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共8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1

实现经济周期的良性循环--宏观政策调节的目标

分析了经济周期出现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所经历的`三次周期性波动及目前正处于的第四次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

作 者：王玮  作者单位：中央财政金融大学 刊 名：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英文刊名：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 年，卷(期)： 14(9) 分类号：F123.16 F20 关键词：经济周期   良性循环   宏观政策   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2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 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是合理的, 其理由是从经济总量关系看, “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经济增长了, 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了, 进而就业自然而然会增加;反过来, 就业增加了, 经济自然也会增长。因此, 人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出“增加就业优先”的观点了, 只需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 失业问题自然会得到良好的解决。

从表面上看, 上述观点是合理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 一方面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由国家统包解决,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低水平所体现出的少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现象, 使得失业问题并不突出。在这个以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为主要任务的历史发展阶段, 通过简单地发展经济, 失业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然而, 自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市场化经济进程的逐步加深, 一方面城镇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进行了一系列增效改革 (比如减员增效等等) , 另一方面农村可用土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因素, 使得失业率逐年上升。而在这个以增加需求为主要任务的发展阶段, 单凭通过发展经济去解决好失业问题,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较好解决就业问题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就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2006年间, 我国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 2007年甚至超过11%。对于世界经济中的这个“奇迹亮点”, 学术界从数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 主要概括为:实物的投资增长、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促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各项因素中, 实物资本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 可以判断出, 投资的迅速扩张是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在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 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是否还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呢?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呢?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如下:

(一) 资本-劳动价格的扭曲抑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了吸引投资, 鼓励投资, 一直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 (逐步过渡到稳健型货币政策, 最近才转变为紧缩型货币政策) , 用来压低利率。这样, 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稀缺、人均资本量仍然相当低的国家来说, 明显地低估了货币资金的价格。另外, 随着工资和物价的逐步放开, 城市劳动力、乡镇劳动力的成本逐年上升。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间的相对扭曲直接导致了企业部门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不可否认, 在某些产业上, 资本的相对更多投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 如果在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背景下, 不合理地投资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和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隐性减弱和丧失。

(二) 资金分配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仍处于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正常情况下, 稀缺要素在市场中可以获得超额“租金”, 也就是说在我国, 企业投资收益率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但实际情况相反, 资金价格低估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原因, 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资金配置体系存在缺陷。

在人为压低资金价格的情况下, 必然出现对资金的过度需求。这样, 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在众多借款人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目前, 我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能完全以纯粹的市场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在此背景下, 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就带有了很浓的行政计划色彩与所有制歧视性质。在国有银行的信贷过程中, 往往首先选择国有企业, 其次是集体企业, 最后是个体私营企业。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投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比投资效率较高的私营个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便利。由此可以看到, 由于低效的资金配置机制, 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功效。

(三) 经济增长难以解决中国以结构性和区域性为主的就业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方面, 而不是周期性方面。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为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 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了更大范围的结构调整时期, 用人大量减少。另外, 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与此同时,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就业问题在地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比如我国中西部的就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所有上面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就业问题都属于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失业问题, 有相当一些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独有的现象。这样的失业是难以简单地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消解的, 而更多地需要结构性调整加以解决。

二、单纯坚持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弊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并非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因此, 在选择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 就要对两个目标加以权衡, 选择出更符合我国现状和更有利于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先目标来。如果我们继续简单地以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优先目标, 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 在长期内也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其原因如下:

(一) 在需求约束阶段, 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利于长期发展

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 生产不能满足需求, 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成为主要任务。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 供给能力已相对较强, 需求就开始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 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平均偏低于世界水平的15-20个百分点。消费率的偏低已成为我国进一步追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这将会使经济最终失去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讲,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投资只是一种“引致需求”, 而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 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在长期内都决定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 那就很容易使投资和消费脱节, 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另外, 当前我国的大量投资, 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出口来消化的, 这就直接隐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海外市场萎缩, 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回报, 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和外汇储备乃至汇率等多方面的安全。

因此, 在我国目前消费低迷的状态下, 高速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在将来是否会形成有效的社会供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它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有一定的泡沫和虚假成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提高最终消费率, 单靠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 那么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停滞增长、企业效益低下以及就业问题等问题都将进一步恶化。

(二) 继续简单地以经济增长为优先发展目标, 可能会加重经济、金融风险

在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背景下, 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投资规模。在财力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下, 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我国, 民间投资的迅速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作为支持的, 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由于资金分配体制固有的缺陷以及银行资金的扭曲价格的刺激, 我国现行投资项目的效率在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大量投资项目的失败将导致坏账问题增加以及过量货币在经济中的滞留, 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在较长时期内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M2与GDP的比重也超过了200%, 成为世界上该指标最高的国家之一。货币供给的长期超经济增长,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 另一方面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继续使用信贷膨胀来支持投资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 在融资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得到最终完善以前, 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了。

三、就业优先的必要性

就业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都极其关注的问题。一方面, 大量的失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方面会影响到一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因此, 从各国的实践看, 充分就业一直都是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一) 增加就业是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 我国消费需求的低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总需求结构不合理, 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消费需求, 但收效甚微, 最终消费率在2000年以后继续降低, 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造成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很多, 其中就业不充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根据消费理论, 决定一个消费主体消费路径的主要因素就是恒久收入。恒久收入不但取决于当期收入, 还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 如果一个家庭中, 有一个或几个成员失业, 必然造成整个家庭的恒久收入的下降。鉴于此, 通过增加就业来改善家庭的收入预期, 可以有效地引发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 从而弥补当前我国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足, 能够真正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 增加就业也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明显。根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4以上, 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左右, 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进入极不合理的阶段。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一个是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从城乡收入情况看,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5, 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5) , 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2.2) 。从地区收入差异来看, 我国的地区差距 (主要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在世界上排在前列。

收入分配长期的不均衡, 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最终消费率, 也会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 更严重的还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好这个棘手的问题, 成为了我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予以调整的。但是, 对于我国来讲, 如此巨大的财富差异以及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 是财政难以负担的。从现实看,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城乡和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因此, 如果解决好就业问题, 再配合其他的合理措施制度 (比如税收制度的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 , 则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弱目前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 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 也可以通过提高最终消费率起到拉动经济合理增长的作用。

四、总结

综上分析, 针对我国目前来说, 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是符合国情并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 对我国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摘要：“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但谁是优先目标, 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优先目标是不同的。就我国目前来讲, “增加就业”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而“经济增长”应适度调整其发展的模式。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最终消费率

参考文献

[1]、李扬.中国金融论坛[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金成晓.“有效需求”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 1998 (12) .

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幸福 篇3

虽然经济发展毫无争议地仍应作为优先任务，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达到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之后，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丰盈我们生活质量的事物。正如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标准影响行动。如果我们采用了错误的标准，将是在努力做错误的事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渐趋达成一项共识：各国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祉和进步的主要指标，正将世界带入错误而不可持续的方向。GDP在生产性投资和挥霍浪费之间并不加以区分，这意味着各国会以污染和其他长期性后果为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各国政府希望将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扩展到GDP以外，囊括那些反映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状况的指标，因此它们对幸福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为的是能够更有效地度量各项进展，改善政策决策，监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并提升国民幸福。

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

这便是幸福研究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们提出，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研究的是在不感到压迫的情况下，自由的人们会作何选择。他们所选的不可或缺之物被认为是“幸福”的元素，当个人或一个国家大量拥有这些元素时，就可以说这个人或国家是“繁盛” （Flourishing）的。也就是说，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是关键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21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4%。坦率地说，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企业贷款。试想，单笔金额都达到1000多万元，这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实现更大的人生成就。各国政府如果要努力创造一个“积极的人类未来”，而不仅仅是一个“不消极的人类未来”，就必须弄清幸福的元素，了解如何构建它们。

幸福不仅仅是追求快乐。幸福作为一种构建出来的概念，所包含的元素既有独立性又有排他性。据本文第一作者塞利格曼的定义，快乐作为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仅仅是幸福的第一个元素的一个方面。幸福的元素包括：

1）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包括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2）投入（Engagement）（being totally absorbed）

3）良好的人际关系（Good relationships）

4）意义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归属于和致力于某样你认为超越自我的东西）

5）成就、才能、对技艺的精通（Accomplishment， Achievement， and Mastery）

可以用一个方便的缩写PERMA来代表这五大元素。

以PERMA概念为基础，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与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院长费利西亚·于佩尔（Felicia A. Huppert）调查了23个欧洲国家，对于测量各国国民实现繁盛幸福的情况，这是重要的第一次尝试。作者对于“繁盛”的定义，在本质上与幸福理论相同，而幸福理论提出了10个指标，分属三个基本因素：

积极的功能：1. 才能 2. 投入 3. 意义 4. 积极的人际关系

积极的品质：5. 平和 6. 乐观 7. 抗逆力 8. 自尊 9. 活力

积极的评估：10. 快乐与满足

塞利格曼认为，这10个衡量“繁盛幸福”人的指标是“目前为止衡量幸福的最佳指标”。按照上述标准，丹麦人实现繁盛幸福的比例是33%，为欧洲最高。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8%，约为丹麦的一半，俄罗斯最低，仅6%的俄罗斯人实现繁盛幸福。这项调查是一个起点，借此可以描绘出全球实现繁盛幸福的概况图，包括亚洲国家在内，从而为更全面的比较奠定基础。

幸福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监测、指导和评估

我们提出的幸福定义说明了一个核心道理——幸福理论是多元论，就像仪表盘指示多种指标一样，它是多元理论，而非人类实现繁盛幸福的终极共同路径或唯一方法。

正是由于幸福的多元化，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于2005年提出的重要观点——“快乐”是一切政策决策的终极共同路径和黄金标准——失败了。莱亚德的理论明显不同于经济学家关于财富的典型观点，即财富的目的是创造更多财富。莱亚德认为，增加财富的目的是增进快乐，因此他主张快乐应该是公共政策考虑的唯一成果指标。

虽然这一理论发展很受欢迎，但我们不同意快乐是幸福的要义和最佳度量。只以主观快乐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如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一样荒诞（“一剂唆麻就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在人类坚持生小孩这一事实面前，它更是遭遇致命的失败。主观上，没有小孩的夫妇可能比有小孩的夫妇更快乐，因此，假如人类追求的仅仅是快乐，早就灭绝了。对于公共政策，真正有帮助的幸福度量应该是仪表盘式的，既包括快乐及生活满意度等主观指标，又包括投入、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成就等主客观指标。

另一方面，幸福并不一定要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例如，幸福可以用来评估和预测客观的政策结果以及人们的偏好。具体而言，幸福理论可以用于：1）监测社会进步；2）指导政策设计；3）进行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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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社会进步，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定期度量，从而确定幸福水平随时间的波动情况。对于确保影响社会的其他变化不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此类监测十分重要。这类似于当前以GDP为指标的做法，GDP得到了仔细的监测，当出现骤降时，就会引起警觉，随后特定的政策可能就会出台，以维持GDP水平。

指导政策设计，就必须对可能受到政策和不同经济状况影响的不同人群，测量其幸福水平。例如，幸福因素能够为失业救助计划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因为不论失业时间的长短，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造成显著打击。

进行政策评估，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度量，揭示不同分配决策的成本和好处。用幸福数据作为“尺度”，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政策领域，对政策选择进行排名。可以针对不同的政策领域，估计出预期的幸福增长，这一信息可以用来决定采用怎样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幸福增长最大化。

财富对生活满意度有极大的贡献，但当它高出安全线时，它对幸福感和良好情绪的提升会迅速减少。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存在GDP——财富的衡量指标与幸福水平的巨大差异。修建更多的监狱、打更多离婚官司，会增加GDP，但会降低幸福水平。以传统方式衡量的繁盛，等于消耗的商品和服务量。现在，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更好的目标和更好的衡量幸福的方式，将财富仅仅看作实现幸福的手段。

我们认为，幸福包含一系列元素或指标，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可以度量的。更重要的是，在实证有效的干预下，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有关政策或经济制定提升幸福。目前对这一理论的最大范围应用的例子，包括本文第一作者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团队对美国陆军数千名官兵进行的训练，通过有效的练习提高他们的PERMA。在亚洲，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及其团队依据有证据支持的、关于繁盛幸福的研究成果，正在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大型项目，包括设计和发展幸福社区及城市。这表明，提升国民幸福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

除了本身就是一种目标之外，幸福还可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个人的幸福有可能受到不同领域政策的影响，例如，医疗保健、就业（及失业）、税收、环境，更遑论精神健康服务领域——其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因此，幸福可以为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例如，任何一个失业率较高的时期都伴随着幸福感的显著下降，因而幸福研究对于失业行动计划是有帮助的。

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围绕幸福元素和应用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幸福经济学领域，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的新研究还有很大空间。随着幸福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也将为围绕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所展开的辩论提供借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为财政政策的目标 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 财政政策 目标 关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政策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障，财政政策转型创造了良好契机，新一轮税制改革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建设和谐社会为财政政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财政政策与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基本的经济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公共财政提出了基本的政策目标。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而公共财政则是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实现的基本方式。

本部分主要讨论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

（一）财政财策的一般目标

财政政策的一般目标旨在为经济发展和稳定增长服务，为公平分配和提高效率服务。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

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2]（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

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3]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与财政政策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我国社会 现代 化建设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和特征的准确概括。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

和谐财政政策，是指能够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而财政体系自身又能够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和谐财政政策要求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财政自身的和谐循环，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和谐因素，如就业形势严峻、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财政政策对于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财政政策目标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财政是政府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都不是恒久不变的，无论是它们的形式还是它们的内容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们自身存在着向前发展的力量。而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产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由于得到来自于公共财政充分的物质供给和受到公共财政稳定的机制制衡，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将得到加速，和谐社会的质量将得到提高。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来自和谐社会的目标约束和路径约束，公共财政的发展目的更加明确，公共财政资源运用更加有效率。“和谐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二、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建设的相互关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政府对社会所提供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也正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4]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

第一，人与人的和谐。公共财政的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活动可以填补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本人和他人需要满足的缺失，所以，人与人的和谐可以通过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而实现，符合公共财政的目标。

第二，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目的。社会应当为人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包括公平的竞争环境)，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样人的发展就能带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样，人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公共需要的交集符合公共财政的目标。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总体一致性。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总体一致性的载体是综合性的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变化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现阶段 中国 最广泛的公共需要。因此，通过公共需要这一载体，实现了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最基本的联系，今后的公共财政活动应力求实现其目标，那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要求以民主政治作为其基本的政治制度环境

政治制度决定了财政制度，所以民主政治要求有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或者说公共财政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必须有相应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支撑，比如要有分权制衡的财政体制和规范的分税制度。财政制度也是有效限制政府权力，从而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支点之一。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活力的市场经济

公共财政的要义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自由经营与自由创新，公共财政只提供市场失灵所引起的如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和公平问题的解决。公共财政要求区分政府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区分政府的职责与私人的职责，其目的就在于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公共财政必然与和谐社会建立生动活泼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四）公共财政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综合、有机、系统的范畴，不仅强调经济的根本发展。也强调社会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高和文明层次的提升，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综合体系。立足于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这一综合体系可以分解成为三个统一体，即民主和法治的统一、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由于公共财政因受到和谐社会这一最广泛公共需要的日标约束，从而受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约束，力求为它们打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即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五）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第一，公共财政的导向与调节作用。公共财政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能够有效发挥导向作用与调节作用，在引导经济主体在正确轨道上活动的同时纠正某些已偏离正确轨道的行为，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有利的制衡机制，决定了公共财政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第二，公共财政的政策体系。通过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完善市场机制、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发展社会事业并提高社会福利，为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而这些恰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借助于公共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整体效应来实现其“和谐”的内涵，因此，公共财政的政策体系决定了公共财政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六）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相互发展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都不是恒久不变的，无论是它们的形式还是它们的内容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们自身存在着向前发展的力量。而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产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和谐社会和公共财政都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前述种种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影响对方，相互促进地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就业问题

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和现有失业人员总数达2400万，在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仅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5

一、主要困难

1.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不强。中央银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难以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完成稳定币值的最终目标；同时，也建立不起应有的权威性，难以有效发挥宏观监督职能。其独立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货币发行权不独立。我国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务院，一定时期内发行多少货币由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具体执行。

（2）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不独立。我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人民银行只有建议和执行权。在货币金融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人民银行采用某些政策手段，应经国务院批准或征得有关部委的同意认可。目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这就为地方政府干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使中央银行受地方政府部门干预太多，权威性受到侵犯，不利于金融宏观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顺利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2.双重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很深。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奉行“稳定币值，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也曾明确提出以“稳定币值”为重点，但实际执行时往往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稳定币值”服务于“发展经济”。新颁布的人民银行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为理顺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的关系，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有利于增强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但双重目标的长期影响，使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执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展不顺利。为构造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从80年代中期，我国就提出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但时至今日，专业银行改革进展尚不顺利。具体表现在：专业银行改为商业银行以后，信贷资金供给制向借贷制的转变并未真正实现，既要微观经营，又要参与金融宏观调控，承担政策性业务。国有商业银行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人民银行金融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可直接发挥作用的调控对象，也就会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4.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金融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我国的金融市场在加快资金积累，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金融市场的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市场的广度、开放度和竞争度还很不够，从而使人民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缺乏应有的回旋余地，不利于顺利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5.企业效益不佳，挤占信贷资金。目前，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导致资金需求和使用上的无约束，在利益竞争的驱动下，以追加投资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缺乏经济效益保证的高投入，必然给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带来困难。[!--empirenews.page--]

二、解决困难的对策

1.赋予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自主权。明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稳定币值，要彻底从“双重”目标的羁绊中摆脱出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期应与政府的换届相错开，其任期可适当延长，以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应进一步规范人民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在严禁赤字透支和借款的同时，还应禁止中国人民银行承销国债，堵死这条货币超额发行的路。

人民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技巧，增强信贷计划工具的严肃性，要控制再贷款规模，使其真正成为中央银行对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控制手段，而不是资金供应手段。要赋予人民银行合理调配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权利，明确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作用、优点及弊端，由人民银行结合我国在一定时期的经济、金融条件，采用政策工具，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达到综合效益最大化。要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把握利率工具的灵活性。人民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状况，适时调整基准利率，充分发挥利率这一政策工具在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的独特的、重要的导向作用。

要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职能，加强对金融法规的实施，对金融业务活动的有效监管，以保障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稳定货币，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实现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健康地运行。

2.商业银行必须自觉执行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政策。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商业银行执行才能实现。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要自觉服从人民银行下达的控制计划。商业银行必须及时完成存款准备金缴存任务，在商业银行内部还要建立系统二级准备金制度，以此强化资金调控能力。商业银行要认真执行中央银行统一制订的金融市场管理规定，讲求金融职业道德，自觉维护金融秩序。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6

宏观经济政策的突破口--积极的资本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肯定要淡出,积极货币政策难当大任 中国经济保持出人意料高增长的同时,两大问题的困扰日益加剧:通货紧缩与财政收入增长明显趋缓.前者表明国债投资对民资、外资的挤出效应这只潜伏已久的“病猫”开始发威;后者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各方面的.迹象显示,积极财政政策“功成身退”正当其时.

作 者：福卡  作者单位： 刊 名：金融信息参考 英文刊名：FINANCIAL DIGEST 年，卷(期)： “”(1) 分类号：F8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7

针对日益显现的房地产过热现象, 2004年3月, “8.31大限”提高了土地使用的“门槛”, 标志着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开始。随后一系列的“组合拳”从控制“银根”、“地根”全方位出击, 使房地产市场“虚火”消退了不少, 如断供、退地风波迭起, 房地产市场交易明显萎缩, 商品房价格有所回落, 房地产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等。社会各界对宏观调控政策产生质疑, 救市与不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因此, 只有对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选择进行深入剖析, 把握宏观调控的实质所在, 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措施,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就是指以国家为主体, 运用经济政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调节、控制和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经济变量和市场信号参数, 从而改变房地产开发者、经营者、消费者所面对的市场条件, 使其从自身利益出发, 做出有利于优化配置资源的理性选择。其中,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指的是房地产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房地产市场信号参数主要指房地产市场机制运行中的自我调节变量, 如价格、利率、税率等, 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实施宏观调控, 旨在通过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促使供求均衡, 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综合平衡和内部结构的合理化。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

1. 保持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的。

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 是改善和提高居民居住条件和水平的重要前提。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昌盛是为了保障居民居住权利的充分实现,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正是由于房地产业的迅速成长, 居民居住水平才有了根本的变化。以太原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太原市住宅建设快速发展, 居民居住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太原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为4.70m2, 新中国成立初期, 城镇住房有了恢复性的增长, 但城镇居民居住水平改善不多。截至1978年, 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949年的84.47%。改革开放以来, 住宅产业缓慢增长, 直至1987年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之后, 太原市住宅市场迅速发展, 居民居住水平不断改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太原市住宅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速, 居民居住条件迅速改善, 截至2003年, 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15.53m2, 是改革初期的3.91倍。在居民居住条件得以显著改善的同时, 房屋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砖木结构为主导向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混合结构发展, 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的调查表明, (1) 城镇居民现有住房以混合结构为主体。混合结构的住房占现有住房的76.7%;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次之, 占现有住房的12.2%;砖木结构的住房占现有住房的10.2%;其他结构的占0.8%, 并继续向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仅有效改善和提高了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水平, 而且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房地产是一种特殊商品, 既可作为投资品, 又可作为消费品, 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双重贡献。同时,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链中处于中间环节, 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能通过前向效应带动建材业、冶金业、机械制造业、金融业等产业, 通过后向效应带动装修业、家电业、金融保险业、仪表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的兴旺繁荣能够有力的带动十几个产业的兴旺繁荣。此外, 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增加本行业的就业和税收, 还往往通过带动作用增加相关产业的就业和税收,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 以太原市为例, “十五”期间, 太原市房地产完成投资248.02亿元, 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8.16%,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条长, 关联度大, 住宅产业的迅速发展无疑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间接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据统计部门测算, 房地产业每增长10个百分点, 就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每完成10万元的房地产投资, 便可提供14人的就业机会, 据此测算, “十五”期间, 太原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370万人次的就业机会。同时, 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也有利于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 总计49.01亿元, 约占“十五”时期太原市财政总收入的13%, 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正是基于产业联动 (与金融、贸易、旅游、建材、建筑、交通等产业联动) 性强, 产业辐射面宽的特征,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的目的, 并非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 而是通过调控, 挤压泡沫, 避免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 促使房地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健康持续发展。

尽管房地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诸如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 结构性矛盾突出;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小, 竞争实力不强等。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促进房地产业的理性回归, 有助于房地产业企业认清形势, 炼好内功。使企业诚实交易, 品牌经营,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优化房地产业结构, 做大做强房地产优势企业, 也是淘汰一批竞争力较弱的房地产企业的大好时机。

2. 保障居民的居住福利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根本宗旨。

房地产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其价值无法依靠市场完全实现。无庸置疑, 房地产消费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倘若居民难以享有适当的住房保障, 则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公共卫生、市容环境、社会治安等等。另外, 就不同层次的房地产来说, 中低档的普通商品房的公共利益成分所占比重更大, 准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因此,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福利保障就尤为重要。然而, 房地产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所体现的外部性却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即便房地产市场出现供求均衡, 也并非保证居民充分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最优均衡。因此,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仅是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均衡, 而且要通过公共政策参与和调节房地产的供应, 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住房保障体系, 使居民享有基本的住房福利。正是如此, 我国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思路在2007年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 即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 建立梯级住房保障体系, 实行住房分类供应体制。并且明确指出提高与改善人民住房福利水平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及准则。 (3)

尽管为居民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是国家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必须摒弃对“居者有其屋”的误解。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似乎意味着人人必须购买自有住房, 这一错误理念对旺盛的消费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出售公房和鼓励居民购买住房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 过度强调住宅的“购买”, 但住房商品化强调买房还是租房主要由市场决定, 取决于租售比是否合理, 因而住房商品化的实现形式并非只有“购买”, “承租”也是实现的重要途径。单一购房实现住房商品化的政府导向, 难以疏导住宅市场上旺盛的消费需求, 不利于倡导形成合理的住房“梯度消费观念”。据统计, 我国城镇居民72%已拥有自己的住房, 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人住房拥有率德国仅为30%～40%, 美国为68%。那么, 居民过度依赖从市场上购买住宅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消费理念, 必然推动房价的上升。事实上,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面对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严峻态势, 要实现人人有其屋的理想还任重而道远, 但人人有房住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 应用宣传教育手段, 培育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就十分必要。

三、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1. 以市场为导向,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 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 但房地产的生产要素土地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偏低, 不仅严重制约着房地产市场化进程, 而且呈现出一定的伪市场化特征。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其表现形式为“政府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政府高价拍卖———开发商开发成商品房后再更高价出售”的“官商联合开发模式”, 使得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 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首当其冲地承担的救市义务。另外, 基于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特点, 房地产市场竞争程度低下, 垄断特征明显。同时, 房地产市场效率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资源闲置和短缺并存的局面并未得以根本扭转。为此, 应当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 使市场供求均衡得以优化和保障;应当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能力;积极推进上游资源———土地和金融市场的改革, 创新房地产开发模式;按照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原则, 积极发展商品房市场, 活跃二手房市场, 规范租赁房市场, 创新经济适用房产权制度以及廉租房分配制度, 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和保障体系,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监管制度创新, 削弱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间的利益联结, 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其能够真正承担起为各阶层民众提供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职责。

2. 以规避风险为契机, 采取灵活而审慎的宏观调控措施。

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 有赖于金融业的支持配合, 但目前房地产开发模式使风险过于集中在银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基本上是建立在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基础之上, 开发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时往往以土地或在建工程作抵押, 个人按揭购房则以所购住宅作抵押。在住宅价格上涨周期,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不存在风险, 但如果住宅价格步入下降周期, 个人按揭贷款就可能变成不良贷款, 潜在的金融危机就可能暴发。另外, 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旨在实现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价格稳定, 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前所述, 房地产业关联度较高, 其停滞不前也将通过乘数效应而制约许多行业的发展。为此, 面对当前房价仍然高企的态势, 在进一步巩固前期宏观调控结果的同时, 还应当做好以下工作:第一, 建立房地产市场运行监控系统, 完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系统, 形成政府动态监督和调控的长效机制, 并联合相关部门监测市场运行, 分析市场变动趋势, 及时发现和解决房地产市场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并通过定期向社会发布市场信息, 引导市场理性投资和消费;第二, 坚持区别对待, 灵活机动的调控原则。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应当及时采取相应对策,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推动房地产业的理性、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房地产消费的新政, 但应当看到, 市场发展态势的变化更多反映的是心理预期的变化, 在一定时期内房地产市场仍将处于买卖双方的相持阶段, 市场博弈的结果必然是理性的回归和风险的进一步释放。

参考文献

[1].彭晓华.基于效率与公平的我国城镇住房发展模式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08.8.21

[2].史啸虎.推行住房合作社, 实现居者有其屋.光明网.2007.1.22

[3].唐天伟.我国房价调控政策的脆弱性及其消除路径.中国流通经济.2007 (3)

[4].翁少群, 刘洪玉.宏观调控下的房价表现.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 (6)

[5].谢经荣等.房地产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篇8

关键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21-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3

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二孩時代。新中国成立后上一次中国人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实施的时期。半个世纪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迥异，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育龄夫妇是否会按照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生育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决策者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所制定的社会准则和行动方案。政策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地理特征、人口变量、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限制和指引着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并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人口环境：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

育龄人群是承担生育行为、保证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主体。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次人口普查所在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2010年的育龄妇女呈现如下特征：①规模成倍增加（见表1）。2010年育龄妇女总人数（3.80亿）是1953年时（1.33亿）的2.85倍，是1964年时（1.52亿）的2.51倍。②结构明显老化（见图1）。最年轻的15-19岁组占全部育龄妇女的比例2010年为12.63%，分别比1953年（18.52%）和1964年（19.63%）时减少了5.88和6.99个百分点。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比例2010年为42.44%，也低于1953年时的46.34%和1964年时的46.12%。

虽然截至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总人数不断在攀升，但此后育龄妇女总人数将呈现下降态势。不考虑死亡率仅粗略估算，分别用2010年10-14岁、5-9岁和0-4岁人口队列逐步替代2010年45-49岁、40-44岁和35-39岁队列，便可知2015年、2020年和2025年育龄妇女的总人数将分别下降为3.63亿、3.34亿和3.11亿。育龄妇女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此后还将不断减少。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不同规模队列的替代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当年15-49岁的育龄人群是1966-2001年间的出生队列，其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则出生于1981-1996年间；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深刻影响生命历程及育儿成本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的推迟、劳动参与的普遍性、消费方式的变迁、育儿成本的提升，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及育龄妇女群体，也成为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段；1999年教育部基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的高校扩招实践，使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的4402万猛增到2010年的1.18亿。

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育儿成本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育龄人群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育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在校学生，且低龄组育龄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见图2），这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事实上，婚姻推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同期男性和女性分别从23.57岁和22.02岁提高至25.86岁和23.89岁。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23-30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使女性就业更为普遍，也改变了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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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子代培养的教育期望提高，并助长了育儿成本。育儿成本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包括住院分娩的费用、婴幼儿各种用品支出，以及早教班、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接踵而至的教育培养费用等，如果再考虑月嫂、保姆开支，及孩子生病住院等可能的开销，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更高。后者则包括父母尤其是母亲为了生育和照料婴幼儿付出的机会成本，如职业发展机会、薪金收入损失等。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0-5周岁儿童问卷数据，生育每个孩子平均分娩费用为4365元：0-5周岁儿童年平均生活支出为5750元、教育花费为4250元、医疗支出为2493元，粗略估计养育一个婴幼儿的年消费超过1万元；教育支出仅次于生活支出。从儿童年养育成本标准差（1.36万元）来看，家庭间的差异相当大（见表2）。这还仅仅是针对婴幼儿的估算，并没有涉及学龄人口的教育费用。育儿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估算，无论是母亲因照料婴幼儿导致的机会成本，还是照料孩子引起的工作一家庭平衡的两难选择，都已成为养育子女的障碍性因素。

三、政治文化环境：生育观念已被重塑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成员；而文化则来源于代际传承和社会重塑两种途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然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反映为家庭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结构趋于核心化、功能日益简单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减少了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迁移流动则显著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安排。一方面，家庭成员关系重心由纵向代际转为横向夫妻；另一方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逆转，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功效和养老功效逐渐减少甚至丧失。市场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收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由积蓄、退休金或养老金而不是由子女来负担养老。事实上，由于工作方式、居住安排和生活观念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养儿不仅不能够防老，甚至还要提防养儿“啃老”。

宣传倡导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手段，移风易俗则是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作为中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的1980年《公开信》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号召首先响应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间，被称作“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也是由于无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党团员的身体力行，政策才得以成功实施。几十年的浸润下，少生代表先进、多生意味落后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现代化和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悄然改变，少生文化形成气候。这一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生育意愿的变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每个家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1.8个孩子；大多数育龄人群的生育子女数低于意愿子女数，且二者皆低于更替水平。

四、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为迄今世界上人口仍居首位的国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始采取逐渐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源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尽管总人口规模仍保持惯性增长，但内在自然增长率已开始呈现衰减态势。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新的人口形势下，生育政策迅速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的三步走调整战略。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遇冷”說曾一时流传，申请生育和实际生育的夫妇规模也远低于预期；尽管可能存在政策效果延后、生肖年份影响等因素，但“普遍二孩”政策的急遽实施，不能不说是对上述观点的政策回应。

从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来看，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妇女其规模随出生队列的更替次第减少；母子两代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教育普及的深刻影响，养育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断攀升：生育文化已被重塑，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都转向少生优生。这些都意味着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那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或取消生育政策？

关于上述问题，目前仍存在激烈分歧。笔者认为，辨析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实施普遍二孩生育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手段之一。中国严控型生育政策围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原有目标，已完成了从目标确定、实现、稳定，到目标转移的周期；自2011年以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目标经过多方探索得以确立，中国进入宽松型生育政策新周期。如果说旧的政策目标可以用人口增长率这一指标加以量化，“降速度”一定程度上还是单维单向任务，那么新的政策目标则是多维复杂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均衡，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要素协调发展的人口自身均衡，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要素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但其基础和核心是人口自身的均衡。生育率是调节人口均衡发展最主要的人口杠杆；使人口再生产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生育水平也称作“均衡生育率”，从人口长期均衡角度看，均衡生育率水平应该是围绕着更替水平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二孩政策不仅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顺利实施后的理想结果也更接近均衡生育率水平的理想目标。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从严控型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周期来看，若分别以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作为起点，以199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10‰以下作为节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均衡型人口可以看作是在适度人口规模条件下的静止人口。因为就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而言，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不变，任何一个人口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稳定人口：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初始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因而可以摆脱惯性、克服任何结构性缺陷；但由于其具有增者恒增、减者恒减的特性，稳定人口的规模将在保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或减少；因而只有静止人口才可能兼顾规模与结构。然而，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多少才算适度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稳定人口的实现则通常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未来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虽然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预示着，这一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然而，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已超过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是移风易俗人们生育观念的已然转变，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效果，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境界，也是我们应该深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成就。考虑目前的政策环境，我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不管是以往的惯性增长，还是今后的负惯性缩减，一定程度上都须归因于对于人口发展的失控或严控。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一代人的牺牲已经实现了原有政策目标的基础上，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的直接干预宜缓不宜急，宜弱不宜强，应该意识到结构问题的减弱和消除是长期的，均衡人口的实现也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需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通过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润物细无声地使人们安心、安全生育，保障现有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