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市场（精选12篇）
调节市场 篇1
价格改革以来, 我国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 定价权从政府转移到经营者手中。受利益的驱使, 部分经营者无视市场交易规则, 利用消费者对价格信息了解的有限性设下陷阱, 谋求不正当利益, 正常的价格秩序遭到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 定价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这部分价格放手不管, 在强调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同时, 还应发挥“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
一、市场调节价格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监管效果不明显, 市场调节价格运行问题突出。
一是价格欺诈司空见惯, 奇招百出, 五花八门。如无中生有、虚假标价, 似是而非、模糊标价, 虚拟原价、虚假降价, “暗箱”操作、价外有价, 低价标价、高价结算, 名为优惠、实为搭售。可以说, 价格欺诈现象比比皆是, 处处可见, 令消费者防不胜防。二是暴利宰客消费者反响强烈, 价格垄断时有发生。有些经营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价格决策非理性。餐饮业、旅游业暴利宰客屡见不鲜, 房地产商炒作房价五花八门, 价外乱收费手段多端。有的行业组织或经营者, 为了操纵市场价格、排挤公平竞争、侵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谋取垄断高额利润, 公然互相联手制定垄断价格。三是捏造散布虚假信息, 哄抬物价, 扰乱秩序。每当国内外发生突发性事件, 或局部商品供求变化时, 有些经营者便制造供不应求的谎言来哄抬价格牟取暴利。
2. 对放开价格监管缺乏依据。
近几年来, 尽管各级价格部门在市场调节价格监管方面作了很大努力, 进行了一些积极尝试, 但是整体效果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价格监管的法律、法规配套体系不健全, 缺乏价格行为约束机制。《价格法》对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了基本的规定, 但操作性不强。如《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七款规定的“牟取暴利”没有一个“度”, 究竟获利多少才算暴利, 很难掌握;再如, 国家计委《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低价倾销工业品的成本认定办法 (试行) 》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对一些违价行为进行了具体界定, 但对价格垄断和因垄断产生的价格歧视、价格暴利, 价格法律体系上还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 有法可依的问题尚未解决。
3. 监管机构不明确, 职能关系不顺。
目前, 各级物价机构大多存在机构萎缩、人员流失、职能削弱的情况, 对市场调节价格的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机构保障, 客观上造成对价格监管的不利影响。此外, 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监管存在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的情况。如《价格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存在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物价;违反法律、法规牟取暴利等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但吊销营业执照属工商部门业务范畴, 可见, 对同一违规经营行为存在多部门执法的情况。
4. 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管手段不灵活。
对市场调节价格的监管, 过去只停留在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上, 监管手段的缺乏和政府常以“管理者、裁判”的身份出现, 一方面, 给人以“高高在上”的高压态势, 客观上造成了监管部门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 三种手段分别从规范、检查、制裁方面对市场价格的问题进行化解, 其根本是一种“堵防”思想, 政府部门缺少以信息公开、成本公示、政策性指导等方式杜绝价格矛盾的“疏导”思想。
二、加强对市场调节价格监管的对策
1. 明确对市场价格监管的原则。
一是依法监管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价格部门依法监管, 要求立法上对监督主体的权限、监督范围和程度、监督方式和手段、监督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 使其有法可依, 监管有据。二是适度、必要干预原则。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 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监管, 应当立足于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消极作用, 矫正市场调节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扭曲与失真, 做到“监管有节、监管有度”。三是重点监管原则。市场价格商品种类繁多, 要逐一监管是不可能的, 因此, 要善于抓住“牛鼻子”, 针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价格管理的实际情况, 进行重点监管。
2. 加强队伍建设, 落实监管机构。
稳定监管机构, 是加强对市场调节价格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监管机构的发展方向, 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将现行工商、技术监督、物价机构合并, 成立综合执法机构, 上面可设一个反垄断委员会或竞争委员会。二是将现行工商、技术监督、物价机构合并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独立行使反垄断及不正当竞争的职能, 在行政上隶属于宏观经济部门, 但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三是现行分部门执法的体制不变或职能、机构略有调整、合并, 在市场监管工作中, 各部门密切联系, 加强协作。
3. 完善市场价格监管的立法。
一是要在立法中明确政府对市场价格行为依法、适度监管的态度。二是要对现有价格法规进行修正、充实, 使经营者价格行为有章可循, 价格监管部门监督做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着力解决部分条款概念模糊、界定不准、约束力小、操作性差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各种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标准、程序和办法, 增强可操作性。三是在法律上赋予价格部门行政执法中必要的强制手段, 以切实增强价格行政执法的威慑性、有效性。
4. 创新、丰富市场价格行为监控的方式和手段。
首先, 要政府规范引导。一是公布生产经营成本与利润。绝大多数商品服务价格放开后, 对其成本监审是规范企业价格行为、提高企业定价科学性、整顿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手段。价格主管部门应就各业的社会平均成本、利润率进行测算统计, 作为官方权威信息, 定期公布。二是建立、完善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异动监测预警机制。监测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异动, 随时掌握各级市场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状况和价格动态, 做到“见事早, 判断准”, 为做好市场价格监管提供信息和依据。其次, 要协会协调服务。一是发挥价格协会的积极作用。价格协会作为政府价格部门与行业协会、企事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对放开价格进行协调监管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 价格协会对价格理论、法规、政策和相关知识比行业协会熟悉, 对价格形势了解比行业协会全面深入, 又背靠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有利于开展价格服务及培训企业物价人员, 有利于对放开价格的监管;另一方面, 价格协会是一种超脱行业利益的组织, 具有公正、客观参与价格监管, 规范价格行为, 维护价格秩序, 化解价格矛盾的业务基础。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是行业企业的组织, 对行业内部的企业和全行业的状况了解掌握得更全面深入, 行业协会在“行规行约”的约束下, 有条件快速成为规范价格行为、维护正常价格秩序的有效力量。三是经营者诚信守法。从抓教育入手, 建立经营者市场价格信用档案和奖惩机制, 开展价格诚信建设。最后, 要社会共同监督。一是经营者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督。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 调动行业组织的力量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通过行业组织这一平台, 把分散的经营者联系起来, 形成行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相互监督、荣辱共存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群众举报监督。走群众路线, 把价格举报监督作为获取经营者违价线索的突破口。要充分发挥价格举报电话的监督作用, 切实把价格举报工作当成物价部门一块响亮的品牌来经营。三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价格欺诈、乱涨价等典型案件, 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
摘要：价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 随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 对市场调节价格的有效监管, 政府应转变工作思路, 明确监管原则, 创新监管手段, 从积极推进价格诚信建设、公布生产经营成本和利润、扶持中介组织、开展培训、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开展工作, 即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关键词：市场价格,监管,对策
调节市场 篇2
市政府近日发布《关于推进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将试点社会办医，园区内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价，并适时将成熟的政策推广至全市。
《意见》提出11项试点政策，其中提到，园区内社会办医疗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实行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同价政策，医疗服务价格则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价。
《意见》支持外资医疗机构到园区发展。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适度放宽中外合资医疗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降低投资总额标准，延长投资年限，开展外国资本独资在园区内设立医疗机构试点。
《意见》鼓励社会资本与公立医疗机构合作办医，鼓励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在园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师多点执业试点，支持公立医疗机构与园区内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医师多点执业合作协议。鼓励外国医师到园区执业。
此外，鼓励园区医疗机构与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国内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合作，简化理赔手续。根据《意见》，园区将集聚一批国际水准的专科医院，规划建设肿瘤、心脑血管、神经病学、运动医学、老年病、妇科、儿科、医学整形与心理专科等高水准的专科医院。建设现代化、专业化的临床检查检验中心。实现园区内资源共享，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市场调节等于放任自流？ 篇3
不错，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的价格除了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必须由政府定价的外，其它的商品可以由企业随行就市定价。药品也不例外。但是无论再怎么由市场调节，对市场价格具有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都不应该主动放弃管理的权力。特别是当企业采取不正当的手法人为地定出远远偏离于价值的价格，行政管理者更不应该主动放弃管理的权力。如果过分地依赖市场调节，或者完全由市场调节，那么由于市场发育的不成熟，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由于生产经营者的惟利是图和社会公德的缺失，由于某种商品在一定情况下的短缺，由于市场内在原因而导致市场非理性的波动，就必然导致商品价格畸髙，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市场秩序发生混乱。现在我国药品市场的现状不就是证明吗？
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不排斥行政管理、干预和调控。必要的、科学的、遵循经济规律的行政管理、干预和调控不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何况280元一支的“止喘气雾剂”并非市场调节的结果。
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 篇4
一、舞动“无形手”, 发挥其决定作用
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即“无形手”) 呼风唤雨的作用:仿佛有魔法支配人们追求最大的利润。无论是后来的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 还是新自由主义, 都认定市场的决定力量。人们普遍认为, 市场这只“无形手”实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 政府只是“守夜人”。虽然我们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也不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所以, 尊重和引导市场这一“无形手”的决定作用, 是我们政府的神圣职责。
1. 给市场让道。
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管制, 对经济主体的隐性补贴, 跨越了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界限, 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 导致信号失真、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必须给市场“让道”, 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 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有机互动、需求与供给的基本均衡, 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2. 迫政府放权。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下, 人们过分迷信行政权力, 对市场的决定作用充满疑虑, 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不断扩权, 严重压抑了市场的成长空间。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既契合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也讲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与约束。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 一律取消审批, 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从而打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藩篱,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
3. 让社会分担。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 也有可能“失灵”, 比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 但不要误以为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并以此不断强化政府的微观干预。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方向, 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 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 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 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形成官营民办合理分工、保障性供给和商业性供给各司其职的良性互动。
二、管好“有形手”, 增强其调控作用
市场并非万能的神话, “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的为自己开辟道路, 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必然产生自发、盲目与滞后的弊端, 甚至沾满鲜血地手舞足蹈。我们不迷信市场的至高无上, 但也不能相信政府万能, 因为在力图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 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 导致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战后, 凯恩斯主义盛行20多年, 政府规模膨胀过度、巨额财政赤字、寻租、交易成本增大、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 用科学的眼光审视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 (即“有形手”) 的作用, 让“有形手”和“无形手”手拉手向前走。
1. 更加注重职能转变。
面对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前行的脚步, 转变政府职能, 一直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要通过制定政府权力、程序、责任清单, 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 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提高相机抉择水平, 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2. 更加注重部门协调。
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现象比较突出, 传统的由多个部门管理同一项事项的做法, 形象地表述为“九龙治水”, 实际上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 降低了工作效率。我们要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界定,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与所属部门之间政令畅通, 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一致, 整个行政体系目标统一、合理分权、运转有序。
3. 加注重制度完善。
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市场体系日臻完善, 但我国仍然算不上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大部分改革还行走在路上, 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 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我们要加快市场经济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 加强产权保护, 探索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健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等, 用制度保证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进行政质量。
4. 更加注重行政程序。
程序控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趋势,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 这一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我们要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服务中讲程序, 让规范有序成为目标导向, 努力做到重大事项未经调查研究不决策、未经广泛听取意见不决策、未经专家论证不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不决策、未经集体讨论不决策, 全面推进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 继续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核, 真正把各项政府工作都推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斩断“第三只手”, 抑制其破坏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发达的交换方式, 也是滋生钱钱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第三只手”的最好土壤, 在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第三只手”本无立锥之地, 但因其不成熟和不健全, “第三只手”也会时常伸出来兴风作浪, 扭曲、控制、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决斩断“第三只手”, 正确行使政府职能, 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
1. 加强思想教育, 遏制伸出“第三只手”的动机。
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会时刻提醒我们, 市场经济不仅是自由经济, 也是开放经济、法制经济、道德经济。“大贤秉高鉴, 公烛无私光”。政府不是为少数人、少数集团谋利益的, 我们必须站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立场上从事政府活动, 不为私欲所动, 不为私利所惑, 遵守党纪国法,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2. 加快审批改革, 铲除伸出“第三只手”的土壤。
抓住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契机, 坚决持久地反对“四风”, 打破人为设置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克服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 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吃拿卡要”行为, 扩大绩效审计范围,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努力提升宗旨意识, 切实维护和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加大权力制约, 减少伸出“第三只手”的条件。
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办法, 亘古不变的只有用权力约束权力。我们要加快建立起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保证各类市场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从而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或滥用。
4. 加紧制度修补, 控制伸出“第三只手”的机会。
认真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政府管理规则, 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 经常给制度漏洞打“补丁”, 用科学、完善、有效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用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努力从源头上消除政府工作人员伸出“第三只手”的机会。
5. 加重案件查处, 提高伸出“第三只手”的代价。
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加强党委、政府与检察、公安、审计、税务等执法执纪机关以及人民法院、金融机构、企业党委纪委的密切协作, 编织缉拿大案、要案的天罗地网, 挖掘线索、多方取证, 查办一案、教育一片、威慑一方, 让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伸手、不敢伸手, 伸手必被捉, 对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干扰办案的, 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
摘要：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必须激发市场这一“无形手”的决定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这一“有形手”的调控作用, 坚决斩断游走在两者之间的“第三只手”, 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
调节市场 篇5
前移调控关口 运用价格调节基金稳定市场物价
郑秀红
（惠州市物价局
广东惠州
516013）
物价稳定关系千家万户，关系社会长治久安。惠州市物价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东省物价局的指导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工作部署，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调控新思路，着力推进稳价惠民工作。近年来，在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蔬菜大棚、冷链设施、平价门店三项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将调控农产品价格的关口延伸到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在稳定市场物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生产环节抓大棚建设，扶持蔬菜生产保供应 惠州市现有蔬菜种植面积30万亩，复种面积约126万亩，年蔬菜生产量约190万吨，在供港鲜菜占大陆供港蔬菜总量40%以上的情况下，本地蔬菜仍能满足自身需求。但鉴于惠州市蔬菜生产季节性特征明显，菜价上涨主要发生在连续阴雨天气或本地蔬菜上市品种较少的月份，惠州市物价局把解决蔬菜价格季节性波动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与农业部门进行多次调研，并召开专家论证会，研究如何扶持蔬菜生产。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推进“菜篮子”蔬菜生产的意见。惠州市政府对惠州市物价局提出的工作思路高度重视，在今年10月下发了《关于运用价格调节基金保障“菜篮子”供应保障市场价格稳定的意见》及《惠州市强化和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工作方案》，计划在全市选择15家千亩以上的蔬菜生产基地，建立政府“菜篮子”蔬菜生产基地，运用财政专项补贴和价格调节基金，在改良生产环境、蔬菜大棚建设、质量体系建设、蔬菜良种研发等方面进行扶助，促进蔬菜生产稳定发展。在扶持范围上，重点对蔬菜生产基地大棚建设进行扶持。九龙蔬菜生产基地是保障市区蔬菜供应的政府“菜篮子”蔬菜生产基地，价格调节基金对其大棚建设已扶持100万元。在操作程序上，惠州市物价局价格调节基金办与城区菜工办签订《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蔬菜发展保障蔬菜供应的协议》，城区菜工办再与蔬菜生产基地签订协议，明确三方的责任和义务，协议中特别约定，在市场蔬菜货源紧张时期，政府“菜篮子”蔬菜生产基地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较稳定的价格供应本市市场。
目前，已在市区周边建立5个政府“菜篮子”蔬菜生产基地，对基地的大棚等设施建设投入扶持资金约300万元。从2011年1月1日起，还将对新建或扩建蔬菜大棚百亩以上的生产基地，给予每亩5000元的补贴。实践证明，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大棚建设有利于降低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减少损失；有利于缩短蔬菜生产周期，缓解蔬菜季节性问题；有利于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蔬菜价格。
二、批发环节抓冷链建设，增强应急储备保稳定 冷链是指使生鲜等易腐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始终保持在规定的低温状态下，以保证产品质量，减少损耗的一种低温物流系统。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易腐农产品长途冷链运输率达100%，而我国仅占总产量的32%。批发环节重要农产品冷链建设滞后，导致部分肉类、蔬菜的储备困难，在货源紧张时无法向市场及时投放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
经过调研，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建设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项目的有关要求，结合惠州市实际，提出首先在批发环节促进冷库建设，选择粤东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中心——惠州市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开展试点工作。重点运用价格调节基金，通过生产运营补贴的形式，支持该中心2500吨库容的农产品储备冷库建设，将其打造成惠州市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菜篮子”应急储备基地。并与该中心签订协议，明确该中心承担市区肉菜应急储备任务，其冷库要保证1500吨蔬菜和1000吨猪肉的常态储备量，平时要确保满足市区7天的肉菜消费储备量或市场投放量；节日和自然灾害期间，保证每日农产品供应量2500吨，48小时内组织调入不少于1000吨的农产品供应市场，切实发挥保障货源供应、稳定价格的作用。与此同时，惠州市物价局积极争取省级价格调节基金的支持。最近，该中心被广东省物价局定为“广东省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菜篮子‟应急储备基地”，承担珠三角部分地区蔬菜应急储备任务。
同时，惠州市物价局还积极在部分田头交易市场、农产品销售市场推进农产品冷库建设，以增加市场肉菜储备量和保证农产品卫生安全。目前市区的“勇记”田头交易市场和“四季绿”田头交易市场均建有田头冷库，价格调节基金对其冷库运营给予适当扶持。实践证明，通过在批发环节推进冷链建设，有利于增强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调控能力，达到增加市场投放量及稳定价格的目的；也有利于调剂产销，使不同季节的农产品在冷藏保质的前提下，实现均衡供应上市，满足消费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农产品季节性上市而出现的价格波动。
三、零售环节抓平价门店建设，引导市场价格惠民生 建立平价直销点是政府调控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有力措施和手段。从2006年开始，惠州市物价局就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台风等极端天气和重要节假日期间，市场肉菜价格涨幅较大时，在市区8大农贸市场设立“政府平价惠民蔬菜（猪肉）直销点”，通过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外调蔬菜及补贴猪肉批发环节等措施，以较稳定的价格销售肉菜，既惠及困难市民，又引导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走势，进而引导市区其他市场的商品价格，从而达到稳定整个市区物价的调控目标。通过用较少的资金设立直销门店有效调控整个大市场，价格调节基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设立惠民直销点调控市场以来，该市农贸市场肉菜的价格均保持了基本稳定，受惠市民也发出了“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的心声。因此，设立直销点是政府调控区域市场价格的一个重要抓手，是稳价惠民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16项措施和广东省23条措施中，提出在农副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时，各地可在大型集贸市场或超市建立直销门店，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肉菜等农副产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广东省的部署，惠州市物价局在总结多年调控市场物价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长效的市场调控抓手，在原有惠民直销点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平价门店的意见。平价门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价门店，而是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以企业自主投资经营为主，同时承担一定稳价惠民社会责任的门店。为此，市政府印发了《惠州市关于推行平价门店建设稳定市场物价的意见》，要求在全市推行平价门店建设，并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平价门店要覆盖全市主要农贸市场的目标。
目前，已在市区重点扶持打造了1个大型平价农贸市场——华隆平价农贸市场。该平价市场平时通过农超对接、产地直销等经营手段，以低于市区其他市场价格销售商品。在政府调控时引导经营者以平价销售商品，进而稳定市区其他市场的价格。同时，在市区各大型农贸市场和部分社区市场设立10多家平价门店，经营品种主要涉及蔬菜、猪肉、粮油等。随着平价门店建设的推进，在价格形成的终端加强引导和调控，以门店影响单个市场，以单个市场带动整个市场，从而有效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稳定。尤其在市场价格持续明显上涨时，政府能够通过平价门店更加迅速有效地实施价格应急调控和干预措施，及时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把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作为工作重点，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放在突出的位置。物价部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通过运用价格调节基金促进三项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得出以下三方面体会：
第一，创新调控思路是新形势下稳定物价的重要前提。在重要农产品生产、批发、零售环节推行三项建设，实际上是把调控市场物价关口前移，综合施策，重点治理。推行三项建设是物价部门转变职能，跳出“就物价论物价”的框框，进一步创新调控思路，把物价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的重要体现。三项建设的推行，也进一步丰富了物价工作内容，在市场调控方面从只能加强市场监管的“单轮驱动”转变为覆盖生产、流通、销售、监管的“四轮驱动”，必将对推动物价事业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第二，强化价格调节基金职能是政府稳价惠民的重要抓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新时期价格工作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在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已放开实行市场调节的形势下，调控市场价格，除适时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外，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广东省出台《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后，如何运用好这个抓手稳价惠民是我们价格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在调控市场、稳定价格方面增加了一个经济手段。推行三项建设稳定市场物价需要价格调节基金，而推行三项建设也为价格调节基金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调节市场 篇6
“五花肉17.99元/千克，里脊肉17.99元/千克，比起上一年，猪肉真的很便宜。”3月28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华润万家超市，市民王女士这样告诉记者。
猪肉便宜了，市民高兴了，养殖户却“哭了”。2013年12月中旬以来，猪肉价格一路下跌。在这猪肉价格“跌跌不休”的迷局中，中小养殖户如何应对？如何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两难局面？破冰“猪周期”，需要市场自我调节，更需要政府的宏观计划经济进行调控。
中小养殖户或减栏或关门
2014年3月26日下午，当记者见到河南省桐柏县毛集镇新庄村李小庄组养殖户李林学时，他刚刚睡醒。“昨晚一头母猪下崽了，一夜没睡，忙到中午才上床睡了一小会儿。”见到记者，李林学开始向记者诉苦：“今年猪价太低了，能让人亏死。”
上一年，李林学养了150多头猪，“生猪能卖到七八元一斤，每头猪能赚个二三百元”。
2013年7月，看到养猪能赚钱，李林学准备扩大养殖规模，他筹集了20多万元准备建2栋猪舍，建成后能存栏300多头。
但是李林学万万没有想到，猪舍还没有建起来，猪价就开始下跌了。
猪价频频下跌，李林学感觉亏不起。他开始淘汰部分大龄母猪，现在只留下了13头母猪和部分仔猪，共有六七十头。“现在，生猪价格是9.6元～9.8元/千克，玉米价格大约是2.36元/千克。养猪成本这么高，我还好点，自繁自养，每头猪亏200多元，如果是买仔猪来养的养殖户，每头亏400多元很正常。”
为什么猪价忽高忽低？李林学用他朴素的语言给出了答案：“看到养猪赚钱，大家一窝蜂儿地都来养，养的猪多了，猪价肯定下跌；猪价一下跌，很多养殖户亏不起，都不养了，养的猪减少了，猪价马上又上来了。”
虽然目前亏损，李林学还是非常看好养殖前景。他用减少生猪存栏量来减少损失，同时增加仔猪的数量。“现在虽然不赚钱，等养猪的人少了，价格肯定会上来。”
相对于李林学来说，很多小养殖户“伤不起”，选择“关门大吉”。据李林学讲，他村子附近很多养殖规模在50头以下的养殖户，都把猪舍卖空了，夫妻双双出去打工。
上市企业各出“奇招”
3月14日，首批来自美国的13个集装箱325吨冷冻带骨猪肉到达宁波保税区港龙仓储有限公司接受宁波检验检疫人员的现场查验。这是万洲国际（原双汇国际）从美国进口的猪肉。
据了解，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万洲国际旗下的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从宁波口岸进口美国冷冻带骨猪肉，已获得了4500吨的进境许可。
据业内人士分析，“在目前猪价大跌的形势下，万洲国际从美国进口的猪肉仍然保持15%的利润”。
同时，业内知情人士说，为了应对双汇养殖短板，早在201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布局。
布局的结果也在2013年5月29日揭晓，在这一天，万洲国际和史密斯菲尔德发布联合公告，双方达成一份最终并购协议，万洲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已发行的全部股份，价值约为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7亿元），其中包括万洲国际将承担史密斯菲尔德的净债务。
史密斯菲尔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美国最大的猪肉制品供应商。万洲国际此举从史密斯菲尔德先进的养殖技术中获益良多，同时进行科技、资源、技术和人才的整合，优势互补，对其全球布局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万洲国际3月14日进口的325吨冷冻带骨猪肉皆出自其旗下的史密斯菲尔德公司，3月21日，此批猪肉已经登陆郑州市场，这对国内养殖业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对于本就处于养殖低谷的养猪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相对于万洲国际的大手笔，雏鹰农牧采取了养殖场升级改造来应对养猪业低谷困局。
从雏鹰农牧2014年2月28日发布的2013年度业绩快报看，2013年度营业利润6369.65万元，相对于2012年度的3.01亿元营业利润下降了78.84%。
对此，雏鹰农牧方面解释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上半年，受禽流感及猪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生猪市场持续低迷，直至6月份开始逐步回升，9月份后出现回落，仔猪产品尤为明显，大部分时间维持在较低水平。2013年，公司实施了养殖场改造升级项目，对当期公司生猪出栏量有一定影响。从11月份开始，改造后的猪舍逐步投入使用。四季度生猪行情低于预期，同比下降。”
计划很重要
猪肉价格出现波动，其实就是猪肉的供求出现了波动。当供大于求，价格自然会下降；求大于供，价格自然会上升。
面对猪肉价格“过山车”般的波动，现行的收储政策显得毫无办法，就是各种补贴政策也显得苍白无力，有时甚至有“饮鸩止渴”的举措。
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进行强有力的调控。如何破解“猪周期”，保持猪肉价格的稳定，从而保证养猪业及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
河南省郑州市种畜场场长赖登明在养猪行业浸淫了20多年，对“猪周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若想破解“猪周期”迷局，有计划地生产生猪很重要。“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可靠的全国性养猪业信息平台，这个平台能前瞻性地预测我国的年度猪肉消费量，企业一年该养多少头猪，从而用于国家指导养猪企业进行生产。”赖登明说。
对于目前我国的养猪业来说，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猪场只占40%，其余皆是散户养殖，这个数量是极其难以控制的。对此，河南亚卫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钊锋提出了“我国应该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的思路。他认为：“规模化养猪场的产猪量达80%以上的话，养猪的数量就相对容易控制了，此时，散户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指导散户有计划地养猪，河南养猪业协会有关人士认为：“在欧盟，部分国家的奶牛养殖协会很健全，实行牛奶生产配额制，规定了牛奶生产总产量的上限，农场主根据所分配的配额进行生产。这就有效避免了牛奶严重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国的养猪业也可以效仿。”
但就现阶段来看，养猪协会根本无法起到分配“生产配额”的功能。所以健全养猪协会的服务功能就显得很重要。
调节市场 篇7
一、大学生就业市场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市场要素不完善, 市场机制缺乏稳定性
1. 市场主体不成熟导致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功能弱化。
人力资源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供方主体、需方主体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等。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方主体是大学毕业生, 包括本专科生、硕博研究生等, 需求方为招聘单位。供求双方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导致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功能弱化。其一, 作为大学生就业市场供方主体的各类毕业生, 市场意识淡薄, 甚至有些还停留在“包分配”的思想观念上, 主动出击的少, 被动观望者多。而且大学生择业方式较为单一, 几乎遵循相同的择业价值取向———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集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的悲剧。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属于非生产型的公共服务部门, 行业性质决定其人力资源需求相对少。稀缺资源被过度追逐, 金字塔效应被无限扩大, 结果大批学生被淘汰进入次级就业市场。而在高等教育“精英化”观念熏陶下不能准确定位的大学生进入次级就业市场后, 无法很快适应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职业岗位的技能化要求, 导致非自愿性和自愿性失业并存。其二, 招聘单位作为人力资源的买家, 希望招聘“物美价廉”性价比较高的从业人员。和大学生一样, 招聘方也过于理想化和功利化, “英语好、交际能力强、动手能力强、有工作经验”的招聘标准显然与毕业生状况有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讲, 资源配置的最优并不是追求最稀缺的资源, 而是追寻最适合的资源, 以适当的价位购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才符合真正的帕累托最优原则, 而招聘单位的盲目“追高”即不符合效率原则也使人才高消费现象日益凸显。另外, 招聘单位缺乏诚信给求职学生造成畏惧心理也是就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如一些用人单位利用毕业生求职迫切心理, 把毕业生当作廉价劳力, 与毕业生签订不平等协议, 或者不按规定给毕业生缴纳“三金”及相关保险等。其三, 市场中介不健全也是就业难的重要原因。规范化的市场中介应该成为沟通供需信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促成交易有效形成和调解争议的桥梁和纽带。而我国大学生就业中介机构正处于起步阶段, 在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建设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如中介机构建设起点低、设备落后, 对就业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发布、交流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不足;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技能与指导大学生就业的目标要求相去甚远, 对大学生就业心理把握不准, 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掌握不到位等。由于市场信息不顺畅和市场中介不健全, 使得学生求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甚至每逢招聘会必定前往, 哪里有供需见面就往哪里撞, 交易成本很高但成功率很低。
2. 市场信息不对称扭曲大学生就业的市场机制作用。
其一, 信息不对称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加大交易成本, 降低市场效率, 制约就业市场正常发展。如用人单位获取的毕业生个人信息, 要么渠道不畅, 要么真实可信度存在欠缺, 有时甚至无法准确判断求职者各类证书的真假优劣, 这种道德风险会使“次的”毕业生将“好的”毕业生排挤出市场, 使真正高能力毕业生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再如, 由于劳动力价格是就业市场的重要信息反映, 所以工资水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衡量毕业生能力的重要信号, 能力越高, 需要支付的工资也就越高。而现实中面对同一工资, 高能力毕业生可能不愿受雇, 而低能力毕业生愿意受雇, 如果工资降低, 将会导致更多的高能力毕业生退出该用人单位的求职行列, 低能力毕业生会将高能力毕业生“逐”出市场, 显然这种“逆向选择”会降低或者破坏大学生就业水平。其二, 缺乏完善通畅的供求信息渠道, 信息时滞加大, 增加就业阻力。通常情况下, 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都有自己的期望,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 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 经常会发生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而用人单位又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目前供求双方主要通过杂志、报刊、网络、高校推介会等方式发布就业信息, 这种模式虽然对沟通供求双方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由于缺乏权威或成熟的商业化中介组织, 很多单位的需求信息不能有效地向市场供给方集中传达, 毕业生也不了解招聘单位的要求和相关信息, 很多招聘和求职都是在隐蔽和半公开状态下进行, 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其三, 信息不对称导致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学校培养模式产生时滞, 人才培养与需求产生偏差。高校教育理念、专业设置、教材选用、教师能力等严重滞后于当代社会发展需求, 依然只注重知识型、应试型、理论型教育, 缺乏向职业导向型、科研型、实践型培养模式的转变。由于培养模式滞后于市场需求, 大学毕业生自然很难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尤其是新兴行业人才的稀缺促使用人单位大量高价引进海外人才, 而本土大学生却择业困难。
(二) 市场环境不健全, 市场供求缺乏稳定性
1. 非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损害大学生就业环境的公平性。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区域、行业、企业性质等方面处于非均衡状态, 大学生在不同区域或行业就业所面临的工作与生活风险存在差异, 自主创业更是需要自己承担全部风险, 这种非均衡的社保体系使众多毕业生顺从理性原则, 选择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的行业或地区就业。据上海市妇联联合上海市部分高校所作的调查显示, 上海高校毕业生中98.4%的上海生源和68.2%的外地生源都将上海作为就业首选地,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就业反映冷淡, 这跟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的城乡就业待遇差距直接相关。
2. 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使大学生自主创业面临融资瓶颈。
目前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金融激励措施不多, 金融机构大多倾向于与大型企业或部门合作获取商业利润, 而对大学生群体采取“理性忽视”态度。基于人力资本自身的不确定性, 一旦大学生创业出现风险, 金融机构就要面临为其创业失败买单的尴尬处境, 同时大学生自主创业群体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很容易发生, 越是创业能力不高的学生越可能向金融机构申请丰厚贷款, 贷款后金融机构还可能面临拖欠贷款的“道德风险”。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使大学生自主创业面临融资难的瓶颈, 导致很多优秀的人力资源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贡献。
二、现行财税制度在弥补大学生就业市场缺陷方面的不足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 健全大学生就业市场体系和完善市场机制需要政府从宏微观层面通盘把握, 通过各种公共政策相互配合。近年为配合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 各级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财税政策, 如为提高就业技能对大学生就业培训提供财政支持, 通过税费减免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通过财政补贴和学费返还引导就业流向等, 这些财税政策对鼓励、支持和引导大学生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一) 缺乏对大学生见习培训的政策引导
目前针对大学生就业的财税政策基本体现在鼓励自主创业和引导就业流向等方面, 而对体现学生就业的实践能力培养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就业市场上, 大学生能否走俏取决于学生本身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而现行政策很少关注大学生在职业导向、社会交际、具体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将本应由高校负担的学生综合能力培训转嫁到了用人单位, 抬高了用人单位的培养成本。应针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实践能力培训、职业导向型实习等提供财政补贴或给企事业单位一定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其接纳大学生实习。
(二) 对就业中介机构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
中介机构不健全使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 存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和用人单位招不到人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因此亟需建设旨在为大学生提供职业发展趋势、专业供求情况、工资水平变动、职业规划咨询以及职业培训等信息的全方位就业服务中心。此类服务机构具有公益性和正外部性特征, 政府应通过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扶持。目前对中介机构的财税支持存在许多不足, 如支持方式大多局限于对中介机构在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所得税等方面的鼓励性减免, 且针对性不强, 减免力度不大, 缺乏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
(三) 针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缺失
目前缺乏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措施, 学生在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精神困扰的同时, 还要为满足基本生存东奔西走。如根据《就业促进法》设立的就业援助制度的受援对象为“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 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从内容上分析, 大学毕业未就业的人员很难被囊括到受援范围内;再如按照《失业保险条例》有关规定, 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工资, 也就没有能力缴纳保险费, 自然不包括在失业保险人群中。此外, 政府出台的一些专门针对大学毕业生的临时救助政策, 在救助内容、救助范围和救助方式方面又存在局限性, 难以发挥显著效果, 即使有相应的失业补贴, 也由于有限的补贴金额以及申请补贴的繁琐程序而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由于社会保障缺失, 一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大学生迫于生存压力从事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工作, 导致“廉价就业”, 人力资源的无效率状态由短期变为长期, 形成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同时失业保障机制的缺失又催生“啃老一族”, 增加社会总体负担, 引发社会不和谐。
(四) 缺乏对中小企业等非公经济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的财税政策扶持
缓解就业压力的战略性出路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而鼓励大学生在中小企业就业也是提升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随着就业压力逐渐增大, 中小企业就业创造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从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 目前对大学生到基层单位和中西部就业的引导力度较大, 但对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应通过财税激励政策, 将吸纳大学生就业与发展中小企业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三、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 通过财税激励高校、企业、学生三方互动,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导向和实践能力培养应涵盖在学校培养的总体规划之中, 可以考虑运用财税措施激励学校、企业、学生三方互动, 关注在校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具体可通过增列专项支出、加大财政补贴、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 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如鼓励企业接纳大学生岗位见习, 并由企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 将其支付给学生的见习补贴视同本企业职工工资准予税前扣除;见习企业录用见习学生可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通过财政补助, 支持建立大学生创业园、大学生见习基地、大学生实训基地、大学生创业社区等, 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
(二) 以财税机制为导向, 鼓励建设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专业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中心应该比一般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 除了办理求职登记、查询用工信息、参加现场招聘会、享受职业指导等基本就业服务外, 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办理、创业资金贷款和职业规划咨询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比如学生可以用自主研发成果向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基金支持或优惠贷款, 或对其后续的商业开发通过服务中心申请财税优惠;再如为帮助贫困生走出资金瓶颈困境可由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给其一定期限的免息贷款等。
(三)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公平就业的社会安全网
就目前来看, 失业大学生的处境可能比民工还要艰难, 因此必须尽快将大学生纳入社保范围中, 扭转大学生群体身份尴尬的现状, 切实保障大学生基本权益, 避免失业大学生被边缘化。其一, 应尽快将大学生纳入《失业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 失业保险费由学校、家长及学生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对困难学生个人负担部分可考虑与学习成绩挂钩由财政补贴, 或参照银行助学贷款方式以银行专项贷款缴纳。其二, 简化大学生临时救助手续, 通过高校毕业生登记程序, 将登记在册符合资助规定的大学生在一定期限内给予政府补贴或学费返还, 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将解决学生生活困难与发挥人才潜力相结合, 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主动就业。其三, 由政府提供职业规划、专业培训、给予求职过程补贴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总之,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应着眼于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着眼于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着眼于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四) 制定中小企业等非公经济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财税激励政策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经济发展,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带动就业岗位开发。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应该把激励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正面效应。如对吸纳大学生人数较多的中小企业, 可允许将其列支的毕业生工资按一定比列进行所得税抵扣, 或在原有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中小企业就业, 在中西部中小企业就业一定期限以上的, 可给予生活补贴、学费加倍返还等。
参考文献
〔1〕陈建波.试论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和对策〔J〕.商场现代化, 2009 (27) .
〔2〕应松宝.大学生就业市场分割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3) .
调节市场 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环境保护,经济调控手段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市场经济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以牺牲当前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在环境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企业要想生存,就更加扩大生产规模,使得原来破坏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我国人口众多,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很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的环境保护任务将更加艰巨。
一、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体系
环境保护事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业。除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外,还有对现有的环境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该对环保部门进行强化,加强人员的配置,发挥规划、监督的功能,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做到人人提倡环保。
二、实施长期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
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一是价值决定机制,以价格为杠杆进行调节,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一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二是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它主要是以市场的供需变化进行调节的,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三是优胜劣汰机制,主要是通过生产效率和市场效益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实现优胜劣汰。这些机制为经济手段的健全提供了条件,而且让经济手段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得到了发挥。所以建立健全的经济手段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估算环境的价值。
环境的构成要素是自然界各类的自然资源,应该在全民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树立起环境价值观,并贯穿于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树立环境价值观,在各项环保和经济活动中估算环境的价值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是制定和实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实行排污收费制度。
收费不是目的,是为了对环境进行治理。一直以来,我国对排污收费的标准很低,而且大多是对部分污染物的超标收费。这样一来,收费标准就远低于污染物治理的成本。在利益面前,企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交排污费,这样就起不到治理污染的作用。一定要提高收费的标准,大大超过污染物治理的费用,企业既然以盈利为目的,那肯定会尽可能的减少开支。权衡利弊,肯定会积极的对污染物进行治理,这样才会起到环境治理的作用。
(三)增设生态环境补偿收费制度。
由各种自然资源构成的生态环境是一种自然资产。在社会进步的同时,都离不开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我国已经在某些省区开展试点征收。希望试运行后尽快完善这一制度,在全国大范围内推广起来。
(四)征收产品环境调节税。
它与排污费和环境补偿费不同,前两者主要是污染后补偿,治理。而这一税收是调节性的。征收的费用是对污染环境的治理,主要的是对开发无公害、低污染的产品进行资金的帮助。对某些环境调节税的征收,可以采用先收后退的办法,或叫做押金制。比如,煤炭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因此,在煤炭卖给企业时,就可把税额加到煤炭的价格里去。如果企业对污染采取了防治措施,并使其排放达到了某种标准,国家就可把先收的税款退还企业;如果企业对排放未采取控制措施或防治不力,使排放达不到标准,那就没有退税了。国外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促进企业防治污染是一种很有效的途径。
(五)让市场竞争来推进环境工程的完善。
在污染防治、资源保护方面以及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环境工程的建设、排污交易、宣传教育等都应该推向市场,让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推进环境工程的完善。虽然目前我国建了不少污水处理设施,但是长期处于时开时停状态,究其原因,一个方面是技术和管理层面上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市场化、产业化。假如污水处理实行企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投入、产出,按照企业正常运行的成本来核算,就可以保证污水处理可以正常稳步的进行。这样也可以刺激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会努力的引进先进技术,降低污染成本。
(六)对清洁生产,环保企业实施补助政策。
调节市场 篇9
一、市场经济下存在经济周期的成因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 经济比例关系一直是人们在生活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 经济体内也存在一定的分工和经济比例关系, 这些社会形态以一定的经济比例关系安排经济体内的劳动,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 商品交换是一个古老的范畴, 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于上述几种社会形态之中。从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欧的社会形态变革的步伐加快, 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在英国、法国等国呈上升态势, 逐渐发展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形态, 演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下, 生产者主要不是为自己生产商品和服务, 主要是以竞争的方式为别人生产商品和服务。就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看, 其内部也存在客观的经济比例关系, 这些经济比例关系是否合理, 是检验市场经济运行质量和运行是否顺利的十分重要的指标。自1600年至今, 通过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实践看, 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普遍呈现出复苏、高涨、衰退的周期性波动。笔者认为, 市场经济下之所以存在经济周期, 核心原因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比例关系常易产生错位现象, 错位发展到严重的时期, 易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 当错位的经济比例关系调整到较合理区间后, 经济会重新步入复苏与高涨的发展轨道。如此循环往复, 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普遍呈现出热冷交替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下, 经济比例关系之所以易产生错位现象, 与以下几点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一, 信息不充分。在市场经济下, 市场主体普遍以自己对市场的观察、调研、推理开展生产、消费等活动, 若干单个市场主体掌握的信息和真实市场的运动状况常存在信息方面的差异。其二, 市场主体的认知缺陷。在市场经济下, 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的相对自由较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了一定的提高。许多市场主体开展过大量的经济活动, 但对其中客观存在的经济比例关系研究的并不多、不透, 加之掌握的市场信息又常常不充分, 因此, 市场主体通常在生产、消费环节易产生盲目性。以生产环节为例, 一些领域的生产已处于市场需求的饱和状态, 但许多生产者仍按照自己事前的预测大量生产, 导致供需的比例严重错位, 社会劳动被大量浪费。其三, 社会的财富分配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中, 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以财产的占有权在财富分配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几百年来,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普遍认同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的分配格局。三位一体, 指资本获取利润, 土地取得地租, 劳动取得工资, 后又补充了企业家才能获取正常利润。由于在市场竞争中资本、土地等呈现集中化趋势, 机器不断更新, 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几百年时间里不断向前推进, 导致财富在有产者手中的扩张不断扩大, 而劳动者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境地。社会财富是为一个社会中全体的公民服务的, 提高他们的整体的生活水准是社会财富扩张的宗旨。在市场经济下, 当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有产者手中, 经济增长主要靠他们的消费需求拉动, 这种市场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比较脆弱的, 这种市场经济也不是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下, 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易发生在生产、分配、消费三者关系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内部。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为消费者服务的, 而消费又受分配的制约, 是具有货币支付能力支配下的消费活动。就生产而言, 市场主体具有盲目性, 生产的产业安排是否合理, 是否与真实的市场需求一致, 须接受消费市场的检验。在生产领域的若干产业内部, 经济比例关系出现大的错位, 市场经济的运行易出现较大的波动, 纠正错误的产业结构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在消费和分配领域, 当其内部结构出现较大错位, 导致终端消费需求大量不足时, 经济增长就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宏观经济易出现大的波动。
在市场经济下, 由于存在市场主体盲目性等一系列原因, 导致市场经济中重要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和纠正是一种常态, 因此, 市场经济下存在经济周期也逐步成为一种常态。从人类已有的实践看, 凭借市场自发调节消除经济周期,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于是乎, 呼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 或是主张实行计划经济, 就成为人们尝试探讨的课题。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对经济周期的调节
在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 陆续有一系列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实践。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的经济实践看, 人类目前还难以完全抛弃市场和市场调节, 它在以市场为平台评价社会劳动的有用性和引导经济主体以竞争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产品、服务方面还有一系列优点, 因此, 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的大洗礼后, 政府干预经济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 二战后,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战后资本主义实行的存在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看, 经济周期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消失, 而是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其原因值得探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 大量的经济决策是由分散的市场主体独立决策, 受市场主体盲目性等因素制约, 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性。而由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下, 之所以仍存在经济周期, 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 先市场、后政府的调节方式。在一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策制定者的认识是, 先让市场自由调节, 在出现问题后, 经济比例关系明显错位后, 政府再干预经济。在这种模式下, 存在经济周期具有必然性。其二, 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认识局限性和政府政策的传导体系和机制存在缺陷。就市场决策而言, 微观的市场主体有认识缺陷, 有盲目性倾向。而就宏观的政策制定而言, 毕竟政策制定者是人, 受人的认识局限性的制约。当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存在重要偏差, 对市场的干预时机和手段不恰当时, 也会导致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 导致经济产生较大的波动。有时, 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判断较准确, 但因其政策的传导体系与机制具有缺陷, 令行不止, 仍会产生经济比例错位放大、经济波动加大的现象。
从一系列国家市场经济的实践看, 主张抛弃政府的宏观调节, 听任市场自发调节, 这种观点漏洞很大。而主张先放开让市场调节, 出现问题后政府设法干预, 这种调节安排未突出政府调节的事前性、主动性, 不是一种理想的调节方式。从四百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重点应放在的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方面, 重视对其生产、分配、消费比例关系和其各自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动性宏观调节, 而在上述三大比例关系方面, 重视分配领域的公平和相对协调, 是减少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促使经济稳步发展、有效提高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197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调节市场 篇10
大豆售价低被舍弃
据了解, 黑龙江是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 其产量约占全国的40%。黑龙江孙吴大豆协会会长刘民介绍称, 该协会所属区域种植的大豆占到黑龙江总产量的1/3, 可是随着市场变化, 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 国内大豆的价格和价值难成正比。农民很无奈, 只有顺应市场改种经济效益更好的玉米等。经测算, 玉米的效益比大豆高出一倍以上, 而大豆种植面积则是逐年萎缩。
与此同时, 中国国产大豆的产量也在逐年下降, 从2010—2011年度的1 510万t降至2011—2012年度的1 448万t, 2012—2013年度预计进一步减至1 260万t。
目前, 我国大豆单产居世界第15位,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 更远远低于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大豆主产国。
国产大豆遭遇扶持冷落
在谈及国产大豆收益较低的原因时, 多数专家直指国家支持力度不够。“这与对大豆作物的科研推广经费投入不足有密切关系”, 一行业内人士表示。
据介绍, 近年来, 国家对玉米及小麦等农产品实施保护收购政策, 而把大豆排除在外, 该政策使豆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农民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的积极性较低。即便在政府保护耕地措施及相关惠农政策下, 农民也将重心放在增加玉米的种植面积上, 而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幅则不明显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滑坡。
“向中国狂销大豆的国家都有补贴, 使得每吨进口大豆在价格上比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低几百元。而且, 进口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 而国内种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 成本上前者更有优势。另外, 我国大豆压榨企业基本分布在沿海, 进口的大豆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相较于东北地区产的大豆, 省去了一部分运输费用。受此压力, 国内大豆售价则不得不跟着进口大豆价降低, 利润被严重挤压”, 上述行业内人士表示。
接受采访的刘先生说, 此前, 当地大豆的压榨企业逐渐被外资控制, “他们都用进口的大豆, 而不用国内的。我们种出的大豆根本卖不出去, 卖就赔。我们也曾经试着往南方城市销售, 但是运费高, 加上出油低, 且南方认花生油不认大豆油, 尝试的效果也不太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另有豆农认为, 如今的大豆主产区生产大豆的方式还处于原始状态, 农民们靠天吃饭, 且在缺乏国家引导的情况下,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体系, 农民们作为卖方, 不掌握价格的话语权。“农民通常是把大豆卖给中间商贩, 每一次售出都像赌博, 看买方出价。而商贩们为了赚取利润, 自然是尽量压低价格, 所以, 即便是国家临时收储时给出一个价格保障豆农利润, 但利润都让商贩拿走了, 到头来农民还是亏, 自然放弃了大豆种植”, 该豆农表示。
大豆市场话语权丧失
南京中商华天总经理张文良认为, 虽然没有具体标准来证明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危险值, 但是依存度越高, 国内豆农以及相关企业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被动, “就像中国进口石油一样, 价格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公开数据显示, 2014年初, 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内港口分销价格为4 200元/t, 较之前一个月下降了100元/t。受此影响, 黑龙江产区榨油厂的大豆收购价格也相应下调100~200元/t。
另一方面,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杰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大豆产业被国际市场所控制, 将明显影响国内大豆产业盈利水平的稳定性。国际大豆丰产年还好, 一旦受恶劣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 将很难保障原材料的供应, 采购成本上涨会增加企业运营负担, 进而影响行业发展水平。
据悉, 过去几年, 国际大豆价格“一年之内上涨又下跌”的过山车行情出现多次, 令国内的大豆压榨企业苦不堪言。2013年, 该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 传统东北地区豆油压榨厂企业迫于亏损压力而停产, 目前仅剩20余家。
大豆产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只有创新组织化、特色化、产业化和科技化建设, 才能不断挖掘大豆生产潜力, 提高我国大豆产业的竞争力”。
调节市场 篇11
摘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要素流动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农业生产效应将存在差异。以水稻生产为例，利用对中国东部江、浙、粤和西部川、渝、黔六省市的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务工汇款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没有改变务工汇款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但显著抑制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市场环境的差别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各地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户技术效率；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务工汇款；农业生产效率；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 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 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 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 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endprint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endprint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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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里奇.2007.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调节市场 篇12
关键词：非营利性医院,融资,市场调节
建国以来,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由单纯的计划经济成功过渡和转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始终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并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义务。也正是在政府主导的长期影响下,我国医院无论大小,其日常运转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财政拨款也就成了其最主要的渠道。从某种程度上看,可能也是其近乎唯一的资金来源。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政府对其所办非营利性医院的投入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拨改投,政府的筹资职能逐渐撤离,医院则不得不通过增加自身收入来弥补政府补偿的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看病贵”、“天价医药费”等恶性事件的屡屡发生。政府职能的缺位,也必然引发目前政府在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过程中,一些医务人员逐利意识增强,医德丧失;大设备、大检查屡禁不止;药品大差价,新药审批漏洞百出;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反应性差,医患纠纷日益激化等诸多问题,从而导致我国卫生服务公平性差,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乱”现象愈发严重。
1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以及所处政策环境的形势判断
我国卫生事业从经历新中国成立时纯粹的福利性,转变至改革开放后的公益福利性,再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颁布,正式确立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政策演变过程。卫生事业的福利公益性在保障了政府所承担的全体公民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社会、个人各自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
2000年7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将医疗机构划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类型。并指出,“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同级政府给予的财政补助”,并将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归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政府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特别是医院部门的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满足最为广大的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是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的集中体现。
然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以及卫生事业福利性质的长期影响下,使得政府部门对于医院一直处于一种自办自管的状态,医院所需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统收统支。改革开放至1980年以后,政府其他部门对于事业单位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卫生领域的改革。从鼓励医院资金自筹到鼓励医疗服务与医院等级挂钩,允许特需服务和新项目、新定价再到后来的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等,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的政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2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资金现状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医院分类管理体制下,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政府的财政补贴、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的加成收入。而自1980年政府其他部门允许事业单位资金自筹,1985年卫生部门也顺应这一政策变化,鼓励医院资金自筹,自此以后,政府对于非营利医院财政筹资职能逐渐撤离。一般来说,医院在财政补偿得不到满足的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医疗服务收费予以弥补。然而医院的医疗服务项目一直遵循着一种低收费物价政策的制约,这使得医院资金来源处于一种两难的矛盾境地。于是,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在资金方面存在下述一系列的问题。
2.1 长期传统财政拨款(补贴)对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负面影响
《意见》指出,“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同级政府给予的财政补助”。然而随着国家财政状况以及与医院分配关系的变化,在医院资金中,政府拨款的比例越来越低。在政府传统投入的影响下,医院只是单纯的享受无偿使用资金的优厚待遇,而没有主动强化资金营运的意识以及独自承担相应的经济压力;另外,由于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长期追求医疗服务发展的外延扩张,规模越来越大,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会导致体制效率与医疗服务效率的下降[1]。
2.2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资金来源渠道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扭曲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在财政补偿得不到满足,再加之无进行自主社会融资强有力的政策依据,以及在医疗服务限价和降价的政策约束下,为了应对所面临的竞争和挑战,医院只能通过药品加成收入和高新项目的收费等来弥补资金的不足,而此所呈现出的将是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扭曲。也正是由于物价部门未能制定适宜有效的医疗领域价格体系并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能,医院医务人员的劳务和常规医疗服务的价格未能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对于医院的一些高新技术项目有采取放宽的定价措施,故使得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资金来源渠道发生了扭曲[2]。
2.3 银行贷款信贷约束软化的普遍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具有一定的行政属性。正是由于这种行政属性再加之政府财政补助的日渐萎缩,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银行贷款成为其间接筹措资金的主要方式。有研究指出,长期以来,银行与医院的信贷关系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态,信贷约束软化普遍存在。政府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具有一定的利息转嫁能力,这使得银行利率不能完全调节其资金需求;并且由于这些医疗机构大多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资金运转效率低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较为严重,而由此产生的资金缺口,银行迫于社会各方的压力以及政府的干预,大多是自行予以弥补,且还须向机构追加贷款,以维持其正常生存和运转。因此,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格局,增加了银行的信贷资金风险。
2.4 政策的约束和入世的双重影响
现行的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院药品加成收入。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的不断进入对医院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使其不得不直面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投入到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之中。目前,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正面临着来自市场多方面的压力,表现在医疗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格局,另外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约束,医疗费用的分担机制等都使得医疗机构不得不面临挑战。
2.5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自主融资意识的淡漠、缺乏
在山东大学汤清等的研究中指出,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整体运营状况良好。但在对其资本结构和融资能力进行分析时,也发现存在诸多缺陷。在医院的总资本结构中,负债比率低,自有资本比率高,负担的财务成本较低,财务风险小;而在总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率高,长期负债少。可见,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长期偿债能力较强,但其应付医疗服务市场波动以及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也反映了其长期融资方面的薄弱;且大多数政府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融资来源渠道单一,无法适应机构未来发展的需求[3]。
3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进行融资并适时引入市场调节性融资机制的可行性探讨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融资是指医院在医疗服务生产、运作过程中,通过各种合法方式,主动进行的资金筹集与资金运用的行为。目的在于为医院医疗业务活动、投资活动、医疗竞争活动、管理活动筹集必要的资金,保证医院正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活动。
3.1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进行融资的形势判断以及政策支持
3.1.1 社会资金进入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的可望前景。
社会资金进入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一方面解决了政府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和需求不断增加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将加速这些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预期,一部分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随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进展、资金来源和数量的增加、医院管理理念的创新、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必将在医疗市场中获得竞争的主动权,从而处于有利地位。而另一些经营不善的医院将面临种种诸如收购、兼并、解体等的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配置了医疗资源,也将改善卫生服务的低公平性和可及性。
3.1.2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引入社会资本的政策保障和支持。
200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各级卫生部门对不同渠道、不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要一视同仁,要创造公平、开放、有序的竞争环境。给予各类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同等的权力,对医院国有资产进行存量分解。在对现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完成劳动力成本的真实化,摆脱对公立医院的依附,即马克思所谓的人成为人的工具的工具。
3.1.3 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的独特性。
医疗服务领域亦存在市场,且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市场,其中医疗服务是“商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阐述了服务就是商品,揭示了服务劳动是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社会劳动。但是健康疾病又决定了该商品的特殊性。另外,在医疗领域存在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决定了在医疗领域特别是对于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不能简单的将其推向市场,而应引入或是借鉴市场的一些规律,约束医院某些行为。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是体质变革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如实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新型融资机制。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融资活动不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表现为各种金融工具)来调节,其调节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反映资金供求状况的价格——利率来调节[3]。因此,在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引入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是合乎医疗服务特殊性的需要的。
3.2 国外公立医院进行市场融资的成功经验
在对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等几个国家或地区公立医院融资的国际经验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总结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这些医院的融资方式、种类多样化。如慈善性捐款、免税债券、政府补助和贷款、商业借款(包括短期和长期)、折旧储备金、医疗保险基金等,特别是美国的发行医疗机构债券。英国这样高福利性质的国家近期也开始引入私人投资计划,以通过吸引社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而这些都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明确医院融资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切实保障融资各方的利益,在增强医疗行为透明公正的基础上,保证了公立医院最终目标的实现。
3.3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引入市场调节性融资机制的可行性
3.3.1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自身的需求。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在市场体制的调控下,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途径获取资金。内源融资是医院不断将自己的积累(收益和折旧)转化为投资的过程,是医院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源融资是医院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资金,使之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是医院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4]。
3.3.2 资金约束形式的变化。
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融资机制经历了资金无约束(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资金软约束(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到资金硬约束(市场调节性融资机制)的过渡和变化,使得医院的医疗服务活动不再受计划的约束,而直接面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权力,同时必然要履行相应的义务,体现出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4,5,6]。
3.3.3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导向。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以及管理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必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现代医院制度,取代不适应现代市场制度的传统医院制度。而实现从传统医院制度到现代医院制度的转变,其基础是医院融资机制的转变。
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又要面临着自身的生存和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医院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既要受政府宏观政策的制约,又要直面市场竞争。因此,我国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面临着如何在不改变机构功能和性质的基础上进行高效合法筹资的问题。从全社会角度看,融资实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活动的发生导致资金的流动,资金则引导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投向。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必须对其进行优化配置,在客观上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则不失为一个明智且富于时代感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曲江斌,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筹资结构的变化[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7:394.
[2]张朝阳.医院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杂志,1999;19(2):9.
[3]汤清.公立医疗机构融资分析[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4]王小万,等.医院融资机制分析与资本运营[J].中国医院管理杂志,2002;22(4):15.
[5]朱元琴.关于公立医院银行融资问题的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杂志,2004;23(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