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

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精选5篇）

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 篇1

2009年以来, 在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促稳定的政策措施作用下, 我省经济呈现出平稳较快地增长态势。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投资、消费两大引擎齐发力, 工业经济企稳回升, 金融信贷大幅增加, 使得我省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好于全国。但是在这背后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

一、经济运行“喜忧参半”

1、经济增长名列全国第11位

上半年我省实现GDP5378.05亿元, 同比增长11.3%,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108.3亿元, 同比增长12.5%, 其中, 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为361亿元, 为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规模。特别是轻工业一枝独秀, 支撑起了全省工业经济半壁江山。数据显示, 上半年, 轻工业完成增值669.7亿元, 增长22.1%, 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1.7%, 在全省工业中占比由去年的28.12%提高至31.7%。就行业而言, 食品、电子信息、纺织行业强劲增长, 增幅分别为41.2%、36%、26.6%。上半年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6.5万户, 比去年同期增加15.4%, 日均新增904户市场主体。其中, 全省新登记私营企业2.19万户, 从业人员14.97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35.9%和12.9%。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55.13亿元,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增长20.6%,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14亿美元, 增长17.4%;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16.18亿元, 增长8.3%, 新增贷款达到2171亿元, 是去年同期的3.1倍, 居中部各省第1位。特别是从一季度的GDP增长来看, 湖北地区生产总值达2423.15亿元, 同比实际增长10.2%, 高出全国4.1个百分点, 在全国各省市GDP增速排名中位列第7,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经济增长首次进入全国前8位。二季度延续了稳定向好的趋势, 经济增长更为快速。上半年GDP同比增幅达11.3%, 名列全国第11位, 在中部六省位居第3位。

2、县域经济异军突起

今年以来, 全省县域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1—5月, 全省17个市、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16.7%, 其中有10个地区增速高于2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49%, 有8个地区增速高于60%;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5.8%, 有5个地区增速高于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为19.9%, 其中有10个地区增速高于20%。

初步测算, 全省79个县 (市、区) 今年上半年对消费和GDP增长贡献率都超过60%。近年来, 湖北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规模已超过1000万人, 其中跨省转移700万人。2008年全省乡村从业人员总数达到2078.77万人, 比上年增加48.16万人, 其中农业劳动力达到35.92万人, 比上年减少0.59万人, 同比下降1.6%;非农业劳动力达到20.45万人, 比上一年增加1.49万人, 同比增加7.8%。县域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效地实现了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

3、内生型经济的优势逐步显现

内生型经济是依赖内在禀赋、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创造力的不断优化重组的经济形态。相对外向型经济而言, 内生型经济具有抵御外部经济危机和风险的天然优势。世界经济变化和趋势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湖北是农业大省, 农业的丰收和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上半年, 湖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可比价) 预计5%左右, 比上年同期快1.1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夏粮夏油总产均有不同增长, 稻谷面积的扩大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 上半年全省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在应对危机中农村市场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扩内需措施, 都将目标锁定在农村广阔的消费市场。湖北地处内陆腹地, 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 辐射能力强, 货物运送半径短, 物流成本大大降低, 在扩大内需中, 以武汉为中心的集散地优势将更加突出。

4、湖北经济运行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

我省经济外贸依存度较低, 全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12%, 与沿海外向型经济相比, 湖北经济运行受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上半年出口降幅低于全国平均5.5个百分点。1—5月全省进出口总额完成63.35亿美元, 同比下降23.7%, 降幅比1—4月扩大0.3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完成35.64亿美元, 同比下降19.3%, 降幅比1—4月扩大1.9个百分点;进口完成27.71亿美元, 同比下降28.7%, 降幅比1—4月减缓1.3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全省进出口总额完成12.89亿美元, 同比下降24.9%, 下降幅度比4月份减缓4.4个百分点。

湖北利用外资目前一直保持平稳增长, 各月累计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1—5月全省实际使用外资17.91亿美元, 同比增长13.8%, 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0.1个百分点, 其中,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14.14亿美元, 增长17.4%, 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

5、CPI、PPI继续双下行, 内需不振局面未有根本改观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2009年后开始陡降, 1月份为1.2%, 3月份为0, 4月份为-0.2%, 5月份为-0.4%。6月份继续下降为-0.5%, 全省工业品价格总水平 (PPI) 也呈现走低态势, 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落以来, 持续下行。今年该指数回落幅度逐月扩大, 连续5个月PPI增速均为负值。这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出口大幅下降, 很多产能转向国内市场, 导致供应增加。生产者愿意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 使得工业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从价格与需求的内在关系来考量, CPI、PPI双下行受“去库存化”因素影响较大, 说明宏观经济仍然在“下行通道”内运行。

6、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结构不优化, 工业方面突出表现为原材料工业和低端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农业方面则主要是平面农业, 缺乏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链条短。虽然推进了农业产业化, 但从整体规模效益看, 与先进省份相比差距甚大, 农产品加工利用程度不高。目前, 湖北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7:1, 而沿海省市区的比例达到1.5:1, 湖北省农产品加工率只有40%, 而沿海省市达到55%, 湖北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不到20%, 发达地区能达到50%以上。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割据。这些结构性矛盾一直是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

7、投资消费“双拉动”政策有得有失

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能长期依赖大规模投资来维持。所以扩大内需, 保持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 关键是能否有效刺激消费需求。湖北采取投资和消费双拉动应对危机进行救市, 短期来看, 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效果不错。但长期来看, 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并未根除, 短期的繁荣掩盖了长期性矛盾, 就是消费没能真正刺激起来, 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短腿。投资消费双拉动政策可能是应对危机时期一个不错的过渡政策, 但现在必须及时转变到消费优先的政策上来。

8、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批外出农民工返乡。据统计, 2008年湖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达到961.50万人, 占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1.9%。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从2008年10月份到2009年1月10日, 全省外出务工的农民返回人数是356万人, 占外出务工人员的37%, 据调查, 今年我省外出农民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7.07万人, 这进一步加剧了省内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二是企业面临减员。我省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产销下滑, 经营十分困难, 面临减员压力。大部分中小企业停产、歇工现象增多。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我省高校毕业生有36.8万人, 加上历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需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超过50万人。四是困难群体就业更难。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再就业难度更大, 目前我省这类人员还有近20万人。

二、对策措施:一调三促

1、淘汰落后产能“调结构”

我们存在的结构问题是根本, 结构调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从本质上来说, 经济调整的过程, 就是一次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尤其是淘汰那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企业的过程。保增长, 要通过市场倒闭机制, 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 该淘汰的必须淘汰, 须加大投入的地方还得争取中央支持, 增加投资。新增投资应重点发展立体化农业, 面向民生的现代服务业, 优先发展运输物流业, 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 积极扶持文化产业、旅游业、中介服务业,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光电、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产业, 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

2、力举赤字财政政策“促投资”

经济增长与投资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 如何有效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有效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 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要继续坚持向农业和农村倾斜, 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力度;二要引导、鼓励增加民间投资, 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政策环境;三要加大政府财政性的公共投资,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 加强民生工程建设。

要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4万亿的十项救市措施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根据我省自身的特点, 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以及在中部率先崛起的战略地位, 全力争取政策支持和投资支持。湖北需抢抓机遇, 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足用实。

3、加大发行地方债券“促消费”

有效刺激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解除消费者对未来的后顾之忧, 增强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要点之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应向中下层人群倾斜。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开展养老保障省级统筹工作, 按中央相应规定为企业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探索建立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办法。逐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尤其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 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切实解决全省66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政府要加大社会民生方面的投资建设, 才能改变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 释放居民消费潜能, 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从而改变拉动内需单纯依靠增加投资的方式, 实现投资消费双拉动, 并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偏高、消费偏低这一深层次的矛盾。

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规模, 充实个人社保资金账户, 是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当务之急。充分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湖北可优先考虑加大发行地方债券规模, 充实个人社保资金账户, 将消费优先的政策落到实处。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就业”

(1) 促就业必须紧抓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主体。要下大力气发展无污染、低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发展那些吸纳劳动力多的行业, 达到保增长和保就业兼得的目的。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信贷、税收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对已存在的中小企业应实行环保投入退税的政策。政府和中小企业按一定比例出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环保投入, 企业投入部分可按一定比例实行退税的优惠政策。

(2)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吸纳返乡农民工本地就业。我省当前的人力资源及就业现实, 决定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要抓住沿海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 进一步完善投资的软硬环境, 把农民工回归创业与新农村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统筹考虑, 将承包权出资和参与创业的行业由种植业扩大到所有农、林、牧、渔及食品加工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使就业与承接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 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 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到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

(3) 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较多的县, 政府可出资建立一个劳动力信息主场所, 再在若干个中心乡镇, 分别建一个服务场所, 在场所内配备相应设备, 信息联网, 向当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如某个地方的岗位需求是什么, 需要多少人, 哪个地方劳动力有多少, 该往哪去。通过这种服务体系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和用工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减少农民工盲目流动的成本, 提高就业的准确性。

(4) 实施创业带动就业计划。积极扶持、搭建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平台, 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 优化融资环境, 多渠道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扶持。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 省政府可拨款设立“创业援助基金”, 对具有创业项目, 具备创业能力, 但在创业资金上存在困难的人员进行直接的资金援助, 降低门槛, 简化手续, 强化创业服务, 引导更多劳动者创业。

(5) 积极做好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工作。重点做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的就业工作, 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时, 落实扶持政策, 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援助服务。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但仍有劳动能力的人员, 可开发送报、绿化、保洁、保安、门卫等公益性岗位, 及时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

总之, 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下, 我们必须找准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针对湖北经济特点对症下药, 确保湖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构建企业培训质

○杜哲

(河南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

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 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所采用。建立有效的企业培训评估模式, 对于提高企业培训质量, 提升培训效果, 实现培训评估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评估模式是在培训评估理论指导下, 通过对评估要素及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 所形成的以评价程序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类型、简约化的评估方法、框架。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 反映一个完整的培训评估过程;第二, 是对某种培训评估类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做框架性的描述, 而不是具体的评估方案;第三, 是培训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或中间环节, 对培训评估实践活动具有导向和控制等功能;第四, 培训评估模式具有多种类型, 不同的培训评估模式反映不同的培训评估理念和思想方法。

一、我国企业培训评估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企业培训评估体系建立较晚, 企业通过现代培训理念的熏陶, 开始意识到培训评估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需结合自身企业培训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并开始着手探讨、实践适合本企业发展实际的培训评估模式。其中常用模式有:发展性评估、督导式评估、年终总结式评估等。总体而言, 国内企业评估水平仍停留在评估的初级阶段。

1、评估相对缺失。一是有很多企业对培训有效性评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 认为培训评估可有可无。对培训评估投入很少或根本不投入, 评估常常不开展, 评估模式也就无从说起。

2、评估不够全面。无论是评估的内容或评估的对象以及评估的层次或评估者, 绝大多数评估模式都存在着评估不够全面的问题。

3、没有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评估体系。国内绝大多数企业评估时都是生搬硬套国外评估模式, 采用现成的评估体系, 而没有结合本企业实际建立适合本企业特点的评估体系。

4、评估主体缺乏相关技能。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评估者大多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 或知识已经老化。

5、培训评估本身难度大。

一是评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评估涉及的可变因素太多, 操作难度大;三是培训效果具有滞后性、间接性, 难以全部量化, 从而加大了培训效果测量的难度。

6、评估结果不合理。

有些企业重视培训评估, 但是其评估却与实际工作脱节, 或是人力资源部门为显示本部门的培训工作成效, 故意编造培训效果, 夸大培训事实。

以上这些问题都使得培训评估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培训评估

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 篇2

倪 峰

2015年11月09日08:39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对美方提出了严正警告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月后。令人不禁要问，美国为什么迅速变脸，为什么要挑起这场“危险的游戏”。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刚刚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和两军关系上实现新突破，在气候变化、经贸、人文和反腐执法等领域扩大合作。访问取得了重大成果，使得中美关系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广泛同时更坚实的基础上。但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之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范式的进一步凸显，两国关系中战略竞争性要素并未减少，甚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上。

从长期来看，中美两国政府基本还是按照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的思路来处理这对复杂的双边关系。但面对各种矛盾和风险的不断聚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仍任重道远。

2015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观察2015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进，大致呈现出两高两低发展走势：年初中美关系开局良好，3月至5月博弈的色彩明显增加，6月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契机，两国关系开始逐步导入高访时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对美的成功访问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0月份美方派军舰闯入中国南海南沙岛礁邻近海域，又使中美关系掀起新一轮波澜。

由于2014年底奥巴马成功访华，成果丰富，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就成为2015年中美关系开局的主题。两国政府之间沟通交流频繁，BIT（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继续稳步推进，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继续取得进展，两军交流继续密集展开，尤其2月和4月两国海军在南海地区的联演联训对于双方管控分歧，防止在敏感区域发生擦枪走火具有重要意义。而反腐合作，正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新亮点。同时，两国继续在朝核、伊核、阿富汗、反恐、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抗击埃博拉疫情等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对于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传统结构性问题，双方也没有刻意纠缠。尤其是在**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使其在两国关系中没有激起大的波澜。

更为重要的是，2015年2月10日，两国元首在电话互致新春祝贺的时候，奥巴马邀请习主席于同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前7个月就发出国事访问的邀请，这在中美关系史上颇为少见。这表明，奥巴马从2014年4、5月美对华政策管理失序的状况中汲取了教训，用提前宣布高访的形式对中美关系实施战略管理，从而也定下了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总体上要保持稳定的基调。

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加强务实合作的努力，似乎并不能改变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意间再度拉开了中美间密集博弈的大幕。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内部有不同意见，但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正试图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使美国的工人和公司处于不利境地”。为此，对亚投行的成立多方阻挠。然而，英国的加入引发了美国盟友连锁式反应，法、德、意、澳、韩纷纷跟进，美国的阻扰雪崩式溃败。

2015年4月底，安倍访美，美给予安倍最高礼遇的接待。双方正式公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虽然声明中并未点名道姓提及中国，但是字里行间明显显示出美日加强同盟的主要动因就是要共同应对中国对美日利益构成的挑战，放日出山的意图昭然若揭。在美日首脑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公然指责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向邻国“显示肌肉”，并再次提及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

5月，南海问题急剧升温。５月12日，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考虑动用飞机和舰船直接挑战中国对一系列快速扩展的“人造岛礁”的领土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要求考虑的选项包括出动海军侦察机飞越这些岛礁上空，并派遣舰船驶入有关岛礁12海里范围内。5月22日，CNN播发了美国最先进的Ｐ-8Ａ侦察机在中国南海人工岛礁上空的录像。南海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的斗争漩涡，在日美推动下，南海问题甚至成了G7峰会的议题。几乎是同时，“窃密”及“网络”**再度袭扰中美关系。5月16日，天津大学一名教授在赴美参加科技会议时被捕，美方称，“将以商业间谍罪起诉六名中国人”。6月４日，美国官员透露，黑客通过一次大规模网络攻击入侵了美国人事管理局(OPM)的电脑，导致400万现任和前任员工信息被盗。美方认为外国机构或政府可能是此次攻击事件的幕后主使。12日，美国官员声称，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似乎进入了存有美国情报与军事人员信息的机密数据库。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尤其是美叫嚣将派飞机、舰船进入南海有关岛礁12海里领海、领空范围，两国间发生军事碰撞的可能性急剧上升，中美关系由此极有可能被导入一种对抗模式。然而在此之后，中美关系并没有演绎高台跳水，甚至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2014年双方唇枪舌剑、“麦克风大战”的一幕并没有重现。此番争议中，双方把处理争议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畅通的沟通管道上。6月3日，奥巴马在会见一个东南亚青年领袖访问团时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缓和了下来，他称：“或许他们(中国)的某些主权要求是合法的。”6月8日至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一行访美，中美两军签署了陆军交流机制，谈及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空中相遇”附件等内容。在南海问题上范长龙表示，“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南海问题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插曲，中美双方应登高望远，关注更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6月23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和广阔的合作面，以此为起点，确保习主席访美成功成为两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首要工作。9月22日，习主席开始了增信释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开创未来的访美行程，先后到访西雅图、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取得了49项重大成果。在中美两国实力不断接近，摩擦点增多，一些人看淡、怀疑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之际，两国最高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和宏大倡议共同向中美两国民众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了两国政府努力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推动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的强烈信号。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观察2015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进，我们会明显地感到，尽管两国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竞争面，两国政府都展现出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强烈意愿，但两国关系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管控分歧的任务越来越重，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美国军舰拉森号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一事就凸显了中美之间增信释疑、管控分歧任务之艰巨和多变。

首先，增强战略互信依然任重道远。战略互信缺失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尽管双方在增信释疑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然而随着两国实力对比的不断接近，美方的焦虑感仍在上升。

在金融危机前，美方对中国的担忧主要基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潜力。2009年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已是现实，在2010年推出“重返亚洲”战略，从中看出美国开始将担忧聚焦在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上。而自2014年亚信会议和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以来，美国在担忧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怀疑，即认为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并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界开始炒作所谓的“政治发展方向”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奉行以所谓“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该政策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然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与此相反的。总之，对中国能力、意图、发展方向三种疑虑的相互叠加，在美国国内产生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范式”的呼声。

第二，“对华政策大辩论”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2015年中美关系的演进面临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即在美国内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曾经历过对华政策大辩论，一次发生在1995年到1996年间，当时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同时在1995年台海危机爆发，遏制派和接触派争执激烈，最终接触派的观点占了上风，其基本立论是随着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性会逐渐趋同。另一次是2005年，中国入世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迅速增加，而美国因深陷两场战争而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对中国所谓“搭便车”的行为感到不满，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最终各派在要求中国成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上达成共识。

尽管这两场辩论在形式、内容甚至包括结论上都有所不同，但是有以下几点是相同或相似的。首先，这两场辩论都是在中美实力对比差距还较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在应对中国问题上还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信。其次，尽管在辩论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消极杂音，但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对积极的。第三，美国的工商界在辩论中一直扮演着积极的、主导性的角色。

然而在此次辩论中，上述情景均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中美实力对比已经大幅接近，美对华所持有的信心早已被焦虑的情绪所取代。其次，美工商界仍对中美合作抱有期待，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多，其热情也已今不如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商界为首、支持与中国交流的联盟已不再是主导力量，而由其他一些界别组成的、倡议与中国竞争的联盟似乎正在成为辩论的主导力量。第三，到目前为止在这场辩论中尽管存在着积极的声音，但在美国战略界有愈来愈多人呼吁当局“下定决心”、担起“领袖”角色、实现“范式转换”“敢于与中国抗衡”。尽管这场辩论可能要到明年的大选前后才能尘埃落定，但这些问题现在就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更重要的是会对下任总统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在中美关系新的问题领域，双方之间仍未找到有效的破解之道。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两国间战略竞争加剧，具体表现是在中美间传统四大结构性矛盾（战略互疑、台湾问题、经贸摩擦、人权问题）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领域，如海上争端、网络安全等，其中中美邻海上争端最为突出。

中美邻海上争端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非法占有。二战后，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本应在雅尔塔体制下归还中国。但因冷战需要在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下形成钓鱼岛争端。对这一争议，美国长期保持沉默，不愿意得罪中日任何一方。然而，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官员公然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2012年以来，日本右翼分子和野田政府上演购岛闹剧，致使中日关系再度紧绷。就在这一敏感时刻，美国的立场和行动不断向日方倾斜，致使中日矛盾不断升级。

南海问题本是南海周边国家围绕相关岛礁归属以及海域划分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过去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在这个问题上持不介入态度。2010年7月，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突然声称：“在南海自由航行、亚洲海上事务保持开放状态、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这些关乎美国利益。”美国正式介入南海问题。在美国的撑腰打气下，一些声索国气焰升高，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南海地区波诡云谲。

随着美国介入的不断加深，东海、南海热点同步共振，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升温，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明显上升，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美国的亚太战略本意是利用小国投棋布子，减轻国内军费开支缩减的压力，通过整合同盟体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但该战略也被小国利用实施大国平衡。有的国家有恃无恐，借助“中国威胁”提高对美要价，在热点问题上更加强硬，美国被盟友利益绑架。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掣肘，使中美在亚太地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博弈的怪圈。

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南海问题间歇爆发，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越来越大，就在习主席访美后不久，美国媒体放出话来，美军计划近期在中国南海人工岛礁12海里巡航，继而成为既成事实。南海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南海问题已取代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发生军事冲撞的主要诱因。

第四，中美关系是否已演变为“秩序之争”？2014年上海亚信会议和2015年亚投行出现以来，有关“世界秩序之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话题，而且越来越热。一些西方人士断言，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将成为新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

诚然，中美关系已被描绘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然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身的发展表明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诚然，由于角色和身份的差异，中美之间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认知有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需要沟通、协调、磨合，甚至发生争执，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必然走上秩序之争的道路。事实上，这些认知差异也不是当前有关世界秩序方面的核心问题。

目前在世界秩序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正在走向失序。无论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自从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从未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只留下酸涩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来从没在重大贸易谈判中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方式严重过时，因而其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二十国集团，本有潜力成为国际合作的强大机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个方面，国家、宗派、商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武装冲突数量激增，影响范围从中东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甚至欧洲。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中美作为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需要共同面对、相互配合的。2014年底，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取得的突破，使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看到了希望。如果这种方法能复制到其他领域，全球治理就有可能展现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情景。

总之，中美关系是否已演变为“秩序之争”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最终的结局取决于中美双方在未来的岁月中如何互动。在这个问题上不宜过早做出结论。从理论上讲，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力量对比的反转必然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两者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发生的，秩序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有时来得相当的缓慢。例如，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总量就超过当时的霸主英国，但是确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则是在50多年之后，而且在这期间几乎所有顺风顺水的事情都让美国赶上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起初都是置身事外，其本土又远离战场，同时与前霸主是血缘上的近亲，又是密切的盟友等等。因此，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经略致远，不被一时的炒作所迷惑，持久而又审慎地推进自身的利益，同时争取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 篇3

摘 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分界，使社会各阶层对利益资源的占有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主导下的利益格局渐次形成。一方面，利益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整合，推动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依然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又带来了社会分裂，阻碍政治制度建设，动摇政治合法性等的弊端。

关键词：利益；利益分化；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36-02

利益分化，是指人们原先在利益类别和利益实现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性变革等因素引起人们原有的利益关系分化和利益差距迅速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加剧，利益的实现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实现机制由计划走向了市场，利益表达和利益追求分化[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被打破并重塑，社会阶层秩序发生很大变化，利益关系重新调整。新兴利益集团破土而出，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在发生变革，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愿望更加迫切，社会政治的主导力量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利益分化态势呈现出明显特征，利益分配由平均到多极化转变，利益的依赖性向独立性转变，利益的稳定性向多变性转变，利益关系由简单型向复杂型转变。利益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对政治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利益分化呈现出两种属性：一是发挥积极功能的正向度分化，二是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的负向度分化。在这里我们将其分析为对政治稳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合理分化对政治稳定的积极影响

转型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为这一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新型的动态政治稳定[2]。这种政治稳定与转型前那样静态的、阻碍发展的形式上的稳定根本不同，它不仅是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保障，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一）利益分化改革原有的社会阶层，促进阶层结构向合理化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利益分化更趋明显，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向着现代化、合理化转变。农业从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劳动力结构优化。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核心，解除了劳动力的束缚，以及现代农业和土地产权流转的改革，加速广大农民向其他行业转变，社会阶层流动更加活跃。我国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形成“橄榄”型的扁平结构[3]。社会中下阶层成员不断减少，中间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二）利益分化要求民主和规范，推动社会民主和规范建设进程。伴随利益分化，利益主体呈现多样性特点，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差别造成的利益矛盾增多。这些矛盾需要一个社会缓冲机制进行调和，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社会民主和规范的发展，加快了政治向民主化和规范化发展。在利益分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需要一个利益表达渠道，进而促进利益表达机制发展，推动民众的政治参与。利益分化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社会规范形成和改进的激发器[4]。不同的阶层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必然造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激化，就需要建立解决冲突的准则，不同利益集团共同遵守，这个规则就是社会规范。

（三）利益分化造成的利益冲突，有利于社会及时发现矛盾，并在早期解决，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利益分化进程加快，利益冲突呈现出新的变化特点。利益集团矛盾明显化，干群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并出现暴力化趋势。虽然这些冲突呈现消极的变化，成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但事有利弊，从长远来看，通过对冲突各方的利益诉求表达，党和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进行实地调查，为决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防止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中，保持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的过度分化态势给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分化态势不仅仅给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增长迅速，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是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没有建立，脑体倒挂现象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在区域、城乡、行业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差距，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弱势群体，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不满越来越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更加明显。这些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正在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潜在危险。

（一）利益分化过度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影响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阶层发展的经验，橄榄型社会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都有相对其他社会结构的优势。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贫富阶层占比少，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于2002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最贫困的阶层当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中国社会阶层中几乎占到50%[5]。不难看出，现今中国社会低收入人群占比过大，社会结构是金字形不稳定的阶层对立结构。

经济上的差距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同要求；政治上的分裂源于经济上的离异。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过程中，利益分化态势更加明显，利益的相对受损者和受益者心态发生转变。处于社会底层的利益集团对自身所处的现状不满，并且对高收入群体产生强烈质疑。特别是面对灰色收入在富人群体收入中占比增高，腐败问题频发的现实情况，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这导致广大低收入群体逐渐丧失对改革的热情和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逐渐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和仇视。在缺乏正常的解决渠道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如果遇到某些突然事件，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进而爆发社会族群的暴力冲突，冲击着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二）利益分化过度阻碍政治参与，损害政治稳定的制度建设。在政治改革领域，公民的参政愿望越来越强。利益分化使得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显现，为了实现自己集团的利益，要求对政治政策施加影响，要求扩大政治参与。伴随着不公平的利益分化过程，产生了众多的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社会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因为缺乏发言权，享受不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造成了他们对社会强烈的不满，增加了对政治施加影响的欲望。但现实是相对落后的政治改革进度，缺乏应对转型期社会的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有效调和机制。亨廷顿曾经就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提出过一个公式：

1.社会动员/社会发展=社会颓废；

2.社会颓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6]。

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体制发展的滞后性。现阶段，政府在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面对现今社会不断变化的矛盾，以及不同利益集团要求政治参与的需要来看还很不足。主要表现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过于狭窄，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途径过于单一，社会利益集团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如果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因表达渠道不畅而长期难以得到满足，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心态发生变异，从而增加了政治稳定的隐患，严重影响政治稳定的制度建设。

（三）利益分化过度削弱政治认同，动摇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和最为有利的力量。一旦社会成员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念，就会自觉维护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发展动力。但如果社会价值取向混乱，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离心力加大，社会面临分裂的风险。现阶段，我国利益过度分化使得低收入阶层等弱势利益集团失去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处于被支配和相对的利益损害者地位。并且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不同的思想观念碰撞，社会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特点，削弱了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低收入利益集团在对主流意识的不满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的认同感，在对现实无力感中逐渐演变成一种反社会、反政府的极端心态。这不仅给政治稳定带来了诸多隐患，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的氛围，造成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利益分化造成的危害之一就是动摇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基于政治学理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实质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可。贺宾认为：任何统治的有效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必须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信任和支持。在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这一点尤为重要”[7]。伴随着利益分化态势的加强，各个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诉求和实现程度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当不能满足利益诉求时，矛盾激化，造成利益主体的失落感。如果普通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最终一定会使政治统治在失去有效性的同时丧失合法性。另一方面，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不少党员干部面对利益诱惑，丧失党性修养，追求非法的个人利益，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政治生活，对合理的分配格局建设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根据2001年对中国居民社会心态的相关调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把“腐败、官僚主义”作为第一位和第二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8]。

总体来看，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阶层对立、政治腐败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急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为政治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的是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积极应对利益分化造成的不利因素，建设更加透明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韦联桂.在利益分化时代如何构建和谐社会[J].学理论，2011，（11）.

[2]邓伟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3.

[4]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4.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23.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3，45，56.

[7]贺宾，许爱青，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及对策[J].甘肃理论学刊，2008，（1）.

[8]陆学艺，李培林.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 篇4

一、世界经济增长温和,仍处于扩张轨道

回顾跌宕起伏的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不尽人意,发展环境险象环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础组织(IMF)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2015 年增速调低到3.1%,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期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略有加快到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到4%,是连续第五年回落(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如果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70 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达到113 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占全球产出的半壁江山(按PPP计算,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7.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达到68%。这或许能够让国际社会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增加些许信心,同时减缓过度恐慌的情绪。毕竟,全球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是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全球经济尚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调整与深刻变化中。事实上,当前世人对全球经济发展环境高度担忧的感受,与世界经济已持续5 年扩张的事实很不一致。因为,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环境已经脱钩,国际市场行情跌宕起伏,但世界经济则持续发展,且增长势头并不算低。据IMF估计,按PPP计算2007~2016 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2017~2020 年将年均增长3.9%。①这一年均增速已经达到并略高于过去30 年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值。原因主要是,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分化,使世界经济在危机阴霾笼罩下依然保持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展望蹒跚而至的2016年,全球经济环境依然严峻,但增长态势可持续。据OECD预测,2016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略高于2015 年。世行最新预测,按PPP计算,未来3 年(2016~2018 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3.6%、3.8%和3.9%。从增速看,世界经济形势并不太悲观,且增速逐渐上升。那么,缘何国际社会还是如此担忧世界经济前景?关键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债务高企、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等难题,尤其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难度大。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确实与环境越来越脱钩,即在险象环生下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态势。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但仍缺乏支撑动力与活力。IMF预测,2016 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2.2%,2017~2020 年将回落到1.9%。其中,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1.6%和1%(2015 年为1.5%和0.6%),但两地复苏依然脆弱。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不变,据IMF预计2016 年将增长2.8%,高于2015年的2.6%和2014年2.4%。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趋稳,创造就业效果明显,复苏周期明显领先于欧日,也好于世界经济。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已经走上可持续的复苏轨道,没有任何迹象令她担心美国经济会很快再次陷入衰退。另外,英国经济复苏一直好于欧元区。鉴于英国不受欧元区主权债务之困,加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英国当局在应对危机时宏观调控余地大,且英央行货币政策得当,经济复苏与美国同步,又无二次衰退,迄今已持续6年余。据IMF估计,2015年英国经济增长2.5%,明显高于欧元区的1.5%,2016 年将增长2.2%,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见图2)。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二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回落,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一倍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是国际市场环境逆转与国内结构性弊病相互作用所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见图1),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两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滑、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等,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滑落,一些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危机。据IMF预测,2016 年这些国家经济将增长4.5%,2017~2020 年年均增长5.3%,略低于危机前的5.4%(1997~2006年)。不可否认,一些资源出口国如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经济已经衰退。IMF估计,2015 年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分别衰退3.8%和3%,2016 年仍将萎缩0.6%和1%,由此拖累独联体和拉美地区经济2015 年分别下降2.7%和0.3%(见图3)。但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居全球之首。该地区经济2015 年由2014 年的6.8% 放缓到6.5%,2016 年将增长6.4% ,2017~2020 年将年均增长6.5%。高盛公司乐观预期,经历令人失望的3 年后,尽管增速仍低于长期趋势,新兴市场即将迎来拐点,2016年可能是见底并重新找回上涨动力之年。

三是中美经济凸显“双引擎”作用,支撑世界经济温和扩张。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最大变化是,由恢复初期的新兴市场“单引擎”支撑,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引领的新兴市场经济“双引擎”共同牵引。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比“单引擎”时更趋稳妥,因为“双引擎”将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增加更多保险系数。然而,两个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美国和中国经济走势。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则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最大,改革成果最明显,中国则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最到位,改革与创业的决心最大。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的只有15 个国家,达到2 万亿美元的只有9 个国家,而达到10万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据IMF估计,按美元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1.384 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达17.968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产出的15.5%(2014年为13.4%)和24.4%(2014 年为22.4%,应考虑美元升值因素),两国经济合计占世界的40.2%。期间,中美经济增量分别达到10 280亿美元和6 300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贡献者。鉴于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虽然世界经济按美元汇率计算增长2.5%,但全球经济规模则由2014 年的77.27 万亿美元缩水到73.5 万亿美元。故此,我们已经无法计算中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然而,假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1%,全球经济规模达到113.16 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量为4.3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4%(增量为1.421万亿美元),美国的贡献率为14.1%(增量仍为6 200亿美元),两国合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5%(见表1)。

当前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中美经济稳世界经济则稳,两国起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经济尚在新一轮扩张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上升,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但规模效应凸显,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据世行最新报告预测,2016 年中美经济将分别增长6.7%和2.7%,仍居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之首。而IMF预期,2016年中美经济仍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5.9%,合计超过55%。故此,只要美国经济不出大麻烦,即使欧元区或日本经济低迷,其负面影响仍可控。对于新兴市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即使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新兴市场整体经济不会陷入衰退,更不会爆发全面金融危机。因为,中国需求与中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新兴市场因资本外逃引发的流动性短缺,同时抵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二、国际发展环境复杂,全球性危机不致爆发

(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影响不可避免但冲击比预期弱

2016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应是美联储加息。未来,美联储上调利率与美元指数走强,其不确定性正打乱国际金融、资本、资源和贸易市场环境。期间,美元将保持上升趋势,国际金融市场不测风险随之而生,全球股汇市震荡,资本回流美国,融资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由资源生产国向资源消费国转移,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力量格局将加速变迁。西方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分化,欧日等将持续宽松,新兴市场外部环境变化莫测,内部政策驾驭难度加大,结构性弊病凸显,发展进入多风险时期。

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靴子”终于落地,或使全球经济环境变得相对明朗。估计,美联储货币政策将持续温和,小幅渐进加息应是大概率。另外,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经济一直受美联储结束量宽及加息预期之困扰,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跌落,股汇市一直在起伏跌宕中混乱调整,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资产,一些资源大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美联储实际加息后带来的冲击。估计这波冲击不一定比2014年11月那一波严重。因为,当时被冲击国家无所适从,国际社会也未做好准备。现在则不一样,国际舆论早已拉响警报,危机国家正全力应对,国际市场有备而对,当事者操作相对谨慎。相信类似1998 年的亚洲危机不会重演,更不会爆发2008 年那样的危机,因为眼下危险只限于一些资源出口国。而如今的亚洲各国汇率更为灵活,也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已发生积极变化。IMF不得不承认,总体看迄今新兴经济体并未陷入危机状态。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架构和财政空间明显改善,通胀相对低,货币政策健全,整体宏观抵御能力加强。

(二)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普遍降低

危机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严峻事实。这是近几年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据IMF统计,2003~2008年,全球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接近4.5%,2010~2013年降到3%~3.5%,未来只能维持这一增速,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后遗症尚未消除,重灾区——发达国家面临高负债率、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等,危机后续影响或长期存在。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新兴市场货币竞相贬值,股市震荡暴跌,资本恐慌撤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事实上已经陷入危机。二是人口老龄化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共同面临的问题,养老负担加重与适龄劳动力减少,包括东亚地区均面临人口老龄化,拖累经济持续发展;三是中短期内全球难取得突破性科技进展,使各国劳动生产率上升缺乏新动力。鉴于此,受上述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至少降低1个百分点,未来年均增长在3.5%左右,这依然是不错的发展趋势。据IMF预期,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将放缓,前者在2%左右,后者降至4.5%上下,这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除非全球爆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或主要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经济取得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显著进展,世界经济增长或许可以回复到危机前水平。

(三)全球分化发展成为新常态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处于“亚健康”与“弱增长”状态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都如此。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全球经济依然维持温和增长态势,主要原因是发展分化。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牵引。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则渐渐企稳,世界经济开始从“双速复苏”转向“参差不齐”,分化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新特征,不同区域或国家经济以不同速度发展,反而使世界经济可以维持缓慢复苏。

一方面,分化发展加剧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无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还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内部,都呈现分化发展趋势。鉴于各国经济分化发展,反而拉动世界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以不同速度复苏。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反复无常,日本经济蹒跚跌宕,还是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陷入衰退,全球经济依然持续发展。这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

发达国家经济分化发展已成趋势。后危机时期,在发达国家中,美、欧、日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分化,日欧经济复苏艰难,期间都出现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虽不如以前周期强劲,但持续低速增长势头一直持续,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佼佼者。这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新兴市场中,发展分化日益明显。从地区之间看,亚洲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独联体经济则因俄罗斯经济衰退而滞后,拉美则受巴西经济衰退拖累而收缩。迄今,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据世界银行最新估计,2016年和2017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3%和6.2%,略低2015年0.1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南亚经济增长明显加快。鉴于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南亚成为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一道亮光。据世行预测,2016~2017年该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7.3%和7.5%,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7.8%和7.9%。①

(四)国际市场风险不容小觑

首先,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是世界经济同样陷入“三期叠加”: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阵痛期”,增速由中高向中低的“换档期”,三期叠加使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深陷“四高、四低、四分化、三失衡、三博弈”困境中,即:高失业、高债务、高龄化、高杠杆;低需求、低价格、低通胀、低增长;发展分化、政策分化、社会分化、格局分化;虚拟与实体失衡、供应与需求失衡、投资与投机失衡;规则博弈、模式博弈、制度博弈白热化。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周期性调整均未发生的新常态。关键是,所有经济体都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发展模式,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危机后遗症远未根除,人口老龄化加剧,又未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劳动生产率增长减缓,持续发展缺乏新动力与新活力。

其次,迫在眉睫的风险是美联储将择机升息,包括中国等经济体将经受不确定上升的考验。美国利率上升对世界经济本是好事,但日、欧央行将持续量宽政策。这“一松一紧”将新兴市场逼到尴尬境地。近期,国际油价暴跌已触发卢布跳水、通胀飙升、资本外逃、市场恐慌,其他新兴市场也在劫难逃,危机一触即发。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无论美联储以何种方式提息,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金融经济乱象,加之内部结构脆弱性,新兴市场受冲击在所难免。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只有全球同舟共济,才能克服由此引发的市场震荡,保持世界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三、全球化新浪潮姗姗而至,全球治理结构变化可期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2015年是一个成果斐然的丰收之年,无论是多边经贸合作,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金融治理合作等,均取得可喜可贺的进展。展望2016年,将是全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性变化的关键年,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机遇机。

(一)全球多边经贸合作成绩斐然

一方面,2015 年是世贸组织成立20 周年,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会议表示将继续推动多哈议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达成了新的多边纪律。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盛赞,这是WTO历史上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因为它终结了市场最大的扭曲。同时,会议还达成近18 年来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涉及1.3 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美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协议的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联合国全球发展峰会顺利召开,通过2015 年后发展议程,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承诺共同完善国际发展格局。

最后,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通过的《巴黎协定》开启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发展国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关键是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明确定义为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凡此种种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取得最大进展。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APEC方面,亚太自贸区即FTAAP进程成功启动并有序推进,中美联合完成了战略研究报告,并推动成立了由APEC所有成员参与的FTAAP联合战略研究工作组,力争在2016 年1 月15 日前形成初稿,年底前向领导人提交最终报告及可行性建议。在亚太,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TPP,经历5年艰苦谈判后终于尘埃落定,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议应运而生。在亚洲,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了自贸区的升级版协议,中国还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近日已同时生效,2016 年年底,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RCEP将诞生。另外,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构想正在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在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已取得一批初期收获,如中蒙俄高铁协议签署,中国投资的印尼高铁、泰国高铁已经或将开工,中巴、中哈工业园区项目顺利推进等。它正在改革亚洲地区经贸合作方式与架构。

(三)全球金融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得到诸多国家响应,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于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 日至18 日在京举行一系列开业仪式,包括理事会和董事会召开等活动,由此宣告亚投行正在开张营业;二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三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正式吸纳中国为其成员国;四是IMF宣布将中国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即SDR的货币篮子;五是美国会在拖延五年后终于通过IMF份额改革方案,为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将使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增加,同时解决了IMF资金不足问题,其永久性资金将翻倍,从2 385亿SDR上调到4 770亿SDR。

众所周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反映的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与权力的分布状况。在此治理架构内,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战后7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群体性崛起。故此,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需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应当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只有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受平等权利和机会,才能真正构建起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机制。

四、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仍是全球经济最大引擎

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面临“三期叠加”,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产业正由中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发展趋势依然向好。

(一)国际社会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2015年10月)报告中,对中国经济作用客观评价,认识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转型,即转向更安全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轨道。IMF坚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已进入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新常态”。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中国经济并非“前景黯淡”,目前的情况只是复苏过程中的一点减速,会在明年重新获得增长动力。她认为,中国在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能保持现有增速,其表现已足够好了。经济转型过程出现波动不可避免,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增长完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撰文称,近期市场唱衰中国的声音虽大行其道,但缺乏事实依据。他认为,中国工资年增长率在10%左右,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在强劲增长。面对这样的经济画面,很难说中国将走向硬着陆。简言之,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应该持有信心。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结构调整成果可喜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特别需要由投资出口型转向服务消费拉动。期间,经济增长放慢并非坏事,它可降低发展风险,同时提高增长质量。近年,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表明经济结构开始朝好的可持续方向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成果令人欣喜。一是服务业占GDP的“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二是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三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如2015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

(三)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就业形势稳定改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全国就业形势明显改善。近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能力增强,由此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另外,虽经济增长放缓,但就业形势稳定扩大。如,2015 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降到6.9%,但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 000 万,提前1 季度完成全年计划。居民收入增加与就业市场稳定扩大,是老百姓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正如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只要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应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

(四)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以“双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经济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支撑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每当经济面临体制性障碍或结构性弊病,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往往通过深化改革与开放,扫清障碍并攻克时艰,结果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景象。这已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变法则。今天,中央政府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价格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如火如荼,或催生一轮“新工业革命”。这无疑将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同时通过创新供给、扩大新业态等,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五)经济规模效应更显,是世界经济最大引擎

2015 年以来,IMF曾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1% ,但未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认为2015~2016年将分别增长6.8%和6.3%,仍居主要经济体之首。IMF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显著提高,要想取得过去那样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已变得非常困难。据IMF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3%,GDP规模达10.356万亿美元,按美元汇率计算,GDP的增量达8656 亿美元,超过美国的6 508 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8%(其中有人民币升值因素);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的增量达1.5 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IMF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6.8%,但按美元汇率计算,GDP增量将超上年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受非美元货币的大幅贬值,全球产出将减少3.76 万亿美元,由2014 年的77.23 万亿美元降到73.5 万亿美元),而美国GDP的增量为6 200 亿美元;按PPP计算,中国经济的增量将达1.42 万亿美元,略低于2014 年,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升到32%(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遥遥领先于美国的14.1%(见表1),依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据IMF预测,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6.3%,但按美元汇率和PPP计算的GDP增量分别达到8 692亿美元和14 756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7.5%,超过美国的25.9%和13.6%,仍是全球最大的贡献者。

(六)经济下行压力风险上升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2016 年中国经济的“五大重点任务”,是一系统设计,重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非常关键。但中国经济确实面临诸多麻烦: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肯定要“下台阶”,但发展质量必须“上台阶”。这一降一升之间牵涉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期间,需要稳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一哄而上”,也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倾向。去产能化过程势必影响相关产业和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失业后的社会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二是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上升。当前,中国经济中突出的问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高筑、企业债过多等。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旧常态下隐性型风险开始显性化,外部金融风险将随美联储量宽退出和利率提升可能内部化,系统性风险随之上升。新常态下,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既需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又应切忌“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而应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适应新常态,科学引领新常态,深入研究新情况,主动采取新措施,真正实现稳中求进,力推新发展。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将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机遇大于挑战。

注释

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Table A15.Summary of World Medium-Term Baseline Scenario,p197,OCT,2016.

当前国际物流发展态势研究报告 篇5

摘 要：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事上提出了物流这个术语。20世纪60年代初，物流术语引入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物流理论推向管理科学前沿的位置。尤其日本学者提出的“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的学说问世以来，已经在世界范围掀起了追求物流成本效益的新高潮。

本文旨在通过当前国际物流发展态势分析得出本公司2012的物流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为我们公司的国际物流业务发展开辟新的舞台。

关 键 字：国际物流发展态势态势研究

引言

国际物流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物流。国际物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各国物流环境的差异，尤其是物流软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不同物流适用法律使国际物流的复杂性远高于一国的国内物流，甚至会阻断国际物流；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会造成国际物流处于不同科技条件的支撑下，甚至有些地区根本无法应用某些技术而迫使国际物流全系统水平的下降；不同国家不同标准，也造成国际间“接轨”的困难，因而使国际物流系

统难以建立；不同国家的风俗人文也使国际物流受到很大局限。由于物流环境的差异就迫使一个国际物流系统需要在几个不同法律、人文、习俗、语言、科技、设施的环境下运行，无疑会大大增加物流的难度和系统的复杂性。所以，为了在新的更好的适应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适应国际大趋势，研究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显得尤其重要。

一、国际物流理念新趋势

2011年，虽然国际经济发展有部分的动荡以及不平衡发展，但总的趋势还是较往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物流的进步，在2011年末总结一年中本企业的国际物流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展望未来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为新一年

1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总的来说，在国际物流发展中，国际物流出现了以下几个引起了大家密切关注的国际物流新理念：

1、逆向物流：狭义上，逆向物流是指对那些已经废弃的产品再制造、再生及物料回收的过程。广义上，逆向物流除了包含狭义上的内容外，同时还包括提升资源使用率，并使正、反向物流的效率更高。由于逆向物流的种种益处，在新的一年这个理念必将被更多的企业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在尝试中逐步接受应用该理念。

2、绿色物流：绿色物流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概念层面上看，包含许多相互联系的绿色概念，从而构成了完整的绿色物流概念体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看，绿色物流概念体系包含绿色交通运输、绿色仓储与保管、绿色装卸搬运、绿色包装和绿色流通加工等内容。环保是永不过时的话题，无论是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还是人们大众，对绿色环保的追求都是永不停步的，我们可以预见将来的物流发展必将更绿色更环保。

3、应急物流：应急物流是指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及军事冲突等突发事件而对物资、人员、资金的需求进行紧急保障的一种特殊物流活动。应急物流与普通物流一样，由流体、载体、流向、流程、流量等要素构成，具有空间效用、时间效用和形质效用。应急物流多数情况下通过物流效率实现其物流效益，而普通物流既强调效率又强调效益。这是一种比较新的国际物流理念，现在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但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相信应急物流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更多国际贸易企业为保障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应急物流。

二、国际物流作业流程新趋势

国际物流发展迅猛，所体现出来的新趋势也越来越多，具体到国际物流作业的具体作业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

采购管理方面：

1、反向营销：反向营销的核心是要求企业像对待自己的客户一样对待供应商，不是供应说说服制造商来采购他们的产品，而是制造商主动向供应商提供机会。反向营销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采购和供应管理的新理念，是供应商关系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反向营销需要考虑如何从供应商的角度出发，了解供应商的需求，通过双赢采购来让企业和供应商共同努力寻找节省资金的机会，双方的共同努力会比任何一个单方面的努力更有效。

2、反向拍卖：是指企业采购产品或服务采用公开的方式，事先通知产业同仁或者过去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在某段时间内公开竞价。企业往往根据

竞价结果，与价格较低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反向拍卖一般表现为网上竞价。投标人一般能够看见其他投标者的价格，从而不断被迫压低自己的出价，投标者只知道他们所出价格的顺序，根据出价顺序不断压低出标价格使自己中标。

3、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采购业务流程简单化成为可能。采购卡类似于信用卡，是电子采购的一种工具。持卡人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可以直接向指定的供应商采购，实现采购过程无纸化。

运输管理方面：为了克服不合理的运输现象，在物流管理过程中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组织合理运输。运输合理化主要有以下六种途径：

1、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在组织物流活动过程中，对某种货物，使其在一定的生产区固定于一定的消费区，这样就能打扫分区产销平衡。根据产销分布情况和交通运输条件，在产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近产近销原则，是货物运输线路最短，实现合理运输。

2、“四就”只拔运输；就是就厂值拔，就车站、码头直拔，就库直拔，就车、船过载等，简称“四就”只拔运输。“四就”只拔就是减少中转运输环节，力求以最少的中转次数完成运输任务的一种形式。

3、尽量发展直达运输；直达运输是追求运输合理化的重要形式，其对合理化的追求要点是通过减少中转过载转换，从而提高运输速度，省去装卸费用，降低中转货损。

4、提高技术装载量；调高技术装载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车船载重吨位，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车船装载容积。

5、开展中短距离铁路公路分流、“以公代铁”运输；在公路运输经济里程范围内，或者经过论证，超出通常平均经济里程范围的，也尽量利用公路运输，这是开展中短距离铁路公路分流、“以公代铁”运输的要点。

6、发展社会化的运输体系。发展运输的大生产优势，实行专业分工，打破一家一户自成体系的状况。

配送管理方面：进行配送线路优化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基本原则。配送线路方案的选择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考虑。

1、配送效益最高或配送成本最低；效益是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可以简化为用利润来表示，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2、配送里程最短；如果配送成本与配送里程相关性较强，而和其他因素相关性较弱时，配送里程最短的实质就是成本最低，则可以考虑用配送里程最短作为目标值。

3、配送服务水平最优；如准时配送要求成为第一位时，或需要牺牲成本来确保服务水平时，则应该在成本不失控的情况下，以服务水平为首选目标。

4、配送劳动的消耗最小；即以物化活动和活劳动消耗最小为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如劳动力紧张、燃料紧张、车辆及设备较为紧张的情况下，限制了配送作业的选择范围，就可以考虑以配送所需的劳动力、车辆或其他相关资源作为目标值。

库存管理方面：零库存管理从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企业管理层的极大关注，并逐渐成为库存控制的新趋势。零库存的目标和核心是消除一切无效劳动和浪费，其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五零”管理，即零库存、零废品、零准备时间、零故障和零生产。

1、零库存。零库存认为“库存是万恶之源”，是生产系统设计不合理、生产过程不协调、生产制作不规范的产物，应该予以消除。

2、零废品。零库存要求消除一切引起不合理、不合格的原因，在每个环节严把质量关，是每一道工序都能达到最高的水平。

3、零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的长短与批量的选择密切相关，如果准备时间趋于零，则意味着批量生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准备成本也趋于零，就有可能采用极小的批量。

4、零故障。零故障是指使机器损坏率降到最低，使得生产能够平稳、协调进行。此外，减少零件搬运，节约装配时间，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装配中出现的故障。

5、零生产。这里的零生产并不是字面意思的不生产，而是最大限度的压缩在制品数量，杜绝超出计划的生产，使其生产尽量与需求符合，实现零库存。

总结

我国各地早已有为数众多的国际物流企业，但大都规模小、实力弱、资金缺乏，只能承担一些仓储运输业务，尤其缺乏现代物流管理与技术人才，很难说有多大的发展余地。但其中有少数基干企业，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已开始尝试向第三方物流转型，或有望转向第三方物流企业；另有少量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机构，稍加调整，也可以从制造业企业独立出来，依托原企业的物流业务发展成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在新一年国际物流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前做好应对新挑战的准备，2012我们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应对国际物流发展态势：

首先，认真跟进国际物流理念的发展，贯彻国际物流新理念，思想上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新企业员工物理理念，走在时代前沿，为态势的发展做好应有的心理准备。从逝去已久的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法到今天全球各主要港口穿梭往来的巨型货轮，国际贸易与商务活动始终是国际物流发展的首要推动力，以进出口商品贸易或国际贸易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物流”构成了国际物流的主题，随着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规模和深度的进一步扩大，对国际物流与商务活动的深入探讨更成为物流管理领域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我国现在物流人才奇缺，严重制约了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有人预测我国近期需要30万名物流人才，这个数字依靠大专院校即使每年能够培养1万—3万名物流专业

人才，也需要等待10—200年，才能逐步满足需求。毫无疑问，不要说等上10年，就是等上5年，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也将丧失大好时机，严重损害我们的企业竞争力。根据此态势，我们在保留原来物流人才的基础上，应该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积极储备物流人才，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重视国际物流实际操作，即作业流程的具体实施，必须建立在全新理念的基础上，逐步跟上现代物流节约成本、绿色物流的趋势。现代企业打破原有的国家及地域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经营活动，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跻身于全球流通市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物流国际化趋势越明显，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国际化采购和生产等国际物流业务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保障和经济增长的支柱。与国内物流相比，国际物流提前期更长，经营风险更大，各种隐性成本更高，受国际规则影响更大。也正因为如此，性比物流管理的其他领域而言，国际物流与商务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中国物流开放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在政府加大推动力度之下的物流业全面发展，物流企业、物流咨询、物流教育、物流科技、物流统计等等同时推进，形成全面推进总格局。区域物流逐步整合，泛珠三角、长三角与长江流域、京津冀、东三省、中部地区都在推动区域物流整合，区域物流中心与国际物流中心正在形成；第三方物流企业快速成长。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特点：

1、规模化；

2、独立化；

3、物流化；国际物流企业必须在打牢基础的上，逐步实现企业的规模化，为企业制定目标，朝着独立化、物流化的趋势发展。

就中国国际物流业目前整体情况而言，其发展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除了东部沿海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以及部分产业物流释放较好外，大部分制造企业与流通企业仍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物流集中度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营业额在整个物流市场的比例只有5%左右；整体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全国性和区域性现代物流信息平台缺乏；没有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多式联运差，运输技术与组织方式落后。国家“十一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流管理的概念被广泛推广，工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推行“一体化”的物流管理思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仅如此，现代物流还从根本上调整着货运市场的竞争规则。现代物流业作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2005年底中国物流业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物流企业、战略投资者开始关注和进入中国物流市场。面对众多的竞争者，我们必须加快“一体化”的进程，加速物流整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现代国际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复合性产业，涉及运输、仓储、货代、联运、制造、贸易等等行业，作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国际物流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对于提高我们企业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国际物流/王任祥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1

[2]现代物流管理/李静芳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7

[3]国际物流与商务/王晓东，赵忠秀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