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共12篇）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 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 减免收费, 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该司法救济制度现今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而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 也是该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才第一次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 并且在同年《律师法》中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 以及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 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 但是从其法律效力以及实践效果, 该条例并未对这一制度的规范及完善发挥足够的效用。因此,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发展

1 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1.1 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刑事诉讼中, 尤其是公诉案件中, 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因为缺乏法律知识等原因明显处于劣势。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防止国家公诉机关在诉讼中滥用权力, 实现司法公正, 需要一种有效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保障制度, 因此, 被控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便应运而生。但是, 因为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 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及时请到辩护人为其提供有效地法律辩护。为了充分保护人权,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许多国家便设置了法律援助制度, 为社会弱者免除或减少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例如, 美国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 被告人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聘请律师, 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在日本刑事法律援助则是指法院指定公设辩护人因为穷困或其他事由不能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的法律帮助。故笔者认为,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国家采取措施, 为经济困难或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

1.2 刑事法律援助的特点

第一,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国家利用其强制力为特定对象提供法律援助, 为了保护公民平等、民主权利, 维护人权, 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其中, 援助的费用往往是由国家承担, 一般是从财政拨款中提供。第二, 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被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一般是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被告人,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 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三, 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专业性。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等, 为被告人提供法律辩护。

2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并不是针对刑事案件的所有当事人, 其援助对象有一定的范围, 而且各国对此的规定都不相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条规定将受援助的对象分为了法院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辩护人两种类型。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逐渐完善, 我国法律扩大了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37条补充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1) 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的标准的; (2) 本人确实无经济来源, 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3) 本人确无经济来源, 其家属经多方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4) 共同犯罪案件中, 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5) 具有外国国籍的; (6) 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7) 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有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 第一, 我国指定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的律师。第二, 有权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是人民法院, 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律援助介入司法程序是在审判阶段, 在此之前则无辩护人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第三, 接受法律援助只包括当事人中的被告人, 而且被告人一般是经济困难, 或者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等特殊的被告人, 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被告人。第四, 实施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总体上看,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在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过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公诉案件, 而没有涉及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法院指定辩护人这一程序之外, 《法律援助条例》还规定了当事人自己申请法律援助这一程序, 但因为申请的过程繁杂和条例在我国法律效力的有限性, 实施中困难比较大,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 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之一, 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又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法律援助应该考虑被害人的现实情况, 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仅将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为律师, 缩小了辩护人的范围, 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

第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健全。我国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是法律援助的监督部门, 对法律援助实施的方式没有规定, 其他法律对此更是没有涉及。到现在为止, 我国尚未建立实施法律援助的统一方式。有的城市是建立法律援助机关并设立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这种方式需要政府机构调拨财政经费, 是比较少见的;有的则是强制律师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 这就不能保障辩护律师辩护的质量;有的则是由律师事务所对承担援助义务的律师适当的补偿;有的则是由律师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基金, 由负责此工作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 并从援助基金中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偿。要想尽快的实现法律援助的目的, 对其实施方式及经费来源应该尽快的予以健全。

第三,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过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的, 即为在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才可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救济,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无法得到相关的法律帮助。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一视同仁, 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一些经济原因或其他因素剥夺其在审判阶段前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本来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仅将其范围限制在审判阶段, 其目的的实现就大大削弱了。而且这样也导致辩护律师了解案情和被告人需求的时间短, 比较仓促, 律师能够为被告人提供的法律帮助就相对有限了。我国法律应根据实际情况, 将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以更好的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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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2

摘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立法机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适用到了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中，但尽管如此，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此，通过使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来分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现状，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的援助制度存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不完善、司法过程中各机关分工不明确、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执行不到位和律师行业中从业律师消极怠工等诸多问题，并且相对应地结合实践中司法案件审理的经验提出完善建议，如在立法层面上完善援助法规、在司法层面上设置专门援助机关、在执法上落实律师调查参与权以及强化援助律师素质审核等，以期能够对实践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有所启示。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范围扩大;问题分析;完善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对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当事人以及某些特殊案件的涉嫌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在保障人权和国家行为公平公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在1994年之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而在20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立法机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适用到了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之中，这一发展更是给法律援助制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生机。

一、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法律援助制度，具体含义是:国家通过法律救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弱者的公平公正的诉讼机会，对其减免诉讼费用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立法缺乏统一标准，法规效力较低。在我国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各种法律文件中，其中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都有体现，还有专门性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规制[2]，虽说这些法律规范的效力较高且都对刑事法律援助做出了一定规定，但这些都是抽象性的规定，而且作为法律援助制度专门性法律的《法律援助条例》的效力还不高，当和其他法律发生冲突时，就不能得到使用。2.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范仍不完善。在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立法机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援助范围做出了许多修改，但是我们在看到法律援助制度进步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存在，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定辩护适用范围仍然较窄。在适用的阶段范围上，新刑诉法由原先仅有的公诉人出庭公诉案件的审判阶段范围扩大到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但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指定辩护的.具体实施和程序实施上没有更加明确的法律加以规定，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落实很难到位。第二，违反法律援助制度的惩罚机制的缺失。新刑诉法实施后，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也成为了指定辩护的法律主体，这等同于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自己对自己进行监察，这种自我监察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在自我系统内部出现法律援助制度缺失而做出惩罚性规定[3]。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监督机制不完善。因为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都是依赖社会职业律师，且社会律师工作繁忙，再加之法律援助案件本身存在办案经费较低、社会影响较小、社会名誉度不高的特点，使得很多律师办案积极性都不高，对待援助案件的取证、出庭辩护等都敷衍了事，这种情况使得我国法律援助案件的许多程序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4]。2.侦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在刑事诉讼中，法院是唯一有权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在侦查阶段，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律师在这一阶段的参与性不高，所以在这个阶段真正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是不可能的[5]。3.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进行无罪辩护。根据《关于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在援助案件中，对于认罪的被告人适用简化审理的规定，并且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但是如果出现被告人不认罪，被告人主张自己无罪的情形出现的话，则被告人被取消指定辩护[6]。而这样的法律规定则直接使得法律援助案件的无罪辩护难以实现，被告人要想享有援助制度带给自己的救济就只有放弃自己无罪辩护的权利，这样的法律规定显然既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更不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经费问题是制约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重要客观因素，在实践中许多案件，都存在不能及时给与办案人员经费补贴，大且部分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成本过高，使得真正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贫困人员得不到法律的帮助;另一反面，办案质量问题是阻碍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重要主观因素。律师对于援助案件敷衍了事，使得受援人对于案件审理结果满意程度很低，同时，法律援助案件的无罪辩护意见采纳率较低，很多律师不愿意采取难度较高的无罪辩护为受援人进行辩护[7]。

(四)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律师行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律师工作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办案质量的重要客观条件。从事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绝大多数都是刚刚从事法律工作、缺少法律经验的新人，缺乏办事经验。除此之外，律师工作积极性的大小是影响办案质量的重要主观条件，律师为了完成每年援助案件指标而强制性地为受援人辩护，这种辩护出发点很难真正保障受援人的辩护权利。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体系不完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制度起步比较晚，立法技术具有先天不足性，法律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而法律援助制度在性质上属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力量的救济性法律，以往立法机构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律的建设上，而对于社会救济性权利的建设工作则相对延后，因此，援助制度作为一项救济性权利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司法体系不健全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司法机关中旧的法律习惯根深蒂固，新的法律规范难以推行。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但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法律援助的适用率仍然很低并且当事人真正能在此阶段收益的案例很少，旧的法律习惯对现在的法律事务有很深的影响，使得新修改的关于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范得不到切实的推行。

(三)执法落实不到位

关于法律援助的问题，政府重视程度不够，财政拨款过少。因为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重视不够，财政拨款过少不足于支持所有的法律援助案件，又因为在我国法律事务中法律援助案件大多纷繁复杂，案件的证据提取和审理上面支出费用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8]。

(四)从业律师不重视

律师作为法律援助得以贯彻落实的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在法律援助的发展和完善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在某些情况下却没有起到它应当起到的作用。其一，律师在对当事人进行免费辩护的情形下，很容易放松懈怠，使得法律援助案件得不到真正的帮助;其二，缺乏辩护的职业素质的监督机制，就促使了律师对于法律援助案件渎职情况的产生。

三、关于改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对策

(一)完善立法制度

1.需要相关部门制定专业性法律援助法。自打《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网络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案件的结案质量明显上升，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建立专门性的法律援助的规范，改变目前法律援助制度在整个法律规范中法律地位不高、法律效力较低、法律援助得不到彻底贯彻落实的尴尬局面[9]。2.与其他法律援助规范结合形成一个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想要一个法律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几个或是零散的法律法规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笔者建议在制定了法律援助法的基础上，制定与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同时和原本存在于其他法律中的法律援助规范相互配合适用，纵横形成一个法律援助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10]。

(二)落实司法保障

我们认为，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关是改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提高援助制度案件的质量的重要因素，需要设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的法律援助机关，并且为了保障建立的法律援助机关能够真的践行援助制度的保障社会弱者地位的精神，保持独立稳定的政府资金供给是办好专门援助机关的关键所在。

(三)加强执法建设

1.落实援助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意见发表权和调查参与权。新刑诉中虽将法律援助扩大到了侦查阶段，但在实践中，援助律师无法真正参与到侦查阶段的案件事实调查过程中去，援助律师无法根据被告人提供的信息发表基于案件事实的调查意见，无法真正地参与进去，不能在侦查阶段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不受非正当法律程序侵害。2.加大法律援助经费的政府支持，拓宽经费的来源渠道。政府加大财政扶持，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同时增加法律援助制度的经费也可以寻求民间帮助，向社会募集援助资金，同时还可以起到法律宣传的作用。

(四)优化从业律师队伍

1.制定约束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特有的行业标准。要想提高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质量，必须制定约束法律援助律师特有的行业标准，对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制定考核制，如若发现法律援助律师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消极怠工等情形，可以对律师进行惩罚，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吊销其律师资格证等。2.设立刑事法律援助的专门性律师。基于法律援助制度接近于无偿性的特点，存在部分社会职业律师懈怠对待法律援助制度的案件，所以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不能完全依赖于社会职业律师，要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性的公职律师，形成正式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队伍[11]。

四、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尽管其发展史不长且还存在众多难以避免的问题，但是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人权，促使社会弱者获得平等诉讼的机会的重要制度正在不断发挥作用，促使法律援助服务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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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洲.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3:24.

[10]邹凤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3:15.

浅议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篇3

摘 要：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它在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围绕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当前的现状及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必要性；现状；对策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权利的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

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构建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建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增加了获取刑事法律援助的途径，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1.经济方面

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现象出现。我们更应落实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所以，就要大力保证好经济困难的公民的诉讼权利。于是，这在客观上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要求。同时，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也将会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强有力的保障。

2.政治方面

时代在不断发展，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试想一下，人们日益增多的法律纠纷若得不到恰当解决，将会造成人际之间的不和谐，威胁社会的稳定安宁。因而，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3.社会方面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号角的吹响，国家对法律也日益重视。而且，我国审判模式的改革后，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英美抗辩式诉讼模式中的对抗因素，故而更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的参与。如果缺少律师的帮助，将不利于我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也就迫切需要刑事法律援助。

三、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卓有成效。但是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的存在。

1.没有专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立法保障

英美等国家都有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如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英国从1949年《法律援助与法律咨询法案》到1999年《获取公正司法法案》的通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还有韩国的《法律援助法》、荷兰的《法律援助法》，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只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并无专门立法。

2.刑事法律援助覆盖范围过窄

从《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分两类：一类是犯罪嫌疑人或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的指定辩护。

3.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缺乏

《法律援助条例》关于经费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援助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出资，其次是社会捐助。但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很大，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的费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我国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社会捐助机制。这是当前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的主要原因。

四、应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变化的对策

（1）继续完善立法，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法》。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尽快着手开展了法律援助立法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将《刑事法律援助法》纳入立法计划，进一步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统一的法律会使得刑事法律援助各方面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关的单位能够更好的分工与配合。

（2）扩大强制指定辩护案件的范围，加强办案机关支持配合力度，取消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刑事辩护率。同时，应加强办案机关的支持配合力度，制定具体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公、检、法、司、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调。

（3）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經费供给保障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动员社会的资源，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赞助、发行福利彩票、通过经营使原有法律援助资金合法增值。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实践，比如，德国、瑞典、芬兰等国采取的法律援助保险，以此来解决法律援助经费，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让更多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以人为本思想的最好体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之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要有决心将其完善并把其作用发挥到极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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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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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红卫.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1）

作者简介：

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篇4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项制度, 并载入《世界人权公约》。我国律师制度起步很晚, 2008年才正式确立,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很速成, 有学者将刑事法律援助视作“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1]我认为应从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指定辩护制度不完善

刑事指定辩护是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 也可以说是它的高级形式,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 要不要委托辩护人是他们的一项权利。[2]我国对刑事指定辩护的监控是形式化的。尽管说有指定辩护律师的参与比被追诉人自己去辩护要强得多, 但和委托的辩护律师比起来, 却是天壤之别。指定辩护律师通常不从事刑事委托辩护工作, 因此, 其专业性总是得不到训练, 往往不敢辩, 不爱辩, 不愿辩, 懒得辩。

(二) 民众行使权利不积极

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只是一种慈善行为, 国家福利, 是国家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刑事法律援助有着深刻的用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弱势;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权等重要权利。所以民众的支持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必不可少。

(三) 资金投入不足

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的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假设律师很负责的完成法律援助的任务, 却无所收益, 甚至反而要自己倒贴费用, 那么法律援助对执业律师就会毫无吸引力可言, 律师就会没有动力和热情, 没有工作积极性, 这样的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就违背人情, 我们又怎么期待律师热情满满的投入, 又何谈社会责任感呢?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 构建中国特色的指定辩护制度

1. 完善衔接机制

首先, 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发布的通知要统一到一部法律中, 成为一门单行法。其次, 让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 确立权利告知制度;最后, 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 在刑事指定辩护诉讼中, 构建被追诉人选任辩护人的机制。

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良好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可依的前提。[3]我国可以移植借鉴德国经验,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在指定辩护律师的缺失的情形之下可导致法院审判程序中止或重新开始, 并成为上诉的绝对诉因。

(二) 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程序

1. 明确责任的主体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律师。这导致国家只扮演管理者、监督者的身份, 而由执业律师承担绝大部分的义务。这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 以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敷衍了事;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也会因为费用的严重不足而制约质量。法律援助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 理应由政府买单。律师不应该是买单方。

2. 改进办案模式

法律援助办案模式主要有社会律师模式、政府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4]我国属于混合模式, 社会律师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均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我国应当转变为社会律师模式, 可以考虑引入美国合同项目模式, 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是指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同州、县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签订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 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在一定费用的基础上办理特定数量的案件。[5]

3. 保障案件质量

日本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 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为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6]我国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保障律师执业安全。其次, 构建公共辩护制度。第一, 由国家作为承担法律援助主体, 通过聘请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执业经验的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第二, 由财政买单聘请专职律师, 并对辩护律师办案过程实行全程跟踪, 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助。第三, 对于公职辩护律师的考核, 在司法是案件中, 应以最后量刑为评判标准。

三、结语

综上, 只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才能使处于弱势的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 促进实质正义。“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 就无法得到改进”。如前所述, 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正面临进一步的改革, 它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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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210.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5

——基于新刑诉法第三十四条

摘要：新刑诉法第三十四条虽解决部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但仍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从厘清刑事法律援助责任主体，改进刑事法律援助办案模式，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监督三个方面着手加以完善。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 适用对象 适用范围 责任主体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①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刑事诉讼法》（1996）和《律师法》（1996），《法律援助条例》（2003）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修订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条款（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做出修改，但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新刑诉法第三十四条仍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为此，本文拟就新刑诉法第三十四条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略陈管见。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存在的问题

（一）对“经济困难”的规定不清

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

②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经济困难”规范不清，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三条对“经济困难”的标准作了规定：“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但这样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经济困难的标准很有可能被人为地提高，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成为一纸空文。事实上，司法实践对非强制性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时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 ①②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本款较之“旧法”有三处进步：一是获得法律援助主体扩大至犯罪嫌疑人，依据新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委托辩护人获得法律服务，本条款也作出相应修改；二是删去“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依据新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公诉人必须出庭支持公诉，本条款作出相应修改；三是改“人民法院指定”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与《法律援助条例》衔接，适应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法律援助责任主体以及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申请法律援助的变化。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在制定“经济困难”的审查标准时，应当综合考核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等诸多因素，使本地区大多数“经济困难”的人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二）强制性指派辩护适用对象过窄

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获得强制性指派辩护。我国法律特殊保护对象也应包括老年人等。考虑到老年的人的身心特点，应当将老年人纳入到强制性指派辩护的适用范围之内。这是考虑到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需要，也是为了与我国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关规定和立法精神相接轨的要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老年人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具体而言，可参照《刑法修正案

（八）》的相关内容，可以把老年人适用强制性指派辩护的年龄限定在75岁以上。

（三）强制性指派辩护适用刑罚范围过窄

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只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获得强制性指派辩护。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凡可能处以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可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有些国家更是规定在有可能判处监禁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为最低限度标准。有的学者认为为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也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扩展至所有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②的刑事被告人。

①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其需求。这是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以下问题造成的：一是刑事法律援助责任主体不清，政府、律师二元体制，相互推诿；二是刑事法律援助办案模式效率低下；三是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监督不足。解决以上问题，应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厘清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

就现行法律法规而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律师。这种双重义务主体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导致国家作为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者往往只扮演管理者、监督者的身份，而由执业律师承担绝大部分的刑事法律援助义务。这种不合理的 ①②

③④肖沛权：《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五期 邹国祥：《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十一期。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④《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义务导致一些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以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敷衍了事；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也会因为费用的严重不足而制约了援助的质量。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伸张正义、维护权利和制约权力。通过扶弱助困、促进控辩平

①衡和当事人权利平等，实现法律援助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具有强烈的公共物品属性，理应由政府提供。律师只是基于职业伦理——在法律实践中对司法正义的自觉追求而提供法律援助。

因此我国法律应当明确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非律师之义务。这即适应世界潮流，又是真正落实政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需要。根据权利义务的一般原理，法律一旦赋予政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政府就不得拒绝履行，也不得将其责任转嫁给其他主体。政府具有公权力性质，在政府和律师都有义务承担刑事法

②律援助义务的情况下，政府利用手上的权力将其援助责任转嫁给律师。明确刑事法律援助责任仅由政府承担，可以避免政府推卸责任，真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实质援助。

（二）改进刑事法律援助办案模式

法律援助办案模式主要有社会律师办案模式、政府律师办案模式和混合办案模式。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援助办案模式属于混合模式，社会律师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均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各级财政拨款资金勉强满足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开支，对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十分有限，根据相关统计，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在资金花费方面，几乎占了法律援助经费总支出的一半左右。以2008年为例全国法律援助资金支出总额61383.76万元，在资金支出构成中，人员经费、基本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分别为24368.22万元、③7378.72万元、29636.81万元，在资金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9.7%、12.0%、48.3%。我国法律援助办案模式应当转变为社会律师办案，引入美国合同项目模式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和质量问题。法律援助合同项目又称为合同辩护律师项目或合同辩护计划，它是在美国法律援助领域适用的一种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是指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同州、县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签订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律师、律

④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在一定费用的基础上办理特定数量的案件。合同辩护律师项目多采用竟标的方式签订，分为固定价格合同和个案定价合同，大多数司法区域采用较为节约费用的固定价格合同。建立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模式能有效地缓解法律援助资金不足，提高资金利用的效率并能有效地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三）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监督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对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 ①②

⑤刘根菊：《我国法律援助之价值及其实现》，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十一期。

在司法实践中，政府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依法将法律援助工作转嫁给律师。③冯祥武：《我国法律援助资金制度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载《天津法学》2010年第二期。④沈红卫：《移植与创新：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模式在中国的适用》，载《时代法学》2004年第五期。⑤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讲几句无关痛痒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

①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

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扩展监督渠道。根据现行法律，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但当下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缺乏专业知识，且在办案过程中并不与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接触，实际上无法了解其办案情况。应当扩展监督渠道，一是增加当地律师协会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借助律师协会的专业知识，通过查阅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文书和案卷材料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进行评价；二是增加受援助人以及办案机关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受援助人以及办案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是否尽职尽责履行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办案的实际情况用于对其监督。

（2）细化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者提交的结案报告的内容。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要求援助提供者在结案时提交的结案报告，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与时间、阅卷的次数、调查取证的②次数与证据的数量等。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6

“慕马案”的举报人周伟举报后连遭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并最终因劳教期间备受折磨而疾病缠身，撒手人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还受到威胁：“就是为了要你的命”；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结果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最后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被刺身亡……一桩桩案例不断揭露着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与弊端。而“李文娟举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和“祁利刚为死去农民工作证”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关于证人保护立法的讨论再一次掀起

了热潮。

二、中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中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程序法上的渊源，一是实体法上的渊源:

1.程序法上的渊源。修正前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侦查阶段证人姓名等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及第67条规定侦查阶段询问证人的地点的灵活性以达到保护证人目的。以外，就如何进一步保证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则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并完善上述条款(现为第43条、第85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49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追究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的刑事责任或治安管理处罚。增加的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57条也明确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干扰证人作证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刑事诉讼法第37条还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取证的程序性规定。第38条还规定辩护律师不得威胁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律师法当中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此外，刑事诉讼法第161条也对维护庭审秩序，防制和减少庭审中的证人恐吓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

2.实体法上的渊源。79年刑法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1997年修改的刑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保护证人作证的条款，填补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刑法第307条规定了妨害作证罪，以及第308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这是实体法上关于证人保护的两条最主要的规定。此外，刑法第306条还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中有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

3.证人保护立法的先声。为解决证人保护工作滯后、缺乏可操作性的司法难题，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出台全国首个《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 这是在借鉴国外保护证人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将证人保护程序的启动和终止、保护责任、保护内容、范围和措施逐一明晰和强化

（二）中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缺陷

首先，上述程序法中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规定公检法机关应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对于各机关的分工和责任落实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和手段，使得证人保护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形成目前这种“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局面。

其次，这些规定侧重于对证人报复行为的惩罚，属于事后的救济，而缺乏事先预防。 属于典型的“亡羊补牢”。这些事后的措施虽然对于保证证人顺利提供证言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事后救济与证人恐吓发生时间上的特点是不相适应的，不能为证人提供同步保护。

第三，上述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范围狭窄。上述法律规定表明，我国现行证人保护制度侧重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保障。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不属于证人。但实践表明，被害人也常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达到逃避惩处目的而予以恐吓的对象。

三、中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实践情况

就执法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在证人保护方面的实际工作是不够的。尽管存在证人保护的成功案例，但是证人保护作为一项制度，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成功的案例。

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对证人加以保护的案例。如1998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由花都市人民检察院侦破，经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一起涉嫌重大职务侵占案进行开庭审理。法院要求该案的主要证人出庭。该案的主要证人是香港商人，他在接到开庭通知后要求检察机关对其人身安全进行保护。花都市人民检察院为此组成证人保护小组，从证人进入罗湖口岸即对其进行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完毕后，由保护小组护送证人顺利出关返回香港。

2.失败的案例

《羊城晚报》1998年10月29日载:山东省日照市营县大池庄村民刘桂安，于1995年因强奸罪（未遂）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7年减刑释放后扬言要对证人胡秀娟进行报复。胡秀娟找过村干部和派出所寻求保护，但村干部和派出所都没有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1998年7月，刘桂安将胡秀娟及其子刘绍星杀死。

四、中国证人保护制度之完善

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使更多人像李文娟和祁利刚那样站出来证明违法犯罪、维护正义，从而营造一种“奉法者强”的社会环境。笔者对构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确定保护证人的机关。

证人保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建立专门性证人保护机关,这是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关键。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美国的证人保护是由专门的执行办公室决定，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保护机构人员负责，并配有证人安全巡查员。 除此还有1995年我国香港皇家警务处成立证人保护小组。因此笔者初步的构想是，设立一个证人保护中心，负责证人安全的总体协调，保护中心有专门的保护人员负责具体案件的证人保护，当需要公安、司法机关配合的时候，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执行证人保护的部分任务。

2.确定保护的时间和期限。

我国法律对证人的保护必须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着手，其中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事前与事后相结合的证人保护机制。对于受到现实威胁的证人，有权将其所面临的危险通知保护机关，要求后者采取适当的预防方法。注重证人的预防性保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减少证人的恐惧感。

3.确定保护的范围和对象。

首先，明确规定证人保护制度实施中的案件范围。因为证人保护需要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其有效运转耗费巨大，因此对证人保护制度的流量需要加以控制，避免拥塞。对此，可采取以刑划线和案件性质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实行证人保护制度的案件范围。

其次，对证人的保护除要对证人进行人身安全保护外，对证人的劳动权、名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法律也应运用刑事、行政和民事等多种手段加以保护，确保证人作证后，不被无故开除或者降低薪水和改变待遇。因此，保护对象包括证人及其近亲属，而保护范围包括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名誉等权利。

4.确定保护的措施和保护方法。

因证人保护分为三个阶段,即庭审前、庭审中、庭审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庭审前，应由公安机关加强对证人及其亲属身份的保护，做到未雨绸缪，打消证人作证的顾虑，防止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发生，如对因作证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可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隐蔽住房等。在开庭前为证人设置单独的等候区域，避免受到不当干扰。

在庭审作证中，对可能使证人遭受严重威胁的案件的作证，可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改革法庭的布局，加大证人和被告人、旁听人员的物理距离；或在审判区设立证人室，对证人的声音进行技术加工，让证人在不暴露的情况下出庭作证。

庭审后侧重对消除其遭受打击报复可能的保护。可借鉴国外的做法，视案件情况,如涉及重大犯罪，对证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可应证人的要求改换姓名、身份，实行短期迁居或者长期迁居等。在实践中，就曾有证人因为举报遭到报复希望能够隐姓埋名的生活。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7

一、目前我国被追诉人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工作, 它所面向的是一切有需要进行辩护但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可是就目前来看, 法律援助似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 应用法律援助的案件极少, 这导致了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一) 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应有位置。

法律中的律师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参与法律诉讼, 这成为了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理念。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得到确立, 依然是一个不规范、具有随意性的社会救济措施。另外, 目前一些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的定位也会有出现偏差的现象, 对法律援助的发展也是带来了消极影响。法律援助应该要受到法律界的关注, 重新审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这样才来保持着司法制度的长远益处。

(二) 法律援助外部的刑事司法环境的消极影响。

由于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定位不高, 因此很容易使法律援助的律师难以介入案件, 是否能顺利会见当事人、完整阅卷、充分进行质证和剔除辩护意见, 这些程序对于法律援助的律师来说仍然存在难度。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外部环境一直制约着律师的工作开展, 即使我国的司法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针对法律援助的情况来看, 司法环境还是不利于法律援助的工作发展。

(三) 法律援助自身发展的不足。

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责任仅仅限制于“财政支持”。我们不能否认法律援助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财政投入的机构, 但是作为一种政府责任, 法律援助的成长并不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法律援助的出现比刑事诉讼的出现要晚得多, 它可以说是一种新兴事业, 因此,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行内人认为法律援助还不足以登上法学界的舞台。另外, 法律援助的监理机制还不成熟, 基于众多的内外压力, 法律援助自身的管理规范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去完善过。建立法律援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群众的民生问题, 因此, 政府应该正确管理法律援助, 不仅在财政上予以支持, 在管理上也应该予以重视。

二、完善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 设置程序性制裁机制, 确保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基于法律援助的地位问题, 必须要正视法律援助的地位, 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因此, 就目前情况, 应该建立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等法律行为可以在程序性制裁机制中得到维护, 而且能使诉讼程序得到正常有序地进行。

(二) 建立律师值班制, 便于被追诉人获得法律援助。

所谓值班律师, 是指隶属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 在刑事被告人初次出庭前, 对被告人就起诉、诉讼程序和申请援助权利等提供咨询意见。由于这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派专人执行于法院, 故称其“值班律师”。值班律师首创于日本律师界。一种是由律师会事先根据律师本人的志愿和日期制作值班表。负责当日值班的律师依值班表在事务所等待, 一旦受羁押的被疑人或其配偶、亲属等要求律师帮忙, 值班律师经律师会转告他们后即速与被疑人会面。另一种是由律师会把志愿充任的值班律师的律师会员名单独立编制成册, 由律师会按名册顺序向要求帮助的被疑人推荐值班律师。建立我国值班律师制度, 可以贯穿于侦控审三个阶段, 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执行于羁押场所, 随时受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随时就起诉、诉讼程序和申请援助权利等为他们提供咨询意见。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三) 改善法律援助的自身问题, 维护公平和正义保障能力。

要提高法律援助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能力, 就必须先解决法律援助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 在法律援助中, 民事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中占据了较大比重, 而刑事法律援助则往往被忽视。从国际公约来看, 刑事法律援助应当比民主法律援助的确立更早, 刑事法律援助才是法律援助中的重点。基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自身的问题, 有以下改善意见:

1、加大投入力度, 确保政府责任落到实处。

法律援助的投入是持续的过程, 政府责任的落实也并非一劳永逸。确保责任落实, 必须加大督导力度, 由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相关组成部门逐级核杳落实情况, 严格落实措施, 加大惩处力度。

2、强化人力资源配置, 平衡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具有趋利性的天然属性, 而法律援助则是以区域而实施。

3、加强质量监督, 督促律师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

4、是落实激励措施, 使在法律援助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真正获得奖励。

结束语

被追诉人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但是现实中, 经济困难等情况的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确难以实现, 这不仅是被追诉人在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位置, 刑事法律援助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 构建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我国的刑事被追诉人享有和行使辩护权的权利, 这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核心任务。但是直至今天, 被追诉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依然没有完善, 对于被追诉人和法律援助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 极容易被忽视。本文将就我国被追诉人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存在的不足展开讨论, 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1]沈丽飞, 构建和完善我国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 法学杂志, 2010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8

我国2005年10月25日修订的《公司法》导入了股东代位诉讼制度,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2006年4月28日法释[2006]3号, 自2006年5月9日起实行。这为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一、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概念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始于英美普通法, 是在英美判例法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股东代位诉讼在英美国家称为派生诉讼, 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代表诉讼, 它是指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管理人员等的侵害, 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 具备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股东胜诉所得到的利益 (损害赔偿) 归属于其所代表的公司, 而非股东本人。

其称谓不同在于两者的着重点不同, 前者着重于原告股东的诉权派生于公司, 是股东代表公司对公司所遭受的损害提起诉讼的角度考虑;后者着重于原告股东是代表着与其具有相同地位的所有股东而提起诉讼的角度考虑。

二、股东代位诉讼的特征

首先, 股东代位诉讼是基于股东所在公司的法律救济请求权产生的, 这种权利不是股东传统意义上的因其出资而享有的股权, 而是由公司本身的权利传来的, 由股东行使的。

其次, 股东代位诉讼的原告须是公司的股东, 一人或多人联合提起诉讼均可, 但是并非只要公司的股东就可以提出诉讼, 不同的国家对此均有限制, 以防某些恶意的股东进行滥诉。

第三, 股东只是作为名义上的诉讼方, 股东没有任何权利、资格或权益。也就是说原告股东并不能取得任何权益, 法院的判决结果直接归于公司承担。

第四, 股东代位诉讼发生在公司怠于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若公司不通过诉讼手段行使其权利主张, 则可能发生公司权益遭受损失的情形。只有这种条件下, 才能够发生股东代表诉讼。

三、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是防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和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具有事后救济和事前监督功能。事后救济功能表现在, 当公司利益受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非法侵害后, 通过给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方式, 来恢复公司和股东原有的合法权益。事前监督功能表现在, 由于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存在, 增加了公司内部人从公司谋取不当利益的风险成本,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 就会考虑到潜在的承担责任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的作用。

我们认为, 《公司法》关于股东代位诉讼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股东代位诉讼的原告范围仅限为股东。股东资格限制条件分二种情况: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无条件限制;二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需具有连续180日以上持股时间和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持股比例的限制。

(2) 股东代位诉讼的被告范围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

(3) 股东代位诉讼的客体范围为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 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及前置程序的免除条件。

四、股东代位诉讼诉讼的前置程序

股东代位诉讼是一种比较容易被滥用的诉讼形式, 为防止其被个别股东利用以达到非法目的, 产生防止滥用的制度, 前置程序就是其中之一。前置程序是指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之前, 必须先在公司内部寻求救济。它是股东代位诉讼的重要程序, 股东只有在不能通过公司内部获得救济后, 才能取得对公司利益的代位权, 才具有提起代位诉讼的资格。前置程序的设置能大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并能够促进公司提起诉讼, 同时也有利于避免滥诉。在提起诉讼之前, 股东应请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的利益。如果其请求不能得到满足, 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却拒绝或怠于起诉, 股东则提起诉讼。但是, 在有关财产即将被转移、有关权利的行使期间或者诉讼时效即将超过等紧急情况下, 股东有权选择立即提起代位诉讼。提起诉讼后, 应将有关诉讼事宜及时通知公司。

我国公司规定的前置程序是: (1) 原告股东应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是监事侵害公司权益, 则向董事会或董事提出上述请求; (2) 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原告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必须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股东方可提起股东代位诉讼。

前置程序的免除条件:一是情况紧急, 二是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五、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位诉讼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

1. 原告股东资格限制的不足。

首先没有排除不当股东, 其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限制不当。另一方面应在公司法中规定原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如胜诉应得到诉讼费用的补偿, 败诉将承担诉讼费用, 且要赔偿因诉讼给公司名誉带来的负面影响等, 以对恶意股东起到威慑作用。

2. 没有规定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是以公司的名义提起的并且从讼案中获得的任何补偿应交给公司, 股东有权获得对花费的补偿;基于此原因, 股东作为原告有滥用职权的极大可能性。原告股东如果是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对被告提起诉讼, 很可能会给被告造成经济上或名誉上的损失。因此, 被告认为原告股东有此目的或有此企图时, 可以请求法院要求原告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担保。但担保也有可能加重股东提起代位诉讼负担。

3. 诉前救济的豁免规定太含糊。

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规定,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 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以为, 该条款中“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的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的豁免过于抽象,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解。

4. 还比如被告范围的“他人”所指不明;

公司如何定位;前置程序不完备;诉讼管辖、诉讼时效规定不具体;其它股东参与诉讼的条件;股东代表诉讼与直接诉讼的合并问题;法院的司法审查的限度等问题均不够完善。我们认为, 制度上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中小股东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困难, 影响设立该制度的初衷。

结束语

因此, 在新公司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 望最高人民法院本着既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又要防止滥诉现象的指导思想, 尽快作出必要的司法解释, 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这个新生制度, 使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行性和规范性。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商法论丛 (第1卷) .法律出版社, 1994-1, (1) .

[2]张国安.公司少数股东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 1998-5, (1) .

[3]刘俊海.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比较研究.载.中国民商审判.2002, 第1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9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诉讼请求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适格主体, 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表现在受损害者或即将受损害者的数量较多, 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今年出台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完善了我国现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有利于小额分散性利益的救济。

一、明确和扩大了适用范围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一共五项, 我将其简称为“存在实际损害”、“存在损害危险”、“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霸王条款”、“兜底条款”。第二项和第四项尤其值得关注。第二项中“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这其实就是公益诉讼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本项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对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定相契合, 没有采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用“虚假宣传”修饰“引人误解”, 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第四项“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即“霸王条款, 对“霸王条款”的规制是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亮点之一, 该解释同时赋予了起诉主体就该项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 这恰恰是与《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的无缝连接。

新的司法解释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空白, 以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其适用范围, 对司法实践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二、起诉主体规定上留有余地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 民诉法关于起诉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和笼统, 消保法的规定明确但是太过单一, 所以起诉主体这块儿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仍将起诉主体规定为省级以上消协, 采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规定。这种明确且单一的规定表明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配置仍具有垄断性, 其他消费者组织和省级以下消协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之职责但是却无消费公益诉讼之诉权。

但是第二款“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组织”的规定是在为将来扩大起诉主体提供法律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7月1日正式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本级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5年7月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2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 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目前,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只是在开展试点工作, 但是, 这无疑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拓宽了起诉主体的范围。

三、诉讼程序的特殊性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了自己独特的诉讼程序。第一, 消协起诉前置程序的存在;第二, 法院受理后必须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并且必须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第三,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进行公告;第四, 人民法院认为和解、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出具调解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此环节类似于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中法院对和解的干预, 限制了诉讼主体对私权的处分。第五, 判决生效后, 人民法院必须书面告知行政主管部门, 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完善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该程序来源于民讼普通程序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是公益诉讼的特有程序。在该程序中, 法院的自由裁判权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不再中立和被动, 而是公共利益的主动维护者, 如对当事人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的司法干预。

四、私益之诉的“搭便车”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明确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损害赔偿不在其列, 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并不直接等同于个人的利益。在德国的团体诉讼程序立法中, 将团体利益与团体中成员的个人利益区别开来, 明确规定这两者之间的诉权不相互重复或抵触。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 法院起着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桥梁作用。诉讼团体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判决效力及于所有没有选择退出的受损消费者。在台湾, 消费者保护团体可在受让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提起诉讼。可见, 我国采取的是德国的“不作为之诉”模式,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然而, 在私益诉讼中, 消费者提起的都是财产或人身受损后的赔偿之诉, 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的缺失, 导致其判决不能直接对消费者个体损失赔偿的适用, 其判决效力并不能解决消费者个体所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私益诉讼“搭便车”的权利: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起诉的是同一侵权行为时, 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之事实可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其中, 利于消费者的认定可直接支持, 利于被告的认定被告仍须举证。“搭便车”的规定, 表明我国不仅在实体法方面对消费者存在倾斜性保护, 在程序法方面同样存在倾斜性保护。

私益之诉的“搭便车”行为是公益诉讼审判结果辐射所有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表现, 解决了消费者私益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 这既鼓励了消费者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 这种辐射, 仅在于事实的认定方面, 这也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白彦.民事公益诉讼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2]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J].中国法学, 2007 (5) .

[3]刘学在.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之再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 2015, 7, 68 (4) .

[4]黄忠顺.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J].法学家, 2015 (1) .

[5]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0

对于刑事诉讼主体的定义, 有三种说法, 第一、根据其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定义。刑事诉讼主体, 是在刑事诉讼中, 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 参与诉讼活动, 并且依法享有一定权利, 并需要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或者是国家机关。第二、按照刑事诉讼主体的作用来划分。环境刑事诉讼主体, 在诉讼过程中, 具有相对独立性, 并且影响着诉讼过程的提起、发生和发展, 对诉讼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引导作用。第三、按照职能来划分。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包括在环境诉讼中承担控诉、审判或者是辩护的国家相关单位或个人, 明确点说, 就是自诉人 (也可以是具有控诉职能的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和审判机关。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具有独立性、参与性、决定性、功能确定性, 并且一切以保护环境, 惩罚犯罪为最终目标, 环境刑事诉讼主体的各方面都是以保护环境为最终目的的, 是法律程序实施和开展的各方面相关人和机关单位。

二、环境刑事诉讼主体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 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并且保护环境的法律条例实施以后, 却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到底环境刑事诉讼问题出在什么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发现环境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问题。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对于环境诉讼和保护起着能动性作用, 是决定环境诉讼和引导环境诉讼的关键部分, 在这方面, 主体相关问题也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立案过程中, 立案主体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行政干扰, 导致立案程序不能顺利进行。第二、侦查主体对于侦查活动存在不适应性, 侦查机关人员的素质和质量也存在问题。第三、对于起诉主体, 限定了过多的范围和责任, 使得人民或者机关不敢起诉, 害怕承担责任。第四、审判主体的相关司法行为不明确。有些审判人员选择性司法, 或者是不履行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导致司法活动不能顺利开展。第五、执行主体在实施执行时,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各方面主体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所以, 现阶段的环境刑事诉讼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需要我们不断的改革政府和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的实现完善的依法治国策略。

三、解决环境刑事诉讼主体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 避开行政权力对其干扰作用

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的环境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措施和方案, 指导国内进行有效的环境刑事诉讼策略。首先要减少和避开行政权力对立案主体的干扰作用, 使得立案顺利开展。需要从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加重对相关政府官员的刑事责任、加强监督和管理政府行为, 从这三个方面不断的减少和避免行政权力对立案主体的干扰和影响作用。强化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 并对违法犯罪行为施加严重处罚, 加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措施, 避免其以权谋私和独断专行。

(二) 完善侦查措施

侦查是诉讼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寻找关键证据的阶段, 如果没有健全的侦查机构, 没有完善的侦查方案, 没有能力强的侦查队伍, 那么即使提起了诉讼开端, 也不能保证后续诉讼过程的顺利开展。我们需要重新设置侦查主体的范围和条件, 成立专门的环境侦查机构、提升侦查人员的素质, 从人与机构这两个方面出发, 保障侦查过程高效可靠的运行。专门的侦查机构, 以及高素质高水平的侦查人员, 是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我们要完善侦查组织机构, 并强化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 确保侦查工作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三) 对起诉主体放宽限制条件

环境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 是提起环境刑事诉讼的关键主体, 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主体。如果没有环境刑事诉讼的起诉, 就不会有环境法真正的落实和实施。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 适当扩大环境起诉主体的范围, 并加上法律的保护措施, 促进保护环境工作全民化的开展。可以从完善附条件的公民起诉制度和缩小起诉主体的证据收集范围这两个方面来放宽对起诉主体的限制条件。采用“有罪推定”责任制度, 实施有别于其他起诉制度的方案, 激发起诉主体的积极性。

(四) 规范审判主体, 确保司法独立性

在现阶段, 审判主体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做的不是很到位, 并且有些审判人员自身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职业道德, 也还存在着审判主体不专业的现象。所以, 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强化和规范:第一、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环境犯罪, 其受害人是环境, 是无声的对象, 法律的制定, 应该尽快明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将环境作为主体, 完善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二、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环境法学人员。人才是审判开展的关键, 在环境诉讼中, 法官也需要了解环境相关的知识, 才能从环境的角度出发, 公正的进行审判。第三、保证司法独立性和公开性。可以设置专家陪审团制度。

(五) 强化执行措施

执行是保护环境的根本措施, 没有执行, 一切审判过程就是无功的。在执行过程中, 要加强与环境相关部分的沟通与合作, 并明确执行机构或者人员的专有执行权, 采取宽严共济的促使, 监督执行人员的行为, 使得执行工作顺利开展。

四、结语

环境保护的各方面主体都应该以保护环境为根本目标, 坚持落实和履行环境保护法, 维护环境保护的公平和公正,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现我国依法治国, 确保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刘丽明.环境刑事诉讼主体法律问题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2]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 篇11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关键词：制度规模;秘密侦查;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

中图分类号： D925.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2007

2013年6月，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的爱德华·斯诺登先后向媒体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监听项目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颞颥”窃听计划项目（1）。这两个项目的曝光，不仅引发了对个人隐私问题的关注，而且使得以监听为代表的秘密侦查措施的规范化问题再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反观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全国人大于2013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诉法，第一次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刑事侦查的规范化意义重大。然而新刑诉法自施行以来已接近一年，新刑诉法第148条～152条对“技术侦查措施”的5条规定是否能真正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是否存在如上述项目所示的被滥用的风险？域外国家和地区对这类侦查措施的规定是否也如此简略？……本文拟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这类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进程，并试图通过其与中国制度规模的对比，从制度规模的角度评析我国现有的制度规范。

一、研究概述

（一）技术侦查措施VS秘密侦查措施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人权保障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的同时，面对不断恶化的犯罪浪潮和犯罪态势，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通过多种途径化解或减少犯罪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一系列新型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成为各国侦查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在研究这些侦查手段的过程中，基于其种类多样与性质复杂的特征，研究者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术语来指代这些侦查手段。正如Stewart Field和Caroline Pelser在其合编的书中所说，“这些新型的侦查方法很难界定，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该问题的研究者们就术语的使用尚未达成共识”。[1]8

新刑诉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来界定这些新兴的侦查手段，笔者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十分贴切，原因有二：首先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能涵盖诸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之类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秘密性侦查行为。其次，“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概念，明确性较低，不适合用于界定新兴的侦查手段。文中拟使用“秘密侦查措施”来界定这些新型的侦查手段，理由也有二：首先“秘密侦查措施”可以体现新兴侦查手段的一个共性特征——秘密性。这些新兴的侦查措施，侦查人员要么通过诸如监听、窃听、电子追踪等秘密手段来实现侦查目标，要么对外隐蔽自己的身份进行秘密的证据收集、线索查找活动，因而秘密性可视为新兴侦查手段与传统侦查手段最根本的区别。再则，作为这些新兴侦查措施的发源地，美国虽然针对不同的侦查手段设计了不同的规范体系，但研究者们还是较为统一地使用了“秘密侦查手段”（Cover Investigation）。因此笔者沿用了“秘密侦查手段”的概念。

（二）制度规模的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秘密侦查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质量层面，从而忽略了对法律规模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秘密侦查的法律制度规模，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1.体现法律重视程度

法律是立法机关集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对法律制度规模的研究，最显而易见的作用即在于可以通过分析相关法律规范在总体法律体系框架中的比重考察立法者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具体就秘密侦查而言，通过研究各国法律对具体的秘密侦查措施的规定，我们不仅可以考察各类具体的侦查措施在立法者眼中的地位，而且可以看出立法者对秘密侦查措施的态度，更可以把握立法者在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两个刑事诉讼基本目标之间的选择。

2.考察体系完备程度

法律体系的概念是一个结构性、框架性的概念，只有在法律制度规模达到合理程度、法律制度基本内容符合优法的要求、法律制度的运行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说一个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因此，规模研究的第二个作用即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考察现有体系的完备程度。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规制秘密侦查的法律规范形式主要就有三种：体现立法机关规制的制定法、体现司法控制的判例和体现自我控制的内部规范。通过研究这三种模式的规模程度和相互之间现结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秘密侦查在各国规范体系的完备程度。

3.把握历史发展态势

美国著名法学家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曾说过：“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过去的历史而认识现在，同时也可以通过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对制度规模的研究亦是如此。如果说静态的关注现期法律制度规模可以体现法律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那么用历史眼光考察相关制度的规模变迁，有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形式下立法者对相关问题的基本态度变迁，从而在纵向上实现对该项制度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的把握。

4.检验立法技术水平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12

关键词：法律表达,法律实践,侦查监督,审判监督

一、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表达

在我国现有法制体系中, 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高法、高检相关的司法解释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表达体系:

首先, 从宪法层面来看, 我国宪法第129条和第131条的规定将法律监督权从统一的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并交由检察院专门行使。

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有权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方式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检察机关具有自行侦查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重大犯罪案件, 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 可以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就诉讼程序问题,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通过提起抗诉方式进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五项检察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0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该规则第381条对监督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2条, 对审判活动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的违法行为和抗诉情形做出规定。此外还有地方工作条例等具体规定。

综上所述, 从法律表达的层面而言, 我国对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表达是较为完备的, 体现着通过法律监督活动纠正刑事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和保障人权等诸多价值诉求。

二、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实践

从上文的法律表达体系看来, 我国刑事诉讼监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但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以公诉阶段的诉权为中心, 包含下文两个方面:

(一) 对侦查的监督

从上述图表来看, 在历年监督案件总和之中, 退回补充侦查从2003年到2008年所占比例依次为:70.7%、81.5%、94.6%、70.7%、90.3%、63.3%, 从总体上来看, 退回补充侦查占77%, 也就是说退回补充侦查是公诉阶段对侦查监督中最主要的方式, 从而说明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进行的是价值监督, 检察院通过适用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标准, 从法律判断的高度对侦查机关的材料进行判断选择。此外, 自行补充侦查案件为零, 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现实中基本上闲置了法律所赋予的自行侦查权, 这从反面证明了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职能是行使侦查权, 而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是法律监督。

(二) 审判监督

从上图来看, L市检察院2007—2008年2年之中审判监督一共有18件, 其监督比率为0.62%, 单纯从数据形式上我们并不能发现问题, 因此有必要从其中部分具体案件内容上来看其端详。

2007年6件审判监督内容为:1.在顾某故意伤害案中, 法院先是未认定顾某系累犯, 后是认定后刑期没有变化;2.在高某故意伤害案中, 未载明辩护律师;3.在叶某贩毒案中, 法院适用法条错误, 误写为三百四十七条第一三款;4.在余某等交通肇事案中, 法院迟延送达判决书, 违反了当庭宣判的应当在五日内送达, 定期宣判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送达的规定;5.在洪某故意伤害罪中, 法院认定故意伤害罪名成立但适用防卫过当条款, L院针对此点提起抗诉中;6.在陈某诈骗案中, L检察院认为应当在十年以上量刑, 抗诉不成功。2008年8件审判监督内容为:1.在李某盗窃、俞某赌博、梅某等14人故意伤害案中出现刑期起至计算错误;2.在梅某某等非法持有枪支罪中, 法院对认定本案事实的全部书证及大部分证人证言没有采纳;3.在董某某聚众斗殴暗中, 法院判决书中未注明L院派出庭公诉人这一事实;4.在徐某寻衅滋事罪中, 法院自首认定错误, 应为特殊自首;5.在余某等赌博罪中, 法院出现别字:聚从应为聚众, 因处应为应处;6.在鄢某盗窃罪中, 未退赃而适用缓刑, L检察院提起抗诉后, 法院追缴了全部赃款。

根据上述材料, 在2件审判监督中, 从并非十分严格的意义上来讲, 法律监督有6件, 文字等技术性监督有6件, 这一方面既可以从逻辑上说明法院办案质量较高, 另一方面与侦查监督的226件相比, 也可以看出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频率与力度是弱于对公安机关的。就此也可以说, 我国检察机关的这种监督职权从实践中是无法分割审判权的, 很难说是法律监督损害了审判独立原则, 并造成了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

综上所述, 如果将法律表达相对完整与相对乏力的实践相比, 我们认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 法律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 既矛盾又统一, 集中体现为在现实中对侦查机关的监督频率和强度远高于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这与法律表达中所设计的全面监督相背离, 其立法具有的道德化谱系无法在现实中完全展开, 另一方面它在操作之中虽比较实际, 但也具备实现法律监督价值诉求的功能。我们既不能只凭它自己的表达和意识形态来理解它, 也不能只凭它的实际行为来理解它, 要看到其背后复杂的冲突困境所导致的现有的反均衡的均衡状态。此时对于这一现象提出如下的几点解释也许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 侦检同一与检法异质的矛盾冲突

刑事诉讼因追究犯罪的复杂性需要增加专门性的侦查活动, 而侦查总是处在控诉一方。检察机关的职责是代表国家起诉犯罪, 并且出席法庭控诉犯罪, 履行举证责任, 回答辩护方的质疑, 不仅如此, 检察机关在决定起诉前, 要对侦查机关收集的材料进行全面、独立的梳理, 侦查材料只是为完成这种法律构思提供帮助。由此看来, 检察机关实质上才是权威、典型的控诉机关。相比之下, 侦查活动作为检察机关起诉犯罪的准备性活动, 侦查是从属于检察的而为检察服务的, 理应看到侦查的从属性和检察的主导性。侦查从属于检察所导致的结果是检察有权对侦查进行法律监督。这也就可以解释上文中退回补充侦查何以占据主要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虽然检、法合作实现了打击犯罪的功能, 但是审判权作为一种判断权, 法院作为法律适用的专门机构, 根据刑事诉讼结构控辩平等和法官居中裁判的基本理念, 在现代社会需要确立审判中心的理论要求下, 要在原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下, 加强审判监督必然面临理论的冲突。

第二, 差序格局下的私人秩序与法律监督下的公共秩序的冲突

虽然法律赋予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各项职权, 但其最终还要靠检察官个人去具体行使, 而检察官个人在社会格局中又是具有从属性的, 在这一点上, 费孝通先生发现,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 是“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 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 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毫无疑问, 在私人秩序下个人总是在合作中谋求自己的生存福利, 而法律监督所要求的制度性不合作恰恰与此并不是总能吻合, 由此所产生的监督越严厉而私人空间越狭小的现实不是每一个理性人都不挂虑的。

第三,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合作者剩余与法律监督下的零和博弈的冲突

毫无疑问, 如果人类的理性不是如此有限,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招致太多的学术质疑, 在此原则下, 通过三个部门的合作, 准确无误的打击了犯罪, 三者自然可以实现并分享合作的剩余。但是基于绝对权力的腐败性, 防止司法不公又要求法律监督的存在, 此时要一个控诉者既要分享合作的剩余有要承担零和博弈的风险, 难免会面临角色的冲突, 角色的冲突其后果也难免会使一种角色弱化或者异化。

参考文献

[1]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人民检察, 200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