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委托书(精选7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委托书 篇1
一、新《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增加了财物毁损赔偿请求范围
旧《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应当准许, 并记录在案。“
由此可见, 当时的条款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只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受损时的物质损失, 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而其他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财物毁损的均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 如, 寻衅滋事罪中造成财产损失的等。
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在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说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仅仅限于人身受到伤害时的民事赔偿, 只要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均可提起民事赔偿。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受害人财产的, 不应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 可以采取追缴和退赔方式予以解决并将被告人的退赔及办案机关的追缴情况, 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这样就加大了犯罪惩罚力度, 同时, 更加保护了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从而使得受害人不但在人身遭受损害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 而且在刑事犯罪中因财物被毁损时仍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只要不涉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条之规定的情形, 均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使得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范围更加宽泛。
二、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刑事附带民赔偿原告人及被告的主体资格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者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从法理上理顺了关系, 原来的条款是已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所谓的已死亡的受害人近亲属里面包括有法定代理人身份的, 法定代理身份的有优先提起赔偿的, 但原条款中已死亡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限于近亲属而忽略了法定代理人身份的提起, 在修订后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中, 不管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先以法定代理人、然后才是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 理顺了民事法律关系, 使得法定代理人身份优于近亲属的身份优先权加以确定。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6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二)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 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范围加以增加, 原条款中只有未成年的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人, 但新条款中修订为“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既包括有未成年犯罪的监护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 (精神病) 犯罪的监护人均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主体资格。从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监护人作为被告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得受害人能够得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从立法上减轻和弥补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需要加以明确和细化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0条:“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将此条款予以删除, 那就意味着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可以不完全按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在民事案件中侵权赔偿主张中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部分, 但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已明确了精神损失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 不但在刑事案件中不可以提起精神损失赔偿, 因刑事案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失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不再产生争议了, 因为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就因犯罪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或者死亡的是否赔偿残疾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存在较大争议。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 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据此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支持;从2013年1月1日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法律依据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还认为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及残疾金, 可避免犯罪人已被执行死刑, 继承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造成巨额赔偿款得不到执行的法律白条的尴尬情形。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法解释的第155条规定不明确, 我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字意深刻, 第155条中涉及造成残疾或死亡的表述有“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 其中“还”和“等”字是带有兜底性的表述, 因此, 该解释第155条是具备兜底性的条款, 是支持残疾金、死亡金的。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理由是就解释的第155条共分4款含义, 其中第2、3款含义分别是对故意犯罪和过失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特别是第3款对过失性交通肇事犯罪的解释, 是可以支持残基金和死亡赔偿金并可以从交强险中得到赔付。那么不由得使人感觉到同样是犯罪, 故意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 不赔偿残疾金和死亡金, 过失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的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的。二者明显是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深却不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过失性犯罪的无主观恶性的, 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如果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未依法缴纳交强险费用的, 其个人还应承担交强险范围应支付的数额, 此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规定) 。从立法上造成同样是犯罪的被告人在适用民事赔偿的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越来越体现在刑事和民事领域的立法和司法中,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职赔偿解释》) 及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正是加强对人身权利的司法保护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人身赔偿解释》第25条、29条和《侵权责任法》的第16条均规定了“残疾、死亡赔偿金”是亮点之一, 显示受害人的人权在民事领域得到了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中, 自2013年1月1日之后, 受害一方主张的“残疾、死亡赔偿金”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之一是全部赔偿原则, 不仅依法有据,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情况”应当指案件的事实情况, 主要指被害人所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及被害人、被告人的责任的有无和大小等情节来确定赔偿。且赔偿能力不易查清, 对其财产的发现和其财产的增加有一个过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 处理应符合民法相关规定。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被害人的权益无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通过民事诉讼都应得到同等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历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当代青年研究, 2012, (06) .
[2]谌鸿伟, 贾伟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法学评论, 2006, (02) .
[3]郑天锋.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构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02) .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委托书 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进步;不足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9-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理解其性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未做明确规定,因此法学理论界对此理解各异,共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就是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第二种观点是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民事诉讼,因为其目的是解决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结合形成的特殊的诉讼。第四种观点是特殊民事说[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是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要遵守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规定,但是又因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且由犯罪行为引起,因此为特殊的民事诉讼。第四种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
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刑民分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最主要是为了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最早见之于法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在世界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实行的制度,各国对它的态度褒贬不一。不论是有无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各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学理上把各个国家的运行模式分为三种模式。平行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附带式以法国、德国、前苏联为代表,大都规定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由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对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裁决。但各国在具体运行中又各有不同。折中式以英国为代表,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解决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而在其余情况下通过民事程序或其他方法予以解决。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进步之处
我国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仅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分别为第77条和第78条。第77条中指出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而第78条又规定只有在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进行,其余都是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并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从以上两条内容分析,我国采取附带式的模式来解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2012年3月18日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条文,由原来的两条扩充为四条,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即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享有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在做出判决、裁定时也可以考虑物质损失情况。这三个增加是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重大修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主要是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立法机关在设计条文内容时不仅将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定纷止争的需要考虑在内,而且也特别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被害人能够及时获赔。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一大“败笔”,我国刑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100条构建了两类保全措施:依职权的保全措施和依申请的保全措施。不仅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新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2条还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以上规定将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大大提前,从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即可申请保全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这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该条规定将调解纳入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而且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为诉讼双方当事人所遵守。另外,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的限制。”根据该条规定,调解的内容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损失情况”的限制,而且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给付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费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来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同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将这一点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律的上述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各方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之处
1.受案范围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1款只是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至于具体种类及所属案件范围没有限制。从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内容可以得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主要限制于两类: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致物质损失的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类新型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若只将案件范围限制于以上两类案件会严重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根据司法解释,对于两类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人民法院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实践情况来看,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容易。如果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之后被害人的损失仍然不能弥补,那么被害人还要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也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讼累,使物质损失赔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
2.赔偿范围
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它彻底堵死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寻求救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因犯罪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根据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既可以请求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可以请求精神损失的赔偿。这就造成同一事实,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而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理应适用民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甚至更深。我国法律一方面从实体与程序上授予公民人身权利被侵害时得到救济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法律中又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剥夺。这种现象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3.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适用
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于一体,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却并没有对其应采用何种证明标准予以明确。若采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会导致刑事诉讼中并未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无法追究责任,但是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能构成侵权。若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却可能构成侵权。此外,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于自认效力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在刑事诉讼中,自认即被告人的口供,法律规定若仅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而在民事诉讼中,自认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予以承认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不予反驳,法院对于以上的情形可以径行判决或者视为默认。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对证据完全相同的同一案件,得出的法律事实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参考文献:
[1]叶青.刑事诉讼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6.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副本 篇3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原告人摩托车丢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
事实及理由:S
2010年4月,我家购买了一辆XXX新摩托车,价值XXX元(含上户),此车一直停放在自家门口,但在XXX早晨06点50分左右,打开门后发现摩托车被盗了,便立即向XXX报了案,我们通过查看门口的监控录像,小偷是17日零晨3点左右盗走摩托车的,派出所的办案人员通过这一重要线索,现已将犯罪人抓获,经评估公司鉴定评估,本摩托车现价值人民币XXX元。为此,具状起诉,请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及合法权益。
此致
XXX法院
具状人:XXX
陈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词 篇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原告诉被告武汉市某某娱乐有限公司人身伤害赔偿一案的代理人,现就本案事实与法律适用发表如代理意见:
一、关于赔偿数额总额的确定。
由于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已向几名刑事被告人提出赔偿要求,经中院开庭审理确认如下:
1、陈某:(1)丧葬费:5928元(11855/2)(2)死亡赔偿金:160460元(8023*20)
(3)、被扶养人生活费:27853元(2089*20*2/3)
4、交通费:1500元
5、误工费:3000元。总计:198741元。
2、张某:(1)医药费:20000元(2)残疾赔偿金:32092元(8023*20*0.2)(3)被扶养人生活费:25596元(6399*20*0.2)
4、交通费:1000元
5、误工费:7000元
6、护理、营养、鉴定、后期治疗费:5330元。合计:91018元。
根据《2006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标准》的规定,调整赔偿数额如下:
1、陈某:(1)丧葬费:6665元(13330/2)(2)死亡赔偿金:175720元(8786*20)(3)被扶养人生活费:32400元(2430*20*2/3)(4)交通费:1500元(5)误工费:3000元。总计:219285元。
2、张某:(1)医药费:20000元(2)残疾赔偿金:35144元(8786*20*0.2)(3)被扶养人生活费:26948元(6737*20*0.2)
4、交通费:1000元
5、误工费:7000元
6、护理、营养、鉴定、后期治疗费:5330元。合计:95422元。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提出精神赔偿金:陈某5万元。张某:1万。
综上,赔偿数额:陈某:269285元;张某:105422元。
二、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本案由于孙英杰、吴亮、王伟等人的犯罪行为导致损害发生,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存在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某某酒吧存在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陈某及张某受害发生在被告某某酒吧。
原告在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内消费,被刑事被告人从三楼打到一楼,并被左背部重砍了一刀,根据本案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被告人的口供,充分证实伤害始于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被砍也是在某某酒吧。
2、被告某某酒吧存在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根据本案证言及孙英杰、吴亮、王伟等人的口供,事发当日凌晨2钟左右,孙英杰等一伙,手持砍刀、匕首等凶器,进入被告某某酒吧大门,某某酒吧保安没有出面制止其进入。
(二)根据以上证言及口供,孙英杰等人进入某某大门后,从一楼到三楼,从316找到306房,不问情由,无故欧打、挟持、绑架、动刀杀人,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被绑架,某某的保安人员始终没有出门劝阻,更不加以制止。放任在其消费的被害人被歹徒伤害。
(三)即使退一步讲,被告人的暴力行为超过了其保安人员所能制止的程序,但是,被告某某酒吧并没有及时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而是放纵歹徒将消费者伤害并架到某某门口。从事发开始到几个被告逃离现场持续了近4、50分钟。汉口沿江大道附近公安局的巡逻警车密集,快则两、三分钟,慢则十分钟就可以赶到某某酒吧内及时制止被告的行凶。再退一步讲,即使伤害是突发的,某某酒吧应当及时拨打110或112,把伤者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可惜的是,被告某某酒吧既没有及时制止危险的发生,也没有在危险发生后及时抢救伤者,才导致今天的后果。
根据《武汉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第五条:“公共场所应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
(七)有维护治安秩序的相应治安保卫力量”,第十条规定:“ 公共场所的主要负责人和在公共场所举办大型活动的主办人(除集市场所外),是该公共场所的治安责任人,应负责做好下列治安工作: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完成各项治安安全工作,维护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
(二)建立治安保卫组织,配备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组织对治安保卫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教育,督促治安保卫人员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三)制定治安安全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组织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和奖惩措施,检查治安安全隐患并进行整改;
(四)向公安机关报告治安情况,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刑事和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灾害事故。” 而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很明显没有配备相应的维护治安的合格的保安人员,被告的负责人也没有制定相关治安保卫制度以明确岗位职责。同时《武汉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特别规定:“公共场所的治安保卫组织和人员应切实履行治安保卫职责,依靠群众落实治安防范措施,防止治安灾害事故,维护治安秩序。发现打架斗殴、流氓滋事、盗窃、赌博、侮辱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将违法犯罪分子送交公安机关处理”,而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既没有切实履行治安保卫职责,维护治安秩序,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时也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报案,放任犯罪行为,并放任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后离开现场。另外,根据文化部2000年3月31日发布《文化部关于加强公共文化单位和文化经营场所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的规定,娱乐场所营业时间最迟不得超过凌晨二点。但被告某某酒吧明显违反上述规定,在已到歇业时间仍放任几名刑事被告人进入酒吧,存在明显的超时营业问题。如果被告不违反文化部相关规定,也就不会导致今天的结果发生。
综上所述,被告某某酒吧存在明显的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被告应对原告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精神赔偿。
由于刑事被告人的犯罪和被告武汉市某某酒吧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导致原告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精神赔偿合情合理,也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的规定,因生命权等受侵害,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承担精神赔偿责任。所以原告理所当然地依法享有了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以上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篇5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检察机关向被告人或其他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人提起的赔偿损害和返还财产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又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因为,这种经济赔偿问题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由审判该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的,它的成立和解决,同刑事案件紧密相连,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在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有的国家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古罗马法当时在这方面的规定就比较具体,明确提出了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与民事责任分别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在《法学阶梯》一书中规定:“关于一切侵害,被害人可提起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处以罚金,在刑事审判中审判员应依职权对行为人另外判处刑罚。”①
我国自唐代起即出现了“赎金入被害人之家”的制度。将先前赎罪的钱财补偿给被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事赔偿的性质。此后的诸朝都依唐制。如《元典章》规定:“赎铜一斤,折钞二十贯入被死之家。”《明律·刑律规》规定:“若过失伤人者,各准计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
近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起源于法国的治罪法。1808年,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一次使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法典开创了近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之先河,并为各国所效仿。英国在《1870年没收法》中,规定了被害 ①查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203页
人可以提起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诉讼。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附带公诉之私诉”的诉讼法律制度。
在法国,民事赔偿既可与刑事案件由同一法庭审判,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美国、日本则不采取附带民事诉讼,而是依据民事诉讼单独提出损害赔偿。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各国普遍强调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至18世纪,形成了近代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人刑事、民事责任的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简化诉讼程序,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并避免了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从而体现了惩罚犯罪分子的彻底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民事诉讼,其解决的是民事责任问题,它显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刑事诉讼,因此,这又凸显了刑事诉讼的痕迹,在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时,当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发生冲突时,附带民事案件理应使用民事法律。然而,在处理附带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这两种法律常常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使用法律方面的冲突。如因侮辱、诽谤、虐待等告诉才处理的自诉刑事案件,其附带民事部分自始至终都会遇到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预交诉讼费用。而刑事诉讼法第77、78条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仅就其构成条件、请求范围、以及当事人和审判方面作出了规定,没有要求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当一审裁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则有15日的上诉期限。在请求赔偿范围方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只限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若被害人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就会以于法无据被驳回。然而,如果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要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赔偿。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存在着诸多究竟是适用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对此,有待立法机构做出规定。
2.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规定,集中规定在第77、78条之中,总计2条4款共164个字,在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中所占比例不足1%,其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概括。已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现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如下:
① 附带民事诉讼在时效方面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在诉讼中的胜诉权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通常被称为消灭时效,其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照刑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称为时效。追诉期限的计算,是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经过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后,仍可追诉。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则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例如,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因轻伤害于一年后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依照刑法规定追诉时效为3年,尚在追诉期限内。如果适用民事法律,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就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追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显然违背了公正原则。因此,在时效问题上,应适用刑法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因为,附带民事案件涉及的侵害行为通常重于民事侵权行为。
② 附带民事诉讼在反诉方面的问题
反诉,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本诉被告人针对本诉原告人向法院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提起反诉,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中没有授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反诉的权利。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请求人民法院审判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称为提起公诉。因此,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被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不具有反诉的权利。因为,在公诉案件中,附带民事
诉讼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被告人无权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刑事反诉的目的是指控自诉人犯罪,并要求追究自诉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具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在反诉自诉人犯有罪行时才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要求自诉人赔偿损失。自诉案件的民事反诉权应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当前,刑事自诉案件自立案起就会遇到重重困难,自诉人会被法院以种种借口拒之门外,长期不能立案。刑事自诉案件的反诉更是难上加难,与立案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立了案,审限会一拖再拖,甚至是无期限的延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保障。
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指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失或损毁他人合法财产后进行赔偿的诉讼活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被害人人身的侵害赔偿是一种补偿性质,而对财物的毁损赔偿则是等价偿还。赔偿责任根源于犯罪行为,当被告人实施侵害他人的犯罪时,民事责任即随之而产生,没有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则不会产生附带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所谓“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间接损失未列入赔偿范围。对犯罪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早在公元5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有规定:“计算损害时,不仅限于灭失的物体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因灭失所引起的其他损失在内。”我国的民法理论也不例外的传承了这一思想。
笔者认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不赔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将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的范围,应当既包括犯罪引起的直接损失,也应包括间接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问题,间接损失的赔偿执行起来往往不能兑现,或者只能履行部分的赔偿,对此,可以适当考虑赔偿责任的减免,并非是被告人不应赔偿的问题。
4.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监护权,负有监护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所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在民事诉讼中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实施犯罪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首先以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赔偿,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除继续上学或者在家待业外,有不少人在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还可以寄钱对其家庭有所帮助,实际上已经具备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法律应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把这一部分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公民虽未成年,但是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他们犯罪引起民事责任时,应由它们独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由其他人承担。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则普遍存在着与此大相径庭的做法,本人正在经办一起故意伤害罪的法律援助案件,被告人系“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提出高额赔偿的诉讼请求。在审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时,证实被告人没有个人财产,法庭以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的这种做法有悖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没有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负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法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日臻完善,成绩显著,但问题仍很突出。因为绝大多数的刑事侵害案件都可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大难题。因此,除由国家
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外,进一步研究、探讨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已势在必行。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洪涛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 篇6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 又称无形损害, 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 其与物质损害并无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对人格尊严的贬低, 使威信下降, 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1]。因此不少国家都立法允许刑事案件被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从保护法益、实现公正的角度上说, 应当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至少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 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否定的态度, 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也带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
1对诉权的剥夺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 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 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 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 于理不通。
2造成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目前的禁止性制定来自司法解释, 这种禁止性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下精神损害的禁止性规定均来自于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与《批复》, 是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3实践中也会造成冲突
实践中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也会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在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的, 法院一般都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死亡赔偿费。而该赔偿费的性质即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此外, 在实践中, 也有法院援引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构成重婚罪的, 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重婚犯罪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
而且审判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自诉案件如果以调解、撤诉而结案,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 那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呢?
四、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 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 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 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 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 且有些概念模糊, 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 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 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 仅保留“损失”, 对该条做扩大解释, 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 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 (自然人) 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 所以,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 也是必要的。因此, 建议我们尽快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确认, 使受害人的精神进一步得到慰籍, 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委托书 篇7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善;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52-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其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合理性和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受传统的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体现了极强的公权属性。此种理念有悖于现代法制公平、民主的司法理念,从而引发如今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
(一)立法方面。
1.与刑事实体法规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程序主动来实现救济,并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判处民事赔偿。但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 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 由此, 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此外,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判决对民事裁判的效力。民刑双轨制的解决方法,并没有明确刑事判决对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裁判是否有效力。对于有权提起附带民诉但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世界范围内,一是以美国和日本的现行立法为代表的平行诉讼模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附带诉讼模式,采刑事优先原则。
2.与民事实体法冲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没有允许被害人就其精神损害提出请求。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有权对涉及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侵害提出精神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 这应当适用于一切侵权行为,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案件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也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
3.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一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二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但《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于赔偿第一种损失, 而将第二种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规定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即根据该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针对被害人人身受到伤害的及财物被毁坏的案件,而将被告人盗窃、抢劫、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所以,在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冲突是犹存的,更难适用于司法实践中。
(二)实践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或因相关法律之间存在些许冲突,导致一些实务问题的操作难以体现立法设计的目的,如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人为地分离了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致使整个附带民事案件审限拉长,未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再如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对赔偿数额规定不一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各个法院的做法不同,甚至在同一个法院,针对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审判组织由于既存立法的漏洞作出不同的理解进而作出内容相悖的判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完善。
首先,规定法律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在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关于法律的适用是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正如上文提及,这些法律在相关问题的适用上是有冲突的,因此则需要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予以明确规定。一是刑事法律优先适用;一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一是做特别规定。第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立法统一规范其受案范围,梳理法律冲突,进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方面,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不仅就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第三,明确程序选择权。由于刑事损害同时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立法应对刑事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多元化做出明确规定,并且这种程序的选择权,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起诉选择权和法官的审判选择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寻求刑事损害赔偿救济时,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或普通民事诉讼这两种救济途径中自由选择,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官对被害人等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查,选择那些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判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而对不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作出排除处理。程序选择权的确立,不仅可以实现当事人实现救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减少了刑事法官的负担,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以达立法目的。
(二)实践完善。
首先,民刑诉讼时效平行双轨制。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由此,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所以在实务应用中,刑事部分应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民事部分则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如果被害人当时就知道侵害人是谁,具备行使民事请求权的条件,但在案发后两年内未行使请求权的,同时司法机关也未将该案立案查处的,应认为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时效已过;如果案发两年内,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则诉讼时效中止;如果在案发后两年内司法机关对该案立案查处的,则诉讼时效中断。
第二,确认调解、和解程序和反诉程序。《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范围,对于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应予以排除;此外,鉴于民事诉讼也应在查明事实举证质证之后才能进行合理调解,调解和解工作应放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进行。在刑事诉讼公诉中,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进行反诉并无明确规定。故各地方法院对此的做法不尽相同,甚至处理的十分混乱。然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基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充分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允许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以实现诉讼公平与正义。
第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撤回公诉之后的附带民事部分如何处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第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第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第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鉴于诉讼经济、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第二种方法提及的针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三种方法更简易、方便,且充分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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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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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窦安旎,女,宁夏石嘴山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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