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中介（精选5篇）
调节中介 篇1
焦虑是大学生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 适度焦虑可增加学习效率, 但是持续或过度焦虑不仅降低学习功能, 而且严重损害学生的心身健康。焦虑作为一种弥漫性的负性情绪, 很容易给日常行为方式带来影响, 高焦虑个体在不良情绪支配下往往采用更多的消极行为方式, 不仅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反而加重焦虑情绪, 而低焦虑个体则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1]。有研究发现焦虑水平、自尊人格及应对方式存在相互关联, 高焦虑个体不仅消极应对方式增加, 往往还伴随显著的低自尊水平[2]。成就动机是推动个体改变自我、追求理想自我的一种重要内驱力, 不仅与自尊自信等人格特点密切相关, 而且对应对方式也有预测价值[3]。本研究拟探讨焦虑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 即成就动机的中介调节作用, 从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对山西医科大学选修心理素质训练选修课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分4次在上课时间进行。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其中男生345名, 女生618名;独生子女243名, 非独生子女720名。平均年龄为 (18.76±3.32) 岁。
1.2 工具
将调查对象以班为单位在同一指导语下, 分4次完成调查。调查以纸质问卷形式进行, 调查时间均为30 min。
1.2.1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4]
由90个条目组成, 内容涉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 1~5分别表示“从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 本研究主要应用其中的焦虑因子分作为焦虑情绪指标。
1.2.2 成就动机量表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简称AMS) [5]
该量表共30个条目, 包括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2个因子,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和0.84。
1.2.3 应对方式问卷[6]
国内肖计划编制, 共62道题, 包括6个维度, 即解决问题、求助、幻想、自责、退避和合理化。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型应对方式; 退避、幻想、自责属于不成熟型应对方式。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1.5对数据分别进行复层次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成就动机在焦虑和不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调节作用 分别将成就动机、焦虑和应对方式进行中心化变换, 以变换后的成熟应对方式和不成熟应对方式得分分别作为因变量, 焦虑和追求成功动机、避免失败动机为自变量, 进行层次递归分析。表1结果显示, 避免失败动机对不成熟应对方式有显著影响, 而焦虑和避免失败动机交互作用对不成熟应对方式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避免失败动机对焦虑和不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同样, 2种动机水平对焦虑和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无调节效应。
注:**P<0.01。
2.2 避免失败动机在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7] 分别建立不成熟应对方式 (Y) 对焦虑 (X) , 避免失败动机 (W) 对焦虑 (X) , 不成熟应对方式 (Y) 对焦虑 (X) 和避免失败动机 (W) 3个回归方程, 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2。说明避免失败动机对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成立。其中不成熟应对方式对焦虑的标准回归系数由引入中介变量前的0.240下降到了引入中介变量后的0.189,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绘制中介效应模式图, 见图1。图中标志的数据为相应的路径系数和残差系数, 图形提示焦虑可以直接影响不成熟应对方式, 也可以通过避免失败动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不成熟应对方式。
2.3 追求成功动机在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追求成功动机也满足Baron和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条件[7]。因此, 分别建立不成熟应对方式 (Y) 对焦虑 (X) , 追求成功动机 (W) 对焦虑 (X) , 不成熟应对方式 (Y) 对焦虑 (X) 和追求成功动机 (W) 3个回归方程, 见表2。依次对上述前2个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和第3个回归方程中的W回归系数进行t检验, 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追求成功动机对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也成立。其中不成熟应对方式对焦虑的标准回归系数由引入中介变量前的0.240下降到引入中介变量后的0.234, 说明追求成功动机几乎不存在中介效应。
2.4 2种成就动机在焦虑/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经层次回归检验, 在焦虑/成熟应对方式之间关系中, 避免失败动机和追求成功动机均无调节作用。经相关分析, 2种成就动机均满足焦虑/成熟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条件, 分别建立成熟应对方式 (Y) 、焦虑 (X) 和2种成就动机的复回归方程, 并依次对相应回归系数进行t检验, 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2种成就动机对焦虑/成熟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均成立。其中成熟应对方式对焦虑的标准回归系数由引入中介变量前的-0.105下降到了引入中介变量后的-0.079/-0.086,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见表3和图2。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大学生焦虑情绪可导致不成熟应对方式明显增加, 而对成熟应对方式的降低效应相对要弱, 这与先前研究发现不成熟应对方式更容易波动的结果相一致[8]。成就动机作为一种潜在持久性的人格特质, 作为一种渴望成功的社会性动机, 直接影响着个体的成就行为。本次结果表明, 大学生焦虑情绪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中, 成就动机水平不具有相互调节作用, 但是起到一定的中介影响作用。
成就动机并不是一个单一结构内容, 同时包括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2个独立的维度。韦纳归因理论认为, 对成败的不同归因结果直接影响个体的成就动机水平。如果将成功的行为结果归因于稳定的因素, 如个人能力等, 则会对以后的任务充满成功的期望, 会提高期望水平, 进而增强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水平。但是如果将失败归因于稳定因素如个人的能力, 则会降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 导致避免失败动机增加。因此, 个体在竞争时会产生2种心理倾向, 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倾向, 在追求成功的倾向强于避免失败的倾向时, 就会促进个体奋发进取, 反之, 则会导致退缩的行为[9]。该理论观点在本次研究结果中再次得到证实。在焦虑情绪与成熟应对方式的关系中, 一方面焦虑情绪可激发避免失败动机增加, 而避免失败动机可抑制成熟应对方式的应用;另一方面具有增加成熟应对方式功能的追求成功动机却被焦虑情绪所压抑。因此, 焦虑情绪对成熟应对方式的减少效应, 除了直接路径外, 还可通过增加避免失败动机和降低追求成功动机2条间接路径产生影响。而在焦虑与不成熟应对方式关系中, 除了直接影响作用外, 同样存在2条间接路径。一方面焦虑情绪激发的避免失败动机可增加不成熟应对方式的应用, 另一方面具有减少不成熟应对方式应用的追求成功动机被焦虑情绪所抑制。
虽然, 复回归结果显示焦虑可通过中介作用减少成熟应对方式的应用, 但在实际应用中影响并不是很突出, 因为焦虑本身对成熟应对方式的递归作用解释权重并不是很大, 复相关系数仅为0.011。而在焦虑情绪增加不成熟应对方式的关系中, 追求成功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避免失败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却非常显著, 大大削弱了焦虑对不成熟应对方式的激发效应。也就是说, 当个体存在焦虑情绪时, 升高的避免失败动机水平进一步促使不成熟应对方式应用增加的间接路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样为成就动机, 之所以出现避免失败动机和追求成功动机2条异曲同工的间接路径, 可能与个体的自尊复杂结构有关。自尊是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整体感受, 近年来研究发现呈典型的双层结构模型, 即包括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2个层面, 且两维度自尊之间的相关很低[10]。追求成功动机与外显自尊显著正相关, 而避免失败动机却与内隐自尊有关[11]。
总之, 个体在焦虑情绪中倾向于采用更多的不成熟应对方式, 而避免失败动机维度作为中介因素可有效干预这种影响作用。提示今后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中, 不能只着眼于外显的情绪和行为干预对策, 同时还应更多关注内隐的中介变量效应, 通过改变大学生的成就动机观念, 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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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中介 篇2
集聚效应是指各集聚企业通过共享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获得的效益增加或成本降低[1]。通过集聚效应可以带动企业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可以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增强区域差异化优势与产业竞争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2,3]。因此,各地政府都将培育产业集聚,增强集聚效应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度无疑是影响集聚效应的关键变量之一,学术界对于产业集聚与集聚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遵循着从古典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演进脉络,虽然视角不同,但都得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效率提升的结论。然而,实证研究却得出3 种不同的结果:( 1) 集聚度高则生产率高,两者正相关[4,5,6,7]。如范建勇( 2006) 研究发现大陆地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8. 8% 左右,指出现阶段中国非农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中,将显著提高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 2) 集聚度与利润、效率无显著相关性。Beeson ( 1987) 使用美国制造业州一级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和生产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8]。Bode ( 2004) 使用德国数据也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 ( 3) 集聚度与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9,10,11]。研究结果说明:存在其他变量影响着产业集聚对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对这一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
1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1. 1 理论模型构建
产业的集聚有助于企业间生产信息的交换和专业人才的流动,进而引发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则是产业集聚外部性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12]。知识溢出过程具有链锁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竞争效应、带动效应和激励效应[13],会提升产业的集聚效应。因此,知识溢出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分析我国产业集聚效应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地方政府设置的行政性退出壁垒。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政府不愿让落后产能关闭或破产,许多地方政府不惜长期给 “僵尸企业” 输血来换取比较高的就业或低失业率[14]。行政性退出壁垒会阻碍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触发集聚企业的恶性竞争、制约产业发展升级,极大地削弱产业的集聚效应。
本文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行政性退出壁垒为调节变量,构建产业集聚度与集聚效应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如图1 所示。
1. 2 研究假设
1. 2. 1 产业集聚度与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表现为集聚企业效益的增加或成本的降低。集聚度提高,集聚规模扩大,会引致辅助性行业成长,从整体上降低集聚企业原材料、设备的采购与运输成本; 集聚度提高会带动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企业节约劳动力搜寻、培训成本,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集聚度提高有利于专业市场的形成,集聚区企业通过共享规模巨大的交易平台和销售网络,确立产品的低交易费用优势。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产业集聚度正向影响集聚效应。
1. 2. 2 知识溢出的中介作用
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实际上取决于知识存量,既包括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也包括集聚区内的公共知识[15]。在产业集聚区内,知识的累积又取决于企业数量的多少。一方面,集聚度提高有利于知识溢出。地理邻近性是影响隐性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集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外来企业的入驻,既可以享受其它企业溢出的外部知识,又能够带来新的知识,进而增加集聚区内的知识存量。集聚区内企业越密集,企业间面对面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越多,越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合作创新,知识溢出的机会越多。同时,集聚度提高会吸引供应商的集聚,通常情况下,本地采购率越高,采购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本地的配套体系越多,产业链条越长,知识溢出效应越明显[16]。另一方面,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有正向影响。知识溢出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是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高的源泉。通过知识溢出,集聚企业员工容易获得关于如何改进产品、提高效率之类的隐性知识。当企业员工将这些新知识应用于相关业务活动中,就能实现整个产业集聚区效率的提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知识溢出在产业集聚度影响集聚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知识溢出越强,集聚度对集聚效应的作用越显著。
1. 2. 3 行政性退出壁垒的调节作用
行政性退出壁垒是指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给予当地企业种种优惠政策以维持其生存,使得企业在长期低于正常利润的情况下未能缩小规模或者退出市场。产业集聚度提高所带来的正效应很大程度上由行政性退出壁垒来决定。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本应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依然生存,“过度竞争”使集聚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能力; 政府补贴又使其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城市资源和环境相对不足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土地租金、运输费用、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都会造成集聚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降低集聚区的利润水平。同时,经营成本上升易引发集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使得集群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急剧下降,集群效应大幅减弱。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行政性退出壁垒调节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即行政性退出壁垒越强,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弱。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 1 变量选取
集聚度( AD) : 本文采用规上企业密度代表产业集聚度。知识溢出( NS) : 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知识溢出水平的大小。行政性退出壁垒( EB) :用国有企业亏损率与规上企业亏损率比值表示。国有企业亏损率与规上企业亏损率比值大于1,表示存在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效应( AE) : 采用规上企业利润率衡量集聚效应,即规上企业利润率下降,集聚效应减弱; 规上企业利润率提高,集聚效应增强。
2.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工业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本文使用2004 ~ 2013 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变量取对数后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3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3. 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EVIEWS6. 0 作为分析工具,采用依次检验的方法来检测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17,18]。分析步骤为: 第一步,做集聚效应对产业集聚度、行政性退出壁垒、集群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用于检测行政性退出壁垒的调节效应; 第二步,做知识溢出对集聚度、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目的是检测行政性退出壁垒通过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产生的影响; 第三步,做集聚效应对集聚度、知识溢出、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主要用于检测中介效应。
假设检验模型的具体分析方程如下:
3. 2 结果分析
为了减少检验模型误差项之间存在的异方差性,我们对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根据Eviews 6. 0分析软件,得到如表3 计量结果。
从表3 可以看出,假设1 通过检验。产业集聚度正向影响集聚效应,其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效应系数为0. 00045,通过检验( t = 3. 17704) 。
假设2 部分通过检验。集聚度对知识溢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本模型的指标选取造成的,如国外学者使用专利引用数据度量知识溢出,但我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也可能是我国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作用不明显,至于具体属于何种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有正向影响,效应系数为0. 0009,通过检验( t = 2. 36635) 。
假设3 通过检验。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系数为- 0. 00038, 通过检验( t =- 3. 21977) 。进一步地,由
可知,行政性退出壁垒越强,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弱。当行政性退出壁垒大于1. 1842 时,集聚度对集聚效应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
4 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得出的结论,为有效提升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4. 1 适当控制集聚度,避免规模盲目扩张
集聚效应受到资源禀赋、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集群规模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集聚度过高,集聚区产品供大于求,就易引发内部企业的恶性竞争。同时,集聚规模超过城市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后,工业用地价格暴涨、基础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等情况就会随之出现,将严重干扰集聚企业的正常生产,集聚效应反而会减少。为此,地方政府要根据城市现有的资源和环境禀赋,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避免集聚规模的盲目扩大,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
4. 2 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和扩大集聚企业的知识溢出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鼓励通过逆向工程实现示范效应; 加强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密切合作关系,实现上下游的关联效应等。同时,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促进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
4. 3 降低或消除落后产能的退出壁垒
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城市资源和环境相对不足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又使得长期低于正常利润的企业无法退出,最终导致集聚企业僵化。因此,地方政府应降低或消除行政性退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综合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压缩集聚区内落后产能的市场空间,努力营造有利于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积极引入先进企业,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使集聚区处于既能保持各企业适度竞争,又能获得规模效益的状态。
4. 4 探索推进竞争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企业、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改革中引入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可以将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优势合二为一,从而产生 “1 + 1 > 2”的治理效果[19]。这将有利于扭转国有企业 “四不分离”困境,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提升区域集聚效应。
调节中介 篇3
符号学 (Semiology) 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诸多应用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普遍及深入的指导作用, 本文将其引入游戏衍生品的使用意愿研究。
符号学认为, 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一旦被反映到人类的精神世界中, 就成为符号[1]。符号的“能指” (signifiant) 是指符号作为物而显现的呈符号形式的事物, 是一种媒介物;而“所指” (signifie) 则是指符号所指代和表示的意义, 这种指代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联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访谈发现, 人们使用游戏衍生品的主要动机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如使用 (某个) 游戏衍生品会使别人更好地了解我温柔或开朗的个性, 会更好地向别人展示我强烈的责任感或助人为乐的精神;会使我感到自己也像游戏中的人物一样很勇敢、很幽默等回答大量存在。消费者在使用游戏衍生品的过程中, 不但关注游戏衍生品的“能指”, 即物质层面的功能利益, 而且更为关注它“所指”的意义或内涵, 包括:心情、美感、格调、品味、勇敢、勤奋、上进、自强、自立、豁达、开朗、气氛、文化、社会认同、在虚拟游戏空间中的身份与地位、在现实空间希望展现或达成的愿望等, 亦即更为关注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意义。
游戏, 尤其是网络游戏与电影、电视和动漫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为了降低游戏难度, 提高操作速度, 进行“团队合作”, 游戏本身已经设置或游戏玩家相互约定了许多“符号”来便于玩家记忆和操作, 便于玩家之间交流和沟通。在这个“符号”系统下, 同一个游戏的玩家对游戏、游戏中的人物及其角色, 游戏中的事物和背景, 游戏情节、内容、精神和象征都有一致的解释。这些“符号”不但是玩家在虚拟游戏空间的交流语言, 而且已经成为他们在现实社会交流的语言, 甚至在非玩家的人群中广泛流传和使用。游戏的虚拟性带给玩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种想象只有赋形于具体的物, 才能摆脱虚无的状态进入现实社会。游戏衍生品作为游戏符号在现实社会的物质载体, 恰好满足了人们的欲望, 其与生俱来就具有的“所指”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游戏衍生品的态度, 并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使用意愿。
显而易见, 社会公众 (含游戏玩家) 对游戏衍生品所指代的符号化意义能够正确感知的人愈多, 其符号的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功能就愈强;能够正确感知的人愈少, 其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功能就弱。因此, 消费者对有关游戏衍生品的社会信息感知 (如, 公众媒体对游戏衍生品的宣传力度, 游戏网站的推介力度, 使用衍生品的人数的增减等等) 会影响其对游戏衍生品符号化意义的感知强度, 并影响他们对游戏衍生品的态度和使用意愿;反过来, 消费者只有对游戏衍生品符号化有感知, 才会注意到有关游戏衍生品的社会信息。所以, 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感知和社会信息感知相互影响。
综上, 并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 本文提出以下定义和假设。
定义1 游戏衍生品指以“电子”游戏 (含:家用游戏机、掌上游戏机、街机、手机、计算机) 开发与运营公司、游戏、游戏中的人物及其用品、游戏中的事物和游戏背景等命名, 或不用其名但含其义的产品。
从定义可以看出, 本文讨论的游戏衍生品概念较一般游戏或动漫衍生品的概念更为广泛, 从营销理论上讲就是将游戏开发与运营商和游戏的品牌延伸产品也作为了游戏衍生品。
本文认为, 一个游戏开发商可能因为开发了一款流行游戏而被玩家赋予公司特定的符号或概念。如由于成功地开发出风靡全球的魔兽世界, 在玩家眼中其开发商暴雪公司即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即暴雪公司;同样一款流行的游戏 (名称) 本身也会被玩家赋予特定的符号, 如劲舞团就意味着欢快、时尚等等。
定义2 使用意愿 (Y) 指个人对自己使用游戏衍生品的主观概率判定。
定义3 认知态度 (W) 指个人对游戏衍生品的知识、信念、价值观及意象。
定义4 社会符号化感知 (X, 简称符号感知) 指个人对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意义能够帮助使用者与社会其他个体进行非语言交流, 获得社会认同, 促进使用者在社会中更好展示自己特性或价值取向的感知。
定义5 社会信息感知 (U, 简称信息感知) 指个体感觉媒体宣传、游戏网站介绍和社会大众使用游戏衍生品的程度。
假设1 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感知通过认知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使用意愿。
假设2 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社会信息感知正向调节其使用态度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
假设3 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感知和社会信息感知彼此相互正向影响。
需要解释的是, 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 (图1) 是一个含调节的中介模型。其中, X为自变量, Y为因变量, W为中介变量 (mediator) , U为调节变量 (moderator) , UW为交互项[2]。变量之间的中介关系和协调关系是变量之间的两个最重要的关系, 对它们研究的深入程度往往成为一个科学领域是否成熟的评价标准[3]。温忠麟等 (2006) 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这种模型, 在强调其研究重要性的同时, 他还指出到目前 (2006) 为止, 国内外对含调节的中介变量的应用研究都还很少[2]。
2 量表设计与问卷质量检验
2.1 量表设计
本文量表的设计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 尽量使用成熟题项。如文献[4]、[5]对认知态度普遍采用判断性题项, 如:没有意义——很有意义, 没有价值——很有价值, 没有用——很有用等;文献[4]、[6]对使用意愿普遍采用倾向性题项, 如:愿意、一定会、或许会、期待和希望使用等, 本文予以直接借鉴。对符号感知本文根据符号学的理论设计题项, 如:使用……会使别人更好地了解 (或会使我觉得) 我有……个性和品味等题项。对信息感知则使用访谈中被访谈人的用语:我感到……越多等题项。最终形成4个潜变量的共12个项目。项目评分采用Likert 7级评定法, 1分代表最低分, 7分代表最高分。各项目与潜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详见表1前两列。
2.2 问卷的描述性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广州多间专科、本科高校的在校生进行调查。为了使样本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扩大被测年龄和职业范围, 本研究重点对成人教育学生进行了调研。调研随机抽取整班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愿施测。调研前, 调研人员先就调查目的进行说明, 就问卷中的核心术语进行解释, 而后由被试自行作答。共发放问卷1300份, 回收1236份, 回收率达95%;经甄别删除质量不合格问卷 (大量漏填或明显乱填问卷) 139份, 合格问卷1097份, 回收合格率88.75%。
合格问卷样本性别分布为男性560人, 占51%, 女性537人, 占49%;其中, 18～22岁562人, 占51.2%, 23～30岁441人, 占40.2%, 31～35岁81人, 占7.4%, 36岁以上13人, 占1.2%;专科生344人, 占31.4%, 本科生696人, 占63.4, 研究生57人, 占5.2%.
各量表的效度检验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 先进行项目分析。以符号感知为例, 根据符号感知总分由高至低排序, 从高分到低分取整体的30%作为高感知组, 从低分到高分取整体的30%作为低感知组, 对各项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编拟的各个题项的决断值均达显著, 说明都具有鉴别力, 于是保留所有的题项进入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 最大变异法进行因素转轴, 结果发现符号感知、认知态度、信息感知和购买意愿均为单维量表。各量表的信度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除了使用意愿的KMO值稍低以外, 其他变量的信效度都达到理想状态。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以信效检验结果见表1。
3 中介、调节效应检验与标准化估计
根据潜变量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方法[2,7], 首先, 对各变量的每个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 即指标项减去其平均数后生成的新的数值; 其次, 将中心化后的认知态度与信息感知对应指标相乘, 产生3个配对乘积 (U1W1, U2W2, U3W3) 作为交互项潜变量UW的指标。
根据温忠麟的观点[2], 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需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
(1) 做Y对X和U的回归, X的系数显著;
(2) 做W对X和U的回归, X的系数显著;
(3) 做Y对X、U和W的回归, W的系数显著 (至此说明W的中介效应显著) ;
(4) 做Y对X、U、W和UW的回归, UW的系数显著 (至此说明U的调节作用显著, 亦即调节交互项UW作用显著) 。
因为利用结构方程 (SEM) 可以同时考虑了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和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关系, 结构较为精确。所以本文借助传统路径分析的步骤, 采用AMOS 8.0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按照以上的四个步骤, 本研究分别建立了四个模型, 检验各个标准估计值以及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整理后的数据如表2和表3所示。
根据专家建议的拟合优度指标[8,9], 卡方 (χ2/df) 小于5,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小于0.1, 其他拟合指标 (GFI、NFI、RFI、IFI、TLI和CFI) 在0.9以上的模型即可以接受的要求, 从表3可以看出, 四个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都较好。
综上, 可以确定本研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W的中介效应和U的调节效应均显著, 假设全部成立。基于认知调节的符号感知对使用意愿的原始中介作用模型如图2所示。
注: ***表示在0.001的水平显著, *表示在0.05的水平显著。
在图2中, 指标误差项e4-e12之间相关是交互项产生的必然联系, U-UW之间的关系同理。称图2为原始模型, 是由于温忠麟等指出[10], 对于调节效应模型, 通常的标准化估计没有意义。他们提出了利用参数的原始估计和通常标准化估计来计算潜变量调节效应模型的“标准化”估计的“无约束方法”。根据该方法, 潜变量交互效应UW的标准化估计γ*3为:
其中, γ3为模型原始估计值, φ11、φ22、φ33分别为信息感知U、 认知态度W和它们的交互项UW的方差, 即φ11=var (U) , φ22=var (U) , φ33=var (U) 。
经计算, 本模型φ11=1.422, φ22=1.296, φ33=3.120, 另外已知γ3=0.073, 代入上式计算得γ*3≈0.06。
经标准化估计校正整理后的模型结构如图3所示。
用公式表示使用意愿与各变量的关系, 有:
Y=0.15X+0.50W+0.28U+0.06UW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到:
(1) 认知态度在符号感知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在模型一中, 不考虑认知态度时, 符号感知对使用意愿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538, 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在模型二中, 符号感知对认知态度的影响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标准回归系数为0.788;在模型三加入认知态度后,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大大下降, 为0.147, 但依然显著。由此可见, 认知态度在符号感知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上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其中介效应为72.68%。
(2) 认知态度在信息感知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同样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在模型一中, 不考虑认知态度的时, 信息感知对使用意愿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07, 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二中, 信息感知对认知态度的影响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标准回归系数为0.104;在模型三加入认知态度后,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同样有所下降, 为0.252, 但依然显著。由此可见, 认知态度在信息感知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上同样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其中介效应为16.42%。
(3) 信息感知正向调节认知态度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在模型四中, 交互乘积项对使用意愿的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信息感知是认知态度与使用意愿的调节变量。也就是说, 当认知态度达到某一水平, 随着个体信息感知的增加, 其使用意愿会有所提高。
4 贡献与展望
相对于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电子游戏的迅猛发展, 游戏衍生品的发展却异常缓慢, 这个问题使业界非常困惑。基于大量访谈和调研, 本文首次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引入到游戏衍生品的使用意愿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者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感知对其使用意愿影响很大。符号化感知除直接影响使用意愿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响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认知态度间接影响他们的使用意愿。这表明本文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引入到游戏衍生品的使用意愿研究是成功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各种变量间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隐蔽的中介关系和调节关系, 这些关系在许多领域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发现并理清这些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是鉴于这些关系的隐蔽性和处理这些关系的统计复杂性, 有关实践应用论文还很少。本文大胆尝试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以消费者游戏衍生品符号化感知为自变量、认知态度为中介变量、使用意愿为因变量、信息感知为调节变量的含调节的中介模型, 并采用自编问卷予以了验证。研究结果将对游戏衍生品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引向更深入的层次, 对企业开发与经营游戏衍生产品有重要指导作用。
限于人力、物力及时间上的不足, 本文的研究受到一定局限, 这些局限可以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如在研究样本上, 没有包括18岁以下人群, 所以样本涵盖面不足, 降低了研究的外部效度;另外, 本文有关符号化感知的论述, 并没有涉及具体游戏或游戏中的人物或事物, 只是一概而论, 考虑到游戏衍生品开发的务实性,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做更加细致的工作。
摘要：基于符号学和消费行为学理论, 构建了以消费者对游戏衍生品的符号化感知为自变量、认知态度为中介变量、使用意愿为因变量、信息感知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并予以了验证。从理论与方法两个角度对游戏衍生品使用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创新性深入研究。
关键词：游戏衍生品,结构方程,符号化感知,中介变量,调节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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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中介 篇4
企业伦理是企业的一种能力, 其主要提供了各种规则、规范、标准或原则, 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提供了指南 (Lewis, 1985) 。现如今, 各种企业丑闻的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废皮革制作胶囊事件、苏泊尔钢锅锰超标事件、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等) , 也使得理论界更加关注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 而且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信息透明度的增强为公众监管和了解企业的伦理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一个企业以伦理道德为导向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有很多方面, 组织的道德水平不仅仅可以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 (Mc Guire, 1988;Aupperle, 1985) , 还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张秋惠, 孙鑫2010) , 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刘玉波, 2012)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主动的、不为正式报酬系统所直接或明确承认的员工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促进组织的有效性。本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从内部视角研究企业伦理对员工的影响, 具体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怎样的作用和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产生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和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从内部视角和个体层面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 将企业伦理研究从主要着眼于经济绩效的研究拓展到了对员工的影响研究。第二, 从心理认知视角探索员工感知到的企业伦理对其行为的影响机制, 将研究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第三, 通过在我国文化和组织环境中验证企业伦理对员工的影响, 延伸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见图1)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
学术界关于企业伦理的定义存在多种, 常常与企业活动的标准与规范、企业的价值观念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等概念等同。1985年, 美国学者Lewis经过对企业伦理文献、教材以及专著等的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企业界的人士调查后得出企业伦理的定义竟然有308种。Lewis在这些基础之上又给出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定义, 他认为企业伦理主要提供了各种规则、规范、标准或原则, 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提供了指南。Carroll (1987) 认为企业伦理是组织能力的一种反应, 这种能力可以反映出组织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如何确立管理者以及在管理组织时应用这些发现的结果。欧阳润平 (2003) 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生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伦理的关系、意识、准则和活动的综合。
从企业伦理的维度和构成层次上可以将企业伦理分为高层主管伦理立场, 企业伦理氛围和企业伦理行为三个部分 (Hian C.K.&Elfred H.Y.Boo, 2001) 。企业的伦理立场主要是高层管理者的伦理立场, 伦理立场表明了企业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 影响着企业具体的伦理规范、伦理氛围和伦理行为。企业的伦理氛围是企业内群体层面上对企业内什么是伦理上正确的行为和如何处理伦理问题的感知, 企业伦理氛围反映了企业的伦理立场和伦理规范。企业的伦理行为是指企业对员工、股东、客户、社会、供应商、竞争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涉及的有关伦理类问题的具体行为。本文主要研究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社会交换理论指出, 个体的社会交换是被合理的自利驱动的, 只要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个体的付出不超过其获利, 个体就会保持这种交换关系。在社会交换关系中, 一方给另一方提供利益, 从而激起另一方做出回报的义务。互惠规范和相互承诺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当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职业培训、公平的报酬等伦理行为时, 根据互惠规范, 员工便会通过角色外行为来回报组织。刘玉波 (2012) 通过对上海地区25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后发现,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维度 (利他人的组织公民行为、利组织的公民行为)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余坤东 (1995) 提出企业在执行或观念上所偏重的伦理议题, 不但会影响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而且成员对企业伦理行为的了解, 也会影响成员角色外行为的展现。赖明政 (2004) 通过实证发现企业伦理行为的六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叶桂珍 (1996) 从理论的角度指出企业成员对企业伦理行为的认知强度会影响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即企业愈重视伦理行为, 成员对组织的承诺愈为提升, 组织承诺将形成成员个人内在规范压力, 以引导成员的表现和组织的目标与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 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第三种互惠原则, 即作为道德标准的互惠 (Cropanzano&Mitchell, 2005) , 只有当事双方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时, 互惠行为才会发生, 并且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组织环境中尤为适用 (Wang et al., 2003) 。在企业根据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对员工施以公平的对待、信任和关怀时, 只有员工本身也非常重视这些道德原则, 认为自身有义务做出类似的行为时才会主动的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回报。相反, 如果员工的道德认同较低, 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关心企业所给予的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的报酬等伦理行为, 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否有义务为企业作出相应的行为。
假设2:道德认同在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 道德认同越强,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
(三)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Avey等 (2008) 提出心理所有权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 具体包括了自我效能感、责任心、归属感和认同。在日常工作中, 员工往往会把企业中的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代表来看, 管理者的言行在员工看来代表了企业的意愿, 伦理的管理者会通过强调与心理所有权有关的三个核心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行为规范来影响员工的规范, 这三个价值观念分别是平等、责任和归属。
对于平等而言, 注重企业伦理的管理者会关心员工权力和责任的公平性。主张伦理价值观的管理者会在与员工的接触过程中采用伦理标准, 公平、公正, 并且关心他人 (Brown, 2005) 。除了关注员工权力的平等性之外, 在自己与下属的日常互动中, 伦理的管理者还会在下属中示范和促进责任心, 他们会不断的做出有责任感的表率, 而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一般原则 (Bandura, 1977, 1986) , 员工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来学习各种履行职责的过程。企业伦理促进员工心理所有权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培育规范来促进建立一种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归属感的工作环境。Brown等 (2005) 认为伦理的管理者会通过倾听来自员工的声音来表达他们对下属的关注, 这样就在员工日常的工作环境中给予了他们必要的话语权。正如工作特征模型以及Spreitzer (1995) 和Avey等 (2008) 所进一步诠释的那样, 能够被领导倾听并且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有更多投入的员工更有可能感觉到自己是属于这个组织整体的。因此, 当伦理的管理者试图通过铭记下属的切身利益以及倾听他们所担心的问题来团结员工时, 一种能够让组织成员感受到归属感的环境就逐渐形成了, 而归属感是心理所有权的一个核心成分。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主动的、不为正式报酬系统所直接或明确承认的员工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促进组织的有效性 (Organ, 1988)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相关 (Le Pine, 2002) , 而心理所有权又是能够显著预测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Pierce, 2004) 。当员工发现他们对于归属、效能感和有效性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诉求基于“对组织的一种占有感或心理所有权”而得到满足的时候, 一种责任感就会被激发出来。个体自己拥有某个对象的感受会引发其许多积极主动的行为来保护和加强所有权的对象 (Wilpert, 1991) 。此外,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会关心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的时候, 他们也会主动的通过积极的行为和贡献来回报组织。已有研究已经发现心理所有权会产出额外的角色外行为。例如, Pierce等 (1991, 2001) 提出心理所有权会与多种角色外的行为相关, 这些凭借自觉意志发生的行为包括帮助同事、志愿承担特殊任务以及引导新员工等。而Vandewalle等 (1995) 发现在角色外行为与心理所有权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并且这种关系要比角色内行为和心理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更强。所以, 对占有的感受会导致那些旨在对组织有利而做出的自愿行为活动。当员工普遍对于自己工作的组织具有较强的心理所有权感受时, 他们就会把整个组织看作是自己所有“财产”, 从而愿意为其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过程就是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心理所有权中介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使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 共发放问卷350份, 回收有效问卷306份, 有效率达到87.4%。样本是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企业员工, 所在企业性质包括国企、外企、民企以及其他类型企业。被试性别比例男性稍多, 男性占57.2%, 女性占42.8%;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居多, 比例为53.9%, 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为23.5%, 大专学历为19.0%, 高中及以下学历员工占比3.6%。
(二) 变量测量
测量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的量表是Cragg (2002)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5个题目, 例如“我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测量道德认同的量表是Aquino K, Reed A (2002) 开发的量表, 首先向被调查人员提供一系列形容个人品质特征的词语, 例如“慈悲善良、亲切友好、乐于助人、为人公正”, 然后请被调查人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其中共有13个题目, 例如“成为具有这些品质特点的人让我感觉很好”。
测量心理所有权的量表是Craig D.Crossley (2007)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5个题目, 例如“我太融入这个组织了以至于不能离开”。
测量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是Wayne, S.J. (1997)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6个题目, 例如“我会主动自发的关怀和引导那些新加入部门的员工, 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分内事”。
以上量表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 5表示“非常符合”, 1表示“非常不符合”。在确保翻译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考虑到国外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文化差异, 因此在正式发放的问卷中根据预调查反馈的情况进行了部分表述的调整和完善。此外, 在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司龄等可能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 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分析数据时首先检验各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结构效度的检验是通过使用Amos1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来完成的, 所有变量均为单一维度。选取的拟合指标包括CMIN/DF、RMSEA、GFI、NFI、IFI、CFI。分析结果显示, 各测量工具的6个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见表1) 。检验信度时, 使用SPSS18.0软件计算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 具体结果在表2的对角线上标出, 各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假设检验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的是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两两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 这初步检验了假设1。
(二) 变量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变量数据通过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来依次检验主效应、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假设。
根据温忠麟等学者 (2006) 的文章, 在做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时, 应先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再做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最后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如果第一步中乘积项系数显著, 则调节效应存在, 如果第二步中的乘积项系数显著并且第三步中的中介变量系数显著, 则中介效应存在。
表3中模型1检验了主效应, 从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司龄等人口统计因素后,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439, P<0.001) , 假设1得到支持。
在检验道德认同对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时, 根据Aiken和West (1991) 提出的方法, 首先用中心化后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造乘积项, 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先进入调节变量, 再进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 如果乘积项系数显著, 则调节效应存在, 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乘积项系数β=0.101, P<0.05, 假设2得到支持。
表3的模型4中, 做心理所有权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乘积项的回归, 乘积项系数显著 (β=0.085, P<0.05) , 在模型3中, 中介变量系数显著 (β=0.442***, P<0.001) , 而乘积项系数不显著 (β=0.064) , 因此, 假设3得到支持, 也即心理所有权中介了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 并且是完全中介。
最后在调节效应显著的基础上以调节变量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高、低两个水平, 绘制高、低不同水平下的回归方程曲线, 构造调节作用模式图。图2进一步显示了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模式, 高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与低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相比,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 这与假设2一致。
五、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印证了以往学者关于企业伦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并进一步发现道德认同显著调节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另外, 员工的心理所有权完全中介了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这些结论对组织行为领域的理论发展具有以下意义。首先,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伦理对我国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有积极预测作用, 这与以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 进一步挖掘了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即高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在同一个企业内会从事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第三, 从心理认知视角打开了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黑箱, 即心理所有权所起的中介作用, 这丰富了企业伦理和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研究。
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的管理实践也有如下启示:首先, 要想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可以通过塑造伦理型企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在日常运作中遵循提倡伦理, 不仅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而且能够提升财务绩效和大众印象;其次, 可以通过公平公正地对待员工等伦理行为来提升员工的组织归属感, 进而提高员工的心理所有权, 继而带来更多积极的角色外行为。
此外, 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以下方面不足之处:首先, 对横截面研究设计的使用使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有待进一步检验和严谨的解释。其次, 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数据来测量多个变量使得存在同源误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建议在今后研究中扩展数据来源主体, 以及引入客观指标。再次,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均使用国外量表, 从而难免有文化差异性的干扰, 符合我国情境的量表仍待开发。
摘要：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能够提高组织有效性的员工行为, 文章通过对306名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 实证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 以及不同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的表现差异, 并从心理认知视角探讨了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道德认同调节了这种正向作用, 并且心理所有权完全中介这种正向的交互作用。文章最后总结了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调节中介 篇5
关键词：组织间目标差异,应急合作关系,信息分享行为,任务不确定性
0 引言
跨组织合作关系的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紧张的合作关系将影响跨组织应急合作的成败(Mc Entire,2002)[2]。虽然众多学者都进行了应急组织合作的研究,但不同主体间的应急合作机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Drabek,Mc Entire,2003)[3]。
国内外应急管理学者均认为,目标差异可通过沟通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4,5]。但对目标差异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合作关系的看法不尽一致,更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过深入的实证研究[6]。Kelly(2004)[7]的注意力集中模型认为,组织间目标差异会影响合作者的信息分享行为,如压力下具有目标差异的组织缺乏分享独有信息的意愿。但是,从很多应急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目标差异的应急合作中既存在信息匮乏,还存在信息超载这种矛盾的现象。Neubaum(2014)等[8]对这种困境进行了反思,认为不能仅仅只关注信息本身,还需要探寻沟通者在信息传递中的行为策略与动机。沟通中的行为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活动,还呈现了动态社会构建过程,直接影响沟通者对信息准确性与有效性的感知,侧面反映了合作组织间公正、信任与责任等因素。因此,引入组织间信息分享行为变量,揭示目标差异与合作关系之间的“黑箱”,厘清应急信息下面潜在的组织沟通意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在跨组织应急合作中,任务不确定性是重要的情景变量,不同水平的任务复杂性对组织间的沟通、决策、资源分配有差异化的影响,它可能也会影响目标差异与信息分享行为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任务复杂性对目标差异与信息分享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基层应急指挥者作为调研对象,将组织间目标差异作为初始因素,将信息分享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组织间合作关系作为结果变量,探讨信息分享行为在目标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任务不确定性在目标差异与沟通行为间的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间目标差异与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的假设
Quarantelli(1988)指出组织间的目标差异性会影响应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Auf der Heide(1989)[9]认为应急活动中资源稀缺、时间紧张、组织权责重叠等因素下,合作组织带着个体目标来共同进行应急活动,会危害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依据Jehn(1999)等[10]在商业组织研究中关于目标差异性的观点,本文将组织间目标差异定义为,应急合作组织感知的在彼此共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个体目标不一致性和不相容的程度。跨组织应急合作的共同目标是减少危害性,但Wenger(1992)[11]认为合作组织在完成共同目标时,个体目标的差异会导致合作困难,进而危害组织间的应急合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目标差异性会负向影响应急合作关系,因为参与应急合作的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包括处置流程、决策机制等,在应急处置中合作组织间除了完成共同目标外还具有个体目标的差异(Astley,Van de Ven,1983)[12],从而使组织会优先考虑实现自身的个体目标,进而导致工作流程的变更,影响合作关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间目标差异对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有负向影响。
1.2 组织间目标差异与信息分享的假设
Hinsz(2004)[13]认为,信息分享存在社会确认(social validity)和目标确认(objective validity)两种行为倾向。社会确认是指分享传递能被其他组织证实和支持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包含冗余的重复信息和无效信息;目标确认是指分享本组织拥有的不为其他组织所知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独有信息,特别是专业领域有差异的组织所独有的信息。
Majchrzak(2007)等[14]认为,当组织间的个体目标差异性较大,组织会采用社会确认的倾向来分享和传递信息,这是因为,在应急合作过程中,具有目标差异的组织一方很难充分了解对方的信息需求,依据社会动机理论,当组织不确定分享的信息是否是当前所需要的信息时,会更倾向于贡献寻求验证的信息,即社会确认;其次,具有目标差异的合作组织为了降低自身承担责任的风险,往往会对信息进行筛选,不分享对本组织不利的关键信息,更多的采用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的信息分享策略,从而导致分享的更多的是社会确认信息;最后,具有目标差异的组织通常也具有专业领域差异,因而知识的专业化和训练差异等因素使得合作双方在分享信息时存在障碍(Quarantelli,1977)[15]。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组织间目标差异对社会确认具有正向影响。
H2b:组织间目标差异对目标确认具有负向影响。
1.3 信息分享的中介作用
Comfort(2004)研究表明,有效信息的分享是影响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首先,当合作组织间存在目标差异时,目标确认通过有效建议和关键信息分享,能提高组织间应急合作的有效性,而社会确认信息包含了过多的重复信息与无效信息,信息准确性较差,不能对应急事件进行有效预测与处理,并且影响后续的资源准备、行动流程规划等,从而造成合作有效性降低;其次,Laing(1999)[16]提出及时信息的高需求是应急合作的挑战之一,及时且准确的信息分享对具有目标差异的组织间合作非常重要,而社会确认信息的过多分享将影响信息处理效率,导致关键信息分享的不及时,从而影响应急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最后,Paton(1999)等[17]的研究表明,有效信息的分享有助于决策的制定,具有目标差异的组织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目标确认可以降低组织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组织分享的关键信息越多,决策制定越及时,工作流程越有效,对提高应急合作效率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社会确认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信息,当组织不愿或没有把有效信息分享给合作组织时,会导致组织间的不信任,造成应急处置的不协调,危害合作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社会确认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3b:目标确认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1.4 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Drabek和Mc Entire(2003)研究发现,应急响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工作内容和任务计划永远变化的环境,任务的不确定与标准化和规范化任务相反(O’Reilly,1982)[18],需要大量的信息(Ashford,1986)、产生过量的忧虑(Kuhlthau,1999)、频繁的互动(Galbraith,1973)。Abdel-Halim(1983)和Burleson(1984)等人[19]研究发现,任务不确定性越强,越需要广泛的、开放的信息分享。因此,在高度任务不确定性的应急情景下,应急活动缺乏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以及对应急处置行动的后果无法预知,使得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信息是大量的、多样化的,尽管组织间存在目标差异,但合作组织在有限时间内因无法确定哪些信息是有效的,哪些信息是无效信息,会导致组织有较强意愿分享他所知的全部信息,从而提高信息分享中的社会确认。此外,由于任务不确定性越高,组织越需要其他合作组织提供资源帮助,目标差异组织的机会主义动机也会减少,从而提高社会确认信息的分享。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a:任务不确定性越高,组织间目标差异对社会确认的正向影响越强;任务不确定性越低,组织间目标差异对社会确认的正向影响越弱。
在任务不确定性高的应急情景下,具有目标差异的应急合作组织将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可能较少的考虑本组织自身的利益,信息分享中的目标确认更强,保证应急任务的完成;其次,任务不确定性往往伴随着危害的不确定性,任务不确定性越高,危害性可能就会越大,应急合作组织为了履行社会安全责任,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会忽视组织自身的目标差异,而及时分享有效信息,提高目标确认信息的分享。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b:任务不确定性越高,目标差异对目标确认的负向影响越弱;任务不确定性越低,目标差异对目标确认的负向影响越强。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专业从事应急活动的组织成员。为此我们邀请了湖北高速公路路政总队相关支队、湖北省消防总队相关支队、湖北省高速巡警总队相关支队、福建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四川矿山救援总队下属各应急救援队伍的负责人参加调查。调查收回问卷283份,有效收回23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5%。正式调研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年龄在28岁以下的占30.25%,28~45岁的占49.57%,45岁以上的占20.16%;男性占79.41%等。样本具体信息见表1。
2.2 相关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组织间目标差异性,测项主要参照Jap(1999,2001)[20,21]的测量量表,有三个测项:合作组织与本组织在应急合作中目标不同;合作组织与本组织在应急合作中目标相容;合作组织与本组织在应急合作中相互支持对方的目标。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是信息分享行为,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部分对信息共享的两个维度: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进行测量。首先,通过对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出部分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的测项。然后,在路政、消防、高速巡警等与应急活动高度相关的组织中邀请了21名对跨组织应急合作中的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有深刻认识的负责人分别进行了半小时的深入访谈。最后,结合整理访谈记录,得出社会确认的和目标确认各三个测项。社会确认的测项为:合作组织会提供了我知道的所有信息;合作组织提供的信息都后来都被证实了;合作组织提供的信息不一定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目标确认的测项为:合作组织会提供其专有信息、任何有助于本组织的信息合作组织都会提供、合作组织提供的信息都有助于解决当时的问题。本研究的问卷测项采用7级Likert法来测度其值。
应急合作关系的测项主要参照Nolte和Boenigk(2011)[22]的测量量表制定,主要包括:合作组织与本组织提供的应急服务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合作组织与本组织提供的应急服务比本组织单独提供的速度快且质量好;合作组织与本组织提供的应急服务存在重复浪费的现象;合作组织与本组织提供的应急服务是有效的。任务不确定性的测项主要参照Perrow(1967)[23]的测量量表,主要包括:组织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必须用不同方法和程序处理的例外事件的数量;组织执行任务过程中是否有清楚的程序可使工作路径明确化的程度;组织执行任务过程中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程度。本研究采用SPSS19.0和Lisrel8.7对回收整理的样本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2.3 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自变量组织间目标差异、中介变量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因变量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调节变量任务不确定性的Cronbach’sα系数均高于0.7的建议值,因此说明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通过采用CR值来检验。如果各个变量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7,则说明具有较高的组合信度。通过表2可以看出,自变量组织间目标差异、中介变量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因变量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调节变量任务不确定性的CR值均高于0.7的建议值,因此说明本研究的组合信度很好。
2)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调查问卷的准确性程度。进行区别效度分析,根据Fornell和Larcker的研究观点,如果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大于相应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方差,或者,如果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的平方根大于相应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则区别效度较好。通过表3可知,本研究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注:①***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②表中对角线中数据为AVE的平方根。
3 研究结论
3.1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检验社会确认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表4可以看出,组织间目标差异对应急合作关系、社会确认与目标确认均存在显著影响(p<0.01),即H1、H2a与H2b均成立;社会确认与应急合作关系存在显著影响(p<0.01);因此,社会确认在组织间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假设H3a得到验证。
然后,我们检验目标确认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目标确认之间存在显著影响(p<0.01);目标确认与应急合作关系存在显著影响(p<0.01)。因此,目标确认在组织间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假设H3b得到验证。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果表4所示。
3.2 调节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检验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社会确认之间的调节作用。由表5可知,任务不确定性对目标差异与社会确认的调节作用不存在显著关系(p>0.05)。因此,表明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社会确认之间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H4a不成立。然后,我们检验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目标确认之间的调节作用。由表5可知,任务不确定性对目标差异与目标确认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关系(p<0.01)。因此,表明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目标确认之间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假设H4b成立。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文从信息分享视角来分析目标差异对跨组织间应急合作关系的影响,探索了组织间目标差异与跨组织应急合作之间的关系。首先,组织间目标差异负向影响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证实了Agranoff和Mc Guire(2003)、William(2006)、Katherine(2008)等人通过案例分析与文件整理提出的推测。其次,组织间目标差异对社会确认有正向影响,对目标确认有负向影响,社会确认和目标确认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应急合作关系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与Kelly(2004)等人的注意力集中模型的理论预期一致,即时间压力下组织的沟通意愿(行为)往往不愿意传递独有信息给合作者,只愿意传递合作组织都知道的信息。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时间压力下的组织很难对自己的信息进行详细解释,传递一些大众化信息的风险更小,也从侧面反映出合作中的应急组织的沟通行为存在明显的动机因素。最后,任务不确定性在组织间目标差异与目标确认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任务不确定性越高的情况下组织越愿意分享其独有信息。显然,任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Kelly(2004)等人提出的注意力集中模型具有局限性,我们认为在任务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组织不得不考虑合作群体的整体利益,如果坚持不传递独有的信息很可能导致协同处置失效,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本研究也发现任务不确定性对组织间目标差异和社会确认间的关系没有调节效应,我们推测在不确定的情景下,合作组织可能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预先选择,导致其调节效应不明显。
4.2 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①根据Quarantelli(1988)和Comfort(2004)的研究结果,本文把信息分享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到了跨组织应急合作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了应急合作组织可通过实施不同的信息分享行为策略来获取利益或实现自我保护的情况,凸显了应急合作中组织沟通行为背后的动机具有重要的作用。②进一步修正了注意力集中模型,本文的研究表明,任务不确定性情景会抑制应急组织隐瞒独有信息的行为,组织的合作动机对分享行为起更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注意力集中模型,修正该模型提高其理论预测性。
本文的实践意义:①在任务不确定性较低的应急情景下,高层应急指挥者应通过信息公告牌、制定信息沟通内容结构框架约束社会确认信息的传递。②在应急任务低不确定性的应急情景下,高层应急指挥者应鼓励各基层应急组织分享目标确认信息。
4.3 局限性及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