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功能不足（共4篇）
调节功能不足 篇1
摘要：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和调节功能是其两大基本功能, 财政功能是调节功能的基础, 而两者又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财政功能,调节功能
税收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可以说税收的产生与发展与国家政权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在不同时代, 只要存在政权, 就会有税收, 只是表现形态不同, 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盐税、关税等。不管是何种形态的税制还是税种, 其基本功能都是为保障统治阶级或者政权持有者的统治而提供可持续的财政支持。在现代文明社会以前, 财政功能是税收的基本也是主要功能。税收发展到现在, 虽然其税制上更为多样化, 功能上更加贴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财政功能仍然是其基本的主要的功能。
一、影响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的因素
1.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纵观税收发展史, 税收的功能和税收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税收从简单的为统治者聚集收入, 发展到今天的以支持财政支出为主, 调控宏观经济为辅的, 是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密不可分的, 特别是在进入公民社会后。像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更早迈入公民社会的国家, 其个人所得税在聚集财政功能方面功能强大。而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 也会影响国家的总体税种安排。
2. 财政收入总规模。
财政收入总规模是指其总体数额, 更是指其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财政收入的规模一方面影响着政府的财政支出, 而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各种转移支付的规模, 也影响着财政收入的数额。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和支出会保持持平状态, 相差不会太大。税收是政府聚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特别是在中国废除各种收费后。财政收入数额越大, 相应的各种税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会提高。
3. 税制结构。
在税种结构上, 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而在具体实践中, 为了便于聚集财政收入和对经济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控, 大部分国家采取的都是复合制。真正的单一制是很少见的。复合制常表现为以直接税为主的复合制和以间接税为主的复合制。像欧美发达国家, 多以直接税为主, 其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功能更为强大, 而像金砖四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多以间接税为主, 像中国就是以增值税为主, 个人所得税在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
4. 个人所得税制度。
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繁复, 现在又有简化的趋势。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主要分为分类所得税制, 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所得税制。像中国现在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 英国式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 美国是综合所得税制。像俄罗斯等国现在则实现更为简单的单一个人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否设计合理, 是否能达到理想效果, 也会影响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
二、影响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的因素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其在对公民所得征税时, 是按能征收, 收入多的人多缴税, 收入少的少缴税, 聚集财政收入;其次, 是在取得财政收入后, 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效用, 也会调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其调节功能的主要有一下因素:
1. 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
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是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基础, 只有在征集财政收入的过程中, 其调节功能才会得以实现, 而在取得财政收入后, 财政支出的再分配效应也会对居民收入格局产生影响。
2. 基本生活费用扣除额。
基本生活费用扣除额, 是指对收入低于该数额的公民不予征税, 对收入高于该数额的公民, 是对其收入高于免征额的部分征税。免征额的确定可以直接影响到那些人应该纳税, 那些人不纳税, 不仅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也会对个税的财政功能有一定影响。
3. 税率结构设计。
在按能征税的原则指导下, 在个人所得税税制安排上, 大多数国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对收入高者多征税, 对收入低者少征税, 在这个过程中, 对居民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税率安排是否合理对是否有效地调节各收入层次由很大影响。
4. 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是指允许纳税人从某种合乎奖励规定的支出中, 以一定比率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 以减轻其税负。税收抵免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企业来自国内外的所得一律汇总征收, 但允许抵扣该居民企业在国外已纳的税额, 以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5. 税收征管能力。
税收征管能力以方面体现在控制税收征管成本方面, 另一方面体现在税收征管的结果上。像美国有一套非常健全的征税体制, 而其征税的行政成本也是很高的, 也会存在一定的漏税逃税。仅有好的税制安排是不够的, 征管能力跟不上, 其调节效果也会很有限。
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是个人所得税建立的根本, 也是其存在的基础, 没有财政功能, 就没有调节功能,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是基于其再分配功能, 再分配功能的强弱基于其参与再分配的广度和深度, 即财政功能的强弱。现在世界各国的总体趋势是在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基础上, 通过免税额, 超额累进等制度设立, 补充完善其调节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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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重塑 篇2
一、理想模式下税法调节功能运行的逻辑
假设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下, 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义务配置都是完全对等的, 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人人平等而是没有差别, 且不考虑权力寻租等因素, 那么公民个体都能均等地拥有获得发展的机会。为了确保这种公平的发展机会不被干扰, 法律制度的设计者就应当坚守权利配置公平的底线。也就是说, 法律制度都应当只作为一种客观评价的标准, 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而不是指导公民的经济行为。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税法制度, 也应当秉承这一基本原则, 只作为一个旁观者, 不打扰权力配置的初始状态。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税法的调节功能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即应该严格坚持税收中性原则, 只负责筹集财政收入, 其他的一切让其自发生长。正如有学者指出“法律只要保证私人经商的机会以及保护私有财产, 那么社会本身就会随着商业的繁荣而变得强盛。”
从上述理想模式中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即所有的法律制度———包括税法制度在内, 都事实上处在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其目的是要保证不打破初始权利 (力) 配置的完全均等的状态。具体到税法制度而言, 税法的制度安排不能够体现严重“厚此薄彼”的价值倾向, 也就是说不能在制度设计中带有促使理性“经济人”做出踊跃投资和营利的行为的规定, 而应当是将经济行为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经济人”本身。包括税法在内的各种法律在结果上保护“经济人”依靠其自身的智慧以及殷勤的劳动, 在自主选择的规则体系下获得的各种社会财富。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在权利 (力) 配置方面的冲动被压制, 只尽到必要的保护社会的职能。
在这种法律制度框架下, 税法的调节功能只体现在税负的承担方面, 而不会涉及其他权利 (力) 配置。然而, 税负的承担又必然会受制于权利 (力) 配置公平的要求。实践中, 税负制度的设计都无法脱离受益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制约和影响。这两个原则相互补充、配合使用, 目的是为了捍卫初始权利配置的公平状态, 避免在制度运行中其他因素对这种权利 (力) 配置状态的打扰, 进而保证初始权利 (力) 配置公平的状态能够顺利地延续到经济运行的最终分配环节, 确保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能够在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事实上处于平等的状态。不可否认, 人的天性禀赋存在差异, 且这种差异必定会伴随经济活动进程的始终, 最终会在分配结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 受益原则的存在和运行, 会在公共产品提供均等化方面弥补个人天性禀赋方面的缺憾, 消减公民基于天性禀赋差异而带来的经济结果的差异, 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诞生;同样, 量能课税原则的存在和运行, 会对财富创造能力强的人进行多课税, 而对财富创造能力低的人少课税, 从而进一步消减天性禀赋对社会财富占有量的影响, 使公民的财富占有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由此可见, 在理想的社会模式下税法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建立在公民间初始权利 (力) 配置的完全公平的基础上。税法调节功能的运行不但要求税法要恪守公平的底线, 而且要求从更高层面上———政治制度的高度, 来要求确保每个公民都事实上人人平等的权利配置秩序。
很显然, 这种假想中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因为初始权利 (力) 配置在数量上难以真正彻底量化而达到绝对公平的状态, 法律原则、规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完全保持中立的状态, 不可避免地会在运行过程中夹杂着各种价值取向, 无法完全捍卫初始权利配置的公平。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很难在经济生活瞬息万变、社会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中, 完全以“守夜人”的角色自居。而且在国家干预论被广泛证实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当下, 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了各国克服经济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 政府都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冲动, 即便是在以个人主义为“元制度”设计的英美国家, 对自由的强调达到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情况, 依然难以掩饰政府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重新分配公民权利的动机。
在这种制度运行的环境中, 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税法制度, 自身也注定了其无法保持中立的品格。因为税法制度调节功能赖以生发的基础———受益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 受益原则缺乏足够的衡量标准, 难以精确计算。虽然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政府财政的支出的平均数可以统计出, 但是每一个个体从公共产品中实际的获益则是一个主观判断, 更多地是来自于公民的满足程度, 而人的满足程度又基于个体差异而各不一样, 因此受益原则的衡量标准几乎无法用数量关系进行衡量;另一方面, 量能课税原则也无法完全精确而仅仅是宣示性的主张。量能课税的原则是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 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税, 相反则少纳税。实践中, 判断纳税能力的标准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 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标准, 对纳税人纳税“能力”的判断都并非绝对公平, 因此, 也就很难实现捍卫初始权利配置绝对公平的状态。
对这种理想状态下税法调节功能运行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这种证伪的作用恰恰为我国税法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它可以时刻提醒法律原则、规则以及制度设计者, 那种试图将法律完全定位为初始权利配置的捍卫者的路径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说, 税法调节功能的生发运行应当建立在社会客观情况的基础上, 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而非仅仅成为社会变化的“旁观者”或者“看客”, 这也为税法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重新配置权利以为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二、我国现行税法调节功能的生发机理
事实上, 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 公民的经济权利 (力) 事实上会受到法律制度的干涉。体现在税法方面, 就是不同国度的税法制度会对经济权利 (力) 的配置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我国而言, 税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经济权利 (力) 的再分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前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历史条件下,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国家对“公”的强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税收“是为着实现某些社会经济目的, 不考虑 (纳税者) 特殊利益, 按照预定的标准所进行的非惩罚性的, 但具有强制性的, 从私有部门到公有部门的资源转移”这一概念被严重异化沦为了“私有部门到公有部门的资源转移”的手段。税收的固定性、无偿性和强制性被过度彰显, 私有产权的边界模糊不清, 所有权制度在一大二公的经济现象中变得虚幻, 由此带来的对公民经济权利 (力) 配置的毁灭性打击, 使得公民经济权利 (力) 的配置完全脱离了法律制度的安排, 成为了脱缰的野马, 陷进了政策的沼泽中, 无法自拔。这种对税收法治的破坏所带来的对纳税人权利的淡漠, 直至今日依然留下了挥之不去阴影。
时至今日,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已然倡导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系列制度安排中, 公民经济权利 (力) 的格局依旧无逃脱来自法律制度之外因素的干扰。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 经济建设成为了国家第一要务。为了短时间内将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 治国者确定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通过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治国方略。包括税法制度在内的所有法律制度都围着着这一战略重新调整经济权利 (力) 。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序位博弈中制度安排毫不犹豫地倒向了前者, 后者则只能成为添砖加瓦的辅料。“一直以来, 在我国的税收学和税法学领域,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征税权的分配和行使、税种和税率的设置和调整、税收征管的力度与效果等问题, 总的说来,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围绕一个中心:如何让纳税人尽最大可能地履行纳税义务, 即如何实现国家财政收人的增长甚至使其超过预期的充足。
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 各种经济现象在效率的掩护下畅通无阻, 去公平化的现行被大量无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一部分人依靠着政府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和机会的累积, 成为了先富的群体, 享尽了物质财富急剧增加所带来的愉悦, 却将带领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誓言抛诸脑后。想当初, 治国者的远大战略眼光是想用带动后富作为先富的“对价”, 实现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图景。然而, 这种经济权利 (力) 倾斜性配置所带来的巨大惯性使得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利用资源倾斜性配置的机制中更加左右逢源。而在权利 (力) 配置失衡的制度背景中, 处于“后富状态的群体本身在决策话语权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根本丧失话语权, 很难通过正当渠道要求“先富”群体履行其致富应当支付的“对价”。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讲, 效率优先的税法制度安排确实收获了经济成果快速增加的善果, 但却也埋下了公平沦丧的祸因。更严重的是, 这种基于对公平规则的破坏而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所招致的非议恐怕是规则制定者所始料未及的。
综上所述, 我国现行税法的生发机理大致有两方面组成:一方面, 税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安排, 难以独自生长, 必定会受制于整个国家的核心工作, 成为整个国家核心任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 税法在发挥调节功能时无法保持前文所述的理想状态, 恪守中立的品格, 必定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掺杂着不同的价值诉求, 不断调整公民的经济权利 (力) 配置的格局。另一方面,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困局, 是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下资源倾斜性配置的结果, 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实则是初始经济权利 (力) 配置不公平导致的后续分配不公平的延续, 在税法层面则是税赋公平没有介入初始经济权利 (力) 配置的逻辑结果。
基于此, 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生发运行理应立足于我国社会财富严重失衡的根源, 用税赋的实质性公平来弥补初始经济权利 (力) 倾斜性配置所留下的亏欠。体现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就应当一方面, 在税法中就应当增加富人群体的义务, 以补偿当初享受社会资源的成本。在财政收入大致稳定的情况下, 富人多纳税的事实必定会减少穷人群体税收负担, 从而可以实现贫富差距缩小的目的, 更何况其致富能力大多有悖公平的价值追求, 因此, 对富人多征税不仅仅是量能课税的直接结果, 更重要的是带有对“去公平化”制度安排的“赎罪”。另一方面, 税法中应当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 用反哺的方式来弥补制度设计所留下的亏欠。因此, 这就为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重塑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通俗地讲, 重塑我国税法的调节功能, 就是要摆脱基于初始经济权利 (力) 配置不公平, 进而导致后续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格局, 使得社会财富为社会各界所共享, 这就要求税法在制度上要进行一系列设计:第一, 保障公民通过自身努力所获得的财富增长归自己所享有, 因此, 鼓励社会各界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第二, 公民的财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 而是依靠了公共资源的累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部分, 则不能够归公民个人所独有, 需要通过税收的方式上缴给国家, 这样保证了社会财富不会倾斜性地流入部分人手中;第三, 国家将收缴的税收通过支出的方式, 弥补那些财富创造能力较弱的群体, 用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提供来保证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归根结底, 重塑税法调节功能的目标理应是要通过税法制度的安排, 既保证公民创造社会财富的通道顺畅, 又不至于使得社会资源为部分公民所独占, 还要通过税收支出的方式弥补那些囿于起点、机会把握能力方面欠缺的群体, 使其能够公平地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去。
三、重塑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路径
(一) 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重塑税法调节功能首先要扭转初始经济权利配置不公平的格局, 在税法上就是要均衡税负, 实现税收公平。我国现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囿于税负转嫁的特性难以真正实现税负公平。因此, 要重塑税法的调节功能就需要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促进税收公平。
1.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当前, 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占据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大部分, 要降低其比重需要精心设计, 既不能短时间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又不能引起物价混乱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基于此, 可以将降低间接税的税制改革方式分作两步走:第一步, 利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契机, 实现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融合, 这样可以减少重复征税, 减低商品和劳务的税负水平, 有利于税收公平。第二步, 统一增值税税率, 并逐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诚然, 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必然引起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为了将这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可以采用渐进式的税率降低方式, 逐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
除此之外, 可以合理利用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以达到通过对消费行为控制来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虽然消费税也属于流转税, 是间接税的重要一种,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大前提下, 消费税必然也要降低。反而, 在增值税扩围、下调税率后, 消费税应当扩大征税范围, 将高档消费品, 如高档服装、高档家具等等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同时将高档消费行为也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并适当提高消费税的税率。这样一来可以保证税法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不至于削减, 二来可以利用人们消费行为的选择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而且, 更加重要的是将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统一后移至消费环节, 这样就完全限制消费税税负的转嫁, 确保消费税的税负都由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者来承担。
2.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就是要充分发挥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的特点, 促进税收公平。具体而言:第一, 完善企业所得税,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方面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设计中, 采用差别化的待遇, 对于那些垄断性的企业适用更高的税率, 这样就迫使它们缴纳更多的企业所得税, 由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 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中, 增加上缴国家利润的税前扣除。即在税法中明确规定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的比例, 这一部分上缴给国家的利润, 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 促使垄断性企业财富流向国家。第二,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模式, 构建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真正使个人所得税能够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 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第三, 完善房产税。将“涨价归公”的思想置于房产税的改革中, 一方面, 通过房产税的征收使得土地增值的财富流向国家, 而不致使急增的财富集中在房产占有者手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另一方面, 将房产税收取的土地增值的财富返还于人民, 利用税收支出建设公租房、廉租房等方式确保公民居有定所, 充分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第四, 开征社会保障税。为了弥补初始权利配置方面的缺失, 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失为一种求解的正当途径。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本诉求在学界越来越强烈。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此, 我国应当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以此筹集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而且通过对不同社会财富拥有量的群体实行差别税负但公共产品均等化提供的税法制度设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别, 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
(二) 构建共享的税收收益权配置模式
税法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 不但要求税法制度在税负设计时要均衡, 还要求税收收益的支出要惠及社会各阶层, 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说, 要构建公平分享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 需要构建共享的税收收益权配置模式。
第一, 扩大落后地区税收收益权。税收收益权的大小实则是代表了一个地区经济权力的大小, 其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要反哺对落后地区经济权力的亏欠, 就应当增加落后地区税收收益权。在当前的税权格局下, 合理调整中央地方共享税的比例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因为在我国现有税法体制下, 中央地方共享税的比例并非是税法直接规定的, 而是按照相关政策直接划定的。既然是政策的规定, 变更起来就相对简单, 且不需要按照普适性的要求来进行大范围调整, 可以以某种政治原因进行政治倾斜。
第二, 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总体来说, 财政转移支付在均衡区域间财富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并未完全收敛, 由此省级间的经济差距还会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拉大, 这就意味着我国区域间财力不均衡的状态将会长期存在。再加之, 由于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依旧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和痕迹, 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促进了这种差距的扩大。如有学者研究表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是否有助于遏制地区间过度竞争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模式。虽因此, 有的外国学者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持否定态度, 认为这是一种合法形式的“掠夺”。然而本文认为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中, 一定时期内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是合理的, 并且可以视为是对先前体制下“掠夺”的一种补偿, 带有一定的“还债”的性质。因此,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共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 构建地方税体系。要想构建共享式的税收收益权的配置模式, 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要构建地方税体系。通过地方税体系的构建, 使得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增加。本文认为, 应当利用房产税立法的契机, 构建以房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房产税税源稳定, 且征管较为便利, 可以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因此, 在房产税设计时, 要合理定位其功能。将房产税的功能定位为组织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 通过对房产较多的群体征税, 充实地方政府的财政, 然后通过税收的支出方式惠及低收入群体。由此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除此之外, 还可以从三方面补充地方税:一是完善车船税。在现代社会车船成为了除房产之外最能够象征财富的物品。车船一经购买, 其保有量就较为稳定, 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二是进一步完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收入比重较高的税种, 在组织财政收入的过程中作用较大。因此在构建地方税体系时, 应当加强对其的征管, 防止税款的漏出, 由此可以保证强化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三是需要加强对印花税、契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等税种的征收管理, 由此形成一个税种较多的地方税体系。
(三) 完善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法制度
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 除了政府主导的税收征收和税收支出的调节外, 还需要注重社会主体之间基于自愿而进行的赠与。公益性捐赠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成为各国较为重视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然而, 社会主体之间的赠与并非完全和政府的行为无关, 良好的税法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体之间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当前, 我国关于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法制度中, 诱导性的规则很多, 但是强制不足。诚然, 公益性捐赠以自愿为前提, 贸然的强制会改变公益性捐赠的初衷, 但却可以通过税法制度的设计来改变行为选择。
1.完善现行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
我国现行税法中, 对于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条款较多, 且散见于各税收单行法中, 采用的是各个税种分别立法的方式, 规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力度与程度。对公益性捐赠进行税收优惠是必要的, 也符合政府的需求。公益性捐赠由于其特殊的功能, 以其能弥补政府公共产品缺位、不可税性、均衡社会财富的特征, 成为政府失灵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矫正机制, 被各国政府所青睐。然而, 我国现行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众多规定存在着诸多弊端, 学界对其早有研究。诚然, 从理论上讲对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措施的优化和改进措施永远存在空间, 且因不同的国情而有差异。纵使各国都会对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设定一定的限额, 这样的限额却又会受到各自国情的差异以及政府所面临的治理目标的轻重缓解而各不相同, 因此随着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政府治理目标的转移, 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会不断优化。在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历史条件下, 对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改进则具有巨大的空间。为了鼓励更多公益性捐赠的发生, 促进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自由流转, 我国应当进一步梳理现行税法关于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的规定, 及时废止、修改那些过时的规定, 并努力推动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上升为立法, 提高其权威性。同时, 要加大研究、努力测算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实施后, 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总量和政府从公益性捐赠渠道筹集到的资金总额数量关系, 最终科学地确定在财政收入允许的前提下, 扩大对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力度的临界点, 最大限度地实施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 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
2.开征遗产税
从世界范围来看, 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都普遍开征了遗产税或者赠与税。遗产税不但可以弥补个人所得税的缺陷,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甚至有学者指出, 遗产税的开征是富人偿还生前因为占据过多社会资源而欠下的“债务”, 是一种公法之债。
从遗产税存在的实际功能来看, 在我国开征遗产税完全有必要。遗产税有利于塑造起点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从取得遗产的形式上看, 继承人大多是依靠与被继承人的血缘关系或者其他情谊关系, 其取得遗产不是依靠劳动, 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一般而言, 本身富裕家庭其所能够获得继承的遗产数额就更加巨大, 在这种双重财富累加的结合下, 无疑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贫富差距的累积并实现代级传递, 不但会抑制普通阶层的上升, 而且会诱发人们的仇富心理, 倒逼整个社会制度安排。开征遗产税, 不但可以彰显政府鼓励人们通过劳动提高生活水平、倡导劳动致富的政策导向, 而且有利于形成起点公平的竞争秩序, 进而于机会面前获得大致公平, 保证结果的公平。
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鼓励公益性捐赠。因为国际经验表明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源于乐善好施的文化, 更与优良的制度设计有关。根据国外遗产税立法经验, 政府大多把公益性捐赠之类的财产转移作为税前扣除的项目, 给予遗产税税收优惠。通过遗产税社会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 富人们不但可以合法节税而且还可以获取高尚的名声, 这样就实现了富人乐意捐赠、公益事业获得充足资金的良性循环。开征遗产税, 规定向公益事业捐赠可以享受免税优惠, 那么将会鼓励纳税人积极向慈善机构捐赠, 甚至会使富人阶层为了获得名声而将公益性捐赠变成一种主动的诉求, 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公益事业的资金, 而且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财富观。富人阶层踊跃进行公益性捐赠, 对均衡社会财富、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摘要：税法的调节功能在现实状态下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不断调整经济权利 (力) 配置的格局。我国当下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严重失衡的困局就是由于我国初始经济权利 (力) 倾斜性配置的产物, 是税赋调节有悖公平的逻辑结果。因此, 要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 不但应当从税收收取方面尽量做到税收公平, 而且还要从税收支出方面反哺初始经济权利 (力) 配置不公平的现实, 用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提供来弥补初始经济权利 (力) 倾斜性配置留下的亏欠, 惠及低收入群体。此外, 还应当鼓励社会主体之间基于自愿而进行的公益性捐赠, 促进社会财富的流转, 缓解贫富差距。总体来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重塑我国税法的调节功能应当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促进税收公平、构建共享式的税收收益权配置模式、完善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法制度, 由此形成一个整体, 方能显出成效。
流转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初探 篇3
一、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可行性
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可行性：流转税的税负是可以转嫁的，主要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消费者不仅因为消费而负担了流转税，还会因消费的多少，以及消费商品种类的不同，而承担轻重不一的流转税负，从这一角度来讲，通过对不同的商品分别课征轻重不同的税是可以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目的的。
（二）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性
首先，流转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其占到税收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见下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整理而来
注：上表中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不包括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不包括进口产品消费税。
流转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据主要份额的现实，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它在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其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还不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分项税制和征管水平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还不够;再次，个人所得税并不能有效地调节灰色收入，而流转税可以通过对一些商品课税部分弥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灰色收入、公款转移等调节失灵的不足。
通过精心设计和有效管理，流转税是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相比所得税，流转税在再分配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一是流转税较为隐蔽，可以避免累进所得税“露骨”的再分配性质，易为纳税人接受;二是流转税由于具有管理上的优势，其再分配功能容易充分发挥。
二、目前流转税设计中存在的不利于其收入分配功能发挥的因素
流转税中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最强的应该是消费税，但是消费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配合，保持增值税的“中性税收”性质和“普遍调节”作用是消费税收入分配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
首先，增值税对生活必需品课征的税率太高。我国增值税设有一般税(17%)和低税率(13%)，其中低税率的征税范围包括粮食、食用植物油、鲜奶这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设置低税率的初衷是为了减轻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负，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但是13%的税率对于这些生活必需品来说是太高了，由于食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增值税的税负最终主要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并且穷人花在食品上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要比富人高，因此穷人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就要比富人重，其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逆向调节作用。
其次，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增值税中性税收的性质受到了影响。生产型增值税对纳税人购入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这在实质上形成了重复课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进行技术设备更新的积极性，不利于推进技术进步，不利于资本有机构成高、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增值税实际起着一种非中性的影响。
再次，营业税的存在割断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值税的普遍调节作用。虽然我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所有生产环节和商业环节，以及加工修理和修配行业，但服务业和大部分劳务仍然征收营业税，营业税的存在使得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比较窄，并且造成了重复课税问题，影响了增值税普遍调节作用的发挥，营业税的存在还制约了消费税范围的扩大。
最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征税环节的不合理影响了消费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2006年4月1日我国对消费税税目进行了调整，把高档手表、游艇、高尔夫球具等奢侈品纳入到了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取消了护肤护发品税目，调整后的消费税税目有14个。这次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消费税的收入分配调控功能，但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征税范围仍然偏窄，对当前社会消费状况缺乏准确反映，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在消费税改革中尽管扩大了高档消费品的征税范围，但仍将高档住宅、高档家具、私人飞机、高档皮毛制品等奢侈品排除在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调节贫富差距作用的发挥;此外，现行消费税只针对特殊消费品课征，而一些奢侈消费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调节。例如，并未将高档歌厅舞厅、高档桑拿美容、高档洗浴、高档夜总会等娱乐型高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这使得大量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支出在消费课税体系中“漏出”;我国消费税目前实行单一环节课税，除金银首饰外，其他应税消费品均在生产环节征税，这种课税方式，使消费税偷逃税行为不易控制，使得生产者容易采取生产环节定低价、流通领域定高价的办法避税，生产者如果逃税成功，那么通过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将会落空。
三、改革流转税，增强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改革流转税的总体设想是：增值税原则上不承担过多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尽量保持其“中性税收”的性质;真正实现增值税“普遍调节”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税“特殊调节”的作用，实现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
（一）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减轻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
农产品、食用油、自来水、燃气等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降低这些商品的增值税税率可以减轻低收入居民的流转税负担，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对生活必需品规定了免税或优惠税率。我国将优惠税率定在13%，远远高于欧盟现定的5%-l0%的税率，很难发挥优惠税率的调节作用，建议进一步降低税率并对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免税。应当注意的是，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的环节应选在最终消费环节，这样可以把其对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性的影响降到最低，并把实惠切实落到低收入者身上。
（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保证增值税“中性税收”的性质
增值税是否能最大限度保持“中性”性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生产型增值税会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税负高低不同，进而影响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这种收入分配不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目的，还有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实行消费性增值税，消除对固定资产的重复课税现象，消除人为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至于增值税转型会引起税收收入减少的问题，有学者进行过测算，如果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一年约影响增值税收入1 300亿-15 000亿元，近几年税收增收总额都在5 000亿元以上，2007年增收额高达12 000亿元，这样一个增长规模完全能承载增值税转型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
（三）逐步取消营业税，全面开征增值税，真正实现增值税的“普遍调节”
增值税的“普遍调节”是消费税“特殊调节”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和基础，营业税的存在制约了增值税“普遍调节”作用的发挥，而且还产生了诸如税负不公、重复课税等许多问题，建议取消营业税，把其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由于一下子取消营业税可能有点困难，建议分两步来走：第一步先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代理业、仓储业、租赁业、广告业无形资产转让等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二步全面取消营业税，将增值税推广到其他的交易领域。对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就形成了真正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彻底解决重复课税的问题，有利于发挥增值税“普遍调节”的作用。
营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取消营业税必然会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有学者提出通过适当调节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成比例以保持地方政政府既定的收入不发生大的变动，笔者认为这个方法不妥，因为各个地方的税源结构不一样，有的地方的营业税收入比较多，有些地方的营业税收入比较少，见下图：
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07》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省不仅营业税的绝对数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不同省内部增值税收入和营业税收入的比值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增值税的分成比例一旦确定，是在全国统一实施的，这势必对不同地区造成大小不同的影响，难以保证每个地方政府的收入都不发生大的变动。笔者认为不能脱离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来谈税制的改革与完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是税制改革与完善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建议把营业税的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政府对营业税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步完善横向和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保证地方政府基本公共商品的供给能力，使我国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
（四）完善消费税、增强其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想是在增值税“普遍调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税“特殊调节”的作用。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太窄制约了其收入分配调节的功能，因此，首先应该把更多的奢侈品纳入到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至于具体奢侈品的选择可以采用正列举的方法扩大现有的奢侈品征税范围，把一些明显具有奢侈品性质的商品纳入到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其次，还要把一些奢侈性消费行为纳入到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弥补消费税在调节奢侈品消费行为方面的“缺位”，目前消费税征税范围之所以没有包括一些奢侈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因为营业税已经对一部分奢侈消费行为征了税，我国目前对娱乐业统一征收20%营业税，这已经是比较高的税率，如果再征消费税的话，会造成严重的重复课税，此外统一征收20%的营业税没有体现对不同娱乐行为的差别调节，如果取消营业税全面开征增值税以后，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发挥双层调节的作用，既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课税，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设置不同的税率，更加灵活地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最后就是改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收为统一在消费环节征收，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产生偷税、漏税现象，把消费税的征税环节改在消费环节，最接近最终消费，生产者再想通过改变消费品价格来避税将不再可能，这可以有效地解决消费税偷逃税问题，生产者就会更多地按规定来缴纳消费税，通过税负转嫁，消费税最终主要是由消费者来负担的，这样通过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
（五）实现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应对税负转嫁与税负归属给予充分的考虑。流转税是通过流转税负的转嫁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的，而流转税负是否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能转嫁多少是由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来决定的，因此开立新税目或改变原有税率时，需要深入分析消费者行为并把握价格变化及弹性状况，从而确定其最终税负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归宿分布情况，这将直接影响到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性。
其次，应注意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水平。税收再分配作用的发挥还取决于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水平。如果税收征管质量不高，税收流失严重，不仅不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影响税收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事实上，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科学的税制可以为税收征管创造良好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有效的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制度政策目标的必要手段和保证。
最后，应注意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好的税收制度还需纳税人的自觉配合，因此在不断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还应加大纳税光荣、依法纳税的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自觉遵从度，只有这样税收调控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四、加强流转税与其他调控手段的配合
调节收入分配需要多种手段相互配合，仅靠流转税是不能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因此应加强流转税与其他税种之间，流转税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形成调节合力，共同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一）加强流转税与其他税种的配合
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体现在对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消费能力和财富存量收益的影响上。流转税的调控作用主要针对实际消费能力;个人所得税则主要是对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行调节，其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取代的作用，因此，应不断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尽快实现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课征制，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此外我国目前对财富存量进行调整的税种缺失，使得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很难实现，因此应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利用遗产和赠与税对财富的存量征税进行调解，不但有利于实现代际公平，而且有利于实现财富分配的良性循环。
（二）加强税收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税收通过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税负更多起到的是“劫富”的作用，而财政政策则更多的起到“济贫”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直接对低收入者进行救济;政府还可以通过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政府财政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是税收政策无法取代的，两种政策只有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
摘要：流转税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而且还具有一定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近几年来我国税收不断超收, 流转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发挥的比较好, 但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却表现不足。导致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流转税设计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只有改革和完善现行流转税制, 才能更好地发挥流转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关键词：流转税,收入分配调节,改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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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分析 篇4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1.收入分配中现存问题
近几年来,居民收入渠道扩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内部贫富差异日趋明显。我国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现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受多方面影响,如历史因素与政策因素,不同的自然条件、地理方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导致各个地方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差异。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五的省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广东多为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有数据显示人均收入最后五个省市新疆、贵州、青海、黑龙江和甘肃,多为西部、东北等边远地区。排名第一的上海是52962元,排名最后的甘肃是23767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23倍。可见,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个人收入差异明显。
(2)城乡之间的差距。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一地方城乡住户之间的收入差额总体上持续扩大。虽然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并没有到根本上的改变。到2015年,城市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1195元,而农村住户得人均年收入是11422元,前者则是后者的2.73倍。同时,农村住户人均年收入增长8.9%,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2%。总体上仍存在较大差别。
(3)不同行业上的差距。自经济改革以来,各行各业职工收入都有大幅的提升,但提升的水平却大不相同,邮电、保险、IT业等新兴产业业务量迅速增长,相关个人薪酬提高。而一些制造业、采掘业、农林牧渔业、餐饮业等传统产业,竞争激烈产业利润较低,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据统计,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分别相差79917元和24182元,城镇非私营单位中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个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突破10万元,平均工资分别为108273元和100797元。可见,不同行业收入高低差距明显。
(4)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据数据所示,在1997年,城镇住户中最低10%住户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2430.24元,最高10%住户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10250.93元,后者是前者的4.22倍;到2010年,城镇住户中最低10%住户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5948.11元,最高10%的收入户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51431.57元,后者达到了前者的8.65倍。在1997年至2010年年间,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45倍,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却增加了4.02倍,增加幅度远远大于低收入户。
2.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1)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受经济基础和地理位置影响,落后的地区往往因缺乏生产要素而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差距加剧;部分社会低收入阶层无法得到更好的资源,如更好的教育水平,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和个人技能培训,导致无法得到快速的、长远的发展,收入水平很难迅速增长。
(2)难以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增长。居民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市场供求。消费需求中,城市居民收入相对更多,在汽车、家电、住房等方面消费能力更强,而农村住户收入增加比城镇住户而言较慢,随经济总量增长,物价总体上升,遏制了农村住户的消费潜力上升。
3.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的意义
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帮助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从个人层面来说,影响着每个国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优化我国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环境,对于消除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因素和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都有良好的作用,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购买力,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同时也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提高生活质量,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发展历程和存在的不足
我国在上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总量不高,收入分配偏失公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上升,但经济成果的分配却出现越来越大的高低差距。当前,在效率和公平中,公平性正逐渐获得更大的关注。
1.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变化历程
税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税收收入随经济发展而增加,再加快国家建设,如此相互促进。但我国税收收入主要依赖流转税类,个人所得税虽然有财政收入的功能,但所占比重小,而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又不利于个人发展、消费,进而阻碍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外籍人士来华获取收入的情况越来越大,为了维护国家权益,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199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财政收入1.39%,占GDP总量仅0.15%。2013年的财政收入是1994年的24.7倍,个人所得税收入却达到89.8倍。但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在不断提高起征点以调节分配。起征点的提高,可以减少低收入家庭的税负,同时对高收入家庭的高税率征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
2.现行个税制度的不足之处
要防止“富人越来越富但穷人越来越穷”的情况发生,应减轻普通工薪阶层税收负担,增加高收入群体的课税,增加其经营所得、财产所得的课税。我国的累进税率使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在我国对财产税调节收入手段缺乏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但仅依靠分类课税模式未能有效发挥这一作用。
我国目前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主要手段是超额累进税率、调高费用减除标准,但一味地调高费用减除标准效果有限。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工薪所得也并非当时主要收入来源。我国现行分类课税模式,和居民收入多元化格局不太适应。例如,两个人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收入来源集中,适用更高的税率;而另一个人收入分散,分摊下来,每部分收入只试用较低税率甚至不需交税,形成避税空间,无法体现个人之间的公平。我国的分类所得税制对工资薪水、劳动报酬等侧重实体劳动所得课税较轻;对中奖等意外所得这些靠运气获得的收入课税较重,不符合承担能力大的人多缴,承担能力小的人少缴的原则,并不利于缩小相应收入差距。
我国现行的费用扣除规则也不完善,还未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个人承担能力。对于纳税人工资薪水实行一刀切,每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均须缴税,但每个纳税人的情况不同,对于部分纳税人有较重的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的情况没有照顾到,单独减除费用标准很难解决目前的问题。
受到市场竞争、不同资源占比和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的影响,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宏观调控手段上说,个人所得税的“削高”作用是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应在调节功能上加大改革力度。对于现存问题,可以由分类课税模式,逐步推进到综合和分类结合的混合征收模式。
三、国外个税制度对收入调节的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有了新的政策。比如东欧实行的单一所得税、美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北欧国家的二元所得税。这些国家个税改革经验可以给我国提供参考。
1.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
美国的税级曾由六级税制变成五级,各级边际税率增长5%。为了防止低收入者因税率上涨而收入降低,当局添加课税扣除项目。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资本收入和普通收入都属于个人收入。美国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不过方法比较灵活,夫妻可以分开申报,也可以一起申报,税额差距都不多。部分课税扣除使用了宽免额分段扣减法,先划定最高免税额,根据收入的数额,从最高免税额里减去一定的比例。若收入高到上限数值,这个免税额就减到零甚至为负,无法享有这一优惠。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有鲜明的特点:按照年份综合报税,多收多缴;申报单位选择灵活,体现公正;自由申报,逃税重罚;现成顺畅的纳税公示制度。这些也可给我国个人所得税提供有用的帮助。
2.东欧单一税制的分析
为了防止扭曲工作、储蓄和投资激励的产生,方便管理税收,单一税成为中东欧国家的首选。俄罗斯曾发布的税率为13%的单一税法案。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取得较大成效:逃税行为变少,哪怕税率减少但税收增长28%,税务申报变得简单。单一税的税制具有整洁税基、单一税率和消费税基三大特点,使其易于征管、税制优化,可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单一税撤销了一些优惠,使税收变得更加中性化,对于收入的两级群体没有偏倚。
高边际税率部分程度降低了纳税人工作的积极性,而对储蓄、投资方面的征收阻碍了资本增长潜力,征收管理过程中的复杂增加了税收成本。而使用单一税的国家大多数是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国家,如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经济下滑显著,投资乏力,税收秩序杂乱,出现财务赤字。而在苏联解体前,没有个人所得税一说,税收征收管理力差,不好使用较难的累进税率。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加快提高生产力,使经济水平恢复正常是当务之急,如果使用累进税制,可能导致经济总体水平依旧底下,更不利于人民收入增加。
但是,单一税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很难发挥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当前还没有采用单一税的西方国家。但从上世纪税制改革趋势看,也是受了单一税影响。个中一些简化征管流程、降低税率等税收较中性的思想值得我国借鉴。
3.北欧的二元税制
二元税制是把所得分成资本和劳动两部分作为独立税基,用不一样税率征收。资本所得如股息、股票的资本利得、租金等,按比例税率征收。劳动所得包括工资福利、社保收益等,用累进税率征收,实现了横向纵向的公平。综合所得税资本所得用累进税率一定程度背离了初衷,使用综合所得税的国家也未必能完全遵守其原则,在经济全球化下对资本使用重税会让资本外逃,不利于本国挽留资本,不利于收入的多元化。
二元税制对资本所得征收较低,可有效刺激投资,保障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收入方式多元化,如企业劳动所得和投资于本企业资本所得的混合所得,难以将其划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劳动所得税率,劳动越多税负越重,不好施展劳动者积极性。资本所得税率低,可能导致资本投资受到过分追捧,劳动力供应变少。
四、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
要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须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逐步转向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下,还要通过合理的费用扣除体系、严密的监督系统发挥“削高”作用。一般来说,都是使高收入者承担较大比重税负,中低收入者承担较小税负。
1.国外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进也要合理吸收他国经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上应考虑到世界上税制改革大体趋向,将他国优秀制度通过学习借鉴转为适合我们的税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在降低税率档次,减少边际效率,扩大税基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要根据国内情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税制改革都是基于本国国情,并非复制他国经验。我国居民收入有待提高,而收入差距却不停加大,纳税人的主动性不强等现象应引起我国在改进个税制度的重视。
第二,东欧一些国家的单一税取得良好效果。在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个人所得税要充分发挥其收入分配效应,单一税制不利于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同时无法刺激消费。不过,下降税率,减少税率档次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单一税并非对全体有收入居民进行征收,一般设有免征额,免征额较高,对免征额内收入并不征税,让高收入者承担大部分税负。我国个人收入水平不高,普通人要承担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成本,所以可以在税制设计时考虑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负,确立合理的免征额。
第三,我国提出发展综合与分类结合的课税模式,一定程度上和二元所得税模式相似。我国虽然有这种新型模式,不过也仅限于费用扣除标准上,有一定偏离。目前,认可较多的是按收入是否有连续性来分综合与分类,但在使用上有一定不确定性。而按资本和劳动划分则容易多。不过我国大多数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如果劳动收入税率偏高则与调节收入保证公平的初衷相违背,在对不一样的收入阶层征税制度具体制作时,要结合国情。
2.现行分类课税模式的转变
课税模式有待转变改进,不过综合课税模式对征管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征纳双方人员素质有较高要求,还无法立刻转变。
现行的分类制模式存在收入调节能力上的不足,不能仅仅依靠分类制大幅改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现状;同时,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程度不高,征税手段还未发展完善,单纯的综合制不适合我国国情。但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既要考虑到防止收入差距两极化、保障公平,又要考虑到有利于资本的形成、防止阻碍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分类和综合的混合征收模式在制度方面更灵活,可以更方便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的可行方向。
在混合征收模式中,要明确综合申报的内容。对于有费用扣除的项目,比如生产经营所得、租赁所得等,具有连续特点和常态化的收入可以用综合收入。综合收入部分中,纳税人可以先对综合部分收入进行综合申报,确定是否达到综合征收标准。达到标准的,进行缴纳,准予抵扣代扣代缴税款;没达到征收标准的,分类征收税款是缴纳的最终税款,可以减少无效的综合征收人数,减少征税成本。对于为明确综合申报的收入用分类征收,如资本所得,投资所得。
3.税前扣除制度
我国各个地区、各城市、城乡发展不平衡,个人情况也各不相同,简单提高工资薪金起征点并不公平。我国可借鉴各国经验,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加上专项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可在现行的工资基本扣除额度上,增加医疗、教育、住房、赡养等方面的专项扣除制度。在改进时,不能简单提高基本扣除标准,而是要提升专项扣除空间,照顾到个人和家庭的具体支出因素,提高公平性。对于首套住房的按揭利息,子女不同阶段的教育费用,父母赡养费用等,可以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数额的扣除。
当前的分类课税模式下,对每一项所得分别扣除,所得项目越多,要扣去的费用就越多。但具有多项收入的纳税人,如同时拥有劳务收入、租赁收入和经营收入等往往扣除的多;项目少的纳税人收入较低,扣除的却少。在这种情形下,很难体现公平性。在税制模式转变时,对费用扣除的重构是重要方面。总体上,纳税主体负担向高收入群体转移,对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推进力量。
4.加强税收监督
在对个人所得税征收同时,防止偷税漏税,加强征收监管。税收机关要准确掌握纳税人收入情况,对纳税人应纳税数额清晰明了,否则对纳税人真实纳税情况无从查起,也就无法实行设立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可以对纳税人财产登记制度进行优化,在起始点上监控纳税人收入。同时,也可以加强现金流动管理,防止隐匿收入;完善存款实名制度,方便对个人财产统计。
总之,个人所得税和每个国民息息相关,制定合乎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非一帆风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个人所得税制度也要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长期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在筹集一定税收的基础上,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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