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共12篇）

收入政策 篇1

一、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现状

(一) 普通劳动者与管理者收入出现巨大差距

从罗斯福新政开始, 美国就一直注重低收入群体收入问题。根据美联储的相关数据显示, 在20 世纪70 年代, 其中102 家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 按目前的美元价值折算, 相当于120 万美元, 这同20 世纪30 年代CEO的收入相比, 这个数字虽然只高出一小部分, 但这个数字仍然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的40 倍。到了21 世纪初期, 美国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的367 倍, 并且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 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最高管理者, 在20世纪70 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 倍, 而在21 世纪初则是169 倍[1]。

(二) 高等教育的报酬大大提高

美国引起收入分配扩大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在于20世纪80 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的人所获得报酬率, 要远远高于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的但有更长工龄的前辈。经济学家一度详细研究了大学与高中学历的工资溢价, 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工资水平差距不断拉大。此外, 解除管制和国外竞争也削弱了工会的力量, 降低了已获得较高报酬的工会劳工的相对工资水平, 而新创造的工作机会又要求较高技能水平和高等教育背景, 计算机的普及也提高了对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

二、美国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社会制度

(一) 建立有效的医疗救助制度体系

美国的医疗救助制度是通过财政拨款和社会捐款等形式对社会和个人不可承担的疾病风险进行救助的医疗体系, 主要面对社会困难人群、家庭贫困者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患病人员以及由于家庭收入不能承担庞大的医疗开支而陷入困境的居民等特殊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 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

美国的医疗保险以其全面综合的服务向医务工作者提供资料、技术, 使其获得最新科技资讯。此外, 美国对医疗救助有专门的立法, 规定医疗救助是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筹资, 向特定的低收入人群和有特殊卫生保健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救助的规划项目[4]。联邦政府制定最低标准, 州政府可以根据本州情况提高标准, 但须获得联邦政府认可。一般而言, 医疗救助主要包括绝对贫困、医疗贫困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体[5]。

(二) 完善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可以满足民众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科研、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权益, 是政府的主要职责[6]。完善社会权益服务体系, 政府作为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 市场与社会发挥补充性作用, 从而为低收入群体这一特殊群体建立起权益保障的保护网。在服务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 把政府和市场进行有机结合, 打破垄断, 降低价格, 提高服务质量, 如垃圾清理、污水处理、医疗服务等;特许经营, 为保证公众可以得到某种公共服务, 通过制定标准、资格审查, 进行价格监管, 如收费道路、水、电等[7];创新服务方式, 形成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合同外包, 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等,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培训、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服务。

三、美国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经济政策

(一) 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政策

美国通过税收政策, 逐步减少困难群体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失业人员的投入, 组织失业人员参加教育和培训, 保证参加教育培训的失业人员不会因此失去事业保险。此外, 向重返学校的失业人员发放更多的求学补助金以示鼓励[8]。同时, 通过实物发放、现金给付、代金券、财政补贴和服务供给等形式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采用不同的救助方式。由于其目的在于解决贫困群体在食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特定需求, 救助资金使用效益较高, 很多美国人比较认同食物券、教育券、住房券等形式, 因此也很少出现资金滥用的现象[9]。

(二) 实施弱势群体劳动资金奖励政策

对于低收入群体, 在领取救助金、捐款的同时, 政府鼓励其积极就业, 从实际劳动中获得报酬, 从根本上解决无收入问题。对于积极配合政府引导, 自身努力学习技能、提高自身素质, 走上工作岗位的低收入者, 企业和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并且在公平的同工同酬的基础上, 适当的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 鼓励其积极性, 进一步推动低收入群体早日脱贫脱困。

四、经验借鉴

(一) 医疗救助制度的借鉴

通过对美国医疗救助体制的借鉴, 在现有的城乡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基础上, 为低收入群体制定独立的、针对性的制度, 扩大政府医疗救助投入力度。目前我国用于医疗救助资金还十分有限, 然而作为一名公民应获得的权利, 政府应承担起服务的义务。

(二) 社会权益服务体系的借鉴

我国政府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社会服务体系。针对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一基本国情, 真正实现让每一个公民切实享受应有的权益, 政府应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 创新服务方式, 加大对社会权益服务体系的投入, 加强社会监管, 同时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切实的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为经济社会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

(三) 美国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经济政策的借鉴

要立足国情, 健全再就业培训教育体系, 从根本上帮助低收入者扩宽就业能力, 提升劳动者的竞争力, 改善劳动者的素质[10]。加强就业指导, 通过立法、税收等方式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与反馈机制, 在帮助低收入者获得工作的同时, 进行跟踪调查, 确保每一个就业人员学有所用, 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我国由于低收入群体人数较多, 虽然也建立了低保、医疗、教育、住房救助以及消费性开支减免等制度, 但财政救援覆盖面仍有限。所以, 除了现金、税收的方式, 还应采取教育助学金、券等方式,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多方位的财政援助。

作为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的中国, 政府已采用多方式给予低收入者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帮助。为了促进低收入者的就业, 政府应进一步与企业联动, 为积极就业, 好好工作的低收入者提供同工同酬的待遇, 并为表现好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奖金激励。有了这些政策的激励, 低收入者的经济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从而更加积极的为经济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2]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任月, 陈科.英国、美国医疗救助制度对中国医疗救助制度的启示[J].理论界, 2008 (7)

[4]毕芳, 任苒.美国医疗救助制度沿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卫生资源, 2007 (1) :41-43

[5]杨玲, 刘远立.美国医疗救助制度及其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 2010 (5) :698-704

[6]曾映明.美国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及启示[J].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1 (1) :17-21

[7]王慧军.美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求知, 2010 (5) :41-43

[8]陈雪峰.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困难群体就业的视角[J].北华大学学报, 2012 (12) :50-53

[9]纪军.西方国家保障就业的政策及对我们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 2009 (10) :151-154

[10]汪中芳.美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及其启示[J].中国民政, 2009 (5) :30-31

收入政策 篇2

【关键词】 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

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笔者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参考文献】

[1] 贾康：论居民收入分配中政府维护公正、兼顾均平的分类调节[J].地方财政研究，2007.[2] 周彩亚：影响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因素分析与税收政策选择[J].新西部，2007

（11）.[3] 马佳、赵桂芝：提高税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调控效应的对策[J].辽宁经济统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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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基尼系数 收入分配 财税政策-

实施补贴政策支持收入分配改制 篇3

王保安说，现在说得比较多的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他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表象，老百姓有意见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公。

“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包括我们自己的香港收入差距都比较大，但是都没有形成问题。”王保安举例说，“这说明我们可能背后隐藏的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些制度设计都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

王保安特别提到，要支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就要通过补贴政策的实施，通过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列为2013年财政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明确了明年将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推动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继续做好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等。

改革面临的社会阻力非常大

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出席年会的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副所长、研究员靳东升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都不是健全的，得通过法律的形成才能稳定下来，然后再做一些政策的调整。

靳东升说，生产领域的改革不触犯群众个人利益的这种改革，都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无论房产税还是个人所得税，只要改革，就是所有利益的重新调整。

“我们现在改革面临的就是这种利益的重新调整，面临的社会阻力非常大。”靳东升认为，人们现在的民主意识增强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增强了，现在要进行改革，政府设计，没有群众的同意，很难做到。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基尼系数较高代表着贫富差距拉大。

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创新 篇4

1 加大对农村投入和支持的政策创新

一是增加财政投入, 完善农林经济补贴等优惠政策,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 通过“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推动农林业与加工业、旅游业等联动发展, 为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附加值创造条件。

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如加快水利基础设施、通村公路建设等。

三是建立高效快捷的农村信息网络, 为农民增收提供信息服务。政府要发挥信息主渠道作用,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广泛进行宣传, 让农民利用网络及时高效地获得致富方面的科技知识、市场动态、政策法规等信息, 使分户经营的农民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使农民生产的产品能适销对路。

四是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普及推广先进技术, 依靠提高产品质量和特色增收。要引进市场机制, 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技术开发、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形式, 从事技术推广与服务工作, 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生产中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

五是大力推广农村小额信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 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增加信贷投放额度, 切实解决好农民生产周转资金困难的问题。

2 加大对农民文化教育和专业培训的政策创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和增收的能力。实施对农民进行知识技能的再教育工程, 特别是农业科技知识、营销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 增强科技致富的本领和水平。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养殖大户、种植大户和经营大户, 通过这些大户来影响和带动千家万户。引进人才, 鼓励大学毕业生和城市的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服务,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总之, 既要育才、输才, 又要引才、留才, 实现农村人才素质结构的合理配置。

3 加大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与产业化的政策创新

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优化产品、产业结构、依靠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收。紧紧围绕市场需求, 立足本地资源, 突出本地特色, 分区域进行规划, 真正在农村形成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农产品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基地。政府在引导农产品产业建设时, 要对市场需求和投入产出效益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合理规划, 不重复建设, 避免恶性竞争, 提高产品质量、调优品种结构, 不断增加优质、绿色、无公害作物品种面积, 依托订单,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档次, 增强抢占市场的能力。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农产品要搞加工增值, 必须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没有龙头企业就谈不上农业产业化。通过市里建龙头、县区搞基地或者富裕地区建龙头, 贫困地区抓基地等方法大力培植龙头企业。

要努力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要以市场为导向, 围绕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一是大力发展和兴建一批专业批发市场, 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龙头——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二是鼓励发展农产品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以及农民经纪人队伍, 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 共创市场, 努力通过市场营销树立一批具有特色的知名品牌, 通过品牌效应拉动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推进农业规模化、规范化经营。在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强有力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进农业规模化、规范化经营, 让分散、有限的农业资源向农业龙头企业或种养殖专业大户聚集, 努力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提高单位土地或其他农业资源产出效益, 进而更有效地降低农民依赖自然条件生存和增收的风险, 减少农民从事农业经营成本。

4 加大农民就业增收的政策创新

增加农民收入, 必须从增加非农收入和减少农业人口上开辟路径。

一要围绕农业产业化,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这不仅能大幅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效益, 而且能为农民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

二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 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农业领域, 用经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 拓宽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渠道。

三是要结合小城镇建设, 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转移, 特别是对那些生存条件差、人口稀少的偏远村庄, 可通过移民开发增加农民就业和增收。

四是加强农民工就业指导。首先, 政府应从组织领导上、政策保障上、运行机制上和工作监督上保证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 要建立健全劳务市场体系, 多渠道、多形式搜集用工信息, 克服盲目输出、无序输出。第三, 要强化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竞争力。第四, 要强化输出管理服务,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郑杰.经济观察网.09年3月9日http://www.eeo.com.cn/Politics/shuju/2009/03/09/131694.shtml

[2]凤元周.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庐江县农调队.2007年1月24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网站。

[3]钟德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与出路[J].农村经济, 2010 (7) 。

收入政策 篇5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转移支付

引言

财政作为政府社会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应积极履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责任。首先，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与工资分配、价格分配有着密切联系，发挥财政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作用，是财政本质所决定的。其次，收入分配职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财政通过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最后，公平原则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原则，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对象及结构，均衡地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在调节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问题上，财政主要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发挥作用，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支出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二）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②

（四）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从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缺失

（一）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2．卫生事业支出亟待加强，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卫生总费用构成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2.2%，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47.4%，2009年二者分别为27.2%、34.6%。与之相比，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比较高，1978年这一比值为20.4%，2009年为38.2%。④如果居民个人承担越来越高的卫生费用，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加剧居民收入差异的局面。

（二）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农村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制约农民增收的步伐。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偏向型公共服务制度，导致目前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不能满足需求，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用房不足，质量低下，农村学校教学设备不足，卫生条件较差，校园环境设施不配套等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滞后，制约着农民增收的步伐。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目前私人投资还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财政资金，而政府资金有限，投入难以持续，所以导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发展落后。一是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严重。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道路还不够通畅。三是农村新能源使用与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会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城乡公共事业发展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2．有条件拨款加剧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方面，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充裕，就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这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促进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首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房价收入比与政策的调整方向 篇6

房价收入比是指家庭住房总价（即一次性购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是考察居民购房能力的一个通行指标。

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

尽管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当前的房价收入比不高，但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用简单平均数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居民的购房能力。实际上，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根据城镇居民收入分组资料显示，计算出了从最低收入户到最高收入户共七个组的房价收入比，如表1所示。

从表1以看出，我国不同收入群体房价收入比的变动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中等收入户的房价收入从2000年的6.67上升到2005年的7.75，增幅为16.2％；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从2000年的10.81上升到2005年的14.74，增幅为16.2％。而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上升速度更快，从2000年的14.76上升到2005年的22.69，增幅高达53.7％。

2.我国高收入以上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从2000年的4.17下降到2005年的4.10，降幅为1.7％。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从2000年的2.95下降到2005年的2.45，降幅为20.4％。

3.我国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的差距在加速扩大。2000年，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最高收入户的5倍，2001年扩大到5.4倍，2003年扩大到8.5倍，2004年又扩大到8.9倍，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9.3倍。

我国住房政策的调整方向

关于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有国际机构曾提出4∶1－6∶1的区间，但由于国内外对家庭收入、房屋成套面积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国内曾有学者曾提出我国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应该是4∶1－9∶1之间。但实际上，房价收入比的高低受每个国家经济实力、住房市场、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居住习俗以及每年上市住房的构成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拥有的相关因素很不一样，因此，房价收入比的国家差别很大，并没有所谓的国际惯例。

虽然没有国际惯例，但在全球范围内，房价收入比的平均水平在6.4－8.4之间。从这个标准来看，我国当前的平均房价收入比是较低的，而且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也是较大的，而且低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也是较高的。

我国房价收入比的总体水平不高，也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但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最低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要比同等国际平均水平高出很多，中等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与同等国际平均水平接近，而高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要小于同等国际平均水平。这再次说明，我国住房问题的核心是购买能力的社会差距过大，而根源却在于收入差距过大。

尽管房价收入比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造成的，但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低收入家庭不太可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显著提高购房能力。因此，基本居住权的保障、购房能力社会差距的调节需要政府住房政策发挥作用。这里的住房政策，是指政府满足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政策，它不同于产业政策，也不同于行业管理政策。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收入差距客观存在的现实，决定了政府对不同收入群体，应该有不同的住房政策：对低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廉租房等政策保障其基本的居住需求；对高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市场来满足其合理的居住和投资需求，但政府要通过间接调控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则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边界的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否則不是政策走样就是扰乱市场，违背政策的初衷。

我国人口众多、收入差距巨大、中低收入家庭多、征信系统不完善、公民对政府还不能实施有效监督等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政府直接供给住房只能限制在小范围，即最低收入家庭。对于众多的中等（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家庭，政府首先应调控市场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通过金融支持来提高这些家庭的支付能力。对于高等收入者，应由市场来供给住房，政府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因此，我国住房政策的调整方向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实施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挂钩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按照“重保有、轻流转”的原则，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将目前存在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个税种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在不动产的流转（交易）环节，只保留契税，实现税种的简化和内外税制的统一。鉴于我国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国情，统一的房地产税税率应该采用累进制，而且还应与容积率和单户面积挂钩：容积率越高，税率越低；住房面积（多套住房面积累计计算）越大，税率越高。通过这种税率制度设计，使同等土地多供给住房面积，同等面积多供给住房套数。具体操作上，可根据土地资源、人口结构、现有居住水平等因素确定一个容积率和居住面积的基准水平，按这个水平确定最低税率。基准水平以下，按最低税率征税；超过基准水平，按等额累进方法征税。超过基准越多，税率越高。税率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但容积率和居住面积基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并给地方一定的减免税权。

2．加快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

对个人首次购买基准面积以下的住房提供优惠的长期贷款利率，并保持相对稳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首先，应加快住房公积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转变。住房公积金兼具融资和补贴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但它现在归建设主管部门管理，各地市场分割，远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今后，应将各省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构）由行政管理部门改造成住房金融银行；将住房金融银行及其业务纳入银监会的统一监管体系；允许不同住房金融银行异地开展业务，允许企业或个人自由选择交纳机构，增强住房公积金市场的竞争性。同时，还可以通过招标方式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开展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并建立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担保制度，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担保。

3．强化和规范廉租房制度

廉租房的保障对象应限定在占城镇家庭总户数5.5%的低收入家庭（约1000万户），并以民政部门的低保户等为重点。政府提供廉租房，并不等于政府要直接建设廉租房，应鼓励政府通过市场化购买、租赁等方式获取房源，既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也活跃房地产二级市场。

4．推进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政策的有序转型

收入政策 篇7

一、租金收入涉及营业税的财税处理

资产出租收入,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是指企业对外出租三类资产 (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 的使用权取得的各项收入。租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缴纳营业税, 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企业提供出租应税行为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下文分三种情形进行分析:

其一, 当期收到租金的情况。见例1。

[例1]甲公司有部分闲置宿舍对外出租给A公司, 双方合同签订租期是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每月1日收取当月租金20万元。

收到租金时 (单位:万元, 下同)

其二, 跨期取得租金收入的情形。企业一次性提前取得跨年度租金的,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企业出租资产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值的注意是, 原规定财税[2003]16号对此项的规定已经失效不再适用。

[例2]甲公司2011年1月1日把位于市区拥有的固定资产办公楼租赁给B企业使用, 合同签订为5年, 租期从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因甲公司急需资金, 经协商2011年1月1日一次性取得5年的租金收入500万元。

收到租金时

2011年甲企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租金收入100万元, 会计分录为:

本例中租金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为2011年1月1日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因此, 甲企业在会计确认租金收入100万元的同时对已收取的5年租金500万元全部确认营业税纳税义务, 即500×5%=25万元。

2012年和2015年不再计算营业税, 因2011年租金收入500万元已经全部缴纳了营业税。

其三, 有免租期租金的情形。通常企业在出租资产时, 考虑到招租、装修等情况, 给予租户一定的免租期。

[例3]甲公司与C企业于2011年1月1日签署合同, 就该公司的经营物业出租约定, 出租期限为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前2个月为准备期给予免租, 每月租金为12万元。在会计处理上, 甲公司将整个租金期内的总租金额除以总租月份确认每月租金收入, 即12万元/月×10月 (收租月数) =120 (万元) , 120万元÷12月 (总租月数) =10 (万元) , 即每月确认10万元的销售收入。而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租金收入的确认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因此2011年1至2月不确认租金收人, 3~8月每月确认收入12万元, 这样会计与税务处理存在差异。

二、租金收入涉及企业所得税的财税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 企业应把应收租金收入扣除当期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资产折旧等支出, 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根据《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79号) 规定, “企业提供资产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 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 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 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 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例4]接例2, 甲公司一次取得5年租金收入500万元, 满足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 可以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 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2011年~2015年度。企业2011年计算应纳税所得时, 该项租赁收入可确认100万元, 另外400万元作为“递延收入”, 分期均匀计入2012年~2015年中。

(1) 2011年度甲企业确认租金收入100万元, 假如出租该项资产年折旧额为30万元, 扣除营业税金500×5%=25万元、城建税25×7%=1.75万元、教育费附加25×5%=1.25万元、房产税100×12%=12万元, 不考虑印花税等其他费用。

应缴企业所得税为: (100-30-25-1.75-1.25-12) ×25%=30×25%=7.5万元

(2) 2012年~2015年甲企业每年确认租金收入100万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为:

(一年的租金100-折旧30-房产税12) ×25%=14.5万元。

上例中注意三点:一是符合国税函[2010]79号条件的资产使用权租金收入, 可递延确认收入;二是可递延确认收入的两个条件包括出租资产取得的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和在合同中规定租赁期限是跨年度的;三是递延确认收入, 在租赁期内根据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分期均匀计入相关纳税年度。

三、租金收入涉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财税处理

出租资产的企业以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税额为依据, 按适用的税率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城建税因纳税人所属地不同, 设置了三档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市区的税率为7%;县城镇的税率为5%;其他的税率为1%。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0]35号) , 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改变了以前外资企业不属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人, 统一了税负。另外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 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为2%。

[例5]接例1, 甲企业位于市区, 2011年1月出租宿舍计算营业税为20×5%=1万元, 城建税1×7%=0.07万元;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为1× (3%+2%) =0.05万元。会计分录为:

四、租金收入涉及印花税的财税处理

根据印花税的有关规定, 财产租赁合同应贴印花税, 须按照租赁合同总额的0.1%计算, 若财产租赁合同只规定租金标准而无期限的, 签订合同时先按5元贴花, 在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补贴印花税。注意出租方与承租方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 应就此合同计算的应贴花金额分别贴花。计算贴花的会计分录为:借记“管理费用——印花税”, 贷记“现金 (银行存款) ”。

五、租金收入涉及房产税的财税处理

出租资产涉及房产的, 还要缴纳房产税, 按出租收入的12%计算, 在房产所在地缴纳,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不包括农村。对于免租期房产, 根据《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等通知》 (财税[2010]121号) 的有关规定, 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 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账务处理为:借记“管理费用——房产税”, 贷记“应交税费——房产税”;缴纳时, 借记“应交税费——房产税”, 贷记“银行存款”。

参考文献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政策建议 篇8

在我国目前分配状况方面,郭飞(2010)指出,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的程度是超乎寻常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世界上已高居前列;余斌、陈昌盛(2011)指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存在一些问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收入分配秩序也不尽规范,寻租和投机现象比较突出。另外,卢家瑞(2002)、杨俊(2011)等众多学者还指出,收入差距还表现出较强的地域分化、城乡分化的空间特征,并以数据分析了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有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收入差异的逐步扩大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过程相伴随,部分文献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丁长发(2010)认为,收入分配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1978 年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没有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而导致的。其次是经济转型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会对收入差异产生影响。陈斌开和林毅夫(2010)分析了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影响,证明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最后是人力资本、教育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差异日益成为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实和宋锦(2010)认为,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提高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因素。个体素质的差异以及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有一定的危害性是不争的事实,有大量文献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游宏炳(1998)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三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钱敏泽(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削弱城镇居民的消费,消费率逐步降低。宁德业(2008)指出,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且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余斌(2011)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消费需求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构建。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它既有创造性的作用,也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很多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许多矛盾的积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收入差距过大便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必须关注和解决的矛盾之一。

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规模的增长。从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收入增长会伴随着边际消费倾向趋于降低,所以,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两极分化会制约总消费量的增长。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财富过度集中在那些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群体手中,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缓慢,导致整体消费倾向持续走低、有效需求不足,从总量上制约了我国消费规模的增长。

此外,收入差距过大直接影响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现阶段,我国高收入阶层收入过高,倾向于消费一些“高档品”、“奢侈品”,这就造成我国某些市场需求不足,而一些技术要求高、资金消耗也比较大的产业却畸形发展。一些高收入阶层对国外奢侈品与服务的消费更是导致我国大量资金向外流失,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的一些产业却缺乏资金投入。同时,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东部地区收入水平高,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吸收到东部地区,削弱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影响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危害我国的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过大还会伤害我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现阶段,广大农民的收入较低,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十分大,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受到影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经济增长不稳定,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影响就会很大。另外,我国一些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与一般职工收入差距很大,东部地区人民与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差距也十分大,这就影响到我国广大企业职工以及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在整体上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消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建议

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结构。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自动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一旦收入差距过大,超过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人们对市场和政策失去信心,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经济增长的进程就有可能被打乱。因此,为了矫正市场自发力量的不足,政府进行积极的干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将收入分配格局向合理有效的方向进行调节的有效手段。关于消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的工资赶不上企业的利润增长,是普遍现象。政府应制定在初次分配阶段改变国民收入过多向金融资本、向政府税收倾斜的具体政策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得比重,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断完善劳动力价格机制等制度。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努力增加就业,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另外,还要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遏制垄断的超高额利润,缩小竞争性企业与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差距。

(二)完善各项制度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机制,深化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防止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差距过分悬殊。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的范围进行调整,确定科学的纳税标准及各类别征税率,调整对高收入所得征税的政策,加大对过高收入调节的力度。二要完善工资制度,调整工资结构。企业应该坚持和完善工效决定模式,根据职工实际劳动贡献率确定其工资水平;事业单位要杜绝官本位制的结构工资制,要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和严格的升级制度;国家机关单位应该建立、健全职酬相符的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等。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央政府是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政府转移支付体系应逐步完善起来,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和城市的边缘人群,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他们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其次,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进行教育体制规划,改善教育机会的分配。

(三)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首先,政府应该在收入再分配上发挥有效地调节功能,这就涉及到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问题。政府不仅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问题,还要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与方向,消除转移支付体制存在倾斜于高收入者的情况。要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模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分工、各有侧重、互为配套、城乡一体的转移支付体系。

其次,政府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宏观调控。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强国家在立法、执法及监管方面的力度,规范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再次,通过法律手段,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要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此外,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要依法打破垄断,加大打击非法收入力度,贯彻落实《反垄断法》,限制垄断行为,依法限制、减少垄断高额利润,从而控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并大力打击非法收入。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问题是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突显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影响到社会公平、有效需求、经济增长等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收入分配这个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收入政策 篇9

一、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个方面, 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收入状况不同而导致收入上的高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如何定量地反映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 国际上通用的是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和判断。国际上认为, 基尼系数0.3~0.4表示相对合理, 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0.3以下, 到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 2001~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 0.454, 0.458, 0.465, 0.47, 0.46和0.48,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 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巨大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注:R (Rural House-holds) -农村家庭, U (Urban House-holds) -城市家庭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可以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由表1看出, 从1997年到2006年城乡人均收入差从3070.2元扩大到8172.41元, 翻了两倍还要多, 2006年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8∶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三)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日益增大

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 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 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2006年底, 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 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2.33倍, 即由1978年的1.6倍扩大为2006年的2.33倍;2006年底, 我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38.65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4.62元, 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1倍扩大为2006年的4.60倍, 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四)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度扩大

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 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 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06) 》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 1995年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686元, 收入最低的是农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7元, 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2005年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418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林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250元, 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5.68。另外, 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不仅如此, 高收入行业员工一般还享有高福利, 进一步拉大了与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 从财税视角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去考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 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一)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原因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 除了个人努力、资源、禀赋不同等合理因素造成的差距外, 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

1. 行业垄断经营、竞争条件不平等。

平等竞争、限制垄断是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本条件, 但是, 由于政府在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 一些地区、行业及单位利用行业垄断因素和不平等竞争条件来垄断市场, 获取巨额利润, 造成了与其他地区、行业及单位收入差距的悬殊, 加大了行业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

2. 非法收入的滋生。

非法收入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 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各种制度尚不健全, 存在走私贩私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巨额资金等行为, 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不多, 但所获得的收入额是巨大的。由此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 从而加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

(二) 收入再分配中的原因

1. 我国现行税制不完善导致税收杠杆不能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1)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税种,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 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对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且, 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不利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这种税率结构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政策目标。

其次, 课税模式不科学产生了不公平问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选择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容易出现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 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

第三, 不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人文关怀, 反而会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现行分类制下在费用扣除上实行“一刀切”, 不考虑家庭因素, 表面上达到了公平, 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所负担不同 (如赡养人口不一样) , 却实行扣除同样的费用, 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

(2) 财产税调节不力, 遗产税与赠与税“缺位”

迄今为止,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 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 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 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 自然不是直接税。而我国目前的车船使用税的定额税率太低。遗产税与赠与税因其税负不易转嫁, 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征, 而我国面对严峻的收入差距现实, 却在该类税种设置上一片空白, 遗产税、赠与税的“缺位”, 使税收对个人财富的调节长期乏力。

2. 财政支出不尽合理, 扩大了收入差距

(1) 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不够

建国以后, 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措施, 倾斜地发展重工业, 使城市优先发展, 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后, 国家对城乡改革力度也不同, 对于城市采取了倾斜的财政政策, 而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较慢, 从1994年到2006年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532.98亿元增加到3172.97亿元, 增长了595.3%, 其中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从399.7亿元增加到2161.35亿元, 增长了540.7%, 而同期财政总支出从5792.62亿元增加到40422.73亿元, 增长了697.8%, 10年时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比财政总支出增长分别慢了102.5、157.1个百分点, 使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9.2%下降到2006年的7.85%。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很多欠账, 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距。

(2) 社会保障政策薄弱, 扩大了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是无情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 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 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的, 由于其规范性、约束力差, 在筹资过程中的阻力大, 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 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使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缺乏法律及制度保证。另外, 农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极少, 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形式。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 使得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从各国实际情况看, 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与基尼系数呈反比关系, 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教育投资不足, 分配不均:教育资源过多地向大中城市倾斜, 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投资明显不足, 加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4) 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分税制后, 转移支付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 但从运行结果来看, 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继续扩大。到了2006年, 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地区 (上海8683.60元) 是最小值地区 (西藏518.17元) 的16.76倍, 人均财政支出最大值地区 (上海9892.93元) 是最小值地区 (安徽1538.84元) 的6.43倍。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的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 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 这使得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 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 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 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 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 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三) 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

在西方国家, 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 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 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 在一些发达国家, 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约占GDP的3%~5%, 以美国为例, 该国目前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 掌握的资金高达6700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9%。截至2004年底, 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 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 善款占GDP的比重很低, 第三部门的作用相当有限。对纳税人而言,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性捐赠, 符合规定的可以分别按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进行税前扣除。然而在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前,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 可见, 目前对捐赠的扣除比例偏低, 不利于刺激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

三、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一)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打破行业垄断,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 制定工资指导线, 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 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 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 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

2. 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国有资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 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规范财政法规, 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二)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完善税制,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完善个人所得税

首先, 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 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 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 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过渡模式。

其次, 调整优化税率结构, 在考虑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 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 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 应该简化级距, 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 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 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第三, 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 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 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

(2) 健全财产税制

首先, 调整车船使用税, 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 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 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 适时开征物业税, 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 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 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2.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 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 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 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 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 增加农业补贴, 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 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地增长。首先,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 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 确保人们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再次, 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 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 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3)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提高人口素质, 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诺贝尔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 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缩小收入差距,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是教育。首先, 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 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 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 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 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 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 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 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 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

(4)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 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 统一转移支付标准, 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 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 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 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 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 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 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三) 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收入调控作用, 可以通过“一疏二堵”的税收政策来增加人们对第三部门的捐赠额, 即个人和企业捐赠慈善和公益事业时可以提高其税前扣除比例, 甚至是免税待遇;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个人财产转移时进行限制, 来鼓励人们关心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 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财税政策作为收入分配调控功能的主要杠杆, 必然会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分析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调控,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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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与收入分配 篇10

一、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机制

对个人所得收入进行征税, 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主要通过累进税率、课税对象、费用扣除来实现。

(一) 累进税率

它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若干等级再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显然, 征收对象数额越大, 其等级就越多, 且等级越高时税率越高, 故最终支付的税额也越大。目前我国实行累进制税率, 且以2000元为起征标准, 实际收入如果不足2000元则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实际就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经济补偿,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收入调节。

(二) 课税对象

首先, 课税基数是以纳税人的毛收入减除各项费用后的余额为准, 这就保证不会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生活。其次, 个人所得税允许对低收入者免税或照顾, 而这是其他税种如消费税、财产税难以做到的。最后, 个人所得税可以根据纳税人的特殊经济背景, 如家庭成员数目多少、赡养人口、医疗支出等做出适当调整, 以免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生活。

(三) 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与累进税率一样会影响所得税的累进程度。首先, 政府规定一些特殊费用必须从收入中扣除之后才能进行征税, 如医疗费用、儿童抚养费用、老年人福利等, 这就可以增加纳税人当月实际收入, 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其次, 通过费用扣除提高税率的累进程度。显然扣除越多, 纳税人越适用较低税率或零税率, 税率累进程度就越高, 有助于实现收入公平分配。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分析

(一) 非工资所得税收征收不力

个人工资因为容易监管, 其税收所得项目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项目。但是由于我国处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改革的环境中, 居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有些收入根本无法进行监管, 自然也就无法征税。而且有非工资所得收入者, 多为高收入者, 因此个人所得税收流失较大, 收入分配调节效果非常有限。

1. 劳务报酬所得项目。

目前法律上对扣缴义务人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没有严格处罚措施, 而且由于报酬支付双方的私人交易让双边有利, 这使得扣缴义务人对支付个人的劳务报酬不代扣或不如实代扣现象普遍。如家教老师取得的现金收入、单位支付给名人的现金、企业支付给合作伙伴的现金等。

2. 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

这一类的收入, 纳税人可以将收入进行分解多次, 如虚列稿酬所得、多列作者, 虚报特许权使用费等, 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真实的收入情况。

3. 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财产租赁目前主要是房产租赁、汽车租赁、设备租赁, 这些租赁非常隐蔽, 而且数量大, 每单笔金额不大, 大量类似的租赁无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即使通过监管, 租赁双方也非常容易造假, 如通过签订假合同和少报租金等方式, 甚至以亲戚、朋友借住, 借用为由掩盖出租事实, 使得租赁收入难以核实。另外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方面, 由于转让双方有意少报成交额, 或私下转让财产, 或财产原值难以确定时, 个人所得税征收难度也非常大。

4. 偶然所得项目。

主要有福利、体育彩票、有奖销售、有奖收视、有奖竞猜等中奖所得。这种所得税收征收难度在于现行税收政策中对福利、体育彩票的中奖所得在1万元以上才征税, 因此众多发行机构就此将奖金定在1万元以下, 或者将单注奖金作为一次所得, 分解收入, 导致大量彩票的中奖所得得以避税。

(二) 征税范围和费用扣除不合理

首先, 在征收范围上过于狭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 个人所得收入已经多样化, 尽管有一部分收入, 如劳务报酬所得、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难以被税务部门监管到, 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收入, 特别是福利如公有住房、公费医疗、免费就餐、儿童入托以及各单位发放的实物福利, 还有证劵投资、基金买卖、房产继承等所得仍然可以被监管到。另外在税法上仅列举了11项内容为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范围, 还规定了一些免税、减税政策, 如证券交易所得、国债和国家金融债券利息, 还有如福利、抚恤金、退休工资、离休工资、转业费、安家费等也均免税。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真正能获取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的人往往也通过收入积累, 多元化投资成为高收入者, 真正的低收入者则难以获取任何相关的免税收入。因此免税、减税政策往往对低收入者无效, 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收入调节的功能, 与税收效率、公平原则相悖。其次, 费用扣除过于简单。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是按不同的征税项目分别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扣除方法。对于工资、薪金所得等, 采用定额扣除, 即扣除2000元以后实行累进制税率。而对于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 则采用定额、定率结合的办法。这种扣除方法, 即造成计算上的繁琐, 征纳双方都有诸多不便, 又存在不合理, 不公平的因素。因为纳税人获取相同收入所付出的成本不同。而且目前个人所得税并考虑家庭因素, 纳税面临的纳税环境如住房、教育、医疗、抚养人口等不同, 其纳税负担也不相同。如果采用同样的征收手段, 也就失去了收入调节的功能。

(三) 现行税率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根据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目前采取了不同的征税方式, 如工资、薪金所得, 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 最低一级为5%, 最高一级为45%;对个体工商户则采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 最低一级为5%, 最高一级为35%;对个人的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践中其缺陷体现在:

1. 影响民间资本形成。

总体上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较高, 降低了纳税人的净收益率, 这使得投资与储蓄相比的收益率优势缩小。另外, 由于边际税率高, 特别是累进程度高, 纳税人的收益率呈现一定的不确定性, 更关键是会降低资金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我国的民间资本总量较为丰富, 但是投资资本却相对缺乏, 如果适当降低边际税率, 就可以使得民间资本形成并释放出来, 从而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

2. 助长逃税意识。

显然累进程度越高, 纳税人所缴纳的比率越大, 最高可达45%, 对于纳税意识并不强的我国国民而言, “奉献”如此多的税收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心理成本, 这可能促使许多人为了降低边际税率档次而想方设法隐瞒各项所得或者虚增成本费用。

3. 不利于收入分散。

有些纳税人在某一期间收入相对较高, 而其他月份则收入相对较低, 在收入较高的月份因为累进税率使得纳税人可能要缴纳更多的税款。

4. 边际税率一刀切, 违背横向公平的原则。

我国地域广阔, 东西部收入差距大, 城市和县城收入差距大, 但是生活成本、生活福利却有很大区别。从横向公平的角度看, 纳税人在付出相同的税收时, 理应获得相等或差别不大的回报。显然一刀切的边际汇税率让这种“回报”并不平等。

三、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制度探索

(一) 强化高收入者个税监管与征收

征税不力可以采用“抓大放小”的方式。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健全, 人们的纳税意识不高, 低收入者人数众多, 占纳税人比率的50%左右, 同时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只可能以工薪为主, 对于其他收入在配套环境未建立的情况下, 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对比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有60.2﹪来源于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 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 因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手段,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税监管。

1. 形成完善的宣传、监控体系。

对于高收入纳税人, 税务机关可以采用纳税提醒、宣传辅导、沟通协调等人性化的手段支持税务征收工作, 同时采取跟踪管理、重点监控、半月汇报等方法形成对纳税人的监控体系。

2. 着重抓好高收入行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首先, 需要加强对中上层管理人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为了防止行业和企业内部勾结起来欺骗税务机关的不利格局, 税务机关需要跟踪企业或行业历年的纳税情况, 以及普通员工和中上层的收入情况。其次, 要加强对纳税逃脱的惩罚, 增加个人所得税逃税成本。

3. 防止某些行业的高收入者利用自身专业上的优势偷逃税款。

如与税务系统相关的人员、律师等, 他们具有远远超过一般纳税人的反税务缉查能力。为此税务机关需要在税务代理从业人员上配制更强的征管力量。

(二) 促进公平分配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方案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方案相对固定, 尽管它有简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自动调节经济的优点。但是其最大的弊病在于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一般是小小于物价上涨的幅度的, 在税率较为固定的情况下, 必然使中低收入者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成为应税收入并适用越来越高的税率, 这有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目标。而高收入者对此的敏感度并不大。

1. 要结合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保证个

人所得税的课征不至于课及基本生活费用, 且费用扣除标准应当随物价上涨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可以针对免征额和纳税级次进行调整, 前者主要是将当年的纳税优惠政策与基年政策一致, 后者主要是是避免通货膨胀将纳税人上浮至更高的税率档次。

2. 考虑地区差异因素。

个税征收在收入分配上, 既要保护支援不发达地区, 同时又要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阶层, 放弃全国统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各个省份以基本生活费用部分为准, 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这样无论是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者, 还是不发达地区个税的征收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也不会严重影响政府从发达地区获得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3. 以家庭为申报纳税单位。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以个人为申报纳税单位的, 但是各个个体所承担的家庭则往往有天壤之别, 因此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纳税单位是比较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因此在费用扣除方案上, 可以提高赡养老人的费用扣除限额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额度。

(三) 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案也一直在改革中, 如提高个税起征点, 改变边际税率等, 仍有改革的余地。

1. 减少累进级距, 提高税率的灵活度。

先行2000元为起征点, 税率极差为5%, 税收档次分为500元以内、500至2000元、2000至5000元、5000至20000元等。如果进行调整, 就可以合并一些现有的级距, 将现有的9级税率档次减少为5～6级, 同时扩大低收入档次的级距, 而较高收入档次的可以采用相对较高的税率。这种方式能有效减少最普通的工薪阶层的纳税收入, 同时对于高收入者, 采取更高的边际税率。由于个人工薪所得税务部门容易掌握, 同时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相对普通收入者要小, 因此这种方式对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

2. 降低起税率, 改变固定的税率差。

目前起税率是5%, 同时税率差也为5%。在物价普涨, 就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降低起税率可以有效降低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 特别是对于生活成本相对较大的城市。因此可以考虑在原有起税率5%基础上, 适当降低, 比如降至2%, 同时对高收入的劳动所得, 则可以比照生产、经营所得, 以较高的税率和差额税率征税, 即不再使用5%、10%、15%的税率增长方式, 而可以采用5%、8%、15%等方式。

摘要：文章指出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主要是非工资所得税收征收不力、征税范围和费用扣除不合理、先行税率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制度探索:强化高收入者个税监管与征收、促进公平分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方案、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调整。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税收监管

参考文献

(1) 张云莺.浅析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J) .科技创新导报, 2008 (23)

(2) 石卫祥.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 (J) .税务研究, 2008 (7)

日本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探析 篇11

关键词：日本“一人一号”制度；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收入相关型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在高等教育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促进本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会均等的重要举措。21世纪以来，日本的贷予性奖学金①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为缓解愈发严重的毕业生还贷压力、提高贷款回收效率，2012年首次尝试了“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使奖学金还贷模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是其尝试从“抵押贷款模式”逐步转向“收入相关贷款模式”②的重要实践，而新一轮的奖学金政策改革将在全新导入的“一人一号”（My Number）制度的契机下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一、日本“一人一号”制度的提出及其相关政策理念

（一）“一人一号”制度提出背景

1.导入国民番号制度的现实需要

国民番号制度相当于我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在此制度提出以前，日本居民虽然有各种证件，如员工证、学生证、保险证等，但唯独没有全国统一的有法律意义的身份证，能进行个人身份证明的最常用证件则是图章印鉴和健康保险证。而现代都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现行的身份证明的低效现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所需。2008年，日本民主党在《民主党税制改革行动计划——构建“公平·透明·理解”》中提出：为构筑更健康、更高效的社会保障环境，需要准确把握体制内部数据，导入番号制度是非常必要的[1]。2009年，日本自民党与公明党在提交的《2009年度税制修订大纲》中再次呼吁政府召开纳税者番号相关讨论会，导入纳税者番号制度。[2]

2.国家IT战略改革的进程需要

2007年，日本国家IT战略部的新时代电子行政服务计划推动小组在“日本IT政策改革一揽子计划”与“IT政策改革重点计划”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将“行政电子服务设计”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改革项目[3]；2010年，国家IT战略部在《新信息通信技术战略》中提出：我们将在确保个人信息账号安全的前提下，形成与各省、市以及地方政府互通有无的行政制度电子化系统，并初步决定将于2013年导入国民ID制度。[4]

（二）“一人一号”制度导入过程及相关政策理念

2010年2月至5月，日本内阁机关国家战略室召开了“社会保障·税收番号制度相关讨论会”，该讨论会以上述纳税者番号制度与IT战略讨论成果为基础，确定了番号法的基本方向。2013年5月24日，日本第183次国会通过了《行政手续办理之号码识别利用相关法（番号法）》，使“一人一号”制度从法律上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日本政府于2015年10月下达通知：凡持日本居住证的公民，均需办理“一人一号”登记录入与申请手续。申请审查通过后将获取一张My Number卡，自动生成的12位卡号具有唯一性，可用于居民的身份证明，并将于2016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信息终端的配套服务将于2017年1月完成，届时，居民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手段，自由查阅相关行政手续办理记录以及详尽的个人信息。

“一人一号”制度的导入，主要有以下三个优势。第一，提高行政效率。该制度导入能大大缩减行政部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使高效率核对信息资料、高效率完成登记录入等工作成为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节省办公资源。第二，便利居民。居民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手续时不再需要填写繁琐的文书类资料，减轻了居民负担。另外，居民还可以直接通过网络第一时间掌握自己所需办理事务的相关进程，并及时接收到行政部门所发送的各项通知。第三，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政府将更容易掌握个人所得、行政部门处理事务的完成度等情况，能有效避免行政漏洞，及时为有困难的民众提供支援与详尽的帮扶方案。

具体说来，“一人一号”制度主要服务于三大领域：一是社会保障，包括对国民养老金、雇佣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各类生活保障等的资格确认、资金交付与发放；二是税收，包括居民向税务局提出的确定款目申报书、相关调查书的登记，以及税务局的内部事务的处理等；三是灾害应急，包括对受灾地区援助资金的分配与发放，对受灾地区居民生活再建设的援助金计划与安排等。另外，还包括大学生勤工俭学的相关手续办理，学校奖学金的申请与返还；家庭主妇兼职临时工的相关手续办理；儿童申请福利，以及为儿童接种疫苗的相关手续办理等。[5]

二、日本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

（一）政策出台背景

1.日本大学生家庭经济和毕业生就业现状

第一，高等教育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较为迟缓，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日本家庭收入正逐渐减少，而上大学的成本却不断攀升。日本总务省官网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2年期间，日本家庭（两人以上的家庭）平均月收入由56.3万日元下降到53.6万日元；而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从47.9万日元涨到53.6万日元，私立大学的学费从79.0万日元涨到85.9万日元[6]。2014年，日本东京地区私立大学教职员组织联合会发表的《私立大学新生的家庭经济负担调查报告书》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对入学的费用支出感到“负担重”的家庭均占到9成以上[7]。而高等教育开支的压力感不仅普遍存在于低收入家庭中，中等收入家庭也逐渐对教育的支出感到负担沉重。[8]

第二，大学生源结构单一。尽管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和入学率名列世界前茅，但高入学率并没有和大学生生源的多样化成正比。政府层面也期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回到大学深造、提高自身竞争力，为社会创造出更有价值的财富。然而，据2009年OECD的相关调查数据，各国年龄在25岁以上的大学入学者比例平均为20%，而日本仅有2%的社会人士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9]

第三，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经济的不景气带给毕业生巨大的就业压力，日本总务省《2007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在15～34岁的社会人士中，非正规雇佣人数达416万人（约占总就业人数的26%）。而大学毕业后，30～50岁的已工作者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1/3。[10]

2.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政策的出台

日本奖学金为贷予性奖学金，共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无利息奖学金（毕业后只需偿还本金），一类是有利息奖学金（毕业后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无利息奖学金的申请很看重学生成绩，要求绩点3.5以上才有资格申请，家庭收入也是考量之一，根据不同的家庭收入、大学类型等，申请到的奖学金额度也不同；而有利息奖学金的申请对成绩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家庭收入的考量也更宽松。

2012年，日本JASSO学生支援机构③出台了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政策，并将此类型奖学金归入无息奖学金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让家庭贫困的学生能安心上大学、完成学业，避免贫困学生因完成学业后需面临的还贷压力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或因在就读大学时考虑到还款压力而中途放弃学业的情况。为了提高贷予性奖学金回收率，将学生偿还奖学金的还款时间与学生毕业后个人收入挂钩，对于毕业后年收入未满300万日元的学生，可以延缓还贷时间，直至年收入满300万日元后才开始按月偿还本金。

在该奖学金出台前的无利息奖学金需要学生毕业后便开始还款，缓冲期为6个月，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也可以根据其年收入情况而延缓还款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10年。新出台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则没有设置还款年限，并与个人所得直接挂钩，设定还款的年收入下限（300万日元），更加人性化地考虑到了贫困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满足无利息奖学金申请条件的前提下，只需符合学生家庭年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税前）便具有收入相关型无息奖学金的申请资格。享受的资助额度与无利息奖学金一样，覆盖面涉及日本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专修学校。与无利息奖学金不同的是，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不向研究生开放，且还款方式有所变化。新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出台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获得无利息奖学金总人数为36万人，2012年为38万人，2013年为43万人，2012年政策出台后无利息奖学金申请人数增幅8%。[11]

（二）“一人一号”制度下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的设计

2012年，JASSO出台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按现行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制度规定，对于年收入刚好停留在300万日元左右的毕业生来说仍然存在不小压力，因为年收入一旦超过300万日元，哪怕只超过1日元也要按规定每月偿还1万～3万日元。[12]

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以“一人一号”制度的导入为前提，开始改革现行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计划在2018年推出应用覆盖面更广、更为缓和的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2013年，日本国会发布了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相关法律；2014年，开始着手构想与设定能与“一人一号”挂钩的子系统，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度设计；2015年，向各大高校发文通知，宣传相关政策理念，继续规划奖学金政策的系统基础与系统开发，10月开始进行综合运用测试；2016年，预启用奖学金政策，解决系统研发的细节问题，并试行系统；2017年，计划与“一人一号”同步实现信息终端的运用；2018年，正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该政策[13]。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将渗入到两大类型奖学金（无利息奖学金和有利息奖学金）的还贷进程，实现更加弹性化的联动返还型贷款制度，初步的构想方案如下：对有相关需要的学生开放申请名额；申请通过后，JASSO将通过“一人一号”系统获取还贷者的个人收入信息；JASSO将根据今后还贷者的个人收入所得调整并确定每月需要偿还的金额，并通知还贷者；确定好月返还额后，将实现直接从还贷者的银行账户中扣取相应金额[14]。与现行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相比，新政策有较大改进，规制更严谨，也更人性化，更加有助于贷款的回收。具体来说，现行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图1左）要求毕业者在年收入达到300万日元后便开始每月返还固定的一笔费用，直至本金偿还结清，而这笔固定费用对于收入刚刚超过300万日元的工薪者来说是不小的一笔开支；“一人一号”制度下的新型收入相关型奖学金（图1右）则是根据个人收入情况来决定每月返还额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返还额才会相应增加。[15]

（三）面临问题

新政策的出台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第一，关于奖学金的对象问题。若将该政策也应用到有利息类奖学金中，惠及所有奖学金申请者，将利于整体掌控奖学金的回收情况，缓解滞纳拖欠的情况，同时也能让两类奖学金得到公平对待。但另一方面，由于有利息类奖学金占比较大，其资金来源主要有日本政府的财政拨款（占总额的40%）、大学生贷款的偿还额、向其他机构的借贷和部分民间资助。如果在有息贷款类奖学金中导入该政策，可以预见返还金总额会减少，则会影响到奖学金来源的稳定性。

第二，关于个人收入还款临界值的设定问题。设定固定的还款收入临界值，创设稳定的还贷政策，可以消除还贷者不安定的心理因素。而一旦设定好还款收入临界值后，可以预见将出现很多刚毕业者由于收入未达到临界值，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零还贷状态，这样势必会影响到JASSO奖学金事业的存续，因此必须考虑财政重组、财政措施变更等问题。不排除会使处于该政策下的毕业生产生依赖的心理，为逃避或拖延还款而在临界值上动脑筋。

第三，关于免除继续还贷责任的问题。国外对于收入相关型奖学金的通常的做法是对经过20～25年仍未还清贷款者将免除其还贷责任。例如，英国对经过25年或到50岁时（不论何时借贷）仍未还清所欠贷款，但一直履行还贷责任的助学金借贷者，可免除其还贷责任。这样的做法能避免在无力偿还者身上耗费不必要的回收成本，但此举措的设定很难甄别个别利用该政策的极端行为，不能排除存在违背道义而逃避还款的可能。

三、日本收入相关型奖学金还贷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自从实行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逐步深入，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学生资助政策也有所改革，其中包括国家助学金贷款政策。而贷予性奖学金实施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是其资金回收机制，它是该资助方案的命脉，资金的充裕程度和学生申请比例的高低都系于此。从此次日本贷予性奖学金政策的新改革中，可以看出其还贷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愈加倾向于和个人收入挂钩的弹性化还贷取向，为高收入的毕业生提供了快速还贷的途径，为低收入的毕业生提供了安全网。这一系列的尝试对我国助学金还贷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式和有益借鉴。

（一）设定合理的分期还款额度

学界存在着这样的声音：随着奖学金“市场”的扩大，学生的未来债务也随之增加，有可能产生“奖学金名义下的贫困经济”[16]。而与固定分期还款的方式相比，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对学生产生的心理压力较小，还能有效缓解拖欠还款的情况。日本现行的收入相关型无利息奖学金制度不能算真正意义上严谨规制的制度，该制度最大的瓶颈在于固定的分期还款模式，因而新的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导入更弹性化地与个人收入所得挂钩，突破了僵化的局面，给予毕业生进入社会后足够的缓冲期。目前，我国助学金贷款覆盖人群多来自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201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毕业2个月后，城市出身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率为12%，而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17]。这成为部分大学生面对助学贷款无法正常还款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能从改善还款途径入手，导入弹性化的还款制度，对加强社会公平公正也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可靠有效的资金回收机构

日本有独立的法人机构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奖学金的投入、分配与回收等工作，即JASSO学生支援机构。其优势在于不受行政或利益冲突的干预，可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和经济运作的相关规律来独立管理奖学金事务，其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省、地区政府虽然设有专门的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但实质上仅是一个管理与协调机构，具体负责贷款资格审查、发放、回收的是学校与经办银行。这样容易导致责任过于分散，学生贷款回收效率较低。鉴于日本的经验，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全国性的学生贷款管理机构，并利用现代网络管理技术将数据处理化繁为简。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手续十分繁杂，需要在原籍开证明，通过学校申请后，还需到学校所在派出所开具证明等。

（三）制定可行的制度保障

要进行合理分期还款，必须要精确掌握公民的个人收入信息，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日本“一人一号”制度的导入，实现了税收、个人收入等监管透明化，为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让收入相关型奖学金有了实践的可能性。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权威学者张民选教授认为，我国最为理想和可能的是通过社会保险部门回收贷学金[18]。笔者认为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和进展看，未来的贷学金回收管理甚至部分基金的来源都应该争取与社会保险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来实施。而与社会福利挂靠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推行与保障，人民最为关心的可能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应在保障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来解决与相关福利部门的对接难题，并出台相关法律保护制度的推行与实施。总之，我们还需要通过多方努力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中国教育发展需要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教育金融服务框架体系。

注释：

①日本奖学金概念与我国的奖学金概念不同，属于贷予性奖学金，相当于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

②“抵押贷款模式”与“收入相关贷款模式”由助学贷款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伍德霍尔（Woodhall）和齐德曼（Ziderman）提出，抵押贷款模式要求学生在特定期限内偿还一定数额，通常以月为单位；收入相关贷款模式则是将偿还额数与收入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执行还贷责任。

③JASSO学生支援机构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其前身为日本育英会，于2004年改组为现在的学生支援机构，是日本助学贷款实施的重要组织机构。

参考文献：

[1]民主党.民主党税制抜本改革アクションプログラム[EB/OL].http：//www1.dpj.or.jp/news/？num=14851，2008-12-24.

[2]内閣府.納税者番号制度[EB/OL].http：//www.cao.go.jp/zeicho/tosin/pdf/zeichof14.pdf# search='%E8%B3%87%E6%96%99+%E7%B4%8D%E7%A8%8E%E8%80%85%E6%99%A9%E5%BE%8C%E5%88%B6%E5%BA%A6'，2013-06-03.

[3]首相官邸.IT戦略本部.新改革政策パッケージ[EB/OL].http：//www，kantei，go，jp/jp/singi/it2/kettei/070405honbun.pdf，2013-06-03.

[4]首相官邸.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推進戦略本部.新たな情報通信技術戦略[EB/OL].http：//www，kantei，go，jp/jp/singi/it2/100511honbun.pdf，2013-06-03.

[5]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特集：社会保障·税番号制度<マイナンバー>[EB/OL].http：//www.gov-online.go.jp/tokusyu/mynumber/point/，2015-10-05.

[6][8][9][10]学生への経済的支援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学生への経済的支援のあり方について（中間まとめ）[R].文部科学省，2013：1-6.

[7]東京地区私立大学教職員組合連合.私立大学新入生の家計負担調査[R].東京地区私立大学教職員組合連合，2015：13.

[11]日本学生支援機構.次期中期計画に向けたJASSO事業の取組みと今後の展開[R].政策企画委員会，2014：4-5.

[12]Benesse教育情報サイト.「マイナンバー」導入が奨学金返済に及ぼす影響とは[EB/OL].http：//benesse.jp/news/kyouiku/trend/20150616120059.html，2015-06-06.

[13]文部科学省.資料1 柔軟な「所得連動返還型奨学金制度」の主な論点について[EB/OL].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57/attach/1348187.htm， 2015-07-29.

[14]学生への経済的支援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柔軟な「所得連動返還型奨学金」の制度について[R].文部科学省，2013：1.

[15]文部科学省. 学生への経済的支援の在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第11回） 配付資料[EB/OL].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57/gijiroku/1348186.htm， 2015-07-29.

[16]岡村稔.奨学金はどこへ行く[J].現代思想，2012，40（4）：5.

[17]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7.

[18]张民选，李荣安.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与大学生资助政策变迁及新的挑战[J].上海高教研究，1997（12）：32.

收入政策 篇12

一、农村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农民纯收入有所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人均纯收入经历了三次突破, 1996年突破1000元, 由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1165元, 2005年突破2000元达到2052元,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45元, 当年净增385元, 增量与速度均创历史新高, 呈现增速加快的良好势头。但与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4140元相比,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3.89%, 仍有很大差距。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1. 县域经济发展缓慢。

陕西属农业省份,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县域经济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短腿”。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 县域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2006年全国评比的2000多个县不含市辖区, 按相同口径分析, 陕西应为83个县 (市) 。据此测算, 陕西83个县 (市) 2006年平均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分别仅为2005年全国县域平均指标的51.8%、86.1%、48.3%和70.2%。

2. 农村产品的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低, 难以对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形成强大的产业推动力。

目前, 陕西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低, 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龙头企业和综合性批发市场的发展不足, 阻碍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制约了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 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农业和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工不足。农产品不能通过加工和流通增值, 仅能以原材料的形式输出, 农民难以分享到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后续利润;二是引导不足。由于农村单家独户式的小规模经营, 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能力弱, 更不具备研究和开发市场新产品的能力, 缺乏产业化组织的引导, 农民在结构调整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容易造成产品积压、价格下跌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加大;三是龙头企业、优势品种不突出。陕西省目前缺乏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大的龙头企业, 农产品缺少能叫响的优质品牌。四是地方特色产品特而不优, 优而不强, 难以形成增收合力。

3. 城镇化进程低, 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

就陕西省来说, 小城镇建设存在许多问题, 如:发展缓慢、性质相似、基础设施“小而全”、城镇建设无特点、缺乏地方主导产业等等。农村城镇化水平低, 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差, 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就地转移, 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陕西省的城乡人口比例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调整任务还很重。据有关部门统计, 陕西省2003年共有小城镇862个, 镇均人口为2.25万人, 人口规模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4万人。

三、对农民增收的建议

1. 突出特色,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实现强县富民。

2003年以来,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竞相快速发展的态势。但同全国相比还存在着县域经济发展总量偏小、整体实力不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县域间发展不平衡、多数县域财政拮据、县域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等突出问题。在发展思路上要突出特色, 把特色真正做强;坚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快城镇化进程, 加快建设“关中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 增强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 从而带动陕西农民收入的增长。

2.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为农民增收夯实基础。

农业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 根本途径是对农村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也就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变成为更有效率和效益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大生产, 改变农村生产力低, 实现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使农民真正实现致富。具体为:一是提高农产品质量。要充分利用陕西省杨凌农业科技示范区的优势, 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 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农产品支柱产业, 并将其做精做大, 以增加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二是推广良种, 增加农产品产出的质和量;三是稳定农产品价格。在“无农不稳”和“谷贱伤农”之间寻求平衡点, 尽可能增加农民源于农业经营的纯收入;四是控制农资价格。防止农资价格的上涨导致惠农政策和补贴执行效果打折扣;五是必须建立长远规划,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 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

首先政府要尽快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降低农村居民的进城成本。由于农民进城要以放弃土地的高成本为代价, 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资产的收益, 而且是就业和养老的社会保障。因此, 要允许农民把土地承包权转化为财产权带进城, 同时, 政府应保护其从转租出去的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力。这样既可使农民增收, 而且可使土地向种植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中, 形成规模经营。其次, 要加快城镇户口管理制度改革, 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于有稳定收入、职业和居住场所的流动人口登记本地常住户口, 取消就业的歧视限制性政策, 促进农民的流动, 进城发展二、三产业增加收入。

摘要：本文通过对陕西农民收入的现状进行分析, 揭示了陕西农民收入缓慢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 同时指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将严重影响陕西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解决该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为此, 本文提出了有关陕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若干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农民增收,减负,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赵滨:对陕西农民收入现状的分析及发展方向的探讨[J].理论导刊, 2000,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