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制约（共8篇）
收入制约 篇1
1 收入倍增是强国的重要内容
强国梦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使命和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在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曾经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是人类史上历史最为悠久、最为耀眼的明珠。然而,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昔日辉煌骄傲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下,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主权完整遭到践踏和破坏,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梦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深切渴望与孜孜不倦不变的追求。新中国的建立中华儿女翻身解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制度保障。新一届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伟大民族复兴,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诉求,正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河南要有自己的担当。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特别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这些彰显河南在实现民族复兴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河南既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又是农村人口比重大的人口大省,能不能以及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倍增,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能否实现。2012年在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中,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与国家收入倍增计划相呼应,提出中原经济区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000元”。
2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性
2.1 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提高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辅助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国民经济增长中其作用不容小觑,部分农民也因此收入出现了一些增长。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三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三农”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依然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三农”问题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农村不发展,农民不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的落后不仅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村人口又占大多数,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水平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倍增既影响大,又困难多。《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特别强调指出“农村仍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解决农村问题,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突出任务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中,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2.3 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建设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奋斗目标。同享发展成果,实现由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转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长时期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没有根本性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地拉大的趋势仍在不断地发展。目前,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现象非常突出,不仅影响到农民生活幸福感,甚至产生了新的社会隐患,所有这一切最终必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体现公平正义,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
2.4 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推动农村养老事业
按照联合国指标衡量,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以上时,标志着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早在2000年已符合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标准,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老龄人口增速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仅用18年时间,2014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5.5%。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农村养老问题更显突出。近几年农村赡养纠纷不断增长,因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导致老人生活窘迫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存在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自认为供养能力不足也是重要的因素。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显著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可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推动养老事业,真正使老有所养。
2.5 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2015年以来,产能过剩,部分产品库存严重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产能过剩,纵然有结构性矛盾因素,然而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动力不足仍然是部分产品的过剩的重要因素。目前过剩的、库存产品相对于城镇居民群体而言,农村居民则存在更大的消费愿望,因此各级政府把部分产品的“去库存”寄希望于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消费规模与水平,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和供给产品结构、质量等关系密切,但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大小。因此,随着农村生活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生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自然会产生愈加的强烈愿望,只有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动力,才能使巨大的潜在刚性消费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要,对于拉动经济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3 影响我国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不利因素
3.1 农业产业效益低下
3.1.1 传统粮食经济增收潜力有限。
河南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承担着全国人民基本生活安全保障重要使命,粮食经济也是多年来河南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然而,一方面,粮食这种特殊的产品,其产量在当今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已经接近高位,增产空间很小。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078亿斤,已经实现连续6年增产,2015年河南粮食总产量再次实现6连增,到达1213.42亿斤。但是每年增产幅度也仅仅1%左右。更何况河南农业基础建设落后,抗灾害能力不高,中低产量耕地占近50%,受多种因素影响,粮食经济增收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比较效益低。农产品由于其价格水平及单位农户经营的总体规模决定,以粮食经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要实现收入倍增更是难上加难。
3.1.2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低。
我国农村居民农业生产不注重产品更新,更缺乏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导致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出现供给错位,影响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时,带动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落。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指出“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这虽然有利于我国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但也给国内市场带来一定冲击”。足以说明我国的农产品在价格竞争力远低于国际农产品。这对于以农产品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河南农村居民来说,实现收入倍增压力明显增强。
3.1.3 农业经济规模效益低。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转换激发农业活力,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少,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农业生产中的成本都有所增涨,规模效益一直不高。加上我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其他国家相比,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农业技术的研究、农产品的加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管理都存在较大的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河南更为严重。
3.2 农民非农转移就业机会少、待遇低
3.2.1 农村居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少。
相比较而言,非农产业就业岗位收入明显高于农业产业就业,因此,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调研中发现,近几年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是,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升级性调整,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原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聚行业日趋衰落,加上农村居民自身的知识、技能短缺制约,部分农民自卑、压抑、排斥等不良心理的存在,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升级要求,又受到我国工业化水平及城市化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业转移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呈减少趋势。目前农村居民非农产业就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着就业岗位少,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遭遇的不良国际经济形势引发国内一些地区企业面临倒闭等危机,这也是影响其收入倍增的重要因素之一。
3.2.2 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也相对恶劣、待遇较低且不稳定状态。
由于目前存在着劳动力相对结构性过剩,农村劳动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呈不对等态势,农村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有业可就的农村劳动力往往被动地接受较低的收入条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覆盖,同工同酬几乎是所有农民工永远实现不了的奢望,农民收入倍增更加困难。
3.3 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村资源价值未得到有效开发
3.3.1 农村居民抗风险能力不高。
从农村居民所依赖的农业收益看,种植业、养殖业收入是传统粮食产品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甚至已经成为超越传统农产品收入成为主要的收入渠道。但是,种植业与养殖业受气候、疫情等因素影响,风险性很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的不健全,经营农户保险意识不强,保障制度保障有限,且保障水平低,无法保障农民的权益。分散农户抗风险能力低。往往影响经营农户的积极性和收益。在调研的55户农户情况看,其中曾经从事养殖业的养殖户有三分之一农户,因几次反反复复疫病的影响,损失较大而放弃;有曾经从事果树种植的5户,2户因市场遭受波动将果树砍伐。
3.3.2 农村居民财产性价值未得到有充分实现。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农民有土地管理权、土地和房地产使用权,具有资本所有权和其他产权的积累。但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实施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农村土地开发利用和价值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流转现象也受到了损害;农村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农民资金投资性利用空间有限,租金、利息利润等资产性收益很少。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农民收入倍增的实现。
系统地分析增收制约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保障,克服增收短板,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摘要：河南农村居民收入倍增不仅关系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农村养老事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由于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农民非农转移就业机会少、待遇低、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村资源价值未得到有效开发等因素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河南农村居民收入倍增。
关键词：农民,收入倍增,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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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制约 篇2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我国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二是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公；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2-0018-04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2006年6月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7。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横向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略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制约因素
最近二十来年，我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实施的各项改革的核心。那么当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层次的原因有那些呢?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一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一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一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以及从上个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没有人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的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我国政府改变分配的努力：
(1)一次分配制度保障不足。如果一次分配出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人手，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我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上名存实亡。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譬如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值得注意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我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者结合—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2)行政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影响最大。在国家“抓大放小”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特殊的行业和特殊的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资源。它们与其它一般的行业和一般的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地位，这些垄断性企业，如电力、铁路、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的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国有垄断企业分配失控，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分配规则的混乱、无序，资 1
金渠道过多、过滥：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越是垄断性的行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还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会导致公共资产的严重流失。
2、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短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的严重不足。提供公共产品应该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产品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努力不少，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更是近年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现有的公共产品显然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公共产品“短缺”且不合理倾斜。提供公共产品对我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是，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中大多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更多地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尽管近年来这些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穷人仍然是处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景况，乘车难也到了使人望而却步的地步。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把穷人的孩子排挤在校门之外。医疗改革的利益性导向使一些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公共交通则难以改善。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更多渠道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要想实现分配公平，就必须使社会的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制度约束与市场竞争下各得其所。要实现这一点，政府部门必然要直面体制弊端，相关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需要的利益均衡机制。(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
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
本文原文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
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2)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平等收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存在，是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的范围和价格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行政性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铲除滋生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三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3)促进机会均等，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机会的不均等，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我国人口众多，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一旦起步他们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
为此，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
2、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除完善和规范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外，更应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1)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抓好“低保”政策的落实。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
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社会保障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医疗、失业保险覆盖还不到20％，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除了对贫困者提供救济之外，更建立了覆盖所有人口的福利制度。首先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另外一方面，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三次分配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尤为必要。”目前，政府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来贴补低收入者，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针对这种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媒体专访时，强调仅仅依靠以效率为主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财税为主的二次分配，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应该大力提倡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讲公平，而三次分配则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政府可以鼓励高收入者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失学儿童、建立希望小学或者建立敬老院等，还可以鼓励高收入者拿出部分收入成立非盈利性基金，完成一些针对低收入者的资助项目，对于从事这些捐钱方式的高收入者，政府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免税收。这些方式在发达国家是非常常见的，形式多样，而在我国还比较少见，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其中比较好的方式，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3)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等公共品的投入。让我国广大农村和农民逐步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二是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做法与倾向，真正本着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要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首先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制度性障碍，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人为的地域分割、城乡分割的状况，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人们在参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帮助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实现有效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了显著的作用。三是要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收入制约 篇3
关键词：农民增收；对策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025-2
沾益县炎方乡是一个典型的冷凉山区农业乡镇，海拔2060米，年平均气温12.6℃，年降雨量800～1100mm。长期以来全乡农民赖以发展的只有粮食、烤烟、林业、畜牧业等，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出现下滑，收入增长率处于徘徊阶段。笔者多年工作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第一线，分析制约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供参考。
1 农民收入现状
据统计，2011年全乡农村农牧副渔不变价产值6086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3295万元，占54%；牧业产值2409万元，占39.6%，副业243万元，占4%，其他占2.4%。全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0113.7万元，其中农业收入5393.3万元，占总收入的53.32%；牧业收入2261.8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2.4%；实现人均纯收入2418元，比上年增315元，增14.9%。
2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2.1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产品没有竞争力
据2011年统计全乡种植作物15.28万亩，粮食播种面积7.8万亩（其中大春播种面积5.57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71%；小春播种面积2.23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28.15%）。马铃薯播种面积2.1万亩，占大春播种面积的37.7%，实现总产50400吨，创产值1760万元。粮食生产大多停留在“解决温饱型”阶段，种植业处于“粮—经”二元结构状态，没有真正形成支柱产业。
2.2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全乡以旱地耕作为主，灌溉条件差，境内水库坝塘较少。由于该地区受年平均气温低、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限制，对农作物的生长和农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低温、多霜冻、多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不断。
2.3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
现有的推广设备，人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如：信息不畅、农产品生产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2.4 农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目前，全乡每年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如马铃薯、玉米等，由于没有在流通环节中注入信息要素，农户停留在自产自销的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所以农产品打不进省外市场，供求关系受市场影响大，没有农业信息化网络平台来支撑和指导产品流通，抵御市场的风险和能力弱。
2.5 规模化农产品基地没有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
多年来，在过去的自产自销的状况下形成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部分农户市场意识、经济意识淡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出现“多了卖不完，少了不够卖”的情况，小打小闹的传统经营思想与大市场条件下的大需求格格不入，因此，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比较突出，在短时间内难于缓解。
3 对策措施
3.1 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种粮效益，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加大对粮食生产的保护和支持力度，保护基本农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种粮收入。首先，搞好规划布局，保证现有粮食播种面积7.95万亩不变的情况下，逐年增加粮食播种总面积，在种粮面积上给予保证；其次，引进优质高产的粮食作物品种，如：近年引进试种成功的麒单七号、宣黄单四号、宣黄单六号、鲁单一号、曲辰五号等品种。推广先进实用的高产栽培技术和节水栽培技术，如：玉米地膜覆盖——破膜按种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等。做好粮食复合肥、优良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的足额及时供应；三是做好产前规划，产中管理，产后服务的产业全程指导工作，做到适时播种，解决粮食生产中遇到的病虫害防治等问题。
3.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旱时能灌，涝时能排，特别是在炎方这样水、热、气候条件相对不稳定的农业生产区域，应创造便利的水利条件，保证农作物在最佳节令内播种。其二是搞好农村道路建设，满足农忙时节生产运输工作的需要；三是积极引进项目，搞好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大力治理水土流失，从而提高单产；四是做好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保证生产生活正常开展。
3.3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按照乡党委政府提出的：“稳粮、强烟、兴畜、育花、扶归”的工作思路，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活动为载体，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桑则桑，调优品种，调强产业，调大规模，调特、调精产品，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让农民从结构调整中增加收入。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3.3.1 优化烤烟种植布局，加快农民收入增长
过去几年烤烟曾为农民增收立下大功，但随着国际标准化的普及和烟叶提质增效。现今的烤烟生产由抓产量变为抓质量，部分烟农所掌握的技术已经远不能适应标准化生产的发展步伐。建议采用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的形式进行规模化种植。由过去一户3～5亩的小生产，逐步过渡为一户几十亩、上百亩的连片种植。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标准化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烟叶质量和种烟效益，把不种烟的农户吸收进来，搞劳务输出，同样可以带动农民增收。
3.3.2 发挥传统产业优势，推动农民收入增长
由于土壤、气候、资源等状况，同样，可以变劣势为优势，把炎方乡的传统产业洋芋和苞谷等产业培育壮大。据2007年统计全乡共种植洋芋2.1万亩，占大春作物播种面积的37.8%，少则5～6亩，多则十几亩的规模种植，况且，经过农科人员几年的引种、试验、示范现已有合作88号、会—2号等薯形好，品质优，口感好，适宜加工的品种被群众接受并大面积推广种植。其次，现已在炎方进行了饲料专用型玉米示范种植，大春良种普及率达100%，其中如麒单七号、宣黄单四号、曲辰3号、曲辰五号等一批适应性好、抗病强、耐寒、产量高的优良品种走进千家万户，特别是曲辰3号蛋白含量高上市后平均单价比一般玉米粒高0.2～0.3元。
因此充分发挥这优势把产业调强、规模调大、产品调特、名气调响，也是使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好途径。
3.3.3 培育后续产业，延长产业生命线，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近几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培育，从2004年开始引进万寿菊产业进行小范围试种，均取得了明显成效。2004年在母官、松韶种植万寿菊1500亩，通过举办村级育苗现场会，大田移栽种植样板等方式使农户学习成套种植技术。当年两村共交鲜花382.8吨，创产值19.14万元，亩产值在1200～1500元。截止2012年，万寿菊和当归现已成为炎方乡农村致富的又一产业，“公司+基地+农户”的格局逐步形成。
3.3.4 发挥产区优势，高标准、严要求建设一批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
根据炎方的区位优秀，要逐步把具有产业开发潜力的马铃薯、优质专用型玉米等产业进行合理规划，连片种植，大力推广普及适应国际标准化生产的优质农产品，积极创造条件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早日立项和绿色农产品的认证，使粮食生产向高效、安全、优质、绿色方向迈进，生产大市场需要的产品。
3.3.5 培育市场，加快流通
把中介流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放在首位，改变过去就生产抓生产的格局。采用产销直挂、连锁经营、网上销售等现代营销手段，建立批发市场，健全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平台建设，用市场来引导生产。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一批中介组织和运销大户，把产品远销到沿海市场、东南亚和与云南接壤的东盟市场。
3.4 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步伐，提高科技含量，推动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3.4.1 建立健全农业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
要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现代先进的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进、示范运用和推广力度，发挥专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通过绿色证书培训，农函大学习等方式加强农民技术教育和实用科技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优秀人才的引进，要调整人才结构层次，改变现在的掌握常规技术的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的少的现实，实现老、中、青和知识结构的合理搭配。在总结典型经验的同时实现科技人员包村、包组、包户、包地块的运作机制，建立“推广部门+龙头企业+农户”和“生产+加工+营销”纵横联系的科技服务体系，做好农业科技示范村的试点工作，尽快形成县、乡、村三级农科技术推广网络。
3.4.2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体系，强化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安全监测服务
作为农业推广体系，要承担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推广农产品产地标签制度。逐步提高科技含量，实现农业生产的优质、高产、高效、无公害目标，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所以要加强科技人员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快标准化的推廣普及力度。
3.5 搞好农业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要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健全农产品信息体系，强化信息服务，借助现有的市、县农产品信息中心、珠江网站、移动农信通网络平台等方便快捷的产品信息交流平台的前提下建立县级局域网，乡镇信息站，村级和龙头企业信息点，逐步建立重点龙头企业信息网，实现与国内、国际联网，及时准确提供、供求价格等信息。借助信息网络拉订单、跑购销，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销定产上来，不断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收入制约 篇4
一、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特点分析
(一)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但总量偏小
随着近年来我区经济快速增长, 资本市场日趋向好, 极大地激发了居民投资理财的热情, 推动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长。从2000年到2009年, 我区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58.82元增长为363.81元, 年均增速达到22.4% (按现价计算, 下同) , 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9个百分点;农牧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35.2元增长为137.34元, 年均增速为16.3%, 比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6个百分点。但是同全国相比, 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63.81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元, 在全国居第12位, 与排位第1的浙江相比, 低1050元, 比西部省区中的云南和广西分别低680元和130元;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为137.34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8元, 在全国居第14位, 与排位第1的北京相比, 低1131元。在西部省区中比西藏低10.9元。
(二) 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虽呈上升趋势, 但所占比重低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14%提高到2009年的2.3%;农牧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1.8%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2.78%, 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 2000年到2009年,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46%;农牧民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96%。
(三) 传统理财方式是城镇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
从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来看, 传统的利息收入、房屋出租以及股息与红利收入三分天下的格局依然存在。2005—2008年, 以上三项收入分别占到财产性收入的65.56%、70.46%、66.55%和62.32%。
(四) 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 我区相继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各地区进行土地流转, 促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带动农牧民增收。2008年农牧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到财产性收入的22.5%, 是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部分。
(五)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
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牧区居民高得多的房产资本、和金融资产, 导致城乡间存量财产的巨大差异, 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 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 必然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异。从2000年以来, 我区人均财产性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城乡间增长的不均衡性也日益突出。2000年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二者相差23.62元, 后者是前者的1.67倍, 而到2009年二者相差226.47元, 后者是前者的2.64倍。
(六) 高低收入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
2009年我区城镇住户20%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达1419.78元, 20%低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81.54元, 两者相差1338.24元。其中:20%低收入户利息收入和股息与红利收入仅分别为0.96元和68.14元, 而同期20%高收入户为216.11元和325.43元;除以上几项单独统计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以外, 在其他财产性收入方面, 20%低收入户和20%高收入户分别为5.63元和502.93元, 差距更为明显。2009年我区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根本不存在财产性收入, 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1200元之间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97.88元, 而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22.14元, 是前者的2.27倍。可见由于财产性收入是以居民富余的财产为投资基础的, “钱生钱”效应是财产性收入的内在增长机制, 用于财产性投资的资产数量越大, 所获得的利润越多, 目前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社会贫富差距。
二、制约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造成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少、比重低、内部差距悬殊的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又有制度的因素,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存量财产少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 没有财产, 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影响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存量因素, 即获得更多财产, 另一个是流量因素, 即参与财产性收入的分配, 让“钱生钱”。首先, 存量因素更多涉及初次分配领域。假设居民人均总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减的余额, 相当于居民的人均存量资产。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9.19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369.87元, 二者相减余额为3479.32元,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24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31元;同期, 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937.8元, 农牧民消费性支出为3968.42元, 二者相减余额为969.38元,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18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0.34元。存量财产偏小, 使创造财产性收入的基础不够雄厚。其次, 流量因素较多涉及到再分配领域。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 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 必然导致流量的巨大差异。
(二) 投资理念不强, 理财知识技能缺乏
对于拥有一定财产基础的居民而言, 并不是有财产便必然产生收益, 居民的财产必须通过一定的投资理财行为才能有所回报。由于我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且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居民的投资意识较发达地区居民而言, 明显滞后。一方面, 部分居民受传统观念和自身对金融市场知识欠缺的影响, 往往选择银行储蓄来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 不愿或者没有能力将自己积累的资金与财富投入到市场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 还有一部分居民虽然进入市场, 但在理财过程中存在非理性行为, 比如,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的“牛市”, 吸引了大量居民进入股市, 随着中国股市飞流直下, 导致大部分居民的财产大幅缩水, 更谈不上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 金融产品无法满足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需要
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就需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金融资产需求, 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但是, 当前的金融市场上, 或者是低风险的银行储蓄, 或者是相对风险较高的股票等。对于广大的居民来讲, 更为缺乏的是能够战胜通货膨胀、同时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 考虑到当前的通胀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 具有5%—15%回报水平的金融产品最适应广泛的投资需求。可是从目前的金融产品来看, 这个环节的金融产品恰恰是最为欠缺的, 因此, 具有稳定回报率的金融产品的不足, 是制约居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客观原因。
(四) 农牧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狭窄
目前对广大农村牧区居民来说, 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和土地流转等少数几种方式, 并且获得的过程比较困难。首先, 通过征用土地获得补偿以及收取房屋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城市的很少一部分农牧民, 在其他广大的农村牧区, 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 农牧民即使有房产, 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其次, 由于现阶段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这使得农牧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几点建议
(一)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居民投资解除后顾之忧
为了让居民放手投资, 就必须健全社会保障, 解除后顾之忧。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提高群众保障水平。建议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各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挂起钩来:财政增长较快, 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 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并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财力较差地区, 自治区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确保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先进地区保持相当水平。通过完善社保体系, 使更多的人愿意投资、敢于投资。
(二) 改善投资环境, 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在制度建设方面, 一是要注重保护在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二是规范典当行等民间信贷业的发展, 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切实保障群众财产安全;三是规范房地产市场, 避免由于房价的巨幅涨跌, 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 一是要大力构建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平台,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 以国有资产公司为主体, 对我区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工程, 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 为更多群众分享优质资产的收益创造条件;二是进一步鼓励地方商业金融机构推出一些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三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和做法, 推出“以房养老”的“倒按揭”业务, 即老年居民在退休时将房屋抵押给商业银行, 由银行根据房产的价值向投资者每月发放养老金, 投资者过世后银行将房产的残值作为遗产向继承人清偿, 通过财产性收入解决养老金问题。
(三) 健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法律和制度保护, 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法律和制度基础,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对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予以高度重视, 确保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基础稳固。一是要彻底杜绝“代理人”和公权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过程中, 对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和财产增值权的侵犯。二是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运用财税政策手段, 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对低收入者宜免收税费, 对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资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 通过税收政策调整, 即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 又可以帮助中低收入民众积累更多的财产性收益。
(四) 创新体制政策, 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
使农牧民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获益, 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建议:一是自治区尽快制定全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意见, 以指导规范全区土地流转工作;二是制定土地流转特别是规模流转、长期流转的扶持政策, 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试点实施方案;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负责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宣传、指导以及流转信息发布工作;四是出台土地流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吸引各类资金投向流转土地的经营;五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在坚持农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以土地产出物价格为基准, 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形式;六是鼓励各盟市拿出一部分补贴资金, 开展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试点工作。通过以上多种途径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 使土地成为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房屋租赁市场, 保持房屋出租收益
收入制约 篇5
1. 我国农民经济收入来源
目前我国农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中央出台减免农业税, 提供农民种粮补贴之后, 农民有条件将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稻谷为主收入的粮食除去一家生活消费之外, 多余的进行出售, 从而获得的收入。
1.2 非农经营收入
非农经营收入一方面指的是农民承包他人土地、池塘, 或者利用自家土地、池塘来种植花卉、树木、药材等, 养殖牛、猪、鸡、鸭、鹅等, 在出售这些非农产品后所得收入。另一方面也指农民借贷开办的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的利润收入。
1.3 外出务工收入
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许多山区的农民, 迫于山地贫瘠, 农作物收入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 纷纷外出务工, 因此务工收入也是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2. 制约我国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的原因
2.1 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 使得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源缺乏, 村里留守人员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很多地方只管播种, 不进行田间管理, 农作物产量比较低。同时农村许多抗旱排涝等基础设施薄弱, 靠天吃饭, 遇上自然灾害或者地质灾害, 收成锐减。最为明显的是今年秋季, 对于我国粮食生产大省河南来说, 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 由于水利灌溉设施跟不上, 防旱能力不强, 导致河南多地农民不得不忍痛看着自己辛苦种下的玉米干死, 有的直接将玉米拔掉, 等待种其他农作物, 收入大减。
2.2 农产品成本高。突出表现在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尽管国家对农民实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接补贴的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资价格上扬给农民造成的损失, 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 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 使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受到很大制约。
2.3 农民科技知识比较落后, 导致许多农民缺乏必要的种植或者养殖技术培训和指导, 农业实用技术率不高, 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和普及, 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农产品经营理念比较薄弱, 不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对市场进行调研, 一味地跟风, 看到别人种植或者养殖成功, 哗啦啦一窝蜂全部效仿;或者看到市场上今年某种农产品销量大, 市场需求紧俏, 下一年几乎都从事一种作物。结果造成供大于求, 农产品滞销, 出现“卖难”和价格下跌。2010年大蒜市场零售价格最高时达17.0元/每公斤, 被封上“蒜你狠”的名号, 之后三年期间, 许多菜农纷纷扩大种植面积, 大蒜价格却一路下行, 曾经的“蒜你狠”威风不再, 变成了蒜农口中的“蒜你贱”;无独有偶, 2014年5月份, 厦门晋江安海约10万斤本该上市的包菜, 每斤2角钱的批发价也鲜有人问, 导致近六成烂在田间。原因是去年包菜的市场价格很好, 导致2014年菜农都种包菜。
2.4 农村小型农产品加工厂融资比较困难, 销售渠道打不开, 再加上受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冲击, 许多大型企业在经济危机浪潮的冲击下都面临破产的危机, 农村农产品小型企业难以为继, 面临着倒闭。农民受教育程度不够, 文化程度不高。许多人缺乏相关的技能和必要的技术、知识, 外出务工收入不高。
3. 提高我国农民经济收入的途径
3.1 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落实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帮扶力度, 政府帮扶, 村干部实行一帮一或者一帮多的帮扶模式, 努力实现脱贫解困、解决温饱的双重目标。真正落实好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使广大农民切实从国家的政策中得到实惠, 不断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对于以“386199”为代表的农村留守人员, 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 自由结合, 组成互助组, 共同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减少因自然条件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损失。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补贴力度, 降低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建立稳定的种粮收益风险补偿机制, 让农民吃一颗定心丸, 放心种好粮, 种出高产量。落实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保持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同时稳定农资价格, 保护农民利益。积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 组织好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成本的调运, 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秩序, 稳定农资价格,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3.2 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力度,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要加快产业化经营, 形成有效的农业发展组织形式, 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 积极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 通过对农产品深加工来提高经济效益,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种养业的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 发展优势产业, 培育特色产品, 尤其要发展成本低、见效快、质量优的农产品。推行“种、养、加”, “农、工、贸”, “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战略, 谋划跨越式发展思路, 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进程, 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增加优质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 主动迎接世界经济变化给农业带来的挑战, 从而增加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
3.3 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教育投入
收入制约 篇6
北京市历来重视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 历年农村一号文件均有明确要求, 2009年, 提出“创新帮扶制度, 全力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2010年提出“继续实施共同致富行动计划, 加大低收入农户增收帮扶工作力度”;2011年提出“深入落实共同致富行动计划, 加快低收入农户增收步伐”;2012年提出“认真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结合北京实际, 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发展及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的意见》 (京发[2012]15号) ,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发展及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标准范围、目标任务以及编制规划、扶持产业、促进就业、提高保障、加强帮扶、易地搬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八项重点工作。
北京市通过实施一系列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政策措施, 尤其是“共同致富行动计划”, 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增幅明显加快。从2008~2013年, 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从4458元增加到8052元, 年均增长12.6%, 增幅比全市农民高1.3个百分点, 比城镇居民高2.2个百分点。尽管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入取得较大成就, 但是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口, 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依然很低, 城乡之间、农民内部差距依然很大。据统计, 全市低收入农户23.33万户、58.03万人。2013年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仅为8052元, 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分别为10285元、32269元, 高出全国差距4685元、10020元。此外, 城乡之间在社保、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林克庆, 2014) 。这显然与北京市“率先实现小康、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成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战略目标不吻合。北京市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已经进入减少相对贫困、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低收入农户增收是农民致富的薄弱环节和关键, 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北京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事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但目前针对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尤其是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因此, 研究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低收入农户收入现状分析
2.1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低, 区县间差异较大
表1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市经济薄弱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636.41元, 不仅远低于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14736元) , 而且也低于北京市20%低收入农户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6143元) 。此外, 北京市经济薄弱地区各个县区之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存在显著差异, 平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814.04元, 而密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则高达6756.74元, 二者相差近2000元。
表2统计结果显示, 经济薄弱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4500元以下的农户占30.1%, 4500~6000元的农户占41.7%, 6001~7750元的农户占28.2%。由此可见, 北京市农村经济薄弱地区低收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还较低, 71.8%的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6000元。此外, 不同收入组在各区县间的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中,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500元的农户在各区县间分布差异最大, 门头沟经济薄弱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低于4500元的, 然而平谷县经济薄弱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500元的农户比例高达47.2%, 房山区高达39.0%;4500~6000元的农户在各区县之间的分布差异也较大, 其中门头沟农户比例最高 (62.9%) , 其次是昌平区, 最低的是房山 (32.5%) ;6001~7750元的农户在各区县之间的分布差异也较大, 其中密云农户比例最高 (41.3%) , 其次是门头沟区 (37.1%) , 最低的是平谷 (10.7%) 。
2.2 农户收入结构以工资性收入为主, 且区县间差异较大
农户收入 (文中收入为纯收入) 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 包括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 (工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它) 。表3统计结果显示, 北京市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农户的收入结构以工资性收入为主, 占59.85%, 其次是家庭经营收入, 占24.21%, 再次是转移性收入, 占13.82%, 最低的是财产性收入, 仅占2.11%。薄弱地区的农户收入结构与全市农户收入结构差异不大, 但是农户的收入结构在区县间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 工资性收入, 房山区农户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72.91%, 而平谷县仅占17.97%;家庭经营收入, 平谷县农户收入结构中家庭经营收入67.08%, 而房山区仅占15.48%;财产性收入, 门头沟区农户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16.45%, 而怀柔区仅占0.63%;转移性收入在各区县间存在差异, 但是差异相比其他几项而言较小。
2.3 农户收入以一产为主, 区县间差异较大
表4统计结果显示, 北京市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以一产收入为主, 占64.01%, 其次是三产收入, 占26.05%, 占比最小的是二产收入, 仅占9.95%。该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结构与全市低收入县的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机构基本相当, 但是区县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一产收入, 平谷县一产收入占比最高, 为96.10%, 最低的是门头沟区, 仅占32.85%, 二者相差60多个百分点;二产收入, 房山区二产收入占比最高, 为28.77%, 最低的是怀柔区, 仅占0.67%;三产收入, 门头沟区三产占比最高, 为61.13%, 最低的是平谷区, 仅占1.61%, 二者相差近60个百分点。
3 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择
通过文献回顾,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北京农村经济薄弱地区的农业目前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 农业比较效益低, 尽快地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是有效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二是产业结构状况。包括农林牧渔业结构和农户劳动力从业结构。农林牧渔业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 粮食作物的收益小于经济作物, 种植业的收益不如养殖业。此外, 由于不同产业间的回报率和效率不同, 即使同样的劳动力也会因从事的产业不同而影响其收入, 目前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其收入要高于从事第一产业的。因此, 农林牧渔业结构和劳动力从业结构也会影响农民收入。三是农产品收入价格水平。在北京农村经济薄弱地区, 农业收入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如平谷、大兴、延庆等区县, 因此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状况。四是村庄的区位条件。村庄所处空间位置和村庄类型也会影响农民收入, 距离乡镇和国道较远的偏远山区, 也会影响农民收入。五是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技能素质、年龄、健康状况不仅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 也是影响劳动力的就业适应性、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 农民综合素质水平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六是自然资源。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既影响农产品数量也影响农产品质量, 进而影响农民收入。七是农业投入水平。农民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投入、农户个人投入以及信贷投入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投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保证。但考虑到农业投入数据的获得性, 本文主要考虑农业财政支出。八是农民组织化水平, 农民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信息、技术、购销、培训等服务, 不仅有助农户素质提供也有助种养结构的调整, 有助于农民收入增加。九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 不仅有助于农民外出就业并获得较高的工资, 同时对农业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此外, 由于北京京郊地区农产品收购价格没有多大差异, 加之各个乡镇或区县的数据无法获得, 故本文不考虑农产品收购价格。因此, 根据相关理论和文献, 结合北京市农村经济薄弱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将影响农民收入的变量归为三个方面, 共20个变量, 如表5所示。
3.2 模型选择
根据文献回顾发现, 研究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模型主要是多元线性模型或者是时间序列模型。由于本文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 所以选择多元线性模型对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建立的多元线性模型如下:
Y———农民人均纯收入;X1———性别、X2———年龄、X3———受教育年限、X4———家庭人数、X5———劳动力比重、X6———非农劳动力比重、X7———就业率、X8———抚养比、X9———人均耕地面积、X10———家庭是否特殊、X11———人均住房面积、X12———村庄海拔、X13———村庄距乡镇距离、X14———村庄土地生产能力、X15———村集体经济收入、X16———千人医生数、X17———村庄有无帮扶、X18———公益岗位数、X19———乡镇准人均GDP、X20———区县人均支农资金;β———常数;β0———截距, β1......β20为解释变量的系数, U———残差。
3.3 计量结果与分析
计量结果 (表6) 表明:第一, 个体特征因素。计量结果显示, 在未加入村庄和区域变量前, 性别对农民收入无影响, 在逐步回归中该变量被删除, 但是在加入村庄变量和区域变量后, 性别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 相比于女性户主, 男性户主的人均纯收入要高8.49%, 且在统计上显著。年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年龄越高越有助于农民收入增加 (户主年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户主年龄越大, 经验越丰富越能够优化家庭的资源配置, 进而使得家庭收入也越高) , 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模型中, 年龄对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强。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其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 而且在各分项人均收入模型中也是如此。
第二, 农民家庭特征因素。计量结果显示, 家庭人口数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负向关系。之所以是负向影响很可能是人口结构和素质所致, 例如, 人口多的农户劳动力比重低于人口少的农户, 或者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低于人口少的农户。劳动力比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家庭劳动力比重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非农劳动力比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越高, 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 这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回报率更高。就业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农户的劳动力就业率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 且在报酬性收入模型、家庭经营性收入模型中也是如此。抚养比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向相关, 这也就是说抚养比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 这与常识似乎矛盾, 这主要是因为抚养比越高的农户其获得转移性收入可能越高, 例如, 老弱病残比重越高的农户获得各种补贴的概率也越高, 而且生病的人次往往也越多, 其新农合报销的费用也越多, 这也表明北京市农村经济薄弱地区的各种保障比较健全, 各种补贴也比较高。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也就是人均耕地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这一结果看似与常理相违背, 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产业间回报的差异, 人均耕地越多则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越多, 则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则相应减少, 由于二三产业回报高, 所以人均耕地越多的农户其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家庭是否特殊与农民纯收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人均住房面积越多其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值得一提的是, 该指标用来度量家庭财产并不十分科学, 因为住房类型的类型差异直接关乎房屋的价值, 所以人均住房面积仅仅是度量家庭财产的一个方面, 在没有获得更为科学指标的情况, 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第三, 区位特征因素。计量结果显示, 村集体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村集体经济收入越高的村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越高。千人医生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千人医生数越高越有可能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医生数越多的村庄村民的医疗越有保障, 越有助于村民的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程度不仅影响农民的劳动效率也影响农民是否务工, 无论是劳动效率还是外出务工都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村庄有无帮扶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关系, 这表明有帮扶的村相比于没有帮扶的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要高3.8%。公益岗位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显著。村庄海拔与农民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相关性。村庄土地生产能力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性, 也就是村庄土地生产能力越高其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越高。乡镇人均准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关系, 但影响程度很小, 这表明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就业带动、转移支付、支农资金等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很小。人均支农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向关系, 但是影响程度很小, 这表明支农资金的数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并且要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土壤改良等方面。
4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4.1.1 个人特征。
户主性别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户主年龄对人均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报酬性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人均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报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1.2 家庭特征。
劳动力比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非农劳动力比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就业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人均住房面积 (家庭财产) 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抚养比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家庭人数、家庭是否特殊对农民纯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4.1.3 区域特征。
村集体经济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有无帮扶的村庄与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千人医生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公益岗位数与农民人均报酬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村庄海拔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村庄距乡镇距离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村庄土地生产能力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乡镇人均准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人均支农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4.2 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政策建议
4.2.1 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促增收。
一是扶持特色农业。依托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 大力发展唯一性特色产品, 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 实施品牌战略, 推动绿色和有机产品认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优先支持发展特色果业、冷凉蔬菜、花卉产业、林下经济、特色养殖业等。二是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 重点打造业态多样化、产品创意化、产业融合化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新型格局。三是发展特色服务业。鼓励在密云水库等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休闲养生服务业;扶持特色民间文化艺术发展, 挖掘宗教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内涵, 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4.2.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增收。
一是加强道路交通建设。进一步完善“道路村村通”与街坊路硬化, 逐步实现自然村之间道路通畅, 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强农业生产田间路建设, 化解交通不便对农业生产、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二是保证生产生活用水。着力解决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安全饮水问题;完善农田水利设施, 健全低收入地区水利设施运行维护及管理体系, 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安全运行水平, 有效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三是加快生态搬迁进程。结合北京市启动“新一轮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及生存条件恶劣地区农民搬迁工程 (2013~2017) ”, 通过科学有序推进搬迁范围内低收入村新村建设, 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的目标。
4.2.3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增收。
一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对低收入农户有劳动能力和创业意愿的农民就业推荐及培训力度。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及企业优先吸纳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合理开发公益性岗位, 农村护林、管水、保洁、保安等公益性岗位, 优先安置当地低收入家庭劳动力。二是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对村卫生室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合理补助;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三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农户参保支持力度, 低收入农户参加新农合个人筹资部分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由财政给予一定补贴。四是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完善城乡低保分类救助制度, 加大对农村五保对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完善城乡一体的医疗、教育、住房、采暖等低收入家庭专项救助制度, 拓宽救助范围和内容, 提高救助水平。
4.2.4 加强政策支持促增收。
一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财政设立支持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及低收入村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集体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展等方面。二是健全金融支持政策。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残疾人康复贷款等小额信贷项目向低收入农户倾斜;市级农业担保公司逐步扩大在经济薄弱地区的小额涉农担保业务;进一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和保费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强度。三是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村经济薄弱地区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扩大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探索建立对水库及水源上游地区的激励和补偿措施, 按照“谁污染、谁补偿”的原则, 完善区域间的经济补偿措施。
4.2.5 创新工作机制促增收。
一是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机制。通过市场运作, 自主开发或联合农户、吸引外来资金参与开发,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通过股份合作、生态入股等形式, 盘活利用村集体自然资源, 提高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收入。二是促进土地流转机制。通过经济手段促进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退出和流转, 实施农村居民宅基地置换商品房、农民公寓房、物业或货币补偿。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放活土地经营权, 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 引导土地流转, 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三是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加强帮扶对象识别工作, 建立低收入农户、低收入村的信息系统, 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 创新帮扶到户机制。四是建立长效帮扶机制。确保低收入村、低收入乡镇至少对接一家帮扶单位。建立驻村帮扶工作队 (组) 制度, 分期分批安排, 确保每个低收入村都有驻村工作队 (组) , 每个低收入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把驻村帮扶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重要渠道;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 实现驻村帮扶常态化、制度化。
摘要：基于低收入农户监测数据,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因素。研究结果: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年龄大、受教育年限短、体质差, 就业率低且就业不稳定, 家庭负担较重、家庭资产少;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水平低,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集体资产缺乏、集体经济收入低。提出了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政策支持、创新工作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低收入农户,增收政策,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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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制约 篇7
1 农民收入现状
滨城区农民收入主要由粮棉和外出务工收入组成, 粮食收入基本和支出持平, 棉花收入较高, 但人均土地不多, 加之棉价不稳, 此项收入也不是很可观, 外出务工收入也不是很稳定,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比较缓慢, 2012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 932.5元, 此次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计算得出2013年上半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为3 193.7元。
2 农民收入制约因素
2.1 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思想比较陈旧
全区14.81万名农村劳动力, 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占80%, 由于他们文化素质较低, 对新知识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强, 导致思想陈旧。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仍然以粮棉为主, 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 农业的收益与其他产业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二是就业技能低, 农民不愿离土离家, 即使外出打工也很难从事收入较高的职业。
2.2 农业结构不合理, 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全区耕地面积2.61万hm2, 种植的基本都是粮棉。而粮棉收入不足15 000元/hm2, 与蔬菜、花卉等特色产业比, 单位面积效益低, 粮棉面积过大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2.3 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农产品加工能力不强
尽管农产品品种较多, 但不优不特, 没有形成规模, 总体上产业化水平还比较低[1]。由于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 企业与农民之间联系不紧密, 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绝大部分农产品都以最初的形式零散销售, 无法分享因加工、运输增加的丰厚利润, 农户几乎承担着全部的市场风险, 这也加剧了一家一户小生产者面对大市场的矛盾, 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由于农民思想守旧, 劳动力素质偏低, 加上劳务输出服务网络不健全, 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 致使农村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 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3 发展对策
滨城区按照“抓大产业, 形成大市场;抓大企业, 形成大品牌;抓大基地, 形成大体系”的要求, 努力建成一批较大规模的具有区域特色和规模优势的农产品基地;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创立一批生态、安全、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品牌;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适应产业化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体系, 基本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新格局。
3.1 抓好农民培训工程, 转变群众观念, 提高就业能力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 直接决定重点治理工作的推进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2]。为此, 应整合涉农培训资源, 精心打造为农培训服务平台, 多措并举力抓新型农民培训和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工作[3]。一是扎实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和转移培训, 使众多农民掌握一技之长, 增长致富本领, 提高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在农民工技能培训中, 要坚持就地培训、就近转移的培训原则, 遵循“科学规划、分步实施、规范管理、加强培训、合理引导”的原则, 认真开展培训工作。坚持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相结合, 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 保证培训工作的正常实施和顺利开展。每年定期举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技能性培训和创业培训班。二是开通农技服务热线电话, 第一时间解决农民的技术和信息服务需求。三是开通农业科技直通车, 建立田间流动课堂, 为农民进行现场培训指导服务。四是开办电视讲座栏目, 为农民进行现代远程培训服务。五是设立农业科技超市、农民图书馆和庄稼医院, 增强培训和服务实效。
3.2 调整农业结构, 优化区域布局
大力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力促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布局的优化[4]。一是优化品种结构, 围绕建设城郊型农业基地的要求, 引导群众盯住城里人的餐桌, 选择合适的品种。滨城区作为联系京津的重要交通枢纽, 因此在稳定粮棉生产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利用滨州六街批发市场、新蒲城水果批发市场、三河湖韭菜批发市场的优势, 以三河湖、杨柳雪蔬菜基地为依托, 不断扩展蔬菜种植规模, 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市中、梁才、沿黄办事处大力发展苗木花卉培育;滨北、秦皇台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努力打造城郊型现代农业基地。二是优化区域布局, 充分利用各村自然资源和区位特点的优势, 积极实施“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的发展战略, 引导广大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布局, 实行种植业向适时基地集中, 养殖业向小区集中的方向发展。
3.3 实行产业化经营, 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作用
实行产业化经营必须狠抓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1]。近年来, 滨城区始终将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现农村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战略, 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解决了不少产销方面的矛盾, 减少了市场波动, 延长了生产链条, 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快了农民增收步伐。目前, 全区已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20家, 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58家, 但这些组织和企业真正在农民增收中发挥的作用还没凸显出来。今后, 要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进一步密切企业与农民的联系,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公开对优秀企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扶持, 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和带动农民的积极性, 形成强劲的龙头, 提高带动能力。一是要加快扩大龙头企业规模。坚持“国力、银力、民力、外力”四措并举, 用足用活上级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进一步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 建造一批带动力强、辐射面广、产业关联度大的龙头企业, 使其成为带动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和产业航母。二是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把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作为农民增收的突破口, 坚持、发展、完善、提高一起抓, 力争全区有主导产业的乡、村都建立起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3.4 坚持示范带动, 抓好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
抓好特色基地建设, 推进农业标准化进程, 立足区域优势和主导产业, 按照标准化生产的要求, 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完善、运作机制科学、合作关系长久、有一定规模档次、与龙头企业配套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 以点带面, 逐步推进, 并从资金投入、规程制定、技术指导、市场服务等方面扶持, 通过建成一批标准化生产的“示范区”, 从而达到建成一点、带动一片、富裕一方的目的。做好全区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技术指导和管理工作, 提高基地内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水平。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抓好农产品的认证、品牌创立和市场营销工作, 靠市场推动农业标准化, 按照“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 一个产业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一个基地”的布局调整思路, 以蔬菜、畜牧养殖、林果业为主攻方向, 组织实施以培育标准化示范基地为重点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工程, 强化基地建设, 集中打造优势产业经济区[5,6,7]。
3.5 增强品牌创建意识, 提升农产品质量
滨城区将加强农业品牌创建作为增强农产品加工企业优势产品进入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来抓, 通过多年引导和培育, 积极引导企业、各乡镇办加强“三品一标”的申报认定工作。目前, 滨城区已拥有13个无公害农产品品牌, 7个“绿色”农产品品牌, 6个有机水产品, 美国、日本、欧盟NOP认证产品13个, 但品牌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泰裕麦业的中裕牌面粉、面条以及亚光毛巾等已逐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 下一步要树立品牌意识, 加大力度, 创立更多品牌,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摘要：通过滨州市滨城区农民人均收入现状的调查, 分析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制约因素, 并根据目前情况提出了今后在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方面工作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人均收入,现状,制约因素,对策,山东滨州,滨城区
参考文献
[1]陈汝涌.关于滨州市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与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 2008 (3) :75-78.
[2]闫连山.滨州市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2004.
[3]闫连山, 孙玉杰.滨州市农民增收的对策与措施[J].滨州职业学院学报, 2006 (1) :50-51.
[4]杨志刚.滨州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 2009.
[5]罗琴.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绩效评价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 2012.
[6]李鹏, 梁志超, 刘艳辉, 等.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助推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J].中国标准化, 2011 (2) :69-71.
收入制约 篇8
一、多元人才队伍现状
如多元直属企业现有职工2149人 (干部808人、工人1341人) , 其中:
文化结构:研究生6人占职工人数的0.28%、本科246人占职工人数的11.45%、大专435人占职工人数的20.24%、中专、高中文化程度661人占职工人数的%30.76、初中及以下人员801人占职工人数的37.27%。
年龄结构:50岁及其以上的有636人占职工总数的29.6%、46-49岁有365人占职工总数的16.98%、40-45岁有512人占职工总数的23.83%、30-39岁的有558人占职工总数的25.97%、30岁以下的有78人占职工总数的3.63%。
能级结构:专业技术干部211人 (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63人、初级147人) 占职工总数的9.81%、高级技师18人占职工人数的0.84%、技师55人占职工人数的2.56%、高级工606人占职工人数的28.20%、中级工489人占职工人数的22.75%。
二、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 在班子、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班子队伍建设看, 一是个别企业领导班子对本企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统领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中心和直属企业及中心各部门的干部调整配备缺乏系统考虑, 影响了班子的整体合力和有序衔接。三是少数班子成员大局意识不强、干部作风还要进一步转变。
从文化结构层次看, 职工队伍的文化素质总体偏低, 初、高中及初中以下学历比重较大, 高层次 (研究生) 文化层次的人数较少, 文化层次构成呈明显的“金字塔”型。
从能级结构看, 多元现有技术干部211人, 人员极为紧缺。高级技师和技师数量明显偏低, 且年龄偏大。
从年龄结构情况看, 50岁以上的职工所占比例不小, 30岁以下的年轻职工少得让人惊奇。干部职工队伍老化的现状越来越显现出来。
可见, 多元人力资源结构失衡、资源匮乏, 人才队伍建设表现出许多不适应,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和提高。
(二) 工资分配在路局的总体考虑下进行, 自主分配力度不大, 且激励企业多收个人多得的机制未具体建立和实施
由于工资自主分配的限制, 导致专业技术人员与其他干部职工的收入分配无明显区别, 总体工资收入不高, 特别与同行业相比尤为突出。如宇恒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与路局各指挥部、监理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 收入差距大, 导致宇恒公司留不住人才, 稍微有一定技术就想办法调走。现宇恒公司负责的项目有铁路工程、房建工程、供电、给水工程、信号工程的设计、预算、报审、招投标、验工、计价、决算, 以及相关工程的施工组织等, 然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并且不稳定。同时, 凯捷、磷工贸、乐维等企业缺少运输组织管理人才和为今后战略装车点组织实施物资配送的物流配送人员, 国旅 (集团) 缺少涉外旅游翻译或导游, 传媒公司至今仍没有专门的专业广告策划与设计人员。然而, 这些专业人才需要较高的工资待遇和较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都是多元缺乏的。
(三) 岗位工资未能体现贡献大小
1.同岗位、职名因身份不同岗位工资档次不同。如业务员, 干部业务员享受12档、工人业务员有7档和12档两类。
2.同岗位因职称、级别、职名不同岗位工资悬殊较大, 职称高的工资高, 级别高的工资高, 导致分配时比职称、争级别、职名, 而没有把经营中贡献的大小作为分配依据, 以致于部分职工心思不是主要用在经营上, 而是一门心思走关系, 找领导提干、改职名、提级别, 不同程度地助长了歪风邪气, 以致于干好干坏一个样。
3.同一部门、岗位, 办同样业务因考核办法执行不严, 未体现所承担工作量的大小和完成工作的质量、效率, 导致分配时吃“大锅饭”。
三、改善的措施与对策
按照“发展要有大思路, 经营要有大市场, 创岗要建大水池, 和谐要有大发展”的多元经营又好又快发展目标。解决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更新观念, 创新思维。一是要树立“人才决定发展”的理念, 真正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 着力加强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二是要树立“素质决定岗位”的理念, 在干部人事权限范围内, 坚持想事的给机会, 干事的给平台, 成事的给位置, 把专业知识好、业务技能熟的人才用在重要岗位,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努力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三是要体现“贡献决定收入”的理念, 将贡献大小、解决现场实际问题和技术攻关的能力作为取得报酬的主要依据, 激励干部职工主动学习知识, 钻研技术, 提高能力, 履行职责, 实现自身价值。
(一) 建立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任, 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展示才能的用人机制
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努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所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能上能下, 给人才以展示聪明才智的舞台。
1. 认真贯彻落实《昆明铁路局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
凡是拟提拔使用的副科职 (级) 及以上领导干部都要依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核、讨论决定、任前公示”等选拔任用程序进行, 按照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构成的标准进行全面考核, 做到执行程序不变通。积极实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制度, 逐年扩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比例, 把那些有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公司领导班子和中心机关部门领导岗位上来。
2. 建立干部交流制度, 加快培养优秀年轻干部的步伐。
利用合并机构精简、换届改选、考核调整等时机, 有计划的安排公司领导干部的任职交流。推行在同一地区、同一工作岗位任职时间较长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交流。对具有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的优秀年轻干部, 采取岗位轮换, 进行多层次、多岗位、多技能的实际工作锻炼, 不断丰富其工作阅历、增长其领导才干。
3. 实行直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坚持中心所属按《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任同级党委 (总支、支部) 副书记, 符合条件的行政副职进入同级党的委员会, 与实行公司党委 (总支、支部) 书记推荐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相结合;坚持中心所属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国有企业总经理兼任同级党委 (总支、支部) 副书记, 符合条件的行政副职进入同级党的委员会, 与实行公司党委 (总支、支部) 书记兼任第一副总经理职务相结合。达到党政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4. 实行职代会推荐两级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制度。
利用每年的职代会, 坚持“近期使用、中期储备、远期培养”的总体要求, 滚动式补充多元中心和直属企业后备干部。新的后备干部名单确定后, 结合实际,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有针对性地逐人制定培养计划和措施。对工作经历比较单一的后备干部, 主要采取有计划地安排到不同管理岗位进行锻炼;对德才兼备、发展潜力较大的后备干部, 主要采取有计划地调整到关键岗位、重点工程和艰苦地区进行锻炼。对后备干部队伍实行一年一考核、一年一分析、一年一调整的滚动式管理办法, 保持后备干部队伍的常数, 提高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为领导班子建设准备好后备力量。
(二) 将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多元中心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
1.全面推进“学习提素”活动。
树立“人才决定发展、素质决定岗位、贡献决定收入”的理念, 系统规划干部职工培训工作, 举办多层次、多岗位、多工种的干部职工培训, 基本覆盖70%的管理干部。同时, 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 立足多元经营实际, 把开展职工岗位练兵、技术比赛纳入教育培训计划, 明确中心、直属企业两个层面的岗位练兵技术比赛项目, 通过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赛, 强化基层、基础、基本功, 夯实对关键岗位, 薄弱环节的卡控, 激励职工不断提高岗位履职素质和自身业务技能。
2.积极协调引进大学生。
针对多元经营的特殊性及点多线长、经营网点分散的实际, 在物流管理、土木工程、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法律、计算机、广告传媒、旅游管理等专业上积极向路局汇报, 取得理解和支持。
3.认真推进《昆明铁路局多元经营管理中心党委安全路风经营稳定思想政治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
以中心党委“学习提素工程”建设为带动, 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真正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 着力加强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努力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和自身价值。配套制定中心选拔培养经营拔尖人才、工程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带头人制度、干部竞争上岗和公开竞聘制度和人才培训等制定办法。
4.坚持良好的干部作风是推进和谐多元建设、实现多元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继续实施《干部作风促进》, 要求各级干部在抓落实、促深化、见实效上下功夫, 在履职能力评价和工作质量效率上严格考核, 通过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的进一步转变, 达到作风更加务实, 履职能力、服务意识和整体素质不断增强, 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不折不扣, 密切联系群众, 保持清正廉洁、健康成长, 更好地肩负起多元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
(三) 加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技术工人整体素质
1.实施竞争上岗制度, 促进技术工人岗位普遍达标。
把技术工人岗位达标考核作为竞争上岗考核的重要依据, 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使之达到技术工人《岗位标准》的要求。
2.做好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 努力提高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
按照路局的要求, 积极组织技术工人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结合多元中心实际情况, 建立三个技术工人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在客运旅行服务公司建立餐饮业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 在铁旅 (集团) 建立客房、餐厅、导游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 在宇恒公司建立线、桥、隧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 以规范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鉴定, 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的整体技能水平。
3.采取多种教育形式, 解决技术工人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
把职业教育与学历提高有机的结合起来, 采取自学、自考、函授及脱产培训等方式, 重点对现有45岁以下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进行学历教育, 努力提高中青年技术工人的文化素质。
(四) 调整分配方式
体现岗位责任和收益相结合, 缩小岗位差别, 同岗位、同贡献劳动报酬尽量一致, 将岗位工资作为档案工资封存, 不再作为基本工资的组成部分, 不再纳入必保部分, 效益工资的分配由各企业按照考核办法进行分配。
1.中心对直属企业效益工资实行与总效益和营业收入双挂钩进行考核。即企业效益工资=总效益×工资含量+营业收入×工资含量。
2.各企业职工工资实行岗位量化工资标准。岗位量化工资由基础工资和效益工资两部分组成。即企业工资总额=基础工资+效益工资。
3.各企业职工的基础工资为必保部分, 每月按考核细则规定据实申报审批, 效益工资随企业经营效果挂钩考核。
4.中心对各企业实行工资总额控制, 宏观调控, 按月审批。各企业每月以实际完成的总效益数与营业收入数计算当月效益工资总额。若当月发生亏损, 则用亏损数乘以利润工资含量计算出总额后从营业收入效益工资中扣除。
5.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 本着留有余地、以丰补欠的原则, 建立自己的考核办法对所属各部门、分公司或经营网点效益工资进行考核发放。
(五)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以鼓励劳动和创造为目的, 不断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 逐步实现政策激励人, 事业吸引人, 感情鼓励人, 待遇留住人的目标。
1.落实路局有关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见习期临时工资、定级工资政策。对当年接收的大学毕业生的效益工资暂按每月400元执行, 由各直属企业结合见习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支付。
2.对中心评选出的经营拔尖人才、学科 (技术) 带头人将按照《多元经营管理中心经营拔尖人才、学科 (技术) 带头人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使用和奖励。
3.积极改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进行知识更新、技术攻关、学术交流及专业进修等提供必要的时间、设备、资料和经费, 并适时为他们提供疗养、进修、学术交流的机会。
4.结合多元经营资产重组、企业重构, 选拔一批政治素质好、懂经营、善管理、经过专业培训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分公司领导岗位, 加强分公司领导班子建设。
5.采取脱产、半脱产、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 以上岗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等专业培训为重点, 逐步对多元企业经理和各类专业管理人员全面轮训一遍, 达到持证上岗的要求;并有计划地开展到全国著名企业及国外考察和培训。
6.对部门负责人、一般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要有学历和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要求。积极支持、鼓励他们学习本职岗位技术知识, 以提高岗位技能素质。对达不到要求的, 副科职及以上部门负责人不能列为提拔使用对象;其他管理人员达不到要求的, 在两级机关的调离机关;专业技术人员达不到要求的, 进行转岗处理;45岁以下技术工人达不到要求的, 调离技术工人岗位, 安排到普工的岗位。
7.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通过自学、自考、函授或脱产学习等方式, 参加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职称、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学习培训, 努力提高人才综合素质。凡是参加上述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证书的给予一次性奖励。积极选送优秀年轻专业技术人才参加各级各类培训班学习深造。
8.对学历到达大专及以上、年龄在45岁以下, 技术职称到达中级及以上或技能到达高级技师的人员, 将作为多元中心评选经营拔尖人才和工程学科带头人的后备人选。同时, 在提拔任用或在优秀工人中聘用干部时给予优先。
(六) 适时提出加强领导班子、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1.进一步争取路局党委、路局对多元中心两级班子和经营管理干部人才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关心, 有效解决班子优化配备和企业经营专业技术干部缺乏的问题。如在选配企业班子成员时, 应尽量多配选一些讲政治、懂经营、会管理、能吃苦的干部进入企业领导班子。同时, 应关注长期在经营生产一线工作德才兼备、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以达到在优化班子结构的同时, 激励广大多经干部为多元事业努力工作的热情。
2.高度重视以经营管理人才为重点的教育培训和队伍建设, 多角度加强干部教育培训, 达到通过培训经营管理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3.应使“激励企业多收个人多得的机制”成为现实。
4.为了队伍的稳定, 建议部多经中心向部人事司呼吁, 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把多元系统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纳入岗位聘任中。
5.注重人才补充。根据干部全员考核情况, 在认真分析多元干部队伍状况的基础上, 针对缺员情况, 着眼多元安全生产、经营发展形势需要, 立足安全生产现实需求, 研究制定中心人才引进规划, 分期、分类逐步落实补充。同时, 加大接收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力度, 积极争取和引进多元急需的人才。
(七) 加强领导, 确保中心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和措施落到实处
1.成立中心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机构。负责制定中心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措施, 并组织实施。形成中心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主要领导共同负责, 人事部门牵头, 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
2.形成以中心党政领导为人才队伍建设主要责任人的机制。要把中心人才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及时研究、协调和解决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研究中心发展规划的同时要研究人才保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的同时考虑人才需求;研究政策的同时提出人才导向;部署工作的同时考虑人才措施, 确保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落实。
3.加强人才培训工作力度
一是按照路局的人才培训规划、安排, 拟定中心人才年度培训计划, 抓好落实。抓好三支人才队伍的培训工作。各公司要有专 (兼) 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按照中心安排把培训工作落在实处。
二是抓好各类人才的培训教育。要利用各种条件, 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开展经常性的学习交流活动, 促进中心学习活动不断深入。
三是在干部、职工中树立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思想。同时, 抓好各公司的学习教育工作, 要引导职工学技术、学业务, 使职工教育培训成为人才成长的“充电器”、“加油站”。让他们成为各自工作、技术业务和操作技能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