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制约与监督

权利制约与监督（精选10篇）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1

根结底来源权力题于人们易在, 发社生会腐经败济。的有制权约力与必监关马系克中思的主地义位认须督有是制人约类, 政没治有, 生制活约永的恒权的力主容为经, 济政上治占权统力归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权力的主体。

一、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1. 权力的二重性所决定。

权力具有二重性, 即能动性和腐蚀性。能动性表现为:政治权力是实现政治主体成员利益要求的凭借, 同时, 政治权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腐蚀性表现为:人在权力过久的掌握过程中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性。政治权力的二重性决定了必须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决定。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问题。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人民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程度越大, 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供保障。

3. 党的执政能力所决定。

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执政环境、执政目标和执政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拥有执政权, 执政权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也要接受人民群众和权力机关的制约与监督,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以减少腐败。

二、当前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下降。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 部分官员出现了大的理想的迷失和人生价值的错位, 出现一系列的权力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大力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以德倡廉, 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约束, 使得政治行为主体从内心深处不愿贪腐, 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 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目前我国实施的对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方面所必需的法律、法规、条例尚不完备, 表现为: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 从而造成实际监督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 影响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3. 权力结构不合理、运行程序不规范、监督体制不完善。

一些不均衡的权力分配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 运行受阻。权力的运行虽进行程序的制定却不依程序而运行, 甚至随意更改程序规则或是减免程序, 同样会使得权力机制无法得到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严格缜密的程序制定和运行是对权力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外, 监督依然是制约腐败的有力措施之一。当前, 我国一些部门监督缺乏实际权力、监督偏于事后监督、监督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监督和制约方向单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

三、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的主要对策

1.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思想化建设。

思想建设很重要。一方面, 要营造社会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整体氛围与环境,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要切实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 从内心深处做到公正、廉洁、自律, 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 从而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 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制化建设。

确立宪法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重中之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组织调整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的根本依据,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以法的形式明辨是非, 公正客观, 量化明确, 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国家公务人员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清正廉明、是否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杜绝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提供现实依据。

3.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主要从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三方面入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 组织运作过程中个别领导独揽大权, 势必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性的权力制约与监督, 因此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权力运行的程序化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强大威慑力有效而直接地制约着权力的运用。因此,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缺一不可。

总之,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要手段, 不仅对党提高执政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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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英田.合法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J].长江论坛, 2004, (6)

[3]徐京跃, 周英峰.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高层声音, 新华社, 2013-1-2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5]郑学年.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J].管理学家, 2010, (7)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2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监督；制度创新

党内民主建设一直是我们党各项建设中备受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做到以完备的权力监督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内民主的实质

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政治本质规定性之一。党内是否实行民主及实行的程度，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党是否有生机与活力的问题。我们虽然经常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但对党内民主的实质问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根据列宁的意思，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指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即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人”，党内事务归根到底由党员当家作主。他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段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他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内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2]。

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来说，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就在于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事务。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平等的主体、“主人”地位，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确实保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二、真实有效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保障

中共党内民主监督，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党的纪检部门）和全体党员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在党内政治民主和组织民主的基础上，依据党规党纪从党组织内部对党的执政行为、领导行为和党员行为所开展的检查、评价和督促的活动。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则是指由党内权力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共早在执政之初就对党内权力监督问题予以重视。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共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共“八大”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强调党要领导得好，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就必须接受监督，包括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恢复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是：（1）全党对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2）建立健全了纪检监督机构，扩大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3）党内监督制度趋于完备，修改和制定了系列党规党法；（4）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纠正了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等等。

可见，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度，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执政党防止重大决策失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效遏制腐败的迫切需要。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真实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对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合理构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动党内民主建设

根据当前发展党内民主面临的问题，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两方面构造一个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1．发展党内民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3]。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决定，把党内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从制度建设高度发展党内民主，这既是对党的建设长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党内外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实行批评监督。因此，要加强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按照要求进行制度建设，科学地配置党内的权力，要把本应属于党员的权力归还给党员，由党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各种事务。发展党内民主使得民主权利得到保障，法制法规更加健全，党自我更新和执政能力更强，这一切既是党执政的价值目标所在，又将有力地促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代转型。

2．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消除权力腐败的依据和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健全的法制是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基础。建立一种以法制为主导的政治制度模式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要求，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安全阀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实现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在目前，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健全法制方面，首先是要完善党内制度法规。制度法规既是党内生活的规矩，也是党内监督的依据。党内制度法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组织制度，如差额选举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亲属回避制度等；二是领导制度，如集体决策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三是工作制度，如请示汇报制度、办事公开制度、职务开销制度等；四是生活制度，如权利保障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五是监督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信任投票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目前制度法规还不够完善，我们还要结合社会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党内制度法规，使它从内涵和外延方面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制度法规的作用，必须力求实现制度法规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从制度法规上保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3．改革监督体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证明，加强党内纪律监督对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党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体系，并使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个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对中央委员监督难，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单位及其成员监督难。[4]党内监督制度对于加强党内监督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这些监督制度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监督的基础，而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则是核心。党内监督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为各项具体制度充分实现其价值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这就要改变现行的纪委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负责的不合理的体制。目前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却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纪委成员中的提名、任命、调动和待遇都掌握在同级党委的手中，使纪委会完全依附于同级党委。这就限制了纪委监督制约职能的发挥，特别是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因为纪委监督制约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同级党委的态度，而同级党委的态度又取决于主要领导的素质。这种体制上的局限性，决定了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是很难到位，因此，就需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监督体制。按照列宁当年的思想，纪委不仅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而且改革受同级党委领导为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确认纪委受代表大全的委托，实施对党的执行机关的监督制约，与执行机关具有平等的地位、平行的权力。执行机关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政治上对检查机关实施指导，以保证执行机关与检查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检查机关内部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纪委系统不再受同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经费来源、干部配备使用和待遇等都由纪委系统统一管理，以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纪委的权力也加大了，地位也提高了。纪委的主要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任期制，任期未满一般不得调离现任工作岗位，从根本上保证纪委能够独立地行使检查权。

这个体制变化的核心就是把党委领导具体化和制度化为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领导。但是，这个变化必须有两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一是使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成为制度化的组织，全面提升其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不属一级政权性质的地方或单位组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样，纪委的监督就能在党的整体领导体系中获得更大相对自主的空间，从而在实现更为有效的纪律监督的同时，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4．完善监督机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任务

要使党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关键在于理顺构成监督制约机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健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江泽民指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5]为此，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所谓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舆论机构或借助舆论工具，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尤其包括对官僚主义、缺德行为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指责。”[6]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舆论监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宽松、政务公开的扩大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中共“十四大”报告到“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尽管舆论监督在反对专制作风、遏制腐败、推动民主和法治、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目前依然存在着新闻舆论监督疲软和舆论监督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我们必须确保党员在法定的范围内有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党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党员对党内重大决策的运作实施监督的权利等等。

第二，逐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了它的派出机关外，都应由选举产生。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在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上级组织在审批下级组织的领导成员时，应认真审查产生这些人选的选举程序，对那些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组织和成员不予承认和批准，坚决摈弃用直接委托取代选举，用征求意见回避选举的做法。在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同时，不断完善差额选举。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争的差额不是真正的差额。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优越，最根本的是它给选民提供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保证选民充分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举优汰劣，保证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此外，还要真正实行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有利于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当选代表的监督。当选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对选民和选举单位所作的承诺和保证，将成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其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实行差额选举在客观上为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依据和可能，使我们党的干部制度真正成为出人才、出政绩、出效率的制度，从而为干部队伍茁壮成长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开辟新政治渠道。

第三，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员民主权利是以党和党内其他法规形式确认党员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它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党员都能关心、参与党内事务，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保证党的事业的发展。坚持党章规定的所有党员无论职位高低，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对于在遵守党纪的前提下，对党内事务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打击；对于在党的会议上或在给党的组织的报告中，对党的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压制，否则必须依据党纪严肃处理。为了实施有效的监督，在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监督意识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保障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行使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保障广大党员在申诉、控告、检举之后不受打击压制，并使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使坚持原则敢于监督的党员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表彰，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有效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在党内，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党的决策主体。党内民主的本质就是由党员决定党内重大问题和管理党的事务。通过个人述职、党员评议和组织考察，力求客观公正地对干部作出评价。对违法乱纪、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及时予以罢免，以便体现监督制约的刚性。实践表明，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只能以强制力量来制约。如果离开了这种强制，只停留于一般道义上的谴责，监督制约就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威慑力。

此外，加强党内监督，还要强化领导集体内部的监督作用。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把党组织的严格监督与党员干部的认真自律结合起来。在从严治党中，每个党员干部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警、规范行为，严以律己。完善已有的制度，逐步建立新的制度，在加大执纪执法力度的同时，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要相信和依靠民众，广开言路，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

5．加强党派监督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外在条件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个“合作”与“参政”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但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监”、“虚监”、“空监”的问题。因此，要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要提高民主党派的监督的力度，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党派内部建立相应的监督工作机构。因为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目前，各级民主党派内部绝大部分没有负责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专门工作机构，这与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实际上已影响了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发挥。与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相适应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机关建设。民主党派机关作为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机构，是民主党派联系其成员的桥梁和纽带，是民主党派形象的代表和窗口，是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组织保证，同时机关也是实现多党合作、政党监督的枢纽。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监督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造就一批专门从事参政议政和善于进行民主监督的政治家队伍。造就这样一批政治家，必须加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重在建设、重在落实、重在真抓实干。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制度，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为我国的政党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这对强化中国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

6．完善监督体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证

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制衡是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内在机制，也是约束权力、消除腐败的先决条件。要在党、人大、政府三分权力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协调机制，科学界定各种监督制约主体的功能和职责，明晰监督制约系统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监督制约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制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尤其是人大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从组织上巩固人大的法定地位，依法落实人大的选举和监督职能。此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制定和完善新闻舆论法规，在坚持党依法管舆论的前提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通过有效的形式把各种形式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的监督制约网络，发挥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

从国家的法律规范上讲，人大与党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来自于党内的党规党法，可以对政党、人大、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人大可以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党组织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如果把运用党规党法对人大、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看作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生长点，那么，各级人大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要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特色的政党与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发展,它首先要有党内民主作保障。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那就根本谈不上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制约的问题。

总之，党内权力监督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系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积极探索并认真落实各种提高政党监督实效的措施，必将推动中国的政党监督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

注释：

浅谈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篇3

关键词：新形势 权力制约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201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扎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要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发挥纪检监察机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为此，笔者现就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课题浅谈几点看法。

1 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形势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决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实践看，由于权力制约不力、监督乏力，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习惯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这些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主要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一把手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2 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

权力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其运行是否科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是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监督是权力的单向运行，是权力授予主体控制被授予权力的行使，以保障权力行使符合授予意图。制约是权力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钳制，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具有权力运行的双向性。但监督与制约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都体现了对权力的控制。

第一，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机关具有教育、纠偏、惩戒和保护等职能，其调查和政纪处分权具有较强的威慑力。行政监察机关要把监察监督渗透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和严格监督，深入开展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推进权力依法行使和公开透明运行。审计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熟悉财政财务工作、精通查账业务等专业优势，通过任期审计，进一步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和财经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审计监督。

第二，要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一种直接方式，法律监督是促使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要着力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大限度减少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的发生。

第三，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方式。应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来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健全纪检监督谈话制度，实时掌握监督对象的思想动态，督促他们更好地正确行使权力、发挥主要领导的作用。

3 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措施建议

要想实现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和透明化，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建议。

第一，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律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表明了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

第二，加强党内监督。应该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常态化。

第三，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整合与协调。加强党和国家整个反腐败机构的整合与协调，应在纪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好监察部门、国家预防腐败部门、检察院反贪部门、审计部门等机构的反腐、防腐职能。明确各自的分工和各自在整体中的地位，以及整体中各个环节的联系、衔接，使各机构能更好地分工协作，形成更有效的运作机制。

第四，引导、规范和有效管理网络监督。要高度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处置机制和引导、反馈、应对机制；加快互联网监督的法治建设进程，对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依法加以打击，推动网络监督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不断提升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马瑞灵.从权力过分集中到权力监督与制约[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

[2]沈岸，赵尉.简析新形势下我国权力腐败问题[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06）.

浅析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篇4

一、对权力监督现状的分析

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 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党对权力的监督在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上都有一些规定, 随着反腐倡廉工作逐步深入, 对权力监督的措施会越来越完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 还是群众监督, 均存在缺位现象。

1. 上级监督鞭长莫及。

上级领导对下属运用权力进行严格监督负有责任和义务。然而, 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出于多种动机和目的, 往往对下级疏于监督。上级领导往往只能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进行宏观监督, 而对下级权力的具体运作情况的监督虽有权力, 但无充分精力, 显得鞭长莫及。有的领导对下级不是以个人品德和工作绩效论优劣, 而是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 放弃监督;有的领导感情用事, 借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部下迁就袒护, 不去监督;有的领导怕得罪下级丢选票, 只要事不关己则不闻不问, 不敢监督;有的领导与下级同属“一张网”, 利益攸关, 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回避监督;也有一些领导忙于事务, 且以“用人不疑”为由放松监督, 导致该提醒的不及时提醒, 该警示的不予警示, 该查处的查而不处。

2. 同级监督软弱无力。

目前, 同级干部或同一个领导班子成员间的监督, 在一些单位和部门由于受主、客体因素的制约和庸俗关系学的影响, 顾忌重重, 使同级监督变成泡影。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职机构, 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 其工作人员的办公经费、物资保证及经济待遇均在同级行政的管辖范围, 这种隶属关系使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 职能难以履行。同级党政组织及其成员违纪问题, 纪委只能触及表层, 不能深入实质。

3. 下级监督纸上谈兵。

一些缺乏民主自律意识的人担任领导后, 自恃高人一等, 骄横跋扈, 给敢于监督或提不同意见的同志穿“小脚鞋”。下级寄人篱下, 把领导看成是自己升降进退的决定因素, 明知不对, 存有种种顾虑或畏惧心理, 担心监督上级招致非议和打击报复, 只好少说为佳, 或避而远之;有的则对上级随声附和, 甚至同流合污。

4. 群众监督形同虚设。

普通群众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重大决策缺乏参与了解, 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业务活动、社交往来和家庭状况知之甚少,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故意将一些本应公开的公务活动和个人重大事项神秘化、隐蔽化, 该报告的不报告, 群众想监督却无从下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出于私心, 怕实情公开之后影响仕途, 更怕损害自身形象, 于是, 对群众举报一方面极力隐瞒, 另一方面以势压人, 导致举报被“淡化”或“扣压”, 使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丧失信心。由于受到大环境一些因素的影响, 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利害得失, 只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权力的监督意识明显减弱。

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造成的危害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领导干部是群众之首, 事业之帅。如果对领导干部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 加之其本人又缺乏接受监督的意识, 素质低下, 放纵欲望, 必会腐败变质, 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危害性不可估量。

1. 混乱群众思想和是非标准。

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 群众把他们看成是党和政府的化身, 如果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有增无减, 就会搞乱群众思想和是非标准, 会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甚至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

2. 阻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实践证明,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 兴衰固然有众人的作用, 但核心是领导班子, 关键是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 领导干部掌握着一个地方、单位的命运, 决定着这个地方或单位的前途。当一个党性强、作风正、勤廉兼优的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的权力结合起来时, 一个落后的单位可以因为这个领导干部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敬业精神而使众人团结一致, 克服困难, 再创生机。相反, 当一个只善于投机钻营、缺乏自律、见钱眼开的人出任领导干部时, 他想的不会是事业, 而可能是一己之私, 他会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商品待价而沽或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众人不会再相信他, 失去工作积极性, 最终导致一个本来相当不错的单位在短时间内陷入困境, 甚至垮掉。

3. 影响干部队伍建设。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领导干部人格上的缺陷和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不足, 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 则必然影响到其下属, 导致干部队伍整体结构出现危机。

三、加强对权力监督的对策

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 进一步探索监督权力的有效途径。

1. 首先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权力观是人们对“权力”的基本看法或根本观点, 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权力”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同时又决定着人们的地位观、利益观。权力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这是我们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 也是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此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精炼的语言向全党鲜明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和“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由此可见, 领导干部只有解决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 现在当干部应当干什么, 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等根本问题, 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自觉做到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2. 强化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

权力的运行是动态的, 要保证权力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正常运行, 有效防止蜕变和滥用, 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 包括对权力的授予、行使和运行结果等环节的监督。一是要对权力的授予过程加强监督。权力的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严肃查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消极腐败行为。二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加强监督。当前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防范权力行为的非正常干预。三是要对权力的运行结果加强监督。要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的干部政绩考察评判机制, 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执纪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3. 党员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 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首先, 要大力肃清封建特权思想影响, 自觉接受监督。有的领导干部不愿接受监督, 甚至一听到“监督”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这是十分错误的, 是封建特权思想影响的突出反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 要视监督为帮助、支持和关爱, 主动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其次, 要正确对待群众的信访举报和批评建议, 主动接受监督。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反映、批评和意见, 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不能因为信访举报和群众批评意见中有不实之词, 甚至有错误之处, 就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相反, 应当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及时化解矛盾、改进工作, 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纳入健康的轨道。再次, 要努力克服好人主义思想的影响, 积极参与监督。当前, 有的同志对参与监督顾虑重重, 或者怕遭打击报复、怕“引火烧身”而不敢监督;或者怕反映问题破了面子、得罪人而不愿监督;也有的由于不了解有关程序和规定, 想监督而不会监督。凡此种种, 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好人主义盛行, 明哲保身吃香, 监督制约乏力。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既是被监督者, 同时又是监督者。作为被监督者, 应该自觉接受监督;作为监督者, 对其他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行为都有权利、有义务进行监督。“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党员领导干部要去掉私心杂念, 做到一身正气, 无私无畏, 积极参与批评和监督

4. 完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被滥用, 以权谋私得以发生,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 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一要防止权力腐败, 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建立健全权力的制约机制。要针对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要以政企分开为着眼点, 下大力气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进行减事放权, 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化为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二要合理划分和配置权力结构, 按照权力制约和效率优先的原则, 对党政部门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进行科学地细化和分解。尤其对直接管理人、财、物的重要部门以及实权岗位的权力, 要搞好上下层次的权力配置, 明确各权力层次的职责和权限。三要加强法制建设, 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如建立职权限制、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责任追究等法律制度, 对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加以约束, 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有效监督下, 走出一条监督制约权力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路子。当前, “要围绕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的要求, 在建立完善各项制度的同时, 要着力探索建立、完善各项制度落实的监督制约机制, 以推动各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凡是建立起来的制度, 都要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使各监督主体有章可循,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要求, 才能真正落实。

5. 强化专门机构的权威。

为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 必须强化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一是在中央纪委以下各级纪委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 以解决对党委成员无法监督的问题;二是可以在现行体制下, 适当扩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制约的范围和权限, 赋予其对同级党委政府管理的党员干部违法问题的独立立案、执纪权, 对同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建议权、批评权, 对重要干部任免的提议权、考核权、弹劾权和质询权, 扩大并确保专门监督机关执行过程的相对独立性, 真正落实有关法规赋予它的对违法违纪线索的调查核实权、立案权和质询权。三是制定出保证纪检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督权、不受非法干扰的具体措施, 以保障纪检监督机关相对独立的权力和权威。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以权制权、有效地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的目的。

6. 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一要落实监督主体的责任, 建立监督主体失察责任追究制。尽快制定对各监督主体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 对应该监督而没有监督、应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措施, 以致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二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特别是完善监督主体具体实施监督过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实施监督者要及时或定期向派出机关写出监督报告, 并签名负责, 以便备查。如, 重大工程招投标出了问题, 除对招标人作出处理外, 也要追究监督责任人的责任。又如, 在干部考察中, 对拟提拔对象相关责任人要签字负责, 对今后发现提拔前存在问题者也要追究考察人、推荐人的责任,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等。要继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以权谋私的腐败案件, 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迁就, 切实做到惩处一个, 教育一片。

7. 公开行政行为。

为提高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必须拓宽监督渠道, 开辟方便、快捷、高效的群众监督绿色通道,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此, 必须全面、及时、真实地公开行政行为, 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这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的重要措施。一要公开决策程序, 在决策前公布预期的目标和计划, 在决策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 在决策之后公布方案, 通过建立公开的程序, 把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一关。二要公开行政过程, 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 让所有法律和政策法规的日常管理工作都公之于众, 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三要公开财政收支。要公开行政部门财务收支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费支出, 让本单位和本部门的职工群众以及全社会了解和监督。改变财务支出由“一把手”“一支笔”签字的传统做法, 推行财务支出联签制, 并定期由财务、审计部门张榜公布财务收支情况。要定期分析、通报资金运行状况, 适时公布运行结果, 确保资金健康运作。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5

-------1.监督侧重的是由（）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正确答案：B.他人

2.中国共产党权力的运用，应当始终保持它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是（）利益忠实代表的性质。正确答案：B.各族人民

6.（）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前提和保障。正确答案：D.公开透明

7.（）是对权力运行的规范，也是权力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正确答案：C.程序

8.对同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正确答案：C.进行公示、听证等制度

多选题

-------1.公权力的特征包括（）。

正确答案：B.权威性 C.代表性 D.易腐败性

2.权力的三个运行环节分别是（）。正确答案：A.决策 B.执行 C.监督

3.严格落实和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正确答案：A.知情权 B.参与权 C.表达权 D.监督权

4.问责制的体系主要包括（）。

正确答案：A.责令公开道歉 B.停职检查 C.引咎辞职 D.责令辞职 E.免职

5.深化政务公开的核心是要扩大基层民主，其中包括（）。正确答案：A.厂务公开 C.村务公开 D.校务公开

判断题

-------3.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都要向社会公开。（）正确答案：错

4.制约和监督对于公权力的运行是可要可不要的。（）正确答案：错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6

内容摘要：职务犯罪侦查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的必要保障和重要形式，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直接侦查来确保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合法，从而间接地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职务犯罪侦查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依法履行。本文在认真总结分析我国现行监督制约机制的基础上，阐述对其进行完善的必要性，并针对目前的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 完善必要性 监督制约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检察院的职能之一，是一项威力较大，同时危险也较大的权力。依法有效地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利于打击公权腐败，更有利于检察院在司法系统中找到准确定位，健康、有力的发挥作用；若运用不当，职务犯罪侦查会被滥用或弃用，甚至成为权力操控的棋子，导致侦查职能形同虚设，法律监督功能丧失殆尽。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需要得到全面有效地监督，确保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依法履行。

一、我国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我国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分为两种，分别是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有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法院的制约、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制约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群众的监督等。

（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上级检察机关的制约。上级检察机关的制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备案制度。不得有案不备，备而不查。二是审批制度。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机关呈批事项的请求予以审核，决定作出后，由下级检察机关具体落实执行。三是纠正制度。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的决定确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变更。

2.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的制约。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制约主要包括侦查、批捕、公诉实行不同的分管检察长负责制，各部门职能分开制，侦查监督部门的制约，公诉部门的制约，控告申诉部门的制约，监所检察部门的制约，财务部门的制约，纪检、监察部门的制约等。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总体上讲，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对职务犯罪侦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约机制。

二、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

1.制约比较“软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的监督尚未到位。因为现实中的侦查监督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部门报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能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控告，也大多因时过境迁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同时，我国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是指整个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检察权，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对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都要经过检察长决定或经过同一个检察委员会讨论，因此检察机关内部对于立案、侦查、批捕、起诉诸环节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存在着天然的“软弱”性。

2.监督范围有限。侦查手段和拘留、搜查、扣押、冻结、查询、调取等强制措施尚未能纳入到侦查监督范围，仍由侦查部门自己决定自己执行，没有实行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原则，难以保证这些手段和措施不被滥用，从而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监督模式滞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内部监督制约主要是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环节来开展，这两个环节的监督实质上是通过审查侦查结果进行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在非审查时间一般不知晓侦查进展情况，因而对侦查部门有无违法情况很难及时发现并及时纠正，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救济也只能是事后。这种监督模式并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刑事诉讼的保障人权之目的。

（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

1.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制约缺乏“坚硬度”。由于我国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沉默权、律师讯问在场权，并且，律师在侦查阶段又只能是有限介入，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不能行使辩护权，因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制约往往“举步为艰”。

2.法院的制约缺乏“灵敏度”。法院主要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制约，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职务犯罪案件的诉讼过程从侦查、起诉再到审判阶段，一些非法证据中的瑕疵都可能予以了补强甚至掩盖，因而法院的制约力度难以彰显。

3.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缺乏“公信度”。目前采取的检察机关“主持”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方式，显然是被监督者选择监督者的制度设计，这无疑会影响到人民监督员（监督者）的监督“公信度”。

三、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法律授予检察机关行使的公权力，可以直接限制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必须进行有效地监督制约。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刑事诉讼制衡理念的要求

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借鉴国家政治制度中分权制衡的理念，将侦查权、逮捕权和起诉权分别赋予不同的诉讼主体，实现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以现代的诉讼结构看，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权力之所以都是如此分配，就是为了通过分权制衡和程序限权来保证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侦查权、逮捕权和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审前程序中侦查权、逮捕权和起诉权都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和自由裁量度，一旦某项权力肆意扩张和腐败滥用，将对社会公众合法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因而必须进行监督制约。

（二）侦查权本身特性的要求

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通常是从举报线索开始，不断搜索、发现证据，最终证明犯罪嫌疑人确实有罪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无到有”、“从证到供”的推定过程，从而使其天然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因此，在侦查期间，依《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检察机关依职权一方面可以独立决定立案、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对人的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可以独立决定搜查、扣押、冻结等对物的强制措施，而不必受到其他机关的监督制约，其职权性和强制性十分明显。在侦查中，为了实现正义，在国家职能的庇护下，受“志善而违于法者免”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侦查人员本身和社会公众对侦查权力的扩张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行为若非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恶劣，实践中一般不会被追究责任。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刑事程序，侦查毫无疑问地是整个程序的中心，在一定意义上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因此，随着法治建设的完善，对侦查权进行监督制约是侦查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也是必然选择。

（三）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角色的要求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更多地是针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完善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是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必然要求。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曾指出，“应当把我们的侦查部门当成公安部门一样看待，不要分手心手背，不要对公安部门一个标准，对我们自侦部门又是一个标准。”这说明检察机关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意识到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角色的需要。

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笔者认为，弥补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适度借鉴、改造和利用国外的某些有益经验，借以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1.确立“三元审签”制度。国外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既有对逮捕羁押的监督，又有对其他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只要牵涉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讼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都要经过司法审查。如德国基本法第19条规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的强制措施一般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检察官或警察强制实施的搜查、扣押、身体检查、窃听、审前羁押等强制措施，都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经审查后发布许可令状。在英国和美国，对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或其他侦查人员）只有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许可，才有权力执行逮捕、搜查、扣押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行为。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对于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的情况要进行事后的司法审查，对无证逮捕后的被告人应当被“无不必要迟延地”带到治安法官面前，由治安法官审查是否存在逮捕的合理理由。

国外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审查制度，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虽然我国法院系统没有配置治安法官或者预审法官，法院不宜行使对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审查权，但应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确立对各种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三元审签”制度。“三元审签”制度主要是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种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以施行该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以及其它权利所产生的限制和影响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类，采取三个层面把关，加强监督制约，保证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准确行使的一种制度。“三元审签”制度的构想：一是对于逮捕强制措施，应交由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核，上级检察长签发命令。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可将此事项交由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核、分管侦查监督的检察长签发命令（待计算机联网后，再改由上级检察机关审核签发）。对于逮捕后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报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逮捕是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措施，是在立案后获取一定证据的情况下依法采取的决定，决定正确与否实体意义重大，为此应将该强制措施作最高限制。二是对于扣押、冻结等侦查手段，应由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核、分管侦查监督部门的检察长签发许可令。情况紧急需要立即采取扣押、冻结手续的，应在采取扣押、冻结手续后的48小时内，补办相应的法律手续。正确行使这方面的权力能保证国家的利益，也能防止经济利益趋动的办案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此类侦查手段也不宜由侦查部门自行决定。三是对于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查询、搜查等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保留现行的做法，由侦查部门报请本院分管侦查的检察长批准。情况紧急的无证搜查，搜查后48小时内，应当向分管侦查检察长报告，签发许可令。这些措施是侦查案件最为基本的手段。

2.检察院内部职能部门加强同步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着力加强以下同步监督：一是提前介入，既监督又引导侦查活动。自侦部门立案后，应将立案情况和简要案情通知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以便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开展监督。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可以对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实行动态的全过程的监督。可以参加侦查部门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共同研究完善侦查方案，提出侦查建议，协助侦查部门确定侦查、取证的思路方向，引导侦查部门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和固定证据。二是监督审讯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着重监督侦查人员是否履行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的告知义务，是否具有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三是监督逮捕决定的执行、变更情况。在决定逮捕权由上级检察机关行使的情况下，侦查部门要及时告知侦查监督部门对逮捕决定的执行情况；侦查部门拟对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书面征求侦查监督部门的意见。四是审查其他强制措施。着重审查逮捕以外的其他强制措施的决定、执行、变更和撤销情况，从中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

3.规范执行职务犯罪侦查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和审录分离制度。由检察院内部技术部门负责利用先进的视听技术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审讯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以此监督侦查人员是否依法开展侦查审讯活动，是否有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等，由此形成的完整审讯视听资料，既可作为出庭公诉的有关证据使用，也可归档备案监督。

（二）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1.建立职务犯罪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在德国，司法官员在对被指控人进行初次讯问之前，必须告知其有权委托一名律师并与其进行商议。一般情况下，在侦查结束后，辩护律师就有权在审判前查阅检察官掌握的案卷材料。在美国，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中享有律师在场陪同权，除非被告人自愿放弃，警察审讯被告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否则程序自动失效。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均未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必须在场。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必要建立侦查审讯时律师在场制度。在场律师享有以下权利：一是了解案情权。在场律师享有旁听讯问、查阅文书的权利。二是审讯监督权。监督侦查人员审讯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利，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权利。三是提出意见权。律师发现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影响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可以向讯问人员提出。此外，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该在审讯现场开通审讯视频，供律师监看审讯现场情况，严防刑讯逼供的发生。

政府权力清单制定的监督与制约 篇7

关键词：政府权力清单,监督,制约,行政权力,总体要求,特点,建议,全面深化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也得到了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进行现代化国家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必须对现代国家管理能力进行有效提升。2014年2月, 国务院再次取消与颁布多项行政审批内容, 其中行政审批事项为64项、子项为18个, 通过建立权力清单, 可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步伐的不断加快, 这也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权力运行规范与限制的重要措施。作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手段, 权力清单是将服务目录提供给人们的方式, 为提高服务质量, 应进行责任清单的合理配置。现阶段, 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运行, 在于有关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单位必须对政府权力清单监督职能贯彻落实, 进行相关监督检查体制机制的合理制定, 将督促贯彻执行权力清单管理模式看做政治纪律工作,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靠保证。

一、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指导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同时, 应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根据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职能发挥, 应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 一政府职能转变、治理能力提升为重点, 进行政府职权清理与职责履行工作的开展与研究,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权力清单、权力运行流程加以公开, 实现行政权力的科学配置与规范行政权力公开运行, 形成完善的政府职能体系。

(二) 基本原则

1、职权法定原则。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为政府行政权力的根本来源, 如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就无法实施政府的行政权力, 为此必须重视职权法定原则, 将不合法的行政权力重点纳入到清理范畴。

2、简政放权原则。资源配置中应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则需将社会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以此将政府就近管理、亲近群众的优点发挥出来, 以此将政府向市场、社会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 达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3、便民高效原则。权力运行流程的优化, 可对办事环节最大限度减少, 是办事程序简化、办事效能有效提升的保障。政府权力清单制定中, 坚持便民高效原则, 可优化服务内容, 为群众提供便利。

4、公开透明原则。政府行使行政权力, 必须向社会公开权力的多种信息, 如基本内容、运行流程等, 应确保该过程的完整性、准确性, 并接受社会监督。

二、政府权力清单制定的监督与制约的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地方各级政府与其相关部门必须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公开权力运行程序。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 应做好简政放权工作, 在权力清单加大推行力度的同时, 应对权力边界加以界定, 避免滥用权力现象的出现。部分学者认为, 公权力监督与管理力度提升的基础为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 也就是说, 权力清单是政府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新起点。针对此项改革, 相关部门必须由理论、实践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权力两面性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基础。权力不仅具有侵犯性、腐蚀性, 还具有整合性与强制性, 是大型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权力分化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权力职能分工中, 其认为, 议事机能、行政机能与审判机能为所有政体的三大构成要素。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内容则由波利比阿首次提出, 其萌生于古罗马元老院下的有限民主政体内。马克思则认为, 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 只有人民能够监督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目的。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逐步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理, 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权力监督、制约方案。通过长期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 政府权力清单制定了监督与制约方法, 通过建设法治政府, 强化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对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全面推行, 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行事。也就是在立法工作完善的基础上, 进行行政决策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通过民主决策, 实现政府法治水平的有效提升。

(二) 权力清单制定的外部法治环境。在政府权力清单监督与制约中, 应围绕落实政府机关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 健全各个部门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行政执法权力, 对政府职责履行方式进一步完善, 为政府、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 政府机构应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对执法检查、专题询问与专题调研等工作积极配合, 为政府职权履行创建有利条件。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对代表议案、质询高度负责, 并做好办理工作。

(三) 权力清单制定的观念转变。根据行政权力运行规范与便民高效需求, 政府单位保留权力事项中, 应对内部运转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 实现权力运行程序优化与工作责任明确、强化的目的。从“权力清单”到“责任清单”对政府职能部门权限划分。通过管理理念转变、工作方式改进, 可实现监管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同时应充分了解政府、社会关系, 做好处理工作, 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以创新, 做好社会组织培养与监督、制约工作, 以此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提供可靠保证。

(四) 权力清单制定的责任机制。通过权力清单与运行程序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 可按照执法依据与政府单位职能转换, 对监督内容定期修整与改善。同时根据相关程序公布确认, 实现职权管理“三化”, 即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并与政府机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相结合, 进行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察等多功能体制的建立, 以此全面、实时监控权力。与此同时, 必须进行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格惩处,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三、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议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 不仅要对当前行政管理任务充分考虑, 更好重视权力清单制度的长远目标。遵循中共中央指导精神, 应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法加以借鉴, 尽可能推行行政清单制度, 并进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长效机制的科学建立, 为此, 笔者对政府权力清单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在地方实践经验总结的前提下, 实行全国改革相关指导意见。该意见应对统分结合原则进行充分把握。第一, 总指导思想的明确, 对关键性问题提出相关要求。如清权时做好减权工作。权力清单形成中, 应做好清理、确认行政权力工作, 还应做好行政权力下放与取消工作。其次, 统一行政权力分类标准, 确保所有地区具备统一标准。最后, 扩展地方改革自主空间, 鼓励地方政府单位根据权力清单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与探索。

(二) 开展权力清单长效监督、制约试点工作。作为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重要条件, 应在实践中加大监督与制约力度。通过实践, 对长效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提供合理、有效方案, 为权力清单工作的实施提供可靠保障。

(三) 宣传力度的不断增强。现行行政管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惯性为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最大障碍。为实现政府权力清单监督职的贯彻落实、为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 必须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理解改革。做好权力清单宣传工作, 对构建社会治理背景下权力清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必须重视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为此, 本文在充分了解政府权力清单推行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分析其特点,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以此依法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监督、制约政府权力清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孙柏瑛, 杨新沐.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权力监督制约的新探索[J].行政科学论坛.2014 (06)

[2]程文浩.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如何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意义和推进策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09)

[3]吴建南, 马亮, 杨宇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J].管理世界.2007 (08)

[4]俞道融, 齐宁, 关鑫, 王天依, 陈杰.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J].理论界.2015 (04)

[5]李任杰, 王伟.简论“权力清单”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 (04)

[6]罗亚苍.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制度评析及完善——以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10号公告为分析模板[J].中国行政管理.2014 (08)

[7]李和中, 罗春明.以建立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廉政清单为路径构建法治政府[N].辽宁日报.2015-04-14 (005)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8

(一)“新闻审判”的由来

“新闻审判”这一概念来自于欧美新闻学界,最初被称为“报刊审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名称也出现了多种变化,又被称为“媒介审判”或者“舆论审判”。在欧美新闻学界,普遍认为“新闻审判”是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1]我国的新闻学者也大都引用这一定义和论述。

“新闻审判”从其诞生的历程看,其产生与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与文化密切相关。欧美国家的法庭审判大都施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在整个法庭审判过程中常常扮演对案件的定性、定论的决定者角色。在法庭之外,当有人希望影响判决结果时,往往需要对陪审团进行影响,而媒体舆论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在欧美国家的影视剧当中看到这样的情节: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一般会针对如何打动陪审团做相当细致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场外还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媒体发动舆论攻势。最终,陪审团被感化,相信了犯罪嫌疑人“绝不可能故意犯下这一罪行”,庭审结果被改写。这一过程中,媒体发起的舆论攻势显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学界人士反思这些庭审过程的时候,就提出了“新闻审判”这一概念,亦指新闻引导舆论意志取代了司法意志。随着西方庭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了抗衡新闻舆论对审判的影响,一些重大的案件可以申请启动“陪审团隔离”程序。

(二)中国的“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在全球都普遍存在。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案例中找到“新闻审判”的身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有趣的现象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法学界和新闻学界却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新闻审判。其依据是: 我国并不存在让“新闻审判”产生的类似西方的法律和文化土壤即“陪审团制度”。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媒体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理论上媒体的观点也要与司法判决保持一致,因此“新闻审判”无从谈起[2]。学者中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虽然在理论上不存在“新闻审判”,但是在现实中是存在“新闻审判”的事实的。学者也对其表现形式做了更为周到的分析,中国的媒体审判往往是媒体扮演冲锋的角色,其背后是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来自于上级公权力机关意志的合力。媒体的舆论力量并未直接作用于本层级的司法部门,而是通过对其上级部门施加压力进而通过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达到干预司法进程的目的。曾有学者就认为,中国的“新闻审判”形式比较特殊,一般是媒介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3]

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观点,当前的中国非但存在“新闻审判”的现象和事实,且具有典型的特征。王军在《传媒法规与伦理》中如此表述:“新闻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 进行评论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4];李瞻编译的《传播法:判例与说明》中也对其有表述:“新闻审判”( Trial by newspaper) , 是指“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5]。两位学人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其表述的含义基本上相近。我们在观察当前中国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时,往往不仅仅是在司法审判事中,连事前事后都存在这种现象,其外延已经出现了扩大。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学界专家注意到了新闻审判的负面影响,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魏永征。他认为“新闻审判”存在极大的负面影响,是对司法独立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公民权的双重侵犯[6]。

(三)“新闻审判”现象的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重要的时代宣告来临: 互联网时代。在网络与媒体力量不断演进发展的今天,大量新媒体、自媒体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微博、微信已经渗透每一部智能手机,意见领袖、大V的舆论引导能量可与传统媒体等量齐观。这给“新闻审判”创造了极为重要的舆论土壤, 其表现特征也开始由点到面全面开花。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媒体与网络平台来表达声音,媒体也在这样的“需求”下介入越来越多的刑事、民事案件报道。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张金柱案”之后,“新闻审判”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此后我们又见识了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蒋艳萍案”、“梁丽案”、“罗彩霞案”、“邓玉娇案”,直至这两年的“彭宇案”、“许霆案”、“夏俊峰案”等。在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甚至审理之前,媒体已经提前介入,对人物、事件、案情进行了详细的披露,他们甚至比司法机关更早知晓案情的一些细节。由此,司法机关常常在面对媒体质疑时显得滞后而应对不足陷入被动。在互联网时代里,新闻审判有其显著的特征。

首先,新闻审判可以更容易辐射更大范围的人群。网络媒体传播的双向性甚至多向性,让信息的互动性增强,公众的参与度提高,传播和发散来得更加容易。有学者就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网络舆论的繁荣,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介形成的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网络舆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 非理性、个性化、发帖随意性、真实性差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7]网络这一工具的日渐普及,赋予了普通人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人们的言论自由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通过微博、微信等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各种分享类型的自媒体平台,人们可以对任何一件事情发表个人化的观点。网络言论的一大特点是,匿名、不受约束、 激进、缺乏冷静思考和逻辑性,导致言论极富煽动性。

其次,“新闻审判”的破坏力被放大了,也更迎合公众心理诉求。当前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存在阶段性的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距。此外,就业压力大、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和矛盾也导致公众容易对此类事件进行聚集关注,同情弱者,宣泄对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怒,触发共鸣点。互联网上这两年爆发的案件例如“李天一案”、“药家鑫案”、“李刚门” 等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当事人都被扣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的名号,由此引发更多的关注,舆论方向也更加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此类的事情更易被传播,也更容易聚集关注的人群,放大了“新闻审判”的作用。

我们观察后可以发现,在传统媒介时代,“新闻审判”大部分只是局限在一定类型的案件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到了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审判”已经不拘泥于原有的范围和程度,其影响之广泛、渗透之深入超乎想象。

二、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平衡

(一)新闻对司法的影响

媒体与司法,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无论是在倡导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还是喉舌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媒介与司法机关似乎常常会因为某些公众性的新闻事件而发生显而易见的对立与冲突。用博弈来形容这一对主体的关系实不为过。

首先,媒介以主观意志干扰理性司法。法是理性的代表, 所谓法理,关键在于理性精神。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一直在强调客观、真实、准确,但舆论监督变成“新闻审判”的面目出现时,已经发生了本质扭曲,干扰了其理性判断。在“新闻审判” 现象下,媒体成为了法官,舆论成为法庭,意见成为了判决, 司法在这个时候就像个无用的看客。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宣言的是“事实如此”,法院判定的依据是“证据评判如此”。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审分离,法院单独享有审判权。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区分法律上的无罪和事实上的无罪。“有罪”与“无罪”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结果。[8]

其次,“主题预设”的新闻审判让“证据先行”的司法体系异常被动。媒体审判常常主题预设,例如“官二代横行”、“执法者犯法,欺凌弱势”等等,媒体将一个故事包装得更适合大众的消费与阅读,夸张的字眼加上合理想象,舆论自然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司法机关还在寻找证据链条时,舆论已风起云涌。

再次,舆论的道德审判胁迫司法独立。当舆论已然形成, 在主持正义公道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机关背负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秉持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双重天平,难上加难。往往背负不了压力,司法机关最后变成了“民意的傀儡”。程序上的瑕疵往往使“有罪推定”乘虚而入,产生了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沉锚”效应[9]。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法官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不得不考虑社会效应与司法效果之间的平衡,最后实际上是法律不是输给了道义,而是输给了“上级行政命令”。

(二)从“彭宇案”看我国“新闻审判”的生成机制

“彭宇案”堪称中国法治石和新闻史上的一大标本案例。 此案历时五年“真相”才真正曝光。在这五年里,彭宇案几经波折,广为人知,甚至还成为中国“道德滑坡”、“老人摔倒不要扶”等道德事件的触发点。观察那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 “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新闻,直至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引发全社会对这一现象的深层拷问。彭宇案的经过,稍微关注社会新闻的人都会了解一二。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老人徐寿兰在南京一公交车站从后门准备上车,被下车的某人撞到,彭宇也是下车人之一,出手搀扶,后送老人去医院治疗。老人及其家属都一口咬定彭宇就是撞人者,将其告上法庭索赔。法庭的审判围绕彭宇是否撞人而展开。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件,由于双方在事实认定上的分歧,经过媒体报道后出现了“老人家属欺诈”、“碰瓷”、“彭宇做了好事反遭冤”等关键词。随着各大媒体持续5年的连续报道,成千上万的网民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渠道展开了讨论甚至口诛笔伐。这起事件的影响是全面的,当事人徐寿兰老人搬家、彭宇辞职、法官被调离、南京当地司法系统被推上风口浪尖。

“彭宇案”带有典型的新闻审判特点。首先,媒体的越俎代庖。 在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有关媒体已经抢先发布了独立于司法调查的“媒体调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对司法审判进行了提前干预;其次,媒体的报道没有完全依据事实客观进行报道。在一审判决之后,相关媒体立刻对判决结果与事实进行了评论,而不是对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客观表述;其三,媒体报道通过绑架公权力从而影响司法审判。 因为媒体的轰炸性报道惊动了“有关领导”,从而给还在审理中的法官群体造成极大的压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就尖锐地指出,媒体对于大众心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新闻界应深刻反思和警惕,更是司法与媒体关系中值得重视的课题。”[10]

三、“新闻审判”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新闻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媒体舆论监督的确在呼唤正义、保证公众知情权方面有着重大意义,也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进程。然后,一旦舆论监督越位成为“新闻审判”,则大大伤害司法公正。新闻审判的一大特点是,断章取义,用最擅长的评头论足和舆论造势,影响司法人员由其是法官意志,从而影响案件朝着公众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闻媒体极其出色的言辞表达和舆论煽动能力,往往能很容易牵动民众最朴素的正义观,使得案件本身陷入“新闻审判”的怪圈。一旦司法机关依据已经掌握的证据作出的处理结果与媒体及公众预判的“民意结果”出现冲突,司法机关必定陷入非议。甚至, 因为上级行政机关受舆论压力从而行政干预司法,严重破坏司法独立于公正。

(二)“新闻审判”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

谈论“新闻审判”究竟对新闻媒体有何危害?答案是肯定的。其对媒体本身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公信力的丧失。

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报道事实真相,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公正、客观不仅是对媒体的道德要求,更是这一职业的底线要求。在 “新闻审判”现象中,新闻媒体显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角色的越位和错位,导致其报道出现了不够客观、真实的情况,甚至出现了部分或者全部的虚假新闻。这对于媒介本身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也必然伤害其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进而影响我国整体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通过邓玉娇案来看问题就更加清晰一些。2009年5月,一桩爆发于湖北的案件引发全国瞩目。女服务员邓玉娇因与前来消费的官员发生争执,将其刺死,随后邓玉娇被拘留,涉嫌故意杀人罪。媒体在这个阶段只是针对案件进行了报道,如实披露了相关案情,扮演的角色是舆论监督者。不过,随后更多媒体介入,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后,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媒体的站位不再客观与平衡,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聚焦于邓玉娇一面展开。在媒体的报道中,常常带入了一些极富煽动性的词语,邓玉娇甚至被比作女英雄、“中国第一烈女”[11]。随后的法院判决,也出现了戏剧性的扭转:邓玉娇属防卫过当,法院综合考虑之后给予免除刑罚的决定。实际上,媒体的角色在后期的报道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偏移,不再客观呈现事实,而是聚焦于事件的惟一一方邓玉娇身上。这是有违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的。媒介在该案件的后期报道中,已经有新闻审判的嫌疑,即通过媒体的言论特权,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最终影响司法审判。

由此可见,媒介监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媒介行为,也符合我国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而“新闻审判”则要努力辨识和厘清。同时,在媒介监督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度”的原则, 只有谨守媒体的正当职责和新闻职业道德,才能避免超过那条红线。[12]

四、把握舆论引导和新闻审判二者之间的度

“新闻审判”需要被厘清和认识,从更全面的角度,不是回避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正视。正视,则是客观、理性的看待“新闻审判”,并且提出相应的可行的应对方案,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将其消灭。应当客观认识到,“新闻审判”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传播问题,还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认知的问题,作为新闻从业者,应当如何坚持新闻精神,防止“新闻审判”?

(一)提升媒体舆论引导的自律性

1.严格自律,在源头上把关新闻,杜绝“新闻审判”

媒体应努力加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并积极带动法律知识的普及。在新闻报道中要防止“媒介暴力”的出现。依据客观事实为第一原则,而不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炒作噱头从而获得关注。做到客观报道,不仅是对事件本身要如实描述,更要避免情绪化的渲染导向。在报道形式上,语言拒绝倾向性、诱导性、诋毁性和歧视性,例如“官二代”、“富二代”等词语要慎用。

2.新闻媒体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意识

作为新闻媒体,在承担新闻传播职责外,更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报道积极疏导社会情绪、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 而不是激化矛盾。

3.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监督而不干扰,推动而不煽动。避免有倾向性的报道,在报道司法案件时,首先要懂法,尊重司法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切忌抱着“打抱不平”的心态来进行新闻报道。无罪推定是一项重要原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4年就发表了著名的“马德里原则”,强调媒体在报道与司法案件相关的新闻时,要遵循无罪推定这一原则,遵照“破案→起诉→审判→判决→公正评论”的报道模式。类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措辞应从媒体上彻底地销声匿迹。[13]

4.新闻报道要与司法程序保持协调一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不能再法院审判之前就提前曝光事件当事人及家属的信息。媒体应及时报道并全程报道,在犯罪嫌疑人被释放,或法院最终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要及时跟进做后续报道。[14]

(二)培养大众的理性批判思维

“新闻审判”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推动,因此,要避免新闻审判的负面效应,则需要让社会大众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模式。

首先,媒体应当与司法部门及相关机构建设更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和机制。通过各种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平台,例如大众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与分享,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在大众面前应当树立更加权威、科学、透明、亲民的形象,化解公权力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与不信任。

其次,加强法治文明的宣传,人人懂法、人人守法将会从根源上破除司法困境。通过更普遍、更深入的法治文明宣导, 媒体可以引导公众认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传播媒介,其言论同样可以起到蝴蝶效应。每一个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活动的个人,都应当审慎严肃对待自己的发言与评论,承担自己身为公民的社会责任。

五、结语

在我国,新闻媒体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舆论监督的一大利器,新闻媒体备受国家重视,也被大众当成是伸张正义、主张民意、传播道义的重要载体。正因为我国新闻媒体的这一 “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加之媒体人自身的理解误区,很容易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界定的模糊,从而在监督报道时自觉与自觉就滑入了“新闻审判”中去。

依据国际公认原则和国家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时候,应当主动避免干涉司法独立,保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真实。在现实中,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出现了许多典型案例,也都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这让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探讨其来龙去脉,以触发新闻界、法学界和公众进行更理性的思考。身为新闻工作者,更应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正确行使舆论监督职能。“舆论监督”切忌走向“新闻审判”。

摘要：网络时代下,舆论事件引发大众关注的频率也来越高。一些从前属于司法层面的案件,从发生到结束甚至结束之后,媒体的报道持续不断。这期间,一些本来很平常的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张金柱”、“孙志刚”、“许霆”、“邓玉娇”、“许霆”、“彭宇”……这些名字甚至已经成为传媒界、法学界研究的“标本”。标本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舆论监督VS新闻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审判现象已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舆论监督代表着社会进步,唤醒民众维权意识、推动法制社会发展;但当前现状下,舆论监督却似乎“一不小心”容易走向了“新闻审判”:预设立场、引导舆论、干扰司法独立,严重的甚至用利用舆论和民意“绑架”司法,造成了司法困境。作为新闻机构以及新闻从业者将如何正确辨析“舆论监督”和“新闻审判”之间的关系?新闻从业者如何让“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不陷入新闻审判怪圈。本文将具体展开分析论证。

关键词：“新闻审判”,舆论监督,司法独立

注释

1[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2][3][12]付松聚,张翅.中国“媒介审判”分析及反思[J].东南传播,2008(1):30.

3[4]王军.传媒法规与伦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2.

4[5]郭卫华.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149.

5[6]魏永征.新闻传播法规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09.

6[7]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8]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4.

8[9]“沉锚”效应,也就是思维惯性或者思维定势陷入,是指第一信息往往会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维固定在某处,一些错觉、偏见或其它非理性的因素,虽不易被人察觉,可一旦融于思维过程中,就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也必然对以后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参见赵琳琳《有罪推定与“沉锚”效应[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

9[10]马学玲.最高法晒彭宇案引反思传媒司法应良性互动[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7-28/6429757.shtml.2014-07-28.

10[11]姚少宝.浅析媒介审判与传媒舆论监督间的关系——以邓玉娇案为例[J].新闻世界,2014(2).

11[13]黄圆圆.论刑事案件报道对“无罪推定”精神的体现[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7.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9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权力,制约,监督

一、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意义

“有权必有责, 权责必相应”, 权力的背后是厚重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管理职能, 必然要成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代表, 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这种公共受托关系的确立, 促生了现代经济责任审计的出现。

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在地区、部门 (系统) 、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客观评价领导干部在依法履行职责、科学民主决策、推动本地区、本部门 (系统) 、本单位科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业绩。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科学、依法履行职责,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对领导干部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客观反映和揭示被审计领导任职期间在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预算管理、科学民主决策、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 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 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

(二) 促进廉政建设

审计部门作为经济监督部门, 在履职过程中, 通过被赋予的职权掌握责任人经济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对责任人违反廉政的行为可以及时发现, 相关证据可转移给纪检监查部门, 从而震慑违纪违法分子,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三) 规范财政资金使用与管理

多年的审计实务告诉我们, 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过程中, 收入不入账、坐支收入、日常支出超范围、项目支出与资金管理混乱, 违反“三重一大”等问题还大量存在, 这些问题都要作为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问题予以披露, 促使责任单位纠偏改错, 达到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的作用。

(四)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要把财政资金用到实处, 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关注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问题, 而且对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审计。这些审计内容都间接促进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的提高。

二、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几点问题

经济责任审计自产生以来, 对于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领导干部科学履职、民主理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亦为规范领导干部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诸多原因, 各级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审计理念相对落后, 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

目前, 大多数审计机关受传统审计理念束缚, 开展的经济责任审计仍以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性、资产负债的真实性作为主要审计内容。审计人员受到思想意识、业务水平的禁锢, 沿袭以往固有的审计方式、方法和手段, 拘泥于账册、报表呈现的财务数据审计。对于“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项、内控制度建立执行情况、依法履行职责、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关注不够, 没有紧紧围绕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促进地区和部门事业发展情况开展审计工作。不能充分体现“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和重点, 很大程度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作用和效果, 难以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预期目标。

(二) “先离后审”使审计查出问题难以有效整改

现今基层审计机关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 大多仍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为主, 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尚未广泛开展。这种“先离后审”的审计模式, 不仅由于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长, 审计工作量大, 加大了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 而且由于被审计领导已经离任, 继任者往往是“新官不理旧账”, 这使得离任审计查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积极有效的整改, 从而降低了审计效能。

(三) 科学、规范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还未形成

由于缺乏统一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领导进行评价时, 往往是以组织部门、上级主管单位下达的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和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结合被审计领导的述职报告进行评价。这种片面且带有审计人员主观色彩的审计评价必然影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规范性。不恰当的审计评价一方面导致不恰当的审计结论和责任界定, 另一方面还影响着组织部门能否正确评价、考核领导干部, 甚至关系到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问题。

(四) 全力配合、通力协作的经济责任审计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涉及面广, 工作量大, 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尤其是对于一些重点行业、特殊部门或是存在问题的单位还要进行问效追责和督促整改。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政税务、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通力合作, 仅凭审计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往往难以深入有效开展工作, 也就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审计效果。

(五)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开犹抱琵琶半遮面

随着一些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向社会公开的实行, 审计机关同级财政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合法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告。这一举措, 对于促进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人大批复的年初预算, 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还未能向社会进行公开, 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合力, 难以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

(六) 审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一方面由于基层审计人员大多出身于财务会计专业, 知识层面的局限, 加之没有注重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 工作中往往只是凭借经验, 通过审阅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资料来获取审计证据、得出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 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重要事项决策、重点工程建设、重大项目投资审计缺乏应有的深度。无法全面评价公共资金使用产生的综合效益, 无法挖掘隐藏在事件表象之后的深层次问题, 难以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客观、公正的审计评价, 更无法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的层面提出有价值的审计建议。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被审计单位的业务量、资金量也在不断扩大, 如果审计人员只凭肉眼和手工查账的方式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巨大的审计工作量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虽然随着计算机审计技术的推广实施, 审计机关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开发研究了先进的辅助审计软件, 但是由于大多数审计从业者计算机水平不高, 无法最大限度的利用审计软件开展数据分析、疑点查询等功能, 极大的浪费了审计资源, 更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七) 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利用有待加强

现阶段, 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果利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些地方还只是把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领导干部离任的一道程序, 并没有真正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察、任免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影响了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的威慑作用。

三、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 转变传统理念, 探索经济责任审计方式方法

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要打破传统审计理念, 突破固有审计模式, 转变目前工作中主要围绕财政财务收支、资产负债进行审计, 依靠会计资料分析做出审计结论的审计方法以及就会计论审计的思维模式, 紧紧围绕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开展审计工作。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任期内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重要经济事项、重点建设工程, 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通过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决策机制和程序以及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事业科学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审计, 反映和揭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各项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严格督促整改落实, 促进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民主决策, 最大限度实现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二) 推行任中审计, 实现审计监督关口前移

审计机关要大力探索和推行领导干部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模式, 逐步加大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比例, 将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 把问题遏制在萌芽阶段, 为国家减少或挽回经济损失。通过开展任中经济责任审计, 对领导干部起到提前预警作用, 实现审计监督关口前移, 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管理的长期有效机制。

(三) 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质量

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科研机构, 要汲取先进经验, 抓紧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指导一线审计人员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质量, 使审计评价更加科学、客观, 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包括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效益性情况;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单位或部门遵守财经纪律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情况;目标完成及经济效益指标情况;个人廉洁自律情等。评价指标可以包括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量化指标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非量化指标如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健全性评价可以分为健全、基本健全、不健全三个等次。对重大经济决策可以从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及决策执行的有效性两个方面作出评价, 规范性评价指标分为规范、基本规范、不规范三个等次, 有效性评价指标分为有效、基本有效、较差三个等次。

(四) 建立联动机制, 推进审计整改和问责问效制度建立执行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重道远, 单靠审计机关一己之力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审计机关要与人大政府、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政税务等机构通力合作, 职能互补。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联动机制, 共同推进问责问效和审计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尤其要注重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作用, 联席会议应就审计中发现的普遍问题、倾向性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将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以审计要情、信息简报的形式向党委、政府作出报告。对被审计部门或责任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及其他违法违纪等问题, 要依法给与必要的惩戒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 推进审计结果公开, 形成全社会监督合力

审计机关要尽快探索在法定范围内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采用适当的形式、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公告。通过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向社会进行公布, 一方面可以促使审计机关对审计查出问题的定性以及处理处罚意见更加严谨, 从而提高审计成果质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查出问题及审计建议的重视程度, 积极整改落实。另一方面, 只有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布于众,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合力, 才能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一项阳光工程。

(六)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审计人员职业素质

各级审计机关要注重工程审计、环境审计、资源审计、绩效审计等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充实壮大审计队伍力量。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开展信息化建设, 推进计算机辅助审计, 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迅速建立起一支技术精湛、作风优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审计队伍, 提高审计机关效能。充分发挥审计作为公共资金卫士的重要作用, 为社会经济科学、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七) 强化成果利用, 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震慑作用

强化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加强审计成果利用。一方面要真正使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和任免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而不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另一方面对于审计发现的重大或突出问题要实行问效问责。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时刻保持自警、自省、自律。充分发挥防微杜渐、反腐倡廉的震慑作用, 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制约和监督权利运行的长效机制。

诚然, 对于经济责任审计而言, 审计质量永远是其永恒的生命线, 如果无法保证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高质量, 就很难谈到其职能的有效发挥。各级审计机关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提高效率、强化效能、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深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构筑起一道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坚实防线, 切实担负起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源.经济责任审计监控权力运行的风险积聚效应[J].中国内部审计, 2014, (08)

[2]黄子明.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探讨[J].商场现代化, 2014, (02)

[3]徐姿文.经济责任审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途径探讨[J].审计园地, 2014, (07)

[4]熊濯钊.经济责任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 (01)

权利制约与监督 篇10

1.腐败的含义。探讨腐败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腐败。不同的人对腐败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共同点都认为腐败涉及到国家公共权力的滥用。国家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的, 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 牺牲社会公共利益, 谋取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就是腐败。通过腐败的定义我们可以鉴定出那些社会现象属于腐败,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否则容易混淆真假腐败, 导致打击腐败不力, 达不到效果。

2.腐败的危害。在中国, 有没有腐败现象是个不需要证明的话题, 问题是中国的腐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 目前腐败问题在中国很严重, 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讲到腐败造成的危害, 国外通常认为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 使国家政权逐步丧失合法性根基, 使人们丧失对国家制度的忠诚, 从而出现国家和政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腐败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 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 败坏社会风气。人家讲得比较具体。而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讲的比较笼统。腐败会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带来挑战。腐败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最大:因为腐败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而这么多的经济损失本来应该被用在群众的利益上。腐败究竟使国家遭受多少损失?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亿元~12 570亿元之间, 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可以说, 人民群众是各种腐败的最大受害者,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1]。

3.腐败的成因。产生腐败的根源是多样的:有人的本能的因素, 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有人的思想因素, 现实中也有一些人靠廉洁自律成功地抵制了腐败的诱惑。也有社会因素, 在中国, 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完善, 不良的社会思潮为腐败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 追本求源, 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监督、制约, 才使掌权者在行使社会公共权力时牺牲社会公共利益, 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就是讲权力得不到监督制约, 必然腐败[2]。

二、治理腐败的根本对策

治理腐败的对策有多种:例如,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加强对个案的打击力度, 扩大打击范围, 提高腐败成本等等。但是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遏制腐败问题。例如教育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 但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如果社会上跑官要官能够得手, 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就会有人对此乐此不疲;如果搞形式主义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首肯, 形式主义就会泛滥成灾。

当代民主国家都声称国家权力属于国民所有, 中国宪法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就有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 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服务于民众的利益, 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被用于为个别人或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人民利用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防治腐败还需要有具体的途径、载体和形式。而公民选举权的充分行使、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享有将会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一) 完善的选举制度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首要保证

1. 减少人大代表人数。

中国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接近3 000名。3 000人左右的一个会议, 如果让每个代表发言1分钟的话, 就得3 000分钟, 两天两夜多。所以在全体会议上, 每个代表很少能够发言。大会的时间留给大会主席团来发言和主持表决。在议会里, 代表人数越多, 每个代表对全体会议上通过议案的作用就越弱, 代表的价值就越小。从国外议会制度来看, 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中两院都没有超过500人以上的。鉴于中国人大代表开会的现状和国外议会制度的建设经验, 应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压缩到400~500名。省、市、县人大代表名额也要相应的压缩。

2. 改革中国人大代表兼职制度, 实现人大代表的职业化。

中国的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 至今仍然是一项非正式职业, 除了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外,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都在从事着别的社会职业。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 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要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但人大代表本身有一半左右却是来自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官员。全国人大由主席团来主持会议, 但主席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领导人, 他们主导了会议。所以, 人大开会, 某种程度上成了国家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 在代表团中, 成了地方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 整个人大的监督功能被削弱了。

3. 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 实行直接选举。

中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原则。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使得民意层层被过滤掉。在县乡直接选举中, 虽由选民直接投票, 但选民直接投票选出的代表每年却只能开一次会议, 乡级人大不设常设机关, 而只设主席1人, 副主席2~3人, 作为乡级人大闭会期间联系代表的机构。县级人大设置了常务委员会, 作为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 每二个月开一次会议, 但常务委员会由全体代表选出常务代表来组成, 也属于一种间接选举的形式, 其民意也被部分的过滤了。

4. 改革人大代表候选人产生方式, 使候选人真正体现民意。

候选人的产生是选举的一个关键, 它决定了可供选民自由选择的范围。从法律规定看, 候选人提名有两种方式:组织提名和代表联合提名。但代表联合提名实际上受很大限制, 有些地方已经名存实亡。从推选到产生正式候选人, 中间有一个颇为讲究的协商确定过程。协商确定过程以及候选人的确定标准违背了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西方, 候选人一般是通过一定数量的选民提名并进行预选而产生的。

(二) 结社自由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分化与整合的多元益政治, 这就要求为不同范围、领域和层次的利益群体提供平等保护和自由活动的空间。没有结社自由就不可能保证群众掌握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就有可能被某些强势集团所垄断, 导致腐败的出现。

结社自由可以强化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是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公民自由、自主地结成的社会团体作为不同层次、不通范围、不同领域群体利益的代表, 通过不同的参政议政, 代表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将有力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结社能够团结公民个体的力量以抵制国家的专制, 抗衡国家权力的滥用, 遏制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可以说, 没有结社自由, 民众就无法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均得到明确确认。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文献也对结社自由作了规定, 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 “人人有和平集会结社之权”。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规定, “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利”。在中国, 现行宪法第35条确认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1998年, 国务院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取代了1989年发布的同样名称的条例。该条例对结社作出具体规定, 包括在同一地区内社会团体的职能不得重复 (第4条) 实行年度检查制度 (第28条) 。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中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 “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剥夺”只能制定法律。随着形势的发展, 《条例》应上升为法律, 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 言论自由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方式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中国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公民有权利行使言论自由的法律权利, 借助新闻媒体监督公共权力, 对腐败行为施加压力。新闻媒体监督能把刚曝光的腐败丑闻很快送到社会公众面前, 又能迅速地将公众的反应传遍开来, 使腐败分子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过街老鼠。如20世纪70年代初导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倒台的“多米诺骨牌”, 其微小的首次推动力就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在中国, 就有公民通过互联网暴露出天价烟事件, 导致南京市一位周姓房产局长被免职的例子。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监督国家权力需要有个前提, 那就是新闻媒体不能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我们不要怕民众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进行监督,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允许百姓自由说话而亡党亡国的, 即使是苏共政权垮台, 貌似民间言论之故, 其实是其自身根子腐朽之因。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 就提醒人们:“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3]。

中国宪法确认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表明中国的国家公共权力来自人民授权。人民有权力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要求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公民如果能够充分行使宪法确认的选举权、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将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那么, 掌权者就会听人民的话, 对人民负责。只有把国家公共权力置于全体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下, 才能保证其不至于被滥用, 即使被滥用也容易被发现和制止。

参考文献

[1]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03-23.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