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影响性诉讼（精选4篇）
刑事影响性诉讼 篇1
近些年来, 在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与完善的大背景环境下, 社会犯罪了有一定的降低, 但是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却仍旧保持着上升趋势, 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以及感化凸显的越来越重要, 任务相当紧迫。出现当前这种 (犯罪率) 居高不下的局面, 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及程序有关,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起步较晚、起点低、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一)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概念
在认识和明确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之前, 需要进一步了解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概念。在上个世纪所制订出台的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 均缺乏系统性、针对性。以传统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为例, 它就是一种将着眼点放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后的程序处理上, 简单一点讲, 就是指将已实施犯罪行为后的未成年人纳入到司法程度。如果单纯从这种行为处理的本质上来看, 它就是一种纯粹的追究刑的司法制度。现阶段, 我国在刑法中,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解读, 即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在其实施犯罪行为之后进行犯罪案件后的处理程序。
(二)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就体现在犯罪主体身上, 即被追诉主体的特殊性。未成年人本身就是社会一类特殊的群体, 而相应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度也是专指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套侦查、起诉、审判及执行程序。在这种过程中, 可以对以镜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外的工作, 包括法律教育工作、思想感化工作、权益保护等。审判组织的特殊性, 在我国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第六条款项可以见到。在新一轮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部分, 相比较于以往更加注重和突出对已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采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案件处理原则, 并将此原则贯彻到整个诉讼阶段全过程。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制度的完善
(一) 形式上的完善
在我国之前所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当中, 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章节来规定和体现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有关内容, 当然, 其中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权益保护这一问题上有所涉及, 但是少数有关未成年人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也仅仅散见于不同章节。也就是说, 新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以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形式上的缺陷, 真正的彰显出了对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特殊性的体现。例如, 新刑事诉讼法中提到了用于指导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方针与原则, 其中详细的提到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犯罪的动机,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更大。其次进一步区分出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具体制度、规则方面的区别。
(二) 内容上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这一问题上, 在内容设置上做出了较大的改进, 其中重点可将其归纳为两个层面, 第一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 第二则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具体制度和规则的设置。首先, 针对社会现实问题重新确立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 这也是我国刑法与国际接轨的一种体现, 因为联合国有关文件也大都确立了该项要求。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这块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犯罪案件处理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重点针对这一环节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真正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来实施处理制度, 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其次,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设立了分案处理原则, 简单一点就是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这两类案件予以分别处理, 区别对待, 采用不同的诉讼程度及具体规则。再者, 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刑法基础上,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这块, 进一步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制度。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对刑法的尊重, 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一种体现。
(三) 影响效果探析
有助于全面提高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办案质量。新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根据这么多年法学实践经验一步一步积累走过来的, 正如上部分内容所阐明的那样, 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过程中, 负责办案的人员可以更好的去熟悉和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特点, 从而有效的提升了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质量。随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及相关案件处理规则的细化和系统化, 使得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对于犯罪案件及事实情况的了解更加充分, 证据更为确实,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充分的分析调查造成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因素等, 这些因素的分析对于以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办理的质量都具有较大的帮助。
摘要：新时期我国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 介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 我国在新一轮颁布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当中, 重点增设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章节。其中包含了系列处理方针、原则, 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拥有的特殊权利。本文基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视角,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影响效果。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权益,完善
参考文献
[1]王烨清.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J].法制博览, 2015 (25) :220-220.
刑事影响性诉讼 篇2
北海律师维权案
【案情】杨在新等4名律师为2009年发生在广西北海市一桩命案的4名被告人辩护，质疑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反被控作伪证，“全军覆没”。来自各地的律师组成“北海律师团”提供法律援助，遭到有组织围攻，全国律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当地司法机关维护律师合法执业权利。此案还未审理终结。
【影响性】行业自救
律师自发的行业自救行动使北海一时热闹非凡，“律师团”的集体行动又出现在常熟、成都、贵阳等地。莎士比亚借他人之口说“杀光所有的律师”，想必这正是律师的可爱之处，以为他人维权为职业，却陷自己于危险境地。从北海案件之后，律师涉嫌刑法第306条罪名的案件要异地审理了，想必人们还需要律师。
金山公司诉周鸿一（同音）微博名誉侵权案
【案情】360公司负责人周鸿一（同音）连发数十条直指金山的微博，金山随后将周鸿一（同音）告上法庭，认为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请求法院判令周鸿一（同音）撤回相关微博文章。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要求周删除20条微博，并公开致歉，赔偿8万元，但法官也指出，网络上的言论有一定的“豁免权”；二审判决确认周鸿一（同音）只需删除其中两条微博，其他博文内容“尚未达到构成侵犯名誉权的程度”，赔偿5万元。判决书中指出：“个人微博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涉及批评的内容，还往往起到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二审法官称，这个案子的判决，“旨在树立规则，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影响性】言论自由从宪法进入民事判决书
“言论自由”四字重如千斤。在一个名誉侵权案件中，尽管判决结果不同，但北京两级法院法官如此珍爱言论自由，并将本案从民法层面提升到宪法层面，令人欣慰。当微博成为全世界、全中国最新鲜的言论媒介之后，保护微博，就是在保护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就是在拓展公民自由的空间。
药家鑫父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
【案情】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受害者代理人张显一直在微博上向公众报告药案的进展和他掌握的各种信息，网络弥漫着喊杀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人们发现他并不是什么“富二代”“军二代”，曾经汹涌的“倒药”舆情发生逆转，药的家人也一改过去失声的做法。药父药庆卫将张显诉至西安市雁塔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其名誉侵权。
【影响力】法庭内外，言论有界
曾经作为围观者，甚至抱着期待的心态等待药家鑫死刑判决的人们发现，这个结果带来的更多的是失落和反思。药家鑫被认为是为言论所杀。张显也被认为尽管在药案前期有正义初衷，但被情绪所绑架，逐步演变成一种失控的正义。药家鑫父亲的名誉权起诉，既是维权，也促发广大公众进一步反省自我。
“黑监狱”非法羁押并故意伤害外地上访人员案
【案情】2011年8月11日，北京警方出动数十名警力，端掉位于昌平七里渠的一处“黑监狱”，解救了一批被非法羁押的外地上访人员。据查，这个“黑监狱”由保安公司辞职员工牵头成立，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一位上访者曾被殴打致死，此案已经进入刑事追诉程序。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兵公开通报此案，要求严禁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截访”、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在“安元鼎事件”2010年被曝光之后，北京对保安业进行了清理整治。
【影响性】法治国家，不容私刑
所谓“黑监狱”，首先“黑”在它不是正式意义上的监狱。这里无制度，无约束，无视人的基本尊严；其次“黑”在它的隐蔽性和神秘性。假使看到一个大院，大门紧锁，我们无从判断那是不是就是一家黑监狱。是谁，在无视公民监督权和申诉权的同时，还敢于制造黑监狱？
“李庄案”第二季：漏罪案
【案情】被治以伪证罪的刑辩律师李庄即将刑满出狱之时，重庆检方又指控其在2008年上海某案件的刑事辩护过程中，具有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教唆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首次开庭后，李庄居然拿出了一份2005年的录音，重庆检方撤回公诉。2011年6月11日，李庄出狱。
【影响性】刑辩率创新低，律师执业权待保障
续集居然更精彩。重庆司法机关对已经身陷囹圄的前律师李庄发生在上海的“漏罪”追究，争议的不仅是管辖权，更寄托人们对若干限制律师条款与司法行为的不满。检方在证据出现矛盾时主动撤诉，尊重法律，这是一个进步。此案之后，2011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关于律师执业权的保障成为核心议题，2012年有望上全国“两会”的这部法律案，仍需要继续积极推动。
北京最大倒卖公民信息案
【案情】多达23人涉案，其中黄伟帆等7人是自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被判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14名买卖者被判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影响性】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相关机构须担责
非法提供、获取、销售通讯信息、考生信息、患者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目前已形成“新兴产业链”。本案的数名案犯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必须追问－－这些利润丰厚的大型垄断性国企，有多少预算、有多少诚意用来保卫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进而我们更希望看到清晰的方案－－如何约束掌握海量公民信息的机构（譬如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和大型门户网站），如何督促他们保卫公民信息，如何向他们追究赔偿责任？拖欠农民工工资入罪案
【案情】广东省惠州市一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杨某在拖欠25位工人总计10万余元工资后潜逃，被警方抓获归案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
（八），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成为广东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案件，也极有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例。
【影响力】“入刑”就是好？谨防“猛药”副作用
农民工屡被侵权，程度依然很深。农民工维权能力差，通过司法的维权成本高，“入刑”的实践效果并不乐观，劳动监察和调解部门的职责仍应强调。此外，还需思考：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做法，是否合理？是我们已经穷尽了民事和社会手段，还没解决问题，还是我们并未试验可能的有效手段？譬如让农民工组成维权组织。
李昌奎故意杀人案
【案情】云南农民李昌奎奸杀同村少女并杀害受害人3岁弟弟，一审被判死刑，云南省高院又以李昌奎有“自首”情节，改判其死缓，引发社会热烈议论：药家鑫死了，李昌奎凭啥活着？受害者家属强烈申诉，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再次改判死刑。李昌奎终被依法执行死刑。
【影响力】死刑改革，不能停步
云南省高院呼吁社会“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标杆”没树成，反陷入舆论漩涡中；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之下强行再改判，又引发损害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作为制定法国家，在法律尚未废除死刑情况下，创造“标杆性”案件固然不合适，但如何以审判推动死刑改革，又亟需更高的制度设计。有学者研究表明，李昌奎案之后的死刑判决明显增多，显然，法院不愿意将自己陷于如云南高院般成为众矢之的的境地，遂在死刑判决上对“少杀慎杀”的原则有所偏离。
康菲中国漏油案
【案情】由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作业失误，其在渤海的钻井平台溢油事故，不仅给中国的海洋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给相关海域的渔民、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享有诉权的国家海洋局迟迟未针对康菲公司的环境污染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急切寻求司法救济的渔民、养殖户的起诉却迟迟得不到法院受理。直到2011年12月30日，经过漫长的内部协调和博弈，天津海事法院受理29名养殖户的赔偿请求。
【影响性】环境保护的司法困局
此案折射出环境保护中的司法“两难”：一方面，环境污染极易造成大规模侵权，原告方人数众多利益却又不尽一致，处理不当即会增加维稳压力；另一方面，污染方往往是招商引资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如何协调二者关系，颇费思量。面对困局，人民法院既无足够的司法权威独立解决纠纷，也无足够的技术手段化解案件，似乎只能坚守拖字诀，等待上级指示。在此背景下，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等方式是否能引入以破解困局，康菲案能否形成示范诉讼，令人期待。
肇事司机涉嫌过失致“小悦悦”死亡案
【案情】根据媒体报道，2011年10月13日，2岁女童王悦（小悦悦）在佛山被两车碾压后，18名路人路过但未出手施救，小悦悦最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肇事司机被佛山检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捕，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却是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他们是否也对小悦悦之死存在“过失”？
【影响性】法律能对道德做点什么？
影响性诉讼打造法治中国 篇3
最近，备受国人关注并曾入选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的“赵：姓名权案”，终于在法律程序上尘埃落定了——二审法院当庭裁定，撤销了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C将用规范汉字更改名字，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将免费为赵C办理更名手续。
本来，“赵C姓名权”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与我的研究兴趣(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我之所以要关注该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二审法院院长语)。试想，如果二十年前，一个公民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姓名问题，去与公家对着干?法院又怎么可能会受理这样的案件?即使加以受理，一审法院怎么判?二审法院又怎么会如此“左右为难”?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赵C姓名权”案的出现，不仅对我国未来姓名权和人身权的立法将会有一定的促进意义，其当选为2008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之一本身就表明，中国在法治道路上已经取得了进步。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度里实现法治，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如今，在“法治是社会治理手段中最不坏的一种”这一认识已经逐步被人所接受的背景下，努力探索实现法治中国的“快速通道”，可以说是法律人义不容辞的使命。由于影响性诉讼的“轰动性”，并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影响公众法治观念”，因此，影响性诉讼对于推动法治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人关注并超越影响性诉讼案件，就是在打造这种“快速通道”。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法治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已制定的法律获得人们普遍地服从；二是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无疑，这一带有普适性的法治“公式”，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法治不仅仅是法律(规则)之治，也是司法(实践)之治；法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理论的，而是行动的。所以，作为一个法律人，不仅应当关注立法，更要关注司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致力于中国司法改革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才认为，法治不是学术精英在象牙塔里的白娱自乐，不是法学论著堆砌起来的封闭城池，而是一场全民的实践。也因此，中国实现法治的推动力，恐怕不仅仅来源于“上层”，甚至主要不是“上层”，而应该更多地来自于底层，尤其是那些对“人治”苦涩体验最深的民众。
如果把法治比喻成一座雄伟的大厦的话，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为这个大厦添砖加瓦。如果把法治看作是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的话，那么，发生在中国这块热土上的每一个个案，都是它的细胞(基本单位)。每一个个案，无论是“影响性”的，还是“非影响性”的，都关乎中国的法治进程。但是，那些影响性的个案，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的影响，通常要比那些普通的个案更为明显。正因为这些影响性案件具有的重大“影响性”，因此，有关部门对它们如何“处理”——无论是处理结果，还是处理过程——都不仅仅与当事人有关，而且还与广大的社会公众有关。如何处理这些案件，既关系到人们对正义的评价，也关系到人们对司法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司法的权威将荡然无存)。
我认为，影响性诉讼案件，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性诉讼案件会导致法律规则的推进(即立、改、废)上。尽管，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案件——哪怕是影响性诉讼案件一一的处理结果，并不能导致“范例”或“法律原则”的建立，因而对“良法”的培育似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事实上，影响性案件的出现，往往可以通过舆论的压力促使那些业已丧失合理性的法律规则丧失法律效力。如，2003年，发生在广东的“孙志刚案”最终导致了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部“恶法”的废除；再如，2004年，发生在湖南的“嘉禾拆迁案”由于引发了社会对私产保护的广泛思考，从而导致私产保护入宪；又如，2008年，“三鹿结石奶粉案”最终使已实施多年的“产品免检制度”(《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次，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使法律规则的缺失得到最大限度的“曝光”。尽管，几乎每一起影响性诉讼案件都构成一个公共事件，但是，显然不是所有影响性案件，都会导致一项规则废除或者产生。即使没有直接推动立法，也不意味着，它们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没有影响。至少，通过这些影响性的案件，社会公众可以更加真切地看到，中国离真正的法治还有多远。这种距离体现在法律规则的缺失上，更体现在法律规则得不到严格地遵守上。如，几年前，被称为网络第一大案的“黄静裸死案”，就让目前我国“自侦自鉴”、“多头鉴定”这种存在诸多缺陷的鉴定体制一下子暴露到世人的面前。
再次，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使法律规则的实施状况得到真正的检查。如，“杨佳袭警杀人案”就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刑事司法程序在这些举世关注的案件上都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悲惨命运”。无论是从职业法律人士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普通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受人关注的杨佳杀人案，重要的问题，其实已不再是实体问题，而是程序问题。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该案被最高法院核准之后，不少人还在质疑有关部门?其实，人们质疑的大多不是“杨佳之死”，而是该案所经历的一系列司法程序(如委托辩护人的问题、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问题、公开审判的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等)存在一定的瑕疵。程序不是简单的手续，而是法律的心脏。在包括杨佳案在内一些影响性诉讼案件中，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其意义甚为重大，它不仅关系着司法审判结果能否获得人们的信服，也关系着人们对“程序性”法律的信心。实际上，越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案件，越是可以成为推动法治进程的“窗口”。通过它，有关部门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是如何严格执行法律的，又是如何充分保障(哪怕是一个杀人恶魔)公民的人权的。可想而知，如果连这些“十恶不赦”的被告人，都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那么，其他一般案件的公正审判还会有问题吗?如果连“杀人恶魔”的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地实现，那么，一般被告人的权利实现还会成为问题吗?这是不言自明的。
更重要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有效培育法治国家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是一种信仰。许多人也都知道并认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只能是僵死的教条。因此，培养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是通向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而影响性诉讼案件恰恰可以充当、恰恰可以担负起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使命”。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无疑就是在培育法治的社会基础。而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即使立法堆积如山，即使那些崇尚法治的人们把法治叫得“震天响”，法治也只能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影响性诉讼案件之所可以担当这一“使命”，是因为每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处理过程，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适用法律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向公民“普及法律”的过程，而更多的则是一个观点、意见、分析、判断相互交涉和相互碰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阶层，具有不同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各异的广大民众，可以相互学习，进而相互妥协。虽然，这种交涉和碰撞，有时未必能达成共识，有时也不能改变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交涉和碰撞，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怨言。显然，让人们在网络上或者法庭上大显身手，总比在大街上或者监狱里大动干戈要好。因此，法院受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并支持受害者王菲的诉讼主张，意义就极为重大。它不仅可以使人认识到，人肉搜索也会涉及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认识到，道德判断并不能代替法律判断。也许，被搜索人确实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是，这并不影响法律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或许，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处理，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都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也都将轻轻地唤醒、发育、训练与养成公民的权利意识。
另外，我认为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理解为各种“法治理论”的实验室和观察室，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高深莫测的法治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法治实践。个案，尤其是影响性诉讼案件，往往是一个难得的法律实验室和观察室。如果说，法治中国的实现真的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的话，那么，这一“本土资源”，就是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的案件，尤其是那些影响性诉讼案件。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法治的蓝图，不是什么天才人物事先设计和建构出来的，而是人们(尤其是那些渴盼和平与秩序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实践和提炼出来的。套用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中国大地上本没有法治之路，但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刑事影响性诉讼 篇4
关键词：庭审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公安类高校
1 庭审中心主义趋向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布局依法治国实施与推进,指出要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我国司法实务界的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就此获得政策指引。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与指导意见,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我国司法体制框架内对庭审中心主义的解读与规划。综合权力机关出台的各种文件及理论界的相关主张,可对我国司法实务范畴内的庭审中心主义作出如下归纳:庭审中心主义,一般是指“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事实上,就理论探讨而言,对于庭审中心主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基本可以达成共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具体司法机制的设计及司法实践配合问题。很多情况下,学理研究的论断是正确科学的,立法修订的初衷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但相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不一定获得理想效果。因为司法实践往往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立法者很难以理性设想来进行全面覆盖与充分兼顾。然而,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毕竟是可以把握的。必须明确,着眼于司法体制的发展演变,庭审中心主义趋向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正在不断加剧。综上可见,庭审中心主义在我国未来的司法运行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贯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向。通过各项司法机制的健全,庭审中心主义所蕴含的各项要求必然要落实于实际司法运行与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与流程,最终落实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行。
2 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对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理念的影响
首先,受到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影响,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应更加充分强调审判机关及其庭审活动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根据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或决定性环节应归位于庭审过程及结果,而庭审过程及结果在刑事案件公诉阶段由审判机关进行掌控,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对抗,审判人员居中进行裁判。因此,在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始终要向学生传递一种思想,即庭审环节处于中心地位,侦查、审查起诉等前置活动或环节能否实现其应然效果,最终还是要看庭审环节的具体实施情况。对于刑事诉讼法学涉及的各项制度与相关问题,均应引导学生从庭审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思考与研究。
其次,受到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影响,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应更加充分强调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规范化与合法化。就刑事案件办理而言,多数侦查活动均由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来具体实施。公安类高校的培养对象多数将来也要进入公安机关从事相关工作。因此,公安类高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对于侦查环节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必须予以足够的倾斜与重视。基于庭审中心主义趋向的要求,不论在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还是侦查学相关教学中,均应该注重庭审中心主义精神的传授。根据前述定义,贯彻庭审中心主义,要求“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就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规范化与合法化。在实施具体教学时,要让学生深刻认识规范侦查与合法侦查的严肃性。按照庭审中心主义相关精神,在庭审活动提供的公开审理环境中,侦查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具体实施的侦查行为,均需要当庭进行出示或描述,且还可能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如果证据获取、侦查行为等在合法合规性方面出现问题,即可能导致侦查目标无法达成的不利后果,相关机关和人员还可能被追究责任。
再次,受到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影响,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应更加充分强调人权保障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庭审中心主义的贯彻执行,必然会推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及辩护方辩解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开性与公正性。这对于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实现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来主张自身的权利,确保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严格落实与执行,保障自身的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不受公权力机关的不法侵害。对于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来说,鉴于其主要为公安机关培养专业人才,必然要求其更加充分强调人权保障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而且,不能在具体教学中空喊人权口号,而是要将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制度与规定充分结合起来,向学生讲授清楚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意义,且哪些具体制度与规定承载着人权保障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职能,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严格执行与坚决贯彻这些制度与规定。
最后,受到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影响,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应更加充分强调证据规则的熟练掌握与严格执行。因为时空不可逆、事实不重现,证据的获取及其证明客观事实存在的功能在诉讼(包括刑事诉讼)中就成为产生诉讼结果的关键。以往,基于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及其他权力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对于证据获取方式、证据证明标准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违反法治精神、滥用权力的倾向。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持续推进以及相关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刑事证据规则越发成熟与健全,加之庭审中心主义趋向的推动,相关证据均需要在庭审这一相对公开的环节中接受检验与考察,违法证据均会被予以排除,相关人员还可能被追究责任。在培养对象多为公安干警的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必须着重向学生传授刑事诉讼规则相关知识与理论,帮助其在未来的刑事司法活动中能够熟练掌握与严格执行刑事证据规则。唯有如此,才能使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符合庭审中心主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展趋向,才能更好实现公安类高校教学的应有功能。
3 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对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法的影响
首先,在案例教学中,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释庭审中心主义的贯彻实施。案例教学应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获得应有的重视,可以在学界达成共识。因为案例教学生动形象,既可以通过实例的讲解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法律规定与法学原理,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对于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而言,相关案例教学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释庭审中心主义的贯彻实施。就正面而言,相关案例的选取及讲授,其在具体内容上应该是完全符合庭审中心主义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使学生可以从正面理解刑事诉讼的流程,懂得如何开展工作是正确的、是合规的;就反面而言,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还应当选取违背庭审中心主义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反面案例,全面讲述案例中的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如何违法违规的,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典型而又常见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形态,并在其中重点讲述此类行为的后果,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司法工作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其次,在实训教学中,要集中体现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并着力培养学生完成庭审任务的实务技能。基于其培养对象多为实务型专业人才,实训教学是公安类高校教学的重要方法。加之刑事诉讼法多为程序性规定,操作属性较强,就更突显出模拟法庭、刑事侦查演练等实训教学的重要性。在庭审中心主义趋向不断增强的司法环境中,“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侦查人员代表公安机关在庭审中出庭作证将越来越成为常态。这就需要在实训教学中,着力培养学生完成庭审任务的实务技能,具体包括冷静客观地讲述刑事侦查过程、完满回答来自各方的提问、灵活应变处理庭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方面的实务技能。而就这方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而言,公安类高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加强与拓展。至于具体途径,可以考虑与公安实务部门深入合作,聘请公安业务骨干参与到实训教学中,请来自公安实践一线的专家进行指导与教学,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最前沿的实务讯息,切实增强其刑事司法实践能力。
最后,在课堂教学中,要在教学互动中使学生体会庭审中心主义的深刻内涵。不论案例教学与实训教学的重要性应得到何等程度的强调,课堂教学也始终是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主要方式与方法。尤其基于庭审中心主义趋向,庭审活动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越发重要,而司法实践当中的庭审活动又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不仅能通过单方面的讲授将刑事司法程序解释清楚,更应当鼓励与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发问,在发问与解答的互动循环当中促进学生逐步进行深入思考,将规范意识与庭审中心主义追求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内化到学生的思想意识当中。
参考文献
[1]顾永忠.试论庭审中心主义.法律适用,2014(12):7.
[2]秦策,许克军.庭审中心主义的理念阐释与实现路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