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组织

2024-09-27

中介组织（共12篇）

中介组织篇1

1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问题

1.1 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效率低下

我国农村科技中介组织一般是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利用相关政策主导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的相关内容,这种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社会各项事业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业科技中介组织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则表现出了诸多的弊端。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单位,从政府编制来看属于事业单位,导致农业技术中介提供服务首先考虑是完成政府的农业生产任务,很少关注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在增加政府投入与压力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将农民与社会的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生产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的推广工作。

1.2 农业科技研发与现实需求联系不紧密

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是农村经济、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连接的关键纽带,将农业技术产品作为主要对象,依据政府的政策规定与国家的发展要求,将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产品与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中,从而促进农业经济与市场接轨。现阶段,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农业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很多农业科技院所与农业科技人员只单纯注重科技成果的研发,在确定研发项目之前没有将当地农业与农村经济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主要以科研绩效作为主要攻坚对象,出现了与其原本职能严重脱轨的现象,导致很多农业科技研发不能真正为农村所用,对农村的产业经济发展更是毫无用处,农业科技中介组织的这种倾向是对农业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没有将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有效运转资金不足

发达国家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化,投资比例为1∶10∶100,而我国为1∶0.7∶100,显然技术开发资金明显不足[1]。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偏低,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农业推广费用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据研究,1986-1995年,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始终未能赶上1986年水平(0.41%),1990年达到最低点(0.35%)。以后虽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该投资强度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20世纪80年代投资强度(0.62%)的水平,而且低于世界低收人国家平均投资强度(0.44%)的水平[2]。

2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2.1 强化教育科研单位的中介职能

强化教育科研单位的中介职能,其中最先解决的就是政府主导地位的转变,将目前一些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转而交由科研中介单位自身承担,政府只作为市场、农村中介服务与农村经济产业发展的裁判,而不是一切都亲力亲为。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并监督农村科技中介组织自身发展;同时,加强农业院校与科研院所等教育科研单位对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直接指导作用,鼓励当地院校与科研院所参与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指导工作,可以设置相应的一对一指导站点,达到对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问题的针对性解决。

2.2 扶持企业发展农业科技中介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创新会议中强调,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中要注重科技成果带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条件,通过与企业合作,使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对接,这将有利于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持续发展[3]。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也就决定了企业对市场的嗅觉相对较高,而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属于事业单位,其本质是非营利性公共事业组织,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很容易导致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运行上不注重市场效率,将企业与农业中介服务组织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中介组织的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按照科斯定理来讲,在财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那么无论将财产权赋予哪一方都将会达到资源的最佳分配与效率最佳。所以,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方面的何种形式并不是决定其效率最佳的关键因素,更应当注重市场与农村产业经济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达到帕累托最优。

2.3 加大政府与社会多元资源投入

对于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资金保障,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资金投入,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也是强化农业的迫切要求[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与农村地区占据我国的大半壁江山,所以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只靠政府的资金扶持显然是不够的;同时,要以当地农村为基础,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资金向农村流转,加强企业与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有机联系,综合运用税收、补助、担保等手段,为社会各类组织与企业参与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构建良好的外在政策环境,逐渐形成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多方参与、多方扶持的互利共赢局面。

3 结语

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产业经济科技水平与效率。在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方面我国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旧较为严重,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重政府的简政放权与企业的积极参与,将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实现多元参与,积极与市场对接,打造属于中国特色的农业中介服务机构。

摘要：农村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由农村中介组织及其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的科技中介组织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与壮大,为农村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农村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农民技术求助渠道不畅、政府主导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的低效率、农业科技研发与现实需求联系不紧密、信息传递不畅、农业科技中介人员专业水平不高、农业科技中介组织资金不足等问题。以农村科技中介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从现阶段农村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中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马松尧.科技中介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及其体系构建[J].中国软科学,2004(1):109-113.

[2]朱明德.都市型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7-23.

[3]徐培苍,李如壁.我国科技中介业的现状和发展[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10(2):57-60.

[4]柯炳生.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2):18-23.

中介组织篇2

学院：人文学院

班级：09公管

姓名：张昭

学号：20094052048

一．社会中介组织与第三部门

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其个人相互之间的从事协调、评价、联系等专业性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社会中介概念下的社会组织，可以是营利组织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可以是民间组织也可以是靠近政府的事业机构，可以是经济类组织，也可以是政治类或者宗教类组织。它涉及到所有的社会组织类型，既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法人、社团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事业法人，也有没有法人资格、不过在我国有合法地位的工会、企业家俱乐部、教会等等未登记的社会组织。

例如大量的市场服务如信息沟通、社会协调、经济代理、咨询策划、法律服务、资产评估、账目审核、自己结算、广告传媒、交易组织、市场监督等等都可以起到市场中介的作用。而具有这些功能的社会组织有的是社团例如消费者协会，有的是企业，例如广告公司，有的是事业单位，例如市场监督管理所。即便一种服务例如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既有企业登记、又有事业登记、还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法律援助中心）。再如慈善服务，当慈善机构从企业和社会筹来资金，赠送给需要的贫苦群众，就充当了企业和受赠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就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慈善会以及筹款类的基金会都是可以起到社会慈善这种中介作用的社会组织。

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从范围上讲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因此，主要为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第三部门是一个与传统模式相异的全新组织形式，美国学者萨拉蒙称之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的“全球社团革命”。据说工业化发展模式要求民族国家，而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则要求发展跨国的第三部门组织。虽然一般谨慎的学者认为它应当与第一、第二部门互补互动，而不是向这两个部门挑战乃至试图取代它们。

二．社会中介组织与准政府中介组织的区别

准政府组织是指那些虽不属于政府系统但却承担着某些公共职能的、半自治非政府组织。他们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在中国,准政府组织主要是指由国家出资、完全依靠公共财政举办的旨在为社会提供相关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包括两类,一类是属于事业单位性质但又具有某种行政职能的机构,即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一类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涉及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社会事务,即通常所讲的事业单位.三．社会中介组织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区别

市场中介组织是为买卖双方提供会面、会谈的场所，帮助双方确定价格、签订合同、保证资金到位的服务组织。西方国家的中介组织利用遍布各地的信息资料库，使各类商品信息的储存达到高度集中，并用计算机联网而形成信息网络，不仅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市场经济活动。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企业已初步认识了中介组织的价值，并开始利用中介组织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

四．社会中介组织与公务员法人的区别

公务法人是依照公法设立的法人，是公法人的一种。所谓公法人就是“根据公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以公共事业为成立目的”。具体而言，公务法人是依照公法成立的，由某些物及人组成的，以持续方式达成特定目的的组织体。如：学校、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务法人享有一定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既存在着私法关系即普通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着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那么，假设所涉及的是公共争议，那便以行政诉讼方式为主；反之，则便以民事诉讼之途径来救济。“公务法人”概念的引入，丰富了行政主体理论，还方便了行政诉讼，同时促进了行政体制改革。经验证明，行政权本身具有高度聚合的特征，故出自防范其过渡集中于同一行政主体而导致“压制性权力结果”出现的考虑，同时也基于监督，制约需要，往往对之加以适度分散，而行政权的分散表现为行政分权、公务分权。“公务法人”反映了现代行政权在专属主体的变化，现代行政的行使权主体呈现多样化而非专属于行政机关。而中国行政权就是过于集中，“公务法人”的引入将进一步推进行政分权，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五．社会中介组织与企业组织的区别企业组织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商品经济范畴，作为组织单元的多种模式之一，按照一定的组织规律，有机构成的经济实体，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命，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换取收入。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企业组织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各种企业并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组织存在三类基本组织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组织形式。

社会中介组织管理

学院：人文学院

班级：09公管

姓名：张昭

学号：20094052048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会中介组织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的职能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从原来的统揽整个社会收支活动，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政府要从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领域退出来，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服务与保障，并着力解决市场机制自身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新形势下政府如何发挥好公共支出的管理职能，并与市场规则相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西方国家市场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中介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和历史必然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正处在起步和发展阶段,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规范有效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现代社会需要政府组织,用以提供公共物品;也需要企业组织,可以生产大量私人物品。过去的看法是,政府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市场在公共物品领域都存在着失灵,而政府与市场恰是互补的,即市场失灵之处可以指望政府,政府失灵之处可以指望市场。但随着当代民主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体制这两种选择都出现彼此并不能互为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政府和市场还存在着“第二种失灵”

二．非营利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包括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然而，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非营利组织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界的私部门（第二部门），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

社会中介组织现阶段发展探讨篇3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各阶层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声音越来越大。社会中介组织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的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本文依据我国社会组织中介现状，提出理顺中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加强自律管理，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立法，实现管理的法制化。

[关键词]社会中介组织交易费用政府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6-0140-01

“中介”是客观事物转化和发展的中间环节，是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两极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中，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和作用日益突显，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文以社会中介组织的特点、性质与功能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社会中介组织现存问题及改进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特征与作用

1 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

交易费用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如果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同样交易所费较少是可能的话，企业就会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某种替代而存在。”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与企业类似的作为市场的一种替代。设成本C与交易次数D成正比，而市场上集合A存在的交易主体数为X，集合B交易主体数为Y，则在图1（a）中，A与B交易次数为D1=XY；在图1（b）中，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条件下，A与B所需交易的次数D2 X+Y。显然，当x>2，Y>2时，D1>D2，那么有C1>C2，即社会中介组织降低了交易费用。因此，在复杂市场条件下，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市场主体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2 社会中介组织的特点

（1）服务社会性。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范围，最终目标是要服务全社会。它们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因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发展。

（2）自治特性。社会中介组织是公民自主建立的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承担社会管理职能，但它不同于政府行为，且在组织管理和组织体系上独立于政府。

（3）依法运作性。社会中介组织在两个方面体现其合法性。一方面是在组织建立时必须依照相关法律登记注册。社会中介组织要与政府、企业等地位平等，是独立的法人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要依法展开相关业务。

（4）专业性。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目标群体提供智力服务。专业性是社会中介组织能够被社会所认可的标准。

3 社会中介组织的公共职能

社会中介组织由其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在具有的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一些社会事务能够发挥其职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1）协助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联系着政府与市场，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如商会、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机构在市场秩序和经济体制完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下，社会中介组织以其特有的优势，在许多领域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3社会中介组织由于运作和管理的需要，往往对成员组织进行管理，因此在替代政府管理社会有积极作用。

（3）充当政府与社会的信息媒介，加强社会民主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社会中介组织因其广泛的社会服务性，成为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沟通的媒介。它们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增强了社会的民主性，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情感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社会中介组织缺乏独立性

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中介组织是实行自我管理并自主承担责任的自治组织。然而我国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总是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改制前，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虽然我国现已将社会中介组织从政府部门分离出去，但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直到现在仍依赖政府主管部门获得业务。同时部分政府主管部门也利用控制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谋求部门利益。这样社会中介组织无法实现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不但违背了政府改革的初衷，增加了行政成本，更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资源更大浪费。

2 行业服务意识淡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普遍存在服务水平差，服务意识淡薄的情况。“官本位”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工作态度不认真。比如编制工作底稿往往是一些表格的堆砌，数字的罗列。此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上，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监管系统，导致体制不顺，效率低，难以协调。

3 法律保障体不完善

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法制建设滞后，规范管理沦为空谈。虽然我国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譬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但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仍不够健全。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无法实现运作规范。

三、发展和规范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具体措施

1 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割断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关系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因此要求市场主体要依法经营。一方面赋予社会中介组织真正的人事、财务、经营等管理权，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拥有经营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主管部门利益关系必须要依法制止。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该政府管的不手软，不该政府管的别沾手，切实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2 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自律管理

社会中介组织内部管理要形成制约机制。社会中介组织应选择权责清晰、结构清楚的组织形式，改变对政府的附属关系。同时要健全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自我约束的良好机制。保证工作的高效率和规范性，降低经营风险。此外，还要加强执业人员的相关法律意识，对违反规章制度要追究相应责任，强化自律管理。

3 完善中介组织立法，提高法制化水平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立法工作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律，尤其是针对那些比较重要、对市场影响大的中介行业。通过法律明确这些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明确社会中介组织主体资格、市场行为制约及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等等。4对已有的相关法律也要不断补充完善。二是加大执法力度，改变法制观念淡薄的风气。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制止惩处，讲究要依法办事，提高社会中介组织法制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胡仙芝，论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J]，中国行政管理，2004（10）：84-89

[2]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报告[J]中国行政管理，2005（5）：5-12

中介组织的经济学分析篇4

中介组织也叫市场中介组织[1], 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 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 或者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

中介组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Stigler指出买卖双方搜寻的无效率必然产生对分工专业化的需求, Spulber从实证角度估算出当前美国大约1/4的GDP都是中介活动的贡献。根据诺斯等对于1870年-1970年美国经济中与交易有关部门规模的估量, 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中银行、保险、金融、批发、零售等与交易相关的行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5%, 而在一个世纪前这个量只有25%。另一方面, 在市场交易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缺失也使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损失, 2000年, 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 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约6000亿元, 无效成本至少为GDP的10%～20%, 中国GDP每年因此至少减少2个百分点。信用缺失对银行资产造成的风险, 对公共资源造成的浪费, 对市场环境造成的损害, 对社会风气造成的影响也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中介组织在解决信息不对称, 强化信用体系, 节约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搜寻成本有其特有的优势。本文将从分工细化的角度出发, 讨论中介组织是如何节约交易费用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1 关于中介组织的经济理论分析

1.1 本文研究的中介组织范围界定及其特点

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主要包括: (1) 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中介组织, 如:个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证券监理会等等, 他们受政府委托, 从事专项经济管理活动。 (2) 行业性组织, 主要指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 (3) 公证性中介服务组织, 包括律师、会计、税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 以及公证、仲裁等中介组织。 (4) 服务性中介组织, 包括提供市场载体、就业、广告、公关、信息、咨询、家庭、劳务、房地产、婚姻介绍等服务的中介组织。 (5) 经纪性中介组织, 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投资公司以及智力性的经纪中介组织、文化经纪中介组织等。

中介组织是以其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依法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社团机构, 其执业特点是: (1) 独立性。一般而言, 中介组织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具有独立法人责任的团体, 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构, 同时又独立于当事人, 它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2) 服务性。中介组织有别于生产企业的投入产出, 而是依靠自身的人员优势、信息优势和专业技能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中介组织通过与当事人签订授权委托合同, 接受委托, 依靠专业优势或技术能力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 (3) 自律性。中介组织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不受任何单位的约束, 是一个独立的执业团体, 依赖自律并通过行业组织, 如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全国性行业组织, 实现对会员的指导和约束。 (4) 依法性。中介组织进行中介服务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的规定, 遵循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1.2 中介组织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从18世纪的产业革命以来, 随着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效率持续提高和生产成本不断降低, 它们像两个快速转动的轮子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分工细化程度的加深, 交换的频率必然会增大, 交易费用也必然增多。降低交易成本要求诱致出某种组织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中介组织就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和分工日益深化的世界中, 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提供信息服务的一种组织制度创新, 其最主要功能在于为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 以便降低交易成本, 特别是信息处理成本。

中介组织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 在分工形成过程中, 它起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 我们以下面一个简单的图表来展示:

我们在模型中用A、B代表交易的双方, 假设A方共有m个交易主体, B方共有n个交易主体, m, n均为正整数。在不存在中介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一对一的交易方式, 总的交易方式为 (m×n) , 而存在中介的情况下, 交易方式则变为 (m+n) 种。引入极限的思想, 当交易主体的数目 (m, n均为正整数) 趋于无穷大时, 两数的和要远远小于两数的积, 可见, 在市场交易中, 无论是随着交易方的增加, 还是交易方的交易量的增加, 中介组织都是节约交易费用的, 若二者同时增加, 节约的交易费会更多。

在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只假定市场中只有两方, 并且只有一个中介。现在我们将这个系统推广:随着分工的细化, 交易主体的增多, 交易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格局。根据网络效应原理——在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里, 整个系统的有效性不及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力, 而且还依赖于加入这个网络中的人数, 每个人的加入决策依赖这个网络中的人数, 反过来, 网络中的人数也依赖所有人的加入决策, 尽管这种依赖可能是通过价格系统间接发生的。同时根据网络结点原理:网络中增加的交易方数量与交换效率之间是成级数增长的, 在此我们可以将中介组织类比为网络分工的结点, 在交易方和中介同时增加时, 节约的交易费用会更多。就中介组织自身来讲, 根据“干中学”理论, 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 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 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却非常重要, 中介组织更在专业化的分工中提高了效率。更进一步的,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中介组织以信息技术和网络为依托, 通过将信息标准化并进行共享, 对信息数据整合处理, 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 它在节约交易费用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同时, 中介组织的形成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 但它也不是具有无限的潜力, 它的发展速度必然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知识累计程度和自身的运营成本的限制而与社会分工的水平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1.3 中介组织可以解决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 即人们总是在给定的情况下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而自从博弈论引入之后, 我们又发现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存在“囚徒困境[3]”的难题:我们从经济人假设出发, 就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诱发另一方合作行为的进行博弈分析 (如下表) 。交易人A具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选择, 而交易人B具有合作和欺诈两种对策, 如果二人都选择了合作行为, 即选择了“信任与合作”这个战略组合, 那么各自的收益分别为 w (w>0) ;如果A选择了信任, 而B则利用他的信任进行欺诈, 那么A的损失为-y (y>0) , 而B的收益为w+x (x>0) ;如果A不信任对方, 而B想与A合作, 则A不会有损失, 而B可能由此失去了其它机会, 并且还可以存在一些交易成本, 于是B的损失为-z (z>0) ;如果双方互不信任, 则交易无法发生, 于是双方的收益均为0。从图表1可以看出, B具有一个占优战略:欺诈, 而A没有但他清楚的知道欺诈是对方的占优战略, 于是他的选择只能是不信任, 于是就出现了纳什均衡:不信任与欺诈, 这就是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所揭示的情形:

由上述的分析看到, 在于信息不对称, 交易者的风险规避, 交易中信任不能有效建立的, 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的状态。我们通过引入中介组织, 使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囚徒困境”问题迎刃而解。

1.3.1 中介组织可以加强信息的传递使信息显化, 尽量使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起来

例如, 通过“信用评级”, 签约前对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有个大概了解。又如, 当对交易对象的信用了解不够, 又不值得花过大代价去掌握时, 可通过担保机制, 由信用较好的第三方出面担保, 也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 “信用等级”和“担保”发挥的正是“信号传递机制”的作用。推而广之, 在交易不断市场化的今天, 传统文化中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型信任, 在市场经济重复博弈机制的内在作用下, 通过中介组织, 会向以产权契约为内核的公共信任与制度信任转变。

1.3.2 中介组织可以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的良好机制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 有时允许当事者获取一定的“信息租金” (information rent) 或“守信奖金” (credit reward) 也是必要的。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公司, 证券交易所, 要对上市融资的企业进行辅导和考评并对其进行监督, 目的是使欲将上市融资的企业积极发送业绩优良的信号, 使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在这个过程中, 证券中介机构收取佣金, 而上市企业得以上市融资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在个人信用方面, 中介组织可以充分掌握个人的信用状况, 它的信用记录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中的各个领域, 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不佳会影响个人的就业、升职、租房、租赁、工商注册等方面, 会危及到这类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这种奖罚分明的机制大大地强化了社会成员的信用意识, 规范了社会成员的信用行为。

1.3.3 中介组织可以承担社会责任, 建立信息共享的良好机制

中介组织有时所承担责任的对象不是特别明确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 社会信用环境的建设离不开中介, 比如注册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出具审计报告。人们正是对注册会计师这个中介组织的信任才有了对所投资企业的信任, 同时注册会计师要得到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督和考核, 这也体现了中介组织内部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 中介组织可以通过在专业化分工中掌握的知识, 为社会提供知识咨询、数据支持和智力支持, 在信用法律保护和互联网技术支持下, 充分利用信用报告的共享性和流动性, 交易各方可以不受地域、时间限制随时调阅, 快速客观地作出交易决定。因此, 中介组织可以很好的释放既有的经济效应, 强化道德效应、文化效应和社会效应。

2 我国中介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经历了1945-1956年曾经在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1956年以后减弱消失;1978-1994年初步发展;1994年至今快速发展的U字型发展路线, 从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它的发展速度是和国家的计划方法调控的力度成负相关的[4]。在这样一个不平稳的成长过程中, 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存在如下问题:

2.1 观念的固化和利益的驱动使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难以一刀两断

在我国, 大多数社会中介组织都脱胎于政府这个“母体”, 是有关职能部门的转化物。即使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有必要转变同社会的沟通方式, 由于路径依赖, 短时期内也无法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在市民社会还不成熟, 社会自理能力欠缺时, 社会还无力承受政府突然之间放松管制, 这会让人们感到茫茫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 中介组织很难进入社会经济循环, 参与市场竞争, 不能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方针, 部分利益主体可以避开自由竞争方式和规范的法律程序, 使中介组织成为政府部门寻租和腐败的温床。

2.2 社会中介组织竞争机制扭曲, “惟上惟利”背离了其主旨

在我国中介组织多具有:“官办”色彩, 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质量与信誉的竞争, 而是演化成了挂靠单位之间权力的较量。这一方面使得社会中介组织“只惟上, 只惟利”, 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激励;另一方面, 中介组织之间恶性竞争, 为了拉拢“客户”, 严重背离竞争机制和公平原则, 竞相降价, 为节约成本减少工作量, 出具伪证。消费者不能获得高品质的中介服务, 久而久之便对其失去信心, 对社会中介组织来说这将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最终“作茧自缚”的过程。

2.3 缺乏统一规划和指导, 法律法规延滞不畅, 管理体制混乱

从全国范围来看, 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人均拥有量不足, 难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由于此前缺乏总体规划, 造成中介组织畸形发展, 数量上失衡, 对中介的成立、性质、地位、作用等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样由于法律法规延滞不畅, 造成对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的混乱。中介组织对政府的“挂靠”导致中介组织管理存在地区性封锁、行业分割、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不良现象。

2.4 中介组织人力资源匮乏

中介组织主要是发挥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 故对从业人员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 但由于①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 滥竽充数;②我国全面重视培养中介人才的时间短, 向社会输送的中介人才有限;③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地位不高, 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的加入等原因, 造成中介组织人才匮乏, 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3 发展及完善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对策

弗兰茨·奥本海在其《论国家》一书中指出: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5], 政府职能将不断转移、弱化, 社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中介组织在摆脱政府的行政控制后, 在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及推进民主建设方面将发挥强大作用。塞缪尔·亨廷顿在探讨社会的政治安全时提出了两种社会类型:“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6]。群众社会的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无常规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章的, 因为群众社会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的领袖们的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 而参与社会则是通过合法渠道加以组织和安排的, 它消除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立, 中介组织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传递公共信息以及平衡公共权力, 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中介组织的参与, 在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市场之间构建起了交流的平台, 加快信息传递, 它既能将社会、市场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动态和趋势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政府, 使政府获得充足的决策依据, 又能将国家的政策、规章制度传输给经济主体, 对其行为进行指导、规范, 并提供各种咨询服务[7], 中介组织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途径, 拒绝政府的不适当干预, 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与公众的矛盾, 增强在权力和利益格局中的谈判能力。中介组织为公民政治从群众社会转变成参与社会提供了可能。针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上述问题, 我们给出以下具体对策:

3.1 加强中介组织主体地位建设,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要使社会中介组织“自立”, 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如颁布《社会中介组织法》, 明确规定其成立、性质、地位、作用以及经营方式等, 明晰和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从政府角度看, 政府应切实做到职能转换, 要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职政府”的观念, 建立有限的政府, 应当适当的放权, 减少其不必要的权利, 把政府承担的部分管理和服务职能让位给各类的社会中介组织, 使其成为承担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

3.2 宏观上统一管理, 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必须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相适应, 政府应对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中介组织予以清理, 积极引导市场在薄弱环节自发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 打破行业分割、地区封锁及部门垄断, 保证中介组织人员和其他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 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要理顺管理体制, 加速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归位, 按照精简和归类管理的原则明确中介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 克服多头管理、重复管理, 提高管理效率, 在宏观上加强中介服务业跨部门、跨地区合作, 建立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 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机制, 统一管理和监督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积极探索外商独资、合资或合作兴办中介机构, 鼓励国际中介机构在我国建立分支机构, 鼓励国际中介机构与我国中介机构合资、合作建立新的中介机构, 支持我国中介机构和人员成为国际知名中介机构的合作者、成员或合伙人, 使我国的中介机构在发展中尽快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对中介的发展给与政策和税收优惠, 并设立发展基金, 对中介组织的发展予以资金支持。

3.3 微观上加强中介组织的机制建设, 促进行业自律

要使中介组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客观、公正地实施中介服务, 根本在于中介组织本身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建立科学的机制加强组织内部管理, 优化和提高社会中介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平。要健全中介组织的理 (董) 事会制度, 完善自主机制, 积极探索设立出资人会议、发起人会议和监事会, 推行问责制和独立董事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中介组织要向社会公众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 要通过建立投诉制度、质量审核制度、错证责任制度、赔偿制度等确保中介机构的信用实现[8]。

3.4 加强中介组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社会认可度

人力资本在中介组织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 要加强中介组织自身建设, 必须加强中介组织中人力资源的积累, 积极引进高素质、专业型、复合型人才, 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审查制度和后续教育制度。以专职专业化为主体, 逐步营建区域性的“评估人才”资源库, 实行资格证书制, 树立和强化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建立社会中介组织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网络,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信息系统、数据库, 提高信息资源管理水平, 把中介的信息纳入区域数据中心和数据管理中心, 提高工作效益。把中介组织建成为学习型组织, 促使其不断学习,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积累竞争优势, 保证前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 结语

以上我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中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今天, 中介组织在促进我国劳动力的转移, 促进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 增强行业面向国际市场的谈判能力, 减少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际问题的风险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只是通过对中介组织的分析, 来阐述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中介组织的职能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 它可以在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宪平.关于美国信用体系的研究与思考[J].管理世界, 200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J].上海三联书店, 1996

[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报告[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4].弗兰茨.奥本海.论国家[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9

[5].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6].汪玉凯.中国行政改革20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7].张维达, 毛健.发展和规范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社会中介组织违规表现篇5

1.提供虚假的财务签证，帮助上市公司“圈钱”

对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审计报告，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不够条件的企业包装上市，发布虚假的财务信息，帮助上市企业和证券公司“圈钱”，这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痼疾。

2.故意低估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中协助腐败分子化公为私

一些腐败官员、原企业负责人或社会上的买家与资产评估机构互相勾结，故意低估企业资产，使国有企业被低价折股或被原企业领导人与其他买家低价控股和购买，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的“重灾区”。

3.土地评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协助腐败官员和投机商大玩“空手道”

在国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过程中，购地者与腐败官员和土地评估机构互相串通，故意压低土地价格，牟取暴利。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中，开发商与评估机构勾结，故意高估房地产价格，空手套白狼，片区银行巨额贷款。一些精于此道的高手，几个回合就成为巨富。

4.与供应商、承包商和采购单位、业主单位及监管机构人员相互勾结，操纵招投标

在建设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一些承包商、供应商与业主单位、采购单位领导、招标采购管理监督机构有关人员、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搞假招标，进行腐败交易。

5.在司法领域提供虚假签证，为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提供技术支持

一些鉴定、评估、拍卖机构与法官、律师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搞虚假鉴定、虚假评估、虚假拍卖，把打官司变成“打关系”。

中介组织篇6

关键词：社会中介；存在问题；对策

一、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现状

目前的社会管理，虽然还突出了政府主导的行为特点，但现实中政府以外的管理主体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越来越体现为自治性、互助性、回应性、多元性、灵活性等特点。尤其是中介组织这种公共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开始具有了独特地位和作用。

社会中介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运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按照一定的业务规则或程序为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组织。包括：资产、土地、工程等评估机构；工程监理机构；独立审计机构；法律、档案等服务机构；信息、技术、工程等咨询机构；检验、检测、公证、认证机构；工商登记、商标、专利、税务、房地产、招投标、因私出境等代理机构；人才、职业、婚姻等介绍机构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不从属于政府, 政府也不能干预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 以保持社会中介组织的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管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规范自身权利运作，实现社会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确保中介组织规范、有序地健康发展。当前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办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与自治性，不利于政社分开。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本身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扩大的大形势下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较强。一方面政府创办了大批官办或半官半民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使中介组织受其制约，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只有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才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控制无所不在，社会中介组织在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对政府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严重影响了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

2.社会诚信度低，存在信任危机。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受利益驱动，不能遵守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行为准则，明知客户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仍然给予办理手续，甚至与客户串通共同制假，违规乱收费，收受或索要客户的好处和额外利益。还有的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水平低劣，采取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中介业务，破坏中介市场秩序，形成恶性竞争。有的中介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为不法单位和个人大开方便之门，丧失原则，甚至为迎合领导的欢心，不顾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规定，出具非法证明或办理手续，破坏了中介市场秩序，严重影响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度。

3.立法滞后，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缺乏规范度。目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国家虽然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还很不健全，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仍属空白。因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组织管理制度，使社会中介组织自律性查，行为不规范等现象比较严重，影响了中介组织的稳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不能遵章守法，大搞不正当竞争；经营不规范，排斥同行，谋取垄断利润；经营主体不规范，存在无照经营或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甚至滥用无资格人员上岗等。

4.条块分割、行业垄断使中介组织发展阻力较大。社会中介组织本应能够依靠自身的服务质量与信誉度开展公平竞争，但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竞争扭曲变形，演化成了挂靠单位之间的权力较量。有些社会中介组织的业务活动完全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力，而不是依靠市场，是依靠行业事务垄断，而不是依靠平等竞争。通过设立壁垒来圈占市场，垄断经营。社会中介组织构成了一个新的处于政府与企业、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管理阶层。造成了新的政企不分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和混乱局面。

5.规模、层次低，缺乏集中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虽已达到快速发展，规模、层次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小政府、大中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强政府、弱中介，大政府、小中介。具体表现为低层次的热门中介组织、小作坊式的中介组织和大规模的市场占有率高的中介组织比较多，而高层次的技术、资本类中介组织比较少，从而导致社会中介组织结构不合理、规模小而分散、发展不平衡且综合竞争力不强等。

三、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对策

1.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 理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

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应从重准入管理向重跟踪管理，从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从管制管理向扶持管理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真正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理清中介组织的总体发展思路, 对其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指导。①政府应建立针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体系和评估指标，明确政府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等；②要强化行业协会的促进作用，社会发展中的宏观调控、经济分析，规范市场等行为可依靠行业协会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使行业协会成为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的主体。③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管理制度建设，通过实行诚信级别评价、诚信公示、诚信奖惩等制度，建立诚信管理机制。④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制定统一的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规划，引导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2.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 建立科学有效的中介组织自律性运行机制。

社会中介组织的核心环节是行业自律，只有建立和完善了自律机制，才能保证内部管理制度化、标准化、合法化，才能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①要建立对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相对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执业登记制度；②要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机制，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强化财务控制和经济责任管理。③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和思想素质的培训，改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 提高其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以提高服务质量、规范职业行为。

3.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和加快政社分开

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助手和参谋，政府应积极扶持。应对社会中介组织准确定位，明确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保证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按照小政府、大中介的管理模式,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授权或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社会管理服务事项，从机构形式组织制度和经费来源上割断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依赖、从属关系，使政府从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管好必须管的事务，抓好宏观管理。

4.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扶持力度，拓宽其经费来源渠道

对社会中介组织来说，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其并未形成有力支持，即使在激励企业和个人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捐赠方面，也未形成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局面。因此，为了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政府可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向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捐款和捐助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减、免税的优惠力度，以鼓励社会、企业、个人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政府可通过奖励、委托、授权、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在人、财、物上加大扶持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的力度，推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作者简介：郭彦，女，1956年7月生，汉族，河南洛阳人，教授职称，主要从事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和进出口贸易研究工作。

联系电话： 13838852097E-mail: weizhang57@163.com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思考篇7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并非一个确切的术语，人们对它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中文中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由英文名词“intermediary body”(中介团体)、“buffer organizations(缓冲组织)翻译而来。伯顿·克拉克早于1983年从高等教育系统与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整合的角度，提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缓冲组织”，由于这个机构了解高等院校并为他们向政府说话，因此可把它作为学术权威协调的一种方式以连接大学和政府，可以说，最初教育中介组织的范围只限于政府与大学间由学术专业人员组成的具有协调功能的组织。1992年，伊尔·卡瓦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中介组织，认为“中介组织一般可描述为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的团体，它的建立主要是加强政府部门与独立的组织的联系以完成一种特殊的公共目的”。从知识观的角度来看，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决定人类“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致使协调非常重要。因此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定义为“为了协调人们在某些领域知识上的不足和信息的不灵通而建的组织，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选择和判断，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中国著名的学者闵维芳教授认为，如果说社会中介组织是一个大的类的概念，那么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教育领域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属的概念。而高等教育中介组织(higher education intermediary bodies)属于教育中介组织的下位种的概念，指的是涉及大学与其他社会主体如政府、市场、学术界、学生、社会之间活动的非政府机构、非大学院校的组织机构。

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阐释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它最基本的内涵指的是在大学与其相联系的各主体间起协调作用的机构或组织，其功能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而多样化，从最初的协调、缓冲发展至承担多种功能，如协调、咨询、评估等，它的角色可能是“缓冲器”，也可能是“咨询器”或“评价表”。

2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中介机构的逐步建立是基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管理观念的转变，并随着体制和观念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不断成熟。从中国目前教育中介组织的现状来看，尚处于发展初期，自身体制的不成熟加上政府对中介组织还缺乏统筹规划和合理布署，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自身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

2.1 独立性不强

独立性是中介机构客观、公正、有效开展活动的基础，也是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我国绝大多数高等教育中介组织都是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授命下组建的，这样在其日常运行过程中，与政府行政部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两者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角色定位不明。政府对中介组织的具体事务干涉过多，战略性的规划和协调工作却做得不够，致使中介组织官僚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意识和市场竞争的理念，甚至会倾向于依靠政府权威实行行业垄断。而还有一些半官方中介机构也受政府行为的干扰也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其职能。

2.2 权威性失真

在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机制下，工作人员不是专业出身，而是政府委派，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无法自主决定引进人才的规格，专业性是中介机构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介入教育服务领域的。但目前看来，教育中介机构适用的人力资源匮乏，从业人员中既有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又精通教育业务的精英型的人才并不多，这对于中介机构自身的权威与公信度大打折扣，影响它的竞争力与发展的空间。

2.3 法律法规不完善

中介组织中发展得较为完善的一些行业，相关《行业法》会对中介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作一些规定，如《律师法》、《证券法》等。但《高等教育法》中对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方面基本没有涉及，一些教育中介机构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也只是以地方性的中介组织的管理方法作为参照，有关教育中介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非常有限，以致教育中介组织缺乏宏观调控和自律的环境，不利于教育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2.4 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大多集中于经济与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欠发达地区的中介组织则寥若晨星;发展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不合理，提供热门服务、利润高、专业技术要求低的中介机构多，如留学中介机构比比皆是;但利润低、专业技术要求高却与高教发展密切相关的中介机构少，如中介拨款机构尚无一家。另外，政府主导的中介组织、官方或半官方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较快，而非官方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却要受政府的排挤，未得到较大发展。

3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建议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会有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它在现代社会维系各系统间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将日益凸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培育与完善我中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使其真正成为促进高教改革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

3.1 明确定位政府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职能

首先，明确定位政府职能，变直接管理为宏观调控。其次，中介组织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它的独立指的组织形式、经济来源及操作程序的独立。从组织层面看，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应游离于政府的行政系统之外，也不隶属于高等教育体制;从经济来源和操作程序上，中介组织的经济来源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倾向于高校，做到公正不倚。中介性组织的独立性是它保持公正性、有效性、获得自身不断发展的前提。缺乏公正性的中介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

3.2 进一步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

必须把进一步健全中介组织体系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需要。既要有为政府决策提供参照系的政府与高校的中介组织，以促进政府改变传统的直接管理的角色，使政府能更多地听取下层的意见，实现更科学的决策与管理;又需扶植建立校际间的中介机构，使学校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秩序，同时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起到引导、监督的作用;还需发展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中介组织，因为在教育体制转轨过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教育市场，教育消费者须求助于专门的教育服务才能做出理性的消费，而这种中介组织的发展有助于促使办学者确立服务意识、树立市场形象，对教育市场的有序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发达地区应加快发展的步伐，积累经验，进而带动相对落后地区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3.3 加快立法进程，强化组织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立法既是政府管理中介组织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中介组织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确保其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一环。教育中介的建立如果没有立法保障，没有合法性，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政府应制定中介组织的法规，强化资格论证，严格审批，明确中介组织的宗旨、性质、法人地位，同时规范中介组织的竞争原则、行为方式、收费标准、从业人员资格及职业道德等，使中介组织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3.4 形成元评估机制，加强监管

即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中介组织进行监督、鉴定和评估，以改变现有教育中介组织整体质量偏低的现状。要建立一两个类似荷兰的“高等教育视导团”的元评估与监督机构，促使教育中介组织自身不断的加强学习，提高竞争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3.5 重视组织成员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一方面对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定，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根据各类中介机构的服务对象与主要职能来确定成员的来源，要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提高人才待遇以培养与吸引人才。每个中介组织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相关教育领域的权威人物，为中介组织的活动提供智力支持，确保其服务的专业性。

总之，教育中介组织在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重视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协调与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惯例，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取得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来说，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历史较短，需进一步使其不断地完善，任重而道远。

摘要：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对于协调高校与政府、市场、学生等各相关主体间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就进一步培育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使其真正成为促进高教改革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介组织,高等教育,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闽维芳.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2]杨移贻.中介组织: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一环[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4.

[3]金东海, 李小红.教育管理专业化与教育中介组织构建的思考[J].高等理科教育, 2004, 3.

[4]王洪才.论教育中介组织的培育与教育制度的创新[J].江西教育科研, 2004, 4.

中介组织篇8

1 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广东各类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动下, 广东各类教育中介组织得到较快发展, 已有一批活跃在继续教育市场上的咨询、评估机构、教育学术团体及协会等服务性教育组织和中介机构, 它们在促进社会参与各类教育监督和评价、督促各类教育机构做好自我质量管理、推动社会的关注和获得社会更广泛的支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对广东教育管理监督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教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成长时间短, 加上现行体制因素的诸多制约, 相对于企业咨询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 广东各类教育中介组织还存在行政依附性过大、专业性不强、监督缺乏法律、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因而在服务领域、服务质量、服务功能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广东由教育大省走上教育强省战略发展的要求。概括起来, 目前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行政依附性过大

1987年广州管理科学研究院开始创立以来, 广东各类教育中介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机构到各类机构的发展过程。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广东境内有各类协会、研究院 (所) 、学会、联合会、联谊会、咨询公司、评估机构等教育中介组织630多家。这些机构, 从机构性质上, 有以政府及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为主创设的, 虽有属于民间组织, 但大多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从创办主体上, 政府为主创设的占47.3%, 教育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科研单位为主创办的占23.2%, 如广东教育科学研究院隶属于广东省教育厅, 也有社会团体举办的, 占29.5%。可见, 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大都是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而不是由社会推动的, 大多属官方或半官方性质, 因而这些机构难免具有比较大的行政依附性, 难以保证独立、公正地开展监督工作, 甚至在实际工作中还在监督程序、内容、步骤、标准等上面受到行政干预,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育监督作用的发挥。

1.2 专业性不强, 监督服务功能薄弱

由于广东教育中介组织起步较晚, 市场发育不完善, 广东很多教育中介组织因为欠规范、缺经费、规模小、知识旧、技术设备落后、人员年龄偏大等原因在运转中产生诸多问题。特别是, 由于存在行政依附和行政干预等, 不少教育中介机构人员和配备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委派, 或是事业单位兼职人员, 专业素质和从业经验达不到要求, 有些没有经过严格的资质评审和认定, 缺乏必备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素养和自律精神, 使教育中介机构监督服务效果受到影响。例如, 在广东成人继续教育市场上, 准入制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社会上一些机制灵活的单位或个人不顾自身办学条件和能力, 不经任何审批程序或通过不正当途径, 挂羊头卖狗肉, 私自设置继续教育或培训机构, 如野鸡大学等, 欺骗求学者, 甚至恶意竞争招生, 影响到成人继续教育的良性发展。此外, 为了做大做强成人学历教育, 广东高校大多设有校外函授教学辅导站或教学点, 但一些辅导站或教学点, 教学设施简陋、师资队伍缺乏、教学管理水平低下, 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和资格, 加之部分高校对教学站 (点) 的督管指导不到位, 站点的办学质量难以保证, 社会认可度降低。

1.3 社会监督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 广东在教育中介组织及其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对教育中介机构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资质和准入制度等还缺乏法律规定, 对一些办学机构监督项目落实、监督程序、监督标准、监督行为等无法律约束, 尤其是对教育中介机构开展社会监督活动经费投入缺乏机制和制度的法律保障。据广东省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60家教育中介组织经费来源中, 以自营收入为主的中介机构所占比例最大, 占45%;其次是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占23.3%, 以会员交纳会费为主的占18.3%, 以社会捐赠为主的占11.7%, 其它收入的占1.7%。缺乏有效的经费投入机制和制度保障, 使得教育中介机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经费短缺, 严重制约了广东教育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教育监督管理功能的发挥。

2 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培育和创新对策与建议

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培育和创新总的要求, 是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传统教育行政管理模式, 动员和发挥各类社会资源和潜力, 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非政府、非盈利、多样化的教育中介组织, 并在思想观念、行业规范、专业化水平、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使各类教育中介组织真正成为政府与办学主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充分发挥教育中介组织参与、协助教育管理和评价、服务、监督各类教育机构的重要作用。当前, 广东教育中介组织培育和创新应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2.1 转变观念, 树立社会监督理念

多年来, 各级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各类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但现实中仍存在各种认识偏差, 对教育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认识不到位, 甚至认为教育中介组织削弱政府权力, 损害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 被抢了“饭碗”;在对监督评估上, 一些办学单位仍旧习惯于政府计划和政府指令, 而缺乏主动请评估中介组织的积极性;在监督评估组织上, 一些教学单位和社会公众只看重政府的评估组织, 不注重与中介机构的合作与配合等。因此, 要转变观念, 转变对评估中介组织的认识, 进一步明确教育中介组织的合理性, 保护其地位, 克服依令而行的被动局面, 主动与评估中介机构相配合, 自觉接受教育中介组织监督和评价。

2.2 加强行业规范建设, 提高专业化水平

建立统一、高效、公正的行业市场, 是加强教育中介行业规范、发挥教育中介的监督评价作用、推进高校继续教育监督评估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 要引导教育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认证、行为准则、运作规范及技术标准等, 以规范和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中介行业规范建设中, 当前紧迫的是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和行业认证体系, 包括教育中介机构应有专业性的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相应有资格认证的专家和技术力量;具备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设施, 以及规范的监督评估规程和自律机制等, 以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专业化水平是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命, 也是发挥其社会监督服务功能的基础和保证。因此, 必须切实提高其专业服务水平和能力。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专业技术高和素质作风过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队伍。因此, 要加强教育中介组织专业队伍建设, 注意招聘和选用那些公允正直、专业性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各行业的资深人员, 并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比例;其次, 要加强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不断更新知识, 改善知识结构, 以适应科技经济发展要求;第三, 要加强探讨、交流、指导, 提高专家和技术队伍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和综合能力。

2.3 加快教育中介组织管理法制化建设

迄今, 广东乃至全国, 在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管理方面, 都仅仅只有一些法规、条例、规定和管理办法, 尚未具备专门的教育中介立法, 这不利于教育中介组织行业的规范化管理。要从根本上保证教育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就应当加强教育中介组织立法, 从法律上保障其工作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因此, 加快立法, 这是实现教育中介组织行业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手段, 也是确认教育中介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并使监督评价结果得到普遍认可的基本条件。同时, 要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中介行业发展状况, 适时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使教育中介行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充分发挥教育中介组织对广东高校继续教育管理监督、评价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顾家麒, 龚禄根等.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报告[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5) .

[2]饶雨夏.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存在必要性和发展合理性之探析[J].文教资料, 2012 (1) .

[3]李坚.简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建设问题[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005 (11) .

中介组织篇9

农地流转是指农业用地的流转。当前,农村农业用地流转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就是简单的农地流转发包方+承包方的形式。该形式固然有简便和直接的优点,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受机会主义与自利最大化思想的影响很容易随意违约。这就好比此时违约会产生一个“蜜罐”,这个“蜜罐”含有因违约而带来的诱人的“蜂蜜”(利益),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都伺机违约,企图抢得“蜜罐”获得吃“蜂蜜”的先机,一方抢到手就吃得多,另一方必然要受损失。这在一次性博弈和有限次重复博弈时表现尤为明显。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伺机违约抢“蜜罐”争“蜂蜜”的行为,打击了农地流转主体的积极性,损害了农地流转主体的利益,严重阻碍了农地流转的展开和推进,亟待新的形式与办法来防范和遏制抢“蜜罐”争“蜂蜜”的行为;而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介入后,形成了全新的农地流转发包方+中介组织+农地流转承包方的形式和局面,这能有效地解决和改善之前的缺陷和问题。本文以多维动态博弈的视角,来研究引入中介组织后促使农用地流转契约交易顺利进行的、均衡结果实现的多因素变化关系。

1 博弈要素的界定

1.1 博弈方

本研究中的博弈方是农地流转的发包方与承包方,他们都是“理性经济人”,即每个博弈方都希望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1.2 策略集合

本研究中的各博弈主体都有各自的策略集合。农地流转发包方的策略集合是(履约,违约),农地流转承包方的策略集合是(履约,违约)。

1.3 博弈次序

在本研究中可以将农地流转抽象为一个典型的“有同时选择的动态博弈”。在决策时,这些博弈方必须同时做出选择,这样能够保证公平合理。

1.4 得益函数

得益函数就是参与方的期望效用函数,是所有博弈方策略的函数,是指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所获得的收益或效用水平。

2 无中介组织介入的一次博弈分析

在一次博弈情况下,假设农地流转承包方与发包方合作之初,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签订契约。理性经济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很容易违约。农地流转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策略选择可以通过图1的博弈矩阵来说明。

同时,做如下假定;在一方违约、另一方选择执行契约的情况下,违约一方必须交纳一定的违约金,承包方违约时只能退还部分承包费;而在双方违约时,一般是退还承包费且无需交纳违约金。由图1可知,C 和D分别表示发包方和承包方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的收益函数。

对承包方而言,得益D1是承包经营得益-承包费-机会成本;D2是承包方违约前经营所得+违约后的机会收益-违约金-部分承包费;D3是发包方违约前承包经营所得+发包方违约后承包方的机会收益+违约金;D4是双方违约前承包经营所得+违约后的机会收益。对发包方而言, 得益C1是承包费+务工所得-机会成本(农业收入);C2是发包方违约前务工所得+部分承包费+违约后农业收入-违约金;C3是部分承包费+违约金+务工所得;C4是双方违约前务工所得+违约后农业收入。

先来讨论D2与D1的大小。根据常理可知,在没有引入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时,由于受农地流转的地域限制和承包方相对于发包方的谈判强势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发包方可选择性小,处于谈判弱势地位,讨价还价能力弱,于是更多地处于被动接受较低承包费和较低违约金的状态;如果发包方想单方面打破地域的限制和改变谈判的弱势地位等不利因素,则发包方要耗费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得不偿失,于是发包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低水平的承包费和违约金,再考虑机会成本的影响,因此很有可能D2>D1。在一次博弈时,理性的承包方倾向于违约,抢“蜜罐”争“蜂蜜”。同理,对发包方而言,在较低的承包费和违约金及机会成本的共同影响下,很有可能C2>C1。在一次博弈时,理性的发包方也倾向于违约去抢“蜜罐”争“蜂蜜”。进一步解释如下:当发包方违约而承包方履约时,发包方抢得“蜜罐”,增加了自身的利益,损害了承包方的利益,其支付矩阵为(C2,D3);同理,若承包方违约而发包方履约时,承包方抢得“蜜罐”,增加了自身的利益,降低了发包方的收益,形成(C3,D2)的支付矩阵,即在无中介组织介入的一次性博弈中,违约一方所获收益大于履约一方所获收益,各博弈方都寄希望于对方选择履约,而自己违约抢得“蜜罐”从而获得较大的收益,其结果导致了最差的均衡结果,双方都选择违约都想抢“蜜罐”,致使个人利益和双方总利益都没有达到最大化,使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解。

3 无中介组织介入的重复博弈分析

3.1 有限次重复博弈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原博弈如果有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并且它本身也是帕累托效率意义上的最佳策略组合,那么由于符合所有博弈方的利益,因此有限次重复博弈并不会改变博弈双方的行为方式,博弈双方仍采用原博弈的策略,其结果只是原一次博弈均衡结果的简单反复[1]。具体到上面的发包方和承包方而言,由于原博弈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是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均衡,则有限次重复博弈变成了有限次重复囚徒的困境博弈,这样每次重复博弈都采用原博弈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最终效率较高的合作结果还是不会出现,只是双方为抢“蜜罐”、争“蜂蜜”的违约行为的有限次重复出现。

3.2 无限次重复博弈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时,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博弈双方不再只有一次决策机会,而是会面临无限次的抉择。这时,承包方和发包方不得不考虑,如果此次选择了违约,是否会引起对方下次的报复,增加了违约成本。承包方和发包方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时,如果两者具有足够的耐心,则互利的合作均衡将作为子博弈精炼均衡出现,但是这种均衡的出现是有条件限制的,只有具备了条件,该均衡才能出现,否则该互利合作的均衡不会出现。下面构建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博弈接近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时的模型。引进发包方和承包方的贴现系数δ,贴现系数一般可以根据利率计算,即δ=1/(1+r)。其中,r是以一阶段为期限的市场利率。发包方的无限收益序列C1,C2,C3……的现值为 $C_{1} + δ C_{2} + δ^{2} C_{3} \dots = \sum_{Τ = 1}^{\infty} δ^{Τ - 1} C_{Τ}$ ;承包方的无限收益序列D1,D2,D3…的现值为 $D_{1} + δ D_{2} + δ^{2} D_{3} + \dots = \sum_{Τ = 1}^{\infty} δ^{Τ - 1} D_{Τ}$ 。

在这个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假定承包方和发包方都采用触发策略, 即如果没有一方选择不合作,合作将一直进行下去;一旦有一方选择违约,就会触发其后所有阶段都不再相互合作,双方此后均衡的策略组合为(违约,违约)。这里先考虑发包方的情况,承包方的情况与此类似。如果发包方一直采用(履约,履约)策略组合,则发包方的总收益为V1=C1+δC1+δ2C1+…=C1+δV1,因而V1=C1/(1-δ)。

如果发包方从某一阶段i开始选择违约策略,则会引发承包方的“触发策略”,遭到承包方此后一直采用违约策略报复,则发包方的总收益可简单地表示为。

当V1>V2时, 将始终采取(履约,履约)策略。为了计算方便暂且把前面V2的公式简化为V2=C1i-1+ C2i+C4i+1δ/(1-δ) 。然后,解得当δ> (C1i-1+ C2i- C1)/ (C1i-1+ C2i- C4i+1)时,博弈双方将采取合作的策略。

上述δ的取值特点说明:贴现系数δ足够大时,农地流转承包方和发包方的合作收益将是可以获得的,并能达到最优的帕累托均衡,即(履约,履约),可以形成良性的稳定合作关系,从而走出双方伺机违约抢“蜜罐”的囚徒困境。

4 引入中介组织后农地流转契约交易的博弈分析

4.1 中介组织+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博弈分析

引入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后,设计中介组织履行监督职能。然后建立如下模型,假设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为博弈方1。中介组织为博弈方2。博弈方1有两个可选的策略:一是履约,用S表示;二是违约,用R表示。博弈方2有两个可选的策略:一是监督,用K表示;二是不监督,用N表示。为了保证契约交易的守信,假定博弈方1认真守信不需要监督就履约时收益为G,不认真守信需要监督时才履约此时得益为0,而不管有无监督时都违约此时要缴纳罚金为F,但此时博弈方1会获得机会成本收益为H,博弈方1履约时有少量的成本为P,博弈方1认真履约时,中介组织博弈方2获得一些收益为U,博弈方2进行监督也有一定的成本为W。设G>P,P>W,G>U,U≥W,则得益矩阵如图2所示。

由图2分析得出,博弈方2寄希望于博弈方1履约,而自己又不监督,此时获得最大的得益U;而此时博弈方1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肯定不会按照博弈方2所希望的那样来选择策略,从而产生了博弈双方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进动态混合策略。设博弈方1选择S的概率为x,博弈方2选择K的概率为y,而后得到图2的矩阵。

1)在博弈方2的策略(y,1-y)下,博弈方1的期望得益为

2)在博弈方1的策略(x,1-x)下,博弈方2的期望得益为

3)对Z1,Z2的x和y求一阶偏导,并令偏导式为0,得Z1'x=G+F-H-yG。令其为0,则解得y=(G-H+F)/G,进而博弈方2的混合策略为Y=(y,1-y)=([G-H+F]/G,1-[(G-H+F)/G])。

Z2'y=xU-W,令其为0,解得x=W/U,则博弈方1的混合策略为X=(x,1-x)=(W/U,1-W/U)。那么,动态混合纳什均衡点为(x*=W/U,y*=[G-H+F]/G)。

下面讨论(G-H+F)/G与1的大小关系。当在博弈方1认真守信不需要监督就履约时收益为G,且假定此时G不变,再进一步假定在博弈方1违约时所获机会成本H不变的情况下,即G-H为固定值的时候,如果博弈方1的罚金F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增加,则(G-H+F)/G就越接近1,甚至等于1,因而博弈方2监督的概率y就会不断增高,甚至监督的概率很有可能是1,即在一定范围内,博弈方2监督的概率随着罚金F的不断增加而增高。但罚金F不能设置得太高,首先从数学概率上分析,在罚金F设置过高时,即(G-H+F)>G,(G-H+F)/G>1,在数学概率上无意义;再结合实际经济效益来分析,罚金F设置过高,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承受不起,惩罚措施也难以执行,进而博弈方2的监督无效力,博弈双方也会退出合作。

博弈方1履约的概率x=W/U,探讨如下:在博弈方1认真履约博弈方2得益为U,此时假定U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博弈方2进行监督的成本W(W=物质成本+敬业精神成本)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博弈方2越具有敬业精神,花越多的精力进行监督,博弈方1履约的概率就越大。在理论上也是存在博弈方1履约概率为1的情况,以上的分析和现实情况也是能相符的。同样,博弈方2进行监督的成本也不能无限增加,必须满足U≥W这个前提条件,在经济理性的情况下,博弈方2绝不会让自己亏本。

可见,引入中介组织后,中介组织对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都加强了监督,使博弈双方履约的概率增加了很多,使农地流转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在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的契约交易中,合作的概率增加。

4.2 中介组织+政府管理机构+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博弈分析

为研究的便利,把政府管理机构同一界定为对中介组织进行监督管理和对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违约有权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部门。假设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甲方)要使得自己随意违约而不受中介组织(乙方)监管,让中介组织纵容自己的随意违约行为,而给中介组织的好处费为S,在履约的情况下甲方收益为M1,违约时的收益为M,存在收益差ΔM=M-M1,显然S<ΔM,这种行为肯定会损害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利益。为防止乙方纵容甲方这种随意行为,政府管理机构(丙方)可对这种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成本为C。一旦认定ΔM存在,政府监管部门将对乙方的纵容行为采取罚款或取消资质等处罚,假设处罚可以量化为N(ΔM)=aΔM,a表示惩罚力度,其中a>1,则乙方有两种行为策略={纵容,不纵容},政府监管部门亦有两种行为策略={监管,不监管}。相应的博弈矩阵如图3所示。

此时,设乙方以概率P纵容,丙方以概率P2对乙方实行监管,则乙方期望收益为

丙方的期望收益为

对式(1)和式(2)的P1与P2求一阶偏导,并令偏导式为0,得P2*=S/N ,P1*=C/N=C/aΔM,则纳什均衡点为( P2*, P1*)。

对乙方P1*=C/N=C/aΔM,其纵容可能性与惩罚措施的严厉程度a及损害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利益ΔM成反比,与丙方监管成本C成正比,即在丙方C一定的情况下,惩罚措施越严厉,损害的利益越多,中介组织纵容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丙P2*=S/N实行监管的可能性与S成正比与a成反比,即丙方认为在制定了足够严格的惩罚措施时,乙方此时必然会因得不偿失而不敢纵容,所以丙方认为在该情形下没必要过多地对乙方进行监管。当C>N时,双方的均衡策略是{纵容,不监管},此时丙方监管将会得不偿失,因此对乙方的监管严格来说应该使C<N,可以从降低监管成本和加大惩罚力度来实现该条件。由该纳什均衡可得,政府管理机构只能通过增强可信的惩罚力度,并降低监管成本,才能尽可能够减少乙方纵容的可能性。

现实中,4.1和4.2分析的博弈应该是动态重复进行的,因此无限次地重复博弈更贴近实际。由无名氏定理可知,只要博弈双方有足够的耐心,无限分阶段地重复博弈必有优于单阶段均衡结果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此时,引入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对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违约的惩罚和对中介组织的纵容处罚这二者的关系,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农地流转契约交易的顺利进行?

分析如下:甲方(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与乙方(中介组织)之间也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博弈问题。设甲方的策略={履约,违约},乙方的行为策略={纵容,不纵容},则两者策略概率与收益分布图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的横轴表示甲方违约而乙方纵容不被查出不受罚的策略的概率Pt,它分布在0～1之间,乙方被发现的概率为1-Pt;纵轴表示甲方违约而乙方纵容的期望收益。L与-D的连线与横轴的交点Pt*就是甲方选择违约概率的最佳水平,此时其混合策略均衡为:违约的概率Pt*,而履约的概率1-Pt*。证明如下:图4中,L到-D的连线上的每一点的纵坐标就是乙方在甲方违约时,乙方选择纵容而不被政府管理机构发现而不受罚,这时其收益为LPt+(-D)(1-Pt)。假设甲方选择违约的概率大于Pt*,此时乙方纵容而被发现的概率加大,乙方的期望收益将小于0,则乙方因可能被政府管理机构发现将受罚而不敢纵容,所以甲方违约的概率大于Pt*是不可行的。反过来,如果甲方选择违约的概率小于Pt*,则乙方的收益大于0,因此乙方选择纵容是合算的,此时即使甲方提高一些违约的概率,只要不大于Pt*,乙方选择纵容,由于甲方在乙方纵容的情况下想使收益最大化,因此甲方会选择违约的概率趋向于Pt*,则甲方的混合策略均衡为违约概率Pt*和履约概率1- Pt*,在此均衡点下乙方选择纵容和不纵容的期望收益都为0。同理,图5中乙方的混合策略均衡为纵容的概率Pg*与不纵容的概率1- Pg*。

政府管理机构(丙方)为减少违约率而加重对违约甲方的惩罚,意味着由-R到-R’会使甲方的收益在乙方同样的混合策略下的期望收益变为小于0,因此在短期内甲方会减少违约,而长期来看这会使乙方提高纵容的概率。如图5所示。乙方纵容的概率由Pg*提高到Pg,这时甲方又有提高违约概率并使得违约与履约的期望得益都为0的冲动。因此,甲方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而混合策略的概率分布是由图4中乙方的期望收益L和-D决定的,并不受R值得影响,只要L与-D不变,加重对甲方的惩罚在长期中并不能抑制违约,更多地是在短期内减少违约的发生率,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导致乙方更多纵容。同理,政府管理机构(丙方)加重对乙方的处罚意味着D增加到D′,而乙方混合策略概率分布由(图5中)甲方违约的期望收益S和-R决定,与D值无关,只要S和-R不变,乙方在长期中的纵容程度就不会变化。可见,加重对乙方的惩罚,在短期内是使得乙方不纵容违约行为,而在长期中则起到降低甲方违约概率的作用。故除了在对甲方的违约行为设置违约罚金的同时,政府管理机构也要重视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监管,要对中介组织的纵容行为加大惩罚力度。

5 结论

1)在一次性契约交易中,农地流转发包方和承包方会出于自身经济理性的考虑,往往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抢“蜜罐”违约。

2)当进行有限次重复博弈时,双方只在意各阶段的当期得益,仍然实现与一次性博弈相同的抢“蜜罐”的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当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时,在触发策略和贴现系数的作用下,博弈双方将会争取合作。

3)无中介组织介入的农地流转发包和承包,博弈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约束效力远小于引入中介组织后所设罚金的约束监督效力;无中介组织介入时的{履约,履约}特别是在一次性博弈和有限次重复博弈下是一个不可信的威胁策略。

4)引入中介组织后,在设计合理的前提下,能极大地提升博弈双方在一次性博弈和重复博弈的契约交易中履约的概率。要进行合理设计的内容为:发包和承包博弈双方违约罚金的设置,包括罚金的多少及罚金的分配;发包和承包得益及成本的界定;中介组织的职责、功能、治理结构、监督成本和因纵容而受罚的设计及收益的界定。

5)在引入中介组织之后,除了要一如既往地对农地流转发包方或承包方加强监督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外,更要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监管,对中介组织的纵容和不作为等行为要实行严厉可信的惩罚,并降低中介组织的监督成本。这两种监管的有效结合能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契约交易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3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77-80,174,188-192.

[2]杨展.土地流转中的中介组织:非合作博弈框架下的分析[J].世界经济情况,2006(2):32.

[3]夏涛.当前国内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研究评述[J].西部论坛,2011,21(2):58-59.

[4]李红霞.基于管理制度缺失的“管理蜜罐”新思维“管理蜜罐”创新探索[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0(3):302-303.

中介组织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如何激发员工的潜能为组织创造更多的价值,促使组织健康、快速发展已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就是描述员工与组织关系的重要变量,是促使组织平稳、有效运行的“润滑剂”。早在1966年,管理学家Katz 和 Kahn就指出,组织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员工的三种行为:(1)加入并留任在组织中;(2)可靠地完成其所任角色的工作要求;(3)完成角色要求之外的创新和主动的行为[1],即主动地为组织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这第三种行为其实就是员工的合作意愿,它可以弥补工作说明书所规定的角色内行为(in-role behavior)的不足,直接或间接地提高组织的绩效,所以Katz认为它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后来,Organ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组织公民行为”,并把它定义为组织成员自愿做出的与工作有关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没有得到组织中正式报酬系统直接而明确的回报,但它们从整体上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效能[2]。接着,Organ又把组织公民行为划分成五个维度:一是利他主义,如帮助同事完成与组织相关的任务或解决相关的问题;二是运动员精神,如承担加班等额外的工作;三是责任意识,如主动提醒或指责对组织有害的行为,或提出完善工作的建议;四是礼节,如自觉避免在工作上与他人发生争端;五是公民道德,如忠诚、主动维护和提升组织形象等[2]。显然,组织公民行为对任何组织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即到底哪些因素会促使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Moorman等学者发现,员工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3,4]。虽然西方研究已经证实,组织公民行为会随着员工公平感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关于员工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却不多。在员工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中介变量呢?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支持理论认为,组织的公平和公正能促使员工产生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他们的高度支持后,就愿意积极地回报组织,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于是产生了组织公民行为。根据这一思想,本文在我国企业情景下,尝试以组织支持为中介变量,探索员工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员工公平感(organizational justice)是组织内员工对个人利益攸关的组织制度、政策和措施的公平的感受[5]。目前,学者通常将员工公平感划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6]。分配公平指的是组织资源在分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平程度;程序公平则强调分配组织资源所使用的程序和过程的公平程度;互动公平则关注程序执行过程中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恰当的人际互动。目前,西方学者关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经验研究比较多,而且已经证实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4,7],所以本文也选用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两个维度来衡量员工公平感。另外,关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研究还发现:分配公平对具体情景的、与个人相关的结果有较大的影响;而程序公正对一般性的组织态度和系统性的评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分配公平在预测报酬和工作满意度方面比较有效;程序公平则与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的关系更加密切[8]。所以,有学者认为程序公平比分配公平能更好地预测组织公民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公平的程序更容易使员工相信他们能得到组织的公平对待,只要表现良好就会在未来获得相应的回报,即使现在的报酬分配不太公平。以上研究是基于西方经济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结论,而我国企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分配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b:程序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c:程序公平比分配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更强。

组织支持,简单地说,就是员工感受到的来自组织方面的支持,是员工对于组织重视其贡献和关注其幸福的全面看法,它包括两个核心要点:一是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献的感受;二是员工对组织是否关注其幸福的感受[9]。可见,组织支持是一种较为主观的认识和体验,研究发现它常常受员工公平感、领导支持、工作环境的支持等因素的影响[10]。组织支持理论认为,员工会将组织对他们采取的支持性的或非支持性的措施作为评判组织是否重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和是否关注他们幸福的表现,如果员工感到组织的支持,认为组织愿意且能够对他们的努力进行回报,根据互惠的原则,他们就会为组织的利益付出更多;但是由于员工能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员工对组织的投入不一定能直接导致工作效率的提高,但却能增加员工的合作意愿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就是说,员工在感受到组织给予的支持后更容易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综上所述,组织内部公平的程序和公平的分配反映了组织对员工权益的尊重和对员工价值的肯定,是增强员工组织支持的重要因素,组织支持的提高会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又进一步激发出组织公民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组织支持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a:组织支持在分配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3b:组织支持在程序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过程

3.1 被试

被试是来自北京4家制造型企业的直接领导及其下属。具体的调查方法是:先从人力资源部提供的员工名单中确定了68位直接领导,并随机为每位领导选择2-4名下属,每位直接领导用“直接领导调查问卷”评价自己2-4个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这2-4个下属则用“员工调查问卷”来评价组织公平和组织支持,每个下属填写的问卷与其直接领导对他的评价形成一份配对数据。本调查使用多源数据(直接领导与下属的配对数据)比较好地克服了同源方差。在调研过程中共发放210份配对问卷,回收有效的配对问卷183份,占总问卷的87.14%。在有效问卷中,直接领导有男性55人,女性13人,平均年龄是42.35岁;下属中男性113人,女性70人,平均年龄是36.26岁,平均工龄是7.85年。所有的数据分析均使用SPSS13.0软件完成。

3.2 变量的测量

分配公平参考了Price 和Mueller的分配公平量表[11],由五个题目组成,测得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0。程序公平采用了Moorman开发的包含七个题目的程序公平量表[1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2。组织支持参考了Eisenberger等开发的量表中的六个题目[13],测得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9。组织公民行为借鉴Williams和Anderson所发展出的量表[14],并将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两个维度: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OCBO(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o organization ) 和个人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OCBI(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o individuals),再分别用四个和六个题目进行测量。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指的是直接对组织有利的行为,如对组织声誉的维护、对组织资源的保护等;个人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指的是直接对个人有利的行为,如对领导积极配合、对同事主动协助等,且这种行为可以间接使组织获益。本研究中,OCBO和OCBI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別是0.853、0.863,可见本研究所使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0.850以上,表明量表有较好的信度。所有问卷均采用 Likert 式5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和工龄。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28个题目的KMO值是0.942,Bartlett球状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可以用因子分析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得到5个公共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70%,说明提取5个因子是合适的,且所有题目的因子负荷均在0.50以上,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基本符合要求。员工公平感、组织支持、组织公民行为的因子负载及公因子方差如表1所示。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所有变量的均值、方差、相关系数和信度系数。首先,从各变量的均值可知,本次调查中员工公平感和组织支持都处于中上等水平,这说明员工对组织的评价较高;另一方面,OCBO和OCBI也处于中上等水平,说明直接领导对其下属的评价也比较高。其次,从相关系数来看,分配公平、程序公平、组织支持、OCBO、OCBI之间显著正相关。

注:** p < 0.01;对角线上的括号内报告的是Cronbach α系数。

4.2 多元回归分析

表3是对假设1的验证。首先让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然后加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两个自变量。结果表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OCBO和OCB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程序公平比分配公平对OCBO和OCBI的影响作用更强。假设1a、1b、1c成立。另外,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分配公平还是程序公平对OCBO的影响都大于OCBI,也就是说,员工公平感对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对个人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员工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组织是否公平公正地对待自己,在产生公平感之后员工也会针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回应,而针对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所受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4.3 多项式层级回归分析

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按照Baron和Kenny提供的检验中介作用的程序和判断条件对组织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15]。该程序的步骤及判断条件为:第一步,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应该显著;第二步,因变量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应该显著;第三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应该显著,同时,如果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如果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并且比第二步中有所下降,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从表4的结果可知,组织支持在分配公平和OCBO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分配公平和OCBI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组织支持在程序公平和OCBO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程序公平和OCBI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验证。

5 结论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主的有利于提高组织有效性的个人行为,它可以增强员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节约组织资源,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提升组织绩效。本文在我国企业背景下探讨了组织支持对

注:* p < 0.05,** p < 0.01。

员工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OCBO和OCB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且程序公平比分配公正对OCBO和OCBI的影响更强。(2)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OCBO的影响均强于对OCBI的影响。(3)组织支持在分配公平和OCBO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分配公平和OCBI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组织支持在程序公平和OCBO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程序公平和OCBI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组织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员工作为组织活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其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员工对组织是否公平、公正地对待自己越来越敏感,对于组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虽然组织公民行为一般不能受到组织正式报酬系统直接和明确的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在提高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方面无所作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组织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完善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对组织公平的认知。其次,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关心员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给予他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保障和支持,增加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主人翁意识。第三,对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给予承认和赞扬,以形成激励和示范作用,引导越来越多的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推动组织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利用183份直接领导及其下属的配对数据,探讨了我国企业情景下员工公平感、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支持之间的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和层级回归等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员工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员工公平感的不同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影响不同;组织支持在员工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组织支持在员工公平感的不同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也不同。

中介组织篇11

关键词：农业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F32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3-0046-1

农业中介组织是指的在农业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出现的联系农副产品经营与销售的中间组织，它是连结农户与市场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近年来全国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重要新兴组织，它是连接农业生产基地和农村经营市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买卖相关信息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手段和环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农业中介组织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收和农副产品良性循环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时大批优秀的农业中介组织诞生，使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世界大市场。所以，大力发展农业中介组织，使农业能够更好的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通榆縣发展农村中介组织的基本情况

几年来，通榆县按照省市民政部门的要求，积极引导、扶持、培育农业中介组织。目前，全县农业中介组织发展势头良好，数量达199个，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农业中介组织成员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远远大于当地农民平均收入，并且辐射带动了农户17320户，带动种植面积8万多亩，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三农”问题。农业中介组织农产品品种丰富，且其大多数农产品显现出通榆资源优势，是通榆特色产品，如：主要农业中介组织比如说双岗镇的打瓜、西瓜协会，开通镇的蔬菜协会，八面乡的棉花协会，瞻榆镇的葵花协会等，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县委县政府及各级科协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牵头指导下，各种专业合作社也迅猛发展，仅开通镇就拥有近100个专业合作社。农业中介组织实现了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对接，使农民调整有方向，增收有希望了。

2 通榆县发展农业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

从对于全县农业中介组织调查的情况看，目前我县农业中介组织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前期阶段，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

2.1 农业中介组织的异化

目前我县的农业中介组织还处于自发的状态，政府对于民间的中介组织没有有效地指导和组织。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农业中介组织从诞生开始就被农村中极少数的个人所控制，最终导致个别“能人经济”的出现。还有的是政府个别人出走管理农业中介组织，有的政府为了出政绩的“亮点”，大力发展所谓的农业中介组织，直接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吸引农民入中介组织。一些农民加入中介组织的动机也只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这样一来其结果一是导致政府直接操控农业中介组织，二是农业中介组织直接发展成“二政府”，三是如果前两个没有成则会很快萎缩。

2.2 农业中介组织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这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一是农业中介的组织化程度低。在现有的农村农业中介组织中，大多数处于放任自流的自发状态，与广大农户之间缺乏直接有效的各方面的联接，而且农业中介组织中的队伍极其不稳定，这样在农村为农民服务过程中很难形成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二是农业中介组织的运作不规范。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农业中介组织没有在工商和税务部门依法登记，因此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这样就难以从事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农民的作用很有限。三是在目前的农业中介组织中多数层次比较低，组织的章程不明确，组织制度约束力也不强，这样就不利于农业中介组织的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

2.3 农业中介组织中的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从对我县农业中介组织的调查来看，大部分农业中介组织成员能够掌握现代管理知识的很少，而懂管理技术的人就更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县农业中介组织的良性循环和有序发展。

2.4 农村乡镇党员干部及个别群众对农业中介组织认识上有偏差

通过调查发现，在我县干部群众中部分人对发展农业中介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这样也就缺乏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内心里轻视农业中介组织的建设，也更不会去关心农业中介组织，这样就会导致其发展不平衡，这样一来难免会使农业中介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通榆县今后发展农业中介组织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县农村农业中介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新形势下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十分重要的新课题，对此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大力发展农业中介组织。

3.1 大力加强宣传发动

要大力宣传农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农业中介组织的内涵和好处，从而能够使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发展农业中介组织的自觉性和主动参与性。

3.2 不断加强农业中介组织的机制建设

农业中介组织能否具有活力和生命力，主要是看它的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因此要对于农业中介组织制定完善统一的中介组织标准和章程，完善内部组织各种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促使其不断走向规范化的良性发展道路。

3.3 进一步提高农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

可以结合农民阳光培训工程，通过举办各种各样培训班，来逐步提高农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各种基本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在农民中培养一大批有专业技术才能的乡土人才，让他们尽快成为当地农村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3.4 适应形势加强对农业中介组织的指导与监管力度

中介组织篇12

中介组织由于具有在不阻碍分工深化的前提下，简化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易，减少他们之间的摩擦，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致了其在我国逐渐兴起和发展，并在调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谓中介组织，就是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监督和协调的社会组织。它是社会自我管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一种组织形态，也是政府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隔离带。主要包括行业性组织、公证性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经纪性中介组织和从事专项经济管理活动的半官方性质的中介组织。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介组织早在18世纪就开始萌芽，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和理论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跟西方国家相比明显滞后，又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和市场发育水平的限制，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体制不顺、法规滞后、管理混乱、信用欠佳、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中介组织发育的程度就是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中介组织发展得越快越好，市场经济就越发达越成熟。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促进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产生于80年代初期，90年代以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青岛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的《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与培育》研究报告表明，在我国事实上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业务而未进行注册登记的中介组织约在200万个以上。我国近年来中介市场的经营人员规模也呈现了扩大的趋势，形成了遍布城乡的中国中介组织网络。根据社会学者最近一项问卷调查，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已占总人口的1.8%。由于中介组织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目标，政府也缺少足够的规划、调控和引导，造成中介组织既多且滥，职能交叉，管理内容与范围重叠，具体表现在：

1、热门行业的中介组织多，普通行业或急需发展行业的少。民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04年底全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类、卫生类和劳动类占了绝大部分，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文化类等数量较少，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急需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偏少，这与科技类中介组织技术门槛较高，而政府和社会又急功近利有关。

2、全民所有制的中介组织多，集体、个体的少。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为例，全国共有640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全民所有制单位。3、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介组织多，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中介组织数量远远超过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3、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筹资能力不强，企业化运营水平低，资金来源单一，营业性收入明显偏低。目前，我国整个民间组织的总支出所占GDP比率约0.73%，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远远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

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企不分，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

目前，我国现有的社会中介组织大多数是由政府机构改革转化而来的，许多社会中介组织过分依赖政府，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抑制了中介组织以独立的社会角色面向市场，甚至造成政府与中介组织的角色冲突。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势头迅猛的原因，与政府积极主动地介入和政府机关积极兴办中介机构是分不开的。由于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没有实行严格的分离，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行政干预过多，将行政权力强行介入社会中介组织，导致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相当强的行政特点，其工作方式也往往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这严重削弱了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降低了中介服务市场的效率，扭曲了竞争机制，使提供规范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处境尴尬。

（二）立法滞后，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

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规范，法律化程度不高。目前，国家虽然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如《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证券法》《仲裁法》等相关法规条例，但还很不健全，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仍属空白。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主要还是依据一些行政条例、守则、办法、通知等行政法规来进行，这在交易、代理、评估、咨询等业务领域尤为明显。相对于宪法、法律而言，行政法规的内涵不太明确，外延也难以把握。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制约和健全的行业组织管理制度，导致我国市场中介组织自律性不强，自身行为不规范，非法执业，无照经营等现象。多数中介组织仍然是按行政规章行事，由于以规代法，造成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大量存在影响了中介组织的稳步发展。

（三）社会中介组织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监管不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介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中介组织在数量、规模、执业范围等多方面都正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发展规划，导致宏观调控不力、发展无序、管理体制混乱等现象存在。我国目前仍然缺少统一规范中介组织的管理体制，各种中介组织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往往政出多门，业务交叉，恶性竞争。有的中介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为不法单位和个人大开方便之门，丧失原则;有的中介组织内部管理松弛，自律机制不强还有的中介组织缺乏市场资信、服务目的错位。中介组织自身监管不到位、自律性差。中介组织自身运行上缺少规范，无法树立有效的管理权威，来引导其健康发展。

（四）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

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自身素质不高，行为不规范，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不强，缺乏专门中介人才的培养过程。社会中介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中介服务业队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明显偏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改革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分流来的人员，或者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或社会闲散人员，有些从业人员连起码的业务知识都不具备。其次，社会中介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继续教育培训。目前社会中介从业人员知识结构和实际能力无法得到正常的更新，导致执业人员知识老化、信息不灵，严重影响了我国中介组织执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制约其自身发展的瓶颈因素。再者，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社会中介机构的许多专业人才不愿把社会中介职业作为终身职业，大多只是做做兼职或仅仅是临时行为，多头挂靠现象尤其突出。

三、促进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还权于社会。

只有政府切实转变职能，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才能得到健康发展。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大量的直接管理的事务：行业管理、企业关系协调、市场秩序规范、咨询服务等应由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对那些政府管不好、管不了或不应该管的常规性、技术性、服务性职能，更应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由社会来进行自我调节与管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侧重搞好管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为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发展、发挥优势创造条件。社会中介组织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是为了承担政府所分化出的一部分职能，以使政府与社会合作得以实现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没有政府职能的改变，就没有中介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中，必须把应由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服务功能从政府的行政职能中完全剥离出来，必须实行政府与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中组建的中介组织的彻底脱钩，使政府对中介组织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政府部门，既不得对中介组织的业务活动横加干涉也不要赋予其特权，坚决割断政府机构与中介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政府职能主要是为中介组织营造更适宜的政策环境，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与氛围，并中介组织进行宏观调控;而中介组织起到良好的“中间人”的作用。

（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社会中介组织健康发展。

建立健全的社会中介组织法律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保证，是增强我国中介组织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必然要求。政府在鼓励中介组织发展的同时，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完善中介组织的有关法律，规范约束其行为，依法对中介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权责划分等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根据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现状，加快在社会中介组织方面的立法步伐，针对其不同类型，建立健全的社会中介组织法律法规。我国应明确规定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权利与义务，对过时的法律条款要予以修订或废止，不合理的和重复的要予以取代，互为冲突的要予以理顺。从法律上真正理顺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逐步制定和形成配套的、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改变当前部分中介组织无法可依、管理混乱的局面。保障其健康发展，要通过立法明确中介市场主体、执业规则及管理模式，彻底改变现行中介行业管理的部门、地方立规局面，进而减少部门管理的随意性，反对不正当竞争，为中介组织运作的法制化、制度化管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应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立法的研究，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健全的社会中介组织法律法规体系。

（三）规范管理体制，加强监管力度。

政府应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理清中介组织的发展思路，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制。

1、建立统一规范中介组织的管理体制。

将中介服务机构归口到同一监督管理部门，改变现行的多头管理体制。要以中介机构本身为主，成立相应行业的协会，要在法律上明确行业协会对相关中介行业具有行业管理职能。此外，应当研究和借鉴国外中介组织管理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探索出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介组织管理体系。

2、建立科学有效的中介组织自律性运行机制。

行业自律是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核心环节，通过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使中介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化、标准化、合法化。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经济责任制，强化自律意识，杜绝非法经营。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科学有效的中介组织自律性运行机制。

（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素质。

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不仅关乎组织形象和生命，而且关乎国家市场经济和政府效能建设的成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必须重视从业人员的业务理论学习，加强培训，建立必要的业务学习制度，让他们与时俱进，掌握现代管理新知识，改变从业人员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方法，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1、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我国中介组织执业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十分必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敬业精神，进一步改进从业人员的工作态度，使从业人员时刻自醒、自警、自重。

2、加强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通过开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有针对性地对当前的管理人员进行分期分批培训，不断更新其专业知识，提升其业务能力。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培养中介机构紧缺人才的专业，如增设经纪人专业、拍卖师专业。在制度上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做出规定，以确保从业人员更新知识、掌握信息。

3、严格审查中介人员的任职资格。

建立健全的中介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制度，推行科学严格的专业资格考聘方法，充实一批德才兼备的中介人才。我国要改革现行由业务主管部门分别认定市场中介组织资格的制度，实行统一归口的资格认定制度;实行资格认证考试等方法，加强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执业登记。

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规范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是现阶段我国急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完善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涉及面广的整体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