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冲突（精选9篇）
国际经济冲突 篇1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新技术革命推广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全球化的身影,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加强, 既相互合作又互相制约。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同时实现完全的全球化又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 充满着矛盾和对立。各种冲突交织在一起, 不仅仅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国间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也对各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目前,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和冲突是全方位的, 国家必须提高对其重视程度, 积极应对。
一、经济全球化下存在的主要国际经济冲突
(一) 全球宏观调控的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复兴和广泛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 全球资源更多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但是在配置资源方面, 市场机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 一旦市场失灵, 在“传染机制”和“蝴蝶效应”的作用下, 影响的就不单单只是某一个国家的经济, 而是全球经济。为了更好地规避这种风险, 就需要一个“世界性政府”对世界经济进行管理和调控, 更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等全球性问题。但是现行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 无法担负起“世界性政府”的重任, 对全球经济的调控能力不足。
(二) 新保护主义的广泛存在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推进有力地打击了贸易保护主义, 推动了各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发展。但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各国的贸易保护手段和政策也纷纷进行了调整。进入21世纪,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
1. 利用WTO规则的漏洞, 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进行贸易保护。
总的来说, WTO规则对于自由贸易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还不完善, 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可以找到生存土壤。比如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对不平等的待遇进行反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借此通过强调“公平贸易”进行贸易保护。目前, 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的最为普遍的措施就是利用WTO规则中的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进行贸易保护。
2. 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
一般说来, 国内法在法理上要低于国际法。但是由于各国处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标准不同, 同样的国际条约在不同的国家其适用范围也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将国内法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只执行和自身利益一致的国际条约。比如根据“301条款”, 针对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美国政府就有权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近年来, 美国多次利用该条款处理贸易摩擦, 对WTO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形成了极大地挑战, 也给其他国家起到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三) 新地区主义与多边协调机制的矛盾
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日益加快, 地区的声音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高, 新地区主义也随之发展。新地区主义的关键原则就是“地区至上”, 也就是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奉行“地区利益高于一切, 优先处于地区性问题”的原则。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 利用集体谈判的方式为成员国提供贸易便利。但这代价往往是由非成员国承担, 因此也使得世界范围内利益分配更加不平衡。区域经济合作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发展, 这对于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也就带来新的挑战。
二、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国际经济摩擦与冲突
(一)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出现新变化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越来越高, 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高。双方的经济摩擦不仅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 更为关键的内容上也更加深入, 以前表现为传统的贸易摩擦, 目前摩擦则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方面, 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极大地遏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始产生经济摩擦
在过去几十年里, 由于我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相近, 双方之间互帮互助, 进行经济合作, 两者的关系还比较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 我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更加明显, 一些落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采取抵制措施, 双方的经济摩擦也逐渐增多。在新时期, 双方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由传统的产品货物贸易带来的。并且由于某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经济采取抵制措施, 其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也会纷纷效仿, 抵制相同的产品的进口或者对其设置严格的审查, 对我国的经济出口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和威胁。
三、我国面临众多国际经济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 国际经济保护主义
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 经济增长存在增长速度上的不平衡, 在经济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 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差距就会拉大, 原有国家的经济地位将会得到概念, 面对本国经济落后的趋势, 很多国家忽视了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刺激进行经济全新平衡的尝试, 转而通过对本国经济进行保护的方式, 来使得本国扭转衰败的颓势。
在中国遇到的很多经济摩擦中, 往往有很多是和经济保护主义相关, 世界上很多的经济纷争, 也往往由于经济保护主义政策的推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如果使得要素在全世界范围能够得到自由流动, 打破各类保护主义的壁垒, 经济的摩擦会减少很多。在经济不景气时, 往往也是经济保护主义频发的时期。
(二) 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
1. 中国自身经济存在结构上的缺陷和发展不平衡性问题
首先, 经济发展的档次非常低, 采用非常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经济的阶段上, 往往生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切型产品, 这使得我们的出口结构非常的单一, 一些国际性的高端产业, 我国往往也只是从事低端的加工环节, 核心技术需要外国进行提供, 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的大量出口会对国外经济和产业的结构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其次, 我们企业组织上相对不集中, 规模上往往缺乏聚积。相较于跨国公司, 我们企业的规模相对偏小, 这使得中国的企业无法进行自身的技术开发, 从而使得技术落后于人, 只能通过价格战的方式赢得主动权和活力, 价格竞争成为唯一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产品进入的行业, 价格往往会偏低, 这给世界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但是也会给当地的产业秩序造成了冲击, 其他国家采用反倾销和关税壁垒等方式进行限制。
2.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缺陷
首先,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的处境为很多反倾销提供了口实。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市场国家的地位都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 中国在国际上遭遇到很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中国的产品往往以其他国家的市场价格进行价格的判定标准, 而不采用中国的自主定价, 这会导致反倾销活动随意进行, 使得很多国家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其次, 我国的政府职能尚还没有得到转变。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客观上需要中国政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转变, 以适应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 但是, 我国的经济发展超越了政府转型的阶段, 中国政府的转型尚未完全到位, 政府往往采用行政干预或者直接管制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 这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职能的角色定位。
其三,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对国际规则的掌握程度不熟练。由于长期闭关和落后的影响, 我国经济规则和经济标准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也没有跟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使得我们国家不能看到需要避开的壁垒, 也不能采用非常有效的手段进行反击。
四、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冲突问题的措施
(一) 消除引发中外经济摩擦的自身因素
首先, 必须对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全新的定位和战略定义。
1.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 应该摒弃传统的“出口至上”战略。在传统的外汇至上的时期, 中国非常重视出口的战略, 以出口为非常关键的经济指标, 但是, 这样的策略会加剧贸易中的不平衡, 增加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对财政造成大的负担, 需要进行摒弃, 我们需要认识到, 我们国家的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需要对国际市场进行盲目进入。同时, 我们也需要重视国内市场的作用, 调整收入分配, 促进自由的流动,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2. 在经济制度和安排上,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方向, 对政府职能进行转型,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深化, 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和价格经济制度的形成, 对于贸易摩擦的各类因素进行预防, 利用谈判和规则解决问题, 积极促进我国市场地位的被确认, 在反倾销中利用国际规则进行积极争取。
3. 对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严格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我们需要对国内市场进行逐步开放, 对开放性经济进行积极拥抱, 首先就需要做到开放国内市场, 使中国的市场逐步和国际市场接轨, 建设国际性大市场, 同时, 我们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 使得国内产业免遭国际市场的冲击, 保证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协助他国实现经济自由化
我们国家之所以面对如此多的贸易摩擦, 很大原因就在于经济保护主义的作祟, 利用国际规则, 进而建立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是中国化解贸易保护主义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国际贸易中, 需要重视谈判规则的重要性, 积极利用双边和多边谈判机制, 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实现,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 对国际贸易组织的中性规则进行完善。
就中性规则本身而言, 主要是指不管经济实力如何, 都很容易被错用和滥用的国际规则, 这是一种对各种成员都非常具有不利因素的规则, 需要尽量减少这些规则导致的漏洞, 对规则进行有利于各方的修改, 避免贸易摩擦的产生。
2. 对发达国家约束性条款进行完善。
发达国家需要遵守自己的义务, 对自己的市场进行全面开放, 特别需要对纺织品以及服装等各类劳动密集型市场进行开放, 减少农产品的补贴, 同时, 发达国家需要对国内市场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降低其他国家的准入门槛, 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谈判规则, 对于贸易和环保的各类话题进行重新讨论, 以建立适合双方的新规则。
3. 对约束发展中国家产生约束性的条款进行完善。
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发达国家可以利用, 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其进行贸易保护, 从而妨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对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形成阻碍, 中国也在这方面承受着非常大的伤害, 我们需要对自身的观念进行转变, 充分利用有关的贸易准则, 加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开放市场的承诺。
(三) 构建国际经济摩擦的应对体系
1. 就企业层面的措施而言。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如果要减少贸易摩擦, 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经济制度, 对于风险进行预防和提前准备。我们需要急迫进行的是, 对于财务制度进行完善, 实行国际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已经发生的贸易摩擦, 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方式进行应对, 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需要避免自身被别人控制的危险。在应对时, 需要对国际规则非常熟悉, 按照国际规则要求的程序来进行, 使得企业的应对在国际上争取支持。
2. 就行业层面上的措施而言。
需要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 避免国际经济的摩擦, 行业是企业的代表性组织, 是应对贸易摩擦非常很总要的角色, 我们目前的行会制度还很不完善, 行业协会的建立还比较粗糙, 这使得行业协会在国际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对我们的行业协会进行整改和完善。行业协会是避免单个企业受损而存在的, 需要将其角色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
3. 就国家层面的措施而言。
很多问题不是行业协会可以解决的, 这需要上升到国际层面进行系统解决, 在国家层面的解决措施而言, 往往奉行实力至上的原则, 所以双边谈判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很多国家在寻求冲突解决时都需要进行多边的谈判, 当前, 这个多边谈判的机制最主要的便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此提供了非常公平合理的解决问题的规则, 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自身经济弱势地位, 寻求公平解决的良好途径和渠道。从以往的实践来看,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纠纷都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干预而得到完美的解决。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 中国需要充分重视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 需求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中国的贸易摩擦, 使得中国的正当权益得到非常好的维护, 改变国际贸易的唯实力主义, 解决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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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皮尔逊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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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杭品厚.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 (3) .
国际经济冲突 篇2
摘 要: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并存着三个国际公约, 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及汉堡规则, 这三个规则之间内
容的分歧导致了许多法律冲突的产生;而各国国内法对涉外货物运输的不同规定更是加剧了这种冲突的严重性。
文章着重对上述法律冲突进行分析, 并就冲突的解决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冲突;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提单外国仲裁条款
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和国内法两部分。国际公约主要指1924年的海牙规则、1968年的维斯比规则和1978年的汉堡规则, 国内法主要指各国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及相关法律。由于各种原因, 这些法律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 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国际货物海上运输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如何看待并解决这些法律冲突问题成为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一、三个规则之间的冲突
1.三个规则产生的不同背景决定其在许多规定上存在分歧 19世纪后期,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已有了较大的发
展。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航运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单方面地在提单中规定了大量的免责条款, 这严重地损害了货方的利益。在美国等一些贸易大国的强烈呼吁下, 1924年, 一部旨在确立承运人最低限度义务和责任的国际公约出现了, 这就是《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海牙规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海牙规则总体上是过于偏袒承运人利益的,这一点仅从海牙规则第4条第2款对承运人多达17项的免责事由规定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二战以后, 代表货方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兴起, 要求修改海牙规则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鉴于此, 1968年又通过了《修改统一提单中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决议书》(以下简称《维斯比规则》)。维斯比规则虽对海牙规则作了部分修改, 但都是非实质性的变动, 仍然无法很好地反映货方的利益。为此, 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展开不懈努力,《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以下简称《汉堡规则》)终于在1978年问世[1 ]。同前两个规则相比, 汉堡规则彻底改变了偏袒承运人的立场, 向船货双方公平分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理想迈出了一大步。
正因为三个规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制订, 分别 代表着船方与货方的不同利益, 所以在许多规定上存 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承运人的责任限 额问题。海牙规则规定每件或每单位的赔偿限额为 100英镑, 维斯比规则规定每件或每单位10 000法郎, 或毛重每公斤30法郎, 二者以较高额为准, 而汉堡规则规定, 每件或每单位835结算单位或毛重每公斤2.5结算单位, 也以较高额为准。其它的分歧如因驾驶或管理船舶过失引起货损, 海牙规则规定免责, 汉堡规则规定不能免责;关于保函的效力问题, 海牙规则与维斯比规则均无规定, 而汉堡规则规定保函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有效;关于活动物与舱面货问题, 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将其排除在货物之外, 而汉堡规则将其包括在内。
2.内容各异的三个规则并存带来许多法律冲突随着汉堡规则1992年11月1日的生效, 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关系的三个规则并存的局面也相应确立起来。一方面, 任何国家均有权选择是否加入以及加入哪一个规则, 而一旦加入, 就应赋予该规则以法律效力, 或将该规则以立法形式纳入国内法, 使其生效。也就是说, 一旦被选择, 三个规则均有可能对缔约国产生强制法的效力。另一方面, 三个规则的适用范围既有重叠, 又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海牙规则仅适用于在缔约国签发的提单。维斯比规则对此作了扩大, 只要提单签发地、起运港位于缔约国或提单规定适用时, 均可适用维斯比规则。另外, 维斯比规则还允许缔约国将其规定适用于上述范围以外的其它提单, 这一任意性规定更是增加了维斯比规则被扩大适用的可能性。汉堡规则在维斯比规则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大, 规定凡装货港、卸货港、备选卸货港之一及提单签发地位于缔约国或提单规定适用时, 均可适用汉堡规则。上述两方面就使得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一旦发生, 由于三个规则并存,往往会有数个国家的法院对同一案件同时具有管辖权, 不同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又会适用不同的规则, 而前面所提到的三个规则在内容上的差异和分歧更会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审理结果, 这就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我们可以从英国上诉法院对“霍兰地亚”号(The Ho llandia)的判决中, 看到三个规则并存的状况在实践中产生的严重后果。英国一家公司在苏格兰的雷斯港将一台修路机装上荷兰籍的“海尔·霍尔沃达”号轮, 运往荷兰西印度群岛的博奈尔港。提单规定,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荷兰法, 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诉讼交由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解决。当在目的港卸货时, 机器撞在了码头上, 受到严重损坏。后来,“海尔·霍尔沃达“号的姊妹船“霍兰地亚”号在英国港口被扣押。货主在英国法院向船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而船东则要求终止诉讼程序, 以使争议在阿姆斯特丹法院依荷兰法作出判决。该案在诉讼时, 英国根据1971年海上货物运输法适用维斯比规则, 而荷兰适用的是海牙规则。因此, 如由英国法院按维斯比规则审理, 假设货主胜诉,他可得11 000英镑的赔偿;而由荷兰法院依海牙规则审理, 货主最多只能得到约250英镑的赔偿。最后, 英国上诉法院以装运港在英国为由, 强行适用维斯比规则, 排除了提单条款中荷兰法院的管辖权和荷兰法的适用。英国法院在判决中指出, 如果荷兰同英国一样采用维斯比规则, 它将会实施提单中的规定, 即荷兰法院依荷兰法审理[2 ]。由此, 我们可以认识到三个规则之间存在的严重法律冲突, 同时也看到了统一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3.三个规则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
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关系的三个规则并存的局面是国际立法体制上并不多见的。如何解决并存带来的法律冲突问题,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学者撰文指出, 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的规定早已过时, 汉堡规则因其规定的超前性可以成为未来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范本。眼下应该在海牙、维斯比和汉堡规则之间取一个折中, 分别对它们作出适当修订, 以达到合并统一的目的[3 ]。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好的, 却很难在实践中行得通。如前所述, 船方与货方利益的尖锐对立使得双方在众多问题上都寸步不让, 分毫必争, 三个规则是它们激烈较量后的产物, 前后历经70余年, 本已非常不易, 现在又要让它们自愿放弃一部分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利益, 互相作出妥协, 是不太现实的。即使可以, 那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更何况, 即使完成了对规则的修订, 也会因一些国家采纳修订后的规则,另一些国家仍坚持原来未经修订的规则, 而存在无法实现统一的危险[4 ]。所以, 笔者认为,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三个规则的合并统一如同整个国际贸易法的统一一样, 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目标, 它最终将取决于船方与货方势力较量的结果, 目前的发展态势并不明朗, 三个规则之间的冲突也将持续下去。
二、国内法与三个规则之间的冲突
1.国内法与规则规定的不一致引发许多法律冲突一些国家在加入海牙、维斯比或汉堡规则后, 又制订出相应的国内法(主要指海上货物运输法及相关法律), 以配合规则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但是, 在这些国内法中时常会有与规则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从而引发了许多冲突。以下分别以美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为例加以说明。美国1936年制订了《海上货物运输法》(以下称
CO GSA)。CO GSA采用了海牙规则1～ 8条的规定,但作了一些改动。1937年美国批准了海牙规则, 但在批准文件中又加了一项“谅解”, 即该规则如与 CO GSA之间发生任何抵触的话, 须以CO GSA为准。这就在CO GSA与海牙规则不一致时强行排除了后者的适用。此外, CO GSA适用于“到或由美国各港口进行对外贸易“的运输, 这一规定也可以排除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适用[5 ]。举一例说明: 假设现在从日本装运一批货物到美国, 途中货物受损, 货主向美国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虽然日本是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 提单上也写明适用维斯比规则并由日本法院审理, 但是由于卸货港在美国, 尽管提单签发地不在美国, 美国法院这时仍可以拒绝由日本法院适用维斯比规则进行审理,而按照CO GSA的规定作出判决。
法国既是海牙规则的缔约国, 又是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为了避免两个规则同时适用带来的麻烦, 法国规定, 凡是从海牙规则缔约国运来货物, 一律适用海牙规则, 而从法国运出货物, 一律适用维斯比规则[6 ]。这就通过国内法的规定, 人为地在适用一个规则的同时排除了另一个规则的适用。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四国同是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 受其约束。1994年10月1日, 新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商法又在上述四国同时生效, 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该法除在承运人赔偿限额, 航行、管船过失免责及一年诉讼时效等方面与维斯比规则保持一致外, 又吸收进了汉堡规则的一些规定[7 ]。这样一来, 新的海商法中吸收的汉堡规则的规定势必与四国加入的维斯比规则构成严重的冲突。
国内法与三个规则之间规定的不一致,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规则作为国际公约所应当具备的强制性,同时也加剧了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法律适用的复杂性。
2.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的无效更使国内法与规则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由于提单中规定适用的法律, 包括三个规则的强制适用, 常常可以为一国国内法所排除, 许多国家的承运人又在提单中加列了仲裁条款, 以增强法律的可预见性, 维护自己的利益。海牙规则对仲裁未作规定, 而维斯比规则第8条和汉堡规则第22条均规定, 当事方可将因货物运输而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可见, 规则对仲裁条款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 在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海上货物运输纠纷发生后, 一方当事人不去理会提单中的仲裁条款, 而向仲裁地所在国以外的国家法院提起诉讼。这时, 一国法院如何认定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的效力, 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国家是普遍承认外国仲裁条款效力的。我国海商法协会秘书处曾为此向主要航运国家作过调查, 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如美国马里兰管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在1991年5月审理N issho Iw aiAmerican Co rp.v.Sea B ridge一案中, 就承认了提单中东京仲裁条款的效力, 驳回了货主的起诉。又如, 香港法院在审理一起某轮从马来西亚港口载货运往香港发生的货损案中, 也确认了提单中关于在中国仲裁的条款的效力, 并中止了在香港法院的诉讼[8 ]。外国仲裁条款之所以能获得众多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 仲裁以其公正、灵活、迅速等优点在解决海事纠纷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加上外国仲裁条款并不直接威胁到一国的司法主权, 因而易于被接受。第二,《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是外国仲裁条款获得承认的强有力保证。纽约公约自1958年制定通过后, 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 这其中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该公约第2条第1款和第3款明确规定, 除非仲裁协议无效、未生效或不可能实行, 缔约国有义务尊重另一缔约国的仲裁管辖权。此外, 同外国法院判决相比而言, 纽约公约使得外国仲裁裁决更易于被承认和执行。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 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外国仲裁条款的效力。这以澳大利亚为典型。澳大利亚1991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规定, 旨在排除或限制澳大利亚法院以及澳大利亚州法院或地区法院的管辖权的约定无效。1997年9月 15日通过的修正案对该条保持不变, 并在第11款第3项又作出规定: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在澳大利亚仲裁并不违反第11条的规定[9 ]。言下之意, 澳大利亚法律只允许在本国仲裁, 一切外国仲裁条款均无效。其次, 即使是承认外国仲裁条款效力的国家, 也往往会从形式或实质等方面提出要求, 如不符合这些要求, 外国仲裁条款依然无效。第一, 形式上的要求。这主要指1958年纽约公约和1985年联合国仲裁示范法对仲裁条款或协议“书面形式“的要求。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书面的“仲裁条款或协议应当包括两种形式: 一种是由双方当事人签署的订立在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协议;另一种则是在双方当事人互换或往来函件、电文中的仲裁条款或协议, 无需当事人双方的签名。作这种要求的如英国。联合国示范法第7条第2款也对“书面形式”做了类似的规定。香港高院1992年在审理H issan T rading Co.v.O rk in Sh ipp ing Co rp.一案中, 就根据联合国示范法(香港从1990年4月6日开始采用联合国示范法作为国际仲裁的程序法)判定, 提单中的东京仲裁条款既没有当事人双方的签字, 也没有书面交往(w rit ten exchange)来证明, 因此是无效的[10 ]。当然,香港1996年新仲裁法已对联合国示范法中书面仲裁条款或协议的定义作出了修正与扩大。例如, 当事人双方可以口头形式达成仲裁协议, 只要事后可用书面文件或录音电话等证明即可。这一做法体现出香港对外国仲裁条款所持的态度较以前更加宽容, 这是符合实际需要的。第二, 实质上的要求。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1303节规定: 凡运输合同中免除承运人或船舶在履行本节所规定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对货物或与货物有关因疏忽、过失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所负的责任或减轻其应负的在本章外另有规定的责任的任何条款、约定或协议均属无效, 即不具任何效力。美国据此认为, 如外国仲裁条款会在实质上减轻或免除承运人依法应承担的最低限度义务和责任, 该条款无效。这主要是从维护货主利益角度出发的。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各国国内法与规则的规定不一致, 造成许多冲突, 而外国仲裁条款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的无效更使这种冲突很难避免。
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分析 篇3
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必然, 这使得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成为诸多学者研究对象。权利冲突问题是国际法研究的基本范畴, 但实际研究中不论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看法与观点不一。权利冲突是法律领域内普遍而常见的现象, 且这也是国际问题处理上很多争端的根源之一。
二、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相关概念分析
从法律发展来看, 不论任何时期, 任何国家, 权利问题都是法学核心问题, 备受法理界广泛关注。新时代背景下, 研究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下面通过记得来分析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相关概念分析:
(一) 权利理论
权利理论非常庞杂, 且具有极高深度, 涉及诸多方面, 包括多种要素。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下, 权利概念有所不同, 所以权利内容及其丰富。美国法学家Ronald·Myles·Dworkin根据权利区分属性的不同, 将权利学说总结为: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和选择说等八大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学说[1]。从对这些学说特点分析可以知道, 这些学说的提出基本主要关注的是权利某一项要素, 显然在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 往往只适合一些特定场合, 给权利下的定义也都不完善, 无法通过独立概念或近似概念进行定义, 一些时候理论甚至没有将权利与资格及义务很好区分开。一些学说中认为, 权利是当权利主体具备一定条件才具有权利资格, 与利益关系密切相关。
(二) 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是利益与利益见冲突的表现, 是人与人交往中、社会活动中的必然结果。权利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是人力社会存在基础, 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当前法律研究中, 权利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从法律发展历程来看, 每一个新的法律问题的提出, 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验证, 这就十分容易引起权利冲突, 且这些产生的权利冲突问题, 也需要较长时间的验证, 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很多学者在研究中, 对权利的研究从人权入手, 认为权利是无条件、不可转让、自然存在的, 当权利主体间出现权利不可共存的情况时就会发生权利冲突, 不可共同存在矛盾点, 即权利冲突。
三、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方式
不论人权理论中, 还是义务理论中, 都承认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relativism of human rights学说中, 人权的实现过程中, 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 而这些矛盾就要引起权利冲突, 立法的模糊性导致权利冲突不可避免[3]。而通过司法消除权利冲突, 就是司法存在的目的, 毫无疑问司法解决权利冲突就是在承认权利冲突的存在。从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来看, 根据法律标准, 权利主体优势, 权利冲突的方式和类型会有较大差异。而且国际法在各个分支领域中作用不同, 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不同, 自然就会发生不同类型的权利冲突。从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过程来看, 国际法中对权利的要件作出了限定, 对权利主体和主权进行了明确。而这些内容与不同主体所享有的被法律任何的权利之间存在矛盾, 这些矛盾导致与国际法认同的权利间处于一种不和谐状态, 这是规则与制度区别的结果, 是权利与权利间的冲突过程。例如, 豁免权与基本人权间的冲突;自决权与国家领土主权间的冲突;贸易权与环境权间的冲突等等。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发生, 既有自因性, 也有正当性。而法律对权利边界的界定具有模糊性, 这是无法弥补的, 是实际生活中, 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结果, 而模糊的界定和有效的法律资源, 自然会在一些特定时候无法满足权利主体的需求,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国际法体系本身就是因权利冲突而诞生, 国际法与区域法的矛盾给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提供了条件, 自然权利冲突是国际法的关键要素。而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多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 有冲突产生的特定条件。在国际法中权利体系中的价值等级不相互适应, 权利冲突上的矛盾机会发生, 虽然由于一些客观情况而无法得到彻底的、普遍性的解决, 但仍可能在个案上解决和在普遍意义上得以缓解。
四、结语
国际化发展促进了国际社会分工, 但也带来了更多国际纠纷。在国际法的完善中, 应注重对权利冲突的解决, 更好的平衡权利主体间的利益, 从而构建和谐国际社会。
摘要：从国际法发展历程来看, 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 历来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很多学者曾针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进行研究。不同国家学者从不同立场, 提出的观点和想法有很大差异。而新国际社会环境下, 国际关系深入发展, 研究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 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国际法,权利冲突,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肖声高.保护公共健康视角下的商标使用限制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 2014.
[2]田慧敏.从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看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02:77-83.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价值冲突 篇4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价值冲突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充满矛盾和价值冲突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展.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多层次的`,有原生矛盾和次生矛盾之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两维向度和双重作用,决定了这一进程中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冲突.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我们必须作出明智的选择,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 者：郝立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00872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分类号：B1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经济 世界历史 价值冲突
国际经济冲突 篇5
导论介绍了国际私法的存在基础和基本方法。国际私法的存在基础包含两个相对的因素,即强调法律多样性的“多元法律体系”和强调法律统一性的“法律共同体”。之前,学者们普遍强调前者,但本书作者却细心地注意到“如果多个法律体系的文化信仰、法律结构等毫无共通之处,那么即便表面上某国具备健全的冲突规则,也因此会不具备适用外国法的心理基础和技术能力。”[1]可见,作者对国际私法中“法律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性有着透彻的体悟。
国际私法的基本方法包括四个:(1)单边方法;(2)多边方法;(3)意思自治;(4)优法方法。和绝大多数研究者不同,本书作者将意思自治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基本方法,而非在多边主义方法框架内讨论,主要是考虑到其与多边主义方法在本质上是存在一些区别的,同时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法律作用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已不能为多边主义方法所容。[2]
第一篇概括总结了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历史演变。作者介绍了国际私法以上几种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各自的利弊。以“批判———建构———妥协与融合”为具体线索,论述了20世纪国际私法的危机和冲突法革命。在本篇中,作者得出了本书的主旨:当代国际私法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为“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该实体取向主要有以下表现:(1)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法律形式,并强调增加规则的灵活性和自主性。(2)要求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查明竞相适用的法律的实质内容、背后蕴涵的立法目的,甚至要求直接促进该特定法律结果或法律目的的实现。(3)综合运用四种方法,即单边方法、多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3]
第二篇对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进行了具体展开,包括:(1)实体取向的多边冲突规则:选择性冲突规则、重叠性冲突规则、保护性冲突规则、伴有例外条款的冲突规则。此类途径被称为结果定向的方法。(2)意思自治方法的扩展。此为内容定向的方法。(3)直接适用规则。此为政策考虑的方法。这几种方法虽出发点不同,具体适用上也有很大差异,但都致力于促进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同一目标。第三篇篇幅较短,只用一章论述了当代国际私法实体取向的比较法基础。但考虑到比较法对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私法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对这一篇也不能予以忽视。最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为“国际私法——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双螺旋’结构”。
二、对本书的点评
(一)历史分析法
国际私法的历史就是学说的历史。作者也在本书中指出,国际私法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法学思潮离不开的。国际私法从产生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各种方法和学说林立,作者将其归纳总结为四种。随着不同时代社会背景和历史任务的变迁,每种方法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以这四种方法为串联,将国际私法的宏大历史完整有序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与国内现有的一些论著相比,本书对国际私法历史基础的阐释较为较为准确和全面。作者对基本理论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对相关学说不流于表面,不只是简单肤浅的概念特征及优缺点的理解,而能进一步体察到这些传统理论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
(二)比较分析法
通读全书可知,作者对西蒙尼德斯的《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借鉴颇多。[4]在此文的基础上,作者对实体取向进行了具体展开,表明当代的冲突规则不再是中立的,无关乎实质内容、立法政策和目的的规则。恰恰相反,其内容已发生巨大改变,逐步开始关注实体内容和案件具体结果。同时比较法方法的运用,不仅给作者的论证增加了说服力,更有效地避免了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K·荣格所批评的那种使冲突法失去世界性品质的危险。[5]
作者不但对各国的立法进行了比较,也对国际私法史上一些大家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事实上,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离不开柯里(Currie)、卡弗斯(Cavers)、莱弗拉尔(Leflar)等人的巨大影响。虽然我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具有巨大价值,不仅对美国,甚至对欧洲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并不像我国有些学者想的那么无益。[6]如果我国学者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柯里等人的研究,摒弃偏见,发现其中能为我所用的部分,那么无论是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国内大部分论著都有外国立法例以及比较分析。那么本书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援引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做到不一叶障目,而是在具备一定思想理论高度的前提下,用普遍主义的视角,利用外国立法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陈述事实,而不加分析,更不能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而曲解外国立法。本书作者立足于各国立法,并基于对国际私法史的总结,得出本书核心观点———当前国际私法具有实体取向,进而从多角度进行论证。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给我国的立法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建言献策。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哲学、法理学的思维高度,比较法的长处也会变成弱点,甚至被扭曲;如果没有中国的实际立场,比较法的运用会变成泛泛而谈,无助于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7]总之,本书作者法学功底很强,避免了一般学术书籍对学说和立法例的简单肤浅列举。
三、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
在本书中,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是一条明线,而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则是一条暗线。作者指出,传统理论将冲突正义放在首要位置,将案件分配到与其有最适当联系的法律体系中,以维护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平等地位,并实现萨维尼“判决一致”的理想,在此目的下,各法律体系相关实体规则的内容是次要的。革命理论的关注点则在于实质正义,认为涉外案件应适用能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法律,以期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和国家利益。[8]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就是对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要求的平衡,当代国际私法的基本结构是这两种正义的“双螺旋结构”。
当代国际私法努力满足对两种正义的需求,对相关法律不仅做形式判断,标准是与案件的联系程度,也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标准是法律的实质内容和适用后的可能结果。要完成前一目的,多边方法是首选;而要进行价值判断,便须采用单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当代国际私法试图结合传统理论和革命理论,其实就是在处理以上四种方法的“和平共处”问题。无可非议,这四种方法存在矛盾,不可能做到完全融合,当代国际私法正致力于发挥每种方法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使其在最大程度上综合运用。
要了解作者的这些思想,我们需要回到关于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法理学意义上,法的正义包括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落实到具体部门法中,如国际私法领域,形式正义就被具体化为冲突正义。[9]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首要和最重要任务是寻求合适的连结点,以保证涉外民商事案件能依与案件具有最适当联系的地方的法律得到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冲突规范在寻求“最适当的法”不如说是在寻求“最适当的国家”。可见,传统的国际私法追求的是冲突正义,即判决结果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某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10]在机械的、僵化的冲突规则的指引下,法官很容易忽视实质正义,即便偶尔被置于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两难境地,也会严格依据冲突规则断案,而导致忽略实质正义。但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其基本任务虽是解决法律选择问题,但其最终目标仍是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维护其正当利益。因而国际私法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也应当以实现实质正义为己任。
大多数学者认为,冲突法的实质正义单纯指涉外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然而除此之外,实质正义还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其中蕴含着多种主体之间公私法利益的博弈。这一点在1971年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6条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该条认为,在缺乏具体冲突规范指引而要求法院来作出法律选择时,法官所应考虑的“正当性”就是含义十分广泛的一个概念,该条款要求法官考虑的因素包括:(1)州际及国际体制的需要;(2)法院地的相关政策;(3)其他利益相关州的相关政策以及在决定特定问题时这些州的有关利益;(4)对正当期望的保护;(5)特定领域法律所依据的政策;(6)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7)将予以适用的法律是否易于确定和适用。[11]在上述七项法官在选择法律时均应加以考虑的因素中,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只有第(4)项对当事人正当期望的保护,是实质正义的核心含义,但还得考虑到第(1)项即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州际或国际的民商事法律交往体制中的主权利益和交往利益;第(2)、(3)、(5)项,即法院所属州及相关州或国家的法律所体现的政府利益;第(6)项法律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和第(7)项司法便利的利益。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私法价值观从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前者被舍弃,事实上,冲突正义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追求,是不可能被否定的。那么在传统的冲突正义中,融入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真的是一道难题吗?对于依据个案情况解决争议的英美法体系而言,追求实体正义比较简便可行。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障个案正义的实现比较容易。因为在其法律制度下,法官自由裁量权很大,且正义观念是其审理案件时的考虑因素,因此更利于选择既有事实联系又能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法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随着法律价值观的转变,我们无需在两种正义中做一两难选择。我们的任务变为寻求适当的方法将两者进行融合。
为促进国际私法中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融合,本书作者提出了四种途径:单边方法、多边方法、意思自治和优法方法。笔者认为还可以求助于:(1)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莫里斯曾说,在英国法院,外国法查明的义务由当事人承担,因而即使法院知晓双方当事人对外国法的理解与适用不正确,也无权主动予以纠正。[12]同时在中国的涉外案件中,很难发现一例是在比较所涉国家的实体法之后作出法律选择的判决的。究其原因,固然法院对内国法的偏爱不无影响,但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难以或不愿主动查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有利于原则。该原则是一个利益平衡原则,旨在削弱强者优势地位,提高弱者劣势地位。它体现了特殊的政策,需要司法人员于选法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达成特定结果,逐渐变成当今受到广泛认可的确立准据法的方法。它有三类具体情况:一是“有利于保护弱者”,像2006年的《保加利亚国际私法》第96条即为典型表现。(1)二是“有利于法律行为形式上有效或者实质上有效”,如1895年的《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28条就体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13]三是“有利于取得、解除某种身份”,像1998年的《奥地利国际私法》87条就表现出这一点。(2)
总之,实现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均衡协调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史上,20世纪以前将冲突正义奉为圭臬,追求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之后则因过分追求实质正义而使判决的可预测性降低。这些都说明两种正义一直被认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无法兼得。这是国际私法学者长久以来存在的误区。国际私法的基本要求就是维护和实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促进国际民商事秩序的健康运行,因此,必须在追求冲突正义时兼顾实质正义。当代国际私法就是在一种妥协与融合的中间寻找平衡点,而实践也证明这两种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衡平的。
四、结语
本书论据充实,论证合理,对国际私法的学说和立法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时作者视角敏锐,能够对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的同时,还有所突破和创新。作者用历史的视角、比较的方法进行阐述,详细论证自己观点的同时又能够面向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值得赞赏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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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H.C.Morris,The Conflict of Laws(2nd ed.1980),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国际经济冲突 篇6
国际私法理论中对于传统冲突规范的改进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对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方面做出分割, 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基于这一观点的启示, 笔者认为在寻找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冲突法的过程中, 应该分别着眼于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寻找专利技术转让之冲突法的灵感
《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的规则81中写到:一项债务或其他无形动产能否转让, 如能转让应依据什么条件 (就债务人而言) 的问题, 由债务的自体法或支配设定无形动产的法律支配。
首先, 要弄清楚的是专利技术是否属于无形动产。依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 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属于无形动产。有两个证据证明这一点。 (1) 规则75—物之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定 (1) 该物本身应视为不动产还是动产;……。依此规则, 判断专利技术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要依专利技术所在地法来确定。规则76指出了所在地的确定方式:物之所在地按下述方式确定 (1) 权利财产的所在地, 一般情况下位于该项权利财产能被有效追索或执行的国家。也就是说专利技术的所在地位于依支配此种权利产生的法律对它们进行有效转让的地方。[10]而不动产的所在地是在不动产实际位于的地方。比如, 土地的所在的位于其实际所在地。专利技术的所在地的判别与土地的不同证明了专利技术是不同于土地这种不动产的无形动产。 (2) 在论及无形动产的可转让性时, 戴西和莫里斯明确地举出了专利、商标等的转让作为例子。在《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的第20章“动产的特定转让”中可以看到“毫无疑问, 本规则的原则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法院不支持在国外进行的英格兰专利、设计、商标或版权的转让, 除非这些转让符合《1977年专利法》、《1949年注册设计法》、《1938年商标法》或《1956年版权法》中所包含的法定条件”。显然戴西和莫里斯是将专利技术视为动产的。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 我们只能说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在通常情况下适用动产规则, 并不能排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适用不动产规则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观点能掩盖为了某种特定的法律目的而对财产进行分类的事实。这也正是戴西和莫里斯在“财产的性质及其所在地”一章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就某些或全部法定的目的而言, 法律可以确定某一在性质上为动产的物适用不动产的规则, 或者某一在性质上为不动产的物适用动产的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 某一特定物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由法律确定的。
在确定了专利技术是无形动产以后, 我们再来看规则81的运用。规则81中的观点是无形动产的可转让性由债务自体法来支配。债务自体法是指债务具以发生的法律。具体地说, 专利技术的可转让性由专利具以产生的法律来确定。“专利具以产生的法律适用于它的转让, 而且对于版权、商标和设计来说也是一样。”可见, 对于专利技术的可转让性, 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是适用授予专利权的法律。
二、《1980年罗马公约》的适用———获得合同关系之冲突法的启示
《1980年罗马公约》是欧盟部分成员共同制定的《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的简称。根据公约第1条规定, 公约适用于涉及不同国家法律选择的合同义务的任何情形。也就是说, 只要对法院国来说涉及其他法律的选择, 就可以适用该公约;只要是在公约缔约国法院提起的合同之债的诉讼, 就可以适用该公约, 而无须合同一方当事人在缔约国有居所或住所。鉴于该公约广泛的适用性, 可以说它为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对这个公约的有关合同义务的法律选择规则进行研究, 就可以获得合同关系之冲突法的一些启示。
在合同义务的冲突法方面, 《1980年罗马公约》可以说是吸收了长期以来学说和实践探索中的一些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 这一点从公约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第三条法律选择的自由
一、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法律选择规则必须通过合同条款或具体情况相当明确地加以表示或表明。双方当事人可自行选择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的法律。
第四条未作法律选择时适用的法律
一、凡未依第三条选择适用法律的合同, 依与之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法律。但合同的可分割部分如同另一国有较紧密的关系, 则该部分得作为例外。
二、除本条第五款另有规定外, 应推定, 在订立合同时, 承担履行该合同特定义务的当事人一方有其惯常居所, 或如为法人团体或非法人团体, 则有其管理中心机构的国家, 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但如合同系在当事人进行交易或执行职业性职务的过程中订立, 则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应为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 或如根据合同的条款, 合同的履行地是主营业所所在地以外的其他营业所所在地, 则应为其他营业所所在地国家。
公约采用了最密切联系 (公约中用了关系) 原则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在这里,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合同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地为合同在经济意义或其他社会意义上集中定位的国家的法律。
综上所述, 对于合同关系的冲突法, 《1980年罗马公约》的做法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 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 并把特征履行方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结合———特征履行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中的第二层次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 即合同义务问题也在罗马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但是, 对于法院地国不是罗马公约的成员国时, 对于合同义务的冲突法也完全可以借鉴罗马公约的相关规定。
三、结论
通过对戴西和莫里斯观点的述评以及对《1980年罗马公约》的考察, 笔者认为对于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冲突法的寻找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首先是将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关系分为两个层次, 即专利技术转让关系和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关系。专利技术转让关系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它适用技术的专利授予国的法律, 而对于专利技术转让的合同关系它适用国际合同的冲突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来确定合同关系的准据法。
国际经济冲突 篇7
一、国籍及其取得、丧失和恢复
国籍是指个人作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成员而隶属于该国的一种法律资格或身份。鉴于各国情况不同, 国际社会上尚无统一的国籍概念。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来看, 国籍的概念主要是关于自然人对国家承担义务, 并享受相应的权利。“国籍是以依附、生活和情感的真正联系的社会事实以及相互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法律纽带”。国籍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法律身份, 也是一种基于社会属性的法律联结。
国籍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就国内法而言, 个人原则上可以享有国籍国内法规定的一切权利, 包括外国人通常不能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担任国家公职权等项政治权利, 同时负担国籍国内法规定的一切义务, 包括外国人不需负担的服兵役等效忠义务。就国际法而言, 个人要服从国籍国的属人管辖, 同时可享受国籍国的外交保护。
(一) 国籍的取得
国籍的取得指个人取得某一国家的公民资格。国籍的取得主要有“原始国籍”、“继有国籍”两种方式。
原始国籍是指个人因出生于该国而取得的国籍, 是国籍的主要取得方式。由于各国国籍法对于国籍的定义不完全相同, 原始国籍也遵循着不同的原则。其一是出生地主义原则。该原则的显著特点是不考虑其父母是否拥有该国国籍, 完全依据个人的出生地而取得国籍, 通常主要被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所采用;其二是血统主义原则。该原则的主要特点是不考虑子女的出生地, 无论子女出生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根据父母的国籍来决定子女出生时的国籍, 即使父母双方国籍不一致, 通常只要有一方是该国国籍, 其子女就可取得该国国籍;其三是出生地主义及血统主义混合制原则,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选择混合制原则, 因为该原则更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
继有国籍是指在符合入籍国立法所规定的条件情况下, 根据本人的意愿或某些事实而取得的国籍。主要包括“自愿申请取得国籍”、“因收养而取得国籍”、“因婚姻而取得国籍”、“因领土交换而取得国籍”等多种形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不同国家法律又有着具体的细节要求和条件限定。
(二) 国籍的丧失
国籍的丧失是指个人申请解除、声明放弃或基于某国法律规定的事实而自动丧失或被剥夺其国民资格。主要包括基于当事人意愿的“自愿丧失”、“非自愿丧失”两种类型。各国对于国籍的丧失也有不同的规定。
(三) 国籍的恢复
国籍的恢复是指个人重新取得其曾丧失的某国国籍。大多数的国家允许曾经拥有本国国籍并符合法定的条件的个人, 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来重新取得本国国籍。多数情况下, 国家会对此类申请人提供一些政策优惠。
二、国籍冲突的主要成因及其表现
(一) 国籍冲突的主要成因
国籍冲突又称国籍抵触, 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多个国籍或者不具有任何国籍的一种法律状态, 也就是双重国籍与无国籍。国籍冲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今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国籍法的共识。例如, 双重国籍可能是缘于个人出生于采用出生地原则的国家, 而父母国籍均为采用血统原则的国家。无论个人缘于何种情况拥有双重国籍或者直接无国籍, 都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法律状态。
从国际法角度看, 国际法则并不禁止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 但是双重国籍对个人甚至国家都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从国家层面讲, 双重国籍有可能引起国家之间的纠纷。从个人层面讲, 双重国籍使其难以有效履行其作为国籍所属国国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对于无国籍人士, 由于不具有任何国家的国籍, 无论其身处何处, 都难以享受到该国任何国民待遇, 也无法享受根据互惠原则而给予特定国家国民的优惠待遇。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 很难寻求到主权国家的外交保护。
(二) 国籍冲突的表现形式
国籍冲突主要分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表现形式。积极冲突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籍, 主要由于出生、婚姻、收养等特殊历史因素而产生国籍冲突。消极冲突是指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家的国籍。主要由于出生时便无国籍、因身份变更或政治原因从有国籍变为无国籍、被剥夺国籍等因素而产生国籍冲突。
三、我国国籍冲突的合理解决
国际公法主要从国家与居民的关系角度研究国籍的取得、丧失、恢复以及国籍法的有关法律制度, 承认一个自然人应该有并且只能有一个国籍。即国际公法奉行的是自然人“国籍唯一原则”。国籍冲突主要来源于各国对于国籍的不同规定, 因此在解决国籍冲突问题时, 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一) 尊重当事人意愿自治, 减少或者消除现存的国籍冲突
考虑到国籍冲突状态下有关个人的地位, 状态, 通过国内立法, 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等途径制定解决国籍冲突的有关问题。在当事人具有两个及以上国籍且有一个国籍是国内国籍时, 应以国内国籍优先,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尊重当事人意愿自治, 以个人居住国的国籍优先及与个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国籍优先。在当事人具有两个及以上的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 则分为同时取得及异时取得。同时取得情况下, 可以以个人因血统主义取得的国籍优先、因出生地主义取得的国籍优先或以个人居住国家国籍优先。在异时取得的情况下, 可以以个人先取得的国籍优先或以个人后取得的国籍优先。
对于消极的国籍冲突, 需要结合冲突的产生原因, 合理考虑到个人意愿来选择国籍。当事人应当在符合某国条件下, 积极申请获取该国国籍, 接受国家管辖并对其履行国民义务。
(二) 我国现行《国籍法》实行单一国籍制, 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中国曾制定了三部国籍法, 即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 1914年《民国三年修正国籍法》和1929年《民国十八年修正国籍法》。以上国籍法均采取父系血统主义原则。改革开放后, 我国充分总结新中国处理国籍冲突时的经验, 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关于国籍立法及有关规定, 1980年9月10日, 我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共计18条。明确规定“中国采取单一国籍制, 不承认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同时, 采取“依出生地主义赋予无国籍人子女中国国籍”、“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因归化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两项措施, 防止并减少无国籍人。
对于因出生而取得中国国籍, 主要采取双系血统原则为主、出生地原则为辅的混合原则。采取自愿申请与审批相结合。例如, 某人若有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 且本人出生在中国, 则该人具有中国国籍;某人出生在外国, 原则上也具有中国国籍, 但若父母一方或双方定居外国, 且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 该人则不具有中国国籍;若某人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且定居于中国, 且本人出生在中国, 则该人具有中国国籍。
对于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因归化取得中国国籍, 凡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如属中国人的近亲属, 或有其他正当理由 (如与中国公民结婚) , 可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若该人未满18岁, 可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申请, 经批准后由公安部发给入籍证书, 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即取得中国国籍, 如若该人原为外国人, 则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三) 建立中国国籍的自动丧失和申请退出机制
中国国籍的丧失主要包括自动丧失与申请退出。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 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中国公民如属外国人的近亲属, 或定居在外国, 或有其他正当理由, 可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即丧失中国国籍;但国家工作人员及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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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冲突 篇8
一、文明的“冲突”透视出冲突的“文明”
(一) “个别优势论”———“文明冲突”的凸显
在本书中亨氏用详实的资料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明结构秩序的变动、冲突和可能的未来。在书后附了两篇学者述评, 一篇指出用单因素的“文明”变量考察世界政治格局有失公允, 一篇指出了在文中所透露的美国学者对中国, 以及其他正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对于第一种观点, 文明固然不是形成世界政治格局唯一的因素, 但它作为达成这种格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因素, 显然有必要加强从这种角度考察、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对于第二种观点, 可谓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作者隐藏在文字下面的内心忧虑, 但亨氏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学学者, 又是一名研究美国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专家, 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然更侧重于维护本国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实现“文明的共识”的理想, 首先要求人类克服追求“个别优势论”的局限。
全书隐含的一个假设是,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并不处于同一个层级, 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即使不是绝对, 也是占有极大优势的文明。如亨氏认为, 当今世界的文明结构表现出, 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 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则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亨氏还进一步强调:“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可见, 亨氏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是,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都受到, 或潜在受到了那些文明的挑战和威胁。本书的目的在于, 教导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如何在“文明的冲突 (挑战) ”中, 利用“文明的对话”, 构建以西方文明为主的世界文明。在这种暗含深刻“个别优势论”的前提下, “文明共识”的平台将何以搭建?
(二) “文明冲突”的起源———“冲突的文明”
亨氏这种既主张达成“文明的共识”, 又主张区别对待各种文明的态度, 使其观点常常自相矛盾。首先, 亨氏引用奎格利的话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 是因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 如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 它将盈余积累起来, 并将其摊入建设性的创新”。又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 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1.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 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2.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 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 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3.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 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 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 要么作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显然, 作者既认为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的膨胀和扩张, 又认为多元文明的发展正是造成“文明冲突”的根源。看来, 亨氏很难在鼓励多元文明的发展, 以打破原有的文明秩序和结构;和抑制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 以维持原有的国际政治结构之间作出选择。而亨氏这种矛盾心态则凸显出“文明冲突”的深层根源———生存于竞争背景下的“冲突的文明”。
其次, 亨氏认为, 为了解决“文明的冲突”要寻求于“文明的对话”。而文明的对话必然要求发展一种多元的文明, 但亨氏指出,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 一个没有文化核心, 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不会有立足之地。即多元的文明就一个国家来说, 因缺少一个文化核心而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依此推理, 在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多元文明的时代, 又谈何构建一个“文明对话”的世界文明。可见, 在多元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所谓“避免、共同调解、求同原则等”, 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文明”的世界是难以实现的。
也就是说, “文明的冲突”和文明发展中的矛盾现象, 均源于追求产生于相竞争基础上的, 以“优势文明”为主的普世文明;还是寻求在相互合作基础上的, 以“多种文明”共存为主的普世文明?即以区域、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特殊利益”, 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世界“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是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文中所提供的价值观预设是否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正是我们第二部分所要分析的主题。
二、“文明冲突”下的价值观
亨氏开篇即借用一部小说中的话, 表达了自己在这本书中的基本世界观:“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 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 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在这样一个以“竞争、敌视”为基础的价值观指引下, 难道我们能走向“文明的共识”吗?
亨氏在文中强调, 当今时代独立的公民个体、民族、国家、文明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感, 这源于:1.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2.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 脱离了他们的根基, 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 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 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3.基于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宗教和文化, 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因而, 在这个新世界中, 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 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 (包括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东正教、非洲文明等) 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当然, 亨氏在此准确地把握了, “文明”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发展的支柱性力量, 但由超级大国的竞争脱颖而出的“文明的冲突”, 又何以产生有助于达成“文明共识”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因如此, 亨氏提醒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要认识到, 现代化加强了许多世纪以来, 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 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为此, 美国首先要认识到存在或可能存在着一些“文明共同体”;继而要更关注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优势;同时, 接近、融合以至于同化相近的文明类型;孤立或制衡一些差异较大的文明;最终, 追求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之争中的绝对性胜利。可见, 如果人类不能打破原有世界政治框架下所形成的价值观体系, 人们就无法走出“冲突的文明”的桎梏。
而亨氏在全书中对世界文明结构现状的描述和分析, 明显地表现出代表各区域、国家和种族的各种“特殊利益”, 经常战胜从世界整体角度考虑的“共同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各国家、种族发展基础、进程不同所导致的“文明断层线”的加剧。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平台, 自然难以达成对世界“共同利益”的共识, 因而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当然,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在“文明对话”的协助下, 世界各国逐渐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利益的共识, 达成了一些相处的原则。但这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 经常反复的过程, 因为, 文明的发展、融合和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更何况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大都有悠久的历史积淀, 和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较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 就当今世界价值观林立, 多元文明“欣欣向荣”, 而有关“文明的共识”的标准不断受到来自各方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显然应该由对所谓体现“文明的共识”的原则性探讨, 更多地转向关注“文明共识”的基础是什么?“文明共识”的生命力和“维系”手段是什么?前者将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文明共识”的物质 (经济) 平台, 后者则关注探索促进“文明共识”、发展“文明经济”的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是“文明共识”的生命力———有效性, 和“文明共识”的维系手段———协商性。而只有从这两个点着手, 进一步探讨“文明共识”的物质 (经济) 基础, 也许才能使人们的行为由“利益的竞争”转向追求“合作的利益”, 从而使“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共识”成为可能。
三、发展“文明的经济”:文明“冲突”经济探源
文明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涉及一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而经济作为这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可以说, 在文明发展中享有优先的地位。但在“文明共识”目标下的经济发展, 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 前者将经济发展作为实现“文明共识”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后者将经济发展作为直接的目标。只有在前者那种“文明的经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础上, 克服“冲突的文明”、打破“文明的冲突”, 进行“文明的对话”, 达成“文明的共识”才可能真正实现。
(一) “有效”的经济增长:文明共识的“有效性”基础
“文明共识”的生命力不是体现在静止的原则上, 而是体现在动态的行为中, 因此, 只有符合实践条件, 能被人们自觉应用的人类“共识”才是“有效的”共识, 其来源于人类对长期生活实践的规律性认知。反映在经济领域, 要求经济不能“无限”地增长, 而应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 这是避免经济发展突然出现中断和停滞的基础。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增长, 则总供给增加、失业减少、人们的收入增加, 从而使人们可支配的货币量不断增加;如人们拿这些货币去消费, 则消费品价格上涨;如拿去储蓄或购买投资品则会使投资品价格上扬, 从而全面推动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这将进一步推动供给的增加, 并且其增速将逐渐高于人们的收入增速, 进而拉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从而引发经济“滞胀”的危机。所以, 一些西方学者指出,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维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实现经济良性、有序发展的有效手段。
纵观世界各国及经济发展史, 无非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类型, 各自对应着相应的约束机制, 这就是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资源约束指生产的进行只受生产能力的限制, 即当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时才不得不停止下来, 现实的资源数量构成产品生产的一种限制。需求约束则指当生产进行到制造出的产品无法销售, 或无人购买时就会停止, 市场的需求构成生产的一种限制。就对生产力的破坏来说, 需求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只是已经被经济合理利用的资源, 而资源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却是全部的可被利用的资源。但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难点经常在于“需求”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 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 自由交换的市场是可以有效反映“需求”的, 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使我们看到了市场在反映“需求”上的局限性;罗斯福新政使凯恩斯主义———其认为“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在西方国家一度盛行, 但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危机, 使我们发觉政府的宏观预算也不能准确反映“需求”。正是需求的如此难以把握, 才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常常代替“需求约束”, 直到其造成经济总体失衡严重后果的大量显现, 人们才会意味到这种“偷换”发展理念的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
因此, 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 应该从考虑“需求”问题着手。那么, 首先, 也许应该将由创造“需求”的思路, 转向引导合理的“需求”结构的方向。一些西方学者在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现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在利用许多关键的资源并生产出垃圾;这些生产能力增长的高速并不是必需的, 技术、分配和制度上的变化能显著降低这些速率, 并维持、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 可见, 调整并培育人们的需求结构, 在当今是比创造需求更有价值的一个主题。其次, 可以将培育人们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作为调整人们“需求”结构的主要切入点。这是一种由“需求”到“有效需求”的过程,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由需求者本人选择而不是被创造的, 是满足个体基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 而不是过度享受所浪费的“需求”。即使如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 国民的大量消费也只会造成国家的大量外债和赤字, 并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 将这种负面的外部效益大量输出到其它国家。
(二) 协动的经济体制:文明共识的“协商性”保障
建立在“文明的对话”基础上的“文明的协商”行为, 是人们达成“文明共识”的主要工具, 反映在经济学领域, 即要实现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对话”、“协作”, 打破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进而建构全面协动的经济体制。各经济变量间联系的紧密性和其影响的广泛性, 可以从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公式谈起:总储蓄-总投资=政府的支出+净出口。从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出, 一旦储蓄超过投资, 即表明货币总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 这就说明将要有更多的货币购买同样多的东西, 这必然造成货币的贬值, 带来通货膨胀的潜在可能。而上式的右边表明, 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取决于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的贸易差额。如中国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的激增, 为修建基础项目而发行的大量国债, 以及当前在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顺差, 再加上国外大量资本的投入和不明“游资”的拥入, 都迫使其发行更多的人民币, 从而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在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房价和各种资源价格上涨之后, 各种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份份上涨, 进而直接威胁到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虽然人类很难准确地把握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 但由于人们可以选择用协动的机制, 追求在各变量相互制衡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故而将使“文明的经济”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经济。如为了预防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假象, 在美国主要通过监测当前实际增长率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差别, 来把握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 如果在一年内经济增长高出潜在水平1%, 通货膨胀就会高出1.5%, 这是几十年来在美国这种稳定的经济结构下得出的统计结果。因此, 1994—1995年间, 美联储多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联储设想的2.5%。正是在以上这些政策的推动下, 促进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复苏。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愈演愈烈的国际大背景下, 作为个体的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那种由“文明的冲突”带来的压力, 而人类为达成“文明共识”的努力, 在“冲突的文明”相互竞争的实质下, 在由这种竞争环境所形成的“竞争、敌视”的价值观下, 似乎永远都不会将我们带向它预设的目的地———“文明的共识”。除非我们走向挖掘“冲突的文明”的根源, 探索“文明的对话”何以可能的基础这条路, 即在“文明共识”的指引下发展“文明的经济”;除非我们开始关注连接“文明共识”和“文明经济”的关键点, 即文明共识“生命力”之所在的“有效性”对“有效”经济增长的追求, 和文明共识“维系”手段的“协商性”对协动经济体制的追求, 我们才可能开创一条通往“文明共识”之路———发展“文明的经济”。
摘要：文明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 日益成为民族、区域、国家的竞争焦点, 因此, 由“文明”的发展所引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而今我们的关注焦点是文明的“共赢”何以可能?即通过挖掘文明“冲突”下的深层原因, 探讨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通过比对发现, 只有找到隐藏在文明“冲突”中的影响因素, 并调整这些导致冲突的关键点, 才有可能推动一种由“冲突”走向“共识”的文明体系, 即发展以文明的“共识”为目标的“文明的经济”。
关键词：文明,冲突,共识,价值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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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冲突 篇9
关键词：低调陈述,国际商务谈判,冲突,有效性
国际商务谈判,是一项复杂的跨国贸易行为,涉及跨文化的互动交际以及言语沟通。历来大家极为重视谈判技巧或谈判策略,然而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谈判行为、心理或策略,无不以书面的或口头的话语作为谈判媒介,行使谈判力,达到谈判的预设目的。言语的技巧、尤其委婉语的使用,是国际商务谈判策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在谈判委婉语的运用中,占据突出地位,笔者一贯认为,低调陈述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委婉语,更是一个关键的谈判思路、谈判技巧和谈判策略;同时,它可以作为一条明线——非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典型代表,鱼贯大家所熟悉的合作理论、面子理论和礼貌原则理论,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发挥不可替代性作用。本文和少数研究者观点一致,无论是作为重要的修辞格、委婉语,还是谈判策略,低调陈述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贯穿于谈判的各个阶段中。
Brown和Levinson认为沟通本身存在潜在的危险性和对抗性。1更何况是国际商务谈判这样的沟通,由于双方的利益有本质的冲突(比如谈判中常见的买方和卖方这两个主体),他们的沟通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充满对抗和冲突。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指出在化解贸易谈判的冲突矛盾时,低调陈述如何成为一项有效的语言技巧和谈判策略。
1概述低调陈述的定义、主要表现手段
低调陈述相对于高调陈述或者夸大陈述(overstatement),在一些负面的、令人不悦、可能会激起对方反面情绪的话题上,表面进行轻描淡写、低调从事、淡化事情的严重性,实质为迂回、曲折或模糊地表达自我的意见、愿望、希望、观点和评价等,有时还以幽默的方式来进行。这种非直接的表达方式,在人际交往的口头话语沟通中,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调节作用,因为它照顾到对方的面子,试图以委婉、礼貌的方式来表达一些难以表达的内容。因此,低调陈述往往有两层含义:表层的字面含义和言下之意。其目的是要缓解沟通双方之间可能陷入的不愉悦的状况,从心理的深层上满足和保全对方的面子,使对方感到较为舒适、不受冒犯,尊重对方。
根据语言学家束定芳的自我保护原则(Self-protective Prin⁃ciple),人们在沟通中的深层动机是要保护自己。2自我保护和保存对方脸面的礼貌原则实为互补,并不冲突。低调陈述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策略运用中,有时它会以表面的低调让步取得实质性的谈判话语权。这样的例子屡屡可见。毕竟,谈判实质是一场利益的角逐。低调陈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成为一种有效的谈判策略:既可以减少谈判双方的利益摩擦、又可使对方较容易地接受自己的说服、意见和愿望,同时在关键时刻以退为进的保全自我的利益。
从微观的语言学角度而论,低调陈述主要采用词汇和语法手段。词汇主要为模糊语义的词汇(fuzzy words),语法主要通过被动语式、否定式(包括双重否定)、虚拟语气、条件句。从宏观的策略而言,这是一种模棱两可、保全对方脸面和自尊、保护自己、低调婉转、以退为进的策略。
2国际商务谈判中冲突存在的必然性
商务谈判本质即存在谈判双方的利益冲突,因为它效命于两个不同的谈判主体,这两个主体各自服从、从属于不同的经济组织。法国哲学家Foucault(福柯)创造性地指出权力和话语(power and discourse)的不可分割性。3这种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话语权”。话语权有两层含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前者指在谈判桌上行使言论,伸张意见和利益的权利,后者指对谈判的方式、内容和结果的控制力。4谁拥有控制力,谁在谈判时便有更大的主导权。因此,很多谈判成为双方争夺控制力的一个无烟战场。可以说,这种对抗和相互的制衡关系,是商务谈判所固有的。
比利时语言学家Verschueren首次提出语言顺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指出语言有三个特征:具有选择可能性的变异性(variability)、灵活的商讨性(negotiability)以及顺应交际目的的顺应性(adaptability)。5核心是语言的顺应性。有关研究者已经提出沟通是个不断磋商和持续顺应、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谈判者有意识、无意识地选择低调陈述的策略,其实是顺应双方的心理需求、深层动机,且最终服务于成果性谈判的目的。
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双方话语权力之间无法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双方的话语权力关系是失衡的。双方的沟通是话语权力的相互压制和制衡,低调陈述可作为对权力修复的工具,减弱对方对自己主张或争夺话语权的敌对情绪,从而达到更好说服的目的;因为谈判只有在双方感到话语权较为平衡的时候才会成功6。
常见的论辩、反驳以及诸如指责、投诉之类的负面评价充斥于整个商务谈判过程中,这些都构成了言语冲突,继而话语权的冲突。谁能够主导谈判桌,取得话语权,便意味着掌控化解冲突的先导地位。杨文慧在探求广义的商务人际关系时,根据谈判者的交际历史和合作方式等将谈判话语分为三组:陌生人谈判、一般朋友谈判、合伙人谈判。7本文借鉴此种划分的基础上,从谈判环节的视角切入,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论述低调陈述化解谈判冲突的有效性。
3通过案例分析来看低调陈述作为有效策略在国际商务谈判冲突中的化解作用
1)国际商务谈判的初期沟通阶段——询盘、报盘报价以及价格谈判
在谈判的初期环节中,双方作为陌生人还未建立起任何合作关系,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一般而言,除了紧俏产品,买方大多首先主导着话语权,卖方在处理涉及价格、佣金等为核心利益的冲突事件时,应更为谨慎,否则便得不到对方的认可。
案例一:甲(卖方)乙(买方)双方就折扣进行谈判。乙要求25%的折扣,甲表示即使销量较大,成本依然不会降低太多(Costs won’t go down much.)。乙平静地问甲方的意见(Just what are you proposing?),甲表明25%的折扣过度削弱毛利润,建议10%的折中办法(We suggest a compromise-10%)。乙立即表示这已超出他们的谈判极限。甲对此表示他暂时无法改变方案,但并未明确拒绝,建议推迟到明天继续谈判(I don’t think I can change it now.Why don’t we talk again tomorrow?)。乙也表示自己无法决定,需要和公司方面沟通(I have to talk to my office anyway)。双方皆希望可以达成共识(to find some com⁃mon ground on this)。次日,乙表示受命于公司,她不得不决绝甲的提议,同时再次表示希望和甲另外找出可行的方法(I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reject the numbers you proposed;but we can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else.)甲赞同,说他虽然奉命强硬地谈这笔生意,但本人一直寻求折中的办法(My instructions are to negotiate hard on this deal,but I’m trying very hard to reach some middle ground.)乙表示理解,同时提议甲在前半年提供20%折扣,后面年折扣可降为15%。甲回复说以这样的结果他无法交差(I can’t bring those numbers back to my office,they’ll turn it down flat.)乙并未恼怒,只是建议甲再提供更好的方案。双方终于经过重重谈判,达成了合作关系。8
甲乙双方都很善于谈判,即便如此,谈判过程也充满暗流涌动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一不小心,谈判就会陷入僵局。通过斜体部分的语言可以看出,双方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时,皆使用弱化的语气和口吻。在拒绝对方、表现强硬的态度时,通过不在场的第三方——my office来完成。甲在关键时刻,将谈判推迟,虽然不接受对方的条件,但却未直接拒绝,后来谈到公司时,他却说公司会断然拒绝乙的条件。这样,既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又不会激怒对方。双方在拒绝对方的建议时,都采用了低调陈述的委婉策略,保存自己的颜面、保全对方的尊严。
2)国际商务谈判的合作阶段——拟定合同条款、确定具体的交易条款和支付方式
在建立初步合作意向后,谈判双方具有一定了解,建立一定的感情基础,向朋友和熟人的关系更迈进一步。这个阶段的沟通语言倾向于温和、礼貌的语气、更加顾及对方的情绪和反应,但鉴于双方洽谈的是最关键的交易条件,也不可避免出现诸多的冲突。
案例二:甲(供货商)乙(买家)就支付方式进行谈判。甲提出用信用证的支付方式,乙要求甲破例,以D/P(付款交单)或D/A(承兑交单)的方式支付。甲很清楚这两种支付方式对买家更有益、自己的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风险。但他并未直面拒绝,表示这是他们的交易惯例(I’m afraid not.It’s our usual practice to accept payment by L/C only.)乙表示银行要求的保证金会对造成财力压力,甲建议乙寻求银行的帮助(You’d better consult your bank and ask them to reduce the margin to a minimum.)。乙又表示无法承担开立信用证等的额外费用,甲表示理解,但指出他们需要信用证来避免支付风险,指出这是国际交易惯例,即使他们进口货物时,也会给卖方开立信用证(I see your point...we also pay by L/C for our imports.That’s the usual practice adopted internationally.)乙依然坚持用D/P或D/A,甲表示自己的价格极具竞争力,乙的销售完全没有问题。甲最后表示对于初次合作的新客户,无法破例;但对于之后的合作,可以考虑就D/P的方式进行洽谈(Our price is very competitive and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ny difficulty in the sales.Perhaps we shall see whether we can agree to D/P terms after we have done more busi⁃ness together.)。乙作罢,最终接受甲提议的支付方式。9
在此案例中,我们主要从供货商甲的视角来分析。甲从始至终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话语权,当然这和他极具竞争力的报价有关。但是甲无疑是个熟练的谈判家,几乎在每个将要引发冲突的关键环节,在维护自己公司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他以“you attitude”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想办法解决问题。甲娴熟地采用低调陈述的委婉表达,或者表示理解、或者客观指出国际惯例的存在、或者礼貌间接的否定对方的提议,以此弱化冲突、化解对方的敌意。因而,甲的拒绝看起来句句在理、无懈可击。面对乙的一再坚持,甲任何不慎的回答都可能使谈判功亏一篑。谈判双方都会试图争取拿到话语权,但是低调陈述以退为进的策略,以柔性的方式代替更易引发冲突的强硬态度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可以更有效地提醒对方权衡利弊,更易促成谈判的成功。
本论文在此仅就国际商务谈判的上述两个关键环节为例,对低调陈述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论述。其实,低调陈述作为有效的谈判策略贯穿于谈判的各个环节,譬如合同实施阶段、产品售后阶段,以及可能发生的投诉或贸易纠纷阶段。影响双方掌握谈判话语权的因素很多,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和资源,以一种低调、合作、礼貌的态度,辅之以相应的谈判技巧,会增加伸张自我话语权、维护自我利益的几率。无论如何,有一点非常重要,只有使谈判双方皆能受益,使谈判的张力达到平衡,才可能出现双赢的局面,最终促使谈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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