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

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精选6篇）

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 篇1

6月份统计局发布的PMI指数表明, 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制造业的疲软。近期银行业“钱荒”给银行间造成的资金压力将得到缓解, 但仍有可能通过信贷增长和贷款利率增长影响经济复苏

6月份统计局发布的PMI指数表明, 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制造业的疲软。近期银行业“钱荒”给银行间造成的资金压力将得到缓解, 但仍有可能通过信贷增长和贷款利率增长影响经济复苏。

6月的PMI指数符合其预期。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制造业的疲软。这与多个重点行业 (钢铁、水泥、机械等) 产能过剩以及投资回报率下降相关。尽管如此, 以下几大因素将支撑未来经济的复苏: (1) 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稳定的民间房地产投资; (2) 2013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 (3) 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信贷增长的滞后影响。

因此, 我们维持2013年全年增长7.6%的预测, 且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将逐步加速, 但复苏势头较为温和。

诸多因素中, 信贷渠道的影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归因于两点原因。第一, 较大部分信贷参与到了投机活动中。例如部分公司将较低利率获得的银行贷款投资于影子银行活动 (例如以较高利率借给信托公司) 。这意味着社会融资总量数据可能高估了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二, 近年来投资效率持续下降, 现在每单位GDP需要的投资量和信贷量要更高更大。

另外, 未来数周银行间资金压力将得到缓解。而其影响尚未结束, 并有可能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复苏。第一是信贷增长放缓。根据我们的预测, 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额将在18万亿左右, 这也就是说6至12月的预期规模为9万亿元, 甚至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9.7万亿元) 。从量上看, 我们预计, 今年四季度社会融资总量 (存量) 增速将从一季度的21.2%降至18.5%。但如果信贷构成问题 (即:投机性金融活动) 得不到解决, 实体经济部门将受到流动性紧缩的冲击。

第二个渠道是贷款利率的增长。未来几周银行间资金利率将回落至更为合理的水平, 但很可能仍将维持在压力前水平之上 (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发生前的7天回购利率仅为3%) , 如果金融机构将增加的融资成本传导至最终借款方, 实际上相当于收紧了货币投放, 将对经济活动造成下行压力。

然而, 恢复信贷渠道的有效性超出央行能力, 特别是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这将需要支持性财政/产业政策和结构改革。短期内此类措施包括:金融改革, 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定价;在各个板块开放/公平利用曾以金融、铁路等国家主导行业为主的私人投资渠道;在企业部门降低税收负担。此外, 政府还将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减免税或补贴) , 以鼓励企业进行再投资。

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 篇2

张志勇 国家督学，民进山东省委副主委，山东省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4%的实现对中国教育发展而言分量很重，但是在即将到来的后4%时代，中国教育该如何发展才能更有后劲，走上更加科学的轨道，进而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宏愿，无疑更令人期待与思索。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接受记者采访，他认为必须认真筹划并加快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才能实现创新发展，取得新的突破。科学发展呼唤教育体制改革

记者：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一直被视为保障教育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从目前来看，这一指标已编入国家预算，并将确保在本年度实现，请问，对此您作何感想？

张志勇：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本年度实现4%，可以说，这事关我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能否真正得到落实。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加速了教育的发展，确保了国家教育在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实现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前教育正在加快发展，等等。我们在推动教育发展、扩大教育机会、加快普及各级各类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怎么说都不过分。

记者：令人欣慰之余并不乏清醒的声音，那就是在教育投入逐年增大，教育财政保障日趋完善的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办有质量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应选在哪？

张志勇：不少人对教育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感觉4%的指标落实了，中国教育发展就能进入快车道，其实远远不是这样。没有钱办不好教育，有了钱不改革体制和机制，同样办不好教育。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如果不加快改革体制问题，中国的教育很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应当认清，当代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要举办有质量保障的教育，不仅仅是有学上就可以了；二是要满足每个人对教育质量的不同诉求。针对这样的新趋势，需要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发展是外延式扩张，现在要转向内涵式发展。

如今，大家都说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要重视孩子品德的养成，但如果我们评价局长、校长和老师时，还是只看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那么，教育局长、校长和教师就无法安心办教育。具体到老师，也就不会用心去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管孩子的个别问题、重视孩子的品德养成、培育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等等。

因此，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体制改革问题，如果不突破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想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协调领导体制

记者：体制改革历来都是改革的深水区，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由谁领导、如何领导的问题，对于这一核心问题，您有怎样的思考和切实的建议？

张志勇：加快教育领导体制改革非常重要！我建议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协调的国家教育领导体制。

首先，建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委员会，把各个与教育职能有关的部委吸收进来，这样就可以跳出部门利益格局的局限。在组织形式上可以设立一个办公室，组织和协调日常事务，主要的决策依靠专家。

我国已经成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应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教育拨款委员会，如何作预算，如何实现科学拨款，钱怎么花好，怎么监督，由拨款委员会来做。一个是国家考试委员会，负责大中小学的考试制度设计和改革，由他们进行科学、长期的决策和论证。

其次，要优化中间层，即重组国家教育部的内部机构设置，整合存在职能交叉的司局，适当减少管理高等教育的司局，新建教育职能管理缺位的司局。

再次，重点加强监督体制，加强国家教育督导团建设。应委任正部级领导担任国家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督导团下设办公室，负责教育督导的日常组织与协调工作。同时，分别建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公共教育政策督导司，负责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监督和执行。

实现事权和财权的有机统一

记者：更多的钱意味着必须办更好的事，事实上，不少属于教育的钱在分配和使用上并没有实现效益最佳。问题可能又要回到机制上，请问公共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该如何健全，才能确保国家的教育钱花得更实效？

张志勇:最关键的是，财政、教育、审计部门围绕教育财政经费的责任与权利边界要清晰，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必须加快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我建议，财政部门的责任应是千方百计地保障教育经费的预算额度，而不是直接分钱，要逐步减少项目预算；教育部门的责任是要强化部门预算，把财政部门争取到的教育经费花好、花到位；财政、审计部门要携手加大对教育经费预算的监督和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杜绝浪费。

同时，应加快教育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关于教育公共服务财政体制的建立，大家比较关注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化学校建设等，其实，这是最基本的教育公共服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比如教师培训、教育科研、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教师职称评审、中小学教辅材料、中小学教师日常教学需要的课程资源、中小学学生的课外辅导和实践活动，等等，所需费用应逐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

譬如，广受诟病的有偿家教泛滥问题，怎么解决？我想可以探索通过推进公共服务来逐步解决，至少不断压缩有偿家教市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以县区或学校为单位，建立课外学习辅导公共服务平台，在寒暑假、节假日请优秀教师值班，给学生以指导。所需费用，包括平台开发、运行管理、技术服务和教师补助等，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保障。地方教育政绩要看一揽子指标

记者：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同样是事关国家教育发展的核心命题，但近20年来，素质教育仍然没能实现全面落地。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教育政绩观的话题，请问，在教育体制改革当中，科学的教育政绩观应如何构建？

张志勇：一个地方政府到底应该履行哪些法定职能，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要非常清楚，不能仅仅看升学率这一指标。建议中央出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让全社会都知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要看升学率，更要看一系列指标。比如，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可用财力的比例、教师的工资水平、学校公用经费的标准、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学校达到国家办学标准的状况、义务教育的辍学率、依法履行教育职能的状况，等等，这些考核指标应广而告之，方便人民群众客观监督。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办教育

记者：钱学森之问困扰着我们整个民族，同样也考问着教育，毕竟，一流创新拔尖人才的出现离不开教育。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必须解决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请问，今后，我们提倡由什么样的人来办教育？

张志勇：教育改革和发展也要靠人才，必须实施“教育人才强教战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实施教育家办学，加快推进教育局长、学校校长的专业化，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办教育。

如果一个教育局长、一个校长不懂政治的话，教育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懂经济和社会的话，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懂教育的话，他就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敬畏教育科学，教育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一个教育局长不仅应该具备党政干部任用条例中所规定的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还必须具备教育的专业素养。要保证这支队伍是专业化的，中央就必须尽快出台地方教育局长任职资格专业标准，实施教育局长任职资格制度。

要完善并严格执行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制度，严禁“先上岗、后买票”。要加快实施“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机制。要将地方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防止按照党政干部管理，优秀教育人才不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要退出教育管理岗位，否则，将导致我国非常难得的优秀专业教育人才的极大浪费。评价制度应实现顶层突破

记者：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同样是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的重点改革内容，请问，对于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您有哪些思考？

张志勇：政府如何评价学校、评价教师的工作，都涉及政府教育工作的价值取向，涉及到依据什么标准选拔高一级学校合格新生，这一切反过来又会极大地作用于学校发展。当前，全社会特别关注高考改革，国家层面应该加快高考改革顶层制度的设计，加快高考改革的步伐。建议高考改革要特别关注4个问题，一是要规范政府、考试机构、高等学校在招生考试方面的职能，把高校推向高考改革的主战场，把高校招生自主权还给高校；二是要改革我国重点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把自主招生放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后进行；三是在国家自主招生改革中要对农村学子实施弱势补偿政策；四是要加快实施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职高专试行注册入学制度的试点。

此外，我呼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必须唤醒公民社会的力量。在这方面，可以把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建设作为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突破口。要实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协同，必须有一个协同合作的平台。近些年，山东省大力推进家长委员会建设，这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学生家长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支持学校的课程建设和改革，自身素质也得到不断提高。

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 篇3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根基还不牢靠。我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危机爆发后，问题主要根源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对于发达国家，即使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刺激以及中国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外部需求，但到2010年6月，发达国家的产能使用和工业生产比2008年还要低12个百分点。

如果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对国内需求就会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因为，产能过剩必然代表着失业率高企，目前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在10％左右是很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就不会旺盛。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民间部门投资机会非常少。投资减少，消费又不旺盛，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就非常大。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就会不断出现。2009年，以美国为例，有120家银行倒闭。

只要产能过剩情况不消除，经济危机的祸根就还会存在，怎么解决呢?从传统经济理论来讲，必须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但是目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着两难选择。

一难是。如果继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可能会出现经济学所讨论的李嘉图等价问题，即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而将来，政府的投入花费总是要还的。政府必须要增加税收或使用通货膨胀税。老百姓一旦预期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就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政府的债务将会高筑。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这种情形。

二难是。如果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问题就解决了吗?还是解决不了。只要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一退出，需求就会下降，失业率马上飙升。失业率增加以后，政府债台高筑的困境还是不能解决。因为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同时，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比较完善，当失业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也要增加。一方面税收减少，另一方面支出增加，政府的债务也会增加。

这种两难选择的出路到底何在?我提出一个观点，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前面谈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对需求刺激作用不大，导致的结果是债台高筑。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挖一个洞补一个洞。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生产能力不提高，增长就不可持续。为了偿还政府的支出，将来就要多扣税。

但是，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来作为投资提高生产力，投资到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领域，这种投资，短期是创造就业岗位、创造需求，从长期来讲，也将提高生产力。经济增长率一旦提高，政府税收便会增加，即使税率不增加，也可以用未来的增长填补现在政府公共赤字和债务的增加。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相对比较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到处可见。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发展瓶颈，给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后出现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机遇。

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挑战是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发达国家是资本充裕的经济体，但发达国家目前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好．反而造成债务高筑。但发展中国家可投资的机会非常多，这些投资都会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这些投资机会，一是在产业升级方面，二是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制约方面。只要发展中国家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就会给发达国家的出口创造需求。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100元的投资，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35元的出口。这是相互联系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于达成千年目标，消除南北差距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要靠其自有的资金来投资，也有困难。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好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多，可以使用内源性资金进行投资。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虽多，但投资条件不足，财政有负债，外援资金也面临短缺。

对发达国家来说，资金不是主要限制。发达国家资本充足，并且是硬通货国家，可以靠印钞票来买东西。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把发达国家比较充裕的资金，通过一个机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目前出现的全球多极增长格局，是全球金融危机中给我们的机遇。如果能把握好这种机遇，全球多极增长格局将更为深化，对全球经济将来稳定快速地发展也有更大的帮助。

林毅夫

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 篇4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该研究的对象是来加4至的大陆技术移民。研究旨在通过追寻“老”大陆技术移民在多伦多的安居经历及文化调试过程，探究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和歧视，从而为社会服务机构和政策制订者提供参考，同时也能让新移民从“老”移民的经历中得到借鉴。

研究发现，就业问题仍是“老”移民面临的主要挑战。面对挑战，“老”移民们也在积极找寻对策，如坚持不懈找工作;转变对专业工作和Labour工的认识;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角色;自雇;回国发展;安于现状以及通过朋友、宗教、心里健康服务等寻求精神的支持。与就业困难紧密相关的是语言的障碍。语言的障碍也是导致挫折感的主要因素，语言的屏障阻止了移民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定位。

在对社会服务机构和政策制订者的建议中，该项研究也力图全面表达“老”大陆技术移民的诉求，包括：为“老”移民提供社会服务

;提供有效的精神健康教育咨询服务;整合现有的服务机构，避免重复的服务，提高效率;提供更多的托儿服务是女性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语言培训方面，应更加针对专业背景和口语训练;提供符合大陆文化背景的服务，在服务机构的管理层和董事会中应增加大陆移民的比重等等。

投资决策是VC最大的挑战 篇5

任何一个行业的变化根本上是需求方的需求演变，早期投资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根本上也来自于创业者族群的变化：创业启动成本下降、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变大、迭代速度加快、融资渠道增加、退出的通道不断增多。

创业成本以手机游戏为例，4个人的团队就可以开干：1个策划，1个前端工程师，1个后端工程师以及1个美工。服务器可以租用云计算资源，早期流量可以来自开放平台和市场，支付渠道已经日益完善，内部项目管理可以用免费SaaS软件甚至微信即可。你会发现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分工正在深入，大量非核心工作都可以找第三方公司来提供。

在退出方面，并购出售正成为被创业者认可的更现实的方式，中国的并购市场终于发展起来。就在几年前我们的同行还在感叹：在美国做投资真好，几亿十几亿美元的并购比比皆是，而在中国几千万美元级别的都寥寥无几。现在，大佬抢滩移动互联网、A股公司跨栏式进入新媒体新经济、IT行业整体的商业模式可见可执行程度越来越高等诸多因素，一起快速催生了千呼万唤的并购市场。同时本土的创业板、新三板等也给创新公司提供了更多的上市机会。

简要说完创业的开始和退出，来看看中间环节的孵化机构、天使以及A轮的挑战和机会。

A轮真的不好做了？如何变化？创业成本降低，导致创业者会倾向选择少拿一点钱少稀释股份，同时决策速度也是很重要的衡量要素。这两点对现有的VC商业模式都有很大挑战。Paul Graham说美国VC目前在苦苦坚守20%的A轮持股底线，他认为会进一步突破到15%。同时A轮的投资点可能会后移，早期的团队磨合、定位摸索、产品打磨阶段主要靠天使来支持，待这三点成熟后再交给A轮投资者，这时候估值可能较典型A轮会高，即我们所说的大A轮。

Paul Graham说的24小时决策虽显夸张，但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冗长的融资确实是一次折磨。同时一开始融钱太多，总想准备好够几年用的，其实这对创业者和企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钱多可能会让公司有了多犯几个错误的机会，往往公司会用一两个这样的“机会”，不能把精力聚焦；钱多也可能会让早期公司多了安全感，少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最近确实看到一些很棒的创业者一开始并不融很多钱，自己也放钱进去，这样也不至稀释过多股份。

从投资机构的角度，快速决策对每一个VC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如何能如此快速并准确地作决策，从个人到组织制度都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用信息工具、互联网思维来武装自己，把原先的“老中医”治疑难杂症模式改造成相对规模可复制可预计的西医模式。如能持续地向市场传达并验证这种快速决策，那么创业者会不断地聚集涌向这样的机构。

下一篇谈谈天使投资和孵化器。

能源安全是未来最大挑战 篇6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短期内，经济增长还会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

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导致的供给中断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及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

当前，世界能源版图正在发生板块裂变。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

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能源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能源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能源资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