人的崛起,并成为最终真正灭亡明朝的敌人。

综上所述,贯穿整个明代,朝廷几乎始终面临着内外敌人的军事威胁,从而形成了明代长期的军事需求,并在时代发展中成为武术兴盛的根本动力来源。

二、明代设立的武学与武举制度为武术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官方平台与制度保障

1.明代武学建立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武学并不是明代的发明, 甚至早在孔子时代就将骑马与射箭这两样武术列入了君子六艺。 但是武学是在明代得到了极高发展。根据史料《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一》记载:明代武学建立于建文帝年间。建文元年(1399)二月, “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负责武学管理诸事。武学中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理论学习教科书有《武经七书》、《百将传》等, 实践科目则以弓马骑射等武术相关课程为主。武学子弟主要来自军官家族,甚至自己便是年轻军官,在进武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一定的武术基础[1]4。

此外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五月,朝廷重新设立南北两京武学,“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者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乃令两京并建武学以训诲之”。又“命都司所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儒学”。武学还会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考核成绩低劣的要加以责罚。(根据《明史· 选举一》记载,成化年间“敕所司岁终考试入学生,十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廪还官,送营操练”。)

明代武学非常普遍。不仅南北两京有京师武学,在全国各地卫所也都建有地方武学。也有一些是在地方书院中遵循君子六艺文武当并举的古老理念,专门设立武术相关科目,进行武学教育, 比较出名的有嘉靖年间的肆武书院、辽武书院等。明末崇祯年间, 因后金侵略与农民军起义内忧外患,急缺军事人才,更是诏令全国各府、州、县皆设武学生员(相当于习文童生,比秀才功名低一级),由武学提学官统一考核选拔[2]7。

明代武学的兴盛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习武之风。武学的大批学生通过考核后,很多进入各个军队担任军官,促进了军队的武术训练水平提高,且通过各地军人将武术推广到民间。

2.明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武举制度起源于唐朝武则天时代,此后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程度或形式的沿用。明朝武术科举起步较晚,直到明朝中叶明英宗时期才开始实行。武举制度对于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影响。首先根据宋朝以来的传统,社会普遍重文轻武,武人地位低下,民众习武热情不高。而实行武举制度后,武人通过武术也能获得功名并得到晋升,从而使武人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武术作为一项专门科目至少在制度上做到了与文学平等,促进了武术的兴盛。社会普通民众或中下级军人的习武热情得到了鼓励与激发,并从中涌现出诸如俞大酋、戚继光这样武艺高强、善于领兵的国家栋梁。

三、明代卫所制度与民兵制度推动了军队与民间武术的交流发展

1.明代卫所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明朝政府在军队管理上一直采取卫所制,根据《明史·兵志》记载:“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其中军事重镇设卫,一般地方则设所。明代所有正规军队都编入卫所之中。按照编制,大约每120人编为1个百户所,指挥官称百户。每1120人(10个百户所)编为一个千户所,指挥官称千户。每5600人(5个千户所)则编成1卫,最高指挥官称为卫指挥。 在明代(尤其前期),朝廷十分重视卫所军队的武术与战斗素养, 基本上长年军事操练不断。军队卫所遍布全国,为军队制式武术与民间武术互相交流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2.明代民兵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受多方因素影响,卫所军队训练制度逐渐废弛,军队战斗力也严重下降,已经无法满足军事所需。在此背景下,训练有素的民兵在后来的东南抗倭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时,国家即已经实行民兵训练制度。据《明史·食货》记载,“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明代嘉靖中期之后,随着卫所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很多名将都申请改用募兵制,征用民兵武装力量为国效力,对抗倭寇或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例如东南沿海抗倭时,广西壮族土狼兵、浙江戚家军等民间招募的军队都曾大显身手。

尤其在倭寇入侵的战争中,东南地区深受其害,很多受害民众纷纷组织义勇民兵练武抗倭,配合正规军作战。民兵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包括沿海普通百姓、寺院僧兵、南方少数民族士兵等。因此在民兵组织武术训练之时,不同流派之间的民间武术借此得到了高度推广与发展,民间武术与军队武术之间也得到了良好交流与互补,对明代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推动。

四、明代宗教门派武术与日本、西南少数民族等地区的武术交流与发展

1.明代宗教门派武术的发展。少林与武当等名山大派自古以来即有练武强身的传统,并且都有本门独有的武艺技法,名声远扬,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传说。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武术爱好者往往都会不远千里,慕名前往拜师学艺,并将学到的武艺传播四方,从而推动了这些门派武术在民间的推广。尤其少林曾多次派遣僧兵协助明代朝廷在各地抗倭与平叛,使得少林武术名声得以传播与推广。后世普遍认为,明代是少林武术真正扬名天下的时期。

除了古老正统的、被官方认可的门派之外,明朝还出现了多个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例如著名的白莲教等。这些教派往往起源于佛道两家,借助佛道两家的知名度私下传播教徒,往往曲解经义,为官府所不容,称之为邪教。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教派由于教义与活动往往遭到官府排斥甚至镇压,一般来说都有聚众习武对抗官兵的传统。仅从武术流传与发展角度探讨,这些民间习武的教派对于民间武术的传播交流,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明代与西南少数民族、日本等地区的武术交流融汇。明代政府前期与日本官方有着正常外交往来。根据明朝与日本政府协议, 允许日本每十年朝贡一次,在朝贡时允许日本使者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来中国进行贸易。在日本出产的货物中,日本刀因做工精致、刀刃锋利等优点,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随着日本刀一起,日本各种流派的刀法也一起进入中国,与明代的武术产生了交流贯通与互相结合。中国的唐手通过琉球王国传入日本,经过日本武术界的吸收改良,形成后世著名的空手道武术。明代中期,日本破产商人、落魄武士浪人等无产者垂涎于大明财富,组成倭寇团伙抢劫中国东南边境。在明军与倭寇的战斗中,亦接触到日本武士浪人的武术。在抵抗倭寇的战争中,明政府征召了西南地区多支少数民族军队参与作战,例如壮族土狼兵、土家族兵、回族兵等。西南少数民族士兵的武术增强了明军武术的实战功效,也丰富了明朝军队武术的实战内容,并使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武术得以流传到中原地区[3]6。

五、明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是武术在民间发展的重要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史料记载,明代有2l本(篇)著名的武术研究著作流传后世,并且种类丰富,包含了7个类别:兵书类、武术专著类、文集类类书类、武术史类、兵械记类、杂记艺文类等。明代流传的武术著作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是中国武学的珍贵财富与文化遗产[4]23。明代武术文化的高度繁荣,除了受益于武术本身的发展完备之外,也依赖于明代经济文化的兴盛。随着资本主义手工业在明代萌芽与兴盛(尤其东南沿海地区),明代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民众有富余的精力与需求去了解武术,武术随之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除了军事需求之外,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也为民间镖局、街头表演性杂艺等武术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此外印刷出版业在明代亦十分繁盛,这也为武术著作的刊印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关彦莉.明代武术发展与明代社会[J].搏击,2005(4).

[2]包莉,陈青.明代武术体系对后世武术的影响[J].搏击.武术科学,2009(7).

[3]申国卿.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转型机制[J].中国体育科技,2011(6)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篇3

关键词：社会经济；民商法；变化；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商法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立法部门也在不断的进行民商立法和完善工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逐渐向以信息、科技和技术为代表的时代发展，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这对民商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商法只有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需求，才能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为人们更好的服务，保护人们的权益。故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价值的影响

1.1新时期要求对民商法的价值体系进行重构

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民商法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安全、公平、效益、自由和平等。在这五个方面中，自由式民商法价值体系的根基和基础。效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位，是民商法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价值之一。安全，由于信息时代的特殊性，其是新时期民商法的工具与基础性价值，应作为新时期民商法追求的重要目标。安全和效益是一对矛盾体，但在民商法中如何合理的平衡两者间的关系成为民商法立法的重要目标。在民商法中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是公平。

1.2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价值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商法追求的基础价值是如何平衡安全与效益间的关系。在传统的交易中，一般采取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故在传统的民商法中，安全适于一种派生的地位，因为其一般都不存在交易安全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方式，行事主体可通过网络从事民商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开放性的市场能提供给人们任何想要获取的信息，同时进行信息的传递，这就给主体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范畴与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2.1民商法的理性主义演变

民商法的确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国家的历史文化等有關，其对法律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法律的两种表现形式，前者主要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后者主要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其法律原则和规定主要是通过判例进行确定的。在进行案件审判时，审判者一般习惯于借鉴过去的司法经验。一定的民事习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流活动也随之增加，这就决定了一些交易规则的通用性，体现在法律上，也就是人们常常认为的法律适用的共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各大法系。

2.2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

与传统的民商法相比，现有的民商法扩大了对象，主要包括网络信息关系。网络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有利于交易者间信息的交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完善，信息的价值不断的提升并上升并具有现实意义的主体。信息在民商事活动中发挥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和挑战，民商法应将信息主体通过立法体现出来，促进了民商法的有效调整。

2.3传统民商权力体系范围的扩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民商法的权利体系范围也随之得到了明显的扩展。首先，域名的专用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域名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了商业竞争的有力筹码，因此，应注重域名的特点，规划和整合域名的专业权。其次，信息库的专用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信息库专用权的完善。最后，网络用户对信息数据的控制权。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作品和网络信息。在立法的过程中，应注意保护网络信息和作品。

2.4民商法的统一变化

民商法在立法中是以民商事关系为对象的。目前，经济的发展已不再受到地域性的限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这就使得民商事活动具有统一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特性。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民商法作出一定的调整，在立法、调整剂实施中更加注重国家的统一性变化。

3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原则变化

3.1民商法安全原则的一系列变化

在进行民商活动中，必须遵守安全原则，这样才能确保民商事活动安全有序的进行。民商法的安全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为顺应时代的潮流，民商事活动的开展将要安全作为实施的主要目的，要在民商活动中时时刻刻的体现安全，这样才能确保市场有条不紊的秩序，同时最大化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民商活动具有高效性和快捷性，在由于电子网络的存在，这也增加了民商事活动的虚拟度相对比较高，从而增加了民商活动的风险性，这就需要相关的部门制定有关的措施和法规等有效的维护民商活动的秩序，降低民商活动的风险。

3.3民商法效益原则的一系列变化

公平与效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但在民商法中如何合理的平衡两者间的关系，实现公平和效益的统筹兼顾成为民商法立法的重要目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民商法中，公平是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其经济效益也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和快速的发展。民商法只有经过不断的进行自我完善，在发展中不断的调整，才能顺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好的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3.2民商法平等原则的一系列变化

全球民商法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交易活动的中立平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体现民商法的其他原则。中立平等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在双方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保证双方条件的技术交易平台平等，这有效的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发展。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民商法的不完善，导致民商交易活动中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民商法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稳定。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民商法的平等原则主要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变化：首先，媒介平等；其次，技术平等；最后，实施平等。

4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民商法也在不断的完善中，民商法的完善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由于民商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为我国人们的生活提供基础的保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大洪，张艳丽，李斗争等.论高科技时代民商法的创新[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01）：68-70.

[2]聂隽，李晶晶，郭芳芳等.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新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11）：56-58..

[3]杨峰，张文娟，李雅丽等.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制度的影响与完善[J].社会科学家，2015，24（07）：23-25.

作者简介：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 篇4

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问题

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点、原则,并分析指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作 者：郭荣朝 Guo Rong chao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湖北,襄樊,441053刊 名：绥化师专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IHUA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121(1)分类号：F04关键词：持续发展 代际公平生态环境 永续利用

论发展两岸社会关系 篇5

--------兼论中国大陆民众在两岸交流中的政治言行

作者：肖永国

所谓“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更准确地说，“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彼此间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所以，“两岸社会关系”就是两岸民众在两岸关系存续、发展及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总称，包括两岸民众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

一、两岸社会关系的现状及问题

之所以强调“发展两岸社会关系”，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两岸自2008年开始恢复协商以来，台湾主张“独立”的政治势力不甘心丧失政权的失败，持续利用各种形式的媒体对台湾民众散播不真实的两岸信息，对中国大陆极尽污蔑、侮辱、丑化和嘲讽之能事。最典型的就是：李登辉与陈水扁近20年的执政，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祖国，中国反而更像是一个不相干的亚洲国家。尽管依据台湾的“宪法”，“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几乎全部的台湾媒体，包括“中时”、“联合”以及台湾官方的媒体都直接称呼中国大陆为“中国”。

至于支持“台独”的新闻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在台湾主张“台湾独立”的新闻媒体只要谈到中国大陆就必然秉持所谓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原则”。凡是呈现中国大陆面貌的具体的描绘都会是中国大陆产品就是“劣假产品”、“随时毒死人、害死人”；中国大陆民众在台湾的社会形象就是“偷渡客”或“假结婚”，来台的目的不是“打工抢饭碗”或就是来“做鸡的”；中国大陆对台官员一出口就是“脏话”、一动手就是“打压”。凡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新闻，绝对不说；凡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信息，一定大书特书。在新闻采编中，凡是“中国大陆”的前面，一定会加上诸如“恶霸”、“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权”、“残忍”、“封建”、“没知识”等诋毁性质的政治形容词。

诸如此类的政治评论或社会形象在台湾各媒体中广泛存在，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两岸社会之间制造一堵阻碍两岸社会交流、交往与融合的政治屏障。

中国大陆在推进两岸全方位沟通、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台湾执政当局刻意制造的两岸社会屏障。因为在制造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的社会屏障的社会群体中，不全然是目不识丁的个别台湾民众或极度狂热的“台独”分子，相反，更多的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头衔或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较大的政治影响。这些人也不是没有来过中国大陆，更不是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但是，他们之所以肆意歪曲和污蔑，就是为了延续两岸社会的隔绝、仇视或对立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越是在两岸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大陆越是要在发展两岸社会关系上精心筹划，做好长期发展和转化的工作。

二、设置两岸社会屏障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危害；

台湾岛内外“台独”政治势力在两岸之间制造的社会屏障对推进两岸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具有极大的政治危害。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主张两岸交流与交往的人进行政治污蔑。

“台独”政治势力诬蔑主张两岸交流与交往的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抹红”或“卖台”。即便是台湾最高政治领导人都对这种政治污蔑“退避三舍”，更不用说普通台湾政治人物会怎样应对了。此类事情层出不穷。这也是主张统一的台湾民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

台湾坚持统一的民众或政党，除了极少部分的台湾民众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两岸外，绝大多数坚持两岸统一台湾民众仍然认同“中华民国”。台湾坚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无论坚持何种统一的模式，但是至少都认同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都愿意参与未来“自由、民主、均富、统一的新中国”。这样的台湾民众在台湾被归纳成“统派”，在历次民调中“统派”大约有20-25%。其他75-80%基本上是希望两岸维持现状，或是渐渐在走向独立。

需要特别提醒中国大陆民众的是：台湾主张统一的“统派”，都可以大致统称为“民主统派”，因为他们相信“民主”是中国统一的大前提。或者说，未来统一的中国，“民主”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和社会机制。台湾的“民主统派”通常会对大陆民众发表的一些讥讽台湾民主的言论感到不快。事实上，大陆民众讥讽“台湾民主”的缺陷并不能增加台湾民众的统一认同，只会增加两岸的政治隔阂或对立。因为台湾的“民主缺陷”毕竟不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毕竟台湾人民也是台湾“民主缺陷”的受害者。更何况，任何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有一个不断建立、完善和提高的过程。中国大陆民众希望世界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更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客观的认知或评论台湾民众选择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另外，能与中国大陆民众争论“中华民国”的台湾民众，几乎都算是台湾的“统派”或“偏统”的中间人士。因为台湾的“独派”始终认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所以，台湾的“独派”不会与中国大陆的民众争论“中华民国”的问题，台湾的“独派”坚持的是“台湾国”。

顺便说一句，在当前主导两岸交流与交往的“一个中国原则”具有强大的政治包容性。并非坚持“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台湾民众就是“台独”或“独台”份子，也不是说台湾主张统一的台湾民众必须政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准确地说，在两岸交流与交往中，中国大陆对台湾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对中国大陆凸显“中华民国”，都是违背两岸达成的“搁置争议”的政治准则的言行。但是，两岸在交流与交往的过程中共同倡导和认同“中国”、“中国人”及“中华民族”，这是符合两岸各自的宪政体制的基本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

所以，中国大陆民众，无论是在网络论坛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善待愿意平等交流和交往的台湾民众就是为两岸统一“尽一份心力”最好的政治方式。中国大陆民众不要在两岸社会交流和交往中动辄对从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不同观点扣“政治帽子”或随意加“政治标签”。因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为完全背离两岸的实际，实在令人齿寒，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心灰意冷。

2、在主张两岸交流与交往的台湾政治人物之间制造政治流言或政治矛盾。

在台湾非常流行所谓的“放话文化”。一些政治势力借用台湾地域狭小但媒体发达的特点，故意曲解或放大某些政治言行，以达到制造主张两岸交流与交往的台湾政治人物之间的政治流言或政治矛盾的目的。加之台湾政治派系林立，存在彼此沟通不畅的问题，这些“不甚高明”的“政治流箭”很容易让从事两岸交流与交往的台湾政治人物防不胜防。“放话”或散布政治流言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可是两岸却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发展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政治代价。

3、在两岸之间制造政治摩擦或破坏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

两岸在交流和交往的早期，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敌视和对立的政治思维，难免会出现沟通不畅的特殊时期。一些政治势力借助于貌似为一方着想的方式向另一方发布或“披露”某某政治人物所谓的“政治私密”，又冠之以“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传播出去，达到混淆政治视听、破坏政治互信的目的。

4、制造两岸的政治误解；

若论制造两岸政治误解的这些手段，无论是水平或层次，的确都不高明。无非是在“信源”、“信宿”、“信

道”的其中之一进行刻意歪曲或人为放大，但是在两岸存在社会或政治障碍的环境下，在“三人成虎”或“偏听偏信”的舆论环境中，很难让两岸保持清醒和理智的政治和社会判断。

5、增加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政治和社会成本；

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只要对人民有利，都愿意在发展两岸交流与交往中做出政治或社会的付出。但是，如果存在两岸较强与较硬的政治或社会屏障，两岸必须要准备更大、更强的政治或社会付出，以至于短期内会失去两岸开展交流和交往的价值，造成两岸的“零和模式”的局面。

中国大陆农村有一句名言“要致富先修路”，其实，在两岸建立正常的经贸文化和政治关系时，同样存在开辟两岸政治和社会“通途”的问题。这就是发展两岸社会关系最大的政治意义和价值了。

由此可见，发展两岸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或正常的政治关系，最重要的首先是突破两岸的社会或政治屏障。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率先形成两岸正常的社会关系，两岸努力建设的正常的经贸文化关系或政治关系，存在“付诸东流”、“裹足不前”或“难以为继”的政治风险。因此，越是在两岸深化经贸文化关系或政治关系之前，越是要首先打通两岸之间的社会或政治通道。

三、发展两岸社会关系的政治目标；

两岸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与交往，就是希望两岸民众的相互接近，能够形成彼此更加客观的态度、认识和往来，创造更有价值的两岸融合、统一与繁荣的社会。开展两岸不同形式的交流与交往，至少有以下几个层次的目标：

（一）初级目标：帮助台湾民众树立正确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形象；

中国大陆自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来，历经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也经过了政治和社会的波折，感受到了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喜悦，也品尝了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带来的悲苦。中国大陆经受的风风雨雨，本质上与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曲折发展没有什么两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始终抱着积极、客观的政治态度接受人民、历史与时代的检验。特别是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凭借无畏的政治勇气和自我修正的政治机制，果断地终结了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策和历史，以改革开放的政治胸襟开创了中国大陆的新纪元。

所以，认识中国大陆，需要客观的认识中国大陆完整的发展历史。无需将中国大陆的波折扩大化，也不必突出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更没有必要主观放大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一切以人民“答应不答应”、“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对中国大陆最好的政治评价。

除此之外，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还总结了客观评判正误和是非曲直的标准，即：

1、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2、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任何偏见都是基于缺乏客观标准。中国大陆倡导的“三个有利于”的政治标准，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政治差异，既是认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客观标准，也是适合对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判断的标准。中国大陆发展的60年是不断接受人民、历史与时代检阅的60年，这其中也包括2300万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会越来越自觉的接受全方位的政治和社会考验。

（二）中级目标：消除两岸社会的仇视或对立；

通过两岸沟通、交流与交往，除了帮助台湾民众客观认识中国大陆，在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树立正确的政治和社会形象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两岸民众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的途径，正确的认识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与现状。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大陆的各行各业的发展现状，也包括不同地区或地理的人文历史，更要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和环境条件下人民的生活。

两岸民众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但是不能允许存在对彼此的歧视；两岸民众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正常的，但不应该对彼此的贬低或诬蔑；两岸民众生活的环境、水平或条件有高低之分是正常的，但是两岸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选择权利决不能有贵贱之别。无论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还是生活在台湾地区的民众，两岸生活的共性必然是超越两岸生活的“差异”、“不同”或“高低”的。因为这才是两岸交流和交往的主流。也唯有如此，这些“差异”、“不同”或“高低”才会成为两岸交流与交往的“特色”或“风格”。

换句话说，人类生活在一起，无论地域或地区有怎样的不同、发展的历史或条件有如何的差异，但是生活的本质都是一样。因为那是做为人的共同属性的一部分。更何况两岸民众具有同文、同种、同源的民族特性，只要两岸人民愿意在交流、交往的实践中形成积极、客观对彼此或对岸的认知，两岸历史遗留的政治或社会的仇视或对立就一定能消除。反之，一旦两岸民众被蓄意的假象所蒙蔽，而又不愿意在两岸交流、交往的实践中认知彼此或对岸，那么只可能延续历史遗留的政治或社会的仇视或对立的思维、观念。所谓“上善若水”、“境由心生”，就是要求两岸民众不仅要学会用“双眼”观察和认知彼此或对岸，更要学会用“心眼”思考和理解彼此或对岸，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三）高级目标：促进两岸社会的正常往来；

两岸社会的正常往来是基于两岸民众之间的“客观认知”和“积极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两岸民众开展正常的社会交往、经贸往来及思想交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两岸不同政治或社会层次和不同社会界别的不间断的往来。

中国有句名言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需要用时间来检验彼此、用生活来考验对方、用变化来验证认知。事实上，两岸社会的正常往来也是如此。在台湾的历史上，固然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导致两岸政治的隔离，但是并没有隔断两岸人民之间的往来与联系。因为在两岸政治势力主导的两岸历史条件下，政治和社会隔绝的历史不是两岸人民可以选择的。更重要的，做为历史中的人，历史的悲苦只能成为两岸交流与交往的理由，而不应该成为阻断或隔绝的借口。我们无力改变过往的历史，只能把握今天的机缘，让历史的悲剧不在我们手中重演。这才是两岸人民开展正常往来的共同历史责任。

所以，开展两岸社会的正常交往，就是把两岸执政党、两岸政府和两岸民众置于接受历史变迁、时代变化和人民检验的环境和条件下，让两岸“相互扶持”、“荣辱与共”、“血肉相连”、“同享尊严”的人民的意志得到全面的贯彻和体现，就是发展两岸社会正常交往最好的标准和境界。

（四）终极目标：两岸共同主导台湾社会的发展；

无论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或政府，还是台湾地区的执政党或政府，自2008年以来都在倡导“人民最大”、“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是两岸历史最可喜可贺的政治变化。

“两岸向何处去”，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两岸共同的历史和民族发展都做出了准确的回答。但是，两岸当前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台湾在遭受长达20年的“去中国化”的政治和社会逆流后，这个原本简单的答案就变得“讳莫如深”、“扑朔迷离”，以至于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境界”。

这种所谓的“玄妙”，本质上就是两岸人民的意志无法得到贯彻和体现的标志。把任何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无非是台湾政治势力愚弄台湾民众的“政治把戏”罢了。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就是比喻没有什么事情比“人命”的事情更重要的。其实，这句话的推论就是：两岸人民的现实生活是超越任何政治和社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切与两岸人民“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享受更高品质的自由”、“拥有更高层次的尊严”相违背的政治和社会的体制、制度、规范或言行，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违背。

由此可见，两岸任何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一旦置于两岸人民的生活中，一切是非曲直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四、发展两岸社会关系的主要措施；

本质上，两岸政治和社会的走向不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两岸的历史仅仅是两岸人民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两岸真正的问题是：两岸共同主导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能否与两岸人民生活的目标相一致而已。这既是两岸的问题，更是两岸的答案。

因此，发展两岸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深化两岸各层次人员往来，特别是要加强两岸青少年社会群体的往来。两岸民间层次的往来应该以生活为中心，要学会正确认知彼此和对岸，更要学会欣赏彼此和对岸的异与同；

2、确立台湾主流媒体积极、客观的报导准则，增强对台湾公众认知彼此和对岸的主导能力。对待蓄意制造两岸政治或社会屏障的政治势力“断财路”、“绝生路”、“留出路”是基本的斗争准则；

3、大力发展对台湾不同阶段的教育合作，从两岸共同的台湾历史、两岸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出发，除了培养两岸民众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要培养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的气度和格局；

4、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两岸民众交流、交往。两岸社会交流“贵在坚持”、“贵在有序”、“贵在有效”。总结两岸60年政治或社会交往的历史，“做好自己”是发展两岸社会关系的第一准则；

5、拓宽两岸民众互动渠道和途径。开展两岸民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首先要有两岸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其次是要激发两岸民众积极参与热情，最后是要讲求两岸民众热衷互动的回报。两岸政治要服务于两岸社会，更要服务于两岸民众的生活，否则两岸互动就不会长久发展；

6、扩大两岸民众之间的社会互助。“如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两岸民众开展种类多样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与互助，让两岸民众融入彼此或对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是最好的发展两岸社会关系的方式。其中，选拔符合条件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政府、科研院所或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或赋予职权，就是最直接的促进两岸社会关系的方式之一；

7、加强两岸民间组织之间的社会合作。两岸最终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本质上取决于两岸人民生活的方向。在台湾社会，民间组织强大是台湾的基本特征。两岸通过民间组织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或“社会合作”等模式，在“扎根台湾社会”、“服务台湾人民”和“引导台湾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两岸人民生活的转向，就是最好的转变台湾政治和社会方向的方法；

论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篇6

论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又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还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作 者：潘振兵 作者单位：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党校,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刊 名：理论观察英文刊名：THEORY OBSERVE年，卷(期)：“”(6)分类号：A8关键词：先进文化 社会发展 促进作用

论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 篇7

社会体育是以让会大众为主体的, 以健身、健美、娱乐和休闲为主要目标的体育。城市社会体育是目前我国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目前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结果显示:部分客观原因 (比如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使得人们参加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的意识淡漠, 与发达国家体育发展程度相差甚远。我国应该借助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时机, 借助外部力量, 依靠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旅游产业, 逐步提高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的意识, 从而促进城市社会体育和体育的全面发展。

2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发展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第一、二次现代化的并行使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剧烈而深刻, 并对社会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的城市社会体育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中国50余年来已在法规、制度、场地建设、骨干培养等方面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但由于仍然存在着地方政府行为力度不够、体育行政部门的认识和政策偏差、场地设施严重不足等主要制约因素, 因而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 社会体育 (或称大众体育、群众体育)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城市中的社会体育,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3 经济保障是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的前提。

3.1 全民健身为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途径。首先, 加强宣传的力度和广度。要加大力度进行宣传, 形成全民健身的潮流。只有增强人们的体育意识、体育投资和消费意识, 才能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 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

3.2 人口因素

可以说体育人口是影响社会体育发展动态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改革开发以来, 我国的体育人口的数量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 2000年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一方面使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社会适龄劳动力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必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从而对社会体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农村的落实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占全国人口60%左右的农村人口, 其剩余劳动力将逐步向城镇转移, 市镇人口增加无疑将影响社会体育的布局, 对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活动的时空特征、文化消费比例及场馆设施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4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4.1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近年来, 随着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中国让会体育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广大城乡民众中兴起。

4.1.1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管理者年龄以中老年为主, 在性别比例中男性高于女性。

4.1.2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不够健全和完善, 组织管理机构职责不明晰。

4.2 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趋势

4.2.1 21世纪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 我国城市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城市化已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因此, 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必将使城市社会体育成为新世纪社会体育的生长点和落脚点。正如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所说, 我国社会正以较快速度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 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城市化加快和社会结构转型是体育发展的契机, 同时要加快体育工作方式变革和相应体育服务体系的建立。

4.2.2 政府领导、依托社区、居民参与的新城市社区体育格局将普遍形成, 是新世纪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总目标。由于社区能够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提供所需要的空间条件与人际环境, 因此, 它成为家庭、学校、流动人口、弱势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舞台,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载体, 把两个文明落到实处的重要途径。这对于防止邪教和不法分子的侵扰, 防止体育人口的流失, 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引导科学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化、社区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完善和功能的强化, 尤其是“四进社区”活动的广泛开展, 城市社会体育将成为“由社会成员自己支配的社会生活事物”成为新世纪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新亮点。

综上所述:我们对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的全面探讨与论证, 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体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树立终身体育的信念, 提高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民间团体支持大众体育的工作力度, 并宏观地把握实施和发展大众体育的基本走向和决策.随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闲暇时间的增多, 城镇居民的体育参与意识不断增强, 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渐渐地把大众体育需求作为生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众体育需求的水平也逐渐成为评价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摘要：城市社会体育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关系到人民体质的增强、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是现代社会文明、健康、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发展城市体育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它是有效地促进每一公民健康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仔细研究我国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影响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现状的主要因素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对我们大力发展我国城市社会体育极为必要。

关键词：社会体育,城市社会体育,城市社会体育现状,发展趋势,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罗普磷;对我国城镇居民体育需求的社会学因素的探讨[J];福建体育科技;2004年02期

[2]刘开运;城乡群众体育统筹发展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论学习社会中继续教育的发展 篇8

(一)由“教育”到“学习”，由“被动”到“主动”

由“教育社会”发展为“学习社会”是教育观念的突破和相应政策的调整，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教育社会”把重心完全放在了“教育”上，其着眼点侧重在教育的服务与提供上，更多强调的是教育组织、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注重“教育硬件”的建设，使人们各种学习需求的实现得以保障。传统教育学中对教育概念的界定，无论是狭义的概念还是广义的概念都认为教育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学习者是被动活动中的客体。

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拓宽了传统教育的概念，實现了教育观念的转变。它从学习者的主体角度出发，强调个人在一生中能持续地学习，以实现个人在一生中各种学习需求的满足；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地位，并向着自主的、能动的、随时随地的、不拘形式的学习行为发展；强调学习者的自身努力和进取，把学习者摆到了中心的位置上，并把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不仅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且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加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二)由制度化教育为主向非制度化教育过渡，教育责任公共化

1990年，在泰国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满足全民的基本学习需要，光靠加强现在的基础教育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一种“扩大的设想”，它在发挥现行教育优点的同时，能超越现有的资源水平、制度结构、课程和通常的传授体系。十六大报告中所捉出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实际上是把教育的责任从过去以国家教育部为主转移到了国家各个层面。在学习化社会中，教育功能不再为学校所特有，相反广泛而切实地“扩充到整个社会”。

创建学习化社会所强调的是大教育的理念，即冲破原有教育体系的围栏，改变学校“包打天下”的局面，把学习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及其各级组织，全社会的所有组织及机构，无论其性质都有提供学习机会的功能。这样，学习化社会的创建体现了由制度化教育向非制度化教育的过渡，同时教育的责任也就从以学校为主转移到以社会中各机构、组织为主；与之相适应的是，学习者的学习途径社会化，多样化。这种责任的转变，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研究教育问题时突破原来的只关注制度化教育领域，应加强对非制度化教育领域进行研究。同时关注对各种不同组织、机构提供的不同学习形式进行研究。

(三)由精英教育到全民学习，由定时制教育到终身学习，教育权利大众化

学习化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社会形态的超越，变少数人拥有学习权利，部分人参与学习活动为所有人的学习权利得到保障，学习活动人人介入的理想社会。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学习不应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成为全民终生的权利。国家应该提供全民终身学习权利的保障，学习资源及机会应该公平分配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供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曾经立法保障全民的终身学习权利。

(四)研究范式从“教育学”到多学科视角的转换

正如上所述，教育学是以制度化的教育为研究对象，而我们所提出的学习化社会的主体是非制度化的教育。学习化社会从基本构成上包括如下三个要素：学习者、组织、制度。而在学习化社会背景下，这三个要素早已超越了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就组织而言，学习化社会的组织包括学习化家庭、学习化企业、学习化社区、学习化政府、学习化城市。而我们说每一组织的建构都是系统的工程，都需要进行城市、社区等的总体规划。而传统的学校只是学习化组织中的一种，而对于其他诸多学习化组织，其对象也已经超越了传统教育学的范畴，也是从传

统教育学视点无法研究的。

就制度角度来说，学习化社会的制度也就是使学习化社会能够得以顺利运转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包括学习化社会的保障制度、学习化社会的资金机制、学习化社会的评价机制、以及学习化社会的运行机制。而这些都将是我们所面对的全新课题。这就需要我们从多学科视角，尤其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去探讨上述问题。

就学习化社会的系统构成而言，是由三大系统构成：学校教育系统、在职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就学校教育系统而言，学校教育体系一直是教育学所关注的对象，经过教育理论者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成熟。但是面对从教育社会向学习社会的转变，传统的教育学学科基础受到了挑战，那么学校教育在学习化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组织形式将如何发展?这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学校教育、重新建构新时期的教育学科的体系。而我们说，在建构学习化社会过程中，相对学校教育系统而言，对于另外两个系统的研究则是我们一直比较忽视的。即：在职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而对这两个系统的研究，则更需以一种开放的视野，以多种学科的方法论为指导，必须实现从“教育学”学科研究范式向多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特别要借鉴社会学所取得的系列成果；

二、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是构建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扩大继续教育时空范围

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具有开放性、数字化、多媒体和交互式等显著的技术特征。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尤为短缺，利用远程技术提供一流教学内容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远程教育覆盖面广、传播手段灵活多样，教育资源和学习不受时空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为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可以为不同职业的受教育者提供继续教育。全力加速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不仅可以消除教育的差别，尤其是东西部信息的不对称，而且能够实现跨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扩大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机会。创建现代远程社区教育工程，通过扩大社区全体成员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机会，加速我国学习型社区的跨越式发展。

(二)调整正规学历教育结构，开放现有教育资源

首先，终身学习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必须能够为学生的继续学习、生存和发展打好基础，这是学校教育的历史性转变，也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其次，学校教育要在主要完成系统的文化科学教育、正规的学历教育的同时，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扩展自身功能，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学历补偿教育等，为社会各方面成员提供多种教育机会；再次，学校教育也会同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和合作，建立起一种学校与社会之间双向参与、相互促进的体制和机制。

全面建立学习化社会，必须最大限度整合目前中国的教育资源，向全民无资格限制地开放：首先，最大幅度地放宽高校招生资格、年龄限制，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制度，扩大成人学生的比例；其次，建立回流教育制度：实行学分制，允许社会成员分阶段完成学业，学分可以累计并在转移其他学校时得到承认。再次，积极构筑人才立交桥，在有工作经历的在职生中推荐选拔业绩突出的优秀者免试入学。

(三)建立以职业资格教育为主的企业培训系统

未来的社会，企业将是教育的重要领导力量，也是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主要组织者。如果要在新的挑战面前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就必须建立以职业资格教育为主的企业培训系统。该系统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行业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二是以企业为主的在职、在岗培训，三是跨行业、跨企业的转业、转岗培训。这个系统将紧密结合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以社会需求和教育者的需求为导向，灵活多样地实施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真正实现了由学历社会向非学历社会的过渡。

(四)建立以文化生活学习为主的社会学习系统

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以休闲的生活、文化学习与情感的熏陶等为主的社会学习系统也逐渐开始成为继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文化生活休闲为主的社会学习系统在对公民进行职业教育的同时，注重对公民进行非功利性的文化生活教育、闲暇教育、健康教育、体育艺术教育、公民教育、老年教育等，重在更新公民的价值观念，捉升社会群体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全面提高公民的素质。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篇9

姓名：宋洪春学号：2009080631 班级：化学院09级6班.专业：环境工程

关键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大同社会 唯物辩证法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

摘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等丰富的内容。本文就空想社会主义、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等问题进行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性。

正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是一部全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段时间，我在闲暇之余仔细地阅读了这一重要马列主义文献及其相关著作，现简要谈谈本人在学习中的几点体会。自铁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章中，恩格斯论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思想理论贡献。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三个人的学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已有所暴露而社会又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和不合理性，对人们深感失望的现实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建立一个符合理性和正义要求的新社会。

但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有着明显的缺陷。他们只是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却没有能够进一步洞察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像启蒙学者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理性、正义的体现，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认识和发现它，而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现其历史必然性；他们仅仅把无产阶级看成“受苦的阶级”与同情的对象，而没有把他们当做实现破旧创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上层和富人，以为通过宣传、呼吁、试验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因而，他们没有找到实现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勾勒出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身。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敌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前427—前347年）也勾画了一个奴隶主贵族公有制（公有、公平、公正）的“理想国”。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与实践，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概括和反映；而就其理论形成来说，则是在已有的思想资料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与社会实践，离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社会内容和事实依据。但是，现代社会主义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在已有的理论原则和理论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失去思想前提和依托。这里所说的“已有的思想材料”，包括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近代欧洲的哲学、历史、经济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提出的各种理性原则。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只是有着阶段的不同、不成熟与成熟之分，而前者是后者的直接思想来源。在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1.唯物辩证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学说变革的重大意义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哲学的发展过程，这种斗争是和社会主义历史以及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这种斗争表现为一种相互更替的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发的辩证法的统治、形而上学的统治、自觉辩证法的统治。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上升的过程。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他的唯心主义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黑格尔体系的流产，标志着旧哲学的终结。所以，恩格斯指出，“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理性的东西，又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含，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它的产生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去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

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本章和第三章中都做过概括的表述。在本章中，他指出：“以往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在第三章中，又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唯物史观的创立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意义：

(1)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这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性和正义的观点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的缺陷，科学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样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从头脑中构思社会改革的蓝图与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提出了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去寻找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途径，说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

(3)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上的错误，说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

3.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及其意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用自己出卖的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要比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价值量大得多；这个大出来的部分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一极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增值，一极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局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而这种矛盾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经济根源，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趋势，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系统的经济学论证。

总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彻底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最终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奠定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而传之于后世。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和传人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内涵。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719—760页）人民出版社 1995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著 商务印书馆2002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10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本文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结合重庆实际,探讨了建设重庆农村小康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目标及思路和相关的对策建议.

作 者：董延春 DONG Yan-chun 作者单位：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北碚,400716刊 名：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4)分类号：F320 F290关键词：农村小康 城乡统筹 协调发展

竞技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 篇11

关键词：竞技体育；社会发展；和平崛起

【中图分类号】G812.0

1 社会发展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社会发展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很多。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体育科研、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教练员队伍建设、训练基础设施建设、运动员的多年培养等。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所能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的物质条。进入21世纪，这个话题被人们谈论的更广泛并被普遍实践。无论是恪守奥林匹克“纯洁”精神的国际体育领导人，还是拥有开拓精神的新一代领导人，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缺乏雄厚资金支持的竞技体育将是苍白无力的，不但难以发展，还会逐渐萎缩。

一流的竞技主体，主要包括运动员和教练员两个部分。运动员是竞技体育事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竞技场上的竞争已经将各项目水平发挥到了及至，许多国家的高水平竞技选手，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已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育科技的进步与实力。训练科研水平的提升，运动技术和战术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竞赛制胜的法宝。另外，新的运动器械的使用为竞技成绩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先进的科研水平将是改写竞技成绩的必要手段。科技兴体，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竞技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动力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竞技体育科学技术的研究与经费投入，会使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竞技体育科研与各项经费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GDP。广泛而厚实的竞技基础。无论怎样，竞技体育终要通过人来完成的，因此，厚实的竞技基础是为竞技提供体育人才的源泉。竞技后备人才素质的优良是确保训练水平和运动员潜能的重要保障。

2 竞技体育是体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体育事业地位的升高，竞技体育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已是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它是举办国向世人展示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窗口。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可见竞技体育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我国雄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竞技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声誉、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我们知道欣赏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还能给人带来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能使人很快消除疲劳紧张；自己参与到喜爱或擅长的体育运动， 在与对手的较量中， 在与同伴的默契配合中， 在征服自然的障碍中也能获得非常美好的快感和身心的满足。

竞技体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社会体育娱乐行业的一部分，已经广为人们重视。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体育娱乐行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利用体育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利用体育比赛获取经济效益是现代体育经济功能的重要体现。通过承办大型比赛， 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赞助和广告费、购买比赛标志商品的特许权、发行体育彩票、发行捐资邮票、发售纪念币、纪念品、门票收入等，都能带来可观的的经济效益； 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健身、健美、康复、娱乐等所需的场地、器材、技术服务和利用体育一技之长开办各种有偿的辅导班、培训班、咨询中心等，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在体育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发展体育产业的重大意义，加强体育与其它相关产业的经济联系。

竞技体育承载着丰厚的社会文化理念。首先，竞技体育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竞技体育每项新的成绩、新的记录、新的高难度技术的诞生，都标志着人类在运动能力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竞技体育特有的竞争性，促使每个参赛者都要不断运用训练科学和技术方法的新成果去挖掘自己的最大潜能。其次，它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竞技场上的体育道德是社会公德的主要组成部分。竞技体育所传播的宣扬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原则、体育道德都具有很高的社会理想价值，竞技体育中树立的公正、民主、竞争、协作、团结、友谊、谦虚、诚实等道德观念，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规范文化。最后，它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观赏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是许多人文化娱乐活动的一部分，人们得以欣赏到健康美、服饰美、形体美。这种欣赏可以净化社会情感，提高社会审美情趣，陶冶社会心理。与这种欣赏同时发展繁荣起来的体育新闻、体育文学、体育摄影、体育影视运动服装等文化形式，都从不同角度丰富着社会的情感文化。

3 中国竞技体育的和平崛起

体育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前者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 后者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深化体育改革，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竞技体育水平已处于亚洲和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体坛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竞技体育的发展不是独立完成的，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处理好竞技体育事业内部和外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协调竞技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关系。将竞技体育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系统中来，不仅考虑当前的发展，更要考虑长远的发展。必须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理论视角，坚持全面、协调、偶一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