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精选6篇）

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1

为了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诉，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诉讼各环节中明确了相互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从而确立了监督制约机制，使刑事诉讼法的功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在诉讼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司法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权渎职问题至今仍屡禁不止，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出现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监督制约不力的现状，也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指明了方向。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的实际，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框架下，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2、要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是要探索人民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法监督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规定为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探索人民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把现行人大的宏观的监督，落实到具体的刑事诉讼环节和办案中，用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实现人大宏观与微观监督的统一。当前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在不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影响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引入人民监督的规定，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监督，转化并具体落实到诉讼权力运行的环节，以加强对司法机关刑事诉讼重大权力的监督。2003年10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十个省市探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不服逮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类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在进行地方立法研究阶段，并准备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这不失为一次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公权力的成功尝试。二是要探索建立司法道德监察委员会，专司对检察官和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就是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司法道德委员会专司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监察的机构。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机构设在人大，由具有人大代表身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声望的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等多人组成。专门受理普通公民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等的申诉、控告或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具体的惩戒，以加强对司法官员权力的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思考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民事诉讼法》把“民事审判”修改为“民事诉讼”。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加强了民事诉讼监督, 包括法院从立案、审理、判决 (包括调解) 、执行的全过程, 充分体现出检察监督重要性。新《民事诉讼法》为检察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但笔者认为,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 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必要性

1. 对民事诉讼行使监督权是法制建设需要

日常生活中, 大量民事权益争议、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有可能通过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 按“民诉法”规定进行审理。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独立审判原则”, 然而独立审判并不是不需要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 人民法院也不例外。这种监督既有审判委员会对本院民事活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内部监督, 还应有来自外部的监督和制约, 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 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监督体制中具有特殊作用, 是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法替代的。

2.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依据

《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是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怎样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及186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 有利于保障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的行使, 有利于法院和检察院互相制约, 互相配合, 确保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 也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的职能看, 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可以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也可以是诉讼主体,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职能, 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二、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的现状

1. 民事案件抗诉权行使在主体上受到限制

我国民诉法规定, 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外, 其余同级检察院不能对同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直接提出抗诉, 只能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履行抗诉职责。这容易让人理解为检察机关抗诉地位低于同级审判机关。这样不但提高了抗诉的诉讼成本, 也很难保证抗诉的工作效率。同时, 民事诉讼对抗诉的民事案件, 究竟由哪一级法院进行审理也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 上级法院通常裁定将案件交给做出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 这种做法给检察机关监督带来困难。

2. 检察机关在抗诉权行使上范围不明确

民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虽有抗诉职能, 但没有起诉和参与诉讼的职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明确把抗诉对象指向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定、判决, 并将抗诉原因定为原裁定、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四种情形。不难看出, 这条划定的抗诉、监督的范围仅指民事诉讼中的所有裁定、判决, 还是民事诉讼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再者对裁定或判决的抗诉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条裁定, 还是这10条裁定中的个别裁定?笔者认为, 法律对抗诉的范围规定太模糊, 不好执行。从我国司法现状分析, 作为检察机关抗诉的监督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及所有判决或裁定。

目前, 有的检察机关不但对一、二审有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也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宣布破产程序中的裁定提出抗诉。有的法院对驳回起诉, 先予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但法院认为, 检察机关抗诉仅限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做出的裁定, 且只能是事后监督,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 先予执行的裁定及破产程序中的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 规定对先予执行, 诉前保全, 管辖权异议等非终局性裁定的抗诉进行了针对性限制。对执行程序中, 破产程序中有关裁定提出抗诉,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大大削弱了检察院对抗诉权的行使。笔者认为, 应从立法上清楚赋予检察机关具体的可操作的破产程序, 执行程序中的监督权, 从而确保人民检察院监督无盲区, 民事案件不论哪个环节都能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3. 人民检察院参予公益诉讼制度缺失

公益诉讼是通过法律授权机构或组织, 对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某种违法行为, 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的一种诉讼形式。当一个民事行为侵犯到了公共利益、社会利益, 造成巨大损失, 因它不是直接侵害到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利益, 往往无人享有该诉权, 这种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如果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这种权力, 检察机关就可以以原告身份行使诉权, 参与诉讼, 从而使公共和社会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法院不能积极主动行使审判权, 必须有人启动诉讼程序。但现实生活中损害公共和社会利益案件不少, 但形成诉讼的却很少。笔者认为, 应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 可提起诉讼并行使监督权, 以维护公共利益。

4.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生效裁判错误缺乏了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 我国“民诉法”实行的不告不理, 在民事审判的一、二审程序中, 检察机关并不介入, 检察机关无法知道人民法院审理及判决情况;第二, 一些当事人对法律缺乏了解, 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只管刑事案件, 并非涉及民事案件, 并不知道对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 可向检察机关申诉, 让检察机关了解案情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5.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重视不够

检察机关往往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刑事案件上, 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参予, 也可不参予。发现错案线索后, 干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推诿搪塞, 使得一些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 法律得不到正确实施, 削弱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

三、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职权行使不力的原因

1. 民事监督立法滞后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监督的相关规定过于抽象, 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例如,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规定了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可提出检察建议。所谓的审判既包括法院从立案到裁判的全过程, 也涵盖一、二审程序和再审全部审判程序。与生效的裁判再提出检察建议的结果监督比较, 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过程的监督, 针对的是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出现的违法行为。问题是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监督范围有多大, 规定尚不明确。

2. 对因抗诉检察人员出庭规定过于笼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人民法院再审时, 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检察人员出庭需要享有的权力及应尽的义务,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 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民事抗诉再审案件, 只能代表检察院行使监督权, 不能参与诉讼活动, 不能参加法庭调查及辨论。如果派员出庭, 在法庭上起不到监督作用。

3. 监督机制不健全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很多纠纷和矛盾都纳入诉讼中。随之出现的是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现象。尽管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具有宪法依据, 但宪法也规定了法院有独立行使审判的权力, 因此在独立审判与行使监督之间可能产生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求在立法上健全人民检察院监督体系, 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 从而从根源上遏制司法腐败, 避免你抗你的, 我判我的, 使检察机关束手无策。

四、完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建议

1. 完善立法明确监督权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 但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立法内容少, 过于原则化, 没有规定具体措施, 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多年来, 法律监督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这与我国立法过于分散, 法律体系不完整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 立法机关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监督法》, 对法律监督主体、途径、内容、程序加以细化,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与之相关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也要加以修改和完善, 增强检察监督的保障措施, 给检察机关对不接受监督造成后果, 带来严重社会影响的人和事的处置权, 维权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 通过检察监督促进我国法制化建设, 体现我国法律的公平公正。

2. 改变现有体制, 加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

目前检察机关仍属于地方财政, 地方人事管理。由于人权、财权不独立, 给检察机关监督权带来了一定约束。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实行, 一是在省级以下检察机关进行垂直领导。使检察机关摆脱对地方政府人事、财政的依赖,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制约。独立执法更有利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二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人事分类管理制度。依照《检察官法》要求对检察人员进行人员分类管理, 建立起检察官专业化分工, 以保障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

首先, 培养专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关键。要严把进人关, 通过严格考试、考核、选拔、淘汰等机制, 实现检察队伍专业化, 使检察队伍拥有大批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秉公执法的专业人才;其次是转变工作作风, 把监督职能当成一项重要工作, 转变作风、转变观念, 抓好检察队伍的工作作风整顿。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业务、制度建设, 使检察人员不但政治素质高, 而且业务能力过硬。通过专业化分工, 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法律监督工作中去。

研究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是, 明确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性质, 使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权, 以便审判机关认真对等监督活动, 从而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1]汤维建.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N].检察日报, 2008-11-03 (3) .

[2]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程序正义的提升[J].中国司法, 2006 (1) .

国有企业权力监督制约的几点思考 篇3

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的制约可以有多种手段如教育、舆论、各种制度等，但治本的方法是逐步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相互促动、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才能最终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起一套三位一体、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行之有效、相互制约的权力制约机制。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和探讨：

一、切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按现代企业制度依法用人规范结合起来，推行企业管理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实行干部任用公示制、试用期制、末位淘汰制；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营造正确的用人导向。

二、全面实行财务委派制度

加快财会体制改革，加强对财务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堵塞资金使用上的漏洞。全面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以改变目前企业财会人员受制于经营者的状况，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建立健全财务报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审计；加强项目的招投标管理等，把住资金收支关口。

三、实行纪委监察循环委派制

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的真实情况是对“一把手”很难实施监督，在同级领导下监督同级，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监督起来有些勉为其难、有名无实。十多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建议实行上级循环委派制，以保证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实践证明，实行上级部门委派制确有必要，确实可行。

四、实行任期审计及离任审计制

实行任期审计及离任审计可以有效减少“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 ，对靠吹嘘、靠编造、靠勾兑的人是一个制约。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使其“为官一任，务实干事”，不得不增强基础工作，减少表面文章。当然，须注意几点，一是审计机关必须权威，二是审计必须客观公正严肃，三是审计必须有个正确的结果，不能半途而废或不了了之。

五、实行干部交流轮换制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一个单位一干就是十几年，有些人在管钱管人管车管票等关键工种、关键岗位上长期不动，这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其本人都是不利的。因此对干部，特别是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应实行交流轮换制，加大交流轮换的力度。

六、实行会签审批制

财务开支“一支笔”是现行的签批制度，长期以来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值得思考。对大额开支及重要项目的立项拨款，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基础上，可实行由党政主要领导、监督部门领导、财务领导及经办人或项目负责人共同会签，即实行会签审批制，有利于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避免经济风险。

七、深化厂务公开，实施“阳光工程”，強化民主监督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要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赋予职工群众“知情权”、“发言权”和“评判权”。让职工“知情”，就是要不断深化厂务公开工作，提高权力运作的透明度；让职工“发言”，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保证职工群众有序地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让职工“评判”，就是要建立企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坚持职工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制度。

八、建立一套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人才激励机制

按照价值规律，人才的价格，应以其社会价值为平均线，不能偏离平均线太多，这样才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现在可逐渐面向社会招聘企业家、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试行年薪制、期权制、持股制、提成制等分配办法，以充分激励并自然奖惩企业的领导者们。

九、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

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干部首先不做。干部只有具备高于群众的道德，才能体现出党和政府的伟大形象，展示社会进步的高尚风范，让群众口服心服，使干部德高望重。可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事关大局、事关根本，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政治任务。因此，要以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规范》为依据，着重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二是典型示范，舆论引导。三是自律他律，密切结合。四是用人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源上、体制上、制度上和各个环节上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避免各类腐败案件的发生，形成人人思廉、人人想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就可以实现坚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我们党的伟大历史工程。

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4

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市区党政正职的监督，态度是积极的，措施是有力的，群众是肯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自身不愿监督。调研反映，少数党政“一把手”政治理论素养较低，宗旨观念较为淡薄，没有从思想深处解决“为谁掌权”的问题，不愿接受监督，甚至习惯于家长制、一言堂；有的过于自信，总以为自己没错，无可挑剔，用不着监督；有的认为接受监督会影响自己的权威，是对自己不信任，不愿监督；个别“一把手”甚至私欲膨胀，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工作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千方百计回避或拒绝监督。

2．上级不会监督。少数上级领导和上级组织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过多地注重“选人、用人”，而一定程度上忽视“育人、管人”，重“自律”，轻“他律”，重任用、轻管理，把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自身的廉洁寄托在“一把手”个人的修养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从外部、从制度上进行监督，对权力特有的腐蚀性认识不足。如少数上级领导和上级组织出于担心挫伤下级的工作积极性，下级出了问题会损害地区形象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出现问题的“一把手”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批评了之，甚至包庇护短。在对下级工作情况的了解也仅仅是通过一年一次或两次的调研检查 1 和听取汇报，导致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大大弱化了上级监督力度。基于此，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逐渐滋生自由心理，放松自我改造。

3．同级不便监督。同级领导班子成员往往害怕监督“一把手”会影响班子团结，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害怕部门和自身利益受到影响。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以及反贪机关，在领导体制上同时受同级党委或政府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双重领导和制约，其领导权、人事权、财政权均掌握在同级党委或政府手中，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附属关系。这也严重影响了其行使监督权的独立性，很难实施有效监督。由于同级监督软弱无力，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逐渐滋生自负心理，放弃自我警觉。

4．下级不敢监督。现实工作中，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难度更大，往往名存实亡，无法发挥作用，成为“多余”的摆设。有的干部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业务活动、社交往来等视而不见，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上，生怕因此而得罪“一把手”，吃不了兜着走。调研中，有少数下级单位“一把手”反映：我们之所以能走上今天的领导岗位，固然是组织栽培、自身努力以及群众信任的结果，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讲，我们的职务是一把手任用的（或起着主要作用）,待遇是一把手给的,甚至年终的绩效考核测评一把手所占分值也是最多的，绩效考核结果直接体现工作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能监督一把手。由于下级监督形同虚设，2 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逐渐滋生自大心理，放任自我欲望。

5．群众不能监督。近年来，我们虽然采取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聘请党风监督员、特邀监察员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努力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加强群众监督，但是少数地方、部门以及单位决策过程、权力运作仍然不够公开透明，党员干部和群众对领导活动和政策规定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不够畅通，措施不够完善，群众无法参与干部监督工作，群众的监督权无法得到真正落实。

各级党政“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处于关键位臵，是权力运行的中心，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对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监督，防止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1.强化教育引导，提高“一把手”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强化对“一把手”监督，关键是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一把手”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使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律，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建议各级组织尤其是上级党政组织要认真制定刚性学习计划，精心组织学习内容，组织“一把手”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尤其要认真学习党十七大精神，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同时，要严明纪律，要求“一把手”不能因工作繁忙等原因随意少参加甚至不参加理论学习等活 3 动。此外，切实加强正反典型教育，对主动接受监督，拓宽监督渠道，不断采取新举措、新办法强化监督的要积极宣传，营造自觉接受监督的氛围；对那些拒绝监督，干扰监督，甚至打击报复的，要严肃处理，公开曝光。

2.强化制度建设，保证监督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强化制度建设，是加强“一把手”监督的根本所在。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领导干部权力的制度、规定，规范权力的运行程序，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使“一把手”的权力既得到应有的法规保障又受到合理制约。一是要建立“一把手”政务公开制度。对“一把手”的权力运行过程、决策过程以及个人收入、家庭财产、廉洁情况向群众定期公开，增加透明度，以供监督。二是实行“一把手”定期轮岗和交流制度。对那些关键部位、关键岗位的“一把手”原则上五年要轮岗一次，同时对在同一岗位或在同一地区任职达到八年的“一把手”以及纪检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也要定期进行交流，防止因任期过长而诱发腐败行为。三是继续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以及重大事项的制度。各地、各单位要对“一把手”直接掌管的人、财、物等实权岗位的权力实行分解，并根据各自实际情况，明确标准，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四是健全和完善“一把手”审计制度。在抓好离任经济审计的基础上，要建立“一把手”任中审计制度，并充分运用审计结果，对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苗头予以及时教育和纠正，对审计中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依 4 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五是推行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建议将市直单位纪检组长（纪委书记）收编归市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其工作关系、后勤保障、绩效考核、人员编制、干部任用、业务工作等直接受市纪委、监察局领导，但仍要任该单位党组（委）成员，必须参加所驻单位党组会,但不参与对涉及人、财、物等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决策,只是监督审批、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如果发现有问题,直接向党组提醒,重大问题向市纪委、监察局报告。六是建立和推行巡视制度。除了中央、省巡视组加强对县市区的巡视外，还可考虑在市州、县市区党委开展巡视工作。

关于监督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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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顺党内监督，树立党内监督权威

当前我们党内的监督机构，主要是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他们都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种体制实质上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部下对首长的监督，那么这种体制明显存在以下弊端，一是监督机构没有独立性；二是监督机构没有权威；三是监督机构的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从实践来看目前这种监督体制和机制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从诸多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必须是高一级的党委纪委发现了问题下决心查处，方可解决问题，而同级纪委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同级纪检干部真敢于对同级的常委或者领导进行监督那么必然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冒着被撤职、调离、丢饭碗等风险去工作等等。有几人能有如此胆量？因此要真正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就必须理顺监督体制和机制。

（一）监督机构独立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直属党中央领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干部由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下一级纪律检查委员只接受上级委员会和党委的领导，这样才能够保证监督的独立性。

（二）赋予监督机构的权威性

明确监督机构的权力，在哪些方面具有决策权，哪些方面具有建议权、参与权，哪些方面具有考察权、调查权等等。通过赋予监督机构具体的权力从而树立监督机构的权威性，激发纪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从而更有效地遏制腐败。

（三）加强对监督队伍的建设

从体制和机制上树立了监督队伍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后，监督队伍的权力应该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必须加强对这支队伍的建设制定严明的纪律规范，挑选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业务素质精的同志到监督部门工作。

二、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我们除了从监督体制上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外，还应该加大对“一把手”的制约和监督。从以往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多数是“一把手”的权力失去了制约，使变质的“一把手”有机可乘。他们往往是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制度形同虚设；根本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除了“一把手”放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蜕变，致使其腐化变质外，还有我们在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不无关系。在一些企业，一些部门为了提高效率，实行的是党政一肩挑，而在经济上是行政“一支笔”，乃至人事权上也主要看行政“一把手”的意图，而作为党组织只能起政治核心作用，能否起保证监督作用，那就要看行政“一把手”的素质了，实质上在体制和制度上的制约是极为有限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体制和制度上来解决。

（一）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不能搞一肩挑

“一肩挑”有时看似方便，避免扯皮，相互推诿，便于拍板，提高办事效率，但也为个人说了算，权力失去制约，产生腐败创造了条件，所以党政“一把手”应分别由两人来担任，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责，起到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从而也达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二）明确党组织的保证监督权

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6

王宝庆

【专题名称】审计文摘 【专 题 号】V3

【复印期号】2013年12期

【原文出处】《中国审计报》(京)2013年1023期第⑤页 【作者简介】王宝庆，浙江工商大学财会学院

我国审计法明确规定国家审计指导监督内部审计工作，但是如何进行指导监督缺乏相关的规章制度，无章可循；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内部审计协会替代国家审计机关行使指导监督职能，功能错位。本文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从三个维度研究探讨国家审计如何指导监督内部审计，以期与同行交流。

国家审计如何对内部审计进行指导监督

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其内部审计工作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这就意味着，其一，“指导”与“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是审计机关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其二，对不属于国家审计监督对象的内部审计单位则不在其范围之内。

但是，国家审计如何指导内部审计，指导哪些方面，目前都没有明确规定。审计署曾经发布的《审计机关指导监督内部审计业务的规定》，在指导对象、内容、方式、方法和适用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施行后，废止了上述规定，导致国家审计指导内部审计的法规制度出现真空地带，对指导监督没有统一规范和标准，出现了无章可循的尴尬局面；在实际操作中，审计机关将指导监督内部审计业务的工作委托给内部审计协会来完成，出现了委托事项超出内部审计协会职责范围的现象，工作的法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发生了严重分离状态；另外大多数国家审计机关把指导内部审计的工作放在科研所或法规处等机构，没有专门的内部审计指导监督部门；对待内部审计的指导监督没有专职人员，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员在管理，从而导致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的监督落空或力度不够。

笔者考虑，中央国家审计层面，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要明确国家审计机关与内部审计协会在指导、监督、服务内部审计方面的职责划分，明确各自的定位，避免出现工作真空或重复。要尽快在审计机关内部建立内部审计指导中心（处），要明确内部审计中心（处）的职责定位和业务范围，规范指导监督的内容、程序与标准。地方国家审计层面应该在推动地方政府出台相关地方内部审计法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使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地方审计机关内部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指导中心（处），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制定指导监督计划实施。在管理范围上，笔者考虑，各类国有单位内部审计工作，可以考虑纳入国家审计的指导监督范围，而对于民营企业可以考虑纳入内部审计协会的服务范围。

内部审计协会如何为会员单位提供服务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章程》第三条指出，本会的宗旨是：服务、管理、宣传、交流，即以内部审计职业化建设为主线，通过向会员提供优质服务、实行职业自律管理、加强内部审计宣传、开展国内外交流，实现协助国家审计机关对内部审计工作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但是，目前地方内部审计协会的状况是，内部审计协会替代国家审计机关行使“指导”与“监督”职能，越俎代庖，功能错位，远远超越了内部审计协会的法定职责；地方内部审计协会包揽一切内部审计服务工作，涉及内容包罗万象，诸如资格考试培训与后续教育培训、课题申报、优秀论文评选、相关规章制度制定与宣传、质量检查等等；同时内部审计协会受到事业编制的限制，人员太少且多属于兼职，从事协会工作的大多数人员没有经过内部审计专业知识培训学习，对内部审计业务不熟悉，出现了内部审计协会只“服务”与“交流”，没有“指导”与“监督”。建议地方审计机关努力为内部审计协会争取更多的事业编制和经费预算，招聘足够的专业审计工作人员，从而使内部审计协会的服务功能真正发挥。

如何实现服务、管理、宣传、交流？笔者考虑，关于“服务”应该定位在资格考试、后续教育、CIA考试与教育等方面，可以考虑设立培训部行使职责；关于“管理”应该定位在内部审计职业自律方面，主要是单位会员与个人会员管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开展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工作和内部审计专家库建设，组织专家开展质量检查并出具内部审计质量评价报告，可以考虑设立管理部行使职责；关于“宣传”应该定位在宣传法律法规，宣传审计准则，组织内部审计先进单位评选活动，开展有关内外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考虑在设立宣传部行使职责；关于“交流”，应该定位在会员单位和会员个人的学习交流内部审计经验上，主要事项包括组织申报研究课题、优秀论文评选等方面，可以考虑设立学术部行使职责。

国家审计机关不能再把内部审计协会当成审计机关的“附属物”，应该以审计机关的内部审计指导中心（处）为主体，以内部审计协会为桥梁，积极主动地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这里还有一个关系需要梳理：审计机关的审计科研所是国家审计的研究机构，可以和审计学会合署办公；内部审计协会可以和内部审计指导中心合署办公。

内部审计对国家审计功能的拓展

从审计性质上说，国家审计是代表国家（或政府）实施的审计，其工作目的是要服务于政府，维护国家的利益。对于强化权力制衡，健全民主法治，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审计机关在对一个单位进行审计时，要对其内部审计情况进行了解，并注重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果，这样既可以利用内部审计发现线索，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审计费用，同时也减少对被审计单位的干扰时间。内部审计从性质上说是代表组织的管理者实施的审计，其目的是要服务于组织的管理者，为组织加强经济管理和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维护组织的利益。由于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在根本利益上，既有差异性，也有一致性，在维护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方面，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内部审计在国家审计的作用发挥上具有极强的拓展功能，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的“指导”与“监督”，其定位必须明确：“指导”是柔性管理，“监督”是刚性执法。至于指导什么？监督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