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制约机制

2024-08-21

监督制约机制(精选12篇)

监督制约机制 篇1

党的十六大提出, 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执法活动和司法工作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 反映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既要强化监督意识, 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 也要高度自觉地接受监督。深入探讨对检察权监督制约的现状, 对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法制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当前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的现状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是相对于内部监督制约而言的一种监督制约方式, 是指在检察系统外部, 由检察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门或人, 依照一定的权限, 按照特定的程序所进行的监督制约。根据我国制度, 当前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1.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大代表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大代表, 依法所享有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

2.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有关规定, 由同级党委以及上级党委等权力机关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制约是中国特色司法体制确定的检察机关实行党的领导的具体和直接体现。

3.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制约和律师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及律师在刑事诉讼以及民事诉讼过程中赋予的监督制约机制。

4.各级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制约。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检察院工作要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

5.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有关公民或社会组织,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 就检察机关执法执纪活动所进行的宣传报道。

二、当前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存在的弊端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问题,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由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在强调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司法体制下, 仔细分析, 检察权的这些外部监督还有很多弊端。

(一)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约, 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国家权力集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 人大与司法机关不是平衡关系, 是立法与执法、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但不是领导关系。但在现实操作中, 法律只是规定了一个检察权要热爱监督的理念, 没有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跟上来了, 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怎么监督, 什么时候监督, 监督怎么启动, 都没有切实的规定, 导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约, 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

(二) 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约, 在现实中体现出了行政权大于司法权的现状, 极大地削弱了检察权独立性的本质要求

根据《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环境下, 检察机关虽然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但是, 并不独立于执政党。检察机关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财政, 人事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 而行政权是三大权力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怪兽, 既然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 依照权力具有膨胀性的本质特征, 行政权必然会寻求使自身权力实现最大化, 将自己罪恶的触角延伸到任何一个可以延伸到的地方。在现行的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下, 司法权是卑微的, 在行政权这个权力怪兽面前, 挺不起腰杆;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非常严重, 使国家设立的地方司法机关变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 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帮凶。另外, 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工作时, 某些掌权人物的条子招呼、电话就成了检察机关不得不遵循的指示, 导致检察机关上方除了法律之外有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扭曲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执行。

(三)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督制约还停留在浅层次、表面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 中国人息事宁人的理念根深蒂固, 导致公检法配合的多, 而制约少, 一些案件在没到审判之前, 案件的定性量刑事先公检法三家都已经集体拍板统一了思想, 导致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的程序设计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虚设, 公诉审判成为了走过场的形式。另外, 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监督, 一些诉讼程序上的瑕疵, 如拘留逮捕时间的超期, 以及一些懈怠行为、不作为行为的监督不愿监督, 不想监督, 怕得罪人, 表现出柔弱性和卑下性。

(四)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约, 还只是表面层次, 缺乏深入及时的报道

检察权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和影响, 自然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就检察权的天性来讲, 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 顺利完成国家与社会赋予自己的使命。媒体监督对检察权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的典型性原则, 使它更侧向于对检察权进行监督, 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不满, 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 同时也更容易使揭露和报道的新闻媒体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利益的驱动下, 新闻媒体就可能不惜代价地追逐检察权的问题, 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检察权独立造成侵害。而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新闻媒体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强势地位, 一些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媒体往往不能自由深入客观地报道, 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经常是需要真相大白或四脚落地后才能够宣传, 跟不上新问题的发展, 舆论监督制约明显滞后。有的舆论监督还要看领导的意图、需要得到领导的授意或批示才能报道, 而此时已经时过境迁, 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人民群众对其关心的事情也渐渐地缺少了热情。

三、检察权外部监督的发展方向构想

因为, 检察权是一种强大的国家权力, 其也就具有了权力的根本属性, 存在膨胀的天性, 如果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 权力将会失控, 所以外部监督是必要的。另外, 检察权独立性的本质要求也决定了外部监督并不是无限制的, 要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保证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顺利实现。因此, 检察权既需要保持独立, 又需要外部监督。如何解决这二者的矛盾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要做到该给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就要毫不吝惜地给予, 该限制制约的检察权力就要毫不留情地限制, 从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 从国情出发, 不摆花架子, 不搞政绩工程, 切实明确监督重点, 规范监督制约行为, 努力解决检察权外部监督无序、混乱的状态,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第一, 检察机关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主要表现在, 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问题, 必须向党委请示报告;检察机关的重要人事安排, 先由党内提名, 再按法律程序任免;办理重大案件, 要服从党委、政法委员会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协调;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 要服从上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领导, 必然包含监督的内容。党对检察机关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 是对检察工作的最强有力的监督。

第二, 接受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 对人大负责, 受人大监督, 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之一。因此, 检察机关要定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工作评议;主动向人大代表通报检察工作情况, 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质询;认真办理人大交办的案件和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 使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三, 接受各级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一府两院”的工作要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因而, 在每年召开的各级政协会议上, 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要接受政协委员的评议;对于政协委员关于检察工作的提案和建议, 检察机关都要认真对待并回复。

第四,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接受监督主要体现在:建立举报制度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 热情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认真处理对检察干警的投诉;建立刑事申诉案件、不起诉案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等公开审查程序, 让人民群众知情, 增大办案透明度,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实行办案人员执法执纪情况征求意见和案件回访等制度, 听取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律师及其他群众对检察干警执法情况的意见;明确规定对新闻媒体反映的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 必须认真核实, 及时处理, 等等。

第五, 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制约和律师的监督, 尤其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最为有效的刚性制约。

摘要: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与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二者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契合的一面。如何解决这二者的矛盾是本文的关注点。应当切实做到规范监督制约行为, 努力解决检察权外部监督无序、混乱的状态,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深入探讨对检察权监督制约的现状。为此, 对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将深入进行探讨。

关键词:检察权,外部监督,检察机关

监督制约机制 篇2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这是我们党对权力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方面的重要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非执政党派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权力具有两面性。执政权力无疑为我们党实现政治纲领提供了重要条件,但也带来了被权力腐蚀的危险。能否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破除官本位等封建残余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转轨时期,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执政方式、领导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防止权力滥用,把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近年来,我们党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党的十六大以后,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等措施,更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通过制定并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制定并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质询等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权。政府机关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并以此来部署和开展行政工作。这些,为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运行结果的制约和监督。坚持对干部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切实改变干部管理中存在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强化组织手段,使干部不敢松懈。及时调整工作懈怠、不负责任、不讲原则的干部,使干部对职务、权力和责任心存敬畏,不敢懈怠。严厉查处腐败分子,使干部不敢腐败。坚持有案必查、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发挥查处工作的警示威慑作用。加强对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检查,使干部不敢专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问责制,使干部不敢失责。健全完善岗位责任制度,做到责权明确,责权一致,失责必纠。

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积极稳妥发展党内民主。从长远看,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根本途径。要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保障党代表充分行使各项权利。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健全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切实提高党内监督工作质量。加强党内监督是对权力进行监督的首要任务。要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严格执行派驻机构直接向派出纪检监察机关报告重要情况的规定,健全对驻在部门领导干部及其成员监督的制度,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作用。

努力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坚持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切实增强监督的整体合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制定和完善约束公共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加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依法进行监督,积极开展廉政监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有效防范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进行监督,无论哪一级干部,只要违反法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使民主党派人士和政协委员通过建言献策,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作用,使群众对权力运行有更广泛的知情权,更好地加强监督。

监督制约机制 篇3

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督意识淡化

一些地方、部门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监督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监督是软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监督得罪人,监督是纪委的事等。这些片面认识的存在,导致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监督意识淡薄。

(二)监督软弱无力

上级监督不及时、不到位;同级干部或班子成员间或因维护班子团结的要求或受庸俗关系学的影响,监督软弱无力,没有真正有效发挥出作用;同级人大、纪委、监察等监督机构在隶属关系上受制于同级党委,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对同级党委、政府监督乏力;下级因怕监督上级招致非议和报复,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由于权力运行中的神秘化、隐蔽化,使权力以外的人对权力的运作难以全面了解,造成群众监督往往无处下手。

(三)监督环节脱节

由于对权力运行的事前、事中、事后备环节重视程度不一,导致监督制约部分环节脱节。一般情况下是事前、事中监督少,或者是根本无监督,通常是案发后为了“查错纠偏”才去监督,存在事实上的监督真空与虚化。

(四)权利对权力的监控不足

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的合理正当,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当前我国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手段,如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利受到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力参与和保障制度。

(五)制度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建立、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原有的制约机制日益与现实形势不相适应,致使权力制约乏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我國现有的法规还不系统、不全面,比较原则不够具体,操作起来弹性大、“刚”性不够。

二、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权力配置不科学、不均衡,权力设置有失恰当

有些地方和部门权力设置有失恰当,权力配置不科学、不均衡,导致一些部门、一些岗位或某些人权力过大、过分集中,甚至形成了权力垄断,出现权力的滥用。

(二)权力授予上民主程度不足,缺乏群众实际参与机制

理论上讲,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公民权利应制约国家权力。但现实中,各级干部职位产生的直接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上级对下级进行任命,而群众对其职务升降则作用不大,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一些领导干部从不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以及形象工程等权力滥用行为。

(三)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乏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是权力运行规则不严密、不规范,对滥用权力者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二是监督体系、监督氛围没有形成,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形不成合力;三是监督机制不大科学合理,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监督客体领导着监督主体的状况改变不了,监督制约难以收到满意效果。

(四)权力运行公开不够,缺乏权力运作的公开机制

目前我国缺乏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机制,国家还没有硬性措施规定权力运行的公开程度。由于审批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很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法制不健全,对滥用权力者缺乏完备而有力的惩处手段

当前一些权力主体为什么敢于明知故犯滥用权力?原因有三:一是法制不太健全,打击滥用权力行为有时无法可依;二是惩处率低,滥用权力风险小;三是打击力度不够,滥用权力行为成本低。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从思想上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一要加强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法律法规教育,使其学法、知法、守法;二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教育和权力观教育,使广大干部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掌权、怎样掌权的问题,实现自我约束;三要通过鲜明的主题、丰富的内容、灵活的方式,把思想道德教育长期抓下去,从思想上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二)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一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消除制度空档,堵塞政策漏洞,确保对滥用权力者的惩处有法可依;二要坚决贯彻执行所有的法律规章制度,对违犯者严惩不贷,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官代罪、移位代罪、换域隐罪的现象等;三要大幅度提高对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的查处概率和打击力度,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

(三)科学合理配置权力,建立健全权力制衡机制

一要不惜人力财力进行权力配置专题研究,科学界定权力范围、法定权力运行规则,适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二要对权力进行科学划分,形成职权边界明确、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框架;三要积极探索权力运行法制化、程序化的途径,制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规范,使权力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改进改善授权方式,以权利监督制约权力

一要在授权时就要对权力建立监督制度。当权力机关对下级机关或个人授予某一项权力时,应及时建立对这项权力实施监督的制度,形成有权力就有监督的机制;二要真正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使选任的领导干部不只是对上级负责,也真正对群众负责。

(五)规范权力运行,建立科学民主公开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要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保证科学决策;二要建立权力民主机制,重点应放到民主议事和民主决策上;三要建立权力运行公开机制,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除涉及安全、保密等事项外应尽可能公开。只有这样,公共权力才会在公开的轨道上运行,滥用权力行为才能得到有效制约。

(六)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一要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行为,要从过去主要是定指标、批项目、分投资,转变为主要搞好规划、引导、协调、服务和监督;二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审批环节的管理漏洞,减少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审批事项,把政府及公职人员掌握的稀缺资源压缩到最低限度;三要对一些管理部门因受利益驱动而造成的部门职权的自我扩张与行政不作为并存、越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采取措施实行部门职责界定的法制化,并加强监督。

(七)强化权力责任追究,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

一要落实监督主体的责任,建立监督主体失察责任追究制。对应该监督而没有监督、应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措施,以致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二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特别是完善监督主体具体实施监督过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如重大工程招投标出了问题,除对招标人作出处理外,也要追究监督责任人的责任。

(八)整合各种监督制约资源,进一步发挥各种监督制约主体的合力

监督制约机制 篇4

一、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对制作主体缺少刚性规定, 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高检院制定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初衷是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进行内部监督, 虽然高检院出台了一系列工作规定、工作流程和技术规范, 同时也建立了审、录分离的工作机制, 但对“审录分离”原则却未作要求, 加之部分办案人员对“审录分离”原则的认识有误区, 思想上不够重视, 认为同步录音录像本来就是侦查过程的一种累赘, 会影响办案效率, 对职务犯罪事实认定起不了多大作用, 导致他们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讯问过程不够规范, “审录分离”原则更加不被他们认可。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在检察机关内部是以技术协助的形式开展, 工作的被动性弱化了其监督制约作用, 实际工作中容易因办案压力或特权思想等原因, 造成对制度的片面理解, 使同步录音录像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二、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对讯问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完善, 录制的“全程性”存在质疑

录制过程中严格执行高检院有关规定存在两难困境, 录音录像何时开始存在问题。按照高检院规定要求, 应从犯罪嫌疑人进入房间时就要开始, 可是办案人员往往想在开始讯问前先对被讯问人进行说服教育, 做一下嫌疑人的思想工作, 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情况再开始录像。另外检察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是由其内设的技术部门录制, 他们同属于一个单位, 同在一个行政首长的领导下工作, 何时录制, 是否录制, 受限于本院侦查部门, 无权独立进行同步录制的操作, 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同步录制的监督目的。因此, 法院在审判中也不把它做为法定证据来看待。

三、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后期制作和保存的操作细则不全面, 对技术的监督需进一步加强

录音录像资料属于视听资料, 作为移动载体要在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环节进行移交, 这就需要严格采取保密措施, 防止存储载体被篡改或泄密。如何判断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014年5月, 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在审查一起案件时,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推翻了以往的供述, 并辩称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 且公安机关事后提供的录像已经过剪辑和删除。为此,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录像编码方式和录像内容两方面入手, 完成了上海市首例同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检验。但是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录制是否连贯, 是否存在剪辑拼接或删除等情况的检验技术要求非常高, 大多数地市并不一定有条件进行鉴定。目前, 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在保存、传递过程中如何防护还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 对技术的监督制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加大技术装备投入可以规范讯问过程的真实可信性, 但是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 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制度的漏洞也是我们要提出质疑的。

由此可见, 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要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监督制约机制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对实现程序公正乃至实体公正有着重要意义。同步录音录像从制作主体、制作过程、复制与保存, 到后期的运用, 全部是由检察机关一手操办, 这决定了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 因此也就不能达到理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 当前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完善立法, 确立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制约机制, 同步录音录像的录制者应当由其他机关来承担, 录制者要有相应的“初始审查权”。所谓“初始审查权”就是录制机关有权审查检察机关所需要录制的对象是否已被讯问过, 是否已被采取过不符合同步录制要求的侦查措施, 如果确有证据显示检察机关违反了相关规定, 录制机关可以拒绝录制, 这种权力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机关干涉。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 录制机关可以设在公安机关看守所, 讯问工作由侦查人员进行, 而录制工作由看守所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 因为看守所与检察机关分属两个部门, 相互独立, 利益牵扯较少, 并且能够与检察机关的讯问形成制衡, 对讯问过程做出更加全面的录制。录制完成后, 由看守所技术人员将录音录像资料封存, 再由犯罪嫌疑人签字, 交由检察机关保管。

参考文献

[1]蒋进儿, 张娟.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机制研究[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10 (09) .

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篇5

内容提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权力运行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二要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三要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质效;四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五要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六要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保证权力正确行使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问题。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所谓权力腐败,指的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或干部背离公有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而缺乏必要监督的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因此,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强化监督仍然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对权力的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难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这些问题的难点主要表现在:

1、职权与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现实中,为什么许多人的“官念”越来越浓?总嫌自己的官当小了。普遍认为当官相对其他职业风险小、回报大,并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作为一个正常人尊严的各种心理需求。权力与责任不明确给一些玩弄权术者创造条件和机会而使监督无法适从,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大于责任,导致的后果也大。

2、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监督不力或者无法监督,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实践证明,同级纪委是无法监督同级党委,不用说对“一把手”的监督,在很多情况下,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和政绩考虑,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出现的问题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部门中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监督不是行为人的道德内约,而是外在的强制,因此,它客观上要求监督主体与客体不能共存于一个组织单位之中,而要有相对的独立地位。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等所构成的民主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实行双重领导。同时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4、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

5、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造成了法律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在空档。对惩治性的事后监督比较重视,防范性的事前事中的监督比较薄弱。同时,在对权力监督的问题上,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使之运转合理,制约有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

正确的权力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实行跟踪式教育。要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是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的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机关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三是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的能力。四是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才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园;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并重点对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人、定权、定责、定奖惩。其三,设置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的惩防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等(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予以严肃处理。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亡羊补牢毕竟造成了损失,应该说不是我们设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哪些“异”动,必须要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方面,应当加强建立健全和切实执行以下制度:

(1)基层党委“重大事项票决制”,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工程、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安排等事项全部采取党委(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形式进行,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委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提高基层党委班子整体执政能力。这项制度的执行,要作为上级党组对下级党组巡视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定期审计制”,防止权力异化。积极推行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由“离任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凡是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提任、调任、轮岗、退休、辞职、机构裁撤合并前都必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且是先免后审。对重点部门和群众反映较大,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可由组织部随时协调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届中审计的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对审计工作责任追究制的制定和执行,杜绝人情审计、关系审计、不负责任审计、不依法审计。要改进评价方法及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办法基本思路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定量评价部分;定性评价部分;存在主要问题。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评价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定量评价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要素进行量化评价:①主要经济工作指标完成情况20分;②财务管理情况30分;③重大经济决策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实施结果20分;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10分;⑤审计查明的问题20分。定性评价,定性评价分为四个等次:好(90—100分)、较好(80—89分)、一般(60—79分)、较差(59分以下)。当审计查明被审计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同时存在下列两条以上问题的,定性评价确定为“较差”等次:①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②单位内部发生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受党纪国法处理的;③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④在国有、公用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出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进行打分,确定其评价等次。

(3)试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防止“带病上岗”和打破权力垄断。对掌握管人、管钱、管工程、管审批等权力的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选任,应严把考察关,在集中考核的基础上,每个职位实行差额考察(不少于3人),重点是到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找知情人个别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知情人应具有代表性,忌事先通知、兴师动众,注意保密。通过优中选优、精中选尖,尽力防止“带病上岗”。加大对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交流力度,可考虑每三年调整换岗一次,根据工作表现把每个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调整到最适合其能力特点的岗位上去,做到“人岗相适”,打破“重要单位”领导长期“坐庄”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奋斗热情,激励竞争。有利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以“换”代“下”,逐步淘汰,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对经组织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坚决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调整出来。逐步实现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化。

(4)完善“干部监督网络制”,延伸干部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整合组织、纪检、检察、审计、发改委、统计、财政、工商、信访等部门对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信息资源,增加监督的透视点,从对干部8小时内的监督向8小时以外延伸,从干部的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前移监督关口,多角度监督、多侧面考察干部勤廉表现,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聘请社会各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作为监督员,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通过举报电话和干部监督网,随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和举报,保证干部监督渠道的畅通。

(5)、建立“干部监督预警机制”,防微杜渐。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通过内警系统和外警系统的协调、双向运作,实现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惩戒向事前监督转变,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领导干部生活、社交圈的表现,不断规范申报内容、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限。同时,建立科级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干部监督的开放程度,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步养成在监督中工作的习惯。健全“领导干部考察考评结果反馈制度”。加大干部考察监督的力度,使干部考察考评结果更好地运用于干部教育、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干部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反馈考察测评结果。反馈内容包括群众对干部本人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素质评价情况,对干部的综合评价、任职建议,以及考察中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达到预警效果。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质效

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运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加强“三个结合”,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账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进行记载,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认真记录,深入调查核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的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力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

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由于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思想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发案规律和破案规律。探索建立用权终身负责制。

(五)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目前,普遍存在的“监督无力”现象,与我们拥有形式多样的各种监督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监督者主观上的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的无法进行监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督者缺乏监督所需要的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的对等程度的判断标准,权力对比程度越高,监督越有效;程度越低,监督越无效。而实现权力的对等就必须改革权力架构理顺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享有充分的权力,避免其权力被已经滥用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

首先,必须增强专门监督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改革权力架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监督的抗干扰能力和独立性,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有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其次,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把准司法监督脉动,完善律师制度,开展个案监督和重要案件评议,保证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第三,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规范和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程序、作用。第五,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第六,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地行使监督权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体制创新,通过加快立法,使各个监督主体、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使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念,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六)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 化和有序化。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处延,用法律法规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等,以便把廉政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意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人望贪却步。

纠正制度缺陷做牢制度“笼子” 以强化制度执行力管住管

好权力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制度作为监督的“前端窗口”,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两个主要环节。制度的制订不是目的,制度的执行才是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生命力所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增强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和举措。笔者认为,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来看,只有切实找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纠正制度缺陷,做牢制度“笼子”,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才能将权力有效地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用制度将权力管住管好,才能抓住反腐倡廉“长”、“常”二字,从而推动廉洁政治建设朝着科学化方向深入发展。

一、切实纠正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做牢制度“笼子”,为提升制度执行力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摸索,各级党委、政府都建立了一整套反腐倡廉制度,制度体系不可谓不完整,制度涉及面不可不广。然而,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切实纠正和克服这些缺陷,是提升制度执行力基础环节。笔者认为,当前制度建设中至少必须纠正和克服以下缺陷问题:

一是制度设置的盲目性。制度的设置脱离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制度制定者没有认真研究反腐倡廉的形势和趋势,对反腐倡廉工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研究不够,对制度的供求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是十分笼统、模糊地提出制度建设要求,这是制度建设盲目性的表现。制度建设本身是一门学问,需要科学的态度、审慎的作风、务实的精神。制定什么制度,制定到什么程度,必须基于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的充分把握、基于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客观评估、基于对反腐倡廉制度供求关系的深入研究。

二是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就要有内容、主体、程序、监督等实质性要求。但是,现有的一些制度存在内容空洞、要求笼统、难于操作的问题。制度建设在内容上的空洞化,使制度看似健全,实质无从执行,从而使制度的权威受到藐视,尊严受到挑战,公信受到怀疑。

三是制度内容的标准不确定性。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所谓的“好制度”与“坏制度”,实际上就需要有一个评价标准。实践证明,“好的制度”就是实用、可用和管用的制度。随着惩防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节奏也在不断加快。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条条框框到处都是,另一方面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还要呼吁制定新的制度。因此,迫切需要对制度建设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标准,让那些好看但不管用的制度被及时淘汰,让那些大而空、实践中无从操作的“摆设”性制度不得出台和施行。另外,还要通过评价标准,建立起一种导向机制,防止只管制定和出台制度,不管内容是否切合实际、不管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不管执行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倾向。

四是制度主体缺位。制度设置作为一门科学,其主体不仅仅是制度的执行者,还必须包括制度的制定者、制度的监督者和制度的评价者。特别是从制度的监督角度看,制度设计如果忽略了制度的供给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的参与,往往会给制度设计带来很大的疏漏。一个制度出台后能否有效施行、能否体现出其应有的效果,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和评价者,都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而当前几乎所有的制度,都只有制度的执行者成为制度建设的唯一责任者,而其它各方都不能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是导致制度执行不力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五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制度执行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责任的追究不到位,现行的很多制度的内容只是重在提醒和警告,对违反者的处罚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违反制度的成本太低,对与制度有关系的制度制定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的连坐责任追究更是无从谈起,制度的威信大打折扣,制度的生命力不能不受到怀疑。

二、强化制度执行力,用制度管住、管好权力

1、狠抓教育这一基础环节,增强制度执行的能动性

一是教育要分清层次,有重点。在制度执行上,领导干部是重点,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上的典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样,领导干部违反制度,其造成的反面影响也是巨大的。而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目前正面临着很尴尬的局面:在涉及的腐败案件中,领导干部却占据很大比例,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受教育的面不大,而参与教育的领导干部受到教育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很多教育别人的领导干部在腐败的路上走得更远。因此,领导干部接受教育和领导干部受教育的效果,应该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教育要着眼于当前,立足长远。要着眼于当前,开展及时有效的典型性警示教育,通过参观监狱、看守所、参与刑事庭审等现场活动,把近在身边的正反面典型进行剖析,在党员干部思想上产生震憾,心灵得到净化。此外,还要通过经常性的常规教育,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三是教育要轻形式、重效果。任何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形式都是好形式。效果决定一切。当前在反腐倡廉教育中,一些地方本末倒置,为了所谓的出成果、树典型,在形式上挖空心思,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各种台账、资料齐全,让人眼花缭乱,而实际效果上却是一般般,甚至在一些树为典型的单位出现重大腐败案件。所以,没有实际效果的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创新,那只是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是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

2、加强制度的规范性建设,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

(1)从制度本身着手,努力完善制度。一是制度的制定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反腐倡廉工作也会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在制度的内容上要满足这一要求:比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总有不同的反映形式,需要有制度规定及时跟进;行业和部门新出现的不正之风,损害群众利益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有制度规定及时约束;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的新表现形式,更需要有规章制度及时惩戒。这就要求制度建设要不断探索规律、掌握规律、遵循规律,适应反腐倡廉工作的内在需求,推出符合实际的制度。

二是制度建设既要有针对性,又要具备延展性。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延展性是相辅相成的,针对性提高了制度的效用,而延展性则拓宽了制度的涵盖范围,使制度本身更加严密。做好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重要的是在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特别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而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是源头防腐的治本之策。改革创新需要针对源头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在制度制定中,注意关注制度约束的延展性,防止制度漏洞的出现,杜绝执行者打制度的“擦边球”的现象,三是制度建设要有前瞻性。制度建设重在防范,既然要防范,制度设计就要有一定的提前量。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与不断完善,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工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制度来规范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在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给事后的纠正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被动,特别是对一些风气性的问题,如果不能早发现、早制止、早规范,不但纠风的成本高,而且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更大。因此,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要洞悉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灵敏反应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信息,及时提出制度建设预案,既不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陷于无制度规则的犹豫徘徊中,又不让他们因为无制度规则的约束盲动蛮干而承担过错。

(2)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强化制度的可操作性。首先要提高制度的系统性。制度建设有大局观,从系统的角度审视制度建设,既要纵横交错,又要泾渭分明,织严制度网络。所谓“严”,是指缺一个不行,增一个多余。让制度之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应该是制度建设系统性的最佳体现,也是制度建设的较高层次。与此同时,要为制度建设卸载减负,该交给法律的,由法律来调整,该由部门规章来规范的,由部门规章来规范,该由内部制度来约束的,由内部制度来约束。制度不能追求大而全。其次提高制度的效用性。制度建设应该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实用”。“实用”就是“需要”,既是监督管理的依据,又是党员干部遵守的规矩,不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和空泛的内容,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二是“管用”。“管用”就是有效,在实际操作中管得住人,管得住事,管得住权。如法院系统的“六条禁令”、“五个严禁”,令行禁止,有实效,有权威,这就叫“管用”。三是“好用”。“好用”就是简单、明了,易记易行,不繁琐,好监督。四是“可用”,“可用”就是“可行”,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可操作,可执行。这样的制度才有质,有形,有效。

(3)提高制度的信任感。信任感就是对制度执行与否的后果预期,也就是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坏境下,自己觉得不会吃亏的一种肯定。而最令人不安的现状是,制度对人的作用力因为制度环境的不佳而消解,在这消解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人们对制度的不信任感和藐视:除了自己,不知道还有谁在遵守执行制度。一边是制度建设的热情,一边是制度成效的认知困惑,这种对制度执行的不良预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制度信任感。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制度执行的心理预期。而这种改变,一方面需要持之以恒的教育,培育人们的制度意识,改变漠视制度的现状,另一方面,需要有强硬的措施,也就是执行制度要坚决。制度的执行,一旦形成习惯,那制度的威信也就体现出来了。

(4)重视执行效果上的提高。制度建设的内涵既包括制度设计,还包括制度的执行,因此,提高升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执行力,其实就是落实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力度,就是能否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当前要纠正在制度建设的认识上,把制度落实不断忽略的片面认识。还要纠正存在的另一种倾向:只管制度制定,不管或是很少顾及制度执行的效果,导致制度执行力日渐衰落。可以这样说,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是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制度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制度执行力的提升,一要靠教育引导,唤起干部群众对制度的信任感和执行制度的责任感。二要靠追究督导,对执行不力的情况进行追究,督促形成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三要靠评价指导,要建立起执行力评价体系,评价制度的优劣、评价制度建设的效力。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要进行修正,是人为原因造成制度不能落实的,要提出纠偏措施,对成熟的制度,要尽快赋予法律的地位,以收到优胜劣败之效。

3、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增强制度执行的严肃性

监督制约机制 篇6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

一、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的必要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自己受理的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其他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从受理的案件特点来看,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方面的犯罪或者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所以笼统地称之为职务犯罪案件。而职务犯罪侦查权,也称自侦案件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权),指人民检察院对自己受理的案件,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职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于检察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职权之一。

从宏观角度看,一方面,对司法权力的过度束缚会降低其对犯罪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对司法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则会形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检察权是国家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力,而职务犯罪侦查权又是检察权之下的子权力。职务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独立诉讼阶段,是检察机关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机制的完善措施

(一)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

通过完善有关立法和修改有关规则规定,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理顺权力配置体系,大力推进检察改革,革除那些不符合司法工作规律和严重阻碍侦查权监督制约的机制性障碍。

(1)对案件受理加强监督。由举报中心负责职务犯罪案件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使案件线索的受理、管理与反贪局、反渎职局的审查工作相分离。举报中心对线索逐案登记、受理后移交反贪局、反渎职局立案侦查,并对案件侦办情况跟踪监督。

(2)对侦查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全面采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首先,应规范录制的时间阶段,真正实现这个阶段的时间、空间上能在检察机关内全程“无缝式”客观记录。其次,应建立规范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施细则》,对进行录制时讯问的用语,着装等各方面进行统一规范,对侦查干警从讯问方式语言乃至对证据的审查提出更高的标准,使其真正可以既成为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利器,又成为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铁证。

(3)改进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将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这是自新一轮司法改革启动以来,步伐较大的一项改革措施,这对强化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提高办案质量、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性和公信力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无法全面收集证据的案件,可以首先针对符合逮捕条件的部分犯罪事实,完善好证据,以零带整,先保证案件顺利通过“逮捕关”,再进一步考虑扩大战果。

(4)充分实现内部纪检、财务部门监督作用。案件管理办公室统一管理侦查部门办案中扣押的款物,实行侦查工作与扣押款物管理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通过侦查扣押、查获的物品、物证,应当统一由案件管理办公室管理,侦查中扣押款物实行账目与款物分人管理,健全出入库和收付手续。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挪用、私分、私存、调换、外借或擅自处理扣押款物。

(5)纪检、监察部门承担侦查部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实行侦查工作与监察、督察工作相分离,侦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律由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规定进行查处。对侦查人员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违法违纪和错案责任。

(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与制约机制

由于检察机关对外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所以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内部职能部门的监督有时流于形式。所以,有必要强化外部监督,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1)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表现为:①人事选任、罢免权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长、检察员、检委会委员由人大选举产生,当这些检察人员有严重的违法失职行为时,人大有权启动罢免程序对上述人员进行免职。②审议年度报告的形式进行整体工作状况监督。③执法检查和代表视察、工作评议和执法评议,对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通过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手段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实施监督。

(2)党委部门的必要监督。在我国,检察机关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这是我国的政党制度所决定的。检察机关在重大事项上应当取得党委的支持,在依法独立办案的前提下,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行为也要受到纪委等党委部门的监督,党委有权依照党纪对侦查人员进行处分。

(3)改进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选聘人民监督员对所办案件实行监督,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进行监督,收到了好的效果。当然,人民监督员制度由于实施时间还不长,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初衷是加强对检察机关办案活动的外部监督,但由检察机关自己选聘的监督员来监督自己,就无法充分体现是完全的外部监督。因此,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制度需要改变。主要是改变由检察机关自己选聘和管理的方式,建立由司法系统统一选聘、管理人民监督员的制度,构建一个彻彻底底的外部监督机制,以保证监督效果。

监督制约机制 篇7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是防治腐败的关键。对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以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公正高效的工作机制筑牢内部制约防线;不断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以有力、有效的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1 要用制度规范用权行为

用制度对权力进行规范制约和控制,是监督权力、制衡权力,防止公权私化,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加强制度建设,必须把加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摆在首要位置。要进一步深入到生产施工的热点领域、经营活动的关键部位、权力集中的关键环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及时掌握和研究滋生腐败的新情况、新特点,推进制度建设,完善堵塞漏洞、有效规范行为。总体上讲,要着眼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积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改进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等方面制度的健全和创新;着眼于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抓好具体制度、程序性制度建设,保证制度可行、管用;着眼于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解决制度执行不严格、形同虚设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增强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放在创新完善体制机制重要位置,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努力使所制定的制度立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同时,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制度落实中的问题,对违反制度、规避制度的行为,要加大问责力度,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努力使制度成为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目前,中原油田已建立完善了党员干部述职述廉、廉政谈话、责任追究、民主评议党员干部、信访举报、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并建立了一套制度执行情况的考评机制、奖惩机制,坚持定期检查考核,严格奖惩兑现,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确保了各项制度落实到位,较好地做到了权责明晰,团结和谐,共谋发展。

2 要用监督保证用权正确

加强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措施,努力实现监督的多元化、经常化、及时化,确保监督到位。要突出监督重点、优化监督机制,做到关口前移,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不断强化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通过制度制约、流程控制和民主集中、推进厂务公开、落实职代会制度,努力实现“决策民主、操作公开、过程受控、全程在案、永久追溯”的目标,有效克服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的现象,确保权利在阳光操作中得到监督。中原油田针对单位分布点多、面广、战线长、队伍高度分散的实际,在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网络、落实监督责任、加强责任追究的同时,侧重于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及早发现问题,提前介入“纠偏”,做好防范工作。重点做好了招标管理、物资采购、产品销售、资产处置、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效能监察工作,通过效能监察,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行为监督,防范权利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做到了“立项开展一个项目、修订完善一项制度、治理规范一个领域”,促进经营管理规范有序,使效能监察真正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融入了生产经营管理之中,确保了监督到位不越位,促进了日常管理而不代替日常管理。

3 要进一步整合监督资源

党内监督、权力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监督主体在监督中发挥着很大作用,但由于力量分散、缺乏有效协调,有时对一项工作反复督察、交叉督察,有时一项工作又无人问津,存在监督死角。中原油田充分发挥党政工团的监督作用,坚持对“三重一大”等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实施公开制,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和职工代表成立了定位监督组,由过去的泛泛监督转变为一对一、点对点的监督。近年来,油田又把推行招标公开工作,作为加强源头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立项开展效能监察。油田7个招标小组和54个单位全部制定了招标公开管理办法,设立了公开组织机构,明确了公开内容、形式、时间和程序。5万元以上的物资采购、工程建设等对外支出的经营活动,全部纳入公开范围。对于不招标项目,除将谈判结果和不招标原因、不招标最终审批人在本单位公开外,还在油田专门的公开网站进行公开。油田成立了专项检查组,定期对各招标执行小组、对所属单位的招标公开情况进行检查,促进了招标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同时,注重发挥职工群众的作用,组织职工代表对项目招标公开情况进行巡视,发动职工群众对违反招标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油田上下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合力。

4 要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讲,惩治就是最好的预防。对于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大案要案,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要通过查办案件、公开处理、情况通报等方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教育一批,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法纪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同时,要发挥案件检查的超前预防作用。认真研究违纪违法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总结查办案件的有效方法,树立“惩治腐败是成绩,预防腐败也是成绩”的科学政绩观,着力提高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真正落实“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确保国家稳定、促进企业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要在案件查处的基础上,针对案件中暴露的问题,查找原因,研究对策,制定加强管理的措施,做好预警防范;注重对案情的剖析,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监督制约机制 篇8

一、政治文明与权力制约监督

政治文明即权力运行的文明。对权力现象和权力控制进行法哲学思考和实证研究, 不仅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推进经济现代化的需要, 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不会有文明的政治。加强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权力制约监督研究是人类对政治权力认识理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要探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性问题, 必须厘清一些相关认识问题。

(一) 权力的内涵及权力的制约监督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对权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权力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国家的运行而发挥作用。权力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的同时, 也曾给人类社会造成过灾难。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鸡在《论法的精神》中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本质特征:“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是“权力乃是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处于某一社会关系内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体一直的可能性, 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2]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 “权力是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力量”[3]。基于不同的视角, 权力的理解不同, 共通之处在于: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力量, 支配权力的主体利益迫使客体服从自己, 无论客体认可与否。

所谓权力制约与监督, 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监察和督促, 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权力正常运行, 防范和矫正权力偏离正轨。制约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 主要通过实现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来限制和约束权力主体的行为, 刚性较强;监督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 主要是通过在权力运行机制外部进行监察和督促, 来实现对权力主体的约束, 弹性较大, 存在监督主体作不作为、监督客体接不接受的问题。对权力的制约, 其核心是权力度的问题, 规定好每一种权力的边界, 对有可能超边界的权力要限制它行使的范围, 以权力制衡权力。

(二) 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

合理的权力制约是公共权力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廉洁、高效, 历来是公共权力所应达到的目标, 也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公共权力高效运作是一个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 只有这样, 才能摆脱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财政不堪重负的窘境。而公共权力高效运转的主要推动力便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这既包括一种权力体系对另一种权力体系的制约与监督, 也包括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合理制约权力, 保证公共权力运作的规范、合理、高效, 是国家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要通过建立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机制, 确保公共权力的运作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治文明的大敌, 就是权力的专横和滥用。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产生以后, 如何合理划分和行使国家权力, 防止权力异化的问题, 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主张对权力实行制约和监督, 是人类对政治权力认识理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经验和有益成果。如果没有另一种力量的约束, 大多数行使公共权力的人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滥用权力,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破坏社会政治文明, 甚至使政治文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政治文明和社会转型为权力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 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尤其是权力滥用、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从而损害社会的政治文明。从腐败现象看, 与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有直接关系。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建立切实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对公共权力实施真正的制约与监督, 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的滥用, 回归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的本来目的, 促进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人民对公共权力施加约束、控制和监督, 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题中之义, 也是防止公共权力腐败或蜕化的有效手段。国家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 人民监督公职人员规范运用手中权力,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逻辑。权力的失范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腐败现象使得政府管理成本增加, 资源浪费严重, 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降低人民对党和政府权威的认同和尊重, 影响社会的稳定。正是这一系列原因, 使得权力制约更显迫切和必要。

二、我国现行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们党和国家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工作不断探索、大胆实践,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权力制约和监督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真空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 权力配置不合理, 权责界限不清

按照分权原则和我国的国情, 权力应按照基本职能从宏观上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分别分配到三个独立职能机关行使, 互不交叉, 规范运行。但目前实际情况往往是这三权相互交织融合, 导致横向上将各种不同性质的权力集中于党内, 纵向上将基层权力集中于高层, 集中到各级的“一把手”, 对“一把手”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存在“真空”问题。目前我国的各种权力监督机构一般受同级党委或政府和上级监督机关的双重领导, 并以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为主。自上而下的监督模式, 使得监督从源头上弱化, 这也正是“一把手”容易出现权力异化行为的原因。监督机关没有明确的制裁权、处置权, 只能是软性监督, 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在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中, 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位势差别。决策权对执行权和监督权具有很强的支配力, 并直接参与到执行权和监督权之中, 行政权对市场配置权具有很强的支配力, 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的现象经常发生。

目前我国各权力主体之间职责界限不清、职能交叉重复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 导致各权力主体之间不能相互协调, 甚至互相抵触。有些权力运行越位、缺位、错位, 处于混乱状态, 严重影响了权力运行效率, 导致特殊利益集团为逃避市场竞争、实现高额垄断利润, 企图通过谋求领导干部权力的特殊保护, 产生寻租行为;以某种公共利益需要为掩饰, 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各权力主体越界行使职权, 直接参与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由于党政机关各部门之间权责界限不清, 客观上造成了权力主体依照趋利原则履行职权的倾向, 利于自身利益时越界履职, 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便放手不管, 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明显。

(二) 监督主体权威性不强, 监督信息不对称

我国实施监督的必要权力条件分散于各个监督主体, 对单个监督主体来说存在授权不充分的问题, 导致监督主体的权威性不强。比如, 目前的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 事实上由于纪检监察机关的人财物权都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 主要还是以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为主, 特别是大案要案的立案和侦查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讨论决定, 因此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实质上是在同级党委政府主导下的监督。这在客观上使得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大打折扣, 监督机构独立性权威性不强。

社会监督参与机制不完善, 监督信息不对称。在我国, 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权力本源性决定人民群众应当享有充分的监督权, 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监督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的意识, 还是党政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 都比较淡薄。各种利益主体难以独立自主的群团方式对领导机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施加影响, 公民的利益诉求难以很快转化为国家的政策, 公民享有的参与权就无法转化为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力量。尽管国家在推进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与群众监督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一些权力部门往往把公共信息作为保密内容, 仅在系统内部传递, 使得人民群众获取的信息与公职人员不对等;甚至有些权力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 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暗箱操作, 使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难以从信息上得到保障。

(三) 监督主体多元化, 程序性制约不规范

一般来说, 只有在权力监督制约的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才能达到制约监督的目的。目前, 我国的监督主体比较多, 既有党内的纪委监督, 也有政府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还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信访监督等等。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各监督主体因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 职能交叉重复, 权限不清, 又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去协调统领各监督主体的工作, 难以有效整合各监督主体的力量, 致使监督工作既存在重叠, 又存在盲区, 没有真正形成监督合力, 浪费了行政监督资源, 造成了在行政监督中的空白领域, 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制约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弱化。

我国现行权力结构中, 一些权力责任还没有被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围中, 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建设严重滞后缺失, 事后追惩法律多于预防立法。我们现在的监督往往是侧重于事后监督, 而忽视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这两个环节, 存在着事后监督审查多、日常渗透少, 对执行情况监督多、对决策失误监督少, 专项监督检查多、全面系统控制少等现象, 没有形成惩治和预防相统一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在我国, 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 长期以来对权力运行程序的意义和作用重视不够, 无论是制定法规制度还是在权力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 许多权力运行的程序不规范透明, 造成权力运行的效率低下和随意性过大。

三、加强对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构建的相关探索

解决目前权力制约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以权治权、以民治权、以法治权、以德治权的角度, 深入探索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 推进我国政治文明进一步发展。

(一) 优化权力配置, 公开权力运行

权力过度集中, 必然导致权力制衡失灵和权力滥用。要合理配置权力, 必须以权制权。从形成合理权力结构的要求而言, 当前亟待解决权力配置问题。首先, 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须分离, 执行权对决策权负责, 决策权、执行权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督权的监督。保持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分立, 只有部门和机构具有独立性, 才有可能使权力分离。其次, 分解“一把手”权力, 使其与副职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之间, 各自享有正当权力。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于“一把手”、上级的手中, 而副手、下级处于权力的缺位状态;进一步缩小权力运行的空间, 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适度控制权力, 以减少政府权力市场寻租的机会。再次, 正确处理权力分散与集中的关系。权力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 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现在科学合理配置与分解之中, 让权力分散适宜, 集中适度。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现代社会各类信息复杂多变, 政府和民众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把政府的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通过媒体、网络等现代通讯平台向社会公开, 可以减少民众对政府的神秘感和盲目性, 减少“寻租”的空间。让权力运行的信息公开, 增加国家和政府机关运作的透明度, 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等事项外, 政府机关应公开行政信息, 把政府机关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活动、政策制定、财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工作规则、办事程序、审批条件、收费标准等行政信息如实公布于众。对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做出制度安排, 建立信息查询制度、公开听证制度、公示制度、新闻发布制度等,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有助于提高权力运作透明度。

(二) 规范权力运行程序, 健全民主决策监督系统

合理设定权力运行程序, 健全运行程序规则, 按照规范和公开的原则对行使权力的方式、顺序和时限做出具体、明确、严密的规定, 防止超越、减免甚至改变规则和程序。加强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建立相应的时限制度、审批制度、办事制度等;使权力运行程序变成法定程序, 使权力的赋予、交接和行使等都更加规范有序。权力运行程序应当逐步形成凡是符合条件和规定的事情进入程序, 可按时保质地完成;凡是不合乎条件和规定的事情进入程序, 使其无法通过。

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监督系统, “以民治权”。对组织权力运行中的决策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 实现对行政决策的监控与制衡, 是规范行政决策过程、纠正决策失误、保证决策科学性的重要环节。首先, 强化舆论监督, 发挥新闻媒体、新兴网络媒体如微博、微信等平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其次, 依法确保监督机构具有独立的监督权, 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 更加注重民意和公认度, 引入候选人竞争机制, 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依法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决策者进行有效的监督, 使监督不断规范化、程序化、合理化,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督高效性和制约力。再次, 推行民主评议等监督形式, 落实干部选拔任前公示制度, 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学科的智能系统, 为决策及其评估提供公平公正的服务。

(三) 坚持“以法治权”, 强化道德约束机制

在权力的运用上, 行政工作人员要各司其职、依法行政。行政权力的运用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和依据, 凡是法律没有规定授予的权力, 一律不得行使。既要贯彻“一把手负责制”, 又要完善少数服从多数的重大事务协商制。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 制定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法律法规, 以法律来保障如何进行制约监督, 确定制约监督对象、内容以及有效方式, 明确制约监督的权利和责任, 完善官员问责和惩戒机制, 使监督和受监督都有法律依据。党的纪检机关应实行垂直管理, 不受同级党委领导, 直接向上级纪检机关负责。法院、检察院应摆脱地方党政机关对其人财物的控制, 实行彻底独立司法, 以充分体现党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根除权力的滥用。

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同时, 还应强化道德约束机制。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在我国, 关于干部道德方面的制度和规定不少, 但专门针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没有制定出来。因此, 我们要加紧制定和健全切实可行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 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不断加强和完善行政道德的立法, 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进行权力的约束, 从制度化、法制化的角度筑起道德防线;不断加强公务人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道德人格的塑造, 努力做到自省、自警, 强化道德内在约束力, 增强廉政用权的自觉性。

文明的发展伴随着权力和控制的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 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 权力制约监督机制面临诸多问题, 只有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运行机制, 才能保障国家权力体系健康高效地运行, 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81.

监督制约机制 篇9

(一) 英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在英国, 检察机关“基本上只是作为公诉机关出现, 不像美、法等国家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 也不像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警察机关则主要行使侦查职能, 当然包括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对其的监督制约主要是警察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制约及法官的司法审查体制。另外,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英国还设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强化了辩护律师的在场权。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

(二) 美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与英国不同, 在美国, 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职能均由检察机关行使, 尤其是官员腐败案件及高级官员的犯罪案件均由检察官直接进行侦查, 一般刑事案件可能会有警察或者执法人员协助。同英国一样, 美国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同样设置了法官的司法审查体制, 不同的是美国由于由检察官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 所以对其的监督制约自然就是上级对下级检察官的一种监督纠正。

二、大陆法系主要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一) 德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德国实行的是检警一体化, 侦诉程序合一。按照德国的法律, 除非法定的紧急情况外, 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限制其人身自由、涉及其财产权利和隐私的所有强制性的措施, 必须要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方能实施, 也就是说在德国实行的是令状主义。而且在德国, 不论犯罪嫌疑人是否提出申请, 在被羁押后, 法官会按要求对其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二) 法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在法国, 侦查权由法院进行监督制约, 而且属主动监督。“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预审法官拥有侦查权, 在初级预审中, 预审法官集司法权和侦查权于一身, 拥有强大的权力, 作为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组织者, 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搜集犯罪证据的工作”。而且, 预审法官有发布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隐私等利益的令状的权力, 这个权力可以依职权行使, 也可以依检察官或司法警察的申请而启动。对于初级预审中实施的侦查活动, 由二级预审来监督和制约。同样, 法国的法律也规定了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三) 日本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概况

按照日本的法律, 侦查权由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行使, 检察官在侦查中居于主导地位, 可以对司法警察进行一般指示和指挥。但是就职权犯罪案件而言, 一般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 受上级检察官、法院和检察审查会的监督。检察审查会主要负责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 还负责研究检察业务的改革并提出建议。在侦查活动中, 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实施的任意侦查行为都无需经过法官审查, 但是, 对于强制侦查手段, 无论是哪个机关实行的, 都必须受到法官的监督制约, 由法官通过司法令状来实施。同样, 日本也确立了对于非任意自白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权、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等。

三、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比较研究

通过上述简要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诉讼模式的不同, 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在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方面有不同模式, 但也有相通之处。在奉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英美法系国家, 由于采取的是对抗制的诉讼模式, 非常重视人权保障, 对侦查权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控制。而在采取职权主义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 侦查机关有较为广泛的侦查权, 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犯罪, 因此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但是, 近些年来两大法系在刑事诉讼模式上出现了相互吸收、渗透和融合的现象, 在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方式上也有趋同的发展态势, 都在强调司法权对侦查程序的介入, 逐步扩大辩方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归纳总结上述国家的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制约机制:

(一) 司法权介入

司法权介入指的是对强制性的侦查措施进行司法审查。刑事诉讼活动中, 一些侦查行为及强制措施的运用与公民的人身、财产及其它宪法权利息息相关, 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也不例外。从上文的简要介绍来看, 两大法系国家通过司法审查原则来实现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制约, 主要表现为侦查机关需事先向中立的法官或者法院提出申请, 经过司法审查程序签发令状后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羁押、搜查、扣押、监听等侦查行为。

当然也有例外, 一些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紧急情况下, 侦查机关可以先行逮捕或扣押, 但事后需要法官进行审查。“如英国、美国的无证逮捕, 日本的现行犯逮捕和紧急逮捕, 德国的紧急逮捕和检察官在紧急情况下决定的监听等, 都属于事先无需取得法官令状就可以实施的侦查措施。”这样的例外规定, 一方面是为了使侦查机关及时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到案, 维护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紧急情况下的侦查行为也必须严格控制, 防止以此为借口而滥用权力。

(二) 规定司法救济措施

司法救济“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对有关强制性侦查措施不服的, 可以向一个中立的司法机构或司法官提起诉讼, 在诉讼中, 司法警察和原作出强制侦查措施的法官都要承担举证责任, 以证明其强制侦查措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西方各法治国家, 都规定了对于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涉及财产及隐私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可诉性。

(三) 犯罪嫌疑人的制约

西方法治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相对抗的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沉默权

沉默权起源于英国, 通过美国的“米兰达规则”进一步完善, 后逐步被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所承认, 具体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的行使有两个保护性条款:“第一, 被审查的人请求律师帮助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第二, 在审讯过程中, 受讯对象必须充分而有效的评价其反对做自陷法网陈述的所有宪法权利。”

2. 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对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时间也有明确要求, 除法定的例外情况外, 侦查机关必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即告知其享有此项权利。并且多数国家还规定了在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委托律师时, 要为其指定律师提供帮助。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当预审法官决定对被审查人进行羁押时, 应当告知被审查人有权在一定期限内做辩护准备, 并且应当告知其有权聘请律师或要求指定律师帮助其实施辩护权。”

(四) 辩护律师的制约

当前, 律师因为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在诉讼活动中能够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立法所认可。尤其是刑事诉讼活动因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专业法律意见的提供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在德国与美国, 律师同样享有侦查阶段的阅卷权。侦查活动中辩护律师的介入, 不仅能够有效平衡控辩双方的地位, 而且能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有力的制约。

(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 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起源于美国的这一规则, 目前已被西方法治国家所接受和采纳。非法证据包括两种情况, 并不是全部必然被排除:一种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 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要全部予以排除;一种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 对此从有利于打击犯罪、查清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 由法院进行自由裁量, 并不必然排除。

参考文献

监督制约机制 篇10

(一)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含义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确定并查获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及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活动就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二) 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范围

1.《刑法》分则第八章以及其他章节中明确规定按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贪污贿赂犯罪;2.《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4.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并且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性质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性质是指“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在国家权力划分中的归属”。总结分析近年来研究职务犯罪侦查权性质的有关理论, 可以看出对其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三种学说, 即行政权说、司法权说、法律监督权说。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 理由如下:

(一)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所决定

《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个人干涉,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在这些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进行分类, 主要包括:侦查活动监督权、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审查批准 (决定) 逮捕权、立案监督权、提起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刑事执行监督权和监管监督权。由此我们发现,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实际上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具体表现。

(二) 职务犯罪的一些具体特性所决定

职务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 在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有一定的优势, 且职务犯罪嫌疑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犯罪智能化、专业化体现的较为明显, 犯罪结果一般不易被发现,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检察机关实际上是通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 使违法行使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到法律规定的制裁, 以此来确保公权力能够依法正确行使, 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三)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目的和效果所决定

要惩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利益的行为, 还要通过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使其丧失担任行政职务及其它社会团体职务的资格。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职务犯罪侦查权不仅具有刑事制裁性, 更重要的是具有司法弹劾性。

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特点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与普通的刑事侦查具有共同点。但因职务犯罪有其特殊性, 所以与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权相比, 其又具有一些特点, 在把握这些特点和规律后来研究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才能使得机制建设符合规律, 更符合实践运用。

(一)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对象之特定性

法律明确规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对象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 具体指的是在国家的管理活动中享有特定权力、履行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及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有关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则是指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过程中, 他们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各种行为。

(二)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目的之特殊性

相较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侦查权, 职务犯罪侦查要在实现追诉犯罪目的的基础上, 通过查处职务犯罪, 保障行政、司法等活动在法制轨道上正常运行, 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维护各级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常的管理秩序, 保障人民充分享有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制约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等现象, 确保国家政权廉洁稳健。

(三)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行为之从属性

前文已经述及, 在我国检察权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而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机关内设职能部门如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监所检察处的一项重要职能, 是检察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所以,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从属于检察权的一种权力。

四、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 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检察机关侦查部门侦查权的行使与犯罪嫌疑人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不对等, 加之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过程保密性强等特点, 作为一种可以直接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国家公权力,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一旦被滥用, 就会造成权力腐败, 给司法公信力和法治社会建设造成极大影响。所以构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非常有必要。

1. 由刑事诉讼制衡理念所决定的

从形式来看, 各部门之间能相互制约, 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内设各部门受同一个检察长的领导, 各部门即使存在分歧, 最后还是由检察长做决定, 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必将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所以必须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2004年6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2009年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2014年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线运行实行流程监控、案件信息公开等等都是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监督制约的具体表现。

2. 侦查权本身的权力属性所决定的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职务犯罪侦查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失控性和扩张性, 侦查人员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余地较大。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 检察机关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及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时, 只需检察机关内部决定, 而且个别情况下可以先采取措施后请示汇报。正是由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这些特性及侦查活动的隐蔽性、秘密性及内部程序决定性的特点, 必须对其加以制约。

3. 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的属性所决定的

检察机关不仅要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更要对自己所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自律。那么,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由谁监督, 如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呢?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来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

4.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

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宪法》之后,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任务予以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能的过程中, 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不受侵害。同样, 其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 也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尤其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所以说,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监督制约是人权保障的现实需要。

(二) 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可行性

1. 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法律授予, 具有可监督制约性

我国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 同时明确规定了其实施范围和运行程序, 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从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来讲, 侦查、公诉、审判三个程序之间相互制约,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侦查权的一种, 同样会受到公诉、审判程序的制约, 所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监督制约是有法律依据的。

2. 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其客观规律性, 可以进行监督制约

通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 该权力包括具体的调查取证行为及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 通过侦查工作实践, 我们可以总结出侦查活动中的不规范、不科学做法, 总结出侦查权运行中的规律, 从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对其的监督制约机制。

参考文献

监督制约机制 篇11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历程

經济责任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经济责任审计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尚无先例可循,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9年。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厂长离任前,企业主管机关(或会同干部管理机关)可以提请审计机关对厂长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议。” 第二阶段是1999年至2006年。199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监督制度全面推开。第三阶段是2006年至今。2006年,经济责任审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1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规定》出台后,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了制度化,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层面已走向成熟。

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将经济责任审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审计力度不断加大。全国仅2011年就完成对2.6万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比上年增加1300多名。

二、当前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

一是审计对象范围逐步扩大、级别不断提高。1999年5月,两办《暂行规定》明确的审计对象,只包括县级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审计署自2000年开始进行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当前,审计对象范围进行了扩展,涵盖了从乡镇级到省部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二是经济责任审计内容逐步深化。当前,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2011年以来为了全面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还更加关注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下列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情况;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遵守有关廉洁从政(从业)规定情况等。

三、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审计评价难。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操作规范,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审计评价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加之国家干部管理部门对相关领导干部的经济考核目标过粗,使得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不明确,审计机关无法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的政绩和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审计的结果不能很好地体现出领导干部的差异性,使审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了质疑。

二是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不甚理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不透明和缺乏标准等问题,影响了审计效果的发挥。按照中办、国办规定,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束后,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情况写出审计结果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在报同级人民政府的同时,抄送干部管理部门;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只对干部管理部门负责,不公开披露。审计结果不公开、不透明,审计结果运用缺乏标准,不利于将群众监督与审计监督结合起来,也不利于审计人员在群众监督下,不徇私情、客观公正地实施审计。

三是任务重与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1998年至2011年10月,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共计43万多人,任务繁重可见一斑。一方面,随着社会各界对审计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审计力量不足和审计工作量不断加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相对于其他审计而言,难度要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这项审计的对象是“人”,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何况面对人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当前,审计人员一般都不具有复合专业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单薄,不能适应出现的新情况。

四、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审计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审计行为。首先,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办法,在制度上保证各个部门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的协调和配合,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行为出现。其次,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明确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运用审计结果的职责,明确对审计问题的责任追究措施,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应有效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审计成果的运行情况。再次,完善相关部门的内部运行机制,审计部门要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任务和协调程序,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格式进行全面的规范;组织人事部门要对委托书等进行规范,制定内部运行办法;纪检监察部门应对如何支持经济责任审计、如何受理相关案件等做出规定。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要客观公正、要实事求是,要紧扣权力运行这个主线,区别不同的审计对象。

二是强化对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首先,审计结果与干部任免机制结合起来,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进行人事任免和调整的重要依据。其次,经济责任审计要与纪律处分制度结合起来,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应该作为处分或者澄清问题干部的重要依据,审计部门要与纪检监察部门信息互通,共享成果。另外,要保证审计结果利用的规范性,严格控制审计结果的传送范围和抄送对象,防止审计结果的泄露。

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经济责任审计是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一项工作,与之相关的部门有纪委、组织、监察、人事、审计和国资委等。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参加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四是提高经济责任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针对经济责任审计任务重与力量不足问题,一方面要对所有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实行分类管理、统筹安排,有关联或同一行业的审计项目实行同时进点,同时推进;将经济责任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绩效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相结合,避免重复审、多头审,充分利用已有的审计成果,提高审计效益和质量。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审计干部队伍建设,推行审计人员认证上岗,强化对审计人员的后续培训,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进行专业培训,更新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建立学习型审计机关,使审计人员逐步适应审计职业化的发展要求。经济责任审计人员自身也要不断地学习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等,通晓审计、经济、会计、计算机、英语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给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努力打造一支能征善战、执法公正、廉洁自律的经济责任审计队伍。

总之,深化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加强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经济责任审计应该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进一步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力争在审计的深度和质量上有新的突破。

(作者单位:平顶山叶县审计局)

浅谈权力监督制约对策分析 篇12

一、权力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制度制定缺乏系统性, 研究和制定监督制度多, 研究和制定权力相互制约关系的制度少;二是制度制定缺乏科学性, 多数制度停留在表面浅层次上, 在发生某一问题时, 注重解决问题, 而忽视“问题之后问题”的解决办法, 制度修定的不及时;三是在权力行使过程中, 有程序不遵循, 许多制度流于形式, 制度落实不到位。四是权力行使过程中, 确保证决策权、执行权落实的多, 强调保证监督权落实的少, 公开透明度不够。

二、权力监督制约几点对策

(一)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

一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制约机制, 科学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保障。企业内部要做好权力的合理分工, 重点做好“一把手”权力的配置问题, 党政之间、正职与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依法依规享有合理的权力, 使职权与责任对等, 对重大项目的审批、大额资金的使用、重要人事任免、合同签订、资金预付款的拨付等关键环节要实行会审会签, 对“三重一大”问题, 要实行集体研究决策, 坚决杜绝重大决策由个人说了数, 防止出现无责之权或无权之责。二要优化权力流程。对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和程序认真进行梳理, 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以制度规定权力运行流程、规范权力的行使。三要实行风险防控。按照“有权必控、发案首控、风险强控”的工作思路, 对容易发生腐败的人、财、物等权力运行的关键点, 腐败问题易发的风险点, 建立健全相关防控措施和制度规范, 使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得到重点关注和防范, 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二)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首先要突出重点人群行使权力的监控。领导干部是权力运行监控的重点, 对领导干部实行立体式的监督, 做到对领导干部的任前、任期和离任监督并重;对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会圈监督并重;对领导干部的纠正、诫勉和查处并重。推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公开, 建立公开的具体制度和程序, 使其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运行公开、透明。其次要突出重点领域的监控。在人、财、物、工程管理等重点领域, 积极开展效能监察, 不断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注重过程监控, 做到哪里有经营活动, 哪里就有监督制约措施。同时要强化岗位责任机制, 明确职责, 对其工作的完成情况实行绩效考评, 对考评不合格的, 要实行退出机制。

(三) 创新反腐倡廉具体监督制度

首先要积极探索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制度、信访制度、巡视制度和报告制度、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罢免或撤换制度的规则与程序。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党内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确保监督制度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三要健全公开透明制度, 在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实现过程、结果公开, 要不断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厂务公开制度, 定期开展经济活动分析与考核, 严格在权限范围内审批业务, 定期通报财务收支情况, 对工程建设项目、干部任用、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重点业务, 积极推进网上公开和实时监督。四要不断强化源头治理配套制度。在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废旧物资处理等关键领域, 坚持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物资采购、不良资产处置等制度。五要健全监督网络, 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建设, 将法律监督、程序监督、民主监督和组织监督有机结合, 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有机结合, 进一步推进纪委、行政监察、财务审计“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将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规范地纳入监督体系之中, 利用信息化和高科技载体, 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范围, 有效发挥各个监督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形成人人参与监督的整体合力, 增强监督实效。六要完善群众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 鼓励职工群众举报, 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同时要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并严格为其保密, 避免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

(四) 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的监控

首先要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明确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上的主体责任, 加强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和考核, 促进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和执行制度, 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其次建立健全廉政教育培训制度、定期学习制度、集中教育制度、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收入申报、廉政谈话制度和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等, 督促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制度、领会制度精神, 不断强化制度意识, 消除权高于法, 情大于法的特权意识, 筑牢遵纪守法的思想基础。三要加强考核评价, 要开展常规性和专项督查, 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年终考核、干部选拔任用、评先选优结合起来, 做到奖优罚劣。四要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加大对违反制度的追究力度, 对于在执行制度方面不按程序办事, 甚至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要依法从严处理, 造成严重后果的更要严肃查处, 有效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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