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调节（共10篇）
环境调节 篇1
园艺作物设施栽培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因此生产者对环境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能力与影响,比露地栽培要大得多。管理的重点,是根据园艺作物遗传特性和生物学特性对环境的要求,通过人为的调节控制,尽可能使作物与环境相协调、统一、平衡,人工创造出作物生育所需的最佳综合环境条件,从而实现蔬菜、花卉、水果设施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
1 环境因子
设施园艺小气候环境因子主要包括光照、温度、湿度、气体、土壤5个方面。
1.1 光照
植物的生命活动与光照密不可分,在生产中,主要是通过调节设施内的光照强度与合理光分布来实现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
增强或改进光照强度的管理措施包括:(1)选用防雾滴且持效期长、耐候性强、耐老化性强等优质多功能薄膜、漫反射节能膜、防尘膜、光转换膜,有条件的可选用PC板材。(2)保持屋面透明干洁:使塑料薄膜屋面的外表少染尘,经常清扫以增加透光,内表面应通过放风等措施减少结露(水珠凝结),防止光的折射,提高透光率。(3)在保温前提下,尽可能早揭晚盖外保温和内保温覆盖物,增加光照时间,在阴天或雪天,也应揭开不透明覆盖物,时间越长越好(同样也要在防寒保温的前提下),以增加散射光的透光率。双层膜温室,可将内层改为白天能拉开的活动膜,以利光照。(4)合理密植,合理安排种植行向,目的是为减少作物间的遮荫,密度不可过大,否则作物在设施内会因高温、弱光发生徒长,作物行向以南北行向较好,没有死阴影。若是东西行向,则行距要加大,单屋面温室的栽培床高度要南低北高,防止前后遮荫。(5)加强植株管理,高秧作物及时整枝打杈,及时吊蔓或插架。进入盛产期还应及时将下部老化的或过多的叶片摘除,以防止上下叶互相遮荫。(6)选用耐光品种。(7)地膜覆盖,有利地面反光以增加植株下层光照。(8)利用反光,在温室北墙张挂反光幕(板),可使反光幕前光照增加,有效范围达3m。(9)人工补光,人工补光的目的有2种,一是人工补充光照,用以满足作物光周期的需要。二是作为光合作用的能源,补充自然光的不足。
1.2 温度
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与其它环境因子比较,温度是设施栽培中相对容易调节控制的环境因子。对于日光温室来说,温度是通过吸取太阳光照来获得的,光照强,则室内温度高;光照弱,则室内温度低。在生产实践中,光照比温度相对重要,如遇到连续阴天,为维护作物生长发育,在保证作物不受到冻害的情况下,要尽量揭开不透明覆盖材料,让作物接受散射光。
设施内温度的调节和控制包括保温、加温和降温3个方面。这里只介绍日光温室生产中最常用到的保温措施:(1)采用隔热性能好的保温覆盖材料,提高设施的气密性。(2)根据当地最大冻土层,合理增加后墙与山墙厚度。(3)在温室前底角内(或外)设置一条宽30cm,深与当地冻土层相当的防寒沟,沟中填入稻壳等保温材料。(4)合理通风,减少通风换气量。(5)增加保温覆盖的层数,棚内套一层或两层小拱棚,或在小拱棚上再盖草帘。(6)增大保温比,适当减低温室的高度,缩小夜间保护设施的散热面积,有利提高设施内昼夜的气温和地温。(7)增大温室的透光率,使用透光率高的薄膜,正确选择温室方位和屋面坡度,尽量减少建材的阴影,经常保持覆盖材料干洁。(8)减少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量,增加白天土壤贮存的热量,土壤表面不宜过湿,进行地面覆盖也是有效措施。
1.3 湿度
设施内的湿度环境,包含空气湿度与土壤湿度2个方面。
1.3.1 空气湿度。
是由土壤水分的蒸发和植物体内水分的蒸腾,在设施密闭的情况下形成的。高湿,是园艺设施湿度环境的突出特点。从环境调控的观点来说,空气湿度的调控,主要是防止作物沾湿和降低空气湿度2个直接目的。防止作物沾湿是为了抑制病害,实际上作物沾湿如能减少2~3h以上,即可抑制大部分病害。降低空气湿度的目的包括促进蒸发蒸腾、防止徒长、防止结露、防止生理病害等等。
除湿的方法:(1)通风换气。一般采用自然通风,从调节风口大小、时间和位置,达到降低室内湿度的目的。(2)增温除湿。适当提高室内温度是有效措施之一。湿度的控制既要考虑作物的同化作用,又要注意病害发生和消长的临界湿度。保持叶片表面不结露,就可有效控制病害的发生和发展。(3)覆盖地膜。(4)适当控制灌水量。采用滴灌或膜下浇水,节水增温减少蒸发、降低空气湿度。
1.3.2 土壤湿度。
因为设施空间或地面有比较严密的覆盖材料,土壤耕作层不能依靠降雨来补充水分,故土壤湿度只能由灌水量、土壤毛细管上升水量、土壤蒸发量以及作物蒸腾量的大小来决定。
在设施环境调控中,土壤湿度的调控是最重要、最严格环节之一。土壤湿度的调控应当依据作物种类及生育期的需水量、体内水分状况以及土壤湿度状况而定。目前,我国设施栽培的土壤湿度调控仍然依靠传统经验,主要凭人观察感觉,调控技术的差异很大。
1.4 气体
园艺设施内的气体条件不如光照和温度条件那样直观地影响着园艺作物的生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随着设施内光照和温度条件的不断完善,保护设施内气体成分和空气流动状况对园艺作物生育的影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设施内空气流动不但对温、湿度有调节作用,并且能够及时排出有害气体,同时补充CO2对增强园艺作物光合作用,促进生育有重要意义。
1.4.1 CO2浓度的调节与控制。
在半封闭或完全封闭的园艺设施内,作物不断地从有限的空气中吸收CO2,同时外界大气中又不能及时补充,造成设施内浓度很低,不能充分满足作物生育需要而减产。因此,采取通风换气或人为补充浓度(气体施肥),不但可以增产,也有早熟和改进品质的效果。经济又有效的CO2浓度,对于一般蔬菜而言,约为大气含量的5倍,CO2施肥量适宜浓度与作物自身和其他环境因子有关,一般应随光照强度的增加而逐步提高CO2用量。CO2的施肥时间必须在一定的光强和温度下进行,即在其他条件适宜,而只因CO2不足影响光合作用时施用,才能发挥其良好的作用。一般温室在上午随着光照的加强,CO2浓度因作物的吸收而迅速下降,这时应及时进行CO2施肥。冬季(11月至翌年2月)CO2施肥时间约为上午9时,春秋2季可适当提前。中午设施内温度过高,需要进行通风,可在通风前0.5h停止,下午一般不施用。在温室生产中,增加室内CO2浓度的方法很多,最为常见的为增施有机肥与CO2发生器(碳酸盐和强酸反应产生CO2)。
1.4.2 预防有害气体。
一般从2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改进栽培和施肥方法,使用抗性强的品种,提高作物的耐受能力。二是进行通风换气,以利排除有害气体和换入新鲜气体。在温室生产中,越是在寒冷的季节越需注意通风换气,而通风换气与防寒保温往往是有矛盾的。每天清晨温度比较低,为保温,原则上不应通风,但此时是设施内空气湿度最高、有害气体最多和CO2最缺少的时刻,应当打开通风口,一方面可以排出有害气体,降低湿度减轻病害,同时又可以换入新鲜空气以补充CO2。
1.4.3 土壤气体的调节。
生产中一般是施用腐熟有机肥或用作物秸杆改进土壤的透气性,由于透气性变好,其他物理性状如保温性、保水性和透水性都变好。施有机物时,能提高土壤的保肥性和减少肥料对p H的影响。孔隙多、透气性好的土壤氧气含量高,有充分的氧进行呼吸作用,使根系发育好,也促进地上部的发育。
1.5 土壤
土壤是园艺作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园艺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养分与水分,都需从土壤中获得,所以园艺设施内的土壤营养状况直接关系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是十分重要的环境条件。
设施土壤的肥沃主要表现在能充分供应和协调土壤中的水分、养料、空气和热能以支持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土壤中含有作物所需要的有效肥力和潜在肥力,采用适宜的耕作措施,能使土壤达到熟化的要求,并使潜在肥力转化为有效肥力。通过耕作措施使土层疏松深厚,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结构和通透性能良好,蓄保水分、养分和吸收能力高,微生物活动旺盛等,都是促进园艺作物生长发育的有利土壤环境。
1.5.1 土壤环境的调节与控制。
(1)平衡施肥减少土壤中的盐分积累,是防止设施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有效途径。过量施肥是蔬菜设施土壤盐分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在设施栽培尤其是蔬菜栽培上盲目施肥现象非常严重,化肥的施用量一般都超过蔬菜需要量的1倍以上,大量的剩余养分和副成分积累在土壤中,使土壤溶液盐分的浓度逐年升高,土壤发生次生盐渍化,引起生理病害加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土壤的供肥能力和作物的需肥规律,进行平衡(配方)施肥。(2)合理灌溉降低土壤水分蒸发量,有利于防止土壤表层盐分积累。设施栽培土壤出现次生盐渍化并不是整个土体的盐分含量高,而是土壤表层的盐分含量超出了作物生长的适宜范围。土壤水分的上升运动和通过表层蒸发是使土壤盐分积聚在土壤表层的主要原因。灌溉的方式和质量是影响土壤水分蒸发的主要因素,漫灌和沟灌都将加速土壤水分的蒸发,易使土壤盐分向表层积聚。滴灌和渗灌是最经济的灌溉方式,同时又可防止土壤下层盐分向表层积聚,是较好的灌溉措施。(3)增施有机肥、施用秸秆降低土壤盐分含量。设施内宜施用有机肥,因为其肥效缓慢,腐熟的有机肥不易引起盐类浓度上升,还可改进土壤的理化性状,疏松透气,提高含氧量,对作物根系有利。施用作物秸秆是改良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有效措施,不仅可以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而且还能平衡土壤养分,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降低病原菌的数量,减少病害。(4)换土、轮作和无土栽培。换土是解决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劳动强度大不易被接受,只适合小面积应用。轮作或休闲也可以减轻土壤的次生盐渍化程度,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如蔬菜保护设施连续使用几年以后,种一季露地蔬菜或一茬水稻,对恢复地力,减少生理病害和病菌引起的病害都有显著作用。当园艺设施的土壤障碍发生严重,或者土传病害泛滥成灾,常规方法难以解决时,可采用无土栽培技术,使得土壤栽培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
1.5.2 土壤消毒。
土壤消毒的目的是为了消灭病原菌和害虫等有害生物,主要包括药剂消毒和蒸汽消毒两种方法。
2 设施园艺的综合环境管理
2.1 综合环境调节
设施园艺的光、温、湿、气、土5个环境因子是同时存在的,综合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它们具有同等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缺一不可又相辅相成,当其中某一个因子起变化时,其他因子也会受到影响随之起变化。所谓综合环境调节,就是以实现作物的增产、稳产为目标,把关系到作物生长的多种环境要素都维持在适于作物生长的水平,而且要求使用最少量的环境调节装置(通风、保温、灌水、利用太阳能等等各种装置),既省工又节能,便于生产人员管理的一种环境控制方法。这种环境控制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对于各种环境要素的控制目标值(设定值),必须依据作物的生育状态、外界的气象条件以及环境调节措施的成本等情况综合考虑。
如对温室进行综合环境调节时,不仅考虑室内、外各种环境因素和作物的生长、产量状况,而且要从温室经营的总体出发,考虑各种生产资料的投入成本、产出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化、劳力和栽培管理作业、资金等等的相互关系,根据效益分析进行环境控制,并对各种装置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测、记录和分析,以及对异常情况进行检查处理等,这些管理称为综合环境管理。从设施园艺经营角度来看,要实现正确的综合环境管理,必须考虑上述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2.2 综合环境管理的方式
综合环境管理初级阶段可以靠人的分析判断与操作,高级阶段则要使用计算机实行自动化管理即物联网技术。
2.2.1 依靠人进行的综合环境管理。
单纯依靠生产者的经验和头脑进行的综合管理,是初级阶段,也是采用计算机进行综合环境管理的基础。依靠人脑实行的综合环境管理,对管理人员的要求较高:一是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是要善于并勤于观察情况,随时掌握情况变化;三是要善于分析思考,能根据情况做出正确的决断,集思广益;四是能让作业人员准确无误地完成所应采取的措施。
2.2.2 采用计算机的综合环境管理。
现代化温室生产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各个子系统间的运行与协调,环境的控制与管理,依赖人工操作或是传统的机械控制,几乎难以完成,只有通过计算机系统才能达到复杂控制和优化管理的目标。一个好的设施园艺计算机综合环境管理系统,要具有综合环境调节、异常情况紧急处理和数据采集处理功能,并能实现人、机互补,使人与计算机能够科学分担管理项目,则温室环境管理的质量就可以显著地提高。
环境调节 篇2
(一)医院的物理环境
护理人员应努力为患者创造一个安静、整洁、温湿度适宜、有良好通风和光线、美观而安全的疗养环境。
1.温度 适宜的病室温度一般为18-20℃，新生儿室、老年科病室以及检查、治疗时室温应略高，以22-24℃为宜，适宜的室温可使患者感到舒适、安宁、减少体力消耗，有利于患者休息和医疗护理工作的进行，室温过高，不利于体热的散发，干扰消化及呼吸功能，使人烦躁，影响体力恢复;室温过低，则使人畏缩，缺乏活力，在治疗和护理时，患者容易受凉。
病室内应备有室温计，以随时了解室温的变化并及时调节。寒冷冬季，病室可用火炉或暖气取暖;炎热夏季，可用电风扇或空调降温。此外，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为患者增减衣服及被褥。
2.湿度 适宜的病室湿度为50%-60%，病室湿度一般指相对湿度而言，即一定温度条件下，在单位体积的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量与其达到饱和时所含的百分比。湿度过高，空气潮湿，细菌易于繁殖，同时水分蒸发减少，抑制出汗，使患者感到潮湿憋闷，对患有心、肾疾病的患者尤为不利;湿度过低，室内空气干燥，人体水分蒸发增加，可引起口渴、咽痛、鼻衄等，对呼吸道疾患或气管切开的患者尤为不利。
病室应配有湿度计，以便观察和调节。室内湿度过高时，可通风换气或使用空气去湿器;室内湿度过低时，夏季可在地面洒水，冬季可在火炉上安放水壶或使用空气加湿器。
3.通风 通风可使室内外空气交换，保持空气清新，并可调节室内的温湿度，增加患者的舒适感。同时，通风又是降低室内空气污染，降低空气中细菌密度，减少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不通风会使室内空气污浊，氧气不足，患者会出现烦躁、疲乏、头晕、食欲不振等，故病室应定时通风换气，或安装空气调节器，有条件者可设立生物净化室。在冬季，通风时间可根据温差和风力大小适当掌握，一般开窗30分钟左右，通风时应注意保护患者，避免吹对流风，以免着凉。
4.采光病室采光有自然光源和人工光源两种。日光是维持人类健康的要素之一，自然的光照可使患者感到舒适愉快，对康复有利。适量的日光照射可使照射部位温度升高，血管扩张，血流增快，改善皮肤和组织的营养状况，使人食欲增加。另外，日光中的紫外线有强大的杀菌作用，并可促进机体内生成维生素d，因此，应经常开启病室门窗，使日光直接射入，或协助患者到户外接受阳光照射，以增进患者身心舒适感，但应注意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患者的眼睛，以免引起目眩。人工光源常用于满足夜间照明及平时特殊检查和治疗的需要。护理人员应根据不同需要对光线进行调节。楼梯间、治疗室、抢救室、监护室内的灯光要明亮;普通病室除一般吊灯外，还应有床头灯、壁灯或地灯，床头灯最好是光线可调节型，其开关应放置在患者易接触的地方;夜间使用壁灯或地灯，不使灯光刺眼，以免影响患者睡眠。
5.音响 音响是指声音存在的情况。病室内必须保持安静，避免噪声。噪声使人感到疲倦不安，影响休息和睡眠。根据who规定的噪声标准，白天医院病区较理想的声音强度在35-40db。医院噪声主要包括各种医疗仪器使用时所发出的机械磨擦声和人为的噪声，如在病区内大声喧哗、重步行走、开关门窗和车、椅、床轴处锈涩而发出的响声等。医院是特别安静区，对声源要严加控制。病室应建立安静制度，工作人员要做到四轻：说话轻、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病室的门及桌椅脚应钉橡皮垫，推车轮轴定时滴注润滑油，以减少噪声的发生。
环境调节 篇3
摘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要素流动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农业生产效应将存在差异。以水稻生产为例，利用对中国东部江、浙、粤和西部川、渝、黔六省市的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务工汇款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没有改变务工汇款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但显著抑制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市场环境的差别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各地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户技术效率；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务工汇款；农业生产效率；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 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 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 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 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endprint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endprint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陈超，沈荣海，展进涛.2014.农户兼业视角下的水稻生产行为及效率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42（5）：404407.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 2010） [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李勋来，李国平.2005.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3）：3943.
李谷成.2008.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J].统计研究（1）：542.
梁义成.2011.非农参与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农户层面的新解释[J].软科学（5）：102107.
钱文荣，郑黎义.2011.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农村观察（1）：3138.
魏权龄.2004.数据包络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37（2）：268274.
伍德里奇.2007.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研究 篇4
1. 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产生
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提出主要源自对美国三次教育改革运动的反思。由于这三次教改都强调教师、环境和学校的功能与作用, 而忽视了学生本身的能动性, 因此人们从重视学生能动性的角度提出了自我调节学习。
2. 自我调节学习的概念
对“自我调节学习”, 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不同称谓, 目前绝大多数采用“self-regulated learning”一词, 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自主学习、自我调控学习等。本研究采用自我调节学习。对SRL的定义, 目前还没有统一看法, 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
Zimmerman (1989) 首先提出了自我调节学习的概念, 指学习者在一定程度上从认知、动机和行为方面积极主动地参与自己学习活动的过程。
Pintrich认为SRL是一个主动的、建构性的学习过程, 在此过程中, 学生首先为自己确定学习目标, 然后监视、调节、控制由目标和情境特征引导和约束的认知、动机和行为。
国内研究者提出:自我调节学习要求学习者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 分为认知, 行为和动机三个维度。
总之, 在定义问题上, 不同的理论流派都有不同的视角, 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然而, 此理论总是在彼理论的基础之上传承和衍生出来的, 理论之间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 不同的定义之间并不矛盾, 反而是相融相通并相互补充的。
我认为, 自我调节学习是指学习者对自身的学习意志, 所处的学习环境、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进行不断的自我调节、建构, 从而优化学习绩效的过程。它可分为学习前、学习动机, 兴趣, 学习目标等) ;学习中主要是调节学习环境、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学习后调节主要是指学习绩效的自我反馈和改进。
二、网络环境下的学习行为
网络学习行为是指个体在现代信息技术所创设的具有丰富资源和全新沟通机制的网络环境中, 开展的远程自主学习行为、行为发生、发展及变化由个体自己控制。控制能力的强弱受学习者的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 有效的网络学习行为更多是网络主体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较之传统学习环境, 网络环境下的学习行为具有一些新特征:学习环境的开放性及网络学习行为文化背景的全球化;网络学习行为情境的虚拟化、多样化;网络学习行为控制的自主化、个性化等。因此, 影响网络学习行为的因素错综复杂, 外部因素有:网络信息资源、学习支持系统、网络硬件环境等;内部因素有: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和自我监控能力、学习动机等。
因此, 为促使网络学习的真正发生, 促进网络学习绩效的提升, 不仅要合理整合网络学习资源, 优化影响学习者的外部环境, 而且要优化内部环境, 即以网络学习者为中心和主体, 引导其积极主动地在学习交流中不断自我发现、自我认知、自我调控和自我完善, 即进行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从而不断优化网络学习, 不断改进自我的网络学习绩效。
三、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综上所述, 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是指身处网络的个体, 对自身学习意志, 所处的网络学习环境、网络学习心理、网络学习行为和网络学习结果进行不断的自我调节、建构, 从而优化网络学习绩效的过程。它可分为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调节。学习前主要是个体自我调节学习意志 (学习动机, 兴趣, 学习目标等) ;学习中主要是调节网络学习环境、网络学习心理、网络学习行为;学习后调节主要是指学习绩效的自我反馈和改进。由于网络学习环境不同于传统学习环境, 因此, 基于网络的SRL具有一定的特征。
1. 高度自发性。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更加需要激发自己的学习意志, 包括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目标。
2. 高度批判性。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需要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 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营造的越来越强大的浸没感所带来的迷失, 因此, 一定的批判性意识和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3. 高度的自主性。
由于师生隔离,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更需要自觉、主动、积极、独立地从事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
4. 策略性。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讲究学习策略, 自觉运用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时间管理、动机管理等一系列学习策略。
5. 监控性。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对自己的学习活动有较清醒的意识, 能随时监视并控制自己的学习活动, 根据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调节。
6. 灵活性。
网络环境下的SRL者更需要主动构建自己的学习时空环境, 主动选择自己的学习伙伴、求助对象, 灵活处理自助和他助的关系。
四、网络环境下影响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根本性因素 (从学习者角度出发)
综上所述, 网络环境下影响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分为两大类, 即直接性因素和根本性因素。近年来关于自我调节学习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研究上, 也就是基本停留在直接性的影响因素上。直接因素也源于根本性因素, 它是根本性因素的外在表征。因此, 对根本性因素进行分析探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 但凡根本性因素一般都会涉及能力层面。同样, 网络环境下影响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根本性因素就是个体在网络环境下的自我调节能力。那么, 网络环境下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又包括哪些呢?我在自己定义的基础之上作如下分析。
综上可见, 处于网络环境下的SRL者需要进行的自我调节包括以下:对学习前的学习意志 (学习动机, 兴趣等) 的调节, 学习中的网络学习环境, 网络学习心理, 网络学习行为, 以及学习后的学习结果的自我调节。其中, 学习意志、学习心理过程的调节是个体对自我意识和心理层面的认知和调节 (而意识和心理是基于认知的) , 也就是对自我认知的认知和调节 (从而实现机体自身的不断建构和和优化) , 其根本就是个体的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学习环境的调节是指个体对其所处的网络学习环境的认知和调节, 而网络学习环境拥有丰富的、共享的、多媒体化的网络学习资源, 对学习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网上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和信息组织的无序性、随机性, 容易导致学习者“信息迷航”和“信息超载”, 从而影响网络学习的发生;并且资源的泛滥会产生冗余效应和分散注意力效应 (斯威尔的认知负荷理论) , 从而增加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 影响网络学习的绩效。因此, 这要求学习者有一定的信息素养, 即要求个体有一定的信息甄别和筛选能力, 而这个能力的根本是个体的批判性的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
另外, 随着人机交互界面的越来越自然化, 虚拟现实技术所营造的越来越强大的浸没感对网络个体的元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由于学习行为是一种外显的要素, 受各种内隐要素 (遗传, 意识, 心理等) 的影响, 是个体内隐要素的外在表征和实现, 因此个体对其学习行为的调节能力更多是个体对自身内隐要素的自我实现能力, 即在优化的环境下, 优化的自我对其内在的自我实现能力。
学习后的学习结果调节, 即学习绩效的自我反馈和改进, 更多是个体自我反馈能力的体现。因此, 网络学习更多是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网络环境下影响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根本性因素是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个体自我调节能力又主要包括个体的元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自我实现能力、自我反馈能力。
为有效开展网络学习, 学习者需要从根本着手, 积极主动地培养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 一方面, 学习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从而不断建构和优化自身的网络学习环境。另一方面, 学习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元认知能力, 善于发现自身的学习意志, 学习心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积极、主动、自觉地调节并纠正。
此外, 学习者要在从事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中积极主动地提升自我实现能力和自我反馈能力, 如确定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合理组织学习资源、选择学习策略、自我评价学习效果, 并不断根据学习目标调整自己的学习。
五、网络环境下如何促进个体的自我调节学习 (从设计人员和教学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强调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强调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 其本质就是要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学习。在网络学习环境下, 设计和教学人员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平台, 促进网络个体的自我调节学习。
第一, 将学生视为一个具有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能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主体。
第二, 促使学生逐渐形成掌握目标, 使学生明确:学习能够掌握新的知识、发展自身的技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影响学生形成掌握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教师的评价。比如, 有很多教师习惯于用相对评价的方式去评价学生。即在评价某个学生时, 将其放在群体中与他人进行比较, 如学习排在第几名, 思想品质是优秀还是良好, 这就造成学生形成表现目标。如果我们在评价时更重视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与成长, 从而使学生关注自身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会更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学习。
第三, 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是学生自身的成败经验及其对成败原因的认知, 即归因。教师应该注意让学生将行为的结果与努力的程度联系在一起, 使学生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
第四, 相对评价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也多是消极的。因为, 把个体放到群体中去比较, 会使大部分人感到自己是失败的。即使排在前面的成功者也会因其目标是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先进地位”而处于高度焦虑中, 这对于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及提高是不利的。
第五, 有意识地让学生掌握并使用学习策略。教师必须结合学科内容有意识地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认知策略和认知调节策略, 同时还要给学生提供使用策略的条件。
第六, 自我调节学习不仅表现为行为操作, 而且应该引导其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个性品质。通过自我调节学习的研究, 可以提供如何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教育方式, 使他们学会如何学习。
六、网络环境下基于行为分析的自我调节学习绩效评估
网络学习评价方式和评价结果对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有直接影响。基于行为分析的网络学习评价旨在通过一系列行为分析来了解学习者内在的学习风格与偏好, 并在此基础上对学习者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可以使网络学习者有目的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 有效地控制学习进程, 从而促进其后续学习。
七、结语
自我调节学习 (SRL) 理论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教学中的体现, 响应当今“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的需要, 同我国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及研究性学习和主体性教学改革主张相一致, 它是适合时代要求的学习理论, 尤其是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 网络学习的普及、SRL理论更亟待大力提倡和深入探究。
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网络学习的本质是网络学习者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即身处网络的个体, 对自身学习意志、所处的学习环境、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进行不断的自我调节、建构, 从而优化网络学习绩效的过程。因此, 有效的网络学习要求不断地改进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绩效。从根本来说, 也就是要不断提升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 而自我调节能力又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元认知能力、自我实现能力和自我反馈能力。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的普及, 终身学习的需要, 使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即网络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泛在。本文指出, 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有效的网络学习本质就是网络主体基于网络环境的自我调节学习, 即身处网络的个体, 对自身学习意志, 所处的学习环境、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进行不断的自我调节、建构, 从而优化网络学习绩效的过程, 分为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调节。并进一步论证了网络环境下影响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根本性因素是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 (主要包括个体的元认知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 自我实现能力, 自我反馈能力) , 论证了促进网络自我调节学习绩效改进的, 从而促进有效的网络学习行为的发生和网络学习绩效的改进。
关键词：网络环境,自我调节学习,绩效评估
参考文献
[1]Zimmerman B.J.Model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a chievement[M].Zimmerman B.J, Schunk D.H.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ory, research, andpractice.New York:Springer, 1989:1-25.
[2]Zimmerman B.J.Self-regulated academic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J].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990, 2, (2) :173-201.
[3]Carver C.S, Scheier M.F.Autonomy of self-regulation[J].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 (4) :284-288.
[4]Vancouver JB.Self-regulation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a taleof two paradigms[M].BoekaertM, Pintrich PR, ZeidnerM.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SanDiego, CA:Academic, 2000:303-341.
[5]Pintrich P.R.Multiple goals, multiple pathways:the role ofgoal orientation in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J].Journal ofEdu-cationalPsychology, 2000, 92, (3) :544-555.
[6]申克.D.H.著.韦小满译.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344.
[7]丁桂凤.员工自我调节学习影响因素之研究[J].心理科学, 2005, (5) :1077-1081.
环境调节 篇5
关键词：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2）20-0021-04
一、 问题提出
根据Flow理论挑战与技能的平衡关系，当游戏的挑战难度与玩家能力相匹配时，玩家才能沉浸到游戏当中，否则就会对玩家的游戏过程产生负面影响。[1] 如果游戏挑战难度过高，玩家会因为无法完成游戏任务而产生焦虑的心理状态，反之如果游戏挑战难度过低可能会导致玩家产生厌倦的精神状态，这两种状态都会导致玩家无法沉浸到游戏当中，失去对游戏的兴趣。对教育游戏而言，玩家无法沉浸到游戏过程中意味着他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会导致利用教育游戏传递教育信息的失败。这要求教育游戏难度要能适应不同能力水平的游戏需求，因而难度设计成为教育游戏设计的难点之一。为使教育游戏能满足大部分学习者的游戏需求，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游戏难度动态调节机制引入教育游戏的难度的设计之中，并给出了教育游戏难度动态调节设计的策略，如图1。[2]
这是一个宏观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至少需解决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使用哪些因素来动态调节教育游戏的难度？利用这些因素动态调节游戏难度时应采用什么样的调节机制？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有特殊用途的游戏，其设计元素与设计过程可以借鉴现有商业游戏成功的经验。目前成熟商业在游戏难度的控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与技巧，因而在考虑实现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机制时可以考查借鉴商业游戏的用于实现难度控制的元素及机制。
二、 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特征
1.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调节机制
综合有关资料，商业游戏用于调节游戏难度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种。[3][4]
（1）游戏时间
利用游戏时间调节难度基于这样的假设：游戏任务难度越高，玩家完成任务所需时间就越长。利用时间调节游戏难度通常采用如下策略：对一个特定的游戏任务如果要调高难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反之就增加时间；对一个特定的游戏过程要调高难度，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玩家完成更多更复杂的任务，反之就减少要求的任务数或任务的复杂度。
（2）伤害平衡
伤害平衡是指在游戏过程中玩家控制的角色与NPC进行对抗时己方和对方受到的伤害动态调节。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对抗时就减少玩家控制角色对NPC的伤害，增加NPC对玩家控制角色的伤害；要降低游戏难度，就增加玩家控制角色对NPC的伤害，减少NPC对玩家控制角色的伤害。
（3）任务资源
完成游戏任务需要各种资源。要提高难度就减少相关资源的配置，可用资源的减少意味着任务各个阶段必须合理获取和使用资源，可供选择的策略减少，玩家必须遵循其中一种或有限的几种策略完成任务；反之则增加任务所需资源，可用资源的增加意味着可选择策略增加，完成任务变得相对简单。
（4）控制复杂度
控制复杂度是指玩家对游戏中的角色控制的难度，对游戏角色的控制通常要求游戏玩家手、眼、脑三者配合，常见的调节方式是：增加或减少操作复杂度、提高或减少操作精度。如果要增加控制复杂度就增加操作复杂度和操作精度，要求玩家完成更复杂的操作动作，这会增加对玩家手、眼、脑反应和配合能力的要求，从而提高了游戏的难度；相反如果要降低游戏难度就减少操作复杂度和操作精度。
（5）敌人的数量
在对抗性游戏任务中，通过调整敌人的数量来调整游戏难度是常见手段。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就增加敌人数量，敌人数量增加意味着在对抗过程中玩家控制的角色在同一时间受到的攻击和伤害会提高，玩家对角色的控制和操作难度增加，完成任务的难度提高；反之就减少敌人数量。
（6）NPC的智能
游戏中NPC既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帮手。NPC智能越高，作为对手在与其对抗时难度就越高，相反作为帮手就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要提高游戏的难度就增加作为对手NPC的智能，与其对抗难度的提高意味着完成游戏任务难度增加，同时也可以减少作为帮手NPC的智能，这样会使玩家控制的角色在任务过程中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而增加游戏难度；相反如果要降低游戏难度就降低作为对手NPC的智能，增加作为帮手NPC的智能。
（7）中性地带
中性地带是指游戏中的安全空间，在其中敌对双方彼此不能相互攻击，能自由发展。要提高游戏难度可以减少中性地带的范围，中性地带范围缩小，安全发展时间和空间减少，与对手之间的冲突提前到来，游戏难度提高。相反要减少难度就增加中性地带，给玩家提供更多安全发展时间，这有利于任务顺利完成。
（8）恢复、保存点
恢复、保存点是指在游戏进程中可以对角色进行状态、属性值和游戏进度进行恢复、保存的机制。在游戏过程中恢复保存点有如下功能：
1）恢复、保存点的出现通常是游戏难度提高的标志；
2）恢复、保存点允许玩家在适当的时间保存游戏进度；
3）恢复、保存点允许玩家从先前保存进度继续游戏任务。
这些功能对游戏难度产生如下影响：
1）突然产生的游戏任务难度变化对任务的完成会产生负面影响。恢复、保存点的出现可以暗示玩家前面将有难度相对较高任务出现，应该做好应对更高难度任务心理和道具的准备，从而减少完成任务的难度。
2）允许玩家适时保存和恢复游戏进度可以将高难度的游戏任务分成几个阶段完成，每个阶段都可以反复尝试各种策略直至完成整个任务，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完成任务的难度。
（9）刷任务
在以等级衡量角色能力的游戏中，对超出角色能力的任务，玩家如果尝试去完成会有很大难度，甚至无法完成。玩家可以通过不断重复相对简单的任务获取经验提升角色的等级，提升角色的能力，进而减少游戏任务的难度。
（10）协作与帮助
一个高难度的游戏任务如果能与他人协作或者在任务过程中获取额外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完成该任务的难度，如果游戏中提供这种机制就可以降低游戏难度，反之整个任务过程由玩家单独完成则提高了游戏难度。
2.商业游戏难度调节特征
（1）运用多种因素调节游戏任务的难度
游戏难度调节主要体现在对游戏任务难度的调节上，一个游戏任务会包含多种上述可以用于调节难度的因素，在商业游戏中通常会同时采用多个因素调节游戏任务的难度。如在一个要求玩家消灭一定数量敌人的游戏任务中，要提高任务难度可以在缩短游戏任务时间的同时，增加敌人的数量与敌人对抗时玩家控制角色受到的伤害，增加敌人的AI智能等手段综合来完成。多元素的调整使游戏难度调节更灵活，更容易达到理想的调整效果。
（2）商业游戏在实现难度调节时，通常采用三种调节方式
自动调节。游戏程序综合角色的状态、任务完成情况等各种信息判断当前游戏难度是否与玩家水平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利用上述提到的各种因素调节游戏难度，让其达到玩家能力相适应的水平。
选择调节。同一游戏中设定有不同难度的进程，游戏过程相同，但难度不同。当游戏开始或任务失败时玩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决定游戏难度，进入游戏任务后，其难度就不再改变。
组合调节。组合调节是结合上述两种调节方式，即当游戏开始或任务失败时玩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特定难度的游戏进度，进入游戏任务后游戏程序再综合角色的状态、任务完成情况等各种信息动态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游戏难度。
三、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调节策略分析
1.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
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有特定用途的游戏，其设计也该遵循一般游戏规律，具备一般游戏的特性，上述商业游戏中用于难度调节的因素也会在教育游戏中出现。但由于应用目标的变化，考虑调节教育游戏难度相关因素时还应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应用目标的变化商业游戏中用于调节难度的因素是否能适应或满足教育游戏难度调节要求？二是应用目标的变化是否会给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带来其它难度调节因素？
教育目标是教育游戏的重要目标，玩家通过游戏活动可以从中获取设计者在其中置入的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教育信息，玩家的游戏活动也是学习活动，游戏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因而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是否能够适应和满足教育游戏难度调节要求实际对玩家的学习活动产生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信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有与上述相同或相近的元素。综合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活动涉及因素与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将其进行对照，如下表。
从对照表中可以看出除伤害平衡外，其它用于商业游戏难度调节的因素也是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活动涉及的因素，因而这些因素会对玩家的学习活动产生影响，可以用于教育游戏的难度调节，只是在运用这些因素进行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除遵循游戏难度调节的规律外，还应遵循教育、教学活动规律。
与一般的商业游戏不同，教育游戏除正常的游戏内容之外还包含有教育信息，按照教育规律教学内容的难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习者能力相匹配的学习内容是确保学习者能够顺利完成学习过程的重要前提条件。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习内容难度超出了学习者的能力范围就会给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带来障碍，相反如果学习内容难度低于学习者的能力水平可能会导致学习不能掌握新的知识内容，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作为一个学习活动的游戏过程，包含在教育游戏中的教学内容也是影响教育游戏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游戏元素不产生变化的情况下，游戏中教育信息的难度也会影响游戏难度，在游戏过程中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可以提高该过程中包含的教学内容的难度，反之就减低其难度。
2.教育游戏难度调节策略
综合上述内容，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涉及两个维度：教学内容和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调整策略如图2。
如图所示，运用教学内容和游戏难度调节元素两个维度对教育游戏进行难度调节产生四种调节策略：
策略一：在教学内容难度不变的前提下运用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提高或降低游戏教育游戏的难度；
策略二：保证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难度不变，通过调节教学内容的难度降低或提高教育游戏的难度；
策略三：调节两个维度，同时升高或降低两个维度的难度以实现对游戏难度的调节；
策略四：调节两个维度，升高其中一个维度，降低另一个维度。
在进行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可以综合利用四种教学策略以达到所要求难度调整目标。如图2所示，如果要将教育游戏难度从A点调整到B点，可以使用策略四一次性完成调整要求，即提高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的难度，降低教学内容难度；也可以综合策略二和策略一来完成，即先维持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不变，将教学内容维度降低到一定水平，然后维持教学内容难度不变，运用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提高游戏难度。在调节过程中，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主要实现对游戏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调节，这种调节可以促使玩家充分沉浸到游戏过程中，这是教育游戏进行教育信息传递和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前提；教学内容维度调节的是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面对的教育信息的难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保障。在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要注重两个维度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过度强调游戏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调节，弱化教学内容的调节会导致玩家在游戏任务过程中始终面对同一难度的教学内容，反之如果强化教学内容的难度而弱化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调节可能会导致玩家对游戏失去兴趣，因而无论是强调哪一个维度、弱化另一个维度都可能使教育目标无法实现。
3.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方式
与商业游戏的调节方式一致，教育游戏也可以有三种方式实现难度调节：组合调节、选择调节和自动调节。选择调节这种方式一旦选定难度之后在后续的游戏过程中就不再进行难度调整，用有限的几种难度水平应对所有玩家的不同层次能力水平，游戏技能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和尝试得到不断提高，但教育游戏不能采用这种手段让玩家掌握蕴含的知识，因而并不完全适合在教育游戏中应用。自动调节和组合调节两种方式在游戏进程中能根据玩家的实际情况再次调节难度，因而能将游戏难度调整到更多玩家的能力范围之内，更加适合于在教育游戏中使用。
结束语
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是一项系统设计，本文仅对可用于难度调节元素及调节策略进行了分析，要实现图1所示教育游戏难度动态调节，还需解决其中包含的其它诸多问题。比如，如何分析判断玩家的能力水平是否与游戏难度相匹配、当游戏难度与玩家不匹配时，如何判断是由于游戏元素还是学习内容引起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开展后续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Flowin Games [DB/OL].http：//blog.ariron.net/indexold.PhP？uid-87419-aetion-viewsPaee-itemid-129851.
[2]马颖峰，隋志华.基于Flow 理论的教育游戏沉浸性设计策略研究——教育游戏活动难度动态调控研究[J].电化
教育研究，2010，3：（p54-57）.
[3]Daniel Boutros. Difficulty is Difficult： Designing for Hard Modes in Games [DB/OL].http：//www.gamasutra.com/
view/feature/132181/difficulty_is_difficult_ designing_.php.
[4]Lars Doucet RPGs. challenge， and grinding [DB/OL].http：//www.gamasutra.com/blogs/LarsDoucet/20110822
/8248/RPGs_ challenge_and_grinding.php.
环境调节 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环境保护,经济调控手段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市场经济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以牺牲当前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在环境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企业要想生存,就更加扩大生产规模,使得原来破坏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我国人口众多,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很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的环境保护任务将更加艰巨。
一、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体系
环境保护事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业。除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外,还有对现有的环境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该对环保部门进行强化,加强人员的配置,发挥规划、监督的功能,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做到人人提倡环保。
二、实施长期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
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一是价值决定机制,以价格为杠杆进行调节,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一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二是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它主要是以市场的供需变化进行调节的,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三是优胜劣汰机制,主要是通过生产效率和市场效益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实现优胜劣汰。这些机制为经济手段的健全提供了条件,而且让经济手段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得到了发挥。所以建立健全的经济手段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估算环境的价值。
环境的构成要素是自然界各类的自然资源,应该在全民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树立起环境价值观,并贯穿于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树立环境价值观,在各项环保和经济活动中估算环境的价值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是制定和实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实行排污收费制度。
收费不是目的,是为了对环境进行治理。一直以来,我国对排污收费的标准很低,而且大多是对部分污染物的超标收费。这样一来,收费标准就远低于污染物治理的成本。在利益面前,企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交排污费,这样就起不到治理污染的作用。一定要提高收费的标准,大大超过污染物治理的费用,企业既然以盈利为目的,那肯定会尽可能的减少开支。权衡利弊,肯定会积极的对污染物进行治理,这样才会起到环境治理的作用。
(三)增设生态环境补偿收费制度。
由各种自然资源构成的生态环境是一种自然资产。在社会进步的同时,都离不开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我国已经在某些省区开展试点征收。希望试运行后尽快完善这一制度,在全国大范围内推广起来。
(四)征收产品环境调节税。
它与排污费和环境补偿费不同,前两者主要是污染后补偿,治理。而这一税收是调节性的。征收的费用是对污染环境的治理,主要的是对开发无公害、低污染的产品进行资金的帮助。对某些环境调节税的征收,可以采用先收后退的办法,或叫做押金制。比如,煤炭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因此,在煤炭卖给企业时,就可把税额加到煤炭的价格里去。如果企业对污染采取了防治措施,并使其排放达到了某种标准,国家就可把先收的税款退还企业;如果企业对排放未采取控制措施或防治不力,使排放达不到标准,那就没有退税了。国外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促进企业防治污染是一种很有效的途径。
(五)让市场竞争来推进环境工程的完善。
在污染防治、资源保护方面以及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环境工程的建设、排污交易、宣传教育等都应该推向市场,让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推进环境工程的完善。虽然目前我国建了不少污水处理设施,但是长期处于时开时停状态,究其原因,一个方面是技术和管理层面上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市场化、产业化。假如污水处理实行企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投入、产出,按照企业正常运行的成本来核算,就可以保证污水处理可以正常稳步的进行。这样也可以刺激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会努力的引进先进技术,降低污染成本。
(六)对清洁生产,环保企业实施补助政策。
环境调节 篇7
这些不一致的理论观点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将供应商地理分布的多样性对于产品创新的影响简单地归纳为促进或阻碍可能并不恰当,相关研究需要深入讨论地理多样性影响产品创新的边界条件。由于不同外部环境下跨地理异质性知识对企业所产生的价值不尽相同,同时,企业自身能力也会显著影响企业搜索和整合利用跨地理异质性知识的效率[15],因此企业要边界条件。为此,本文重点关注环境层面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企业内部的技术能力和组织柔性对于地理位置多样性与产品创新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9家制造企业所购建的供应商网络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于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
1 理论与假设
1.1 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
近年来,伙伴地理位置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部分学者基于知识的观点,强调地理分散化所带来的差异化知识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认为地理临近导致企业与其伙伴的知识构成趋于一致,知识冗余增多[16],伙伴所提供的异质性知识减少[17];与之相对的,供应商网络地理分散化能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当地知识[5,9],知识差异化程度大,企业可以通过整合这些新知识以实现产品创新。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基于组织经济学的观点,关注企业地理分散化对知识获取、吸收整合所带来的成本,认为地理多样性形成的地理距离增大了企业搜索异质性知识的经济成本[12],指出吸收和整合跨地理知识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失真等问题,不确定性较高[10],企业吸收和整合的跨地理异质性知识的成本较高[8],因此,认为地理多样性不一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10,11]。
上述研究理论的争议引发对两种理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的进一步探讨。大量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能力因素对企业产品创新有显著的调节作用[18,19]。具体而言,从外部环境来看,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对异质性知识搜索、整合的投入[20],可能改变供应商网络对于产品创新的价值。从企业自身能力来看,技术能力是企业知识水平和吸收能力的反映[21],不仅影响企业产品创新过程中所搜索知识的异质性程度,还能影响产品创新中企业吸收外部信息与知识的效率;战略柔性能够通过协调、合理配置企业内部资源以提高企业整合与运用新知识的效率[19]。上述两者均对企业产品创新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企业技术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技术能力、战略柔性对供应商地理多样性与企业产品创新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1.2 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外部市场环境往往是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作为市场环境的两个基本属性,不确定性和竞争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已被学者广泛研究。本文主要研究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两个因素对企业供应商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技术不确定性被定义为技术发展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对重大变化的不可预知性[18]。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供应商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价值越大。一方面,技术不确定程度较高的环境中,新知识和新技术在市场中不断涌现,企业现有知识有迅速变得陈旧的风险[18]。此时,企业亟需通过供应商网络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而供应商的地理位置多样化恰好能为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非冗余的技术知识,促进企业更较有效地开展产品创新。与之相反,当技术不确定性较低时,行业主流技术和设计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22],而此时供应商给企业带来的知识可能不再新颖、创新价值降低。这些知识并不能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甚至还会增加企业的认知负担[14],对产品创新产生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先动的竞争性的战略来应对高不确定性[23],即企业更倾向主动进行产品创新来应对高技术不确定性以获取竞争优势。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高技术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产品更新压力。此时,供应商所提供的差异化知识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可以不断吸收新知识并整合供应商提供的这些异质性知识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产品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综上所述,对企业产品创新而言,在高技术不确定性下,地理多样化分布的供应商网络所带来的异质性知识的价值更能得到凸显,技术不确定性能加强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作用。
然而,作为衡量企业在所处行业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小的指标,市场竞争程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的企业成本压力大、风险承受能力弱[24],且亟需快速地开展产品创新活动以获得竞争优势。市场竞争负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作用。一方面,高水平的竞争强度意味着行业内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化和标准化,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降低成本往往成了企业获胜的关键[11],因此企业在开展搜索活动时会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虽然地理多样化的供应商网络能为企业带来异质性知识,但其构建和维护成本较高[8],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承受新知识吸收和转移过程中信息失真风险的能力下降[6,25],此时,地理多样性给企业产品创新带来的净价值显著降低。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促使企业开展更加快速的产品创新活动[23]。相较之下,企业整合利用现有技术与知识进行产品创新的速度快、周期短,而通过搜索并吸收地理分散化异质性知识进行产品创新花费的时间长。因此,当市场竞争激烈时,企业更倾向利用现有知识进行快速的产品创新,地理多样化的异质性知识对实现企业快速产品创新的贡献并不突出。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创新的关系。
假设2:市场竞争程度负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创新的关系。
1.3 企业能力的调节作用
企业能力体现企业获取知识、吸收整合和适应环境的效率[15],能为企业实现产品创新提供坚实基础。本研究主要关注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两个因素对供应商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关系的边界作用。
技术能力是企业自身的关键能力之一,其本质是企业现有知识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企业整合和运用内外部知识以创新的能力[26]。本研究认为,技术能力能负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作用。首先,从获取新知识的角度来看,自身技术能力强的企业知识和技术存量丰富,且处于行业前沿[27]。相对于技术能力较弱的企业,它们对知识的新颖性程度要求更高。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原本地理分散的供应商网络能为企业所提供的异质性知识可能变得不再新颖,因此,企业获取“新”知识的难度增大,地理多样性通过提供异质性非冗余知识而实现产品创新的可能变小。其次,从知识获取的成本角度来看,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企业对异质性知识新颖程度的要求变高,企业必须加大在供应商网络中的搜索范围和力度才可能发现符合要求的异质性知识。这一举措使企业的新知识搜索成本增大,从而减小了地理多样性的异质性知识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净价值。同时,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企业现有的知识水平提高,其整合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也提高[15],企业可以对现有知识进行再次整合以进行产品创新,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跨地理异质性知识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价值。
除此之外,企业战略柔性也是衡量企业能力的重要指标。战略柔性是指企业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识别并应对变化、合理投入和运用资源的能力[28,29]。战略柔性越强,地理多样性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越大。一方面,战略柔性强的企业具有前瞻性强,能更好地判断市场走势和行业未来趋势[30]。这部分企业往往更善于灵活地结合市场情况和自身特点调整产品创新活动,也更清楚自己能从供应商网络中获取何种异质性知识以促进产品创新。从基于知识的观点来看,介于对市场发展的良好前瞻,战略柔性强的企业更清楚市场需要什么新产品,在跨地理搜寻中较其他企业更容易发现可能促进产品创新的异质性知识。从搜索成本角度来看,较强的前瞻能力能帮助企业在搜索过程中有的放矢,降低企业新知识搜索成本。另一方面,战略柔性强的企业资源协调能力较强[31],能快速协调、合理配置企业内部的知识和技术资源,灵活调整内部流程[19],能创造最合适的内部学习氛围以促进企业对跨地理异质性新知识的吸收和整合[20]。此外,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大大降低了企业吸收和整合新知识的成本。因此,当企业战略柔性强时,其对供应商异质性知识的吸收和整合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也得到提升。据此,提出假设:假设3:企业技术能力负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创新的关系。假设4:企业战略柔性正向调节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创新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及数据搜集
参照Zaheer等[30]的研究,首先依据两个标准建立了一个制造行业中企业的名单:(1)企业年龄大于2年;(2)非大型国有企业。通过与名单当中的企业进行电话或邮件沟通,确定232家国内制造企业愿意参与研究,研究人员对企业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09份有效问卷。研究样本数据为分布在中国19个地区的209家制造企业的基本数据,以及其国内外944家供应商的相应数据。统计发现,209家制造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41.63%,民营企业占29.19%,国有企业占17.22%,其他企业占11.96%;企业的平均年龄为16.58年,员工数量平均值落在600～1 000区间;供应商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且大多为大中型企业。研究样本分布良好。
2.2 变量度量
参照以往研究文献,研究中所有问题都使用7级Likert量表打分。问卷用“1～7”来衡量问题描述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
因变量:研究采用5个题项测量产品创新:企业近两年来开发出了“具备很强创新性的新产品”“打破了产业的传统思路的新产品”“给产业带来新思路和新理念的新产品”“令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很感兴趣的新产品”和“给企业带来新思路和新理念的新产品”。
自变量:参照Phelps[32]对技术多样性的度量,对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多样性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gi代表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多样性,n指供应商的数量。lij是企业i和供应商j的地理差异,并对两者的地理差异进行了序数测量,同省取1,相邻省取2,非相邻省取3,不同国家取4。sj指供应商j相对于其他供应商的地理独特性,研究人员分别比较该供应商是否和其他4个供应商在同一省份,取值为与该供应商同省的其他供应商个数,范围为1～4之间的整数。在所有计算中,自治区和直辖市当作省份处理。
调节变量:在企业自身能力方面,以技术能力和企业柔性作为调节变量。其中技术能力用与竞争对手相比“公司在技术开发方面做得更加出色”、“公司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更加出色”、“公司的研发投入更高”、“公司往往能提前完成各种技改和研发项目”和“公司往往能更快地完成各种技改和研发项目”等6个题项进行测度;企业柔性用“公司能比较容易地调整产品线”、“公司能比较容易地从现在主营市场切换到新的目标市场”、“公司能比较容易地对现有产品进行修改以适应客户新的需求”、“公司能较迅速地调整内部资源的使用方式”和“公司能较容易地将内部资源由现有的应用重点转移到其他领域”等5个题项进行测度。
控制变量:参照Sidhu[5]和Shankar[1]的研究,对公司年龄、伙伴规模以及与供应商合作时间进行了控制。同时,在公司资源与能力方面,本文对公司专有化投资、信息化能力和财务资源进行了控制;在公司战略与组织特征层面,引入顾客导向、企业家导向创新作为控制变量;在制度规范方面,对和银行关系、和政府关系、规范进行控制。
2.3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除企业家导向创新的Cronbach系数为0.790,其他Cronbach系数都在0.8以上,表明各变量的各个题项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通过检验。各个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均大于0.6,最小值为企业柔性的AVE (0.614);组合信度均大于0.8,最小值为企业家导向创新组合信度0.867;变量测量的聚敛效度良好。同时,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该变量和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各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通过检验(见表2)。
3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整理得到的样本相关数据,使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回归分析。为了避免分析交互作用产生的共线性问题,该研究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计算形成交互项之后再进行分析。首先对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两两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在临界值以下,说明数据结构合理,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包括4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检验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的关系;为了检测模型稳定性,模型2和模型3分别分组引入调节项,分开检验企业外部环境变量(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和内部环境变量(企业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对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旨在检验模型的稳定性;模型4为全模型。各个模型的VIF值都在3以下,均远远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1分析表明,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β=-0.103,P>0.05),这个结果也从侧面证实了本文进一步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调节作用的必要性。结合模型2和模型4来看,技术不确定性与地理多样性交互项的系数为0.172 (P<0.01),市场竞争程度与地理多样性交互项的系数为-0.148 (P<0.05),说明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地理多样性与其产品创新的关系有加强作用,而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地理多样性与其产品创新的关系有削弱作用;假设1和假设2均成立,且全模型和分组模型结果都显著,
注:1)*为0.05水平显著,**为0.01水平显著,***为0.001水平显著;2)对角线上的值为平均方差萃取值(AVE)的平方根
产品创新的关系有削弱作用;假设1和假设2均成立,且全模型和分组模型结果都显著,结果稳定。结合模型3和模型4的分析结果来看,企业技术能力显著地负向调节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β=-0.205,P<0.05),假设3成立。企业战略柔性显著地正向调节地理多样性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β=0.192,P<0.05),假设4得到支持。调节项在分组引入模型和全模型中均显著,且显著水平相当,模型定性良好。
3) N=209
注:1)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假设检验系数为单尾检验,控制变量系数为双尾检验;2)+p<0.1,*p<0.05,**p<0.01,***p<0.001;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与贡献
近年来学术界纷纷开展有关地理多样性和企业产品创新的研究中,学者根据不同理论推导出来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不一致。同时,相关实证研究也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结果。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理论争议,结合基于知识的观点和组织经济学的观点,以中国209家制造业企业及其供应商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能力在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影响中发挥的边界作用,形成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第一,地理多样性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作用受到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能力的调节,企业产品创新是供应商地理多样性与外部环境、自身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就外部环境而言,当企业面对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但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环境,构建一个地理分布多样化的供应商网络对于企业的产品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相反,在技术环境较为稳定但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下,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的作用变得不明显。第三,就内部能力而言,当企业技术能力并不突出但战略柔性较强时,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分散化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价值被放大,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分散化能显著促进企业产品创新;而当企业技术能力较高战略柔性较弱时,这种作用变得不明显。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两个角度探索了供应商网络地理多样性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的边界条件。针对当前对于地理多样性与企业产品创新的理论争议,基于知识的观点和组织经济学观点,对技术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程度、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等4个因素在地理多样性与企业产品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的边界作用进行研究,并探讨了4个因素的调节机制,为解决现有文献的争议提供了一种思路,也加强了读者对现有理论的理解。
此外,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实证贡献和实践启示。首先,基于企业供应商网络层面从多边的角度开展对地理多样性与创新关系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双边关系(一个企业和一个伙伴)的研究思路,拓展了现有研究对地理多样性的测量和研究,验证了现有理论的效力。其次,本研究结论可以指导国内企业根结合部环境和内部能力建立供应商网络的地理多样性:当外部环境中技术不确定性高而竞争强度低时,或者企业技术能力一般而战略柔性强时,企业可以通过构建地理多样化的供应商网络来推动产品创新。
4.2 局限性与展望
环境调节 篇8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偏好的频繁变化以及新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 公司想通过某种产品或技术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几乎已经不可能, 如何为企业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了一项新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 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其竞争优势的来源, 动态能力理论和公司创业理论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前者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后者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得以实现的过程和形式, 两者都是关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
迄今为止, 公司创业理论的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增多。许多研究都指出, 公司创业与公司绩效存在密切关系, 公司创业作为创造价值和创新的手段, 可以使公司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非常重要。企业只有形成与提高动态能力, 才能持续地获得竞争优势, 使企业获得长远的发展。学者在关于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中,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核心能力理论中存在的不足, 基于不断动态变化的环境, 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许多研究都指出, 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最终来源, 是在动态市场环境下得以生存的必要因素。
由于动态能力和公司创业的出现都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环境和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 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动态能力和公司创业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而在以往的研究中, 关于两者对于绩效的研究也并非少数。两者在一定程度都被证实对企业的绩效有着正向的影响。考虑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那么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 公司创业和动态能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存在着什么样的作用机制?笔者通过查阅文献, 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动态能力, 公司创业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能对于动态能力和公司创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2 文献回顾与假设
在以往的研究中, 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动态能力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两者研究的大背景是相同的, 都是诞生于不断变化的超竞争环境下, 都是针对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下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在公司创业的研究中经常出现动态能力的概念。比如, Burgelman等人在对公司创业的定义中, 就出现了动态能力的概念——重新整合资源, 因为在动态能力研究中, 整合资源就是动态能力的一种。同时, 公司创业的概念也频繁的出现于动态能力的研究中。例如许多学者指出, 动态能力有助于帮助企业发现新的机会、进入新的市场、进行创新与变革等, 这也就是说, 动态能力是有助于企业进行公司创业活动的。
对于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已经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支持。如Zott通过使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 证实了动态能力与绩效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Menguc等人也证实了动态能力对销售绩效的正面影响, 它能改善公司股票市场收益率, 影响制造型企业收益率, 提高企业的跨国绩效等。
在研究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 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权变派观点和结构派观点。
权变派观点把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视为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认为只有公司创业与组织内外部要素达到契合的很好时, 组织才能获得很好的绩效。如Covin和Slevin (1988) 认为, 只有当组织结构与企业高层的管理风格相匹配, 即有机的结构对应企业的创业风格或机械的结构对应企业的保守风格时, 组织才能获得好的绩效;反之, 当组织结构与管理风格不契合的企业, 其组织绩效通常都比较低。并且他们对80家美国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之后, Covin和Slevin (1989) 又通过来自25个行业的161家企业的实证分析, 发现了在敌对的环境下, 公司创业强度比较高的小企业表现更加突出。温和的环境下, 创业强度低的小企业表现更加突出。
结构派观点则是认为组织绩效是内外部因素与公司创业的综合作用。Zahra (1991, 1993) 等人的工作均遵循了结构学派的研究思路。他们将公司创业强度作为内外部因素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
Dess等人在1997年, 通过来自美国32家企业的96位高层管理者的实证数据, 用权变派观点和结构派观点分别对公司创业强度、业务层次战略以及外部环境特征这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公司创业强度高的企业,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或者是异质化环境中, 采用差异化战略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 结构学派观点得到了支持。
然而, 无论是权变派观点还是结构派观点, 都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公司战略的创业倾向将损害绩效等相反的观点, 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起正向作用已经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当然, 尽管学者们对于公司创业、内外部因素、组织绩效之间进行了很多讨论, 这个研究方向仍存在着很多研究空白。同时对于公司创业, 组织内外部因素和组织绩效之间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 对于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影响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也还比较少, 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中间可能存在着中介作用和调节机制, 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隙。
在前面提到了公司创业和组织动态能力都是为了使企业在动态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的手段, 两者都与组织绩效成正向关系, 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之前的文献也有研究公司创业对于组织动态能力是有正向影响的。考虑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和对于组织绩效共同的正向影响, 文章提出假设, 动态能力在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由于公司创业和动态能力都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环境和日益激烈的竞争情况, 在此我们引入环境特征作为他们对组织绩效影响的调节变量。至此, 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下:
H1:公司创业对于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
H2:动态能力在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3:外部环境对于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H4:外部环境对于动态能力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3 结论
文章基于对以往文献的分析, 指出了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下, 公司创业、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 认为动态能力在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考虑到公司创业和动态能力发生的背景都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 环境特征必然会对它们产生影响, 引入环境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四个假设。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如下:第一, 将动态能力理论和公司创业理论联系起来, 真正意义上考查了动态能力和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 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第二, 明确了动态能力在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丰富了公司创业理论的作用机制。第三, 丰富了公司创业的理论, 指出了在超竞争环境下, 公司创业对于组织绩效的正向作用可能同时存在着中介与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焦豪.创业导向下企业动态能力提升机制研究一基于组织学习的视角[D].浙江大学, 2007.
[2]邱炉锋.动态能力对公司创业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 2011.
[3]董俊武, 黄江圳, 陈震红.动态能力演化的知识模型与一个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 2004, (4) :117-127.
[4]李兴旺.动态能力理论的操作框架研究:识别、架构与形成机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5]Marquardt, M.J.Five Elements of Learning[J].Exeeutive Exeellenee, 2002, (9) :15-16.
[6]Leonard-Barton, D.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ties: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et Develop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mal, 1992, 13 (S) :111-126.
环境调节 篇9
自21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加入到国际竞争行列中。但相比发达国家企业而言, 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 常常缺乏先进科技、必要的市场开发手段和品牌, 而且对于潜在投资国相关信息的积累非常有限。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在通过在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进行投资, 同时依靠知识收集和寻求制度支持的方式, 削弱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后发劣势, 期望能够实现自身国际化跨越式发展。大量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企业层面因素。因而, 对这些影响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的多重因素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理论模型与假设
在国际化决策过程中, 许多的企业都是通过对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投资经验的不断学习, 积累对于东道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经验, 为顺利进入外国市场打下良好基础。作为规模较小的新兴企业, 通过对前人的模仿与学习, 无疑是有利的。中国作为国际化后期之秀, 随着“走出去”重要性的日益彰显, 不仅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而且有力中国企业自身创造能力的不断加强。对于同行业经验的学习可以帮助自身更好地熟悉东道国产业环境;对于文化经验的学习使得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过程中注重自身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匹配。因此, 企业自身对于特定投资国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经验, 对于进入该区域进行投资会产生积极作用。
假设1: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的FDI经验积累越多, 就越有可能继续进入该地区设立子公司。
影响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因素多种多样, 区位选择是跨国经营中首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它对投资绩效产生影响深远, 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么, 在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对于某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关切就显得尤为必要。实践证明, 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质量, 诸如合同执行效率、政治风险和对腐败的控制等因素会影响该国的外商投资活动强弱。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制度体系以及成熟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因而在发达国家中的跨国公司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制度环境建设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假设2: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好, 跨国公司进入该东道国的可能性就越大。
东道国的制度主要包括有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等。在不透明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 非正式的压力将会增大。企业作为东道国制度中的一员, 制度环境决定了投资区位。制度是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的必要保障, 它规定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 执法机构能够有效地保障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 并且当纠纷和问题存在时, 当经济活动的主体能够按照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规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减少了社会的不公平。另外,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 完善的制度保障了信息披露的质量, 减少了信息的噪声, 使得信息能够比较真实地传达给投资者, 从而, 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因此, 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进入特定投资国的过去经验学习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假设3: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经验学习具有替代效应, 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跨国公司对于经验学习的需求。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2001-2012年沪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手动收集各年报表得到337家上市公司在72个东道国的1404次国际直接投资行为, 最后得到观察值为1404*72条。在东道国的选取上剔除了不是以投资盈利为目标的子公司所在国, 如避税天堂国家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
(二)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为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决策 (Entry dummy) 。若跨国公司在第t年内选择某国市场建立全新子公司则记为1, 反之为0。
(2) 自变量为跨国公司过去在该国的投资经验 (Experience) 。测量国际化经验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先前海外市场进入次数、出口率和在东道国市场的经营年数。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3) 调节变量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RQ) 。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数六个维度之一的监管质量维度来表示东道国的外商投资制度环境。
(4) 控制变量为东道国的人口 (Population) 、GDP增长率 (GDP_rate) 、人均GDP (GDP_per) 、文化距离 (CD) 。这些变量对于国际化过程中跨国公司选取投资东道国有重要影响。
(三) 模型
本文采用条件Logit模型来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运用Stata统计软件, 首先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系数值可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较小, 适合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检验调节变量的作用主要分了三个模型进行解释。
如表1所示, 模型1讨论了各控制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模型2讨论了跨国公司的经验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母公司过去经验变量 (Experience) 与进入决策变量 (Entry dummy) 之间的关系系数为0.302, 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假设1得到验证。经验每增长1%, 继续进入该国的可能性就增加30.2%。同时, 东道国制度 (RQ) 与进入决策变量 (Entry dummy) 之间的关系系数为2.082, 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假设2得到验证。东道国制度环境会提高企业继续进入该地区投资的可能性, 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提高1%, 继续进入原先东道国的可能性就提高208.2%。
模型 (3) 讨论了东道国环境因素对东道国经验与进入决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乘积项Experience*RQ的系数为-0.565, 表明为负向调节作用。说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过去自身经验学习的替代效应的存在。假设3得到验证。东道国制度环境每提升1%, 自身过去经验对母公司进入决策中的影响降低56.5%。 (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 企业在国际化投资的进程中对一国市场的进入次数越多, 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也会越来越偏好于进入该国投资。究其原因, 随着投资次数的增多, 企业对政治、经济、制度、市场等也日渐熟悉, 从而在原东道国的投资机会也增加。启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注重组织学习过程。
第二, 一国的外商投资是否活跃与该国制度环境息息相关。良好的制度建设是跨国企业投资所需的重要软环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及地区, 要想更好的发展外资经济, 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环境。
第三, 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经验学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东道国健全的社会制度、完备的配套设施建设, 使得外资企业不需要花费多余的时间在经验学习上。因此, 在经验不足的投资区域, 可以把眼光放在那些制度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 从而更好地实施国际化。
参考文献
[1]Lu, J.Y., Liu, X.H., Wright, M., Filatotchev, I., 2014, Internation 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5) :428–449.
[2]周建, 肖淑玉, 方刚.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 (7) :86-93.
环境调节 篇10
关键词：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环境不确定性
一、背景
近几年, 政治关联已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深入, 研究方向和研究的内容不断地被细化。本文将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区域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的作用关系。由于我国企业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环境条件变得更为严峻。为此, 本研究加入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加以研究, 进一步求证环境不确定性是否影响政治关联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假设提出
1. 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
企业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需要依托完善的经济制度, 如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合同仲裁机构、金融机构等, 这难免使得在区域多元化发展过程中, 本能地向政府靠拢。无论是商人参政, 还是官员下海, 都是我国的企业试图通过构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使影响企业生存空间的法规与政策维度对企业更加有利的策略性行为 ( 田志龙和邓新明, 2007) 。说明, 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不单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 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人脉, 能躲避政府攫取之手, 获取产权制度保护, 获得异地发展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因此, 提出假设1:企业的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区域多元化。Stigler (1971) 认为虽然各行各业都存在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市场性进入壁垒, 但由于政府管制而形成的人为的进入壁垒是最难打破的。当企业看中管制产品中垄断利润的时候, 利益会驱动他们建立政治关联, 以便“挤入”这些产品行业。在这种保护中, 企业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比较困难, 就需要运用多元化战略, 促进企业生产不同商品, 提供不同服务成了扩大企业规模的有效方式。这不仅能帮助企业掌握政策动态, 而且也能透过政治关联的广泛的人脉资源来为企业带来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与条件。当企业政治关联越广泛、高管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越强, 则社会资源就越丰富, 企业突破各种产品行业壁垒的能力就越强, 发展新产品、新领域的可能就越大。因此, 提出假设2:企业的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区域多元化。
2. 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作用的影响
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 管理者们提供的专业能力、行业经验和社会网络以及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战略执行活动等方面的支持越显重要。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 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信贷便利、财政补贴、产权保护等收益, 而且越广泛、从政经验越丰富, 政治关联的集聚效应将越明显, 企业就能够越准确的判断形势, 越主动的把握资源, 更能实现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实施。由此可见, 假设3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下, 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区域、产品多元化的影响越明显。
三、问卷设计、数据分析
本研究问卷的预调研的处理结果证实问卷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测量项目, 可以作证实调研之用。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5月到2014年11月。本研究发放问卷共690份, 回收186份, 对无效的37份进行剔除, 得到149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21.6%, 研究的样本数是149。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处理数据, 具体如下:
1. 信度效度分析、描述性分析
政治关联最小值为1, 即没有从政的经历;最大值为6, 即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副省长及以上官员、副部长及以上官员;平均值为2.32, 即在县级人大代表、县级政协委员、科局级官员、市级重要部门工作过。区域多元化、产品多元化最小值为0, 最大值分别为1.904和2.059, 平均值分别为为0.76945和0.58805, 说明样本的多元化程度均取得较满意的水平。环境不确定性最小值为2.08, 最大值为4.67, 平均值为3.3647, 说明企业发展的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引起企业足够的关注。
2. 相关性分析
多元化两个维度相关性的显著性检验P值均小于0.05, 说明政治关联和企业多元化的两个维度均有相关性;且区域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7) 和 (0.818) , 符号为正, 说明政治关联和企业多元化的两个维度的关联为正相关, 值接近于1,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3. 回归性分析
(1) 政治关联影响企业多元化的回归分析。调整后的R2值分别为0.479和0.715, 即自变量政治关联能预测区域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47.9% 和71.5% 的变异量, 这表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得较好。F值为16.426和37.419, 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且显著性水平小于1%, 假设1、2获得支持。
(2) 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性分析。将政治关联、环境不确定性和二者交互项作为自变量, 多元化两维度作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性分析。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调整R2值分别上升到0.503和0.736, 交互项系数 (0.103) 和 (0.063) 的符号为正值。因此, 假设3获得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四个假设均获得支持, 说明企业寻求并建立的非正式制度确实对企业进行跨地区和跨产品行业的销售或投资起到促进作用, 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高互动的频度给企业提供了渠道, 帮助企业建立和保持高关系网络。通过强政治关联获得的强关系网络不仅有利于企业与当地组织之间的知识传递和资源共享, 而且有利于企业突破壁垒获得资源实现产品多元化。面对多变的环境, 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 更好地把握市场的机会, 获得较好的竞争优势, 给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 外部的社会资本与组织宏观战略选择之间的作用机理, 影响着企业的多元化战略选择, 为今后企业管理者战略执行能力的改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1]田志龙, 邓新民.企业政治策略形成影响因素[M].中国经验: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 (1) :8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