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悖论（精选12篇）
发展的悖论 篇1
摘要：三元悖论是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通过梳理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本文从汇率制度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等角度,对三元悖论理论的应用研究进行文献评述。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 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 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 “米德” 二元冲突———M - F模型——— “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 1951) 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 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或支出转换政策( 主要包括汇率政策) ,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 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 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 例如货币政策) 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 - 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 - 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 - 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 总需求和产出) 的调节是有效的; 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 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 “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 ( 1994 ) 、 Krugman ( 1998 ) 、 Obstfeld和Taylor ( 1998) 等,在M - 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元悖论”1,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 - 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 - 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 ( 2002 ) 、Obstfeld等( 2005) 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 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 又称 “两极汇率制度论”,或 “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 。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2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 “角点解” ( corner solu- tion) ———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 “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 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 “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 “1 /2,1 /2,1”的中间路线, 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Frankel ( 1999) 就曾指出 “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 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 ( 2007)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 “角点解” 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 ( 2003) 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 “1 /2,1 /2,1”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 ( 2005) 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 “最好的” 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 “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 ( 2002 ) 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 “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 ( 2003) 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 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 “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 “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 ( 2003) 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 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 ( 2010) 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 “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 ( 2011) 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 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 ( 2010) 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 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 ( 2011) 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 “固定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 “浮动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 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 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 ; 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3。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和Lardy ( 2003 ) ,Eichengreen ( 2003) ,余永定( 2004,2010) ,易纲( 2001) , 孙华妤( 2004,2006,2007 ) ,李小娟( 2009 ) , 贺力平( 2004,2011 ) ,谢平、张晓朴( 2002, 2007) ,Wang ( 2010)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 “政策” 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 ( 2011) 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 2010) 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 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 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 “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 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 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 ( 2010) 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4。相反,Reuven和Michael ( 2002) 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5。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 ( 2006) 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 2006) 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 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 man J. M. Chinn和H. Ito ( 2008) 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 MI) 、汇率稳定性( ERS) 和资本开放度( KAOPEN) 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 “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 “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6( 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 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 - 22% , 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 ( 2010) 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 “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 如果上述命题成立, 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发展的悖论 篇2
活在世上，介于红尘，每个人都会对命运有所思索，鄙人也是如此。而思考命运，却又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命运，是一种悖论啊。
命运，是可知还是不可知？
走进海水围绕，林木丛深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我看到一座座庙宇拥满朝圣的香客。他们面对佛祖虔诚地膜拜、祈祷。与之攀谈，有的是为了祛病，有的是为了求学，祈求佛祖保佑。香雾缭绕、木鱼声声，我想，命运是不可知的吧？否则众多香客为何来这里祈求呢？
一位好友18岁的孩子突然患了精神病，反复喊闹，非但辍学，家人还得整日看护。望着孩子迷茫的目光，我的内心升起悲凉。花样年华，正应蓬勃的生命却……。造化弄人，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啊。
晚上翻看唐诗，读到张九龄感遇诗中的两句：“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一代贤相，运筹帷幄，才高八斗，但也命运多舛，生此感慨。我的心中不由一声叹息。
看电视上介绍日本女排，提到大松博文。这位著名教练曾率日本女排三夺世界冠军，而当时的日本女排身体条件并不太好。大松严格要求、刻苦训练，被称为“魔鬼教练”。他的队员被他骂过，甚至打过，但在他逝世后，她们在他墓前立碑，上书“有志者事竟成”。看了这段电视，我又想，人也有把握命运的可能吧？
看《读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某大学教师让学生谈理想，五十几人中只有两人有明确目标。二十几年后，还真就这两人成就了一番事业。看来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设计和安排也并非不可能，并非没有用。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两位母亲精心培养儿子，儿子经过努力也终于成为一代人杰。由此可见命运的轨道也有迹可循。
命运的不知与知之间会有一道桥梁相连吧？人不能完全知晓、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只要有志，并为之努力，就会向心中的目标接近。也许，最终没有登上理想的高峰，但那攀登的足迹还是会充实、丰富人生。
人生命运是喜呢还是悲？这也是个悖论。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圣经，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赎罪，这就带有悲剧性了。从人生和世界的大进程看也是悲剧性的：无论英雄与草民，最终都化为一抔土，就是地球亿万年后也要灰飞烟灭。人在年轻时思想不成熟、经济不富裕，却要成婚。待人情练达、事业有成，发现婚姻不合适时，木已成舟、青春已逝，所以婚姻本身就隐藏着悲剧性。知识的积累也是如此，年轻时头脑清楚、精力旺盛，却处于学习阶段，而当知识丰富，学问渊博时，人已垂垂老矣，行将就木。故而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是可悲的，是宿命的。
从局部看，命运也有悲剧性，俗一点说是：“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雅一点说是：“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人会失意，是悲；人会得病，是悲；人会丧亲，是悲；人会遇祸，是悲。因而文学作品有大量悲剧，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是四大悲剧，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除《西游记》外也都是悲剧。古往今来的文艺经典，大部分是悲剧，文学的最高层次也是悲剧。
或许某个人会说，我万事如意，从没有伤心事。那很不幸，这就是悲剧。没有痛苦的人就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没有大悲，也就不会感受到大喜。
命运当然也有喜兴，能来到世上走一遭，就是幸运，就是喜。生物在不断进化、世界在不断发展，这就是喜。
从局部看，喜事也不少。成人是喜，结婚是喜，生子是喜，入学是喜，就业是喜，乔迁是喜，升迁也是喜；年轻美丽是喜，年高德劭也是喜；运动员登上领奖台是喜，作家抚摸新出版的作品也是喜；农民收割金黄的麦浪是喜，工人落成宏伟的大厦也是喜。人们还恣意去寻求喜悦、快乐，去旅游、去看戏、去运动、去宴会、去联欢、去游戏……人生正因为有这些喜乐，才让人眷恋。
老子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悲和喜也相连，且可相互转化。一代艺术、禅学大师李叔同临终前概括人生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他的眼中滚出泪珠，嘴上却带着微笑。曹雪芹对此意看得真切，描写得也形象：“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范仲淹推崇隐逸的严光，为其修祠并做歌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面对人生不断演变的悲喜剧，范仲淹态度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也很从容、洒脱。
命运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这又是个悖论。
与同事或朋友聊天，不少人感叹命运的不公：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强、有人弱；有人精，有人笨；有人顺，有人背；有人喜，有人愁……。人生是有差异的，这差异就显出不平等，不公平。
命运是公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好心必有好报。命运又是不公正的，“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其实细想想，命运如平衡的天平，不偏不倚，总的来说是公平的，左边失重，必在右边添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视觉障碍，必以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弥补之。
苦难折磨人，使人痛苦，但苦难又能磨炼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冰心说：作家不应害怕苦难，而应感谢苦难，因为苦难给作家阅历，使他写出好作品。司马迁也有类似认识：“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富贵可以使人锦衣玉食，灯红酒绿，但天方夜潭中的富翁却因有钱而睡不着觉，他怕小偷，怕盗贼。而他的长工每日敞门酣睡。富翁把钱袋送给长工，便能熟睡了，可长工却提心吊胆，昼夜难眠，于是他又把钱袋还给富翁。
荀慧生学徒时师傅要求严厉，经常责骂甚至毒打他。但他却打下了浓厚的戏剧功底，以后终于成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他也非常感激师傅过去对他的严格训练。“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是旧时艺人深切地自身体验啊。
命运的公与不公是相对的，相辅相成。
高校辅导员的生存悖论与发展维度 篇3
辅导员生存悖论分析
1.教育者、管理者与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悖论。作为教育者、管理者，其职责要求辅导员要严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落实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要求，确保学校的安全稳定、规范有序。而作为引导者、服务者，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两种角色因为徘徊于“制度规范”与“以人为本”之间而相互矛盾，而且许多高校为了强调办学规模和效益，一味强调稳定学生的思想情绪，对个别学生的要求或反映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问题过于敏感，甚至于怀疑、调查辅导员的品行，给辅导员心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使辅导员在高校扮演着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
2.工作职责要求与实际工作的悖论。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着重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然而，由于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辅导员与学生1:300甚至是1:400的悬殊比例压得辅导员喘不过气来，学校、职能部门过多的检查评比使辅导员在繁杂的教学、行政管理事务中疲于奔命。后勤社会化改革得不到位又使辅导员工作处于被督查、考核的对象，使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角色地位受到质疑。
3.队伍素质要求与培养使用的悖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对辅导员的选聘提出高素质要求，如：必须是党员、学生干部、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学业优良、组织协调能力强，甚至于硕士学位的学历要求等。这实际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辅导员的品学兼优、能力出众。然而，在校内一部分领导、专业教师的思想观念中，对辅导员总是心存轻视心理，培养使用无计划，评优评先无指标，工作条件待遇少落实，对辅导员工作一个阶段后转到原专业的基础教学、科研岗位存在制度政策上的障碍，甚至于对其能力提出怀疑，致使辅导员对自身的成长、发展深感茫然。
4.工作绩效考核与工作条件待遇的悖论。多数高校未建立辅导员的系统培养、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未形成辅导员的工作重要性的广泛共识。对辅导员的考核指标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细，对工作考核的过份重视与对工作待遇的漠视并存，无论考核结果如何，工作条件配备主要取决于院系的经济实力，形成考核与待遇“两张皮”现象，不利于调动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社会对高校评价体系的悖论。目前高校工作重点是学科建设、学位建设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高校间竞争的指标完全侧重于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学科培养基地、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以及发表标志性的学术专著和国际学术刊物SCI、EI收录的数量。而往往对培养出来学生的素质、能力水平及其社会评价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工作重心几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标数量而轻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软指标的泥潭。
辅导员生存悖论的根源探究
1.长期对辅导员的职责定位不明确，使用培养、考核制度不完善，辅导员．在高校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在相当一部分高校里，对辅导员的职责没有明确，只要有与学生有关的事务，许多教师和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辅导员，而不管事情是否属于辅导员的职责范围。辅导员成了干活的工具，就像救火队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要出现，造成辅导员疲于应付的局面。此外，由于学分制和后勤社会化的逐步实施，大学生自由支配的空间和时间加大，学生班集体观念逐渐弱化。辅导员工作的职能也将发生细微的变化并有所延伸，例如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公寓、进网络等，这样不但对辅导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辅导员与学生的距离更近了，辅导员解决的学生事务也更多了，责任也更大了。学校对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又不完善，忽视了应有激励机制，辅导员不在学校重视的视野里，只是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2.人们对辅导员认识观念的偏差。高校主要行政人员如校长、院长都具有高级职称，很多还是博导，一般都是科研人员出身，或者至少具有科研背景。科研与行政并重，两边兼顾，比较理解学识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可能也理解辅导员的辛苦，但是因为辅导员普遍无暇顾及学术创作而呈现出学术成果偏少的状况，所以又在思想观念上容易产生轻视辅导员现象。当前辅导员队伍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二是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却无机会转行或提职的老辅导员。对这支队伍地位，学校更多强调的是奉献，所以，也导致对辅导员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重视，建设中好的经验又得不到及时的推广。
3.高校对辅导员高素质要求客观上的不现实性。现实高校辅导员大多年纪轻、阅历浅、工作经验不足，仅仅依靠短期岗前培训是难以实现从学生瞬间到辅导员角色的转变，而且对辅导员工作的熟悉、适应还需要一段实践锻炼的过程。另一方面辅导员自身同样面临工资收入低、购房、结婚生子、赡养父母、提高学历层次等现实压力，以及确保学生安全稳定的考验。因此，对年轻辅导员的工作失误不要求全责备，多一些指导培养；对辅导员的实际困难不要置若罔闻，多一些关心帮助。
发展的悖论 篇4
1951年,冯·莱特(G.H.von Wright) 在《心灵》 (Mind)杂志上发表论文《道义逻辑》 (Deontic Logic),标志着现代道义逻辑的产生。冯·莱特在这篇论文中构建了道义逻辑经典系统,这一系统经过学者们的改造形成了之后的标准系统。道义逻辑系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最为棘手的就是道义悖论。反义务命令悖论(The Contrary-to-duty Paradox)就是道义悖论之一,而且是其中能构成严格逻辑悖论的一个。
这一悖论可由对下述自然语句所进行的形式刻画以及推导来构建:
1.某人去帮助他的邻居,这是应当的;
2.如果他去,那么他告诉他们他要去,这是应当的;
3.如果他不去,那么他就应当不告诉他们他要去;
4.他不去。
令φ表示“某人去帮助他的邻居”,ψ表示“那个人告诉他的邻居他要去帮他们的忙”,那么,在标准系统中,对上述四个前提可作如下形式刻画:
(1) Oφ
(2) O (φ →ψ)
(3) ┐φ →O┐ψ
(4) ┐φ
依据标准系统的推导规则,可得出结论:┐(Oψ∧O┐ψ)∧(Oψ∧O┐ψ)。
因此,从看似无矛盾且正确性可得到公认的前提出发,经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却得出了矛盾的结论。在标准系统中就构建出了反义务命令悖论。
所谓“反义务命令”,指的是如果一个人违背了他应当做某事的义务,指导他该怎么做的命令,[1]例如一个行为人有义务实施A,但是,他由于某种原因却忽视了A,即实施了┐A,由于这一情况导致他又负担了一项新的义务或命令B,齐硕姆(R.M.Chisholm)称命令B为“反义务命令”。在日常实践中,“反义务命令”本十分常见,然而标准系统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却导出了如上悖论,这说明了标准系统只能处理原初义务,即某人本应该做某事的义务,但是却不能处理如反义务命令这样的现实义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标准系统建立在道义世界完善这一预设基础上,但反义务命令悖论却恰是由于道义世界不完善而导致的,只有在道义不完善的预设下才会出现人们不能遵守规范的情形。
标准系统的语义解释与真势道义逻辑系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将语义模型,即三元组
因此反义务命令悖论的出现标志着标准系统的预设存在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反义务命令才不能在标准系统中得到刻画。所以,要解决反义务命令悖论就要使系统不但能够处理建立在系统预设基础上的推导,还要能处理预设改变特别是减弱(即世界不再道义完善)后的推导。
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冯·莱特构建了二元道义逻辑系统(区别于当下所谓的二元逻辑系统,道义逻辑二元系统实质上只是一个相对化的逻辑系统),使得义务不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某些条件而言才成立,即相对于某一条件ψ而言φ才是应当的,形式化为O(φ/ψ)[3]。
当然,二元系统也是几经修改才得以完善。修改后的二元系统公理和推导规则如下:
A1┐ (O(φ/φ) ∧O(φ/┐φ)∧O(┐φ/φ)∧O(┐φ/┐φ))
A2 O(φ∧ψ/θ)↔O(φ/θ)∧O(ψ/θ)
A3 O(φ/ψ∨θ)↔O(φ/ψ)∧O(ψ/θ)
推导规则:MP/道义必然化规则
一元道义逻辑系统中的合适公式也可以转换为二元道义逻辑系统的合适公式,如公式Oφ就可以转化为O(φ/┳)。这样,二元系统不但能处理(一元)标准系统中的原初义务,还能处理形式化为O(φ/ψ)的现实义务。
构成反义务命令悖论的四个前提在二元系统中形式化如下:
(1) O(φ/┳)
(2) O (ψ/φ)
(3) ┐φ →O(┐ψ/┳)
(4) ┐φ
经过这样刻画后,荒谬的结论就不会在二元系统中被推出。因此,原初义务和现实义务在二元系统中的区分和刻画也使得其能成功地解决反义务命令悖论。
二规范的相对化处理
每一逻辑系统都建立在一系列预设基础上,如经典系统建立在二值、外延等预设的基础上,系统中内定理的推导不会涉及这些预设,也不会对系统构建的预设进行改变。 如标准系统这样的规范逻辑系统的构建和内定理的推导也是这样,只不过与其他的逻辑系统相比,规范逻辑系统往往有自己特殊的预设。如道义规范系统的构建建立在道义完善、所有行为人都不会违反道义规范规定这一预设基础上,而博弈论系统则预设行为人都是理性行为人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些规范逻辑系统中内定理的推导不会对这些预设有所改变,但是用这种不改变系统预设的方式处理规范逻辑系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处理方法忽视了规范的相对性,即忽视了相对规范的存在。
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不同的规范系统,如法律、伦理等道义规范系统和博弈论、决策论等合理行为规范系统。这些规范系统都包含两类规范:一类是绝对规范,一类是相对规范。不改变规范系统得以构建的预设,而是加以引用使之成为隐含推理前提的规范就是绝对规范;而那些通过引入弱于或者强于系统预设的前提,以对预设进行改变的规范则是相对规范。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法律系统和一元道义逻辑系统来说明因忽视相对规范而可能产生的问题。
以我国《刑法》这一法律规范系统为例。这一系统建立在公民应尊重他人身体权、具有刑事行为能力人罪责自负等预设上。因此按照上面的分类,所有以这些预设为前提的规范都是绝对规范,如《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若把其隐含前提补齐的话,应该是:“如果具有刑事行为能力人罪责自负的话,那么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而那些引入新前提进而对系统预设有所改变的规范就是相对规范,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如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那么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前提已经对系统的预设,即公民应尊重他人身体权这一预设有所减弱。
当然,还有规范系统的预设被加强的情况,但是对于这种状况系统还是能够处理的,因为其只不过是将系统可推导出的内定理在原本范围上进行某种限制或者加强而已。
日常规范系统中对绝对规范和相对规范的区分,并没有体现在一元规范逻辑系统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元规范系统只能处理绝对规范,系统中内定理的推导也不能对系统构建的预设进行改变。
以一元道义逻辑系统为例,建立在道义完善这一预设基础上的道义逻辑系统,只能处理“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的绝对规范,但是却不能处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的相对规范,因为相对规范的出现就标志着对系统预设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一元系统所不能刻画的。所以只有绝对规范才能适用道义必然化规则,成为一元道义逻辑系统内定理推导的构成部分,而相对规范则被排除在道义必然化规则适用的范围外。
因此,当使用不能处理相对规范的一元规范逻辑系统处理相对规范时,悖论就产生了,而这也是反义务命令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
博弈论系统这一种规范系统也包含绝对规范和相对规范这两种规范,因此对博弈论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参照道义逻辑的处理方式,即构建相对化的逻辑系统,使得系统不单单能处理绝对规范。
下面,我们将会论及博弈论中产生的连锁店悖论并使用上文中所说的构建相对化逻辑系统的方法解决连锁店悖论。
三连锁店悖论的构成与解决
连锁店悖论(The Chain Store Paradox)是由莱茵哈德·泽尔腾(R.Selten)提出的,指“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无法实现参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4]下面笔者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连锁店悖论是如何构成的。
假设速食店A在华北地区10个城市开设有连锁店,此时如果速食店B也想进入华北地区的该10个城市的话,必然会导致A的市场占有份额下降,进而影响A的收益。因此,A往往会在B进入该市场的一开始就采取竞争的方法,以阻止B对该市场的进入,就算这种方法的采用会对其自身的短期效益有所影响。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按照博弈论的原理,使用倒推的方法却会得出A会容纳B进入该市场并占有有限市场份额的结论,其推导过程如下:
每当市场在位者和进入者的竞争进入后期的时候,如果在位者已经不能在与进入者的竞争中取得收益,那么在位者会采取容纳进入者进入的措施,因为这样至少能避免进行无谓竞争而对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失。
因此,假如A所在的9个城市B都已成功进入,那么对A而言在竞争的后期(即第10个市场上)就无法取得收益,因此A会选择容纳B进入该市场。使用这种倒推方法可得在倒数第9个市场上A也会容纳B的进入,以此类推,A在其经营连锁店的10个市场上都会对进入者B采取容纳的措施,而不会跟B进行竞争。因此,在同样的情况下,博弈论推出的结论与人们的日常实践不相符,因此得出悖论。
之所以从博弈论系统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如下五个预设:
第一,市场上已有的在位者,以及打算进入该市场的进入者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博弈论的知识推知对方的行为策略,以及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市场是分裂的,即在位者在这一市场上对进入者的态度(是掠夺还是容纳)与在位者在另一(相同)市场上对进入者的态度无关。
第三,支配在位者和进入者进行活动的唯一动因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在位者和进入者的行为符合博弈论的规定。
第四,在位者垄断市场的收益大于在位者容纳进入者的收益,而在位者容纳进入者的收益大于在位者掠夺进入者的收益,因为掠夺也是需要成本的。对于市场的进入者来讲,进入该市场且被容纳的收益大于不进入该市场的收益,而不进入该市场的收益大于进入该市场且被在位者掠夺的收益。
第五,对于市场的在位者,面对进入者起初会采取掠夺的措施,以阻止进入者进入,而在位者与进入者的博弈进入末期时才会采取容纳的措施,因为已无掠夺收益而言。
因此,如果进入者知道在位者会采取掠夺的措施,那么进入者就不会进入该市场。但是如果在位者A经营连锁店的9个城市都已被进入,那么对于第10个城市,在位者A与进入者的博弈已进入尾声,所以A会采取容纳的措施,(因为已无掠夺收益而言),而进入者可以以博弈论为基础推知在位者的决策因而选择进入该市场。
而由于已经假定市场是分裂的,即在位者在这一市场上对进入者的态度(是掠夺还是容纳)与在位者在其他(相同)市场上对进入者的态度无关,因此对于第9个(倒数第2个)市场,根据同样的推理方法,在位者A会选择容纳而进入者会选择进入。依此类推可以排除在位者A采取掠夺措施的可能性。
以上是对连锁店悖论的自然语言描述,但事实上在博弈论系统中却并没有导出矛盾,因此所谓的连锁店“悖论”(1)最多只能是连锁店“困境”。为使得连锁店“困境”真正成为严格的连锁店“悖论”,学者们开始探寻导致“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并认为在位者和进入者共同的合理信念系统才是博弈论得以起作用并影响人们生活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构建合理信念系统将推理前提形式化,借助系统的推导规则导出矛盾。
如果令J表示“相信”,那么这一系统的公理和推导规则如下:
J1┐J┻
J2 如果φ是一逻辑公理,那么Jφ也是
J3 J(φ→ψ)→(Jφ→Jψ)
J4 Jφ→JJφ
J5 从φ可以推出Jφ
如果令K表示虚拟条件命题“如果在位者在第一个市场被进入时就采取报复进入者的措施,那么第二个市场上的潜在进入者将采取不进入的措施”,令Jj表示“在位者相信”,而令Jz表示“进入者相信”,则运用博弈论的知识可以推知K的真值等值于公式┐JjJzK的真值,即K↔┐JjJzK。但是由于信念算子J表示在位者和进入者共同的合理信念,因此,算子的下标“j”和“z”都可省略,这时等式可写为:K↔┐JJK。而如果再假定JK,那么在系统中就能推出┐J(K↔┐JJK)和J(K↔┐JJK)这两个结论,即在这一系统中从K↔┐JJK和JK这两个前提出发可以推出结论┐J(K↔┐JJK)∧J(K↔┐JJK),这样矛盾就在系统中构成了(详细证明见参考文献[4])。
针对这一悖论,使用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方法,可以通过区分不同命题所处的不同情境加以解决。因为如果命题所处的情境因素不同,人们对语句的理解、真值判定也会不同。而连锁店悖论也可因对命题情境因素的区分而被消解。
虽然这一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连锁店悖论,但这一解悖方案并没有抓住连锁店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一解悖方案是从连锁店悖论的特殊性出发,进而构建出与悖论相对应的解悖方案,所以这一解悖方案并没有意识到规范系统在形式化过程中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更没有说明规范系统的绝对化处理所存在的问题与一些悖论产生之间的关联性。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将相对化逻辑系统解决反义务命令悖论的方法加以推广,并在原本的合理信念系统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相对化处理以解决连锁店悖论。下面尝试给出一个合理信念系统T^*。
语言(LD):p /┻/┐φ / φ∨ψ /J(φ/ψ)
公理:
A1所有重言式在LD中的代入特例
A2 ┐(J(φ/φ)∧J(φ/┐φ)∧J(┐φ/φ)∧J(┐φ/┐φ))
A3 J(φ∧ψ/θ)↔J(φ/θ)∧J(ψ/θ)
A4 J(φ/ψ∨θ)↔J(φ/ψ)∧J(ψ/θ)
A5 J(φ/ψ→χ/θ)→(J(φ/ψ)→J(χ/θ))
A6 J(φ/ψ)→JJ(φ/ψ)
A7 ┐J┻
推导规则:分离规则、J必然化规则
系统的框架为二元组〈W,R〉,其中W为可能世界的集合,R为可能世界集上的可通达关系。
若框架满足传递性,即∀w∈W w’∈W w”∈W (wRw’∧w’Rw”→ wRw”),则此框架就被称为传递框架,T^*框架就是传递框架。
由于系统T^*对合理信念算子J做了相对化处理,因此系统中在位者和进入者的合理信念都是在某种条件下来谈论的,即相对于某一条件ψ而言φ才是在位者和进入者的合理信念。因此精确来说,系统框架中的可能世界集W和可通达关系R都是相对于某一条件ψ为真而言的。
按照上文的描述,矛盾的结论是从以下两个前提推出的:
[1] K↔┐JJK
[2] JK
在系统T^*中,前提[1]、[2]将被形式化为:
[1] (ψ→φ)↔┐JJ(φ/ψ)
[2] J(φ/ψ)
如果用φ表示“第二个市场上的潜在进入者将采取不进入的措施”,用ψ表示“在位者在第一个市场被进入时就采取报复进入者的措施”,那么K可表示为ψ→φ。在前提[1]中,等式K↔┐JJK的左半部分就可形式化为ψ→φ,而不是(φ/ψ),因为(φ/ψ)并不是系统中的合适公式。等式右半部分┐JJK可形式化为┐JJ(φ/ψ)这一相对规范。
而前提[2]表示主体在ψ条件下相信φ,因此形式化为J(φ/ψ)。这样处理后,从这两个前提就不会推导出矛盾的结果了。因此,连锁店悖论完全可以在系统T^*中加以解决。
四结语
规范系统中出现的悖论,不单单只有因没有区分规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而产生悖论这一种,因此,我们不会期望构建相对化逻辑系统的方法能解决所有与规范系统相关的悖论。我们只是试图为某一小类具有共同成因的悖论,通过使用相似甚至相同的方法,构建解悖方案。
这种解悖方案的构建,不但可以使得寻找解悖方案的过程更为简单、更加有规可循,也可以启发学者深入挖掘不同悖论背后所隐含的相关因素、甚至相同原因,因此有利于学者梳理不同悖论,以致于对产生悖论的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摘要：反义务命令悖论与连锁店悖论分别是在道义逻辑和博弈论中产生的,两者看似毫不相关,但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却是相同的,即都是因为规范的绝对化处理而导致的。正因为相同的构成原因,我们才可以借助二元道义逻辑系统解决反义务命令悖论的方法来解决连锁店悖论。
关键词：反义务命令悖论,规范相对化,连锁店悖论
参考文献
[1]余俊伟.道义逻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1.
[2]周祯祥.道义逻辑—伦理行为和规范的推理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35.
[3]Gabbay D,Guenthner F.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2nd Edition)[M].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8:80-92.
[4]Li Li,Robert C.Koons,Jianjun Zhang.From the LogicalPoint of View:The Chain Store Paradox Revisited[C]//Logic,Rationality,and Interaction.Xiangdong He,JohnHorty,Eric Pacuit(Eds.).Berlin:Springer,2008:183-188.
发展的悖论 篇5
半截子悖论成因探析--严格悖论和半截子悖论比较研究
“半截子悖论”是我国学术界探讨较少的一个问题.其含义和所指目前还不十分明确,其成因的研究更是少有人涉及.对严格悖论和“半截子悖论”作一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自我指涉的不同是造成二者差异的根本原因.
作 者：王建芳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刊 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年，卷(期)：“”(1)分类号：B80-5关键词：严格悖论 半截子悖论 混肴语言层次理论 复合句谬误 自我指涉
投资的悖论 篇6
欧美人家里出了丧事、或者倒了大霉，全世界都要陪着哭号吗？按照中国人的理解，A股也难以置身事外，并且比美欧投资人的痛楚和悲哀，还要有过之，这就让人匪夷所思。A股跟随全球股市暴跌的原因或借口，虽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实也就是那么几条：
一、投资人预期美债危机，会让中国持有的约1.16万亿美国国债大幅缩水。有分析指，至少会缩水20%以上。
二、美国经济的衰退及恶化，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对美出口，包括对相关国家的出口。
三、美欧经济的长期衰退，会在事实上影响到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剩下的最大理由应该只有一个，即在全球一体化之下，各国金融市场的乐观、尤其是悲观恐惧的情绪，会自然而快速的传递与感染，并且具有乘数极度放大的“蝴蝶效应”，这是谁也无法阻止和漠视的现实，也正应了那一句中国成语，叫做“兔死狐悲”：因为同类的失败或死亡而感到悲伤。
此次标普下调美国政府的长期主权债务评级，由此所引发投资人的负面联想、甚至到了胡思乱想的地步：美债糟、美国经济糟，当然会导致全球经济变得糟糕、也会拖累中国经济。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正当美国经济和美债均被市场严重看衰之时，多数人想当然的以为，美国长期国债应该被众人抛弃、价格一路走低。在票面收益率或票息率不变的前提下，孳息率会走高。按照很多媒体的说法，美债大危机，好像美国明天就要完蛋了，股市投资人作出了过激的负面反应，全球上演灾难大片，股市全线重挫。
事实却刚好相反，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遭到调降后，10年期美国国债并没有出现被恐慌性抛售和收益率飙升，却下降至2.2%左右，创今年来新低；反而受到投资人的大力追捧，逆势大涨。本月8日，美国10年期国债价格大涨，收益率降至2.33%，为2009年1月以来最低；到了9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下探2008年12月创下的纪录低位2.04%，稍后回升至2.21%。2年、3年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亦均创下新低。国债价格上升，孳息率自然下降。而价格的走高，当然是追捧买入者的力量要远大于卖出者。
主权债的评级下调，发债者需要以更高的收益率来吸引买家，直接后果就是借贷成本的上升，并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受影响及拖累，但是美国国债这一次的市场表现却是一个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债在事实上还是最安全的市场，依然还是全球各类资产中风险相对较低的品种，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悖论。
在美债评级下调的初期，股神巴菲特是最先站出来力挺美国国债的一位名人。他表示愿意对美债给出4个A，显得比谁都要激进与看好，因为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据称持有几百亿美元的美债。有一个说法是，“屁股可以指挥脑袋”。意思是当你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时，就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当你明天的位置发生改变后，其立场和观点就会随之改变。这句话看似可以较好解释巴菲特挺美债的动机。
有海外媒体由此得出结论称，巴菲特是看好美国经济的长期“大好友”。按照笔者的研究以为，其实也不尽然。1999年7月时，巴菲特在一个富豪与网络精英的聚会中，就曾经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和股市表现出中长期（10年以上）的忧虑；况且他还多次说过，他的投资思想中有75%是来自其恩师格雷厄姆。
有趣的悖论问题 篇7
如果理, 他就是自己理发的人, 按照规定他只能为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 可他不是自己不理发的人, 就不能理;如果不理, 他就是自己不理发的人, 按照规定他给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 又要给自己理.所以他理也不是, 不理也不是, 理发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 也叫“理发师悖论”.
理发师悖论问题的提出, 让人们发现了数学这座辉煌大厦的基础部分存在的一条巨大的裂缝.于是, 数学家们开始探索数学结论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真理性, 数学推理在什么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数学基础论.
小说《唐吉诃德》里描写过这样一个国家, 它有一条奇怪的法令, 每个旅游者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回答对了, 一切都好办;回答错了, 就要被绞死.一天, 有个旅游者回答:“我来这里是要被绞死.”旅游者被送到国王那里, 等待国王最后的裁定, 国王苦思冥想了好久:他回答得是对还是错?究竟要不要把他绞死?如果说他回答得对, 那就不要绞死他, 可这样一来, 他的回答又成错的了!如果说他回答错了, 那就要绞死他———但这恰恰又证明他回答对了.实在是左右为难!最后国王也只好取消这样一条法令.
像这样的悖论还有许多.实际上, 与这些悖论本质上完全一样的说谎者悖论, 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提出.著名的《科学美国人》杂志社编的《数学悖论奇景》中, 有不少生动而奇妙的题目.有的题目作了简略的分析, 有的只提出问题, 留待读者去思索.
芝诺悖论的中学理解 篇8
一、不运动说
物体永远不可由甲地运动到乙地. 运动着的物体要达到终点, 首先必须经过路途的一半, 为此它又必须先走完这一半的一半, 依此类推, 以至无穷. 假如承认有运动, 这运动着的物体连一个点也不能越过, 因为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
二、运动员跑不过乌龟说
阿基里斯 ( 在希腊神话中善于跑步的人) 永远追不上乌龟. 因为, 他要追上龟, 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 这时候乌龟向前走了一段路. 于是阿基里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 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 他总是愈追愈近, 但是始终追不上它.
三、飞矢静止说
飞着的箭是静止的. 因为, 飞着的箭在不同的时间处于不同的位置, 甲时在A点, 乙时在B点, 在连续的时间中, 箭相继地静止在一系列的点上. 既然是在某一点上, 怎么能运动呢? 运动实际上是一系列静止的总和. 那么它就不能动了.
四、一半等于全部说
一半的时间可以等于全部的时间. 首先假设在操场上, 在一瞬间 ( 一个最小时间单位) 里, 相对于观众席A, 列队B、C将分别各向右和左移动一个距离单位.
B、C两个列队开始移动, 对B而言C移动了两个距离单位. 也就是, 队列既可以在一瞬间 ( 一个最小时间单位) 里移动一个距离单位, 也可以在半个最小时间单位里移动一个距离单位, 这就产生了半个时间单位等于一个时间单位的矛盾, 因此队列是移动不了的.
从本质上来说芝诺的四个悖论可分为三类, 其中“不运动说”与“运动员跑不过乌龟说”的核心问题都是“有限的时间是否能一一接触无穷个点”, 本质相同.“飞矢静止说”研究的是运动的概念.“一半等于全部说”研究的是位移的运算.
这四个悖论看上去非常有道理, 但与现实的确存在很大矛盾, 那么究竟错在哪里呢? 下面一一进行解释.
首先, 最容易解决的是第四个悖论. 显然, 芝诺的错误在于否定相对位移. 举个例子, 假设你坐在车上行驶了10公里, 而你相对于车来说是静止的, 难道10 公里与0 是一样的吗? 同理, 当B对A走了一段时间, 则C对A也走了同一段时间, 由于B与C反向, 所以造成在同一段时间内相对位移增大一倍, 因此“C的时间要比它用来越过A的时间长一倍”是错误的.
接着我们来解决“不动说”. 显然芝诺将运动的概念归结为是没有位移. 因为所有的物体在瞬间都是没有位移的, 因此他否认运动的存在. 好比我们给运动员跑步时拍照, 拍出的照片人都是静止不动的, 但运动员在跑步过程中的确都保持着运动. 学生容易理解的是运动要有速度, 而问题正是出在速度的计算上, 也就是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上. 芝诺认为速度等于位移比上时间, 如果位移为零速度即为零, 但在瞬时时间间隔时间同样为零, 因此速度为0 除以0, 没有意义. 我们知道, 瞬时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s为物体在时间间隔t内所通过的位移, 它是位移关于时间的导数, 是一个极限值, 因此就不能割断某一瞬间与前后时间的关系, 芝诺在这里采用的方法是把时间和空间分割成不可再分的小点, 肯定了这种无限的离散性, 但在时间上又不承认“流逝性”, 在究竟上又不承认“统一性”, 于是错误就不可避免了.
教育领域里的悖论 篇9
悖论之一是,近年来教育形势大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均有较大进展。但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仍然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每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而且出国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过去是怕考不上大学而送孩子出国学习,现在是优秀的孩子选择出国学习。许多家长反映,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对孩子要求过多,限制过死,束缚孩子潜在能力的发展。因为怕影响孩子的发展,所以要早一点送到国外去学习。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质量?许多校长、教师口头上说提高教育质量,但把教育质量停留在考试分数上,实际上做着违背提高质量的事,增加学生负担,进行机械的训练,极大地妨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悖论之二是,某些地方干部一方面高喊素质教育,另一方面给学校、教师施加压力,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要知道,升学率是一个常数,每年全国升学率都有一个定数。甲学校提高了,乙学校就会降低,不可能每所学校都年年提高。追求升学率就像盲目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污染了环境,将来治理要付出成倍的代价。
悖论之三是,一方面规定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小学低年级不留作业,另一方面教师又布置了许多家庭活动,甚至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许多家长觉得苦不堪言;一方面学校减少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另一方面家长又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学生负担日益加重。总之,教师和家长一起,不让学生有空闲的时间,不让孩子有自由的游玩活动,不相信孩子需要在玩耍中成长。
悖论之四是,教育部门一方面规定减少学生的考试,另一方面又布置各种测评,虽说是抽样的,但学校班班要准备,结果反而增加了学生负担。教育质量的监测是需要的,但要不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测评?用这种方法监测还是一种分数思维,依然是以考试分数为标准。国家明文规定不要以分数排队,但有些地区仍然半公开地按分数对学校排队,学校也按分数对学生排队。学校、老师和学生因而感到很大的压力。
悖论之五是,大家都说要培养创新人才,从小要打好基础,但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处处限制学生思维。许多小学限制学生的自由活动,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能做。许多家长反映,孩子得不到自由发展。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不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事事都设标准答案。
悖论之六是,天天说要把爱心献给学生,要热爱每个学生,却常常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继续评选所谓的“三好学生”。要知道这样只能鼓励一部分学生,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学生正在成长中,发展不是线性的,有时是会犯错的,人的一生就是在犯错中不断成长。我们天天在讲宽容,但对孩子的犯错却不宽容。学生是需要激励的,是需要榜样的,但不能把学生定格在谁是好学生、谁是差学生上。
悖论之七是,大家都认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尊师重教,但教师群体却得不到社会应有信任和尊重。许多家长对学校抱有“托管”思维,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要负全部责任,缺失家庭教育,“校闹”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家长希望孩子有好老师,因此不仅要择校,还要择老师,另一方面很少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去学师范。这说明在我国,教师职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尊师重教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口头上。
悖论之八是,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压抑孩子,让孩子埋在作业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练习题”,使孩子养成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还美其名曰“为了将来的幸福,只好牺牲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没有童年的幸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没有形成完善的人格,孩子将来也不可能幸福。
教育领域类似的悖论还有不少。笔者认为,这些悖论破解了,我国教育必能更健康地发展。
关于“贝特朗悖论”的思考 篇10
解法一:由于对称性, 在圆周上任取一点A, 以此为端点做一等边三角形ΔABC, 从A点发出的无数条弦, 显然只有那些落在ΔABC内的弦才满足条件, 其对应的弧长BC为整个圆周的1/3, 则所求概率为1/3 (见图1) 。
解法二:由于对称性, 可预先指定弦的方向。作垂直于此方向的直径AB, 只有交直径于1/4 (E点) 与3/4 (F点) 间的弦, 其长才大于内接正三角形边长。EF等于AB的一半, 故所求概率为1/2 (见图2) 。
解法三:以圆半径的一半为半径做一小圆, 当弦的中点D在小圆内时, 弦长大于, 此时所求概率为小圆面积与大圆面积之比即1/4 (见图3) 。
同一个问题, 有三种解法, 通行的意见认为这三种解法是由于取弦时采用不同的等可能性假定造成的, 第一种解法假定弦的端点在圆周上均匀分布, 第二种解法假定弦的中点在直径上均匀分布, 第三种解法假定弦的中点在圆内均匀分布。这三种假定构成了三种不同的随机试验, 所以, 对于各自的随机事件而言, 三种解法都是正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 各自支持三种解法的一种。
但是, 通过使用遍历法取弦, 笔者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在此提出,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考虑原题, “在圆内任取一条弦”, 如何任取才能让每条弦都等可能的被取到呢?换个角度想, 这种等可能取弦法一定能够遍历圆内所有的弦同样的次数。
我们先看解法一的取弦法, 在圆周上任取一点A作为弦的端点, 另一端点从A点开始 (不含A点) 逆时针旋转遍历圆周一圈, 然后A点逆时针移动一点, B点再移动一圈, 如此重复, 等A点也移动一圈时, 圆内所有弦都遍历到了2次 (由于对称性) , 可见, 解法一的取弦法是等可能性的取弦法。
再看解法二的取弦法, 任取一条直径, 从直径一端到另一端, 遍历做垂直于此直径的弦, 然后, 直径逆时针移动一点, 再遍历此直径做垂直的弦, 等直径移动一圈, 圆内所有弦也都遍历2次 (由于对称性) , 所有, 解法二的取弦法也算是等可能性的取弦法。
最后看看解法三的取弦法, 在圆内任取一点D, 做过此点的弦, 然后再移动D点, 遍历圆内所有点, 重复做过此点的弦, 就会发现, 当D点不是圆心时, 过D点的弦只有一条, 而当D点遍历到圆心时, 过该点的弦有无数条, 因此, 解法三的取弦法不能算作等可能性的取弦法, 解法三应该从正确的解法中去除。
我们再来看看解法一和解法二, 想象一下, 两个人分别用解法一和解法二的取弦法遍历同一个圆, 分别构造了圆内所有弦的两个样本空间, 不妨命之为空间一和空间二。不难想象, 对于空间一的每一条弦, 都有空间二的一条弦相对应, 而对于空间二的每一条弦, 也都有空间一的一条弦相对应, 也就是说, 空间一和空间二的元素一一对应, 即两个样本空间是等价的。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解法一和解法二都是符合题意中等可能性的, 也是等价的, 都是正确的, 而解法三是错误的。至于为什么样本空间等价的解法一和解法二会有不同的概率值, 笔者大胆的提出一个猜测:对于具有无穷事件组成的样本空间而言, 概率值不是固有的属性, 是和取样法高度相关的。不知对否, 还希望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黄晶晶, 黄世同.关于贝特朗悖论的新思考.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报, 2004, 26 (4) :10-12.
[2]苏同安.都是圆心惹的祸——“贝特朗悖论”新说.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中学数学, 2010 (1) :64.
[3]黄加流.也谈“贝特朗悖论”——驳“都是圆心惹的祸”.广东省珠海市第一中学.中学数学, 2011 (11) :61-62.
[4]张敏, 何小亚.贝特朗悖论之争的终结.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教育学报, 2015, 24 (3) :51-54.
节约的悖论 篇11
这就是“节约的悖论”。节约对个体来说是好事，但却造成整体经济状况的恶化；反过来，浪费是“私人的恶德”，但却刺激了经济，提高了“公众的利益”。
后来，这个故事被英国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沿用，并加以引申——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
凯恩斯曾形象地说，如果“你们储蓄5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于是，从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后，各国政府竞相采取各种各样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需求；舆论宣传也极尽鼓励消费之能事。
对中国民众来说，“扩大内需”等名词同样并不感到陌生。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又是一个人山人海中旅游、花钱买罪受的“黄金周”。从1999年集中休假开始，大家已经为刺激经济增长作出不知多少次的贡献。
当然，近段时间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那就是倡导“节约型社会”。从中秋节后成堆的月饼如何既不被浪费又吃不腻，到环保节能型产品的热销；从质疑限制小排量汽车规定的不合理性，到温家宝总理带头吃盒饭；那首久违的老歌《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再次在人们的耳畔响起。
一边在鼓励消费，一边却倡导节约，看起来似乎很矛盾，让人不知所从；但又很和谐地共存于当今社会之中。
和谐，是因为两者并不矛盾。鼓励消费，实际上是一个量的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节约的悖论”会永远存在，个体理性的结果只能是整体的不理性；倡导节约型社会，讲的则是消费的质，如何调整消费结构，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不是减少消费总量，而是减少那些资源浪费型、华而不实的消费。
对社会来说，应提倡个体多消费。当然，个体消费有个度，个体消费不是乱消费，不能造成对环境、他人等的负效应。若不考虑这些，单就个体而言，又该如何去消费？是不是也存在着“节约的悖论”呢？
我们知道，对个人理财来说，精明消费、精简节约是第一要义。省下来的，自然也可以看做是挣回来的；经济学上的消费者剩余，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千百年来，“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始终是东方民族的优良传统，重储蓄也就成了一种潜意识里的东西。节俭是重要的，节俭能够创造奇迹。小时候我们就听过无数个勤俭致富的故事。
然而，勤俭致富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个美丽的谎言。从中学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课本就为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是什么。绝非他们自我宣传的勤俭致富，也不全是坑蒙拐骗（因为那只是个人财富的增减，而无法增加整体的财富），而是在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排除这些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其实，无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西方经济学的四要素（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学说，都不承认勤俭能够致富，而只有劳动等要素才是财富的源泉。
换句话说，理财就是要把“开源”和“节流”同时做好，尤其要重视其中的“开源”。这个道理曾被清崎反复提到，他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告诫读者，一味地节俭只能陷入“老鼠赛跑”的怪圈；要实现财务自由，只有去做企业主和投资者。
对个人而言，“节约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生效，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值得人们去思考。
一是“过分节流”看似积攒下不少财富，实则忽视了“开源”，从而失去了获取更多财富的可能性。靠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只能达到小富即安的状态，并且这种安逸有时候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的；用控制欲望的方法最多只能是缩小收支缺口，而无法填平这一缺口。
二是节俭有可能让人安于现状，没有动力去投资理财。人们常说，心有多高，天就有多高。当满足于目前消费水平时，自然会想，何苦再去费力地赚更多的钱。
三是某些日常用品的重复性消费，好像每次都很节省，但加在一起却是惊人的浪费。上中学时，很多人都有一台随身听或是MP3，为了省钱大多舍不得买贵的耳机，而是用摊儿上花十几元买的便宜货。结果是，经常断线，过段时间就不得不更换耳机。几年下来，花在廉价耳机上的钱要比买品牌耳机的钱还多，而且还得忍受很多时候仅一只耳机响或是音效不好的状况。生活中类似耳机消费的事还很多。
四是消费上的节俭往往派生出投资方面的过分保守和稳健，而个人的投资组合中，如果连一项积极性的理财产品都没有，那指望获取高收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毕竟像某周刊在封面文章《保守投资的魅力》中所举的例子——甘做“房东”赚得盆满钵盈、买中长期国债获得10%以上的半年收益等，只是少数，并且可遇而不可求。保守投资再有“魅力”，我们一般也不大可能坐等天上掉馅饼来实现财务自由。就好像足球比赛，如果一方全部是后卫的话，无论再努力，最好的结局都只是平局。要想赢对方，只有指望着对方球员踢错球门。
伤痕文学的文本悖论探究 篇12
关键词：伤痕文学,文本悖论,记忆与遗忘,归罪与释罪
洪子诚先生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伤痕文学”的概念指称做了明确阐释:“‘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 主要是小说, 尤其是中、短篇小说, 因此, 在许多情况下, 它们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等概念相同”。本文借此阐释, 所论述的“伤痕文学”也就仅仅指“伤痕小说”。
产生于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已不是评论的新课题。不过, 李扬说过:“‘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 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在此, 本文也借着“重返”的名义, 对伤痕文学进行再解读和再思考, 以伤痕文学矛盾的文本特征为基点, 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伤痕文学的文本悖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倡导遗忘与记忆加强的相悖;二是寻罪姿态与集体释罪的相违。
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 伤痕文学自诞生之时起就背负了厚重的社会意识形态, 承担着为政治权利合法化论证的历史使命, 遗忘话语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有效途径之一, 倡导遗忘的叙述在伤痕文学中比比皆是。
《献身》中的卢一民要“我”忘记过去的痛苦, 他说“唐琳, 你可能想起我们的悲欢吧, 暂且放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把这么一个光明灿烂, 叫中国人扬眉吐气, 叫你想象不到的大好形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伤痕》中的晓华也从伤痛中走出来, 拉着小苏, “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面对母亲的离去, 晓华虽然用激愤、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在心里说道“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不过, 她所要做到的也只不过是铭刻于心, 但绝不提起而已, 因为她同时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远处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使她将愤恨与痛苦抛入了遗忘, 向南京路大步走去;《牧场与鲜花》中朱少琳最后看着陈坚轻声说道:“我们是在墓场举行婚礼, 但是鲜花就在我们的前面”, “他们忘却了眼前的苦难, 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
然而, 尽管伤痕文学一路高唱遗忘之歌, 最终却摆脱不了记忆的宿命。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 伤痕文学存在遗忘与记忆的选择性, 服务于政治话语, 遗忘伤痛, 记忆过错, 张弦的《记忆》是最好的例证。小说通过秦穆平、方丽茹的人生起伏及二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倡导尘封往事, 抚平伤痛。
其次, 伤痕文学所倡导的遗忘是一种社会强制遗忘, 强制遗忘的结果往往是记忆加强。心理学家对“遗忘”这种现象提出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遗忘理论”, 即消退理论、干扰理论、动机遗忘理论和线索———依存遗忘理论。消退理论认为, 大脑中的记忆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 遗忘是时间流逝的结果;干扰理论认为, 随着日益增多的新信息被输入, 提取线索就愈益失效, 从而形成了遗忘;动机遗忘理论认为, 遗忘是由于情绪或动机的压抑作用, 如果这种压抑被解除, 记忆也就能恢复。这种现象首先是由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他认为经验之所以不能回忆, 是因为回忆它们时, 会使人产生痛苦、不愉快和忧愁, 于是主体便拒绝它们进入意识, 将其储存在无意识之中, 也就是被无意识动机所压抑, 是强制性的遗忘;线索———依存遗忘理论认为, 一个人回想不出某种信息, 仅仅是由于他不能发现从记忆中回想该信息的方式, 只是没有良好的提取线索而已, 是一种暂时性的遗忘。
伤痕文学中的遗忘属于动机遗忘, 它是“文革”痛苦情绪的压抑和新时期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遗忘, 是一种拒绝记忆的强制性遗忘。伤痕人对痛苦往事的拒绝记忆并不是他们内心真的挥一挥衣袖, 把过去经历化作了过眼云烟随风飞去, 反而是那种“往事不堪回首”的伤痛情绪压抑着伤痕人回忆的冲动, 从而形成遗忘的假象。
《记忆》中方丽茹的遗忘明显来源于对往事的不堪回首, 是在强制拒绝痛苦记忆的进入, 是一种强迫性遗忘。就像徐贲说的那样:“社会强制性遗忘本身就是一种记忆加强”[1]。强制遗忘需要拒绝记忆对象进入显意识层面, 必须把它压抑在潜意识里, 这就需要主体时刻提醒自己, 哪些对象是必须压抑和忘记的, 是不能够提起或者不愿提起的, 这个过程无疑是对这一遗忘对象的记忆加强。根据线索———依存遗忘理论可得知, 一个人回想不出某种信息, 仅仅是由于他不能发现从记忆中回想该信息的方式, 只是没有良好的提取线索而已, 是一种暂时性的遗忘。而像强制遗忘这种“一定要忘记”的提醒声本身就是一种引起记忆的线索!这样的提醒与紧张的遗忘思维, 反而增强了遗忘对象在意识中的出现频率, 从而造成记忆加强的相反效果。
最后, 伤痕文学作为记叙“创伤”的文学, 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记忆, 其存在的最终意义也是记忆。作为释放集体情感的有效渠道, 伤痕文学的文学意义本身就是要控诉罪者、敬畏苦难和拒绝遗忘。在“文革”结束之际, 在伤痕文学的发生过程中以及稍后的岁月里, 伤痕文学都是唤起“文革”经历者们回忆且获得共鸣的文本, 因为伤痕文学所记载的是集体的创伤, 所抒发的是集体的情绪, 伤痕文学本身就是有关“文革伤痕”和“伤痕”情绪的集体记忆。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曾经这样说道:“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包含了对整个集体经验本身的艰难叙述”[2], 也就是说, 个人悲欢同时具有集体经验性。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也极其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他说:“不存在只能在个体记忆内部加以保存的记忆, 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 它本身就只可能是集体性的了”[3]。哈布瓦赫还认为, 记忆是存在一个社会框架的, 记忆的唤起也不可能完全具有自主性, 它需要依靠他人的回忆或某个意象的刺激[4]。伤痕文学所记叙的是“文革”经历者的个人悲欢, 这些个人悲欢不仅让读者透视了那一个时代, 而且直接构成了那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同时, 它们又会成为良好的记忆提取线索, 给更多的历史经历者们提供能够发现提取记忆的方式, 使他们体会到诉说的快感, 从而结束暂时性遗忘, 恢复记忆或增强记忆。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时代的“见证”话语, 它无疑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血泪。虽然这种记录有作家认知、读者期待、社会要求等理性建构因素, 但不可否认, 在很大程度上, 它为后来者们提供了良好的认知时代历史的渠道。正如礼平所说的那样:“正像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能避免的那样, 它 (《晚霞消失的时候》) 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然而这些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的。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并且仍然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 而且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 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 这样的事情就永远值得人们记取和回味”[5]。不管现实理性怎样作用于历史, 使得故事叙述有多少改变, 至少, 伤痕文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逻辑, 而这才是最根本和最有价值的。
伤痕文学的文本悖论之二是其具有归罪姿态和释罪结果的矛盾。
伤痕文学对“文革”灾难的“谁之罪”问题进行了探究和揭示。冯国才和徐培东合作的《“我的罪过!”?》, 小说的标题就直接呈现出“寻罪”与“辩解”的姿态;金河《重逢》的最终目的是要对“到底是谁该受审判的问题”进行探究;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 叙述了受“文革”伤害的一对非亲姐弟的“乱伦”爱情惊险, 揭露了“文革”颠倒黑白、给群众生活带来巨大阴影的事实。小说的第五节直接以“是谁之罪”为题, 发出“这是谁的罪过, 谁的罪过?”的深切呐喊, 高昂质问的姿态;郑义的《枫》与卢新华的《伤痕》等有着浓厚悲剧色彩、容易引起读者心灵共鸣与情感震撼的文学作品则把追问之声隐藏于悲剧效应之中, 让读者像《枫》中的“我”一样在“一条静僻的路上漫步沉思”, 独自去思索……
伤痕文学高扬的问罪之声无疑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春天的临近, 它是作家大胆创作和独立思考的结果, 体现了作家们追求“罪之根源”的坚韧与毅力。然而, 文学自主的春天毕竟还没有真正到来, 伤痕文学在高举“问罪”旗帜之际, 二元对立的人物模式和理想罪的联袂使得伤痕文学一味归罪他者, 对“集体无罪”作出辩解, 从而消减了伤痕文学的批判力度。
他者, 即非我也, 伤痕文学文本的问罪之声大都停留在责问他人的层面上。他者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为两具体一抽象, “两具体”是指“四人帮”及其爪牙, “一抽象”是指“文革”的特有属性, 如“历史性的误会, 误会的历史”、《啊!》中所描写的紧张氛围等。
伤痕文学中的“他者”几乎都是“坏人”, 或者说都具有“坏”的属性, 而被“他者”所伤的对象几乎都是“好人”, 或者说具有“好”的属性, 这就使得伤痕文学人物形象表现出了明显的“好与坏”的二元对立。这种人物二元对立拆除了人们在回忆和反思上的尴尬障碍, 使狭义的坏人承担了所有罪责, 从而消减了对复杂事件的深刻记忆, 造成了对悲剧的无意识淡忘。把“文革”的责任全然推给他者, 缓解了记忆和遗忘的冲突压力, 这种记忆不仅强迫人们忘却悲剧制造者的责任, 而且还诱使人们忘却社会的集体罪恶。《姻缘》中本是悲剧始作俑者的黄维敏就流下了泪水, 同样控诉道:“饶了我吧, 我其实也是个‘四人帮’的受害者”。
同时, 归罪他者是理想罪的必然结果。顾名思义, 理想罪就是因“理想”而犯下的过错, 即指在实现理想、追求信仰的前提下所犯下的错误。而犯错者对此没有意识, 反而激情昂扬地去实施它。张志扬学者就认为理想罪就是那些用善良的愿望或理想铺成的罪恶之路。而对于这种罪恶之路, 历史 (人们) 却长期不警觉, 无意识。并且人们从来不把罪恶归罪于理想, 相反, 理想总是对罪恶的根本克服与最高救治[6]。
王蒙短篇小说《最宝贵的》中的蛋蛋就是犯理想罪的青少年代表。十五岁的他怀着万般信任向“当时唯一的左派领导”曾梦云提供了陈伯伯的行踪, 而实际上是卖身投靠、手上沾满同志鲜血的野心家的曾梦云却唆使亡命徒绑架了老陈。对于这个错误, 蛋蛋是没有意识到的, 面对父亲的责问, 他抗议着:“难道这一切能怨我吗?那时, 我是多么诚实, 多么轻信啊。我相信名义、旗号和言辞, 胜过了相信自己。我真的以为你们都是黑的, 我十五年来受到的教育都是黑的, 我是狗崽子。”
“理想罪”的无意识特性和过错者对“理想”的“痴迷”情感使得历史不忍心将其归为“罪人”, 他们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与原谅, 遂把他们当成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把一切罪过归于万恶的“四人帮”和“历史的误会”, 从而消减了伤痕文学的批判力度, 同时也获得了情感加分。
综上所述, 伤痕文学具有倡导遗忘与记忆加强、归罪姿态与释罪结果的矛盾文本特征, 其文本存在显文本与潜文本理解的可能, 这是新时期政治文学与“人”的文学双重阅读期待的使然, 体现了伤痕文学对政治文学的继承与超越。
参考文献
[1]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 《文化研究》第1辑,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6月。
[2]引自贺志刚《“伤痕文学”的修辞策略》, 《南方文坛》, 1996年第1期。
[3][4]哈布瓦赫著, 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第284页, 第68页。
[5]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编选:.《晚霞消失的时候》,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6年9月, 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