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精选12篇）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1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如果没有必要的宏观调控,就会变成“野马狂奔”;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证明,缺少市场机制的经济,最终会因这个“动力系统”的缺损而停滞不前。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作用统一起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本质要求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就是要通过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和政府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体制安排。

显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必须科学定位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实现两把双刃的剑———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和功能互补。

一、“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外部环境的某种限制,而使得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把资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状态。宏观调控是指由于市场调节的内在功能缺陷或局限性而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手段来进行的宏观调控。这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办不了的事情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目标顺利实现。正是由于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成为必然[1]。宏观调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宏观调控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机制并不是

万能的,存在着功能缺陷和不足。从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作用仍在不断扩大,市场失灵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不能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具体表现为:第一,市场不能满足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是指它的供给能为大家所利用而不需要花费额外成本。公共产品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由于公共品无利或少利,很少有人自愿提供,因而难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供求平衡,需要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有计划地安排和提供。第二,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活动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外部影响,外部效应包括外部经济与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某些经济单位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可以提高别的某些当事人的效益;外部不经济是指某些经济单位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降低了别的某些当事人的效益。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对其他当事人产生效应或负效应。由于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外部效应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表现,市场机制调节对外部效应无能为力,往往导致产生诸如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甚至阻碍能为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事业的发展。第三,市场垄断的存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使厂商及其资源无法自由进出行业市场的障碍,会造成市场垄断的存在,使得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操纵市场和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垄断会造成社会的效率损失、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若在这种市场下,就会导致只有少数企业供给商品,而如果他按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来生产,其利益就会受损。若按垄断价格出售商品就会导致低效率,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第四,市场机制不能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2]。由于不同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要素数量和质量不同,竞争机会不均等,他们的收入必然会差距很大,出现分配的不公平。对市场分配不公平不加限制,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仅会降低市场效率,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市场经济以其效率价值高于伦理价值的原则,加大了社会平等、公平伦理制度建立的成本。在市场失灵,调节机制不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犹如“野马狂奔”。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一旦面临突如袭来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时,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3]。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当前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长期执行自由主义政策,任经济自行发展的恶果。中国经济正面临国际经济金融动荡的严峻考验,但是,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4万亿投资计划使投资的增长加快,但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要同时转动才能使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若投资单方面过度增长,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接下来就会导致对投资收益率的悲观预期,伴随大量失业的经济衰退就会随之而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失灵问题会不断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不能不使我们表示强烈的关注。面临日趋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单靠市场作用是不行的,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尤为必要。

2. 宏观调控能够减小市场价格调节引发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任何社会化生产都必须按照社会需要的一定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优化资源配置,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使经济主体多元化和经济决策分散化,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根据价格的波动作出决策,这样,必然造成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一是市场信号有可能失真。不能有效地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二是即使市场信号不失真,个别生产者和经营者,也不可能了解全部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其决策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自发性和盲目性。三是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只能反映商品供求的短期动态,而不可能准确反映供求的长期动态,分散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市场信号作出的决策也就难免带有盲目性。此外,市场信号具有滞后性,即从市场价格的变动到信号反馈到生产者,再到生产者作决策,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也会造成微观决策的盲目性。四是市场调节属于事后调节,尽管它可以通过自身机制的作用来纠正已出现的偏差和失衡,但它无法预防偏差和失衡的发生[4]。市场调节所引发的经济活动的自发性的盲目性,必然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由于市场价格调节存在上述自发性和盲目性,需要宏观调控的制约与缓解。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政府实行了临时价格管制并出台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九大措施,使市场价格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得以有效缓解。

3. 宏观调控能够维护市场秩序。

市场竞争的结果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积极效应,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消极效应,即容易在不同程度上带来经济秩序的某种紊乱现象[5]。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他们受局部利益驱动,其市场活动容易和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使竞争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发生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活动。例如,假冒商标、商业贿赂、欺行霸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这些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会导致市场紊乱,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市场经济的自身的功能不能解决问题。2008年9月政府对婴幼儿奶粉事件的果断处置以及对2009年2月糖脂宁胶囊假药致死人命案件的重拳出击,都体现了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

总之,“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来弥补。凡是市场经济都存在着失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一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主要是一种局部的功能性障碍。而在中国这样欠发达的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首先是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信号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从而使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6]。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尚不规整,许多地方倾向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括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按照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个人、市场、社会和政府是有明确分工的,凡是个人、市场和社会能独立承担的事,任由个人、市场和社会来承担。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起着促进性、辅助性的作用,如维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当市场失灵时可以采取与市场行为一致的过程的政府,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政府在承担一项事情时要考虑其正当性,比如在市场失灵时考虑政府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是否会造成政府失灵,而且考虑政府失灵问题是否比市场失灵问题产生的不良后果更加严重。

二、“政府失灵”与市场机制

1.“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

所谓政府失灵,不同学者因研究角度不同对其概念有不同的界定。萨缪尔森给政府失灵所下的定义是:“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7]从中可以看出,萨缪尔森是从“手段”和“结果”及其比较中认识政府失灵的。据此,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失灵一般是指用政府活动的最终结果判断的政府活动过程的低效性和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是从政府采取某种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前后结果的比较中得出的概念”[8]。另有学者指出,参照萨缪尔森的论述,可以将政府失灵的概念界定为,“它是指政府无力,或者不能达到相应公共目标,或者损害了市场效率,或者自身低效率运行的行为。”[9]“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即超出了所需要的范围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功能之不足,相反,却形成了对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限制,引起经济关系的扭曲,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政府的无效干预。即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不够,或干预的方式与目标选择不合理,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不能够使市场的功能按照干预的目标正常地发挥作用。三是政府的失衡干预。政府活动损害了市场效率,而又没有达到相应的公平目标。在公平与效率上,政府从长远利益和社会稳定出发,往往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实行公平的政策,但如果实际结果既没有达到公平目标要求,又牺牲了效率,就出现了政府失灵。

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和合理调控的实践看,“政府失灵”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2.“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

一是信息的不完全性。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干预取决于对市场信息的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但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使这种对信息收集和处理的严格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往往不得不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做出,因而也就不能充分保证真正地反映和满足市场迅速发展的状况和需要。二是利益取向的非均衡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同在经济活动中一样,政治领域中的个人同样是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政府机构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关心的是如何谋求保存和扩大自身的权力。由此看来政府就未必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它极有可能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而此时的政府干预就会偏离和牺牲公众利益,从而不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干预应超越短期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制约,而着眼于全社会长远发展的目标,在这一方面政府应具有相应的优势。但实际上,政府仍不能体现完全的中性均衡原则,因而不能避免使经济运行完全摆脱政治化的倾向。三是系统运行的低效性。政府系统的运行往往是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公共部门则普遍是缺乏市场竞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执行政府干预政策的官员及管理者不可能具备私人企业相同的直接经济利益动机,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压力,容易造成浪费和无效。四是决策的误差性。政府的决策有时候会发生失误。由于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作出的决策也不可能完全都正确,政府有时候也会犯错误。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政府是由最杰出、最有才干的“贤人”组成的,但如何收集准确的信息、作出可靠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仍然是一个问题[10]。正是由于政府的决策并非都是科学的,所以政府干预绝不能过度。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受阻。

由于存在上述一些制约,再加上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很难避免不确定性。政府干预的时机、形式、力度和效果如果做不到合理地准确地把握,或合理地有效地评价与监督,则可能在克服市场作用自身的盲目性的同时,出现政府干预的随意性,给经济运行带来另一种不稳定因素[11]。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不力。新任总统奥巴马表示,他的振兴计划的一大要素,就是要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以鼓励银行、评级机构和房贷经纪,以更负责任的行为办事以及确保他们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政府失灵”需要市场机制来弥补。

政府在修补市场失灵上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政府都能修补。实践证明,对于某些市场失灵,政府能够修补,而对另一些市场失灵,政府可能无力去修补,如果勉强去修补,就会造成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的后果往往更严重。我们研究政府干预的相关理论与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正确地限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正确地选择政府干预的手段与方式,正确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失误。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在注意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又必须警惕酿成“政府失灵”,做到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适度性和有效性,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均衡发展。同时,要使经济有活力和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一切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市场供求变化,体现平等竞争的原则[12]。因为商品生产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形成的驱动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强制力,使市场机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所以要使中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双手效应: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统一

1.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

自从亚当·斯密以后,放任的自由市场理论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占主导地位。以1929年西方经济大危机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理论上也诞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并从各个方面总结提出了一整套政府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管理和干预的经济思想,其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观点对于以往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与发展,也最引人注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起因,美国经济进入了滞胀时期。在通胀率很高、而经济增长又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根据凯恩斯理论制定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失灵了,于是主张市场调节的芝加哥学派开始打破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经济界的垄断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美经济再次转入停滞甚至衰退,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产阶级大批银行存款投入共同基金,货币供应量已经与经济活动水平脱节,迫使联邦储备委员会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运行检测指标。目前,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救市措施与方案,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再次抬头。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府从来都不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古典的自由竞争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其中某些作用方式事实上可以看做是现代市场条件下政府宏观管理方式的历史渊源。一般来说,在古典自由竞争时期,国家是执行“守夜人”的职能,即为市场经济的充分自由发展而创造和维护一个稳定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此经常和如此广泛地介入经济活动。事实上,对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归根结底不在于是否有政府的干预,而在于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13]。

2.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

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市场有缺陷,但资源配置仍要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也并非完美无缺,但经济运行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巴掌拍不响的经济。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中心内容,所谓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就是政府干预机制(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内在的合乎逻辑的统一。因此,政府干预的作用绝不是要弱化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取代市场的作用,而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秩序。我们应该彻底纠正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中“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现在应该是:“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认识上的深化,人们经历了从过去“市场失灵”而对政府干预寄予很大的希望,又转向由“政府失灵”而更多地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变化。这种认识上的摇摆,使更为理性的人们提出了在现代经济中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都有缺陷,也都不可缺少的论点,进而提出,能由市场调节的应交给市场去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只能做到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干预和调控应以市场为基础,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实行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动态统一。

摘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正在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政府对经济的有效调控并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论证了在现代经济中,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都有缺陷但又缺一不可。进而提出,能由市场调节的应交给市场去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只能做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干预和调节应以市场为基础。

关键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政府失灵,市场机制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2

作 者：王雪姣

指导老师：刘 辉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08级经济法学，410128）

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入世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宏观调控法 市场规制法 协调前言 2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引起国内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等上层建筑的变化。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冲击，二者必须在立法目标、法律原则、调整手段和作用体系等方面进行协调。

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

在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当仁不让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举足轻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发挥功效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清洁的环境，包括“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市场行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形态，无论是“市场”的正常运行，还是“政府”的经济行为，亦或是“国家”的干预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和保障。如果说，市场的“剧本”是民（商）法，那么国家的“台词”就是经济法。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则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清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关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问题，不能仅从静态上把握，而要从动态上分两方面把握。

一方面，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去认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市场经济的良好发育时期，自由、平等是其灵魂，因而民（商）法便大显身手。但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的扭曲。垄断、限制竞争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形成，使民（商）法固有的原则与制度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客观上要求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而现实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的三大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统称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客观存在于1890——1914年间的美国社会的反垄断法就是市场规制法基本内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时期，不断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意识到，仅从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至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还应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去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排斥市场机制，以计划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受前苏联理论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企业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逐渐形成以民（商）法为基础，以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相结合的经济法为保障的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进行调整，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比之下，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其内容应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主，其目标应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二、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为保障，也就是要努力协调好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为市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为尽快完成与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国商品、服务和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竞争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在入世后都呈现国际化趋势。不仅如此，入世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立法根据和立法目标的变化，WTO法律规则、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统一将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经济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加入WTO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律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WTO的文件也将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一个法律框架，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WTO所带来的冲突的前提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也要相应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原则，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加入WTO后所要应对的变化，而WTO仅仅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规则，这就需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法来补充和完善，因而作为经济法体系主要支柱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② 就目前看来，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目标的协调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同属经济法范畴，因而其立法目标在大方向上是协调一致的，即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然而，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因而也有各自的立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才有协调的必要。

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如此一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立法目标，要在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的过程中相协调，尤其是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精神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①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缘由，这种体现仍显不足。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

（二）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

（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等等。而学者们列举的市场规制法的原则也有许多，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原则、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社会公益原则、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等。在上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各自的诸多原则中，几乎没有两项原则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法律调整原则上是无法协调的，因为它们毕竟同属于经济法范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法法律原则的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二者法律原则的协调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当共同遵循“社会公益原则”，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经济生活的行为要以社会公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一致，当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

（三）（三）调整手段的协调

加入WTO，我们就彻底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参与世界性的现代化大生产。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合作，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它们的协调就可以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

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四）（四）作用与体系的协调

随着我国入世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等新问题不断涌现，民法、行政法解决不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关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经济法的各部门单行法来调整是难以胜任的。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交通、电信、劳动、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我国入世在即，而现行的经济法规范（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交叉与冲突，这就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体系的完善与协调显得更加迫切。在市场规制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亟待制定的是反垄断法，以保证我国入世之后对各类垄断进行规制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国内垄断还是国际垄断。当然，我们也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行为。

结束语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一致，有利于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同构成的经济法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还不充分，所以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体系上还不完备，在相互的协调上也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必将影响到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作用的发挥，进而将中国置于WTO市场的不利位置。

当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国工作组签订协议，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后，中国成功结束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中国入世成为定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需要，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和法律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完善并协调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以便使我们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参考文献

① 参见于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WTO与中国经济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薛克鹏：《加入WTO与我国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

① 参见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① 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例如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② 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

致 谢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3

关键词:市场机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01-0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本质要求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就是要通过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和政府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体制安排｡显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必须科学认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笔者拟就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谈几点体会｡

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相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市场机制是以微观主体的自主能动为基础,通过市场上各种价格的变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等来推动经济运行､实现资源配置的｡其基本运行过程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灵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在竞争中实行优胜劣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价格机制又成为调节供求关系和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这表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的充分作用,就是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唯有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运行才是充满活力的,资源配置也才是富有效率的｡换言之,市场机制就是效率机制｡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区别是否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就在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包揽,其结果是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把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至少有如下一些原因,使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必要:其一,由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引导或推动的复杂多变的微观经济活动,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持续健康运行;其二,受赢利动机驱使的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往往是无利可图而又为全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也难以对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一些损害他人利益与经济社会环境的行为或后果,如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实行自动的约束;其三,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造成的整个社会层面的效益低下或规模不经济,而这些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的如自然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造成的如经济垄断｡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以保障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而又健康运行｡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换言之,宏观调控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财政､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概括地说,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两者的作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二､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

但是,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看,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不断得到加强,但对某些领域和环节特别是某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调节仍然有限,例如土地､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的程度还不高,某些宜于市场调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垄断行业的相关价格仍然处于严格的行政管制下｡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例如,调控的方式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一些时期,行政手段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经济手段的运用还不够经常和自觉;调控的时机与重点的把握还不够精准,及时性､针对性､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总体看,灵敏､规范､有效的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调控效果难以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运行仍没有走出“一控就少､一放就多”或者“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进一步看,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对市场整体或某个方面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因此,是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健康地运行,从根本上说,都同政府宏观调控直接相关｡这表明,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要着眼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总体稳定运行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并且要把加强寓于改善之中｡

三､改善宏观调控要在目标､重点､方式､时机､力度五个方面下工夫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宏观调控,必须切实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立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特别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是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前提｡明确的目标,既是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标准,也是正确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运行的实践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增加就业｡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稳定物价｡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长期以来,政府包揽一切,宏微不分,政企不分,不仅使宏观调控的任务特别是阶段性､紧急性任务难以及时完成,而且破坏了顺利实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要通过推进政资分开等有力措施实现政企､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解决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把政府工作重心和调控重点切实转变到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目标上来｡

第二,正确选定宏观调控的重点｡每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同,因此,宏观调控在把握总目标､总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准确把握每一个时期的重点,这是使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关键｡每一时期宏观调控重点的选择既要立足于当前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整体的统一,又要体现区域的差别;既要突出发展任务的要求,又要凸显体制保障的内容｡要特别指出的是,调控重点的选择切忌泛化､随意化,也要克服被动性和盲目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第三,合理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是确保宏观调控科学有效的保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方式的运用从总体上说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二是经济调节从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调节转向计划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有机结合､协调运用,而计划手段主要是指导性计划､预测性计划､方向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这些年,通过对计划､财政､金融､税收､投资､价格与政府审批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不断深入的改革,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已在宏观调控中广泛应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要从形成能动性､自律性的微观主体和建立有利于政府公正履行职能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构架两方面深化改革,牢固确立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有效抓住宏观调控的时机｡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避免调控对象上的模糊,也要防止调控时机上的错误｡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大大增强,要加大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力度,增强宏观调控时机把握的准确性,从而增强调控的主动性｡

第五,科学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地区､行业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力求避免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不同阶段一个样,在不同地区､行业“一刀切”｡调控措施的选择既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有利于促进下一步的发展,避免调控之“药”下的过重过猛;要根据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要区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应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着眼于上述五个方面改善宏观调控,有赖于实施宏观调控者的素质和能力,这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等,但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因此,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体制基础,否则凭调控者主观意志或自我感觉实施的宏观调控,其效果往往是短期的,其成本也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and Recognized Correctly

FAN Heng-sh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 Beijing 277160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theoretically , and have to deal with it correctly. The basal effect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towards to the resources deploy and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is supplement each other , and promotes mutually , it act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ke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both of them is that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actualized correctly. We should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the target ,keystone ,mode ,opportunity and strength to improve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market mechanism;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market economy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4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故有的老城区建设用地已不能满足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最新需要, 城市有必要把城郊的土地纳入到城区建设的范围之内, 趋于城市化发展整体目标。因为实现这个理想的前提是需要大面积的农用征地、大片的拆迁和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动, 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若如此浩大的建设过程政府放任由企业私自操作, 很可能会造成土地的非法买卖、投机倒把和土地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及无科学规划秩序等现象, 这不但会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更容易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而且还会使土地市场秩序趋于混乱, 尤其对行业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此种情况下, 从国家整体发展前景和全民利益出发, 由政府来规范土地市场, 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储备制度, 维护市场经济新秩序, 是关乎国计民生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土地储备运行与管理的实践要彰显市场效应

政府的土地储备部门按照收购建设用地的计划和当地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同被收购单位平等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商定土地收购价格, 或协同解决土地收益分成问题, 按照约定先由政府储备机构支付收购金、取得建设用地, 并按照相关规定, 完成土地过户等程序的处理。这一系列程序不得违反市场经济的客观运行体制, 否则就会产生新的官僚意志, 必然伤害老百姓利益。储备部门征得建设用地后, 首先负责对土地进行原有建筑物的拆迁和新地基的整理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的开展, 对比较适宜转让的储备建设用地, 由政府土地管理机构出让给新的用地者。这一运作办法的优势是新收购土地的划分范围由政府行政法规规定, 规定范围内的土地, 统一由储备机构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合理的有偿收购储备、开发。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建设用地的真实需要, 通过招标、拍卖等渠道对储备土地进行整体转让, 规定范围内的划拨土地使用方法必须与传统的模式区别开, 须经过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方式, 公开转让土地使用权, 这样就使建设用地的交易规范到一个整体的、有序的大市场环境中运行, 避免了利益驱动下无序竞争的不良市场效应。

三、当前土地储备机制运行中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由于土地储备机制在我们国家是一项新型的运行模式, 任然处在探索状态, 城市建设土地收储拍卖的制度尚不够科学规范, 其操作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亟待改善, 在近几年的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其中,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城市政府限制原有土地使用者自由转让土地的政策让一部分人难以接受, 还有在城市建设用地自由转让成功后, 政府同样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转让资金。有人疑问, 政府凭什么要限制企业自由盘活土地?有什么理论和法律依据?此类诸多问题, 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确实难以找出明确可靠的依据。如此看来, 政府是在垄断城市土地供应, 所以政府土地储备机构必须解决好这些让老百姓担忧的现实问题。在实际操作中, 许多政府只能通过农用地转让、征用等方式宏观调控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应范围, 而对城市固有储存的可使用土地, 土地收储机构不仅难以从整体上控制其供应渠道, 而且很难称得上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者。换句话说, 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主导性管理, 在存量土地这一块, 还只能局限于文山会海, 真正起作用的市场经营模式与宏观调控管理的有效结合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四、强化国家对土地使用情况进行宏观调控的绝对权力

因为当前国家对城市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征用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政策, 基本上属于国家权力驾驭土地市场的范畴。那就是说如果某区域土地被划入征地范围, 无论原使用者有无出让土地意愿, 都会被政府土地收储机构征用, 所以带有某种意义的强制性, 当然国家法律规定应给予被征地者一定的合理的补偿。然而个别地方在征地过程中给予原土地所有者的经济补偿偏低, 由此引发了矛盾, 也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在一些城郊的农村, 土地征用过程中引发的问题太多, 由于缺乏基础建设资金, 特别是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难以均衡, 使得被征用土地农民得到的土地补偿款基本不合理, 最关键的是因损害农民的利益而引发了矛盾。因此, 必须要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政府操控城市土地, 尤其是存量建设用地的供求问题, 已经迫在眉睫。唯有政府土地收储机构把掌控大批存量建设用地的供应落到实处, 城市极具活力的土地储备机制才可能有效组建成功, 大额的国有资产才能够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 政府才能够彻底解决好土地收储工作及土地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诸多连带问题。

土地收储工作要把市场运行观念与政府宏观调控意识相融合, 土地收储拍卖过程就是建设用地在政府统一协调和规范管理下, 依据市场经济运行原则进行合法流转交易的过程,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设资金周转问题。因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没有大额的专项资金支撑流转, 很难成功实现并顺利完成整体计划。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建设用地的储备的情况不容乐观, 其收储运作资金来源主要是靠从银行贷款, 而政府只在初期注入一定数量的基础资金。收储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和不确定性, 难以形成持久而有效的资金筹措机制, 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国家统一收购土地政策的落实, 更需要政府对亟待盘活的存量土地实施敞开收购, 如果单靠银行贷款, 不但难以满足大批量收储工作对大额资金的需求, 更容易导致土地收储工作市场效应的降低, 从而客观上损害到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杨遴杰等.我国土地储备机构发展状况分析[J].经济地理, 2005.4

[2]、冯昌中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储备及其模式选择[J].地理科学, 2002.3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5

那么在现实中，中国股市能否有效的反映中国经济的走势呢?宏观经济是否有效地影响股市的变动?文章期望通过对1月到10月的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各指标(如工业增加值、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关系的实证分析，揭示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关系，进而来检验资本市场改革的成效。

关键词：上证指数;宏观经济;协整关系;Granger检验;VECM

一、引言

近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股市改革力度和开放程度也在日益加大。

截止到209月沪深两市总市值达到52282.79亿元，年9个月股票筹资额达2267.12亿元(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国内外学者都认同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金融活动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从实证角度分析，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并未给出中国股市的变动与宏观经济存在显著关系的一致结论。

维克托・穆林德(v.Murinde，1995)在研究金融市场是对1970―1992年太平洋国家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在拥有较长股市发展历史，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股票市场的效率远高于其他国家。

本文期望通过将十多年的股市分成两个阶段，分别研究不同时期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从而判断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是否使得中国的股市能正常反映出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国股市能否承担起经济“晴雨表”的角色。

二、已有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不同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的研究由来已久。

阿切和约凡诺维奇(Atje and Jovanovic，1993)利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了40个国家股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

结果显示1980―1985年期间，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股市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哈里斯(harris，)强调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国内学者谈儒勇()采用1993―有关中国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刘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表明上述标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原素芬()采用到的季度数据对这一段时期的股票市场的走势和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股票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但是股市和宏观经济的背离是相对短期的现象。

三、计量模型选择

(一)协整模型

很多金融、经济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可能受到某些共同因素的影响，从而在时间上表现出共同的趋势，即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它们的变化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因此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Yt的d阶差分序列ΔY是平稳序列，则称Yt为I(d)序列，即d阶单整序列。

检验平稳性的ADF检验模型有三种：

其中，β1是截距项，t是趋势项，u为残差项，m为滞后阶数。

考察数据的图形确定是否要加入截距项和趋势项，根据信息准则AIC和SC确定滞后阶数m。

建立原假设H0：δ=0及备择假设H0：δ≠0，进行ADF检验，若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原假设，则Yt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若有充分理由拒绝原假设，则Yt平稳。

两个阶数相同的非平稳时间序列Xt、Yt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

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检验该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后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来确定：以其中一个为自变量，另一个为因变量回归后提取残差序列，若该残差序列是I(0)序列，即平稳，则可说明Xt和Yt具有协整关系。

(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

当两个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可以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果关系是Granger在1969年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设Y1={y1t}，Y2={y2t}为两个随机时间序列，令Y1t={y1t-s，s>=0}，Y2t={y2t-s，s>=0}若用Y1t∪Y2t预测Y1比只用Y1t预测Y1更准确，就说Y2对Y1有因果关系，Y2是Y1的格兰杰原因。

比如，当选取s=3，即滞后阶数为3时，检验Y1和Y2的因果关系的模型为：

采用假设性检验，当检验Y2对Y1的因果关系时，对原假设H0:β21=γ21=δ21=0进行F检验。

若拒绝原假设，则认为Y2对Y1有因果关系。

(三)VECM误差修正模型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包含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

由于VAR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非限定性VAR模型的预测效果并不理想。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既能反映不同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是长、短期相结合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种模型。

VECM的一般表达式为：

其中Δyt表示yt的变化量，Δxt、Δzt等表示xt、zt等的变化量，vecm表示向量误差修正项，α1即为调整系数，εt为平稳时间序列。

四、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股市是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股市的兴衰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股市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因此，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因素都将对股市显著作用。

本文希望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宏观经济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本文采用总量分析法，选取反映整个社会活动状态的经济变量来检验他们对股市产生的作用。

(一)变量选取

宏观经济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变动以及通货变动等途径来影响股市。

根据上述理论，在这里笔者选用191月到2006年10月的上证指数(SHA)、工业增加值(ICV)、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外汇储备(FR)、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CR)来进行实证分析。

1、笔者用上证股指来表现股市的变动。

上证指数是一个派许公式计算的以报告期发行股数为权数的加权综合股价指数。

报告期指数=(报告期采样股的市价总值/基日采样股的市价总值)×100

市价总值=∑(市价×发行股数)

由于上证股指的获取方法中包含了股票价格和股票数量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上证股指的变动可以代表沪市股票的总体变动情况。

由于深市与沪市走势相关，并且沪市总市值远大于深市总市值，且大多数的大盘股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由此，笔者认为上证指数的变动能够代表中国股市的整体变动形态。

2、笔者采用工业增加值作为宏观经济增长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的参考指标。

由于笔者无法获取GDP的月度数据，所以笔者用每月的工业增加值来代替。

原因是国民生产总值本身就是由各个行业的增加值所累计而成的，同时，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发达，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小，所以工业增加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

3、在通货变动方面，笔者采用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

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外贸依存度有了很大提高。

在开放经济中，净出口是总需求的函数，以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它直接构成对GDP的贡献。

实践表明，贸易的高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外国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我国在11月颁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外资通过QFII制度进入参与中国的股市活动，从而成为了笔者分析股市变动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这里笔者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作为我们的参考指标。

5、利率是指在借贷期内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本金的比率。

利率直接反映的是信用关系中债务人使用资金的代价，使债权人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报酬。

利率的波动反映了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

由于在股市活动中，目前机构投资者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银行间回购利率代表了机构投资者的融资成本，并且可以视作设定投资利润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常利率与股价呈反方向变动：利率上升，股价下跌;利率下降，股价上升。

(二)数据来源

上证指数来自天相软件数据库。

其余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有变量均采用月度数据。

五、数据处理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笔者先对数据进行处理。

使用软件为Eviews5.0。

首先，笔者将为变量剔出通货膨胀因素，使之成为实际变量。

笔者选用年1月―2006年10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用当月名义变量除以当月定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当月定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96年10月为基期，基期CPI=100。

笔者用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INF)得到实际利率。

第二，消除季节影响。

从各变量(除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之外)的折线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变量都含有季节趋势。

笔者采用美国商务部X-11法进行季节调整。

调整后的实际工业增加值简称RICVSA，调整后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简称RM1SA，调整后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简称RM2SA，调整后的实际外汇储备简称RFRSA。

第三，由于中国近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笔者将所有数据分为1996年1月至12月及201月至2006年10月两部分进行分析。

六、实证研究

(一)1996年1月至月

1、平稳性检验

笔者根据变量的折线图的特征，并且依据AIC和SC准则来判断，所有的变量都只带截距，不带趋势项。

从ADF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SHA、RM1SA、RM2SA、RICVSA、RFRSA、RCR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

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所研究的是多变量的协整关系，同时样本数据为月度数据，因此笔者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来进行协整检验。

根据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SHA与RICVSA、RFRSA、RCR、RM1SA、RM2SA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即在1996年1月至2001年12月期间，股市与笔者选取宏观经济指标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宏观经济的变化不对股票市场产生长期稳定影响。

(二)2002年1月至2006年10月

1、平稳性检验

笔者根据变量的折线图的特征，并且依据AIC和SC准则来判断，所有的变量都只带截距，不带趋势项。

从ADF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SHA、RM1SA、RM2SA、RICVSA、RFRSA的变量都是一阶整形序列，即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

RCR为平稳序列，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所研究的是多变量的协整关系，同时样本数据为月度数据，因此笔者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来进行协整检验。

根据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协整个数R=2。

表示2002年1月至2006年10月期间上证指数与工业增加值、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协整检验度量的是长期的稳定关系，可看出在此期间股指与宏观经济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极大似然检验结果表明SHA与RM2SA、RM1SA、RICVSA、RFRSA、RCR确实存在着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SHA=0.030963RM2SA-0.083869RM1SA+0.367816RICVSA-0.003315RFRSA-16573.61 RCR

协整方程显示上证指数(SHA)与广义货币供应量(RM2SA)、工业增加值之间(RICVSA)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利率RCR之间及狭义货币供应量(RM1SA)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相符合。

但是上证指数与外汇储备(RFRSA)呈现负相关关系，就与经济理论相悖。

3、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明股票市场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关系，笔者用上证指数(SHA)分别与调整后的实际工业增加值(RICVSA)，调整后的狭义货币供应量(RM1SA)，调整后的广义货币供应量(RM2SA)，调整后的实际外汇储备(RFRSA)以及实际利率(RCR)进行Granger检验。

由于为月度数据，笔者选取滞后阶数为12，采用5%的显著性水平。

结果表明，实际工业增加值(RICVSA)，调整后的狭义货币供应量(RM1SA)，调整后的广义货币供应量(RM2SA)对上证指数(SHA)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实际利率(RCR)与调整后的实际外汇储备(RFRSA)对上证指数(SHA)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同时上证指数(SHA)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证指数对其他的宏观数据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这表明，部分宏观数据可以作为股票价格指数的领先指标，但股票价格指数作为领先指标的功能还不明显。

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原因：

(1)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不断推进，中国股市制度愈加完善，活动愈加市场化。

中国股市的变动开始能够对宏观经济的变动产生反应。

(2)虽然笔者采用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属于市场利率，但在我国其他借贷利率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此利率的变动依然受到限制，从而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3)虽然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制度以及其他性质进入中国股市，但是由于QFII制度上的配额限制，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外资没有能够充分参与到我国股市的活动中来。

从而外资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同时笔者这里采用的指标是外汇储备，并不能完全代表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外资的变动情况，实际外汇储备(RFRSA)不是上证指数(SHA)变动的原因。

4、建立VECM误差修正模型

经过上述检验，2002年1月至2006年10月时期的上证指数(SHA)与广义货币供应量(RM2SA)、狭义货币供应量(RM1SA)、工业增加值(RICVSA)、外汇储备(RFRSA)以及银行七天期同业拆借利率(RCR)确实存在着协整关系。

笔者用用误差纠正机制对短期内的失衡进行纠正，以得出二者关系的模型。

D(SHA)=0.034609VECMt-1+0.035245D(SHA(-1))+0.015497D(RM2SA(-1))-0.046790D(RM1SA(-1))+0.250737D(RICVAS(-1))-0.000243D(RFRSA(-1))-59.49844D(RCR(-1))-14.26315

七、总结

实证分析1996年1月到2001年12月及2002年1月到2006年10月的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各指标(如工业增加值、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之间关系我们可以得出：1996年1月到2001年12月期间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上证指数不产生影响，股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政策因素的影响。

2002年1月到2006年10月期间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用误差纠正机制VECM模型去掉短期失衡的影响后得到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如下关系模型：

D(SHA)=0.034609VECMt-1+0.035245D(SHA(-1))+0.015497D(RM2SA(-1))-0.046790D(RMISA(-1))+0.250737D(RICVSA(-1))-0.000243D(RFRSA(-1))-59.49844D(RCR(-1))-14.26315

进而表明，近几年大力度的证券市场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和企业制度日趋完善，中国的股票市场已从政策驱动型转向市场驱动型，资本市场已经能逐步反应宏观经济的变动，逐步承担起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角色。

参考文献：

1、Chris Brooks,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for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2.

2、R.Atje,B.Jovanovic. 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37(2).

3、Harris.Richard D.F. Stock Market and Development: Are-assess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

4、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

5、刘勇.我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经验研究[J].财贸经济,2004.

6、原素芬.基于季度数据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

7、马进,关伟.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

8、冉茂盛,张宗益,陈梅.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4.

9、王连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J].理论新探,2004.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6

不错，持续的高房价令经济生活产生着接二连三的不和谐，行业内部的不和谐、行业之间的不和谐，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不和谐，乃至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和谐。因而高房价似乎人人喊打。可能许多房地产商与地方官员至今都没弄明白，高房价竟然惹来这么多麻烦!那个叫任志强的人还天真地不断呐喊，我只给富人盖房，房地产就应当暴利，房价会不断地上涨，等等。他也许说得没错，他也许很有知识，但他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高房价确实应当管，但那是存市场经济中的管，是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各种经济手段的管，而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干预。

有人诘难说，住房是人类生活之必需，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至多不过是一种特殊商品，因而主张政府强行调控，甚至不乏利用政府手段进行干预的观点。这种认识是有害的，它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的。

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人趋势，是经过二三十年造就的人方向。如果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问题，如果因为房价高企房地产企业暴利就质疑房屋的商品。般属性，那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认识。

依据马克思存《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分析，商品生产即产品转化为商品的经济条件必需是：住生产领域：(1)从生产力、从决定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角度看，要求劳动的社会分工存存；(2)从生产父系、从决定商品的价值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权的存在；(3)在交换领域，从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者发生关系，相互交换不同的劳动产品。这些条件，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的多方面体现；它们作为一种合力，从不同角度共同决定产品转化为商品即商品生产的存在。那么，任何劳动产品，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就是商品，只要有辛碰到这一组充足条件，就是市场上的商品角色。房屋乃至整个建筑产品正好列入其中。

要说特殊，其实任何商品都有其特殊性的一而。如果认为某类商品有其特殊性，就可以有特殊规范，就可以特别对待，那市场经济规则的统一性就无从谈起，那统一市场也将成水月镜花。不错，房屋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它是人类的柄身之处。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也不仅仅在居住上有其特殊性。我们讲“衣、食、住、行”，哪一项不是人类生活之必需，那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做特殊解读。比如说“食”，特别是粮食与饮水，它的特殊性决不亚于“住”，所谓“民以食为人”。比如说“衣”，它是人类身体的第一道保护防线，历经春夏秋冬，历经风雨雪沙，历经遮羞荚化，如此等等，台“衣”其准?再说“行”，徒步与人类缓慢进化相伴牛，而交通工具的发现与发明，将人的活动半径无限地扩大。假使你使用双脚，一人的活动半径至多不过百里，但自行车将其提升至二三百里，小轿车则町以在高速公路上日行千余里，要是在太空仓内则是“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因为特殊，就可以超越一般商品界限，就可以跨越市场经济的一股规则，就可以特殊对象特殊处理，那还谈何改革，淡何与国际市场绎济接轨?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政府都致力于对房市乃至整个房地产业进行调控。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治理高房价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从劳动价值论角度看，要想降低房价，就要降低楼房的建筑成本。从市场供求关系角度看，有两个方向选择，都可以达到调节供求关系的目的。一是增加供给，二是减少需求。

降低建筑成本，是企业自己的事，也需要通过内部管理而实现。当然，土地价格、原材料、劳动者工资乃至报什费用的变化，不足企业能够控制的，而这些直接进入建筑成本。但是，市场价格对每一个房地产公司部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是企业内部成奉的控制。房地产产晶成本高不高，楼房价格火不火，成本与价格比同其他行业的商品相比差距大不大，都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公众一直以来都要求房地产公司公布他们的楼房建筑成木的原因。可惜，这一正当要求被房地产公司恶意误读了。

而调整供求关系，却是政府可以大展拳脚的领域。这并小足说，之要政府进行调控，就会收到正向效果。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反向效果从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经济生活。供给与需求，政府最为擅长的是调整供给，因为企业受制政府比消费者个人受制政府的层面与力度要求得多来得大。先说调整供给。存过去的十多年里，政府调控的手法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紧缩“银根”，一是紧缩“地根”。你没有多少地，你没有多少钱，自然盖房的步伐就要降下来，上市楼房就要少起来。然而，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紧缩“两根”的做法时常适得其反。从降低房地产业的热温出发，最后反而是火上加油。房地产向从打压的角度总结的经验是“人下人上”，即政府普遍打压产生的“人下”冲动，逆流而上成为抓住人好时机的颠覆性脚注。在实践上，许多企业也从中尝到了甜头。购房者从打压的角度总结的经验是，每逢大下就要人买快买。买到了“筹”就等于买到了利。载说渊整需求。钱存老百姓自己手上，是不是形成购房的有效需求，理性预期会给他告诉，最终是消费者自己说了算。不过，近午来，政府也找到了调整个人需求的办法。由于“按揭”手段的启川，给了政府调控购房者的一个工具。你要贷款购房，政府则通过金融政策给你限制或者鼓励。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诸如税收政策等等，来调节需求。就当前中国经济生活而言，比之前些年，显然政府的经济受段丰富得多了。经济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单地对房价进行调节，远远不是上述我们分析过的那些情形。其它行业发生变化，经济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事什，都可能改变房价行走的路径。比如，股市的变化会吸纳社会资金的流出流入，而最终传导到房市上来。在一个投资品比较单一的经济环境中，主要的投资渠道股市与房市经常出现你红我绿的“翘翘板”现象。

至于如何评价与前中国政府对被批评为出现泡沫的房地产的凋控，需要时间来检验。随机、追踪式的时评也许很及时，也许为社会公众提供着快餐式的社会观察参照系，满足社会公众参预公共事务的需求，但这些都不是以最终说明问题。这足因为时间的发展没有拉出历史焦距，人们不可能清晰地在短焦中透视出带有规律性的关系来。至于出现政治目的的诉求，更是离真实之谱。

话说同来，除非在非常时期，房市与任何商品市场一样只能经济凋控不必行政十预。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社会震荡，等等，需要实行非常管制或者军事管制，那另当别论。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7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 实行等价交换。

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商品交换要以双方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 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也就是要求商品的价格应该与价值相符合,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价格并不总是与价值相一致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在商品经济中, 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具有以下作用:

1. 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 即配置社会资源。

2. 价值规律自发的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 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

3. 价值规律会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总之, 价值规律的作用, 就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 归结为一点是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这是通过价格与供求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生产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对社会主义生产具有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不仅要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 而且也要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 是通过价格杠杆来实现的。这种调节作用的经济条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 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它们都有本身的局部利益, 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生产经营成果, 要求等价交换, 使自己在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得到补偿和正确的社会估价。出于对本身物质利益的关心, 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必然会倾向于多生产那些消耗少、收益多的产品, 因为这样, 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成员就可以增加收入, 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可以更容易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国家上缴税利的任务, 从而增加企业基金, 增加归企业自己支配的用于生产、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的资金来源。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安排和贯彻计划时, 必须利用价格杠杆, 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

(2) 对商品流通也具有调节作用。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是同一个经济过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表现, 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价值规律调节商品流通, 是通过价格机制对商品需求的变化贯彻其作用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按照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价格下跌, 需求就增加;价格提高, 需求就减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消费资料价格的降低或提高, 在劳动者购买力既定的条件下, 会极其灵敏地影响需求的变化。生产资料需求变化的弹性虽然较小, 但是价格的变化, 也会对生产资料需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需求调节价格, 价格也调节需求, 并相应地也调节生产。

(3)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的科学依据, 它对于督促社会主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必须充分利用价值、成本、利润、税金等经济杠杆, 来确定企业对国家的经济责任和国家考核企业的标准。只有依据价值规律, 才能规定有科学依据的价格, 使社会主义责任制有合理的衡量赏罚的标准, 从而有效地督促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

三、市场调节的弱点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 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 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 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在市场经济中, 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 生产者自发地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 影响总供求的平衡,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又难以自发实现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不能自发地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第二, 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分散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可能掌握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 也无法控制经济变化的趋势, 因此, 他们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的经营决策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会造成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

第三, 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 即经济活动参与者是在某种商品供求不平衡, 导致价格上涨或下跌之后, 才做出扩大或减少这种商品供应的决定的。这样, 就需要一个长短不同的过程, 有一定的时间差。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也会导致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 特别是在农业、林业及大型项目的建设上, 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四、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市场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 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生产和经营活动, 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手段, 间接影响和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 监控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为此, 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不仅政企分开, 而且应减少和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 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直接参与者, 即政府充当了所谓的“运动员、裁判员、决策者”一身兼三职的角色, 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由市场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影响资源配置行为和影响经济主体作出判断、决策的是市场;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当前, 我国已处于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因“入世”而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阶段之中, 政府在推进经济市场化, 尤其是国际化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政府要维护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通过自身改革实现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因此,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逐步由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把不应当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最突出的就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消除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悖的行政障碍, 同时, 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机制。政府要逐步从运动员身份中淡化出来, 强化裁判员角色, 把精力主要放在:在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微观上提供公共服务, 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 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 控制人口增长, 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总之, 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就是要给政府角色与行为进行定位, 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裁判功能、导向功能。

五、总结

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 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 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 就要有宏观调控,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 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 丁任重, 姜凌, 王朝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8

关键词：政府,市场,房地产

1 引言

我们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继续遵循计划经济路线,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十二大主张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仍然强调国家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忽略市场的作用,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盛行,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加大。另外一些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只有以韩国为代表的少数经济体,既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又发挥政府调节作用,成功地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基础

自从1776 年 《国富论》问世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而区分开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个体( 消费者和厂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使社会福利提高,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通过价格调节资源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不能干预市场。

1929—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存在局限性,有时会失灵。1936 年凯恩斯 《通论》的问世,标志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产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干预市场运行,以便纠正市场失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政府竞相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学派。

20 世纪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产生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新古典主义重新回归,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同时把政府活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并非完全排斥,而是有机补充,相互协调。当经济萧条衰退时,政府应当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干预; 当经济繁荣稳定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以市场设计理论( Market Design) 为代表的当代最前沿经济理论主张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够建立充满活力和有序的经济形态。

3 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连同上下游几十个产业一起主导中国经济发展。但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住房价格涨幅过快,甚至高于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在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甚至翻倍增长。

自2010 年起,政府几乎每年都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收效甚微。上述调控政策,分别针对当时的热点、难点问题,在短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中长期并没有抑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价格,归根到底是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房价快速上涨,是供求严重失衡造成的。显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我们应该重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这个指导性原则,尊重市场规律,改变过度依赖行政性手段的宏观调控。

影响我国住房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从1978—2012 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 5 倍,年均实际增长7. 4% ;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 8 倍,年均实际增长7. 5% 。另外,大量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未被统计。高、中、低收入家庭分别趋向于投资性、改善性和刚性需求。其次,城镇化进程。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指出,中国2014 年城镇化率到55% ,远低于发达国家90% 的水平。国家统计局 《2012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数逐步增加,截至2012 年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比上年增加983 万,增长3. 9% 。201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 万,2014 年将达到727 万。半数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绝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未来都将在城市就业,会产生巨大的刚性住房需求。最后,货币超发。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9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107. 74 万亿元,约为当年GDP的两倍。由于国内缺少投资渠道,国外投资又受到限制,大量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

从住房供给角度讲,住房价格决定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已经达到35% ~ 55% ( 杨波、杨亚西,2005) 。影响我国土地价格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土地财政。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指出,土地出让金从2005 年的0. 6 万亿元提高到2011 年的3. 3 万亿元,累计增长5. 7 倍,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从不及40% 上升到60% 以上。在客观上,地方政府受益于高房价,因为高房价不仅带来较高的财政收入,还能够推动当地GDP的增长。

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政府应当推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房制度,保护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进行房地产税制改革,抑制投资性需求。总之,政府不要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而应进行制度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4 结论

必须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经济体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 年左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2010 年的水平上翻一番,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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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瑞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易宪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纠结与政策走向[J].财经界,2012(3).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9

股票市场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代表, 而宏观经济形势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走势。因此, 对于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关联的探究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动的相关性。虽然在强式有效市场假说下, 股票市场的价格具有随机漫步的特点, 仰赖宏观经济变动的基本面分析将会失效, 但实证研究证明目前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未达到强式有效市场假说的条件。由此, 对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分析仍具有经济意义。本文将定量分析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中的GDP、货币供应量以及热钱流入量与股票市场变动数据的关联性。

二、研究方法

(一)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多个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前, 首先要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一般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法, 其模型如下:

当β显著不为0时, 证明其存在单位根, 该序列不平稳。不平稳序列可通过差分使其变为平稳序列。

(二) VAR模型

VAR模型是一种自回归模型。解析形式如下:

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反映了其相互的相关性。

(三) 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是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多变量的协整检验, 一般采用Johansen与Juselius在1990年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 通常称为Johans e n检验。

三、数据选取

(一) 股票市场指标 (EXPONENT)

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作为股票市场变动指标。由于沪深股市变动逐渐趋于一致, 且目前沪市仍占主要地位, 故在沪深两市中选取沪市, 其能够代表我国股市的整体变动

(二) 货币供应量指标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现阶段我国货币统计口径为:

流通中现金MO=流通中现金量

狭义货币供应量M1=MO+企业单位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广义货币供应量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它存款

本文将选取M1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 原因是我国股市散户化特征明显, 中小投资者仍是市场主流, 股市资金多来自限制现金与居民储蓄;另外, M1为央行调控的重点目标。

(三) 热钱指标 (HOTMONEY)

由于热钱活动的隐蔽性或某种程度的非法性, 国际上目前并没有通行计算热钱的方法, 热钱数量只停留在估计阶段, 无法得到确切数值。这里, 本文选取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目作为热钱指标的参考值, 原因在于此项目虽不能完全归结于热钱的流入和流出,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热钱变动的趋势,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截取2002至2009年季度指标。由于GDP存在明显季节波动性, 故使用移动季节平均乘法调整GDP得到GDPSA。

为减少数据的剧烈波动, 对所有变量EXPONENT、GDP-SA、M1、HOTMONEY对数化处理使其平滑, 分别得到LNEX-PONENT、LNGDPSA、LNM1、LNHOTMONEY。

四、检验分析

(一)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回归计算前, 首先要考虑变量的稳定性。若变量为非稳定性序列, 则会造成传统统计量出现偏差, 导致伪回归。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残差自相关检验证明其均为白噪声, 则ADF检验的应用前提成立。但四个变量均不平稳, 需进行差分使其平稳。通过实验可知, 四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DLNEXPONENT、DLNGDPSA、DLNM1、DLNHOT-MONEY, 均为平稳序列。其中对于DLNM1, 选取10%水平下拒绝域指标-2.621007。

(二) 变量间的协整检验

由于四个变量皆为同阶单整, 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将采用JJ检验法进行检验。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从计算结果得知:滞后一期或滞后二期的指数和当期指数的相关关系显著, 滞后一期成正相关, 滞后二期成负相关;滞后二期M1与上证指数的相关关系显著, 而一期反而不显著;而GDP与M1情形类似, 滞后二期显示了较强的相关性;热钱滞后一期或二期与指数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经Johansen协整检验, 结果下表。

在5%置信水平下, 迹统计量假设检验与最大Eigenvalue统计量假设检验均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设, 且都拒绝存在至多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 但接受至多存在两个协整方程的假设, 由此说明4个变量存在两个协整方程。这里整理得到一个有用的协整方程:

359877*LNHOTMONEY+2.221625*LNM1

残差为白噪声保证了ADF检验的先决条件。显然, 误差项序列是平稳的, 从而证明了协整关系的正确性。整理得到最终协整方程:

LNHOTMONEY-2.221625*LNM1-ε。

五、结论

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结论, 选取能够代表我国股票市场总体情况的上证综合指数和能够代表我国宏观经济变动的GDP、M1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与遗漏项目, 利用ADF检验、VAR检验、J J检验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如下:

1.单位根检验:LNEXPONENT、LNGDPSA、LNM1、LNHOTMONEY经过ADF检验均显著存在单位根, 证明其为非稳定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 DLNEXPONENT、DL-NGDPSA、DLNM1、DLNHOTMONEY均为平稳序列, 证明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

2.VAR检验:VAR模型表明, 上证综合指数与其滞后一期、二期均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滞后一期呈正相关, 滞后二期呈负相关, 这是由于支撑位与阻力位的作用;滞后二期M1与上证指数显著相关, 而一期反而相关性不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宏观政策调节的时滞效果造成的;GDP与M1情况相似, 滞后二期相关而滞后一期相关性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股票市场对于基本面反应过度造成的;而滞后一期与二期热钱均与上证指数无明显相关性。

3.协整检验:从长期均衡来看, 上证指数与GDP和热钱呈正相关, 与货币供应量呈负相关, 系数分别为2.874329、0.359877、2.221625。

参考文献

[1]李子奈等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 (第二版)

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与调控 篇10

2007年初, 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签订了344亿元的安哥拉安居房工程。受此影响, 从当年2月12日到4月16日, 杭萧钢构股价从4.24元暴涨至18.67元。同年5月14日, 中国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杭萧钢构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信息以及披露信息存在误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决定对杭萧钢构给予警告, 并处以40万元罚款。在此期间, 有关杭萧钢构的信息十分混乱, 其股价也由19.70元降至12.32元。

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 127名因购买杭萧钢构股票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分别委托5位律师向杭州中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请求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案件总标的590万元。

2009年5月19日杭州中院宣布, 经其调解,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127件系列案件中的118件案件,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杭萧钢构于2009年6月30日前在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上按照82%的比例以现金形式向118位原告分别支付赔偿金额共计约400万元;案件受理费各半负担。至此, 这起延宕两年、被称为“全流通时代第一要案”的投资者索赔案终于结案。

这一案例深刻反映出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揭示出政府运用经济法对市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

二、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 也是为实践证明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之一。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全部问题。正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 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 才有了国家干预的必要。

总的来说市场失灵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市场本身失灵: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 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 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引起效率低下、分配不公等问题。第二种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性障碍。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 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 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始终有效的, 当市场失灵时, 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通过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干预市场, 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运行, 发挥其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三、政府如何有效干预

以我国证券市场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上不仅存在违规配股、信息披露问题、内幕交易问题、买卖本公司股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况, 还包括一些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违法违规操作的特殊情况:证券市场产生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含有相当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同时, 证券市场不是依法产生的, 其先于证券市场的有关立法而产生。《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出台。在此之前, 仅仅是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规范证券市场。

我国政府近年在不断加大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力度, 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 相互配合, 共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大体而言, 我国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主要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方式。具体方式如下:

1、树立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在证券市场中, 投资者的存在是整个证券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还是在市场的参与上, 都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 证券法有必要向中小投资者倾斜, 增强其地位, 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是尽量减少投资风险, 维护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的秩序和安全, 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适当的救济。具体表现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公开原则, 任何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要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与证券发行和交易有关的各种重要的信息, 避免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重大误解和遗漏。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法律上应受到公平对待。公正原则要求在证券发行、交易中, 对所有投资者实行统一的行为规则。

2、明确监督管理机构职权

在证券市场中, 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出现是为了弥补证券市场本身的不足, 促使其规范发展。《证券法》已经明确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机构, 依法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等各个环节和各个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 各地原地方证管机构由其直接领导, 从而使地方证管机构能超脱于地方政府之外, 摆脱地方利益的影响, 更好地发挥统一监管职能。

在上述引言的案例中, 证监会对该公司的信息披露合法性的调查, 正是依照《证券法》第四节中, 禁止虚假信息出具、传播的法规。政府专职部门调查介入, 对维持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 净化交易市场有至关重要作用。

3、政府评论与调整资金准入政策

政府评论是我们比较常见而且还对投资者非常有效的手段。尽管每天都有股评家在大大小小的媒体评论市场, 但他们对市场的评论远不及政府来得有效, 更有甚者, 媒体和某些所谓专家的言论, 由于受利益集团的唆使, 为其逆言, 反倒成为鱼肉广大投资者的帮凶。从而导致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混乱。而政府言论由于其公信力, 对股市有极大引导、制约作用。

政府调整资金准入政策是中外所常见的直接干预手段。从总的趋势看, 限制资金入市的尺度越来越松, 但在市场发展初期这种直接调控手段是有效且必要的。

从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看, 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将逐步减少, 间接调节手段逐步成为主流。从其它证券市场的实践看, 间接干预手段主要是调整交易成本、税收政策、货币市场政策、引入平准基金等。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的间接手段主要有:调整交易费、红利税、利率政策、调整证券经营机构的货币市场准入政策等。

四、综述, 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是其本质特征

综上所述, 国家对经济运作的干预与调控在现代社会中, 愈显重要, 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与建构依据。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 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 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 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 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坚持干预有据, 干预有度, 干预有效原则, 尽量平衡国家与市场两者关系, 充分发挥他们各自功效, 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

摘要：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始终有效的, 当市场经济失灵时, 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干预市场, 就是要保持市场平衡运行, 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抑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 解决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与政府调控之间的矛盾, 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 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

关键词：政府调控,经济法,市场经济,证券市场

参考文献

[1]陈虹、吕忠梅:《经济法原论》, 法律出版社。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11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钱荒；银行理财产品；宏观；经济效应

一、引言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生产规模扩大、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利率市场化的支撑。

二、利率市场化進程中的居民资产选择

1996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正式启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的形成和变动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序为：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放开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然后放开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其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顺序为：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到2011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实现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以及“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但我国利率未实现完全市场化。

随着社会财富的总体分配格局迅速向居民个人倾斜，我国居民经济行为已客观上存在着资产选择问题，而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也正逐渐对社会资金流动格局和资金资源的配置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

在2012年举行的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周晓川指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价格应主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对价格的作用，而利率市场化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因此，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三、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现状及基本特征

深入分析上表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第一，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发展迅猛。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受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个人可支配收入由GDP决定。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数量不断增加，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不断完善。

第二，可供居民选择的资产形式不断增加、种类日益繁多。从上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的资产构成已趋于多样化。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居民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两个方面。其中，居民金融资产是一种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收益的资产。它指居民持有的金融债权及权益性凭证形式资产，包括现金、各种储蓄存款、各种债券和股票、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等，其数量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利率波动影响、反映一国经济金融化水平。

第三，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极不合理，资产选择渠道相对狭窄，储蓄存款占绝对优势。各种有价证券和保险资产虽然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大，但所占份额偏低。

四、宏观经济效应

第一， 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深刻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如果深入分析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就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货币流通速度V的内涵，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理论。因为，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强烈地影响着v的变化轨迹。具体来说，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必然给居民提供了一个根据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三结合原则灵活、便捷地作出资产选择的广阔空间。这时，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将对货币流通速度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随着日益完善的金融市场上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货币功能也就不断扩展了，人们持有货币不仅是为了实现日常的交易动机，这时货币还开始发挥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人们开始保留一定数量的货币余额，作为金融证券交易的准备金。同时游离于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货币数量也会增加，因此将造成货币需要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但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替代作用更臻加强，从整体上看，此时居民的资产调整、组合频率必然加快，这又在另一方面促使着v加快。可见，金融市场的发育内在产生着使V起相互“冲销”的作用。

但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使V加快了，还是减缓了呢？一般来说，当金融工具创新速度加快，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意识加强，投资行为较为成熟时，v是趋于加快的。从有关的统计资料看，多数发达国家v是相对稳定的或趋于加快，并且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v持续缓慢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如果金融市场落后，经济结构处于“割裂”状态，内部融资占绝对优势，居民缺少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的资产选择行为，这时，货币将更多地滞留在居民手中，或准备用于储蓄存款或准备用于购买消费品。这样，当其他条件不变时，v是趋缓下降的。

（2）居民实业投资的规模和比例。居民寻求剩余货币增值的途径除了一部分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和实物投资外，还常常用于实业投资，这就往往要求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才能应付日常的经济活动支出。用于经营性的铺垫资金随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同时，由于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要求居民保留一定数量的货币余额以防不测。这样，居民实业投资的规模越大，需要持有的货币资产就越多，这无疑减缓了货币流通速率。

（3）制度变迁状况。当社会处于经济性的或不稳定的制度变革环境中，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将增加。如住房制度从配给制到商品化的改革等将引起人们持币行为和动机、储蓄行为和动机发生明显的变化，用于和备用于住房、养老、医疗健康、子女教育和防备失业等的意向将明显增加。因此，货币的沉淀数量就会相应增加，货币流通速度的加速就会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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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运行中的“泡沫”程度。当资金运动严重背离了商品实物运动和社会再生产运动时，泡沫经济就出现了。这时，投机因素将被高高掀起，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市场上的换手率急剧抬高，交易量将迅猛上涨，商品市场上的投机倒把行为泛滥，“倒爷”横行，商品流通速度加快，而用之于生产经营领域的货币被大量抽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居民狂热的证券投机和对耐用消费品抢购、倒卖的资产选择行为将进一步助长了“泡沫”程度。這样，本已加速运行的货币将被居民进一步推动，V也就不断趋于加快了。

总之，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第二，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强化了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大大增加了测算货币供应量的难度。

（1）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强化作用最明显的还是体现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甚至决定上面。我们知道，在货币供给的程式中，

货币乘数K=k=（Rc+1）/（Rd+Re+Rc）

（Rd表示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Rt表示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t表示转化的定期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重，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c表示现金漏损率即通货率），式中的Rd、Rt、t、e、c等变量决定着货币乘数的变化，而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都会影响到这些变量甚至起决定使用，从而通过引起货币乘数的变化而影响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2）居民日益兴起的资产选择行为通过促使着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不断创新而强化着货币供应的内生性。随着经济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多样化的进程也就日趋加快，原有的和新生的种种金融机构不断地创造出形式繁多的货币替代品，如电子资金转帐、电话付帐业务等，并且侵入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的业务范围，使得银行与非银行的差别日益模糊，货币与“准货币”也难以分辨。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促使着形形色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信用创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货币的演变发展，对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对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应低估的作用，同时促使着社会闲散资金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多样化带来了资金流动的进一步复杂化，央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也就更加艰难了。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影响。

居民拥有的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资产选择行为的不断兴起，足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全方面的影响。在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制度框架下，随着货币深化的日趋演进，和着商品经济规律内在推动着的市场深化的经济背景，资金资源的配置格局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致引起对金融重构的强烈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主体——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催化功能角色。其中的原因是，日益兴起的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已对社会资金流动格局和资金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带来了嬗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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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小川.渐进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J].当代农村财经，2012（12）：37.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 篇12

1. 家电下乡的概述

所谓“家电下乡”, 简言之, 就是指国家对购买指定家电产品的农民予以一定比例财政补贴的制度安排;就其性质而言, “家电下乡”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典型制度设计, 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央和政府财政给予农民补贴物价的13%, 刺激了农民的购买欲, 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且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家电下乡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是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创新突破, 也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挑战的重大举措。

2. 家电下乡的发展历程

“家电下乡”这一惠农政策, 2007年12月, 在财政部、商务部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而提出的。首批试点省市是: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补贴的家电产品有四种:彩电、冰箱 (含冰柜) 、和手机三大类。在试点地区, 家电下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后经国务院批准, 由三省一市扩大到了14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实施时间暂定为4年。根据国务院36次常务会议精神, 决定向全国推广这一活动。2009年2月1日, 在14个省市的基础上, 开始向全国推广。补贴的产品由最初的4种、8种、扩大到现在的十多种。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家电下乡的发展历程, 如图所示:

家电下乡试点的范围也是在逐渐的扩大:由三省一市到14省再到全国。从试点之初到扩展到全国, 历经14个月。时间之短, 速度之快, 可见家电下乡政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近9亿人口, 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消费潜力巨大。家电下乡政府补贴一定的费用, 可以减轻农民的部分负担, 激发了他们的购买欲望, 受到老百姓的青睐。

家电产品的种类也是逐渐增多, 由最初的4种增加到8种再到十几种。种类增多, 农民的在选购家电产品时, 选择空间就会变大。但是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国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其中的4种在各地区推广。

值得肯定的是, 短短的两年时间, 家电下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中国家电下乡网统计:今年1-8月份, 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4635.9万台, 实现销售额1009.4亿元,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6倍和2.1倍。销售量较大的品牌是:海尔、格力、海信、美的、创维等。

二、农村家电市场的问题现状

1. 家电下乡的产品质量值得担忧

保证产品质量, 才能够真正的惠农。产品质量的好坏, 是赢得市场的关键。2009年12月7日, 据北京晨报记者刘映花的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公布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 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维修过。此后公布了对275个村的8188位农村消费者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在使用家电下乡产品过程中, 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情况。仅仅推广一年的时间, 就产生了如此高的返修率, 难以想象。按此比例计算, 截至2009年10月31日, 在家电下乡所销售的2787.8万台家电中, 就得有近350万台产品进行过维修。依照这样的发展, 返修的产品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如此高的返修率值得担忧, 因为正常的家电产品的返修率一般在3%以下, 这将不利于农村家电市场的发展。

2. 家电下乡的售后服务不到位

从家电下乡政策试点到全面推广的情况来看, 家电下乡产品得到了广大农村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喜爱, 广大农民购买踊跃。然而, 由于部分企业的售后服务严重滞后于产品推广, 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家电下乡销售快, 售后服务跟进慢”的现象, 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根据四川农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家电下乡售后服务落后成瓶颈》调查显示:商品退换难、维修服务差, 已购买者对售后服务顾虑高。由此可见, 家电市场与售后服务没有同步建设。

3. 市场秩序不完善

至今为止, 农村的家电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善, 但是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首先生产家电的厂商, 如何能够把质量好的产品放到农村市场去销售去推广, 需要有一个合法的经营主体。在农村家电经营者基本上是个体经营户, 对于家电下乡的产品并不是很热衷, 原因是这些产品的赢利微薄。其次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没有给农村的家电市场的秩序制定明确的标准, 只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 采取补救措施。市场秩序的好与坏, 应以法律和有关政策性规定为准绳, 而不是任意主观确定。再次就是农民的家电市场售后服务滞后。分析原因就是一般的售后网点都设在了市区, 经营和售后服务还没有配套。

三、对策与建议

1.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 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农民手里有钱了, 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购买家电产品。乡镇领导以发展当地经济为奋斗目标, 通过招商引资, 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 也提供了农民的就业机会。有了物质上的需要, 才会有精神上的需求。有了一定的工资收入, 人们才会提高生活的品位, 提高生活的质量。

2. 调整家电产品结构, 适应农村需求

从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考虑, 调整家电产品在农村市场的结构。家电下乡绝不是借“下乡”向农村市场倾销仓库积压电器, 更不是借政策的东风抢占农村市场, 必须从农村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 开发出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农村家用电器, 而不是一股脑地倾销城市剩余或积压电器。

3. 规范市场秩序, 使农村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市场秩序的好坏, 直接影响家电市场的发展。首先要对经营者的授权资格严格审核, 合法的经营主体是保证农村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其次要对各类家电产品严格把关, 严厉打击那些冒名顶替、以次充好的劣质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之后, 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最后,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适当放宽对农村市场的限制, 扩大市场规模。

4. 家电市场与售后服务同步

一个普遍常见的问题就是, 农民买了家电, 找售后服务网点却很难。原因就是家电市场与售后服务网点建设没有同步。授予经营者销售家电产品的同时, 也要把售后服务网点建在附近,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提升产品售后服务能力, 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村消费者对家电下乡产品的消费及服务需求。家电下乡政府和企业应加强服务网络和服务能力建设, 满足消费者的服务需求。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措施, 加大节能环保家电的推广力度, 促进农村消费持续健康发展。

5. 适当考虑城市低收入群体

家电下乡在农村推广的同时, 也适当考虑城市的低收入群体, 同样满足他们的需求。城市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农村居民的高, 农村居民至少还有土地作为他们的生产资料。城市低收入群体, 除了微薄的工资收入, 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四、对调控农村家电市场的反思

从2007年年底至今, 推广时间也有近三年的时间。结合农民在购买家电过程中所反映的问题, 政府也出台了多种措施来解决推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比如:简化报销程序, 采取直接抵扣现金方式或当场报销方式;补贴限额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经历, 产生了以下几种疑问:

1. 家电下乡是否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需求?

(1) 产品种类限制。家电下乡的产品种类是在增多, 在4种已推广的产品基础上, 各个省市可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需求在这4个产品中选择2个进行推广。这无疑是有了限制, 这样的限制是否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有效需求?值得政府部门深思。其实, 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 购买的产品种类并不只局限这几种。

(2) 产品数量限制。规定每户在购买每种产品数量不得超过2台 (件) ,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 既然规定了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样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大型家电 (电视机、冰箱) 的使用年限一般能超过10年以上, 但是有些小型产品却不尽人意。比如:手机, 手机使用的时间长短, 不确定因素太多。遗失、进水、损坏等。再者, 假设每农户平均3-4口人, 2部手机也只是满足有限的需要。

2. 是否需要界定购买者的身份?

(1) 户口簿借用现象。家电下乡产品针对的对象是农村居民。换句话说, 有资格、有条件能够享有购买家电补贴的对象是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在农村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农民的户口簿被借给他人使用。农民的户口本是否能够借给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

(2) 户口本乱用现象。家电下乡规定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 以户主的身份购买家电。而在农村, 户口本乱用的现象时常发生。乱用也就是张家用李家的, 王家借赵家的。事后因购买家电而产生的矛盾并不少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 一是农民的思想意识较为单纯, 顾虑较少。二是自我认知不够, 维权意识差。

3. 户籍改革后的城镇居民是否可以购买家电下乡产品?

近几年, 政府非常重视农民的生活状况, 把“三农”工作作为重点。新农村建设, 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家电下乡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户籍改革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提供住房、社保各种待遇。又一个问题摆在面前, 农转非的居民, 能否还有资格购买家电下乡的产品, 国家政府部门应考虑一下转入城镇的居民。

4. 庞大的消费群体是否增加财政负担?

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 试点期间, 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 地方财政负担20%。适度的财政补贴是必要的, 但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5]。财政补贴过多, 首先削弱了国家财力, 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其次, 挤占经济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再者, 财政补贴刚性强, 难以压缩, 会导致赤字增加引发通货膨胀。

5. 各家电企业的竞争是否公平?

中标的家电企业, 毋庸置疑, 销售量肯定比未中标的企业销售量高, 带来的利润也就更多。这样是否存在中标和未中标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中标的家电产品, 国家给予13%的财政补贴, 也就相当于中标的家电企业, 可以低于市场价格的13%出售。未中标的家电企业要是按照原生产价格销售, 就不具备任何竞争力。要是同样低于13%的价格出售, 没有利润可言。在这种情况下, 不公平的竞争也就随之而生。

“家电下乡”政策在我国首次实施, 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无经验可借鉴。一些政策法规有待完善, 总是在出现问题后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有些管理制度, 事前监督没有发挥作用、事中监控失利、往往是事后处理。

五、总结

农村市场是个有待发掘的“聚宝盆”但要真正启动这个市场除了国家出台政策帮助农民增强购买力、刺激农村消费外, 更需要企业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做好营销和售后服务并需要各地创造性地落实政策。农村市场的的发展潜力巨大, 只有调控好市场的秩序, 规范市场主体和客体的行为, 才能保证农村市场在和谐社会中的发展畅通无阻。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在发展农村市场时, 落实好各项政策法规, 注意调控市场的秩序, 相信农村的家电市场将会更加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市场调研、理论分析等方法,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 系统分析了“家电下乡”政策, 研究了家电下乡的市场现状, 发现了家电下乡政策自2007年底实施以来, 受到了农村居民的欢迎,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家电下乡政府予以补贴13%的费用, 刺激了消费, 带动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农村市场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补贴周期长、程序复杂等, 这些问题也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完善。基于上述问题, 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有关研究可作为国家制定调控农村家电市场的公共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家电下乡,市场,政策,公共经济,问题与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国家电下乡网:http://www.zgjdxx.com/html/20761.htm

[2]刘映花:《中国家电协会公开质疑中消协抽检结果》[N].北京晨报2009.12.7

[3]李海闻杨第:《关于“家电下乡”现状与问题的调查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 (1)

[4]家电下乡政策解读:http://jdxx.zhs.mofcom.gov.cn/admin/news.do?method=view&id=811495

[5]汪露:《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分析》[J].当代经济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