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规则（精选12篇）
国际经济规则 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不仅承认了一批以前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公约，还主动签署和批准了一些新的国际公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逐步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向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者和制定者角色变化。总体来看，中国从接受及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特别是一些国家经济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受经验、议题设置能力及政治经济实力的限制，中国的利益受到潜在的威胁，往往在签署相关协定之后才发现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为此，需要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情况作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便未来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去。
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对中国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利弊相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际行为的战略调整。如果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应致力于进一步融入和适应、进而修补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体系，防止其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如果弊大于利，中国应秉持消极例外主义或孤立主义的立场，置身事外、埋头发展，进而伺机颠覆或变革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如果利弊相当，中国可以选择有限参与国际规则或机制，一方面学习国际规则的制定方法，倒逼或推动国内改革，另一方面在参与国际规则时增加扩大自身影响力，伺机修正或改革国际规则，将对中国相对不利的非中性制度转变为对中国相对有利的非中性制度。
现有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总体上对中国利大于弊，中国是现有规则体系的受益者和适应现有规则的示范者，本身也在鼓励古巴等国家经济自由化、融入国际规范和开展改革。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情况来看，中国完全赞同当前保护FDI的国际自由机制，已经成为这一机制下重要的全球成员，认为中国与当前全球FDI治理的主流立场是相容而非相斥的。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破坏现有规则，维护中国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并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随着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当前全球治理的规则也会因此而重新设计。这意味着中国从根本上是不满于现有规则的，正在通过隐秘或公开的手段，不断冲击现有规则，使其发生变化。
出现相反的看法，是因为上述研究立足于个别政策或规则的精细研究，缺乏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宏观状况和长程经历作全局性和历时性的透视。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参与经济规则制定所要考虑的原则的建议。
一、中国应注重本国行为与国际规则间的相互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主要不确定参数是：当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美国衰落了吗?中国会作为未来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吗?
美国衰落就像世界末日，总有人预测却一再被推迟。1988年时就有学者感叹“现在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论的第五次浪潮的顶点了” (1) 。那个时候，最可能取美国而代之的国家是日本。但是随后，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并且直到现在仍在失去下去。而美国，依旧屹立不倒，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可能取代美国地位的经济体是欧盟。欧元的出台让欧洲一体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欧盟也的确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缺乏财政联合的货币一体化所具有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欧洲经济的恶化正在腐蚀欧元和货币联盟的政治基础，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正在上升，欧元区崩溃也由小概率事件变成被严肃分析的对象。有美国学者认为，没有哪个伟大的帝国像今日的欧洲这样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这将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欧洲正在崩溃，中国步履蹒跚，印度和巴西正在开全面自由市场改革的倒车，我们成了最后的稳定增长的经济体。新的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最好能为此做好准备” (2) 。
第二个问题取决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可持续性。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增长将持续下去，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恢复近代衰落之前的荣光，GDP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美国只占12%)，到2030年贸易额将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和主导者 (3) 。一些投资公司在2003年预计中国GDP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到2008年它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2028年。2009年，《经济学人》信息部预计中国在2021年就可以超过美国。
但上述看法并非没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对中国的增长趋势做线性外推是不合理的。一则中国可能难以保持之前的高速增长，再则当前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中的未知因素太多，中国能否完全避免其影响还未可知。无论军事、经济还是软实力资源，中国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会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放缓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国内一些人误判了形势，过于乐观，要求放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策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这将影响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中美两国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将让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除此之外，国内政治变动、环境恶化、公共卫生问题等都可能影响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让中国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折戟沉沙 (4) 。
对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第一，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一超多强”这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实力结构开始趋于弱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改变，但其优势程度日益弱化，主导和控制世界事务的力度下降;多强分化明显，中国从多强中脱颖而出，延续不断崛起的态势。第二，未来五年，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仍将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但可能出现阵营分界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其他大国考虑“选边站”的问题。第三，在未来五年，由于“一超多强”格局的弱化，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现有其他大国既无力弥补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建立不起一个集体领导的结构，现有的国际组织无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基于以上判断，未来五年之中，美国通过规则而非强制力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上升，中国通过规则来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也在增加。中国应更加注重本国国际行为与国际规则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与把握。
二、国际规则的分类及中国参与规则的分布情况
（一）公司治理型规则与成员治理型规则
公司治理型规则主要适用于IMF及世行、亚行等组织的运作。其特点是以认缴份额为基础的投票权为基本决策工具，在重大决策上设置85%的绝对多数同意通过机制。成员国主要权利大小依据其所缴份额比例的外汇，份额既反映一国经济实力，也决定该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利和义务。与份额挂钩的投票权直接影响到这些组织的决策及特定规则设置，如总裁、行长选择等从治理结构到技术操作层面等诸多事务。IMF在2010年已经提出份额改革计划，但遭遇阻力，至今未有落实，中国仍处于第六位。而世行尽管已经在2010年实现了投票权改革，中国份额上升至第三位，但是美国依然占据16%的投票份额，具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安理会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公司治理型规则，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更多国际机构采取了成员治理型规则，即各成员(国)拥有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等。国际劳工组织的组织结构较为特殊，虽然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实行独特的“三方代表”原则，即各成员国代表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三方代表组成，各方均有平等独立的发言和表决权。尽管成员治理型规则形式上保证了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平等，但由于发达成员在核心技术、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系等方面具有优势，它们往往能够让规则最终更有利于自己。例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之中，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就能够让它们主导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推行其技术标准、管理理念和经济规则。
（二）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即那些明确定义、明文规定的规则，其特点是公开透明、共同遵守，如IMF和世行的投票权等均属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则是那些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被认同的行为规则，例如在IMF总裁和世行行长候选人的产生国，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规则等。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可能出现变化。正式规则的变动来自外部的动议，需经历议事程序加以重新定义。而非正式规则的变化则取决于环境和情况的变化，以其内部的自发性变化动力为主。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也可能相互转换。当非正式规则被认同，其上升成为正式规则的可能性很大。如20世纪末一些西方跨国公司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概念，最初只有公司自身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2000年，联合国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计划，号召全球企业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商业贿赂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这样就把原来的隐性规范正式化了。
从已有经验而言，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制定正式规则，而亚洲国家则更容易建立和接受非正式规则。大体而言，正式规则更具有效率，适宜用于大型组织的管理。而非正式规则则更为灵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三）硬规则与软规则
硬规则是指那些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设定，要求尽可能遵守;软规则或软要求往往不做硬性规定，只是给予建设性建议或自愿参与的要求。硬规则往往作用于那些无需考虑差异性的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点。软规则往往使用于需要考虑国别差异的领域，个性大于共性。
典型的硬规则如：世行的优惠资金分配政策、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WTO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知识产权组织所管理的国际条约等等。理论上说，违反这些规则，将会遭到惩戒。典型的软规则如：IMF的汇率监督机制、IMF的国别金融部门评估机制、每5年1次的FSAP评估、FSB同行评估及不合作国别评估、IMF的SDDS和GDDS数据建设、国际证监会组织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提供的全球统一的基本规则框架等。
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自身的知识和权力的优势，让一些针对自身的硬规则“软化”。例如，《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量化减排和技术转让作出了规定，但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明显低于承诺水平，在技术转让上以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设置重重障碍。对此，发展中国家缺乏强制执行的手段。
（四）普适性规则与条件性规则
所谓普适性规则即该规则对所有成员国均适用，采用统一的标准或分析框架。条件性规则设置则以规则服务或限制的对象为主要考虑，并不具备对一致的一般性约束效果。
总体而言，IMF针对全球金融稳定的规则更倾向于普适性，但具有明显的西方分析逻辑，如强调自由市场、透明公开、减少干预，等等。世行则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服务，其规则设定也往往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标。
普适性规则如：世行的项目安全保障政策、世行的项目管理程序与制度、WTO一般贸易规则、WTO原产地规则、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制定反洗钱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专门功能性组织的相关规则等。条件性规则如：世行的优惠资金分配制度、世行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WTO框架下对于反倾销规则中区分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PEC的《茂物宣言》、环境保护领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际上是强调以能力差异为基础实行有条件的责任分配。对中国这样迅速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一方面，立刻遵循普适性规则，可能面临难以承担的成本;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条件性规则，又可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动。因此，既需要明确目前的实际需要，同时也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规则设定，不能过于拘泥于现阶段的静态需求。例如IDA的发展援助贷款仅适用于人均GDP低于1175美元(2010年标准)的国家，超过该标准以后意味着IDA将不再提供优惠贷款计划;而世行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则要求借贷国的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12275美元之间(2010年标准)。又如，《WTO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条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型条款，即成员“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时自主享有《WTO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另一类则是被动型条款，即一成员认定某些成员为发展中国家，并在其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给予这些成员以更为优惠的差别待遇。
注:非正式中包括非强制的正式规则;普适还是条件看实质而非规定, 例如WTO环境例外条款表面上是普适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中国未参加但存在相互影响的国际组织定义为非正式规则;加权是将存在多条规则的机制 (如WTO) 的权重缩小为与只存在单项规则的机制 (如国际海事组织) 的权重一致。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五）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分布
按照未加权方法(这种方法将不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计算，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显著更侧重于正式规则而不是非正式规则，但在普适性规则还是条件性规则上各占一半。按照加权方法(这种方法假定各种国际组织重要性是一样的)计算，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时也是更侧重于正式规则而不是非正式规则，但在普适性规则与条件性规则上略微更侧重普适性规则一些。
上述分布状况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如下特点。第一，中国已经较深程度地融入了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能够更多地通过正式规则来发生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被国际经济规则体系所约束和规制的可能性较大，在未来新的正式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时应当秉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作更严格的利弊分析。第二，中国正在逐渐脱离依赖条件性规则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发展阶段，这种脱离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无论如何，未来这种脱离的程度可能加大，中国需要为利用普适性规则保护和扩张自身利益做好准备。
三、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规则的利弊衡量标准
（一）动态性标准
动态性标准要求在衡量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利弊时，不仅要着眼于中国以往迄今的发展情况和规则需求，更要合理预判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未来跨期的利弊。中国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一些规则对今日之中国或许能构成有限的保护，但对来日之中国可能形成无穷的制约。鉴于规则影响的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以动态的标准衡量规则的利弊。
坚持动态性标准，要求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合理的预期和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对影响上述格局变化的主体有深入的研究。这些主体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目前的发达经济体。要弄清楚它们的发展趋势是向好、维持还是明显衰落。而这需要对它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加以研究，如经济上的“去杠杆化”问题、政治与社会方面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问题等等。第二类主体是新兴市场。要弄清楚未来哪些新兴市场可能实现赶超、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哪些会在昙花一现之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这需要对不同新兴市场的发展或赶超模式的特点和局限进行梳理。第三类主体是主要的及有潜力的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前者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后者如二十国集团、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等。
（二）对称性标准
对称性标准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时注重责任、权利与地位的平衡。那些责任明显重于权利、超出中国实际地位所应承担的规则，是弊大于利的规则。考虑到3～5年之内，中国尚无法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制定者，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应当联合立场相似的广大发展中及新兴经济体，旗帜鲜明地反对责任权利明显不对称的国际经济规则。
根据对称性标准反对权利责任失衡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有三种诉求或策略。一是“减负策略”，即相对于过少的权利，要求相应减少、至少不再过度承担有关的责任。二是“扩权策略”，即在已经承担了相对较多的责任的前提下，要求相应扩张我们在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或利益。三是“混合策略”，即在减少责任的同时扩张权利。当前的中国，应当以“扩权策略”为主，即，在认识或预见到未来势必要承担更多责任的前提下，积极主张和谋求本国在某些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运用其他两项策略。对于那些发展前景不佳，可能被逐渐边缘化、替代或淘汰的规则或机制，可以采取“减负策略”。未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主导者之后，可以综合运用“混合策略”对国际规则进行调整，优化自身之于国际经济规则的权责配置结构。
（三）综合性标准
综合性标准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时需要综合考虑直接利弊与间接利弊，全局利弊与局部利弊，以及政治、安全利弊与经济利弊。对具体国际经济规则的对策的最初提出者及其最终执行者，主要是不同业务部门的一线人员。微观层面的信息及观感的积累，是宏观决策的基础，但微观资料的收集、整理、递送难以避免地将出现信息损耗等主客观扭曲，造成对有关事项轻重缓急安排上的失衡。这些不同部门、不同渠道向上传递的信息，需要一个综合性、专门性、中立性的工作界面来进行分类、归纳、比较和排序。这样就可以在反映中国整体对外政治经济战略布局的框架之内，对不同部门处理和提供的信息的重要性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定位。对决策者而言，通过综合性标准审视，可以了解相关事项整体的重要性，而不是在相对狭窄的具体领域中的重要性，这样在考虑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建设或全球经济治理时，可以迅速抓住重点、明晰关键，不至于将有限精力配置到缺乏系统重要性的规则决策之上。
综合性标准要求中国国内不同部门和层次的决策者们有必要在一个更高层次平台统筹之下通力合作、共同研判，在指向明确的宏观战略下科学决策。这既需要直接辐射在相关国际经济规则之下的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情况和分析，也需要强化体制内独立第三方对这些情况和分析的梳理和评估职能。
四、对中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际经济规则
（一）“竞争中性”规则
这一规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具备系统重要性的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最初主要是从一国内部的视角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市场以外的力量或优势(劣势)扭曲社会资源的分配，使资源被配置到缺乏效率的部门，最终造成社会储蓄的下降。此外，竞争中性原则也是为了避免那些从不公平竞争中获益的部门，损害整个市场的信誉，削弱市场竞争，从而让大量的资源从创造新技术、新服务方面，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上，降低了生产性投资的水平。澳大利亚等国较早地在国内一些经济规制措施中确立了“竞争中性”原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随后的经济衰退或增长乏力让发达市场开始全面反思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安全及增长机制。“竞争中性”这一国内政策的国际化与多边化，就是发达市场经过政策反思之后，提出来维系其对新兴经济体相对优势的制度安排之一。
2011年11月，OECD发布《竞争中性与国有企业：挑战和政策选择》报告，对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拥有的竞争优势以及消除这些优势的思路和措施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竞争中性”政策框架 (5) 。其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加紧推动OECD成员国及其他非成员国建立“竞争中性”政策框架，并且在各类双边及多边谈判中宣扬“竞争中性”，力图将这一国内政策，推动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通行准则。
竞争中性，简单地说就是让不同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不因为其产权属性(比如公有企业、私有企业或社会公益部门)而获得特别的优势，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通常，关注的焦点是公有企业因为其国资背景而受到的优待，实际上，竞争中性原则不仅关注公共部门所享有的优势，同时也关注公有制企业因为自身产权属性为其参与市场竞争而带来的劣势。
OECD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以促使OECD成员国对国有企业参与竞争保持中立。美国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中，也明确提出了“以竞争中性政策约束国有企业应当作为该协定的核心内容”。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签订的一些FTA中，也附有与“竞争中立”有关的条款。在欧美等经济体大力提倡之下，“竞争中立”规则可能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WTO谈判、更多的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等渠道向世界扩散。
“竞争中立原则”可能成为美欧约束和遏止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特别是“走出去”的工具。短期中，应当利用各种场合延缓“竞争中立原则”上升为国际通则。同时，加强对该政策本身的理解与阐释，力图使其能够反映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诉求，以体现“有区别但共同”的发展原则。
（二）全球及区域金融监管及金融合作的国际规则
从动态性标准来衡量，国际金融监管是对中国具备系统重要性的典型国际经济规则。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尽管主要是对欧美金融体系杠杆率过高、业务品种和经营模式过于复杂等问题的修正，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大，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影响较小。但是金融监管国际规则的制定事关中国长期性、战略性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区域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正面临规则制定的窗口期。
从现实压力和约束来看，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的自贸区规则创建战略构成较为严重的威胁。从被动防御的策略来看，一方面，中国应当从态度上大力支持东亚地区成员之间的FTA谈判，包括10+6、中日韩自贸区等等，但不宜在这一议题上直接与美国对抗。中国甚至可以申请以观察员之类身份参与到TPP谈判之中，掌握情况并影响谈判。另一方面，应当把已有的东盟中国自贸区做好、做实，通过大型企业为载体的贸易投资网络整合全地区的供应链。从主动和积极防御的策略来看，中国在充分发掘现有自贸协定潜力的条件下，不妨跳出通过自贸协定推进东亚合作的窠臼，致力于提供与自贸区协议互补的区域公共产品，借此塑造东亚地区新经济秩序。具体来说，就是以东亚外汇储备库为依托推动建立东亚金融规则。与美国推动TPP的最终目标类似，长远来看，中国也应注重在周边构建中国主导的经济金融关系网 (6) ，同时推动东亚金融规则成为全球金融规则的“样板”。
首先，中国向地区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产品，不会与美国着力提供的基于贸易规则的公共产品形成直接竞争，相反，还构成了互补的关系，这样就避免了区域成员面临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使它们有可能同时参与到中国主导的区域金融规则制定进程之中。这种互补性让美国在东亚区域金融公共产品提供上与中国正面对抗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事实上，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曾在一份报告中也建议，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合作不应让它们感到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国际金融规则正是国际社会稀缺且急需的公共产品，中国首倡这项产品的提供将拥有道义优势。金融危机的反复出现表明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迄今没有一套有效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中国能在区域金融公共产品提供上有实质性的贡献，势必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许与肯同。
最后，与区域金融规则对应的意识形态与亚洲文化相契合，因此中国在本地区倡建这一规则，能够促进区域认同，且可能有本地成员来共同分摊建设成本。国际金融规则的核心在于强化监管，而监管是西方自由市场伦理所排斥但却为亚洲国家认同的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学者指出，美联储主席“大概是以下思想观念的最大受害者：市场总是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严加监管。这种信条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不过没有一个亚洲社会深受其害。相反，亚洲人认为，缺乏良好的治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发展。”实际上，认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深受金融监管缺失之害的论断过于乐观了，亚洲国家曾经甚至一直是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受害者，并且它们国内自身的审慎与监管对此无能为力，一套全球的或者最低限度的区域上的金融领域公共产品，对亚洲国家客观上具备吸引力。
（三）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相关的规则
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气候及环境相关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国际航空和国际航海排放的规则，碳关税，WTO环境例外条款，以及国际环境协定。
这些规则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规则。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及《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环境协定。但在实际执行上，这些协定很难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完全落到实处，发达国家总能找到知识产权保护等借口，在提供援助资金、技术转让等方面削减自身责任。
第二类不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协商一致”原则，而是按照“非歧视”、“无差别”以及“简单多数”的议事规则，如国际民航组织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规则。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国际航空和航海排放事宜是由前述两个组织负责，由此在规则上存在内在的冲突。
第三类是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及资金优势实施的针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带给自身潜在不利影响的补救性规则，如碳关税有关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新能源技术落后，降低碳排放成本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其出口的高能耗产品将普遍成为碳关税的征税对象。
在现阶段来看，与气候变化及环境有关的规则对中国来说主要是约束性的，但鉴于这些规则短期内难以在国际话语中被边缘化，因此不适宜用“减负策略”对待，而是应当积极主张自身在这一进程中的各项权利。第一，把握碳关税、航空排放问题上的节奏，反对发达国家激进的单边行动。第二，强调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获取减排有关的清洁能源等技术引进方面的权利，敦促发达国家切实承担有关资金援助及技术转移方面的责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善用外部压力“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未来的气候谈判中占据更主动的地位夯实经济基础。
五、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对全球规则的变迁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身兼“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大国”等多重身份，导致在国际规则中难以协调与其他参与国的利益。因而，当前中国参与国际规则，需要倡导既符合中国利益，又能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指导原则。对此，我们认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应分别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对于现行的国际规则，应坚持“权责相适应”原则
“权责相适应”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在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各种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都是在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却无法享受公平待遇，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尽管201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却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截至2012年6月，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仅为3.81%，而同期美国的投票权为16.75%，日本为6.23%，德国为5.81%。在此情况下，如果让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责任简单地对等划一，不仅对于中国来说不公平、不合理，同时也将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从而成为新的不平等、不稳定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格局大大限制了中国担负国际责任的能力，即便是中国愿意担负与发达国家相等的责任，在实践上也将变得不可行。
（二）对于改革中的国际规则，应坚持“包容利益”原则
所谓包容利益，是指博弈的参与方共同分享国际规则转型带来的利益增量，而不触及既得利益，并且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甚至有利于其他各方利益的实现，因而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包容利益既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利益，又是一种共容利益，体现了利益增长的包容性。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以及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来说，包容利益扩大了共同利益的内涵。一般认为，新兴国家要求改革现有国际规则，而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则千方百计维护现行规则给其带来的利益，两者似乎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而事实上，两者并非是一种天然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新兴国家对利益的追求不必以牺牲既得利益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两者可以形成双赢关系，共同改革效率低下的国际规则以创造更多的利益，并让更多的成员分享利益增长带来的成果。对于新兴大国而言，更应寻求一种包容利益。历史经验表明，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谋求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与他国分享新增利益，坚持包容理念是获得他国接受、支持和追随的必要前提。因此，新兴大国改革现有国际规则的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包容利益既是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现实选择。
（三）对于新国际规则的确立，应坚持“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是指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的责任有所区别，但负有共同的责任。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强调共同责任，但要兼顾区别责任。这是因为：一方面，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承担为解决全球问题做出力所能及贡献的责任。“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不仅强调各国对于全球问题均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也是为了各国更加公平、有效率地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求世界各国在同舟共济的基础上，根据消费情况和自身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是建立在长期过度消耗地球资源和严重污染地球环境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基于此。即便是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消耗着人类共有资源的较大份额。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占世界4.5%的人口消耗了世界17.8%的能源，人均能源消费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倍，而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美国的24%。与之相适应，美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在责任的划分上搞“平均主义”。因此，没有区别责任，片面强调共同责任将有违公平合理;而没有共同责任，区别责任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为无本之木。
总之，这些指导原则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一致，是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化，并将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的三个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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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规则 篇2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分析
伴随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不断融合，低碳经济已然成为现时代背景下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议题，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重视和关注。基于新时代背景环境而言，WTO已经明确表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及气候变化，其认为开展自由贸易，将会通过多种方式对环境因素及气候条件造成影响，而反之，则此种因素就会造成流转状况及自由贸易的开展变得更为复杂及恶劣，从而造成在国际贸易成本方面的增加。而对于低碳经济而言，其往往和国际贸易存在紧密联系，可谓密不可分及相互关联。
(一)低碳经济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影响
就多哈回合谈判自身来讲，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变化及低碳经济的倡导，将对WTO在多哈回合谈判无论是谈判方向还是进程上均会造成阻碍及影响。针对低碳经济而言，其中不仅包含有多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同时还包含有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类型的竞争条件、需求条件及生产要素条件等，在各个要素之间以及相互协调融合进程中，还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弊端。而此状况便需所要开展的谈判，对于时下低碳经济在具体的战略决策及方向上做出更加切合的调整和创新，以此达到对气候变化予以适应的目的。在多哈回合谈判当中相应环境及贸易方面的诸多议题，该谈判的重要内容已然乃是气候友好型产品。与此同时，此种产品在该谈判所有清单当中，其所具有的地位及重要性军十分突出和显著，并在良好的内在价值方面得以很好的表现。伴随当今低碳经济的持续且快速发展，致使一些低碳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多领域服务因素，开始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而在具体的环境谈判以及WTO贸易谈判当中，其对于低碳产品所具有的具体位置及现行运行机制等均做出更为详细的明确及阐述，从而对于此种类型产品在贸易当中所存在弊端给与了消除，其从根本上及深层次框架下，就贸易自由化方面的长远目标予以实现。自从以来对低碳经济的不断探索之后，最终获取了超过54个目录的有关环境产品方面的清单。自以来，在世界领域内注入欧盟、中国及美国等14个重要成员，在环境产品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就有关环境产品方面的谈判予以启动。奥政府于出台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对美国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实施更具法律约束力的总量限额，基于而言，美国减少16%，而到2050年减少82%。此外，在法案中，能源效率计划、清洁能源技术及可再生能源，其中还能够呈现额外的减排，此种美国温室气体总减排量相比于20，到20将会减少27~33%，截止到2050年，减少幅度达到80%。
(二)低碳经济对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影响
就低碳经济而言，其不仅对双边贸易谈判造成一定影响，且对于区域贸易谈判同样会产生相应影响。而基于多哈回合谈判，在全部内容当中的非农业及农业方面，其在具体的谈判进程方面则相对于其它类型更为缓慢。一些WTO成员国为了能够更好的将进程速度予以加快，从以往在贸易上的谈判，自贸易的自由化开始向具有区域性框架下的双边贸易予以转变，而此种贸易发展格局还包含有诸多气候因素。比如于基于欧盟和韩国之间所签署的欧盟-韩国自贸协定，其就对国际气候基础框架进行了规划。就其对整个区域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其主要表现在在具体的WTO贸易开展进程中，其所划定的未来发展目标，以及现阶段所需要完成的目标，均存在难以实现的状况，并且在具体的发展进程方面也处于停滞或发展缓慢的状况，此背景下，对更为便捷及简单的方式予以寻求，并以此对一条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道路给与探索，即为利用区域性合作的方式为基础，以此种模式实现共识的达成，并就这些国家在具体的多边谈判当中所存在的力量给与增强。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趋势的贸易自由化，以此为基础在服务环境及低碳产品方面的更好且更快发展予以实现。
二、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作用下的我国的对策
(一)积极参与WTO多边贸易规则的相应制定
针对在多哈回合谈判当中所涵盖或涉及的`各种议题内容，如若通过谈判仍然无法达到有效共识，则会影响于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及格局。我国作为整个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发起方，对有关环境产品及低碳产品方面的谈判均做到了积极参与。欧盟在有关环境方面的谈判过程中，同时还将环境服务予以纳入，并就有关非关税壁垒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此就影响了多边贸易规则。至此，我国可依据此种背景，应对国内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现实状况进行积极探索，还应就自身所应该具有的相应发展环境进行积极探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作为出发点，还要认真探究已经过去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十三五”发展规划，对于我国发展更为有利的条款要积极争取。此外，还应对服务清单及贸易清单进行综合衡量，依据我国发展需要，就具有较好竞争力方面的环境产品给与积极探索，且还需在自由贸易的行列当中，将环境清单当中相应环境产品予以纳入，并有效融入至我国市场当中。始终保证环境服务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在WTO多边贸易规则具体制定方面，还要勇于积极参与，以此实现我国在内在竞争优势方面的充分发挥。欧盟又推出“能源技术战略规划”，计划在今后内再增加500亿欧元作为研发气候保护技术的经费，从而让欧盟每年用于赞助气候保护开发的资金达到80亿欧元。根据欧盟的预测，未来几年，高产量、低排放的能源新技术将拥有数十亿欧元的市场。
(二)对区域贸易协定当中的相应规则予以注重
由于在多哈回合谈判当中涉及有较多因素，知识整个谈判的进程出现较为缓慢状况。至此，我国应对区域贸易协定进行积极把控及需求，还应对相关TTIP及TPP谈判当中所涵盖的环境一体化方面的内容进行积极追踪，在此过程中还应对有关欧盟及美国之间在已经完成签署的环境条款的具体规定有效结合起来，以多种条件为基础探索我国未来环境发展方向及条款，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准备及应对工作。我国可依据本国国情就区域贸易及双边贸易予以积极开展，并积极寻找各方面的合作国家，以此为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具体的区域协定当中，还需要将环境问题及低碳经济有效融入，以此实现我国在整体低碳竞争力方面的不断提升。由于合作对象及国家国情存在差异性，可根据合作对象及国家的差异，就各种发展条件及措施进行制定，并将符合自身实际的低碳领域标准予以树立，还应制定相应落实办法，以此实现我国在低碳产品及环境产品方面的发展空间更好的扩展，最终实现协定中的互利共赢。
(三)对于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定要积极参与
在对低碳领域相关标准方面的制定要积极参与其中，此过程不仅要对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发布的具体的内容及标准进行充分重视，还要对其中的协同关系进行合理把控，在制定ISO相关标准时，可对诸如碳标签、碳足迹及新能源等具有国际性的标准制定环节进行积极酝酿，以此实现我国在出口竞争力及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不断提升。以此为基础，还需要对培养标准人才方面给与足够重视，此外，还需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各方面的支持力量给与强化。就低碳领域而言，其实质为一个新型的空间范围，我国可将低碳经济发展现实状况为依据，对在国际贸易当中的所存在的相互博弈进行探索，并通过培养标准化人才，以此对我国在此领域人才短缺状况给与弥补。我国可对国际标准指定框架下的支持力度给与加大，并对出国审批流程给与开放，此外，还应对参与国际经费的使用限制进行开放，对外部专家在国际标准制定具体参与方面要给与鼓励和政策支持。
三、结语
低碳经济日益发展往往对于国际贸易规则产生相应影响，同时还会对国际贸易各个环节当中的各产业链造成影响，当就国际分析完成后，就我国在此领域框架下的应对措施予以探索，在国际贸易协定制定中积极参与，并对标准人才进行制定，实现我国在参与各种与低碳经济相关标准制定的支持力度的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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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规则 篇3
一、 发达国家针对国际贸易纠纷出台低碳法规政策
（一） 碳关税政策
碳关税是指发达国家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一定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其本质是碳关税的边境税收调节，也是碳税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拓展。碳税收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发展低碳经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对企业征收的税收。随着低碳经济的逐渐发展，很多国家已经相应的实施碳税政策，如美国、芬兰、荷兰等。在本国的企业中实施碳税政策会增加产品的成本，降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减少这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国家会将该项政策利用到本国的贸易保护中，征收进口货物的碳税。碳关税最早由欧盟提出，并且在《京都协定书》上承诺承担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运行碳排放交易机制，其相关的产品成本会升高，比较优势会降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会降低。为此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欧盟应该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产品进口征税，从而消除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的境况。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在碳关税上作了很大的努力。美国和欧盟国家试图征收碳关税通过改变国际贸易规则，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承担着减排的义务和责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的义务，这就相应的增加了发达国家的产品成本，一些产品的比较优势会降低。因此美国和欧盟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不仅能够实现减排的目标，还能够督促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同待遇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现象。2009年，美国政府基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没有承担减排义务从而拥有巨大竞争优势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授权。由此，碳关税在保护环境的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正式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中，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2012年欧盟把航空业务纳入到碳关税的征收范围之中。碳关税实际上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将气候问题纳入到国际贸易，借着保护气候发展低碳经济的名义，达到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目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一般例外条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碳关税作为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贸易保护政策，试图通过该项政策改变国际贸易规则。
（二） 碳标签制度
产品碳足迹是产品从原料、生产到运输以及废弃等一系列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产品碳足迹在国际贸易领域则表现为碳标签。碳标签是将产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标签的形式贴在出口产品上。碳标签能够让消费者了解该类产品从生产到废弃过程中所产生的碳量，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从而达到合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英国作为第一个实施碳标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引导着世界的方向。英国在2007年为了鼓励企业实施碳标签还专门成立了碳基金。在碳基金的鼓励下，百事可乐等70多个企业都执行了碳标签。随后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也纷纷实施碳标签，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了自己的碳标签制度。日本在2009年4月实施碳标签制度，并将该项制度覆盖食品加工业、轻工业和农林业等。法国在2010年7月开始实施新环保法，并将碳标签纳入到法律的范围内。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4个国家开始实施碳标签制度，并且在国际贸易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碳标签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义。碳标签代表着各国碳减排的技术水平，碳标签可提高公众的低碳意识，引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碳标签作为商品选择的主要目标之一。碳标签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联系在一起将会引起碳壁垒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低碳产品技术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碳意识逐渐增强，产品越来越注重低碳环保，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品在发达国家卖不出去，使发展中国家产品丧失竞争力。
（三） 低碳技术标准
全球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国家的贸易利益，纷纷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低碳技术进行严格的控制，抬高本国贸易的技术门槛，将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品拒之门外。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在家用电器、食品、纺织等行业制定了一系列的低碳技术标准，低碳技术标准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欧盟国家制定了ErP指令，该指令主要包括能源产品，重视产品在生产及制造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且在产品的设计上注重产品对自然环境和能源消耗的影响，从而提高企业的节能减排意识。美国也制定了低碳技术标准。美国政府出台了CAFF新标准，对汽车碳排放量进行限制。规定轻型车的平均燃油经济性从每加仑27.3英里增加到35.3英里，并规定这些车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能超过155克/公里。发达国家在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下制定的一系列低碳技术认证标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要想进入到发达国家就必须经过严格的低碳技术认证，在这样的形势下，低碳技术认证标准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
二、 各国的低碳法规政策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 拓展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内容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逐渐发展，发达国家借发展低碳经济的名义，利用自身先进的科技优势和能源利用优势，不断地将低碳思维与国际贸易相结合，采用单边或者多边的贸易保护政策，如碳关税、碳标签等，为发展中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有效地将未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排除在门外，从而提升自己国家的竞争力。目前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经济体形成了多边碳贸易保护政策，并且对国际贸易规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例如美国以低碳为借口制定了TPP和TTIP协议，将新能源加入其中，通过这两项协定来掌控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声称要对不承诺对产品碳排放进行计量的国家征收碳关税，即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美国以碳减排的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既能够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又能够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的实施。相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美国二氧化碳配额的价值将达到914亿美元，其中碳补偿的价值将达到133亿美元。
（二） 影响到国际贸易非歧视和互惠原则
低碳经济背景下，以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为首借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为借口，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低碳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措施在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发展情况下，对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贸易自由和公平原则相违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性和非歧视性。在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中，发达国家掌握着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动权、决定权，并且试图通过废除旧的贸易规则来维护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在丹麦哥本哈根大会后，美国气候谈判专家将自己制定的规则作为对外提供低碳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前提条件，并表示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对不会流向中国，并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世界贸易规则中的非歧视和互惠原则，通过遏制他国来提升自己本国的实力。
（三） 环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主导思维
低碳经济背景下，发达国家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挂钩，并且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成为主导思想。随着国际上贸易纠纷案件的增多，经过美国金枪鱼案件后，关税贸易总协定对环境保护贸易立场更加坚定。世界贸易组织自成立以来，就专门设置国际环境保护和稀有资源的贸易委员会。随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2007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及2014年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产品谈判大会上，都围绕环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并且针对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在低碳经济下，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问题和讨论重点都转移到了环境保护上。
（四） 加快了国际贸易格局得调整
低碳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一定的影响，必然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低碳经济环境下必然会影响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一方面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以高耗能和高排放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和资源型的产品比例将会降低，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比例将会提高。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将会大量出现在发达国家中，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相对比较弱，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劣势。
（五） 增强国际贸易中技术的合作和竞争
低碳经济下解决环境问题最重要的是依靠低碳技术，提高对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这也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发达国家相继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力度，争夺在未来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地位。据相关资料显示，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达到3100亿美元，中国增加到895亿美元，而美国只有51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但目前低碳核心技术仍旧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在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国际上低碳技术的合作和转让将会更加激烈。
三、我国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应采取的低碳措施
（一） 建立和实施低碳对外贸易战略
我国出口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也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出口很难达到发达国家所规定的低碳标准，因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逐渐引导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型转型，降低高污染产品出口量，逐步实现产品结构向低碳化转型；引导企业加大对产品科技的投入，提高高碳产业在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产品的能耗；鼓励企业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坚持不懈的实施“两高一资”出口产品的限制政策，并结合国内产业的发展现状来进行规划，引导对外贸易向着低碳的方向发展。政府要不断出台低碳对外贸易产品政策，这对于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限制政策的实施要逐步建立在国内的生产消费基础上，并且将调整国内生产和消费方式作为重点突破口，确保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能够顺利的实施，从而使得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中顺利应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
（二） 发展低碳经济产业，调节能源结构
我国的能源结构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这导致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煤炭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一种能源，不利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因此我国应当优化能源的结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我国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合作和创新，加大对科技的研发力度和投资力度，鼓励研发低碳技术，掌握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先进技术，提高煤炭等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尽量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清洁能源，节能减排，依靠科技低碳科技实现经济的增长。降低产品碳排放的密集度，实现国家的经济产业逐渐转向低排放、低耗能和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额方向转变，展开以低碳经济为主的能源产业发展方向。我国能源新技术明显落后于其他的国家，并且与世界的先进水平之间还相差很大的距离。因此在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中，要着眼于全球，既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和低碳科技水平，又要积极参与到国家新能源市场的建设中。在执行层面，要大力推广新能源的利用技术，实现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方向。基于本国能源带来的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充分利用和开发我国的潮汐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实现节能减排、提高环境质量的经济发展目标。
（三） 完善低碳税收法律制度
国际上发达国家纷纷利用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碳税收。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大国，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实施征收碳税，这样不仅能够保护本国的环境，还有助于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优化产品的结构和能源的结构，加快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转型。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本国的企业征收碳税，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标准，做到谁排放谁负责，这样可以对企业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促使企业节能减排，会对本国的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更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中碳关税的征收。对本国实施碳税的征收能够实现我国产业的优化和升级。碳税的征收能够促进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降低企业的耗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了降低企业的产品成本，企业会大力的进行技术创新，研发低碳科技，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碳税的征收能够实现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快一些高耗能产业的淘汰力度，提高新能源和新材料的使用范围，提高国内企业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环保意识，尽早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障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顺利，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综合国力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
（四）大力推进低碳信贷服务体系建设
在中国国内实施低碳信贷银行服务体系，主动探索低碳信贷银行的发展模式，允许商业银行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碳金融”衍生工具，优化新能源信贷资源的配置。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主要的融资方式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和政策的扶持以及政府性的贷款等，在金融体系上尚未形成完善、成熟的融资机制。金融机构对低碳产业的发展以及环保企业的融资机制还不成熟，支持力度也不不够。因此要积极引导我国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创新低碳信贷产品，例如可以将一些环保企业的排污许可证作为信贷的主要抵押依据进行贷款，为清洁项目主动提供信贷产品以及金融支持，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为低碳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服务和金融支持。各银行要积极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能源的发展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步伐，加强对资源消耗企业的资产评估，为产业的信贷提供安全性和可靠性。加强低碳银行的建设步伐，加快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创新金融产品的研发，从各个方面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五）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定
目前中国在区域经济战略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将区域战略合作逐渐提高日程上。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美国所倡导的国际贸易协定需要有中国的参与才能够顺利实施，如果缺乏中国的参与，将无法达到国际贸易组织运转的最佳状态，影响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机制的完整性。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中国已经具备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谈判和制定的实力，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谈判。中国面对国际贸易规则改变所带来的影响要运用多种手段，灵活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定中，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推进中国与发达国家自贸区的建设和合作。积极与欧盟成员成员国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合作机制，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建设进程，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
国际经济规则 篇4
关键词：中国,国际气候规则,经济含义,影响分析,发展现状及趋势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环境挑战和极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并正在为世界各国所努力实践。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重要基础和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规则成效并不理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既有规则的实施和处于谈判关键期的未来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受制于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尽管多哈会议已从法律上确保《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指标还需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加以提高与明确;德班平台下2020年后纳入所有《公约》缔约方新气候协议的磋商刚刚展开。中国在国际气候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大，所受到的影响也在日渐增强。
一、国际气候规则的经济含义
气候变化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众多方面，尤其凸显了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表明，人类影响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变暖最主要原因的可能性，已由“很可能(90%以上)”进一步提升为“极可能(95%以上)”;1970年至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增幅来自能源行业(145%)、交通运输(120%)和工业(65%),2000年至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中能源供应、工业和交通运输所占比重分别为47%、30%和11%。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问题。除提高自身能力尽可能适应气候变化之外，控制并减少主要由能源供应、工业和交通运输所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举措和极为关键的途径。世界各国为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反思传统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转型渐成趋势。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气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性公共资源，任何国家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做出的努力均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效应;全球气候治理的目的正在于通过适当而有效的机制安排，尽可能地规避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居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地位。其不但可以引导、约束并鼓励成员方的气候变化减缓行为，对各自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现实利益和竞争优势及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涉及成员方国内对减缓气候变化包括技术可行性及合理性在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经济手段、政策工具的选择及评估，并能够相对自然地向外延伸并渗透至国际经济的相关领域，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产生相应的冲击，引起成员方相关政策、标准的再度调整，并极有可能被纳入未来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而通过二者的互动发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构。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必须把缓解气候变化视作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进程，减少碳排放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协同效应。也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治理同样将国际气候规则的构建作为自身的重要议题。
二、国际气候规则的关键点、发展现状及趋势
从《公约》及其《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及德班平台，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在各国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国际公平的角力中缓慢前行，并形成3大最为根本的博弈力量———欧盟，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中国。虽然《公约》早已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特别强调发达缔约方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对发展中缔约方的重要作用;《议定书》也只是规定发达和转型经济体单方面的量化减排义务和指标，但是南北阵营围绕如何基于历史和现实排放及其未来趋势界定碳排放权、再分配全球碳排放资源的争论从未停歇。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身优势，发展中国家强烈谋求发展权益;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姿态日趋强硬，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逐步增强。国际气候规则的关键点正在于减排责任的分担与量化、适应和资金及技术转移。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经济的缓慢复苏，尤其碳排放的相应下降与再度回升，使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立场相应调整，本就成效不佳的既有国际气候规则的实施和处于谈判关键期的未来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受制于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集团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结束已获法律保证，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方能提高与明确，目前的承诺离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尚有不小的差距，且不说25%至40%的原有要求;更何况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和新西兰已明确不再参与其中，加之早就游离于外的美国，其效力如何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更为关心的资金问题，无论已有的绿色气候基金还是刚建的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讲依然都更像是一个虚壳。德班平台下纳入所有《公约》缔约方、力争2015年前结束谈判形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规则基本框架的磋商刚刚展开，发达经济体已将更多注意力投入新气候协议的构建。
虽然发达缔约方2012年结束双轨制谈判框架、并轨运行的企图未能得逞，2020年前国际气候规则的实施和制定还是按照既有的双轨制，围绕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4大议题展开，但利益的博弈已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一方面，为推卸并转嫁责任，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策略，就事关发展中大国的减排问题达成更多默契;强调只有主要经济体均接受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才能确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有效性，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不能再以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前提。而其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急迫的适应问题和更为关心的资金及技术援助依然提不起兴趣，为保持自身竞争力更加强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技术及资金转移。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日渐加强，坚持遵循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与发达经济体的交锋更为频繁而激烈;面对发达国家的分化策略和自身越来越大的量化减排压力，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结成“基础四国”，每年召开4次部长级会议协调彼此立场，并在年底气候会议上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就争议问题做出专门的集体回应、提出促成实质性进展的相关建议，强调发达经济体要对其过去无节制的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量化减排承诺，成为国际气候规则日渐积极的建设者。主要博弈集团的重组与分化也在悄然展开。除减排目标及强制与否仍存分歧外，欧盟呈现向伞形集团靠拢的态势;小岛屿国家等认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均应在国际框架下做出自上而下的减排承诺。新兴发展中大国2020年后承担一定的量化减排责任已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碳交易市场和碳税的构建及实施正逐步在各经济体内部展开，包括欧盟航空碳税和美国碳关税在内的碳边界调节也在探讨之中;国际碳足迹标准和碳标签制度不断推进，碳贸易保护初露端倪。越来越多的双边/多边合作将气候变化列为磋商议题;美国更是一直都在单边主义下努力寻求由自身主导国际气候规则，构建包括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论坛、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在内的自愿且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多边气候合作平台;国际气候规则的碎片化状态仍将继续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从来都是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际公平和话语权的又一角力场。无论减排责任的分担与量化，还是适应和资金及技术转移，隐藏在背后更为本质的是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权益、国际地位和未来福祉的维护与争取。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气候规则的博弈最终聚焦于到底该如何理解、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较之于发展中国家的“有区别的责任”根在历史，发达经济体更强调“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区别”只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可依据经济发展规模和碳排放程度等承担不同的责任。显然，发达经济体的目的在于通过强调排放的现实水平和未来趋势，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与自己在同一框架下承担量化减排义务;通过限制未来可能竞争对手的碳排放量，遏制其发展速度并压缩其发展空间，进而维护自身的国际主导地位。巴西在2013年底华沙会议上发布提案，邀请IPCC基于1850年后各国排放情况评估其历史责任，并将相关数据作为制定2020年后气候协议的参考，得到“77国集团+中国”的支持;美国在2014年初率先提交德班平台下关于气候新协议的展望，再次强调各个经济体的排放情况和经济面貌已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变化，《议定书》式的“两分法”确定减排义务行不通，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应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淡化其历史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倾向还在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气候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因应之道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不仅荣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还“晋升”为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开始更多地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捧杀”策略，及其刻意忽视和选择性无视所形成的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承受着较之其他“基础四国”更大的超出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量化减排压力。总体而言，随着中国在国际气候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大，自身所受到的影响也在增强，机遇始终和挑战并存。
(一)现行国际气候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目前正在运行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双轨制国际减排机制和格局，只明确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不但可以使中国的自主减排就此占据道义上的优势，而且能够使中国不承担有约束力的国际量化减排指标具有相应的法理基础，有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尽可能地争取战略机遇期。其次，《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获取减排技术和资金。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经核证的减排量”签发数中所占比重均已超过50%。再次，中国的强制性量化减排压力日渐增大。其占世界碳排放的份额已由2000年的12.9%提高到2010年的约23%,2020年还将继续上升为25%-28%，到2035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人均CO2排放量目前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减排已不仅仅是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是国际形势使然，中国低碳化发展的步伐必须进一步加快。最后，现行条件下中国控制碳排放的难度较大。2012年人均GDP仅居世界第87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尚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发展仍为第一要务;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需求依然呈刚性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还会持续扩大。更何况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存在锁定期。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提前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框架下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无疑会压缩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的碳排放增长空间，并很可能使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化石能源效率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而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使国际竞争力相应减弱，进一步延缓自身的发展进程和速度。
(二)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守与攻及基本原则立场
发达经济体认为，经济规模已升至世界第二的中国不能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同时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就更应该承担起同发达经济体一样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相对守势的一面。发达经济体视清洁技术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现实及潜在的就业源泉，更多考虑以清洁技术合作为核心开发并拓展国际低碳市场;发展中国家无论适应还是减缓都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未来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总产值可达4.5万亿元;通过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2014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国的某些清洁技术也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据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其位列德国之前是仅次于丹麦的清洁技术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气候组织《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指出，中国正快速成长为低碳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世界领跑者，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激发。跨国公司日益重视并着力加强中国清洁市场的开发和竞争。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相对攻势的一面。
就守而言，应善于利用西方的语言和论据尽可能地反映自身减排的困难与障碍，突出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阶段性特征和与其密不可分的现实问题。如，以生产国为基准核算碳排放本就未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碳泄露”;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碳排放中源于出口生产的比例到2005年就已攀升至1/3。再如，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的巨大差别，中国1900-202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仅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德国1900-1928年、日本1983-2005年的水平。就攻而言，不仅应善于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推动发达经济体清洁技术的转让，还应通过自身适应性优势技术的适当输出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减排技术的需求，并适当让渡自身利益，尤其不与发展中国家争夺气候援助资金，尽可能化解来自各方的量化减排压力。
无论怎样，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改变自身现实的能力与水平。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不得不在着眼未来的同时立足自身实际，原则立场问题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首先，坚持气候正义和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基本底线。其次，积极推动资金和技术的转让。中国的碳交易试点已经展开，适时与国际碳市场相衔接，进一步增强全球气候谈判的影响力。再次，基于消费者也好，基于生产者也罢，尽可能争取以人均累积排放量为标准，公平合理地确定碳排放权、分担减排责任，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及义务。最后，面对发达国家日渐清晰而强硬的分化策略，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进一步推动南南气候合作，尽快落实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网络与基金，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切感受到自身的诚意与责任，切实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互信与凝聚力。
(三)内外联动，应对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新情况
中国已经把约束性的碳强度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明确要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将坚持自愿和强制减排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低碳标准与交易制度，排放收费或征收碳税、排放许可和豁免许可及信息公开制度;反对假应对气候变化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并采取反制措施。
一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已发布包括《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全国已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低碳社区试点的帷幕刚刚拉开;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湖北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京津冀晋蒙鲁也签订了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协议。内部制度框架的日益完善和自主节能减排的大力推进及国际气候传播的不断加强，无论碳交易市场体系的积极进展，还是碳标识制度及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初步形成，抑或自愿减缓承诺的认真履行和政策行动透明度的提高，均能够增加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谈判筹码和争论底气。另一方面，中国正有意识地通过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适度妥协加强外部环境约束，进行自主节能减排的自我施加。如，由坚决反对量化减排，到明确提出无任何附加条件、不与其他经济体减排目标相挂钩的自愿减缓承诺，再到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减缓行动可接受“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利用本土资金的自主减排行动可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再如，由满足一定条件即可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框架协议、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及义务，到对2020年后的气候协议持灵活态度，由其内容决定法律形式。也正是通过内外促进、相互施压，充分发挥倒逼、联动效应，中国不断推动着自身的低碳化发展;既体现出对现有国际气候规则的切实遵守，以问题解决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又表明对未来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大国责任和政治意愿，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基本发展权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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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会仲裁规则 篇5
《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1998），是国际商会1998年在《1988年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的基础上修订的。在《1988年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中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规则，《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对《1988年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中的仲裁部分修订后，成为独立的仲裁规则，而调解规则在2001年修订后成为《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
该规则共35条和3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仲裁的性质；仲裁程序的开始；仲裁申请与答辩的要求；仲裁庭；管辖权；仲裁员的确定、回避和替换；仲裁程序及法律适用；裁决的作出；仲裁费用等。该规则明确规定，仲裁院的职责是根据规则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商务争议；如果有仲裁协议的明确约定，还可以仲裁非国际性商务争议。仲裁院本身并不直接解决争议，而是由经仲裁院任命的或明确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来解决。仲裁院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作为仲裁院的日常工作机构。在当事人不能通过协商任命仲裁员时，仲裁院可以确认和委任。
该规则规定，仲裁庭的管辖权由其自行决定。对于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和范围的异议，仲裁庭如认为依表面证据即可认定，则可以决定仲裁程序继续进行。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参加或未能参加仲裁程序的任何阶段，仲裁程序将不受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仲裁员应当保持独立性。当事人没有约定人数时，仲裁院将指定1名独任仲裁员审理案件。如果仲裁员认为争议应当由3名仲裁员审理，则当事人应该在收到通知书后15天内各提名1名仲裁员。在当事人未能提名时，仲裁院将代其委任1名仲裁员；第3名仲裁员由仲裁院委任，并担任首席仲裁员。
该规则特别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地由仲裁院决定。这样避免了关于仲裁地的争议。在适用该规则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有约定，而规则没有规定，也可以适用约定的规则。在规则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自己确定规则，甚至援用国内法中的程序进行。不论适用什么法律，都应考虑合同的规定和有关的贸易惯例。国际商会仲裁院的最大特点是仲裁庭的裁决要经过仲裁院的批准。仲裁院不仅可以就裁决书的形式直接进行修改，还可以提请仲裁庭仲裁实体问题。在仲裁书形式经仲裁院批准前，仲裁庭不得作出裁决。仲裁庭应当在6个月作出裁决。当事人也可以要求并经仲裁庭同意，将双方和解的内容以和解裁决的形式录入裁决书。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
(1)国际商会（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院）是附属于商会的仲裁机构。仲裁院的章程规定在附件一。仲裁院的成员由商会理事会任命。仲裁院的职能是按照本规则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如果仲裁协议授权，则仲裁院也按照本规则以仲裁方式解决非国际性的商事争议。
(2)仲裁院本身并不解决争议。其职责是确保适用本规则并制定内部规章（附件二）。
(3)仲裁院主席或在主席缺席时或因其它原因并在其要求下由其中的一位副主席有权代表仲裁院作出紧急决定。但该项决定应在下次会上向仲裁院报告。
(4)按照仲裁院的内部规章，仲裁院可以授权一个或多个仲裁院成员组成委员会作出某种决定。但该决定应在下次会议上向仲裁院报告。
(5)在仲裁院秘书长（秘书长）领导下的仲裁院秘书处（秘书处）设在商会总部。
第二条 定义
根据本规则：
(1)依具体情况而定，仲裁庭包含一个或多个仲裁员。
(2)依具体情况而定，申请人包含一个或多个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包含一个或多个被申请人。(3)依具体情况而定，裁决包含特别是一项中间、部分或终局栽决。第三条 书面通知或通讯；期限
(1)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请求和书面通讯以及所附文件，均应有足额份数，以向每方当事人、每个仲裁员和秘书处各提供一份。仲裁庭应将其向当事人发出的任何通讯副本寄送秘书处。
(2)应当事人或适当的另一方当事人通知要求，凡秘书处和仲裁庭发出的通知或通讯应寄送到当事人或其代表的地址或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该通知或通讯可以在交付时取得收据，以挂号邮件、专递、传真、电传、电报或能提供过投递企图记录的其它任何电子通讯手段进行投递。通知或通讯在当事人本人或其代表收到当天，或如果按照前款规定方式投递应当收到的，即应视为送达。
(4)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应从通知或通讯根据前款视为送达的次日起计算。如按所在国规定通知或通讯视为送达的次日是公休日或非营业日，期限应从紧接着一个工作日开始计算。此后的公休假日和非营业日应一并计算在期限内。如果规则期限的最后一日在通知或通讯视为送达的所在国是一个休假日或非营业日，期限应于紧接着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止届满。第二章 开始仲裁
第四条 仲裁申请
(1)当事人如愿按照本规则请求仲裁时，应向秘书处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书），由秘书处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通知收到申请书和收到的日期。
(2)秘书处收到申请书的日期，在各方面应视为仲裁程序开始的日期。(3)申请书应特别列明以下事项： 1)各方当事人的全称、职业和地址；
2)对产生索赔请求的争议性质和情况的说明； 3)对提出包括尽可能列明请求金额在内的救济的陈述； 4)有关协议，特别是仲裁协议；
5)有关按照八、九条和十条规定确定仲裁员人数和选择仲裁员权利的全部详细情况和按照要求选定一个仲裁员的情况；及
6)有关仲裁地点、适用法律规则和仲裁语言的意见。
(4)连同申请书一起，申请人应提交第三条(1)款所规定的申请书副本份数并按照提交申请书时所施行的费用表（附件三）缴纳预付金。如果申请人不能符合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项，秘书处可以确定一个期限，要求申请人必须在该期限内符合，逾期不符，申请仲裁案卷应归档，但不影响申请人以后在另一个申请书中提出同样请求的权利。
(5)一旦秘书处收到足额份数的申请书和按要求缴纳的预付金，则应将一份申请书以及所附文件副本寄送被申请人，以便使被申请人答辩。
(6)当一方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与已经按照本规则正在进行当中的同样当事人之间的仲裁程序有关时，仲裁院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决定将申请书中的请求纳入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当中，但须以审理事项还未被签字或未被仲裁院批准为前提，而该请求只根据第十五条规定才可能被纳入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当中。
第五条 对申请书的答辩；反诉
(1)被申请人应从收到秘书处寄送的申请书起30天内提交一份答辩，答辩应特别列明以下事项： 1)其全称、职业和地址；
2)对产生索赔请求的争议性质和情况的评论； 3)对申请的救济提出自己的看法；
4)对有关根据申请人建议和按照第八、九和十条规定确定仲裁员人数和选择仲裁员权利以及按照要求选定一个仲裁员的评论；及
5)有关仲裁地点、适用法律规则和仲裁语言的意见。
(2)秘书处可以同意被申请人延期提交答辩。但被申请人提出该延期的申请中应有被申请人对仲裁员人数和选择仲裁员权利以及按照第八、九和十条规定选定一个仲裁员的评论。如果被申请人没有这样做，则仲裁院应按照本规则继续仲裁程序。
(3)答辩应交给秘书外，并应按照第三条(1)款规定备具份数。(4)秘书处应将答辩及所附文件副本寄送给申请人。(5)被申请人的反诉应与其答辩一起提出并应列明： 1)对产生反诉的争议性质和情况的说明；及
2)对提出包括尽可能列明请求金额在内的救济的陈述。
(6)申请人应在收到秘书处寄送的反诉之日起30天内对反诉提交一份答辩。秘书处可以同意申请人延期提交答辩。
第六条 仲裁协议的效力
(1)如果当事人约定按照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则应视为事实上接受在仲裁程序开始之日施行的仲裁规则。但当事人已约定接受在仲裁协议签订之日施行的仲裁规则，属例外。
(2)如果被申请人未按第五条规定提交答辩，或者任何一方就仲裁协议存在、有效性或范围提出一项或多项抗辩，则仲裁院在表面上根据商会仲裁规则确信仲裁协议可能存在但在不影响异议的可接受性或实质性的情况下可以决定仲裁程序继续进行。在此情况下，就仲裁庭的管辖权的决定应由该仲裁庭自行作出，如果仲裁院对仲裁协议的存在从表面上不能肯定，应通知当事人仲裁程序不能进行。在此情况下，任何一方均有权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是否存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
(3)如果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拒绝或不参加仲裁程序或仲裁的任何一个阶段，则不能因此而影响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
(4)除非另有约定，只有仲裁庭认可仲裁协议有效，仲裁就不得因有人主张合同无效或不存在而终止管辖权。即使合同本身可能不存在或无效，仲裁庭仍应继续行使管辖权以便确定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并对他们的请求和抗辩作出裁定。第三章 仲裁庭
第七条 一般规定
(1)每个仲裁员必须独立于仲裁当事人。
(2)在指定或确认之前，已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一份独立声明并以书面向秘书处披露任何可能引起当事人对仲裁员的独立性产生疑问的事实或情形。秘书处应以书面将该情况告诉当事人并给当事人确定一个提出评论的期限。
(3)仲裁员应立即以书面向秘书处和当事人披露任何可能在仲裁期间产生的类似性质的事实或情形。(4)仲裁院就仲裁员的指定、确认、回避或更换作出的决定应是终局的而且该决定的理由无需通知。(5)一旦接受指定，仲裁员均得按照本规则履行职责。
(6)只有当事人无另外的规定，仲裁庭应按照第八和十条的规定组成。
第八条 仲裁员人数
(1)争议应由一名独任仲裁员或三名仲裁员决定。
(2)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员人数，仲裁院应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除非仲裁院认为争议需要指定三名仲裁员。在指定三名仲裁员的情况下，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院决定通知的十五天期限内选定一名仲裁员，而被申请人应在收到申请人作出选定通知的十五天期限内选定一名仲裁员。
(3)如果当事人约定争议应由一名独任仲裁员解决，他们可以协议选定独任仲裁员报仲裁院确认。如果当事人在另一方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之日起三十天或在秘书处允许的额外期限内不能协议选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则该独任仲裁员应由仲裁院指定。
(4)凡争议提交三名仲裁员仲裁，每一方当事人均应各自在其申请书和答辩中选定一名仲裁员报仲裁院确认。如果一方不能选定仲裁员，则由仲裁院指定。担任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的第三仲裁员应由仲裁院指定，除非当事人约定另一种选定方式，但通过当事人约定方式选定的第三仲裁员应按照第九条以仲裁院确认为准。如果按照该约定方式并在当事人或仲裁院确定的期限内未能选定第三仲裁员，则应由仲裁院予以指定。
第九条 指定并确认仲裁员(1)仲裁院在确认或指定仲裁员时应考虑已被提名的仲裁员的国籍、住所及同当事人或其他仲裁员所属国家的其它关系以及已被指定的仲裁员是否有时间和能力进行本规则的仲裁。这也适用于秘书长按照第九条(2)款确认的仲裁员。
(2)秘书长可能确定当事人选定或根据他们的特别协议选定的人担任仲裁庭的仲裁员、独任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但是要以他们已经提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独立声明或一份合格的独立声明未引起异议作为前提。该确认应在下次会议上向仲裁院报告。如果秘书长认为一个仲裁庭的仲裁员，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不能得到确认，此事应提交仲裁院。
(3)仲裁院在指定一个仲裁庭的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时，应根据它认为合适的商会国家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指定。如果仲裁院不接受该国家委员会的建议，或该国家委员会没有在仲裁院确定的期限内提出建议，则仲裁院可以重新提出请求，或请求它认为合适的另外一个国家委员会提出建议。
(4)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在仲裁院确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仲裁院如认为情况需要，则可以从无国家委员会的国家中指定仲裁庭的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
(5)仲裁庭的独任仲裁或首席仲裁员的国籍不应属于当事人国籍。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并在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未在仲裁院确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前提下，仲裁庭的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可以从任何一方当事人国家中选定。
(6)仲裁院为不选定仲裁员的一方当事人指定一名仲裁员，根据该当事人国家的国家委员会提出建议作出，如果仲裁院没有接受其提出的建议，或该国家委员会没有在仲裁院确定的期限提出建议，或该当事人国家无国家委员会，则仲裁院应自由选择其认为合适的任何人担任仲裁员。秘书处应将该选择告知该人国家委员会（如有的话）。
第十条 多方当事人
(1)在多方当事人时，无论申请人方面还是被申请人方面，而且争议提交三名仲裁员仲裁时，多方申请人和多方被申请人均应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并按照第九条规定申请确认。
(2)在没有共同选定时，而且所有当事人就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不能达成协议时，仲裁院可以指定仲裁庭的每一位成员并任命其中的一人担任首席仲裁员。在此情况下，只要符合仲裁院认为合适的第九条规定，仲裁院应自由选择其认为合适的任何一人担任仲裁员。
第十一条 对仲裁员的回避请求
(1)无论因缺乏独立性还是其它原因，对一名仲裁员的回避请求均应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出，说明提出回避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情形。
(2)为了使提出的回避请求得到考虑接受，一方当事人应在该当事人收到仲裁员指定或确认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或提出回避请求的当事人得知其提出回避所依据的事实和情形之日起三十天内，如果该得知的日期是在收到该通知之后，提出回避请求。
(3)仲裁院应在秘书处给予有关仲裁员，另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和仲裁庭其他仲裁员在适当期限内提出书面评论后，就回避请求的可接受性，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就回避请求的实质问题作出决定。该评论应告知双方当事人和仲裁员。第十二条 更换仲裁员
(1)因仲裁员死亡、仲裁院接受仲裁员辞呈、仲裁院接受回避请求或根据所有当事人的请求，则该仲裁员应被更换。
(2)如果仲裁院自行决定仲裁员在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其职责、或者不按照本规则或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其职责，则该仲裁员也应被更换。
(3)仲裁院依据其注意到的情况考虑适用第十二条(2)款时，应在有关仲裁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庭成员有机会在适当的期限内书面提出评论后就此事项作出决定。该评论应告知所有当事人和仲裁员。(4)在更换仲裁员时，仲裁院有权决定是否按原指定程序指定仲裁员，一旦重新组庭并已经请当事人作出评论后，仲裁庭则应决定是否在何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原先的程序。
(5)在程序结束后，在没有更换已经死亡的或仲裁院按照第十二条(1)和(2)款免职仲裁员的情况下，仲裁院认为适当时可以决定其余不变的仲裁员应继续仲裁。仲裁院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应考虑到其余的仲裁员和当事人提出的意见以及其在某种情形下认为合适的其它事项。第四章 仲裁程序
第十三条 将案卷移交给仲裁庭
只要秘书处在此阶段要求预缴的费用已经缴纳，则秘书处应在仲裁庭组成后即将案卷移交给它。
第十四条 仲裁地点
(1)除非当事人约定，否则仲裁地点应由仲裁院确定。
(2)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仲裁庭可以商当事人后决定在其认为合适的地点进行开庭审理和会面。(3)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进行合议。
第十五条 有关程序的规则
(1)仲裁庭进行仲裁的程序应遵循本规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则应遵循当事人约定的或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则由仲裁庭确定的规则，在此情况下，是否要援引仲裁所适用的某一国内法中的程序规则。(2)在任何情况下，仲裁庭应公正合理并确保每一方当事人都有合理的机会陈述其案情。
第十六条 仲裁语言
在当事人无约定时，仲裁庭应在适当考虑包括合同文字在内的所有有关情况确定一种或几种仲裁语言。
第十七条 适用法律规则
(1)当事人应自由约定由仲裁庭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则。在无此约定时，仲裁庭应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
(2)在所有情况下，仲裁庭均应考虑合同条款和有关的贸易惯例。
(3)只有当事人协议给予仲裁庭以友好调解之权力或以公平合理原则决定争议时，仲裁庭才有此权力。
第十八条 审理事项；程序进行日程表
(1)一旦仲裁庭收到秘书处的案卷，即应根据文件或在当事人出席的情况下和按照当事人最近提交的文件草拟一份定为仲裁庭审理事项的文件。这份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双方的全称和职业；
2)仲裁过程中通知和通讯可以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地址；
3)当事人各自的请求和救济摘要，并尽可能说明请求或反诉金额； 4)除非仲裁庭认为不当，提出一份待确定的问题清单； 5)仲裁员的全称、职业和地址； 6)仲裁地点；及
7)可适用的程序规则的细节，以及为此而授予仲裁员担任友好调解人或按公平合理原则决定争议的权力范围。
(2)审理事项应由双方当事人和仲裁庭签字。在仲裁案卷移交给仲裁庭之日起两个月内，仲裁应将其当事人签字的审理事项提交给仲裁院。仲裁院可以根据仲裁庭的合理请求或在其认为有必要自行延长期限。(3)如果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拒绝参加拟订审理事项或拒绝签字，该审理事项应报仲裁院批准。在审理事项获得仲裁院批准时，仲裁庭应进行仲裁审理程序。
(4)仲裁庭在草拟审理事项时或尽可能在此之后，应商双方当事人另行书面确定其计划进行仲裁审理的暂定日程表并通知仲裁院和当事人，以后对暂定日程表如有变动，应通知仲裁院和当事人。
第十九条 新的请求
在审理事项得到签字或经仲裁院批准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提出超出审理事项范围的新请求或反诉，除非仲裁庭在考虑此新请求或反诉性质、仲裁审理阶段以及其它有关情形后授权提出。
第二十条 确定案情
(1)仲裁庭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采用一切适当的方式审理并确定案件事实。
(2)仲裁庭应在研究当事人提交的书面陈述和所依据的全部文件后，如有当事人一方请求听取双方陈述，或无此请求时，仲裁庭自行决定听取双方陈述。(3)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在场时或经适当通知但不到场时决定听取当事人指定的证人、专家或任何其他人的陈述。
(4)仲裁庭可以商当事人指定一名或多名专家，规定其工作范围并接受其报告。经当事人一方申请，应给予当事人双方机会在开庭时向仲裁庭指定的任何一名专家提问题。
(5)在进行仲裁程序的任何时候，仲裁庭可以要求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补充证据。(6)除非当事人的任何一方请求开庭，否则仲裁庭可以只按照双方提供的文件决定案件。(7)仲裁庭可以采取措施保护商业秘密和机密资料。
第二十一条 开庭
(1)决定开庭时，仲裁庭应给予当事人以合理的通知，要求当事人在其确定的日期和地点出席开庭。(2)如果当事人的任何一方，虽经适当传唤，但仍无故缺席，则仲裁庭有权继续开庭审理。
(3)仲裁庭应主持开庭，所有当事人应有权出席。除经仲裁庭和当事人双方批准，任何与仲裁程序无关的人员不得参加出庭。
(4)当事人可以享有或适当授权代表出席。此外，当事人可以由顾问协助。
第二十二条 结束仲裁程序
(1)仲裁庭在认为当事人已经获得合理的机会陈述其案情时，应宣布结束仲裁程序。之后，除非经仲裁庭要求或授权，否则不得提出进一步书面意见或辩论或提交进一步证据。
(2)仲裁庭应在宣布仲裁程序结束时向秘书处报告其按第二十七条将裁决草案提交仲裁院核准的适当日期，对该日期的延期，应由仲裁庭通知秘书处。
第二十三条 保全和临时措施
(1)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一旦案卷移交给仲裁庭，仲裁庭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任何临时性或保全措施。仲裁庭可以在申请方提供适当保证金的前提下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措施可以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并附具理由，或以仲裁庭认为合适的裁决形式作出。
(2)在案卷移交给仲裁庭之前和甚至移交之后的合适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临时性或保全措施。一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作出这种措施或执行仲裁庭作出的该措施，但不是视为违反或放弃仲裁协议，也不得影响留给仲裁庭有关权力。任何一项申请和法院采取的任何措施必须立即告知秘书处。秘书处应将此通知仲裁庭。第五章 裁决
第二十四条 作出裁决的期限
(1)仲裁庭必须作出裁决的期限为六个月。该期限应从仲裁庭或当事人最后签署审理事项之日或在第十八条(3)款的情况下由秘书处将仲裁院批准审理事项告知仲裁庭之日起算。
(2)根据仲裁庭的合理要求或仲裁院自行决定有必要时，仲裁院可以延长此期限。
第二十五条 裁决的作出
(1)在仲裁庭由一名以上的仲裁员组成时，裁决以多数意见作出。未获得多数意见时，裁决应由首席仲裁员一人作出。
(2)裁决应说明裁决所依据的理由。
(3)裁决应视在仲裁地点和裁决书上写明的日期作出。
第二十六条 和解协议
如果当事人双方在案卷根据第十三条移交给仲裁庭后达成和解，应当事人申请并经仲裁庭同意，和解应以当事人同意的裁决形式作成记录。
第二十七条 仲裁院对裁决的核阅
仲裁庭应于签署裁决前将裁决草案提交仲裁院。仲裁院可以就裁决形式提出修改，并在不影响仲裁庭裁决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就裁决的实体问题提起仲裁庭的注意。仲裁院未就裁决形式批准之前，仲裁庭不得作出裁决，第二十八条 裁决的通知、说明和可执行性(1)一旦作出裁决，秘书处应将仲裁庭签署的裁决文本通知当事人，但一直以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已经向仲裁院全部缴纳仲裁费为前提条件。
(2)由秘书处证明无误的裁决副本，应当事人请求可以随时向当事人提供，但不得向其他人提供。(3)裁决已按本条第一款规定通知的，当事人不得另行要求仲裁庭用任何其它形式的通知或说明。(4)根据本规则作出的每份裁决正本应存放在秘书处。
(5)仲裁庭和秘书处应协助当事人办理可能的必要的任何其它手续。
(6)每一项裁决均应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规则仲裁时应承担立即执行任何裁决的义务并视为放弃可以有效放弃的任何其它形式的上诉权利。
第二十九条 裁决的更正和解释
(1)仲裁庭可以自行更正裁决书中的书写、计算、打印上的错误或其它类似性质的错误，但以该更正在裁决之日起三十天内提交仲裁院核准为条件。
(2)一方申请更正第二十条(1)款中所述的错误或解释裁决的必须由该当事人收到裁决之日起三十天内向秘书处提出。该申请的副本应根据第三条(1)款中提供给仲裁庭和另一方当事人。仲裁庭应给予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该申请后通常不超过三十天的短期限提出任何评论。如果仲裁庭决定对裁决作更正或解释，则应于收到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评论的期限届满后不晚于三十天或仲裁院可能决定的其它期限内将其决定以草案形式提交仲裁院。
(3)裁决更正或解释的决定应与以补充形式作出并构成裁决的一部分。第二十五、二十八条规定应适用于已作必要修改的部分。
第六章 费用
第三十条 预付仲裁费
(1)在收到仲裁申请后，秘书长可以要求申请人在审理事项草拟完之前临时预付一笔仲裁费用。(2)只要实际可行，仲裁院应根据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和反诉确定一笔可能用以补偿仲裁员费用和部分仲裁行政管理费用的预付金。此项预付金额可能在整个仲裁期间要进行调整。除了仲裁请求外，当事人提出反诉，仲裁院可能对仲裁请求和反诉分别确定仲裁费预付金。
(3)仲裁院确定的仲裁费预付金应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半支付。根据第三十条(1)支付的临时预付金被视为仲裁费预付的一部分。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支付应支付的部分，则另一方可以支付仲裁请求或反请求的全部仲裁费预付金。仲裁院根据第三十条(2)款分别确定仲裁费预付金的，每一方当事人应按其相应的请求支付各自的仲裁费预付金。
(4)在不能按要求支付仲裁费预付金时并商仲裁庭后，秘书长可以指示仲裁庭中止工作并确定期限，该期限必须不少于十五天，逾期仍不支付，则有关的仲裁请求或反诉应视为撤回。如果当事人对此措施有异议，必须在前述期限内请求仲裁院对此作出决定。该当事人在以后的另一仲裁程序中是不能因撤回而被阻止重新提出同样的仲裁请求或反诉。
(5)如果当事人的一方请求有权撤销仲裁请求或反诉，只要当事人要求仲裁庭考虑额外事项，则应在确定支付仲裁费预付金时将这种抵消作出分别的仲裁请求一样加以考虑。
第三十一条 仲裁费用
(1)仲裁费用应包括仲裁院按仲裁程序开始时实施的费用表确定的仲裁员费用开支和商会仲裁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仲裁庭聘请的专家费用开支和当事人因仲裁而支付的合理的法律费用和其它费用。
(2)在特殊情况下，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以高于或低于适用的有关费用确定仲裁员费用数额。有关仲裁院确定的费用外的费用可以由仲裁庭在整个仲裁程序进行期间作出决定。
(3)终局裁决应确定仲裁费用并决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费用或当事人双方应按什么比例分担费用。
第七章 其它规定
第三十二条 变更期限
(1)当事人双方可以协议约定缩短规则规定的各种期限。双方在仲裁庭组成后达成的任何协议应经仲裁庭批准后有效。(2)为了使仲裁庭或仲裁院履行本规则项下的职责，仲裁院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延长按第三十三条(1)款已经作过变更的任何期限。
第三十三条 放弃
一方当事人对本规则的条款或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其它规则，仲裁庭作出之指令或仲裁协议中关于组成仲裁庭或进行仲裁程序的要求未被遵守的情形不提出异议而是继续参加仲裁程序的，视为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三十四条 免责
无论是仲裁员，仲裁院及其成员，商会及其雇员，还是商会国家委员会，对任何人在仲裁中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均不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一般规则
凡本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一切事项，仲裁院和仲裁庭应本着本规则的精神处理并尽力保证裁决能依法强制执行。
附件
1、国家商会国际仲裁院章程 1.职能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院）的职能是保证适用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为此，仲裁院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
作为一个自治机构，仲裁院履行这些职能时完全独立于国际商会及其部门。它的成员独立于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2.仲裁院的组成
仲裁院设有一名主席，若干副主席和成员和后补成员（统称成员）。仲裁院由其秘书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秘书处）协助工作。3.任命
主席由国际商会理事会根据商会执行局推荐任命。
商会理事会从仲裁院的成员或其它领域任命仲裁院副主席。
它的成员由国际商会理事会根据国家委员会提议任命，每个国家委员会有一名成员。
根据仲裁院主席的提议，理事会可以任命后补成员。
成员任期为三年。如果一名成员不能履行其职能，由理事会任命其继承人在剩余的任期内任职。4.仲裁院全体会议
仲裁院的全体会议由主席主持，在其缺席时，由其指定一名副主席主持。会议至少六名成员出席时，所进行的研究讨论有效。决议由多数通过，在赞同与反对票数相同时，主席拥有决定性投票权。5.委员会
仲裁院可以设立一个或多个委员会并规定其职能和体制。6.保密性
仲裁院的工作具有保密性质，凡参与该工作的人，无论以何种身份均予以保密。仲裁院对能参加仲裁院及其委员会会议以及有权接触到向仲裁院及其秘书处提交的材料的人制定有关规则。7.仲裁规则之修改
仲裁院就规则修改的任何建议在报到国际商会执行局和理事会批准之前先向国际仲裁委员会提出。附件
2、国际仲裁院内部规章 国际仲裁院工作的保密性
第一条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院）举行的会议，无论是全体会议，或是仲裁院委员会的会议，只有它的成员和秘书处才能参加。但是在特别的情形下，仲裁院主席可以邀请其他人参加。这些人必须对仲裁院工作性质予以保密。
第二条 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向仲裁院提交的或由仲裁院起草的文件只告知仲裁院成员和秘书处以及仲裁院主席授权参加仲裁院会议的人员。
仲裁院主席或秘书长可以授权负责国际贸易法科学研究工作者了解裁决书和带有共性的其它文件，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当中提交的备忘录、记录、书面陈述和文件属于例外。
除非研究工作者作为受益人员有义务对接触到的文件予以保密并在事先未将其文本提交仲裁院秘书长批准之前不能对此公开发表，否则不予授权。
第三条
秘书处将对每一个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案件所涉及到的裁决、审理事项、仲裁院决定以及有关秘书处往来函件的副本作案卷归档。
当事人或仲裁员提交的任何文件、通知或往来函件可以销毁，除非一方当事人或一名仲裁员在秘书处规定的期限内书面要求其提交的文件退还，费用由其承担。
国际仲裁院成员与国际商会仲裁
第四条
仲裁院主席和秘书处成员不能在提交国际商会仲裁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顾问。
仲裁院不得指定仲裁院副主席或成员担任仲裁庭的仲裁员、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然而，他们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或几方根据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任何其它方式提议担任上述仲裁员，但须经仲裁院的确认。
第五条
只要仲裁院主席、副主席或成员或秘书处成员，无论以何种身份涉及到正在办理的仲裁案件中，他必须在其知道之日立即向仲裁院秘书长报告。
他不得参加仲裁院对此案进行的讨论或决定。只要讨论此案，他必须离开仲裁院会议室。他不得接收有关此案程序的任何实质性文件或信息。
仲裁院成员与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间的关系
第六条
以身份而言，仲裁院的成员独立于向国际商会理事会提议任命他们为成员的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而且他们必须为其作为仲裁院成员的身份而获悉有关案件的任何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向其自己的国家委员会透露，他因仲裁院主席或秘书长的要求而向其自己的国家委员会告知具体情况者属例外。
仲裁院的委员会
第七条
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一条(4)款和仲裁院章程（附件1）第五条规定，仲裁院特此成立一个委员会。
第八条
委员会的成员由一名主席和至少两名其他成员组成。仲裁院的主席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他可以任命仲裁院的一名副主席或在特别情形下仲裁院的另一名成员接替他。
委员会的其他两名成员由仲裁院从仲裁院副主席或其他成员当中任命。在每次全体会议时，仲裁院任命其成员参加下次全体会议之前举行的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
委员会由其主席召集开会。两名成员构成一个法定人数。
第十条
(1)仲裁院应对委员会可能作出的决定发出指示。(2)委员会的决定一致作出。
(3)当委员会不能作出决定或认为不作决定更好时应将此情况呈下次全体会议，并提出其认为合适的建议。
(4)委员会的决定应在下次全体会议向仲裁院报告。
仲裁院秘书处
第十一条 秘书长不在时可以授权总顾问和副秘书长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九条(2)款、第二十八条(2)款和第三十条(1)款的有关规定分别确认仲裁员，证明裁决书副本正确无误并要求支付一笔临时性的仲裁费预付金。
经仲裁院批准，秘书处为当事人和仲裁员了解情况或有必要使仲裁程序正常进行，可以提供记录和其它文件。
仲裁裁决书的核阅
第十二条
中国如何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篇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国入世十多年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战斗时期，即贸易规则重塑的时期。中国过去是个学生，学习市场经济，熟悉市场经济规则，并且努力践行。我们做得很好，考试得了优。但是，现在我们要参与规则制定。
美国正在搞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实际上是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在全球层面推广美国的贸易标准。这是一个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有效工具，是美国版本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
TPP谈判战略意义巨大，后来跟进的包括关于服务贸易的一个谈判，以及美国和欧盟谈的TTIP。它們之间还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协同效应，一旦成功，美国就可以携这些成果来改造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系，从而从根本上撤除目前西方一致的基本规则，打造由美国主导的WTO升级版。这就是国际规则战略时期的一个状况。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呢？这个影响对中国来讲就是标准高，因为70%的议题属于边境内的措施，而非传统的边界措施，如关税海关措施，规则深入到国家内部。而中国有很大的特殊性，包括国有企业，包括我们对一些行业的产业政策等等，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另外，50%的议题在亚太地区FTA（自由贸易协定）是难以出现的。亚太地区FTA现有的水平相对比较低，所以包括劳工、环境、安全标准、中小企业等等，这些议题出现的频率都比较低，像商业便利化、文化、科技等更是一个全新的贸易议题。毫无疑问，这些议题实际上更符合美国的优势，像服务贸易开放、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等等，这对于中国以及其他的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都有这样的挑战。
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我国要在新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像过去只是一个学生，只是学习规则，熟悉规则。最大程度保障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这既是当年加入WTO重要的目标之一，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确定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以开放的状态进入。
除了TPP谈判，我们实际上还有其他的路径可以选择。一是与美欧双边投资协定。实际上我们和美国也在谈，欧盟也提出一种建议，就是说很愿意谈，因为谈判实际上很多内容也是TPP的议题，准入待遇，准入清单，这都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二是积极合作，参与投资规则的制定。目前美欧正在督促竞争中立的方式，美国甚至要求各成员国对该问题做出一个政治性的承诺，所以竞争中立对于我们国内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任重而道远，但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三是我们可以在周边，在亚洲推行中国版本、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从美欧经验来看，推进一体化通常是先区域内后区域外。也就是说先稳定我们周边，稳定后院，然后布局全局。所以我们的FTA战略，首先选择深化我们和港澳台的合作，努力在WTO的框架下与港澳台商更高标准的合作。在大中华经济区内率先实现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并在此基础上再打造中国和欧盟，包括和印度等在内的谈判。
现在人们还有个疑问，这个TPP是不是要推翻WTO？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殊途同归，最后我们要努力实现WTO自身的一个升级，并且升级的时候，中国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国际经济规则 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中国对策
1 引言
低碳经济现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 它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 打破了传统经济的规章制度, 是新世纪里应运而生的产物。传统模式讲究提高, 高消耗, 高收入, 至于其他的一些负面作用则在自动屏蔽, 比如污染、耗能、排放等, 根本受不到重视。低碳经济与之不同, 受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遭到日益破坏等现实的影响与冲击, 愈发知道了其重要性, 明白了长远发展的意义与迫切性。因此, 低碳经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对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也要积极应对, 采取策略, 跟随潮流趋势, 与世界同步前进。
2 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2.1 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工具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温室效应”这四个字近年来总是频频出现在我们眼前, 无论是新闻报道, 还是杂志报刊中, 赫然出现的四个大字总是让人心头一惊, 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示深深的担忧。温室效应是由温室气体排放过多造成的, 在了解了根源后, 就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核算温室气体的标准。尽管标准各异, 但是目前最为大家推崇和信任的乃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与国际资源研究所共同提出来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这一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工具对国际贸易规则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 很多企业也都将其视为自己排放气体的标准。这一体系可以说是最全面的了, 因为它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温室气体度量标准和项目的计算框架, 就目前可见的气体, 甚至一些比较特殊的, 都被它囊括其中, 有一套细致而全面的核算流程, 给企业提供了明细的对照, 告诉了他们该怎么做。提倡低碳经济, 肯定是要阻止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 首先就必须要有核算温室气体的标准。所以, 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工具对国际贸易规则实在是产生了深远影响。
2.2 企业发展低碳供应链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低碳经济是为了让经济能恒久发展所提出的一项措施,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企业的贸易, 换言之, 企业是这一济模式的针对对象, 是制定低碳规则的重要参与方。只有企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 不仅仅只是关注眼前利益, 实打实地响应政府号召, 以环境保护为先, 推崇低碳经济, 发展低碳供应链, 才会利人利己。低碳经济自提出后, 很多大型企业都是抱着积极响应的态度去做的, 因为他们明白这一举措的价值, 所以立即表明自己发展低碳经济的立场, 立足于自己企业的现状,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制定一些相关的发展战略。企业会在自身供应方面着手, 从上游公司、自身企业、下游公司三个平台上采取策略, 尽量减低消耗、减少排放, 尽可能地不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问题, 既然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挽回, 那么现今就是要想办法进行补救。因此, 企业发展低碳供应链, 真正贯彻落实低碳经济的指导方针, 响应这一贸易模式的号召, 让低碳走进企业内部。所以, 企业发展低碳供应链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真的是不容小觑。
2.3 ISO制定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标准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ISO指的是国际保准化组织, 这一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提倡低碳经济的今天, 更是离不开ISO的付出。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定国际标准的机构, 出台过很多这方面的标准, 并为世界接受与推广, 特别是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所以如今, 我们也可以看到, ISO制定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标准对国际贸易规则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尽管它不是政府的官方组织, 可是其可信度以及推崇性并不比官方机构差, 甚至还要高出不少, 它的国际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 很多企业都是根据自身的状况, 以ISO的标准为指导, 看是否需要遵循其中的那些具体条例, 而又该奉哪些为最高标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明文标准作为参照, 跟随ISO的理念指导, 企业才能将低碳经济更好落实。所以, ISO制定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标准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
3 中国的应对策略
3.1 我国要积极参与制定低碳领域国际标准
在低碳领域制定的一些标准虽然不是政府出台的官方政策, 但是其形成的影响力并不比那些官方条例低, 在逐渐修缮与遵循中, 这些标准已经站在了官方的位置上, 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我国就要积极参与制定低碳领域国际标准, 要在与各国协商制定中, 考虑到我们本国企业的经济实情, 立足于自身的发展要求。这样, 制定出来的标准才不会与我国企业的发展理念有悖逆之处, 不会出现不利于我国经济贸易的问题。因为国际贸易毕竟要涉及到很多, 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 必然牵涉到进出口、税收、海关、币种换算等等。因此, 在低碳领域制定国际标准时, 我国也要站在世界舞台上, 外交工作要做好, 积极参与其中, 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谋求可持续发展。所以, 面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我国必须要积极参与制定低碳领域国际标准。
3.2 我国要关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低碳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
在今天, 因为环境现状的逼迫, 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气候、能源等环境方面的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纳入了其中, 受到了高度重视。这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必然要走的一步, 无论是从国家经济收益方面考虑, 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考虑, 都肯定要涉及到低碳相关规则。而中国最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经常会签署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 与周边邻国通力合作, 在贸易方面资源共享, 谋取共同发展。低碳经济的流行, 相关规则的制定, 后期的遵循问题也就是必须要做到的了, 它的发展趋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 我国要想能够站稳脚跟, 取得发展, 那就必须要关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低碳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 对于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国家都要有一定的重视度。所以, 面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我国必须要关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低碳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
3.3 我国要加强对国际贸易供应链中私营标准及低碳规则的重视
虽然说现在国际上的那些低碳经济标准并非是由官方出台, 不具备法律效力, 可是因为大家的共同遵守以及重视,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拥有了那样的约束效力, 在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中就会运用这些规则。在我国经济不断对外加大开放的时候, 合作和交流的对象也愈发多了, 那么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也就随之增加。这些情况都要求我国企业必须要加强对国际贸易供应链中私营标准及低碳规则的重视, 它们就是我们今后经济贸易往来要遵循的规章制度, 尽管不是专业的政府机关明文规定的, 但是其作用、地位却与之无异。在实际中, 我们可以提供与对方对应的培训, 使双方都能很好地了解国际上的这些标准与规则。同时, 也要鼓励本国企业参与这些私营标准的制定, 参与到低碳规则的制定方中, 尽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影响到这些制度, 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现实的要求, 是国家的要求, 是发展的要求, 只有做到了这点, 才能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所以, 面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我国必须要加强对国际贸易供应链中私营标准及低碳规则的重视。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渐对外开放,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 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前进的指导方向。在低碳经济的世界背景下, 分析它对国际贸易规则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方面都有波及。而我国要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能够站稳、前进, 那么必须要有相应对策, 要积极参与制定低碳领域国际标准, 关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低碳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 加强对国际贸易供应链中私营标准及低碳规则的重视。如此, 方能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财贸经济.2014 (9) .
[2]王舒.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当代经济.2011 (17) .
服务贸易发展与国际规则的完善 篇8
我能够参加今天的大会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参会的各位官员的级别很高, 同时会议组织的也非常好, 我也相信这次会议一定会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这次的服务贸易大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这是中方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互相协调的工作, 来实现服务贸易的发展。每一项经济行为都需要服务, 当代的企业如果没有一个现代电信、法律、金融、会计、电脑、运输等方面的服务是不可能发展的, 同样, 缺少了这些基础的服务, 一个经济体也不可能实现长足的繁荣和发展。对于中国来说, 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十二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要提升4个百分点, 达到47%, 服务对于取得其他一些重要的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贸易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也会对中国在实现其他“十二五”重要目标做出贡献。而服务贸易不仅仅只意味着出口, 它同时也能够为制造业提供动力。WTO的体系有赖于它的纪律和原则, 也确保了国际贸易中市场的稳定和机遇。当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做出了大量的具有商业实质意义的承诺, 其中也包括与服务有关的承诺, 对服务所做的承诺要比绝大多数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者所做出的承诺更广泛、更深入。中国承诺向93个领域开放, 这和发达国家105个部门相比非常接近。也显示出了中国在服务业当中所做出的改革, 而这种改革对于中国也具有益处, 它进一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中国的服务出口自加入WTO以后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2000-2010年,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 中国在商业服务方面出口的发展也充分证明WTO规范下的这种约束性的承诺实际上也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保护, 保护中国的利益。
当人们在看中国贸易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考虑到制造业的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 2010年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商业服务出口商, 这个前提是我们将欧盟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另外一个特点, 和制造业不同的是, 服务贸易的进口比出口多, 中国在WTO服务业方面做出的承诺也得到了有效的履行, 已经就相关法律的变动做了各项公告。而就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规定的通报数量来说中国是最大的, 这也显示出了中国非常重视要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透明度, 中国还单方面的进一步放松了对于FDI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限制, 尤其在金融、电信和旅游业。在服务贸易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中, 中国也在放眼其他市场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行为, 中国不仅仅是外国投资主要的接收国, 同时也是重要的向外投资的国家。例如2007年, 约7千家中国企业在173个国家建立了海外机构, 当年中国FDI的存量是1179.1亿美元, 到2009年的时候, FDI的存量超过2457.5亿美元, 其中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也在其中, 包括租赁、商业服务、分销、批发、交通运输、仓储、金融服务等。尽管这个数字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中国对外的这种投资只占到了全球FDI的6%, 所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这样的发展趋势说明中国还需要继续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服务贸易的规则谈判制定中来, WTO是唯一一个平台能够实现多边规则的谈判, 这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大量的货物要出口到其他的市场, 在出口的过程中需要物流的服务, 人们在旅游、商业服务上也需要获得和转移知识等。还有一点很重要, 为实现中国的最大利益, 最好的办法就是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目前这也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参与到正在进行的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进程中, 当各个国家彼此之间互相配合来制定规则,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包容彼此。因此就说明中国一方面需要表达自己的需求, 同时也需要倾听其他国家的要求, 这其中包括去除一些在许可和资格要求方面的程序以及一些监管的条件。
中国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行业的实力大大增强, 他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我们所制定的这些国际贸易的规则将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内治理规范着我们的贸易, 因此各国应该有远见, 而不是只关注一些短期的利益, 他们应该考虑在未来很多年里这种发展的大趋势。在服务方面, 这就意味着需要寻求开放市场的可能性和机遇, 尤其是在那些未来中国可能大有所为的一些领域, 如服务, 包括环境服务、矿产服务等等。这次服务贸易大会也会起到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作用, 它能够为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提供一种平台, 来更好的了解彼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动态, 特别是和服务业有关的内容。
安全港规则应用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篇9
安全港规则也称为固定比率法, 即在税收上对债权性融资额和权益性融资额的比例进行限制, 如果公司债权性融资额对权益性融资额的比率在税法规定的固定比率之内, 则债务的利息支出允许在税前扣除;如果公司债权性融资额对权益性融资额的比率超过税法规定的固定比率, 则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并将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视同股息征收所得税。
一、安全港规则应用的国际经验
1. 以固定比率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资本弱化现象的标准。
实行安全港规则的国家基本上采用债务对股本的固定比率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资本弱化的标准, 但由于各国立法背景的不同, 所规定的固定比率有高有低。美国、法国、德国规定的比率为1.5∶1。美国同时还采用收入剥离法限制利息扣除, 当公司的净利息费用超过了当年的利息扣除限额 (扣除限额=公司当年调整后应税所得的50%+上一年结转后的余额) , 或公司在纳税年末的债务/股权比率超过了1.5∶1, 则利息支出不予税前扣除。澳大利亚对金融机构以外的外方控制居民公司适用比率为2∶1, 对金融机构适用比率为6∶1。比利时规定, 独立董事、股东和非居民公司董事提供的贷款适用债务/股权比率为1∶1;适用低利息税率的债权人的比率为7∶1。土耳其虽然在税法上没有关于债务/股权比率的具体规定, 但规定债务/股权比率“不得过度超过市场情况下类似债务人的此项比率”, 在实际操作中税务机关倾向采用的比率为1.1∶1, 法院通常默许的比率为1∶1。葡萄牙规定的比率为2∶1。日本、加拿大规定的比率为3∶1。意大利、丹麦规定的比率为4∶1。
上述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将不能税前扣除的利息视同股息分配并征收25%的预提所得税。
2. 约束对象为关联公司。
只有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资本弱化的安排, 才能够实现其公司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国家规定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最低水平来界定借贷款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如美国、法国、韩国、新西兰规定为50%, 西班牙为25%, 南非为20%, 智利规定直接或间接持有借款公司股本或利润10%或以上的贷款公司为关联公司, 澳大利亚则规定拥有居民公司15%以上股权或有权直接或间接地获得15%以上股息或资本分配的非居民公司属于外国关联控制方。
此外, 许多国家对关联控制方的身份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国家税法规定关联控制方仅指外方的非居民公司, 居民公司从关联居民处借款不受防止资本弱化税制的约束, 而美国、英国、德国等税法规定无论是居民还是非居民关联方, 都必须受资本弱化税制的约束。
3. 谨慎界定债务范围。
各国对债务范围的划分较为谨慎, 依据贷款类型和时间而有所不同。澳大利亚规定, 外国债务不仅是指公司所欠的、需向或可能向外国控制方或该公司外国控制方的非居民关联方支付利息的债务, 而且还包括由外国控制方担保而向外国第三者的贷款。美国税务当局依据融资发行的所有材料审查, 将关联公司或非居民股东以贷款名义提供的长期投资、对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有追索权的贷款、混合融资工具等均认定为借贷资本计入债务范围。墨西哥规定, 债务包括墨西哥境内外关联方的债务和由该关联方担保的贷款, 以及所有独立方的债务, 但以下几种情况不受防范资本弱化规定的限制:购买不动产的抵押贷款 (不包括关联方的抵押融资) ;金融部门按照法律规定交易发生的债务;与税务机关签订预约定价协议 (APA) 的纳税人, 其关联方贷款利息证实相当于独立方利息的。
4. 规定超过比率债务利息的处理方式。
实行安全港规则的国家, 对待超过法定安全港固定比率债务支付的利息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将超过固定比率债务所支付的利息不作为费用扣除。采用这一方法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 法国采用类似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可能导致国际双重征税, 因为贷款利息在收入来源国被征税, 而在利息获得者的居住国还要被征税, 利息获得者在居住国纳税时, 其在收入来源国负担的利息所得税得不到抵免。二是超额利息不被扣除, 会减少公司利润, 从而导致对股东分配的减少, 而提供贷款资本金的股东只是一部分, 由部分股东造成的结果却由全体股东承担, 有失公平。另一种是将超额利息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对超过固定比率的利息, 不仅不能将其作为费用扣除, 而且明确将其重新归类为公司分配利润或股息, 按股息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和预提税。采用这一方法, 贷款提供者获得的这部分“股息”在收入来源国承担的所得税和较低的预提税 (如果有双边税收协定) , 可在其向居住国纳税时获得抵免。这一方法被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等国所采用。
5. 就特定行业或经营领域制定了特别的规则。
实践中, 许多国家还就特定行业或经营领域制定了特别的规则。一种是规定某些行业免于适用资本弱化税制, 如德国规定银行只要对其非居民股东提供的贷款资本金按固定利息率支付利息, 就不适用资本弱化的规定。另一种是对某些行业规定了较高的固定比率, 如澳大利亚对某些金融机构放宽固定比率, 从3∶1放宽到6∶1;德国对持股公司的固定比率放宽到9∶1 (因为德国对持股公司的子公司不给予固定比率) 。此外, 一些国家不普遍推行资本弱化规定, 而只在某些行业实行, 如挪威的资本弱化规定只适用于在大陆架从事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公司, 瑞士只在不动产投资公司采用资本弱化规定。
二、对我国建立资本弱化税制的借鉴
我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对防范资本弱化做出的规定。西方国家安全港规则的应用经验, 对建立我国规范的资本弱化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确定合适的固定比率, 并调整关联方最低控制水平。
目前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国家中, 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固定比率为1.5∶1;澳大利亚和葡萄牙为2∶1;加拿大、日本、南非和韩国为3∶1;对于金融企业, 大多数国家规定的最高债务资本比率一般在13∶1至20∶1之间。固定比率越低, 说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规则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 如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等。在制定资本弱化规则时, 应结合OECD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环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需要大量引进外资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因此我国设定的固定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 对一般行业的比率可确定为2∶1至4∶1之间, 对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比率约束, 可确定为20∶1。
我国也应要求居民公司和贷款提供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不存在特定股本控制关系的第三方是不适用资本弱化规则的。另外, 为体现公平原则, 可借鉴美国的做法, 对居民和非居民关联方采用同样的标准, 即如果我国的一个居民公司50%的股本由另外一个居民或非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 则后者是前者的控制方, 前者向后者支付的超额利息不能在税前扣除。
2. 明确固定比率的计算对象。
根据实际情况, 我国的固定比率应以单个股东为对象来计算。公司的债权性投资对权益性投资比率超出安全港范围一般是由于特定股东出于避税目的多贷款少投资的结果, 将一方责任产生的超额利息不予扣除的后果强加给所有的股东来分摊承担是违背“责任自负”原则的。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 常常是外方利用在企业中的控制地位或中方合作者的其他弱点, 实施资本弱化来避税, 中方股东显然不应当来承担利息不予扣除的风险。如果多方股东都存在这种债务替代股本的行为时, 以单个股东为计算对象显然也是适用的, 完全涵盖了以公司整体为计算对象的情形。
3. 明确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的范围。
债权性投资应该界定为企业直接或间接从其所有关联方获得的、需要按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支付利息或需要以其他方式予以补偿的长短期融资。具体包括关联方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债权性投资, 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由关联方担保或抵押且负有连带责任的债权性投资, 背靠背贷款或委托贷款, 具有贷款和股本投资双重特征的混合贷款, 其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具有负债实质的债权性投资、鉴于投资存在周期性和不稳定性, 债权性投资的计算时间, 应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年内债务资本的均值为宜。权益性投资应界定所有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 其金额为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一般应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权益性投资的计价方式可采用国际通行的历史成本法, 计算时间应与债权性投资的计算时间保持一致。
4. 明确超额利息的计算和处理。
防范资本弱化的目的是避免居民公司的特定股东通过以贷款方式替代股本出资方式, 虚增居民公司利息从而规避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 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特定股东贷款来计算其超额利息。对于企业支付的超额利息应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处理, 因为若对超额利息采用不予扣除的方法, 则超额利息在收入来源国和股东居住国均要被征税, 且其在收入来源国负担的税额得不到抵免, 可能导致国际双重征税。如果将超额利息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 这样贷款提供者获得的这部分股息, 在收入来源国承担的所得税和预提税, 一般是可以在股东居住国得到抵免的, 因此按照股息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和预提税是比较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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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小陆.安全港模式: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建立的现实选择.当代财经, 2006;7
国际经济规则 篇10
一、国际艺术体操规则变化特征分析
1. 难度的变化特征分析
规则修改后难度等级体系逐步完善, 具体表现为难度数量的大幅增加, 难度等级的清晰和难度结构的复杂。难度数量的增加体现为:一是规则中难度数量由早年的103个增加到2003年的453个, 这次又增加至501个;二是高级别难度动作的数量增幅较大, 并且首次出现了1.0以上分值的难度动作。尽管目前难度级别尚未继续升级, 但是规则鼓励冲击高级别的超难动作的导向是非常清楚的。规则对成套中难度数量要求上的减少, 势必对难度级别的要求有所提高, 否则, 运动员不可能获得技术价值为10分的满分。运动员所完成的18个身体难度动作基本上要保证平均难度级别在F以上 (F级别难度的价值为0.60分) 才能获得技术价值的满分。规则对难度动作等级的发展和成套动作难度数量的变化特点, 将推动艺术体操向着艺术性更强的方向发展, 也意味着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2. 完成要求的变化特征分析
1993年~1997年规则完成分5分, 占总分10分的50%, 而在2001年和2003年规则中完成分20分, 占总分30分的33.3%, 2005年规则完成分10分, 占总分20分的50%, 少年组的完成分20分, 占总分30分的66.7%。可见, 规则对动作完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加大了动作完成情况的评判力度, 从2001版规则开始对完成不好的动作实行完成裁判和技术裁判双重扣分的方法。规则规定, 身体难度动作如果没有达到规则要求的标准, 将不被作为难度计算, 所以规格、质量是关键, 否则, 不但得不到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分, 还要被裁判倒扣分。通过分值结构的变化反映出规则对完成质量的重视和对动作完美的追求。规则对难度技术的规格要求及对身体和器械技术完成质量扣分标准更严格, 对动作完成的质量要求更细致。
3. 艺术价值构成的变化特征分析
1989版评分规则增加了0.5分的熟练性、独创性、惊险性抛接的加分, 后规则对艺术性的要求从“编排的多样性”逐渐演变成为1997年版的“艺术价值”, 并给予5.0分的分值。在2001版规则中艺术价值又被单独分列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 并予以单独的10.0分的分值, 开始强调器械技术的应用及其与身体难度的紧密结合, 器械使用、熟练性、独创性等各项加分因素开始体现出客观和量化的特点。2003年规则在此基础上, 大幅度缩减了基本编排在艺术价值分值中所占的比例, 2005年规则又在2003年规则的基础上将音乐分再减1分, 把“特殊艺术性”加分增加到7分, 占总分值的70%。这进一步证明了在艺术价值加分方面, 艺术体操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多样化发展空间, 即身体动作的多样化、器械动作的多样化、身体与器械结合方式的多样化等。特殊艺术性加分在艺术体操成套动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并且在艺术价值中更加强调了编排的熟练性、惊险性、独创性, 集体项目要求运动员之间的合作。可以说, 它将是今后艺术体操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关键因素。
二、国际艺术体操发展趋势分析
1. 难度动作趋向高难化、复杂化
2005版规则对难度的分值和成套动作的技术价值总分进行了调整, 成套动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UNIT”难度动作的出现标志着国际艺术体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层面, 使艺术体操进一步向着竞技级别化的方向发展[2]。因此, 难度的发展已构成竞技性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 此次规则的修订使难度价值的提高尤为明显。难度动作是运动员技术水平和竞技能力的客观反映, 也是评价一套动作竞技价值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优秀运动员可选择高级别的难度来获得高分。2005版规则对难度动作等级的发展和成套动作难度数量的变化特点, 将推动艺术体操向着艺术性更强的方向发展, 也意味着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将得到充分发挥。难度动作的增多、级别的提高是规则要求的产物, 也是运动员竞技水平提高的反映。
2. 动作完成的质量追求稳定性和完美性
从规则对于分值的调整情况可以看出, 规则提高了完成分的分值, 完成质量占主导作用。对器械技术完成有失误或错误动作每次扣分比以往更严格。没有高质量、高标准的动作也就无法完美体现成套动作的艺术效果, 它将直接影响成套动作技术价值、艺术价值的评判。完成分所占的比重除2001版、2003版最低外, 2005版规则又开始强调动作完成的质量, 扣分的比重也有所回升。规则对运动员完成器械动作的熟练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高了运动员完成动作的完美程度。可见, 高难度的身体动作、完美的艺术表现力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基础, 稳定的完成动作是保证。只有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个身体和器械动作才能保证成套动作的整体高质量水平, 这将是艺术体操运动员们竞争世界冠军的重要尺度。
3. 艺术体操器械技术与身体技术同步发展
艺术体操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 其根本之处就在于它将身体动作与器械技术完美而巧妙地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并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3]。艺术体操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又是器械使用率提高和熟练程度增加的过程, 是身体难度动作与器械技术一体化的过程。规则通过对特殊艺术性加分分值的大幅度上升, 充分强调了器械技术的重要性。规则还强调在做身体难度动作时, 必须结合器械的技术动作, 否则该难度动作无效。规则对身体难度同器械结合的紧密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运动员要想得到高分, 得到裁判的认可, 除了有较全面的身体技术外, 还必须要有熟练的器械技术, 更关键的一点是还必须做到身体技术和器械技术的完美结合, 体现“美”的发展方向。由此可以看出, 身体动作与器械技术结合程度的紧密化、结合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是当今艺术体操发展的又一主要趋势。器械技术将成为衡量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只有提高器械技术规格与要求, 将器械基本技术加难拓宽使用, 才能获得较高的艺术加分。
4. 艺术体操运动员向“综合型”发展
艺术体操比赛规则同原来相比, 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对选手技术的要求更加全面了。新规则规定, 对于个人项目中的任一项比赛, 取代组合动作的是18个单独动作, 对身体规定动作组和非规定的身体动作组的选用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例如带操的规定动作是旋转, 棒操的规定动作是平衡, 要求运动员在某一项比赛中有至少6个规定动作, 同时也要求非规定动作的数量每组最多2个。这就要求运动员必须具备完成各类难度动作的综合型能力。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只有全面掌握各项身体技术, 全面掌握各种难度类型, 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运动员在准确、优美地完成了某一个动作的同时, 还要结合相匹配的音乐和器械动作, 才能取得高分, 这就要求运动员必须有较全面的综合能力。
四、结论
国际艺术体操规则中难度数量增多, 级别增加, 规定难度数量要求减少, 对难度级别的要求提高;规则对动作完成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艺术价值加分变化显著, 特殊艺术性加分在艺术体操成套动作中地位提高。在规则变化的导向下, 国际艺术体操呈现难度动作趋向高难化、复杂化, 动作完成的质量追求稳定性和完美性, 艺术体操器械技术与身体技术同步发展, 艺术体操运动员向“综合型”发展的趋势。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年国际艺术体操评分规则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在国际艺术体操规则中难度、完成和艺术价值的变化特征的导向下, 国际艺术体操呈现难度动作趋向高难化、复杂化, 动作完成的质量追求稳定性和完美性, 艺术体操器械技术与身体技术同步发展, 艺术体操运动员向“综合型”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艺术体操,规则,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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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则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篇11
置此变局当中，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学会应对挑战，善于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方能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速度的差异有3、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在逐渐提升。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GDP有望在今年与发达国家首次持平，这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世界经济版图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加快了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由此拉开大幕。
尤其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更是为了在世界经济领域掀起一场“战略大反攻”，抢占高端制造业的战略跳板。奥巴马政府期待，“再工业化”战略能延续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促使主导“新型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环保、能源、交通，乃至所有经济领域遍地开花。
欧洲等发达地区同时也都在进行调整，主要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整。欧洲债务危机实际上是一个调整契机。
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也是迫在眉睫。有观点认为，经济结构调整正是除了刺激财政支出和货币宽松之外，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三把火。
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正在将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方式，转向扩大内需。中国的需求增长点很大一块在于服务业的发展。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经济调整战略，即在存量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增量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立适应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新变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2013年是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期，各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在一两年调整过来，至少要持续三五年甚至更长。但我们应看到并重视力量对比的趋势变化。
随着发达国家“日本化”日趋明显，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一段时期，中国应抓住机遇继续发展。如果以GDP增速7%来计算，十年下来，中国的综合实力会显著增加，和美国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但挑战也无时不在。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利用国际规则对中国实行各种“围堵”，也确实构成了挑战。世界正在进行一轮新的再全球化进程，体现在贸易上，就是美国、欧洲等国家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
再全球化下，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国际规则将更加严格，但不可忽视的是更具有针对性，非中立性也更加隐蔽。现在很多规则表面上不针对中国，但实际上就是意指中国。
因此，未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中国的难题就在于：如果加入这个规则，那就要做出让步；相反，如果不加入就要游离在其他国家之外。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需要倡导既符合中国利益，又能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指导原则，对于现行的国际规则，应坚持“权责相适应”原则，对于改革中的国际规则，应坚持“包容利益”原则，对于新国际规则的确立，应坚持“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主张的“竞争中性原则”（不让市场主体因其产权属性而获得特别优势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可能成为约束和遏止中国国企发展特别是“走出去”的工具。短期中国应当利用各种场合延缓“竞争中立原则”上升为国际通则。同时，加强对该政策本身的理解与阐释，力图使其能够反映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诉求，以体现“有区别但共同”的发展原则。
中国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一些规则对今日之中国或许能构成有限的保护，但对来日之中国可能形成无穷的制约。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也必须学会权衡规则的利弊得失。
国际经济规则 篇12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对价外汇的交易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按照服务提供者或者服务消费者的来源以及提供服务时所在领土界限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
(1) 过境提供, 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2) 境外消费, 是指一成员国的人员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接受服务。
(3) 商业存在, 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国建立商业实体的方式向该成员国消费者提供服务。
(4) 自然人移动, 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 服务贸易在对外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之态良好。
尽管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起步较晚, 发展基础不稳定, 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服务贸易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实践中, 我国的对外国际服务贸易还存在着很多不能忽视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主要问题:
(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地区不平衡。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发达城市和地区, 例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和大连等。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对外服务贸易份额较少。同时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伙伴也是不平衡发展的, 这就形成了中国目前对外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比较滞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不同级别的管理机关在服务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定, 然而这些规定存在着差异, 就会导致各级机关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的情况。服务业的管理不透明, 导致我国服务业管理秩序混乱。
(3)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专业人员比较缺乏。目前世界国际服务业属性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 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一个经济产业性质会决定该贸易活动的性质, 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在扩大。目前, 我国的人力资源资本状况不太理想, 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员非常缺乏, 尤其是新型的服务业和知识性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 这将会影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存在以上问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基础不稳定;对外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笔者将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 主要从法律角度对完善我国有关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进行分析。
3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保障快速发展的对外服务贸易, 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服务贸易立法的步伐。但是但是, 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具体统一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对外服务贸易的有效运行。我国在《对外贸易法》规定了有关对外贸易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具体的详细规定, 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 我国调整对外服务贸易还依赖于单行法规和具体的行业规范、商业管理等, 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调整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定, 《海运条例》、《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外国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暂行规定》、《民用航空法》等调整运输服务的, 《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机构管理条例》等主要调节专业服务活动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为规范市场,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现有的现有法律法规是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行规范的, 必定会存在很多的交叉重叠, 也回有很多方面存有空白之处, 这会导致制度之间的不协调, 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顺利有效地开展。
我国服务贸易现行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我国的国际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 每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 根据对外开放政策也会制定相关的法规调整某一个特殊服务贸易, 而不能使整个行业的立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我国采取不同部门分别管理的方式对对外服务贸易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时都会从本部门自身利益出发, 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和兴业规范之间就会出现重叠和矛盾, 不利于执法工作的进行, 同时还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立法不统一。虽然说我国的《宪法》和《对外贸易法》中都有关于调节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的基础原则性的规定,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统一法律体系, 对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活动做出具体的规定。还有,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 只是对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做出相关的规定, 对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调整的其他三类服务贸易活动规定甚少, 在国际服务贸易实践活动中, 往往存在很多服务贸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空白地带, 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现有体系中, 大部分的法律都是来调整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贸易的, 对其他三种贸易提供方式规定的比较少, 这样不利于其他三种贸易活动在我国的发展。
4 新趋势下完善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对策
(1) 我国要加快国际服务贸易立法进程, 建立统一、健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目前在我国内服务贸易理发的工作跟不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 很多服务贸易部门都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调整, 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因此, 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 我们应该加强对有关国际贸易条约、规则的研究, GATT、GATS、WTO等都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国际规则, 我们要重视对其的研究, 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服务。
(2) 我国要增强服务贸易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我国在协调和统一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和规则方面确实存在差距。在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定不统一, 往往会导致政府多头管理的现象。各个职能部门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 导致各部门之间调整统一服务贸易活动的规则相互矛盾, 出现部门内部多头管理, 权责不清。 为了避免以上不良现象的出现, 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防范。笔者从我国目前国情出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建立统一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部门, 专门制定我过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规则, 以及调整各个级别部门的权责问题;第二要明确地规定各级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 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混乱重叠管理, 减少财政资源的支出;第三要加大调整现行的各部门规则之间的冲突, 做好目前的协调工作。
(2) 我国要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的服务贸易法律。目前我国已经参加了多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公约, 我国要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则。我国在制定新的国际服务贸易法时都要以我国做出的承诺为依据, 这样一方面履行了我国所承担的义务, 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信心不断完善我国的服务市场。
(4) 我国要尽快进行保护性立法。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必由之路, 大量外国服务贸的进入必然会对我国现有的服务贸易带来冲击, 因此我们要加快服务贸易保护立法的步伐。首先,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有关原则和条款, 加强我国服务贸易保护立法, 减少外来的冲击。其次, 要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保护立法, 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贸易需求为基础进行立保护性立法。
参考文献
[1]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许军珂.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3]沈四宝.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