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悖论

社会发展的悖论（精选12篇）

社会发展的悖论 篇1

摘要：三元悖论是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通过梳理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本文从汇率制度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等角度,对三元悖论理论的应用研究进行文献评述。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 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 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 “米德” 二元冲突———M - F模型——— “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 1951) 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 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或支出转换政策( 主要包括汇率政策) ,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 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 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 例如货币政策) 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 - 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 - 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 - 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 总需求和产出) 的调节是有效的; 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 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 “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 ( 1994 ) 、 Krugman ( 1998 ) 、 Obstfeld和Taylor ( 1998) 等,在M - 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元悖论”1,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 - 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 - 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 ( 2002 ) 、Obstfeld等( 2005) 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 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 又称 “两极汇率制度论”,或 “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 。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2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 “角点解” ( corner solu- tion) ———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 “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 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 “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 “1 /2,1 /2,1”的中间路线, 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Frankel ( 1999) 就曾指出 “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 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 ( 2007)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 “角点解” 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 ( 2003) 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 “1 /2,1 /2,1”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 ( 2005) 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 “最好的” 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 “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 ( 2002 ) 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 “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 ( 2003) 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 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 “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 “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 ( 2003) 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 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 ( 2010) 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 “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 ( 2011) 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 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 ( 2010) 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 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 ( 2011) 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 “固定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 “浮动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 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 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 ; 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3。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和Lardy ( 2003 ) ,Eichengreen ( 2003) ,余永定( 2004,2010) ,易纲( 2001) , 孙华妤( 2004,2006,2007 ) ,李小娟( 2009 ) , 贺力平( 2004,2011 ) ,谢平、张晓朴( 2002, 2007) ,Wang ( 2010)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 “政策” 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 ( 2011) 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 2010) 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 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 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 “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 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 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 ( 2010) 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4。相反,Reuven和Michael ( 2002) 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5。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 ( 2006) 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 2006) 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 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 man J. M. Chinn和H. Ito ( 2008) 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 MI) 、汇率稳定性( ERS) 和资本开放度( KAOPEN) 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 “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 “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6( 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 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 - 22% , 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 ( 2010) 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 “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 如果上述命题成立, 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社会发展的悖论 篇2

投票悖论是严格的逻辑悖论吗?--投票悖论逻辑结构浅析

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有三大构成要素: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能够推出矛盾等价式.投票悖论是指在群体选择的投票决策过程中,根据潜在的公共背景知识:理性人假设、传递性规则和多数规则,投票群体最后得到自相矛盾的投票结果,而这一矛盾结果是经过严密无误的逻辑推证得出的,因此投票悖论是一种典型的逻辑悖论.

作 者：刘春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1(1)分类号：B81关键词：逻辑悖论 公共背景知识 多数规则 偏好顺序

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 篇3

吴先生在书中论证到，毛泽东时代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人民生活的低水平维持，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调整发展思路，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此，笔者认为，沿着吴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将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即所谓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都会遇到这一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关切到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发展主义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类型。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企业家为主力军的，奉行的是一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靠着这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前几千年创造的还要多的物质文明”，也就是说，在西方工业文明初期，主要表现为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而当代西方则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经济学上的突出表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在这里，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并不是相对的，而是发展主义的一种形态，消费主义只是与提倡勤俭节约的早期发展主义相区别。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自近代启动现代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发展主义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又一次启动了发展的航程，与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一样，同样面临着资本缺乏的限制，只不过西方早期的发展是以私人资本家为主要推动力的，而新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启动则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国外环境中选择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并且中国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其环境和条件更为恶劣，面临着除资本之外的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由此，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一种勤俭节约的精神，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这说明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经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

在发展战略上，我们提倡勤俭节约，与早期的西方工业文明一样，奉行的是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在城市实行的是凭票消费的供给制，定量消费；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强有力的权力系统和提取系统提取了大量的资源，为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较多的资源，从而初步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重工业体系，虽然有的还比较粗放，也就是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诟病的“高消耗、低产出”，但有两点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一是这些产业的机床和生产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代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二是，工业体系之间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正是靠着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为我们的农业生产配备上了现代化的机械，从而走出了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历史循环。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上述发展战略，从而使中国的重工业体系遭到了重创，许多重工业基地如东北重工业基地等相继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轻型化”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轻工业如电子、纺织等发展起来了。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行业的生产线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的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末端，获得的收益极小，并且极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危胁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本想以市场换技术，可这些企业需要的只是打工妹、打工仔，为了巩固资方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根本不会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技师都是从国企挖过去的，并且出现了高级技师奇缺的现象；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轻型化的工业体系具有外向性，与国内其他行业和产业并不配套，是断裂的，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依附于西方的经济体系，而作为一个大国，在这种发展路径之下，在比较优势之下，在从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分工体系中获得短暂的好处并带来短暂的繁荣之后，因为丧失了自主的发展能力，终究会陷入到畸形的经济发展之中，这在很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已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美化”现象。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力量搞建设，使当时人们的消费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提倡“缝缝补补又三年”，勤俭节约，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而非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提倡“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在管理上，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树立了“劳动光荣”、“节俭是美德”的主导地位，有意识地营造了与低消费相应的消费文化，建构出了一种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关于消费的新理念，使人们并不以节俭朴素为耻，而是引以为荣，其次，在这一时期，国家在从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将高积累、低消费作为一种主导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从制度安排上设计了一整套的福利制度，比如农村合作医疗、低廉的教育等，最大可能地降低老百姓的风险，并降低他们的开支。从而最终使新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新中国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与马克思所赞扬的早期西方工业文明相比并不逊色。

社会发展的悖论 篇4

关键词：自由,孤独,逃避

西方最知名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回顾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 他把《圣经》“伊甸园”中男人违反上帝的命令偷吃善恶之树上的果实, 破坏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作为人类自由的开始, 意味着人类使自己从高压的统治下解脱出来, 使人类生活从之前的无意识形态升华到有意识形态, 这是人类第一次追求自由的行动。接着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更是宣扬人要从宗教和权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强调个人意识, 使人认识到自己已经是“个人”, 是独立的整体。现在人类几乎摆脱了宗教及其他诸种传统权威的束缚, 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基本满足, 基本上成为了“独立的个人”。然而, 现代人在这种自由面前却感到越来越孤独、渺小、虚无、不安全、无能为力乃至恐惧, 于是他们选择了逃避, 那么现代社会人类为什么逃避自由呢?现代社会自由之悖论在哪里?

一、自由

马克思认为自由不是先天就有的, 而是历史的产物, 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所以, 自由不是一成不变的, 且每个历史阶段人类追求的自由都不一样, 它表现为人类的不断追求过程。马克思强调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 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1) , 所以自由是与物质生产、社会文化进步相联系的, 是随着物质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发展的。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以历史观点阐述了人类对不同时期自由的追求, 人先是摆脱上帝的权威, 接着又从宗教和传统束缚下解脱出来, 而进入现代又被束缚在良心、公众舆论和责任感等隐性权威上。所以, 人现在需要从隐性权威下解脱, 实现真正的自由。对此, 弗罗姆认为自由分为两种,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而人们现在逃避的是消极的自由。

(一) 消极的自由

弗罗姆认为当人从与自然界同一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认识到自己是个独立整体并逐渐走向个体化进程, 随着个体化过程的日益发展即“自我力量的增长”, 但由于个人的条件, 主要是社会条件的限制, 诸如社会无法提供良好的平台发挥个体的潜能, 使个体化进程中孤独感日益增加。当一个人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时, 他就认识不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 就不需要害怕这个世界, 然而当他成为一个个体时, 他就孑然一身, 充满无助和恐慌。所以, 他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 使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 或屈从于权威, 或追求权力, 企图掌控他人以克服孤独感和无权力感。这是在被动状态下获得的自由, 一方面, 人类想努力获得自由, 摆脱束缚, 而另一方面, 人类为了克服自由之路上的孤独、无权力、不安全等又想逃避自由。现代人想逃避的正是这种消极的自由。

(二) 积极的自由

积极的自由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自发性关系, 在不否定个人独立性的前提下, 把个人和世界联结起来, 即自发性的爱和工作。它是基于总体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上, 所以只服从有利于自我发展的那些限制。它是个人自我的得以实现, 在这种状态下, 个体不会否定自己, 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力感。积极的自由可以使人的个性和潜能获得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真正解脱自我, 摆脱自然和社会的绳索, 成为真正的、完整的个体。因此, 现代人应该追求积极自由的生存方式。

二、现代人的自由枷锁

(一) 心理枷锁

弗罗姆认为当人从与自然界同一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认识到自己是个独立整体并逐渐走向个体化进程, 随着个体化过程的日益发展即“自我力量的增长”, 但由于个人的条件, 主要是社会的条件的限制, 诸如社会无法提供良好的平台发挥个体的潜能, 使个体化进程中孤独感日益增加, 就如儿童从世界中脱颖而出后, 他就领悟到自己是与他人相分离的个体, 世界是强有力的, 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性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

弗洛姆说:“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 以免孤独, 感到完全孤独与独立会导致精神崩溃, 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人是社会性动物, 从原始社会的群居生活到现代社会的团队合作无不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都是在人与人相互联系和合作中的共存。人一旦脱离整体, 认识到世界的强有力, 就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

(二) 社会枷锁

“车水马龙的大都市 (生活在这种城市里的人们都有失落感) 、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震耳欲聋的无线电广播、一日三变的新闻报道 (人们搞不清究竟哪种报道是真实的) 、眼花缭乱的各种演出 (在这些演出中, 女孩子们像一台小巧玲珑的机器一样运转着, 她们的动作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 可同时她们的个性也被摧残了) , 跳跃有致的爵士音乐……” (2) 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 在这股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只是一粒尘埃罢了, 他所能做的只是如一个听从上级命令的下属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机械地工作, 随波逐流罢了。

(三) 经济和政治枷锁

经济和政治形势比以往更要错综复杂和深不可测,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来自经济和政治的威胁, 虽然国家企图采取种种措施解决就业问题, 但大多数人仍然感到巨大的就业压力, 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季的浮躁心理, 对就业的忧虑, 已就业的人笼罩着害怕失业的阴影等, 都给人们造成不堪忍受的心理负担, 政治上亦有公信力、手续繁琐等问题, 都可能导致人心理的失落和无力感。

三、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一) 屈从和统治

现代人为了逃避自由, 为了弥补无力感, 不惜放弃自我, 而与外在于自己的他人或他物结合在一起, 要么屈从, 要么进行统治, 心理学上称之为被虐待狂和虐待狂倾向。被虐待狂倾向主要表现为深感自卑、软弱无力和个人的无足轻重, 所以往往依靠自身以外的力量, 而虐待狂倾向则强使别人依赖他, 对别人进行绝对的控制, 把别人当做自己的工具使用, 还要进一步剥削、利用、蚕食他们, 包括精神和情感上的蚕食。

(二) 破坏性

破坏性是一种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的内在冲动, 它企图消灭一切给他带来威胁的对象, 人类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 从而使现代人产生不断的忧虑感, 陷入孤独和软弱无力的境地, 然后对外界威胁产生敌对情绪。“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的产物”, 当生命遭受压抑需要发泄时, 就产生了破坏性冲动。如新教的禁欲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都诉诸破坏性冲动。

(三) 机械地自动适应

个人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塑造自己, 完全丧失自我, 就好比动物的保护色, 使自己与周围环境相似协调, 与环境融为一体, 难以区分, 此时他的思维、他的感觉、他的思想都被这个环境同化了, 丧失了自发性思想、思维、感觉和情感等, 就如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行尸走肉一般。表面上是想克服孤独和无力感, 实际上使他产生了盲目性和价值虚无, 机械地自动适应, 使他不想改变导致这种境地的社会环境。

四、逃脱自由之悖论的出路

现代社会, 个人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 又陷入孤独、无权力和不安全中, 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是现代社会自由之悖论, 那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即积极的自由?让自己自由又不孤独, 既敢于批判又不怀疑一切, 既独立又不与世界相脱离?弗罗姆认为这种自由只有通过实现他的自我, 使他真正成为他自己, 即追求积极的自由:在此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 “人就是他生活的中心与目的;人类特有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唯一目的, 决不可拿起他假定及尊敬的目的, 取代此一目的。” (3) 也就是“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

我认为, 解决现代社会的自由问题, 最主要的还在于经济和政治变革, 心理因素只是在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引起的人的异化形成的, 而不能作为导致现代人自由之悖论的主要原因, 而弗罗姆过分强调个人的性格结构、心理因素的作用, 是唯心主义的体现。他没有意识到一些客观环境对心理的扭曲。而将人的命运和发展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 是人的本性使然, 弗罗姆没有客观地看待社会、经济、政治等对人的影响, 甚至是决定作用, 是片面的, 是对心理作用的夸大。

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仅提到要通过自发性的活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但是由于现代人在当前社会各种舆论导向面前已无法判断哪些是自身真正的思想, 我们做出的选择都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家庭重压、父母期许产生的, 我们往往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而非我想做的、我愿意做的, 我们丧失了自发性冲动, 那么如何重拾我们原始的本真, 做回最真实的自我?我认为, 社会、家庭应减少对个体的束缚、限制, 而应提供更多机会和条件, 让个体充分发挥自身潜能, 使个体真正自由自在地成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

参考文献

民主的悖论 篇5

【内容提要】法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高福利制度为法国人民提供了保障，但也有不少弊病。它造成产品的高成本和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从而使法国经济陷于长期的不景气状态，并且出现了高失业率。同时，福利经费也赤字累累，难以为继。但在法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高福利制度难以进行根本的改革，消除它的弊端，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鉴的。

【关键词】民主/福利制度/悖论

一

法国是欧式福利国家的典型。它的公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保障，主要包括：失业救济、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养老金制度、住房补助、残疾人补助、多子女补助等，细分起来有近40种，各种补助的领取都有严格的条件与规定。在这个制度的保护下，除极少数例外，每一个法国人，从出生直到死亡，在他们面临困难时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社会帮助，不至于流离失所，即所谓“从出生到死亡的保障制度”。法国这个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从19世纪初开始出现，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慢慢完备，逐步达到今天的规模。

18，即早在第一帝国时期，法国即通过最初的保护工伤者的条例。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制宪议会把“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写进宪法草案，到1850年正式通过了“公共救济与预防法”，逐步建立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1893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但人口覆盖面很窄。18通过“工伤保险法”，开始对因公受伤者给予补助。[1](P237―238)19颁布法律，对工人和农民实行普遍性退休制度，规定退休年龄为65岁。[2](P1016)

一次大战以后，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通过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补偿的法案。1930年通过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初步建立了对雇佣劳动者的普遍保险制度。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期间，在社会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法国颁布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每年2周的带薪休假制度的法令，使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群众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到海滨度假。

二次大战后，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走向完善。1945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社会安全法”，该法的主旨就是使劳动者及其家属免遭可能减少或丧失收入的各种风险。根据这项法律，法国又通过一系列法律，扩大社会保险范围，使全体法国人，进而使全体在法国居住的人都成为社会保险保护的对象。[1](P242)

与此同时，法国雇佣劳动者的福利也在不断增加。1956年规定带薪假期增加为每年3周，1969年又增加为每年4周，1982年增加为每年5周。1982年1月，法国议会通过每周39小时工作制。5月，法议会又通过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计划在几年时间内逐步实行。

另外，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保护社会最底层的群众的利益。最低工资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和其他因素逐年增加，最少每年增加一次，也有一年增加几次的。到7月，法国最低工资已调整为每小时39.43法朗，每月工资6663.67法郎。此外，法国雇员还受到《劳动法》等法律的严密保护，老板解雇他们要受到法律的种种限制，并不能任意行动，大批解雇员工还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

二

综上所述，法国工薪阶层是受到法律充分保护的一个阶层。他们享有较多的权利，拿着丰厚的报酬，工作时间却并不长。以目前大多数企业每周39小时工作制计算，外加每年5周带薪休假和11天国定节假日，全年总共工作1771小时。[3](P1504)若以即将实行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计算，每年实际工作不到1600小时。

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没有专门技术，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并不是每月支付最低工资6000多法郎就完事了，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同时，雇员也必须按比例承担一部分费用。比较重要的交纳项目有：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社会分摊金中，以年的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的部分为1626.26法朗，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朗;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朗。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文凭，仅拿法定最低工资的一般雇员，每月必需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朗。

法国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各种说法不一，1994年平均工资约为纯工资1万法朗左右，[3](P1908)1998年大约仍是这个数。以此推算，平均工资收入者每月毛工资约为13000法朗。雇主除支付上述工资以外，还必须为他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总共约4800法朗，即雇主为雇一个平均工资收入的雇员每月支付的总金额为18000法朗左右。1993年，法国高级管理人员的月平均纯收入已超过2万法朗，[3](P1908，1913)加上本人和雇主交纳的各种社会分摊金，雇主的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这些工资数额到底意味着什么?1995年，一台51厘米或55厘米的中国产金星牌彩电在法国仅售1700到1800法朗;一辆普通的法产轿车70000法朗左右;大米每千克5.5到13法朗;猪肉每千克23到24法朗;当然，法国的房租比较贵，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每月的房租最低也要法朗左右，巴黎市区的房价更高达每平方米2到5万法郎。由于人工贵，法国的服务收费昂贵，如理一次发，最低收费约100法朗左右。法国物价总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不贵，而含有较多人工的房子和服务价格昂贵。如果把劳动力也视作一种商品的话，那么，在法国，它就是一种最贵的商品。

昂贵的劳动力成本，深刻影响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法。首先是大大减少了传统的修理行业的规模与机会。在法国，较为贵重的商品都有完善的保修制度，而保修期一过，一旦再出现毛病，法国人就不再去修理，而是一扔了之。因为修理费用太昂贵，买新的比修旧的更合算。

在生活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坏了都可以丢的。聪明的法国人采用了换工的做法，替人工作来换取别人的上门维修，以避免支付超出承受能力的昂贵工资。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法国，换工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是一种倒退，它表明法国社会内部已出现了某种病症。

昂贵的劳动力成本，还使某些行业在法国社会大幅减少甚至基本消失，如女佣业。直到20世纪上半期，做女佣还是法国社会一个普通的职业。稍为富裕一点的家庭，都会化钱雇一个女佣，以减轻主妇的家务劳动。但到了现在，由于劳动力过于昂贵，除了极少数实力雄厚的大资本家，一般工薪阶层，即使是高薪收入的工薪阶层，也基本上与雇佣女佣无缘了。

三

昂贵的劳动力成本，还对法国的经济活动、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福利同时意味着高税收。法国正是一个高税收的国家。它的税收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两个部分，国家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消费税、登记税、印花税、工资税、关税等;地方税主要包括土地税、行业税、居住税、财产转移税、娱乐税等。[4](P65,66)1993年，法国税收总值17990亿法朗，占法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左右，加上国家的社会征收，政府掌握的财力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左右，[3](P1921)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因而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遵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在劳动力价格昂贵的法国，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就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企业的这一行为深刻影响了法国的就业状况及产业结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商业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的商业销售形式在逐步地萎缩、衰退。60年代，中小商店占法国商品零售额的83%，而到90年代，仅占43%，其余部分都被大商场夺走。遍布法国城乡的小商店，如面包店、药店、酒巴、饭店、杂货店、肉店、书店等，大都成为家庭企业。老板既是店主又是直接经营者，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使他们无力雇佣工人。即使是规模较大一点的饭店、药店等，只要可能，也总是尽量少雇人，以降低成本。这就使这一领域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另一方面，大商场，特别是超级市场等能够大大减少人工开支的销售形式纷纷崛起，成为法国商业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超级市场往往有以下特点：1.规模巨大，货物齐备，顾客可以在商场中一次性购足必需品。2.在商场内不设营业员，仅在出口处设收银员，所以大大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销售成本。3.一些著名的超市都有全国规模的连锁店，集中规划，统一进货，可以降低进货成本。由于上述原因，超级市场的商品价格，比一般中小商店要便宜不少，这就吸引了大批顾客，促进了大型超市的发展。1972年，法国共有商业中心(大型超市的集中点)103个，1983年发展为386个，1992年为578个。目前，法国各大小城市均有商业中心，超级市场的销售网点已遍布城乡，基本饱和。幸亏法国的超市大多位于市郊，每次购物得开车前往。否则的话，处于市中心的那些传统小商店真要无法生存了。因为从价格上说，它们是无法与超市竞争的。超市集团的崛起，减少了商业领域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

其次，让我们看看工业企业的情况，先看汽车工业。

近年来，法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仍处在逐年增长的态势。70年代中期，法国汽车产量已突破300万辆大关，到1989年，已接近400万辆(392万辆)。但汽车工业的雇员人数并没有同步上升，反而是逐年下降。1985年，法国汽车工业的雇员总数为37.4万人，1993年则为28.36万人。[3](P1805，1806)汽车工业雇佣人数的逐年减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批机器人代替工人，占据了流水线的主要位置。机器人在忙个不停，而工人却无处干活，这就是今日法国的现实。

再看传统的支柱产业，如煤炭业。在法国，这些产业由于人工昂贵，成本太高，正在日益衰退，成为夕阳产业。1965年，法国煤炭产量已达5820万吨，1970年为4010万吨，1980年为2072万吨。到1993年，产量仅为1025万吨。与此同时，煤炭工业的从业人员也在不断也减少。1947年，法国煤炭工业的雇员高达35.8万人，1970年已减少到11.9万人，1993年为16210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煤炭工业出现巨额亏损。1988年亏损22.1亿法朗，1991年亏损52.5亿法朗，1993年为29.2亿法朗。与此同时，国家对煤炭工业的财政补贴也在不断地增加。1985年，每开采一吨煤给补贴250法朗，1990年115法朗，1993年200法朗。[3](P1828，1829)从价格上看，1993年法国产的煤每吨550法朗，进口煤才320法朗，每吨的差价达200多法朗，[3](P1829)尽管国家给予巨额补贴，也难以叫煤炭工业起死回生。从长期看，它的衰亡是无可挽回的。

不仅是煤矿，几乎所有的采矿业，同样面临危机，包括钾矿、铁矿、板岩矿、金矿等。法国采矿业的从业人数从战后的40万人，减少到1994年的33000人。为避免遭受失业的命运，法国的矿工曾在1994年2月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就业和社会福利。然而，由于经济规律的严酷无情，他们的活动最多只能产生一时的作用，谁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四

总的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脚步的不断逼近，法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煤炭等行业，由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又相对较低，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新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如电子、航空等行业在加快发展。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它们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同步增加。另外，由于这些行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很高，大量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劳动者已很难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不少人只得涌入第三产业，或根本找不到工作。

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即使找到工作的人，工作压力也很沉重。老板为降低生产成本，处处精打细算，往往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甚至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致使有的人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特别是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几乎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必须根据机器的快节奏来进行工作。长期从事这种单调的、折磨人的劳动，会使许多人难以忍受，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以广大工人(包括职员)的牺牲为代价的。有人曾对此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工人每周39小时工作的疲劳程度(加上上下班时间)，相当于1830年工人的疲劳程度，当时工人每周工作73小时。[3](P1504)

对那些中小企业来说，减轻企业负担的妙法即是雇佣黑工。在法国，老板雇佣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并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有的老板为减轻负担，不经申报，私下雇佣工人，称为黑工。做黑工的，既有法国人，更有无工作权利，甚至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法国政府虽然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利之所在，往往屡禁不绝。特别是饭店、旅馆、制衣厂等小型企业，雇佣黑工更是司空见惯。它也是许多华人企业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仍然欣欣向荣的法宝之一。

五

上述种种变化总体而言产生两大后果：第一，就业机会不断萎缩，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呈逐年上升之势。1990年失业人数为219万，1991年为229万，1992年为290万，1993年为306万，到1994年7月，失业人数已达317万，占劳动力总数的12.6%。[3](P1497)上述数字还只是那些到各失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如果把那些未去登记的人计算在内，那么得出的数字会更高。

1993年，巴拉杜政府刚上台时，为解决法国青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当时法国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25%)，曾提出一

个方案，称为青年就业合约。该方案规定：任何雇主在雇佣一个年轻人时，其最低的工资标准是当时法国最低工资标准的80%。显然，巴拉杜已看到法国人工昂贵所带来的后果，企图用降低人工费用的办法来鼓励老板雇佣年轻人，降低失业率，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方案刚一出台，尚未实施，就受到年轻人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在法国的各大中城市，年轻人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社会反应之强烈出乎政策制订者的预期之外。最后，被迫取消预定方案，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第二个后果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巨大冲击。大批人长期失业，只能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维持生计，使社会福利部门收入锐减，支出骤增，造成赤字累累，难以为继。1992年社会保障部门的赤字达420亿法朗，1993年增加为660亿法朗，1994年更高达1970亿法朗。[3](P1481)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已摇摇欲坠，改革势在必行。

但在法国的现行体制下，削减福利经费，缩小福利范围的改革行得通吗?

众所周知，法国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步形成的。它的主旨是用法律限制当权者，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使用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三权分立制度，即用权力制衡权力，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另一个是大选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用投票的方式来选举当政者，一旦他有滥用权力的行为，同样可以用选举的方法让他下台，以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除了个别的例外，应当说，民主制度在防止执政者滥用权力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多数人通过选举掌握选择领导人的权力，因此，对多数人一致的经济要求，尽管其不合理，甚至过分，民主制度仍是无法拒绝的。也许，西方社会实施民主制度的时间太长，这一制度已开始逐步老化了。

从根本上讲，法国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与法国的民选制度显然有密切的关系。竞选总统和各级议员的候选人，为了争取人心，赢得选票，必然要在竞争过程中作出若干承诺，而增加福利的承诺又最容易吸引选民，取得竞选的成功。这些人当选以后，为了取信于民，为以后的再次连任作准备，必然会全力以赴地通过增加福利的法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今日完备的保障制度。从这个角度讲，任何实行真正自由的民选制度的国家，都将或迟或早地走向福利国家之路。

政治家从选民利益或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企业家必须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两者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随着福利制度的完善，两者的矛盾日渐尖锐，高福利制度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成为法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近年法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除了国际大气候的因素之外，还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本质上说，福利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制度，即通过税收等方式，用富人的钱财来救济穷人，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制度。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为过重的税收将会损害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那部分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有碍社会的进步。现代学者早就证明，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经济安全与效率也存在一定的矛盾。[5]当然，公平与经济安全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的，不可偏废。但如何掌握恰当的度，在获得适度公平与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不牺牲效率，却是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的。

对法国福利制度的负面影响，不少有识之士早有察觉。1995年5月，希拉克总统上台伊始，就准备对它开刀。然而，政府的设想尚未付诸实施，就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抗议浪潮，是年10月，全国500万公务员与国有部门职工罢工示威，抗议政府的保险改革计划。接着，万名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削减教育经费。2月，巴黎、马赛等地再次爆发万人示威活动。上述这些示威活动一度导致交通、邮政、公用事业和新闻出版机构的瘫痪。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政府被迫暂缓执行许多改革计划。但希拉克总统坚持改革的雄心不死，为了替改革赢得更多的时间，19，他毅然解散议会，将原定于1998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到年，企图利用总统选举胜利的余威，在议会选举中再次击败左派，控制议会，强制推行改革。但在议会选举前，关于总统将在选举获胜后大幅削减福利经费，推行强硬改革路线的消息不径而走，引起大批福利制度受益人的恐慌，许多人转而投左派的票，结果，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希拉克总统拟议中的改革尚未实施，就胎死腹中。

希拉克总统改革计划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原因的。因为民主制度总是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削减福利经费的改革触犯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投票否决。即使改革可能对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有好处也无济于事，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为了虚无飘渺的长远利益而放弃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的。更何况福利制度的改革还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那些充分享受现有福利制度好处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在福利制度改革后，未必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补偿，因而他们对改革持反对态度也就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所谓“民主的悖论”。

笔者大胆地预言，民主制度的这种内在的缺陷，正是西方文明由盛转衰的致命弱点。这一点，目前尚不明显，因为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千方百计地力图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等手段保持它们的经济优势。但是，只要不纠正这个缺陷(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纠正)，再过几十年，它的后果就将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即西方文明，至少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国家将走向衰落。如果中国和东南亚诸国能顺利走出目前的经济低谷并继续保持以往的发展势头，并且不重蹈西方式福利制度的泥潭，那么到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让・法维埃.法国编年史[M].巴黎：拉鲁斯版社，1987.

[3]弗雷明夫妇.1995年法国年鉴[M].巴黎：罗培拉枫出版社，1994.

[4]何自力，郑子彬.法国市场经济体系[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社会发展的悖论 篇6

关键词:“特里芬”悖论;新“特里芬”悖论;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产业资本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87-02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44国的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起草并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希望建立一种国际货币体系来实现国内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并使各国在不限制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实现外部平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后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美元与黄金挂钩,其比价固定为35美元/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2)成员国官方的国际储备以黄金或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3)要求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实行货币的可兑换,限制资本项目上的外汇交易;(4)美国承担着为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责任,成员国有权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官方价格兑换黄金｡

二、“特里芬”悖论

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认识到:随着各国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的不断增加,外国所拥有的美元储备可能会超过美国所拥有的黄金,在美国许诺以1盎司黄金赎买35美元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美元持有者同时向美国要求承兑的话,美国将无法履行它的诺言｡问题就随之而来:外国的中央银行如果认识到它们所持有的美元将不再像黄金那样值钱时,可能再也不愿意持有美元,而宁愿将它们马上兑换成黄金,信心引起的挤兑可能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悖论｡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1967年底到1968年初,私人投机者由于预期黄金价格可能会上升而开始囤积黄金,美联储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大量出售黄金仍无济于事,英格兰银行在1968年3月15日关闭了黄金市场,两天后宣布实行黄金价格的双轨制,即官方价格与私人价格的并存——私人买卖黄金价格将实行浮动,各国中央银行继续以35美元/盎司的官方价格进行黄金交易｡

1971年美国公布国际收支不利的消息导致私人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德国马克,仅在1971年5月4日当天,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购进10亿美元以保持其固定汇率,5月5日清晨,在外汇市场开盘交易的第一小时,德国中央银行就买进了10亿美元,此时,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努力并允许其汇率浮动｡

1971年,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元进行实际贬值,遇到其他国家的阻挠,同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采取了强硬措施,宣布从此以后美国不再自动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换回美元｡1972年12月,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达成《史密森协定》,黄金的官方价格上升至38美元/盎司｡美国不再承担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责任,美元与黄金比价的变化,少数国家放弃固定汇率等现象预示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逐步走向解体｡

四、新“特里芬”悖论

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马克麦考利,他在2003年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时发现:美国通过负债吸引东亚资本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东亚地区美元的供给又依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东亚地区的美元供应就会收缩,流入美国的东亚资本就会减少,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影响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下,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是矛盾的,被称为新“特里芬”悖论｡

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国际清偿力和国际流动性完全依赖于一个国别货币——美元的外部供应,即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为发展各自的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的结果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发生长期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而这个矛盾就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解体的核心矛盾｡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对黄金而言,其需求是无限的,而其供给却是有限的,黄金的有限供应最终会满足不了无限的需求,从而导致黄金价格的改变和美元与黄金按官方价格兑换承诺的破产;其次,美元作为世界结算与储备货币,可以长期沉淀海外而不会形成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而需向美国提供产品,美国则可“印刷”自身的国际支付手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支配外国创造的财富,美国享有的这种“美元特权”会随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而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限制资本项目上的外汇交易显得更不合适宜,且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对保持固定汇率和一国资本市场的完善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又会影响一国的国内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实现｡

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也有其必然性｡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脱离了黄金,庞大的金融交易额与货币交易额基本上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相关,世界资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虚拟资本”时代｡随着美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国内物质产品生产逐渐不能满足国内物质产品消费,出现了不可修复并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扩大到6 667亿美元,已远不是靠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海外沉淀所能弥补的｡从海外投资看,2004年美国已经变成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负差,美国每年为此需支付的利息与股息已经超过千亿美元,不仅不能作为平衡贸易收支的资金来源,反而成为扩大贸易逆差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美国平衡贸易收支的途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贸易项下的逆差｡但这又取决于全球产业资本创造的物质产品净剩余的绝对数量,也决定于美国所出售的金融商品数额是否能足够支付本国物质产品需求所必须的进口,这就要求资本项下的顺差必须大于等于贸易项下逆差,并且贸易项下逆差的扩大,必须依赖于资本项下顺差的扩大,如果资本项下的顺差缩小,问题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如果国际收支逆差持续且不断扩大,就会影响美元币值的稳定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

克服这些难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在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某种或某几种货币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它们要脱离某一种国别货币,单独行使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的职能｡目前,各国正在积极探索,欧元的诞生就是探索的产物,尽管它只是“区域性货币”,但对公正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及亚元的提出都是探索的表现,但建立一种有效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我们在今后不断地研究世界货币体系及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不断地探索,从而为有效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冉生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对称性及其启示[J].新金融,2006,(2).

[2] 迈克尔·P.杜利,桑特·克鲁兹,喻桂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J].中国物价,2005,(4).

[3] 王瑾,王国忠.经济虚拟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J].管理现代化,2005,(2).

[4] 赵秀臣.论当今世界货币体系的本质谬误兼及欧元[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2).

教学的悖论 篇7

教与学本来就是相悖的。近来流行的“翻转课堂”, 其实也部分地颠倒了“教”与“学”, 把很大一部分应该由教师执行的“教”的部分转移到学生的“学”中了——教学的艺术也就轻易地转换成教学的技术了。

信息技术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使得教师也如夸父逐日般地应接不暇。信息技术教师边教边学、现学现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也就此练就了很多教学高手“教中学”、“学中教”的绝世本领。大卫·K·科恩的《教学及其困境》, 我们不用去读, 不说没有时间, 而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这样的困境中。

给我们一个杠杆, 我们撬不起来地球, 因为我们就在地球上。要跳出教学之外来看待教学, 何其难也!也许我们刚刚得到一个看似真理的结论, 还不明白自己已走进自相矛盾的主题。

一次听课, 上课教师讲到Excel的筛选, 强调数据处理的“自动化”, 也就是让电脑自己去处理, 避免人工操作。显然, 教师是想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或者“计算机思维”。然而, 当教师演示完“自动筛选”后, 学生忽然指出:我怎么觉得这个自动筛选, 还是需要我们用眼睛去找啊?

课后评课和讨论, 再次提到这个筛选的悖论, 意见有分歧, 不过最终肯定了上课教师对“计算机思维”的强调。在程序设计的教学中, 这种思维培养尤其重要。最常见的累加求和算法, 求1+2+3+……+n的值, 我们都是用循环结构来写, 但是如果学生用高斯公式n (n+1) /2直接让电脑得出结果呢?虽然结果正确, 却决不可取!因为这个问题你知道公式, 换个问题你可能就不知道公式了!在你无法解决时用你的算法思想让电脑来解决, 才是算法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计算机思维。放下活人的思维, 采用计算机的思维用笨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似乎也有些悖论的味道。

信息技术课程涉及的领域众多, 每项教学内容又会有不同的深度, 深度和广度问题向来都处于争论之中。曾有教师主张少教少学, 尤其是有难度的教学内容, 因为学生以后用到时可以方便地从网上搜索到解决办法。我是坚决反对这种抹杀教学技术含量的看法的, 因为, 学生不知道、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是否有方法可以实现都不清楚, 不知道其中的相关术语, 甚至无法表达自己想要实现的功能, 也就根本无从搜起, 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曾经请一批信息技术教师来实验, 让他们扮演学生, 我布置一个任务, 在Excel中实现点击“职称”列下的单元格可从下拉列表选择职称, 并在“工资”列自动显示相应的职称工资 (给出我的效果演示) , 让他们通过网上搜索来解决。结果, 这个不是很难的问题, 除了两个本来就会的教师, 一个通过网上在线请教高手的教师, 其他教师通过网上搜索的方式都没能解决!实际上, 搜索“单元格联动”就能找到方法, 但是没接触过的不知道这个术语啊——悖论。

有趣的悖论问题 篇8

如果理, 他就是自己理发的人, 按照规定他只能为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 可他不是自己不理发的人, 就不能理;如果不理, 他就是自己不理发的人, 按照规定他给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 又要给自己理.所以他理也不是, 不理也不是, 理发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 也叫“理发师悖论”.

理发师悖论问题的提出, 让人们发现了数学这座辉煌大厦的基础部分存在的一条巨大的裂缝.于是, 数学家们开始探索数学结论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真理性, 数学推理在什么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数学基础论.

小说《唐吉诃德》里描写过这样一个国家, 它有一条奇怪的法令, 每个旅游者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回答对了, 一切都好办;回答错了, 就要被绞死.一天, 有个旅游者回答:“我来这里是要被绞死.”旅游者被送到国王那里, 等待国王最后的裁定, 国王苦思冥想了好久:他回答得是对还是错?究竟要不要把他绞死?如果说他回答得对, 那就不要绞死他, 可这样一来, 他的回答又成错的了!如果说他回答错了, 那就要绞死他———但这恰恰又证明他回答对了.实在是左右为难!最后国王也只好取消这样一条法令.

像这样的悖论还有许多.实际上, 与这些悖论本质上完全一样的说谎者悖论, 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提出.著名的《科学美国人》杂志社编的《数学悖论奇景》中, 有不少生动而奇妙的题目.有的题目作了简略的分析, 有的只提出问题, 留待读者去思索.

大学学费管制的悖论 篇9

关键词：学费管制,委托代理理论,寻租

我国大学学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学学费是高度管制的。根据管制经济学的解释, 价格管制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自然垄断的行业利用其垄断势力谋取垄断高价。高等教育虽然不具有自然垄断行业“成本劣加性”的技术特点[1] , 但不容否认, 在当前高等教育政府垄断供给和市场超额需求的市场结构下, 高等教育拥有一定的垄断力量, 因此政府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实施高等教育学费管制就有了很好的理由。其次, 政府的学费管制还基于社会公正分配的考虑。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表明:帕累托有效可以通过瓦尔拉斯式的竞争均衡来实现, 而和最初所有权的公平分配无关[2] 。如果由市场价格来分配高等教育机会, 即便不考虑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市场非完全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等市场缺陷的存在, 市场分配实现了帕累托效率, 但这种效率也并非社会合宜的结果。从公平的角度来看, 有才华的低收入阶层子女仅仅因为经济原因的制约而失去法律赋予的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显然是有违社会公平和正义准则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高等教育影响人力资本的价值, 而人力资本又直接影响未来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晋升, 如果任由经济条件制约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 将导致阶层的固化。下层阶层子女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威胁政治的稳定。最后, 政府实行学费价格管制还基于提高学校内部效率的考虑。美国学者鲍恩认为, 高等院校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卓越、声望显赫和影响力,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高等院校总是希望招聘最杰出的教师、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不断更新仪器设备等等, 所以学校总是希望争取尽量多的资金投入, 而学校自身又缺乏有效的办学成本约束机制, 他们会耗费掉所有争取来的资源, 最终导致学校的成本总是倾向于不断上升[3] 。学费价格管制希望通过约束学校的收入, 来激发学校挖潜增效, 提高内部办学效率。上述种种理论分析, 似乎都意味着学费管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必须的和不可动摇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从1989年开始实行收费改革以来, 政府虽然一直没有放松对学费的管制, 但结果却是学费持续不断的上升, 低收入阶层子女教育公平状况堪忧,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下滑以及学术腐败和学术欺诈频现。

一、多重委托代理模式下高等教育学费持续上涨的内在机制

从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来看, 高等学校受学费管理和预算管理双重体制的制约, 而这两种体制中都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4] 。

当前我国学费管理上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体制, 中央的主要职责是确立学费标准的原则, 而省负责制定具体的学费标准。如1996年《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就规定学费占年生均培养费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共同做出原则规定, 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学费标准审批权在省级人民政府。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5%。在具体操作上, 省级政府经常将学费直接管制权委托给教育机构——教育厅, 由教育厅提出学费标准的建议, 并由教育部门负责最终学费标准的执行;将间接管制权委托给省财政部门、物价部门, 由财政部门、物价部门负责审核教育部门提出的学费标准建议。从政策规定上来看, 高等学校在我国没有自主定价的权力, 但在目前我国学校会计制度建设不完善, 教育成本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 即使是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机构——教育部门, 在关于教育成本的信息上也处于劣势, 他们将学费标准的制定权进一步下放, 在学费制定上不可避免地要咨询学校的建议, 这样学校事实上也拥有相当程度的定价权[5] 。倒是受学费直接影响的消费者, 在学费制定上长期没有发言权。直到2004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 要求按国家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政府举办的小学、初中的杂费, 高中的学费, 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本科的学费, 应当实行听证制度, 纳入地方听证目录 。并规定教育收费决策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 一般由学生 (需16周岁以上) 或学生家长代表, 学校代表和有关方面代表, 以及相关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中, 学生和学生家长代表一般不少于听证代表总人数的1/3。随着教育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消费者在学费制定中被动的不利局面才有所缓解。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就其预算收入来看, 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政府的财政拨款;二是学校的学费收入。高等学校的预算管理由政府委托财政部门直接管理, 间接管理部门为教育部门, 主要负责本部门预算的编制。教育部门本身作为一个利益主体, 并且被赋予维持高等学校正常运转、健康发展和不断提高质量的职责, 因此在教育预算管理上, 教育部门会代表高等学校的利益, 为其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投入。

在学费管理和预算管理两套体系方面, 教育部门扮演相互冲突的角色。在学费管理方面, 教育机构受政府直接委托负有控制学费增长,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责, 但在预算管理方面教育部门又受政府间接委托成为学校利益的代表, 它要为学校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收入。在政府财政拨款一定的情况下, 只能靠提高学费收入来实现。由于教育部门是高等学校直接的管理者, 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和高等学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容易和高等学校结成“政企同盟”的关系[6] 。因此高等院校的效用函数就会成为教育部门的效用函数, 教育部门不再是为全社会利益服务, 而成为被特殊利益集团高等学校所“俘获”的机构[7] , 从而制定有利于高等学校的学费政策。作为学费管制的间接机构, 物价部门和财政部门负有审核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职责, 但由于学校会计制度不健全, 教育成本信息不透明, 物价部门和财政部门搜寻教育成本信息的成本远大于收益, 于是最优策略是保持“理性的无知”[8] , 放松自身的审核职责, 对教育部门提出的学费标准轻易放行。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 为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应该保持公正, 如果把学费管制看做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它应当确保各方均满意的均衡结果的出现。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在我国, 省级政府并非完全由公民选举产生, 而往往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结果, 它对上而非对下负责。在上级政府“GDP”绩效考核晋升的官僚体制安排下, 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优先发展经济, 而教育的发展则被忽视[9] , 对教育部门的投入不足导致政府在管理教育部门方面理亏词穷, 因此往往通过优惠政策促使教育部门自筹资源。消费者成为这场博弈的受害者, 政府垄断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市场超额需求的存在, 赋予高等学校极强的垄断势力, 它们可以操纵高等教育的学费, 收取垄断高价。而消费者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机制均受到约束, 被动地接受高等教育学费一次次的涨价也纯属无奈, 价格听证制度的建立虽然给消费者意见一定的表达渠道, 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费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运行机制, 而这两套制度设计为学费的持续上涨已经建立起了自发的制度基础[4] 。

二、价格管制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下滑的秘密

在这场博弈中, 唯一超然的是中央政府。它可以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 在民众对学费上涨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的时候, 出台有利于民众的学费政策, 如2001年以后针对过高的学费水平和过快的学费增长速度, 教育部已连续多年出台学费稳定政策。但由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的高等学校, 以及负担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并不多, 实行价格控制后, 省级政府面临的财政拨款减少和学费收入上涨的零和博弈并没有结束。中央政府出台价格冻结政策, 省级政府负责执行, 省级政府在不增加财政拨款的情况下, 又将学费冻结的执行交给了学校。由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教育部门、高等学校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 以及官员晋升任免的权力的威胁, 对名义学费造成了硬约束。面对超额需求, 价格已失去配置作用, 非价格的因素如考试成绩成为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手段。学生为了获得较高的考试分数,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而这都是有代价的, 毕竟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欢迎这样的应试教育而是希望快乐的素质教育。

对于学校来说, 学费是学生为购买教育服务合同而支付的价格, 教育服务合同的核心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有关教育服务质量的约定。不同的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而教育质量存在多方面的属性, 如生产技术方面、专业设置方面、课程内容方面、社会服务方面、科研能力方面等等都存在许多差异。政府由于信息成本的约束不可能获得学校教育质量所有属性的信息, 因此在学费管制时, 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规定总是笼统的和模糊的, 而一些未被界定的教育质量属性, 按巴泽尔的理解就会进入公共领域, 成为学校争相攫取的公共财产[11] 。但不同学校由于自身的差异, 攫取公共财产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对于一些重点高校, 如“985”和“211”院校, 它们往往有更低的生师比, 更高质量的师资, 除了教学外他们更加重视科研和社会责任, 对学生的资助也更为慷慨。在专业设置方面, 会基于组织自身现有人员配置来设置, 而较少将专业成本的高低作为专业调整的主要依据。在教学内容方面, 更加关注学术导向的而不是成本更低的职业导向的内容。在政府实行学费管制以后, 他们边际调整的能力非常强, 如通过增大生师比而减少教师工资牺牲师资质量、减少社会责任、减少科研投入等等;在专业设置上, 扩大教育培养成本相对低廉的专业招生, 限制成本较高的专业招生;在教学内容上, 更加重视职业导向的内容而忽视成本更高的学术导向的内容。普通学校往往做着同样的事, 但他们边际调整的能力相对有限, 必要时甚至会突破国家最低办学标准的要求。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体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对于一些依靠学费收入来维持自身运转的私立学校来说, 则处境更为不利, 在政府实行价格管制的背景下, 他们可用来进行调整的边际非常小, 这些学校本来就是在边际成本处运行的, 因此面临政府学费管制, 往往是最先被淘汰出局的。

消费者面对政府的价格管制现在有两种选择, 要么要求政府严格教育质量管制和学费管制, 接受高等教育超额需求的现状, 使自己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和努力来竞争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要么接受学校降低教育质量的现实, 通过牺牲质量来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作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他们最终选择的均衡结果可能是两种选择的综合, 也即超额需求缩小给他们带来的边际收益 (如更小的应试教育的痛苦) 与教育质量下降给他们带来的边际成本 (如人力资本价值的损失) 相等处的选择。

三、市场非均衡下政府、学校和消费者的寻租分析

正如美国学者克鲁格所言, 人们经常会为政府管制带来的租金而展开竞争, 在某些场合这些竞争是合法的, 而在另一些场合, 寻租则采取其它的形式, 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12] 。政府学费管制带来的租金同样会引起学校、学费管制受益的消费者以及学费管制受损的消费者就租金展开激烈的竞争。对于学校而言, 他们会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游说政府放松学费管制, 甚至有时会贿赂官员, 在经济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租。政府放松学费管制, 即便不提高学费的名义价格, 学校也有很多其它的途径来争夺这些租金。如学校可以搭售产品, 提高搭售产品的价格, 如提高住宿费、伙食费的标准, 有时变相提高学校代收费项目的标准, 如军训服装费、四六级考试报名费, 更有甚者一些学校还会创造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如清洁费、毕业生签约违约费、派遣费、专业选择费等等不胜枚举, 变相提高学费的价格。

对于有资格进入学校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则会付出成本游说政府加强学费管制, 而对于没有资格进入学校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同样会花费成本游说政府放松学费管制、扩大高等学校的供给, 以便使自己能有机会进入学校。更为极端的情况是, 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消费者 (如高考分数不足录取线) 会贿赂政府官员、学校人员, 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取诸如民族考生加分、体育特长生加分等方面的政策照顾, 更有甚者采取冒名顶替、替考、作弊等手段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诸如此类的“学术腐败”和“学术欺诈”[13] 现象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花样不断翻新。

对于政府而言, 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他们会通过学费管制来主动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常见的手段就是抽租和创租[12] 。创租主要是政府通过学费管制政策, 为特定消费者创造一定的租金, 而作为交换这部分消费者支持政府关于大学其它方面的改革, 如取消助学金、变过去的无偿资助为有偿资助, 最明显的就是增加助学贷款在学生资助中的比例。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低学费、低资助的学费政策, 而这种学费政策和高学费、高资助的学费政策究竟谁更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分配公平, 目前还存在众多理论和经验上的论争[15] 。同时政府也会采取增加私立学校供给等办法来转嫁政府的教育成本, 只要消费者通过政府的学费管制获得的收益大于这些寻租交易的成本, 他们就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换。而抽租则是政府部门威胁要进一步实施学费管制, 如威胁降低学费或威胁加强成本管制等手段来使学校“贿赂”政府。而和学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职能部门, 都是学校得罪不起的, 学校会或明或暗地给予这些职能部门在招生方面的照顾和优惠。

四、结语

教育领域里的悖论 篇10

悖论之一是,近年来教育形势大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均有较大进展。但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仍然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每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而且出国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过去是怕考不上大学而送孩子出国学习,现在是优秀的孩子选择出国学习。许多家长反映,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对孩子要求过多,限制过死,束缚孩子潜在能力的发展。因为怕影响孩子的发展,所以要早一点送到国外去学习。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质量?许多校长、教师口头上说提高教育质量,但把教育质量停留在考试分数上,实际上做着违背提高质量的事,增加学生负担,进行机械的训练,极大地妨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悖论之二是,某些地方干部一方面高喊素质教育,另一方面给学校、教师施加压力,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要知道,升学率是一个常数,每年全国升学率都有一个定数。甲学校提高了,乙学校就会降低,不可能每所学校都年年提高。追求升学率就像盲目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污染了环境,将来治理要付出成倍的代价。

悖论之三是,一方面规定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小学低年级不留作业,另一方面教师又布置了许多家庭活动,甚至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许多家长觉得苦不堪言;一方面学校减少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另一方面家长又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学生负担日益加重。总之,教师和家长一起,不让学生有空闲的时间,不让孩子有自由的游玩活动,不相信孩子需要在玩耍中成长。

悖论之四是,教育部门一方面规定减少学生的考试,另一方面又布置各种测评,虽说是抽样的,但学校班班要准备,结果反而增加了学生负担。教育质量的监测是需要的,但要不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测评?用这种方法监测还是一种分数思维,依然是以考试分数为标准。国家明文规定不要以分数排队,但有些地区仍然半公开地按分数对学校排队,学校也按分数对学生排队。学校、老师和学生因而感到很大的压力。

悖论之五是,大家都说要培养创新人才,从小要打好基础,但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处处限制学生思维。许多小学限制学生的自由活动,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能做。许多家长反映,孩子得不到自由发展。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不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事事都设标准答案。

悖论之六是,天天说要把爱心献给学生,要热爱每个学生,却常常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继续评选所谓的“三好学生”。要知道这样只能鼓励一部分学生,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学生正在成长中,发展不是线性的,有时是会犯错的,人的一生就是在犯错中不断成长。我们天天在讲宽容,但对孩子的犯错却不宽容。学生是需要激励的,是需要榜样的,但不能把学生定格在谁是好学生、谁是差学生上。

悖论之七是,大家都认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尊师重教,但教师群体却得不到社会应有信任和尊重。许多家长对学校抱有“托管”思维,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要负全部责任,缺失家庭教育,“校闹”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家长希望孩子有好老师,因此不仅要择校,还要择老师,另一方面很少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去学师范。这说明在我国,教师职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尊师重教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口头上。

悖论之八是,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压抑孩子,让孩子埋在作业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练习题”,使孩子养成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还美其名曰“为了将来的幸福,只好牺牲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没有童年的幸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没有形成完善的人格,孩子将来也不可能幸福。

教育领域类似的悖论还有不少。笔者认为,这些悖论破解了,我国教育必能更健康地发展。

人生的悖论 篇11

When one door of happiness closes, another opens, but often times we look so long at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n’t see the one which has been opened for us.

The best kind of friend is the kind you can sit on a porch1) and swing with, never say a word, and then walk away feeling like it was the best conversation you’ve ever had.

It’s true that we don’t know what we’ve got until we lose it, but it’s also true that we don’t know what we’ve been missing until it arrives.

Giving someone all your love is never an assurance that they’ll love you back! Don’t expect love in return; just wait for it to grow in their heart but if it doesn’t, be content it grew in yours. It takes only a minute to get a crush on2) someone, an hour to like someone, and a day to love someone, but it takes a lifetime to forget someone.

Don’t go for looks; they can deceive. Don’t go for wealth; even that fades away.

Go for someone who makes you smile because it takes only a smile to make a dark day seem bright. Find the one that makes your heart smile. Dream what you want to dream; go where you want to go; be what you want to be, because you have only one life and one chance to do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May you have enough happiness to make you sweet, enough trials to make you strong, enough sorrow to keep you human, enough hope to make you happy. The happiest of peopl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they just make the most of everything that comes along their way.

Happiness lies for those who cry, those who hurt, those who have searched, and those who have tried, for only they can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 who have touched their lives.

When you were born, you were crying and everyone around you was smiling. Live your life so that when you die, you’v e the one who is smiling and everyone around you is crying.

也许老天想让我们在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先认识几个不那么对路的家伙，好让我们懂得对这份礼物心存感激。

上帝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我们却往往长久地注视着那扇关上的门，忘了去关注那扇为我们新开的窗。

最好的朋友是那种陪你坐在走廊里无所事事，只字不语，然后起身离开，却让你感觉仿佛聊得很尽兴的人。

惟有失去才知曾经拥有，这句话说得很好。还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对：直至拥有才知错失了种种。

对某人倾注你所有的爱并不能保证他也会爱你。永远不要奢望回报的爱。只需静静等待爱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如果不行，请庆幸至少爱在你心中生根。你只需花一分钟讨厌某人，一小时喜欢上某人，一天爱上某人，但是你却要花一生去原谅某个人。

不要以貌取人，它具有欺骗性。也不要以财量人，它也许终会散尽。

和那些让你微笑的人在一起，因为仅仅是一个微笑就能扫走一天的阴霾。寻找那些能让你的心欢笑的人儿。梦你想梦到的，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因为你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做你想做的事。

祝福你过得幸福、甜美， 有足够的尝试让你坚强，足够的遗憾让你谦卑，足够的希望让你快乐。最幸福的人儿不一定就拥有最美的一切，他们只是好好利用了手里的一切。

幸福生活会向那些曾经哭过、受过伤害、苦苦找寻过、努力尝试过的人儿敞开大门，因为只有他们懂得珍惜那些走进他们生命中的人。

“土地期满收回”的双重悖论 篇12

按现有法律规定, 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70年, 商业、旅游、娱乐用地为40年, 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为5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该如何处置, 事关公民个人权益, 事关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和稳定, 社会各界历来十分关注。上海“土地期满收回”的规定, 在历来的土地出让交易中均属首次, 无疑触动了社会和业界敏感的神经。更有甚者, 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须知》规定, 土地期满后的处理方法为“出让人无偿收回”。笔者认为, 不论是有偿收回还是无偿收回, 这种做法都与现行的法律制度相悖, 与保护产权人利益的理念不符。

首先, “土地期满收回”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根据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虽然法律没有规定续期是“有偿”还是“无偿”, 但前提是“续期”, 而不是“收回”。作为地方政府出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须知》, 属于政府规范性文件范畴, 连地方规章都算不上, 在法律效力等级上与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物权法》相差了数个层次。上海的规定违反了上位法的强制性要求, 在效力上值得怀疑。

其次, “土地期满收回”侵害了房屋产权人的利益。土地出让虽然是在政府与开发商间签定合同, 在二者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但最终的结果还得购房者来承受。但问题是, 由于在售房合同里写明“土地期满收回”, 将直接影响到房屋的销售和价格, 开发商根本就没向购房者说明情况, 业主对此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 “土地期满收回”规定如何执行?在普遍民众的印象中, 买了房子就拥有了永久的产权, 可按上海的政策, 土地期满房子甚至可能被无偿收回, 这让民众如何接受?届时一旦地方政府与业主在房屋产权上发生争执, 开发商在挣得钵满盘满后, 很有可能早就不存在, 业主的权益如何保护?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权利的稳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现有的法律来看,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该如何处置,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 《物权法》关于“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自动续期”的规定, 只适用于住宅建设用地, 而对商用地在使用权届满后如何处理, 仍是一个未知数。另一方面, 《物权法》虽然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自动续期, 但这种“自动续期”是无偿续期还是有偿续期?如果是有偿续期, 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收?如果标准过高, 显然也是公众无法接受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 就像是悬在产权人和房地产市场头上的一把刀, 随时可能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危胁和伤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而且不利于私有权益的稳定。从这层角度来看, 从国家层次进一步统一和明确土地期满处理问题, 必须摆上重要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