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

2024-11-0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共8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篇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陈洪 [2003获四川省法院系统第七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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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我国《尚书?舜典》明确规定“金作赎刑”。看来，在中外古代法制史上，已有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附带处理民事赔偿部分的先例。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刑事诉讼中，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被害人等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有两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29日作出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设专章用了19条篇幅解释附带民事诉讼。尽管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不少规范，但笔者认为由于此类诉讼较为复杂，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规定不明，也还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本文中，笔者结合审判实践，拟在几个方面浅谈拙见。

一、被害人死亡的，是否被害人的所有近亲属都有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一般认为，所有近亲属都有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人民法院在被害人近亲属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应查明被害人近亲属的范围，告知被害人每个成年近亲属、未成年近亲属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有人认为，被害人的近亲属无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以被害人的全部近亲属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允许单独提出，可能损害其他近亲属的权利。对此，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看，解释并没有限定必须以被害人的全部近亲属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的，凡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其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民事诉权在民，民不告，官不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不愿意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强令必须以全体被害人近亲属名义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

第三，民事诉讼法对一般民事诉讼中存在类似权利义务主体不完整的情况已有相应规范，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完全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予以解决，故不存在单独提起诉讼可能损害其他近亲属权利的问题。

二、应仅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还是仅将被害人的继承人列为原告？有人认为，应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理由在于：第一，根据解释，应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都列为原告；第二，因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而致被害人死亡后，受到打击、损害最大的是被害人的近亲属，且被害人的财产继承人一般为其近亲属，因此，应当将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被害人的继承人列为原告，依据的理由是：第一，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经济赔偿问题，被害人死亡后，赔偿费用自然由被害人的继承人取得，故其继承人应当作为当事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第二，被害人的近亲属不一定是被害人财产的继承人，而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因被害人死亡发生的经济赔偿问题，由不确定的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引发新的财产权利之争。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由于立足点不同，都不尽全面。在司法实践中，是由被害人的近亲属为原告，还是由被害人的继承人为原告，应视提出的经济赔偿及可

获得的经济赔偿种类而定，一般情况下原告应为近亲属，但也不能排除继承人。理由在于：

(1)因被害人死亡发生的直接损失赔偿，理当属于被害人本人的物质损失，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在被害人无法对此主张权利时，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理当由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作为原告提出诉讼主张。(2)因被害人死亡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则应由被害人的近亲属提出。因为被害人死亡精神受到最直接损害的是被害人的近亲属，而不必然是被害人的继承人尤其是遗嘱继承人。(3)至于解释仅列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并不妨碍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由于近亲属与继承人往往重合，即使主体不重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发现其认为应当参加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也应当并可以将他们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

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死亡，应以谁为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死亡，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应向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有两种观点。

有人认为，如果刑事案件被告人死亡，那么也就没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被害人也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是：第一，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向刑事被告人提起，既然刑事被告人已不存在，那么也就失去了实体上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第二，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被告人死亡，刑事诉讼应当终止。既然刑事诉讼终止，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法进行。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和刑事案件一起终止审理，并将民事部分移送到民庭。

另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死亡，那么应当中止对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等死亡被告人的继承人参加诉讼。死亡被告人的继承人也就是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理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被告人死亡，应当中止审理，等继承人参加诉讼。如果继承人参加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恢复审理。

笔者认为：被告人死亡以后，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1)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开始前死亡，如果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可告知他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2)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死亡的，如果被害人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将已受理的附带民事案件移交民庭处理。如果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告知被害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3)共同犯罪案件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对于已经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和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一并处理。已死亡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定继承人或对该犯罪行为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可以成为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审理的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死亡，如果需等待其继承人参加民事诉讼的，可中止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等其继承人参加诉讼后，再恢复案件的审理；如果没有继承人参加诉讼，也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应终止对该被告人的民事诉讼；如果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其死亡不影响附带民事诉讼进行。

四、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尽管其属于一种附带诉讼，但仍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要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二者不能混同。既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民事赔偿。刑罚是对针对犯罪分子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惩罚，它不能弥补对受害人的物质损害；赔偿则是对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被告），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等作法都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代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互动关系，其只是两种诉讼程序的不同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产生联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2条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从中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履行能力，则不应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要素。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让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失公平。

六、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理，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往往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对损害赔偿请求只支持直接损失，而不包括营运损失等，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均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

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对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

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事诉讼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若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将造成法律不一致的矛盾。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精神赔偿的制度。确立精神赔偿制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是对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侵犯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赔偿制度，并且在理论界及实践部门形成了共识。但是，就人身损害（物

质性人格权损害）的精神赔偿之立法（民法）保护，观点不一。笔者以为，依司法解释及审判实践部门的做法，对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包括精神利益损失之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又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此条款中“赔偿损失”与《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在同一法律之中存在，应认为是同样的概念，故也可以理解为包括赔偿精神利益损失。《民法通则》第109条还规定：“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赔偿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从《民法通则》第117条、120条的规定来看，第109条的赔偿责任应当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否则，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据此，我国《民法通则》就精神性人格及物质性人格权，以及身份权中精神赔偿，已作了肯定的规定。

法律既然规定了侵犯名誉、荣誉等精神性人格权的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可获精神赔偿，那么较之更为严重的、达到足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侵犯名誉、荣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更应得到赔偿。据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传播性病罪等等，由于给被害人在名誉、荣誉等方面造成了损害，故法院理应根据情况，对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予以适当支持。故意杀人、抢劫、重伤、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造成了较上述犯罪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此类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犯罪所引起的被害人精神损害也应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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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篇2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完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概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司法机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既具独立性、又具从属性, 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因为犯罪行为而起, 但从本质上讲它主要解决平等主体间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它应当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一样, 属于民事诉讼性质。[1]但附带民事诉讼又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情况:1.是违反刑事法律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赔偿之诉。2.该民事诉讼的被告大多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 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往往会被剥夺, 判决生效后, 其后续的履行能力也会有一定的局限, 甚至再也没有偿还能力。[2]

二、刑事案件涉及到民事诉讼的制度模式及我国的相关规定

各国在设计刑事案件涉及到民事诉讼所选择的模式并不一致, 主要有两种模式:[3]

1.平行式, 这种模式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离, 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 而是一种纯平行关系。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赔偿采用这一模式。

2.附带式, 又称之为大陆法系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具体模式不尽相同, 主要包括:一是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典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它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 同时刑事立法鼓励其通过刑事程序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二是以德国、荷兰、瑞士等国为代表的附条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 该情况下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在诉讼程序和赔偿处理上依附于刑事诉讼。

3.我国在解决刑事赔偿问题上, 采用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对此我国法律层面的规定有3条:《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诉法》) 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 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 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 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立法现状, 结合司法实践, 出台了《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解决了赔偿范围、适用程序等实践操作的一些问题, 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

三、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理解及建议

(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解决的是哪些类型的刑事案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依照《刑诉法》第77条的规定, 立法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为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于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害财产的犯罪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办法, 在“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 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即这类案件不得由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损失不足以弥补时应另案起诉。《规定》明显缩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将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外。

本文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 被害人另案起诉需要支付诉讼费, 增加被害人的经济负担, 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救济。因此, 本文认为应当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二)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体现在《刑诉法》第137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 必须查明“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以及第77条规定的“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84和第85条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只有在国有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没有提起时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文认为,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的规定有待修改。

1. 建议将查明义务修改为告知义务。

检察机关查明是否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身并不是目的, 查明的目的是为了告知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以便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37条, 将检察机关的查明义务改为告知义务。

2. 建议严格限定人民检察院代表或代替其他单位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刑诉法》未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处于何种法律地位, 法学界对此理解各异。有人认为,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 “不是民事案件的原告人, 而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4]按照此观点, 人民检察院在附带民事诉讼, 无疑是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这对于民事被告显然是不公平的, 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人认为, “当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 它既是公诉机关, 又享有民事原告人的诉讼权利, 处于民事原告人的诉讼地位。”[5]

在现代诉讼中, 诉权概念已不再完全受诉讼主体与民事权利人同一性内容的限制和约束, 诉权可以与民事权利分离, 在特殊情况下, 非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成为诉权的主体。[6]因此检察机关作为特殊的原告在理论上可能是成立的。

但在企业公司治理完善的趋势下, 国有独资企业逐渐被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制公司所取代, 国有、集体资本出资后, 企业法人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 当法人遭受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时, 应当由法人自身决定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且受损单位不提起附带民事之诉, 并不等于其放弃民事诉讼。因此人民检察院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可能侵犯了企业的自主权。建议立法应要严格限制人民检察院代表或代替其他单位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条件, 规定:在国有独资企业没有提起时附带民事诉讼时, 且受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的委托, 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为保护国有资产, 对非国有独资的国有参股企业, 检察机关可向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提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建议, 并最终由企业决定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1. 我国法律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之外

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诉法》第77条的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物质损失”。随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法释[2002]17号) 进一步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进行赔偿, 于法无据。

2. 精神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 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区别。此外, 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 均属于程序法, 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 而非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任务。因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刑事程序法来规定。

《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包括了侵害他人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 其人身权包括了名誉权、人格权等等, 精神损害赔偿在该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得到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作了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受案范围, 规定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亲属权、死者人身权等遭受非法侵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精神损失。因此, 在民事诉讼中, 侵害人身权, 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受害人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 已经取得理论界和实务操作的共识。而附带民事诉讼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其外这显然和民法的相关规定矛盾, 导致法律之间的冲突, 破坏了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7]同时, 还产生了立法失衡现象:一般民事侵权被害人可以请求加害人进行精神赔偿, 而侵权行为严重至触犯刑法的时候, 被害人反而得不到精神赔偿。应该说, 将精神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是现代立法的发展必然趋势, 也体现出了侵权责任的公平原则, 建议立法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参考文献

[1]汪建成, 刑事诉讼法学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版。

[2]万金湖、袁小文,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透视与完善[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年第1期。

[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人民司法》2002年第5期。

[4]刘金友, 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版。

[5]王国枢, 刑事诉讼法学[M], 北京出版社, 1989版

[6]王桂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M], 法律出版社, 1991版。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和对策篇3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涵义在立法上和学界至今均没有完全界定清楚，目前学界广泛认同的涵义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为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不仅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同时也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避免诉累。二是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合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查清被告人犯罪行为是否造成了物质损失及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大小，既有利于正确处理物质损害赔偿问题，又有利于刑事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免遭犯罪侵害，或者尽可能使这种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民普法教育的大力加强，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得到很大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笔者就目前工作中受理被害人因受刑事犯罪侵犯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存在的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均规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经济物质损失的，都可要求经济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受此规定的制约，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被害人可以提起而且能够被人民法院受理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限于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这两种情况，这使得相关的法律规定在适用、执行中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被害人可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中人提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在所涉及的案件起诉至法院后，被害人向法院提起后才予立案。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对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未作具体规定。也就是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作为原告是很值得商讨的。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难以执行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难以赔偿到位。其主要原因为：1、被告人因贫穷无钱赔偿；2、被告人因被判实刑，认为已经坐牢、花钱量轻刑的目的没达到而拒绝赔偿；3、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原因。上述原因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因此对判决不服，引起上诉、或申诉，甚至不断上访。

针对存在的问题，可进一步规定和完善的方面：

一、在司法实践中适当扩大受案范围

被害人是否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内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尚在争议中，此问题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应适当扩大。被害人因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害而失去的财物，例如被盗窃、抢劫、骗取的财物，也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此项损失与财物被被告人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因此，应当允许被害人在没有得到全部物质损失返还或赔偿或之前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详细规定、完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

本人认为在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对那些因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而又没有具体的受害单位、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人的案件，比如破坏环境资源、国家财产方面的犯罪案件等，检察机关应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相当程度损害的犯罪案件，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私法领域加以必要的干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明确集体财产归属的单位遭受损失时、而遭受损失的单位不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这在法理上行不通，从民法理论来看，集体组织作为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其享有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无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實体权利的自由。强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民事权利，实行国家干预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

三、加强赔偿执行力度

对于确实无钱、没能力赔偿经济损失的，可在法定刑期内从重量刑；对于有能力赔偿的，应在规定期限赔偿被害人后在予相应的量刑；另外还应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总之，应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其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化解由此产生的矛盾，避免不必要的上访和申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篇4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系个体货运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住所地苏州市干将东路870号，法定代表人薛昌。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

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经济损失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2004年10月28日18时左右，被告人刘安成驾驶挂有伪造的苏e－45348车辆号牌的东风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本市宝带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时，由于对路面情况判断失误，操作不当，致使汽车右偏驶上绿化隔离带，从而将正在该处推小三轮车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时造成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价值人民币3101.4元的路灯等公共设施损坏，肇事后被告人刘安成逃逸。经苏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沧浪大队认定，被告人刘安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安成的犯罪事实，作出了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刘安成赔偿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人民币3101.4元。

二、主要问题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三、具体论述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必须是国家、集体的财产遭受了物质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即只有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用了“可以”而没有用“应当”，可见这个规定还不明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本案的情况分析，由于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财产损失人民币3101.4元，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告知被害单位，但被害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权在对本案提起公诉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财产损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1）是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虽然法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

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但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上，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是同义的，逻辑上属于同一概念。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否包括精神赔偿问题，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

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未包括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犯罪性质而各有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获得被害人的财物，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杀人、伤害、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另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而造成的，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抢劫、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挪用等犯罪，对于前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而对后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途径解决。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显然，本案的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路灯等公共设施的毁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所指的物质损失，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是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赔偿的范围应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即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于间接损失不在赔偿之列，对此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路灯等公共实施的毁坏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为此修复花费的人工等费用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必然损失，均属于赔偿的范围。因此，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就公共实施的毁坏损失和由此产生的修复费用一并向法院提出了赔偿请求，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应予赔偿的判决。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是诉讼代表，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集体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在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虽然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适合调解制度，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集体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浅析篇5

1．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同。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权收集公诉刑事案件证据的机关是国家侦查机关，侦查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收集证据；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则只是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2．收集证据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证据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是法庭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而民事诉讼证据是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以便通过确认这些损害而从被告处获得赔偿的目的。

3．证人作证的态度不同。对国家机关收集证据，证人一般能严肃对待，所反映的情况真实性较高；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证人当庭作证外，民事诉讼原告或代理人收集证据时，证人可能受其要求、利诱、威胁、恐吓等原因，所作证词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证据的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不同。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代理人认识法律较偏颇，往往断章取义地理解法律，因此双方所收集的证据易产生差异。

>gt;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冲突的情形

1．两者存在矛盾。即一方证据证明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而另一方证据则证明不构成犯罪。

2．两者存在排斥。互相排斥的情形常出现在涉及财产的侵害案中，两种证据的排斥产生在财产损害的金额上。如王某盗窃了周某家的一台电视机。法庭上公诉人根据物价部门的价格鉴定认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根据该电视机购买时为1．6万多元、使用不满两年以及销售公司的估价报告，认为被盗电视机仍值1．2万元。这两方面的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但不同的价格认定将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和该地区的有关规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为盗窃数额较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盗窃金额为1．2万元则为盗窃数额巨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两者出现差异。在某强奸案中，公诉方证据表明，曾某对幼女李某（5岁）实施了奸淫（性器官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处女膜破裂。而李某的法定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某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害人李某处女膜破裂。除了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外，还要赔偿处女膜修复费1万元，由此与公诉方的证据产生差异。

>gt;解决冲突的途径

为了有效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必须解决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笔者认为合理合法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有以下几条：

1．认真审查刑事诉讼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认真审查公诉证据，根据需要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收集补充证据，防止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发生冲突。

2．详细交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诉机关在受理案件三日内告知被害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同时也应详细告知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防止被害人或代理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制造伪证造成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

3．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对于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正确意见要及时调查落实；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有理有据依法向他们说明，以便在庭审时协调一致，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4．庭前核实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庭审前最好先了解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对有冲突的证据及时核实。必要时可以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交换意见，以便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顺利审理。

>gt;[案例]关于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情〕：

公诉机关民权县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男，1950年10月18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程度，住民权县顺河乡帅庄村委卞庄村。本案被害人伏秀荣之丈夫。

被告人郭海亭，男，1971年6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4号。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5月23日被民权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男，1965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5号。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运输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袁

建国，该公司经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海亭于2004年5月23日上午8时许，驾驶豫A51158号东风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民权县顺河集十字路口时，因靠左侧行驶将在此处卖水果的顺河乡帅庄村民伏秀荣当场轧死；郭海亭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郭海亭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认为被告人郭海亭的行为已构成交通

肇事罪，请求对被告人郭海亭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诉称，其妻伏秀荣于2004年5月23日被郭海亭驾驶的豫A51158号东风货车轧死，司机郭海亭是为郭海群所雇往民权顺河运煤，肇事车行车证登记车主为亚联运输公司，请求判令郭海亭、郭海群和亚联运输公司共同连带赔偿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丧葬事宜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0万元，并表示获赔依法应得赔偿款后不再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郭海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愿依法足额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辩称系投案自首，且已预缴事故赔偿金，请求从轻处罚；认为自己在承担刑事责任后，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辩称，其安排郭海亭驾驶豫A51158号货车去民权顺河运煤途中造成交通事故属实，但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司机亦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亚联运输公司辩称，豫A51158号东风货车是由郭海群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其公司出资购买，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但公司不收取豫A51158号货车任何利润费用，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其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相同。另查明，郭海亭是为郭海群驾驶豫A51158号货车，郭海群每月给付郭海亭工资1000元；豫A51158号东风货车系由郭海群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向亚联运输公司购买，亚联运输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代豫A51158号货车办理各种规费手续，车辆由郭海群自主支配经营，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运营利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海亭驾车靠左侧通行，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郭海亭交通肇事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海亭认罪态度较好，且预缴了事故赔偿金，可酌情从轻处罚。郭海亭根据郭海群安排驾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郭海群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郭海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豫A51158号货车营运利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等符合法律规定，但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等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郭海亭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丧葬费5374.5元、死亡赔偿金44713.6元、交通费520元，合计50608.1元，郭海亭对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赔偿责任。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其他诉讼请求；

三、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交通肇事犯罪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各方当事人对犯罪事实无争议，争执焦点在民事赔偿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应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是肇事司机即本案刑事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是亚联运输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关于应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于2004年5月1日生效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人身损害解释》）之前，除《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通常被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明文规定为：“致人死亡的精神抚慰金形式为死亡赔偿金”；新《人身损害解释》为了使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在不改变现行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现有模式下，以“继承丧失说”为理论依据，在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从而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赔偿的是“假如死者正常生存未来二十年创造的财富”，即物质赔偿，而非对受害人亲属的精神抚慰金。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该解释时效的规定，上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应视为已被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不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仍然继续有效。所以，自2004年5月1日后，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若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则仍于法无据。本案是民权县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起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判令被告人郭海亭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而驳回其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在非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因遭受精神痛苦仍可依据《精神损害解释》之规定，要求赔偿义务人赔付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不能再称呼为“死亡赔偿金”）。

二、关于肇事司机即本案刑事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司机——被告人郭海亭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关于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主张自己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肇事司机亦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从案情中可知，郭海亭驾驶豫A51158号东风货车，郭海群按月给付郭海亭报酬，郭海群与郭海亭之间是雇佣关系，郭海群是雇主，郭海亭是雇员。关于雇员致人损害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通则》未作规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开放，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的其它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雇佣劳动形式，因而雇主的赔偿责任也就客观存在。新《人身损害解释》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在第九条明文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情况，雇主郭海群应依法承担因雇员郭海亭执行其安排的任务途中造成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但雇员郭海亭作为司机，违反交通常规而靠左侧通行致事故的发生，显属重大过失，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判令司机郭海亭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与雇主郭海群一起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当然，雇主郭海群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雇员郭海亭追偿。

三、关于亚联运输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主张亚联运输公司是肇事车行车证登记车主，应与肇事司机郭海亭及雇主郭海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亚联运输公司则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车辆豫A51158号货车，是由郭海群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亚联运输公司购买，双方约定在车款付清前由亚联运输公司保留车辆所有权。从表面上看，亚联运输公司是行车证登记车主，似应承担因“自己的车辆”肇事应负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肇事车辆是由郭海群自主支配运营并享有全部运营利润。故亚联运输公司仅是行车证登记的名义车主，郭海群则是实际车主。对这类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该由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21日第1143次会议通过的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中明确指出：“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法院判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亚联运输公司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是合法的，也是公平合理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词篇6

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军领亲属高玉贵的委托，指派王冰光律师担任被告人王军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的第一审代理人。

代理人依据现有的卷宗材料，结合经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发表以下代理意见，希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本案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王中长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予驳回起诉。

1、王中长是本案的`一方打斗参与人，在本案中所受轻微伤，且不是被害人王留长家属，依照法律规定，其应该另行起诉要求赔偿;

2、王中长在本案所涉事件中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且已经生效;

3、即使王中长另行起诉王军领要求损害赔偿，但是，因为王中长是本案所涉聚众斗殴犯罪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参加聚众斗殴受重伤或者死亡的人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能否予以支持问题的答复》(法研179号)的相关规定，王中长的民事赔偿将得不到支持。

综上，代理人认为合议庭应当驳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王中长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王国彬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抚养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为800元，且早已生效，故原告王国彬要求被告王军领赔偿抚养费的要求不合理。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原告王香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王香会经济损失5000元，其中抚养费4000元)，且早已生效，原告王香会要求被告王军领赔偿抚养费的要求不合理。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丧葬费”，已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为3000元，且早已生效。

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依据(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应根据混合过错原则予以赔偿;

五、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代理人认为，应不予支持;

六、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住宿、交通”费,代理人认为，其已经包含在丧葬费当中，且已经(2002)鲁刑初字第2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因此不应得到合议庭支持。

七、原告王国彬、王香会案发时均未满十八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无权要求误工费;

八、对于原告王振通要求的“误工费”，代理人认为，王振通未能够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误工所遭受的损失，故不应予以赔偿;

九、对于原告王振通、王国彬、王香会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因原告王国彬、王香会在已经向法院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要求被告人承担死亡赔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法院对此项要求未予支持，如今王振通与王国彬、王香会一起，又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王军领承担死亡赔偿金。

在庭审中，被告王军领同意依照法律规定支付此项费用，以作为对被害方家属的补偿。

代理人认为，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计算。

代理人因客原因得不到平顶山市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故暂且以南省统计网站发布的河南省地区农村居民20人均纯收入5523.73元为计算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可给予被害人王留长家属的死亡赔偿金按二十年标准计算，即为11047.76元。

代理人认为，本案诱因是王留安与被害人王留长因承包土地这一邻里纠纷民间矛盾，被害人王留长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

在本案中，双方因口角之争引发厮打后，王留安家人和王留长家人都没有保持应有的冷静，进行足够的克制，最终共同导致事态的扩大化和严重化，可以说，对于王留长的死亡，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此，代理人认为王军领应该为王留长的重伤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纵观本案，不但王军领要负民事赔偿责任，卢国孩也同样要负民事赔偿责任，且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诈骗案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篇7

很多被害人询问能否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罪犯赔偿损失？对此，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赔偿损失；二是被害人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挽回损失。现解答如下：

一、关于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赔偿损失

对于诈骗行为人被刑事追诉后，受害人能否要求其赔偿损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1990年1月24日，在《关于个体经营人因诈骗罪判刑后被骗人能否再对其提起经济诉讼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认为诈骗行为已按刑事犯罪处理的，不宜再作为经济纠纷案重复审理。较早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失主向罪犯追索被盗被骗财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复函（1974年6月29日）》（以下简称“《复函》”）中认为罪犯已判刑处理，刑满释放后，不应再令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1999年10月27日，为了统一农村刑事案件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范性文件强调“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但忽略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分；不允许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求偿，容易产生“以刑代偿”的不当结论，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2000年12月19日，出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进一步明确，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规定改变了《纪要》不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利于刑事案件被害人避免因为司法机关主动性不足、处置不当等原因而丧失向犯罪嫌疑人求偿的权利。诈骗犯罪嫌疑人挥霍诈骗取得的财物属于“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因此，依照《规定》，在司法机关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基础上，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诈骗罪犯赔偿损失。

二、关于被害人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挽回损失

首先，诈骗案中的受害人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纪要》明确：“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规定》也指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由于犯罪嫌疑人挥霍诈骗取得的财物不属于“毁坏财物”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而属于“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所以，依照《规定》，受害人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诈骗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

其次，诈骗案的被害人主要通过追缴退赔制度，由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诈骗的财产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纪要》确定：“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当然，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做法，有赖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的主动作为，如

果处置不力，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被害人损失的求偿。实践中，由于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可能存在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冲突的问题，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本质上不属于（也不应该属于）裁判机关，一旦案件最终被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会陷于被动。因此，有关机关在追缴或责令退赔时，多持谨慎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了刑事被害人的损失获偿水平。

再次，刑事被害人可提起民事诉讼及时向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请求赔偿损失。依照《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刑事被害人在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终审判决后，可以结合自身损失受偿情况，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刑事附带民事代理词篇8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受害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针对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代理人赞同公诉人代表国家对本案被告人****所作公诉意见。现就以下几点作补充发言：

一、被告人***故意隐瞒案发时间，有拖延救治伤者的故意。

被告人***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不仅超速、超载，严重违规操作，而且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也与事实不符，表现在1、事故发生的时间不符，被告供述的时间是2011年12月21日0时许，但是根据被害人在医院抢救的记录记载，时间是2011年12月21日10时许，加上被害人被送往医院的在途时间，时间相差了2到3个小时。被告故意隐瞒案发的真实时间，不得不让人怀疑被告案发后有拖延救治伤者的故意。

2、被告没有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报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

二、被告及其家属在受害人过世后，没有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积极的理赔，理应受到严惩。受害人家庭特别困难，受害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其上有85岁老母要赡养，下有肢体残疾的儿子儿媳，还有年仅12岁的孙子需要其抚养，加上妻子有冠心病须常年吃药医治，无法工作。因此这个困难的家庭都是靠被害人的收入支撑。现在，由于被告人的严重违规操作，不仅给被害人的家属带来巨大的情感伤痛，也使家庭经济陷入危机，生活非常困境。民事部分：

1、医疗费5067.11元

2、误工费7083.6元（1）被害人1天88.72；

（2）家属15天从2011年12月21日至2012年1月5日,7人，其中2人为从事批发零售业，其他人为农民：88.72*2*15+58.96*5*15=7083.6

3、护理费177.44元（被害人需要2名家属的护理，88.72*2=177.44）

4、住宿费1870元

5、交通费1970元

6、死亡赔偿金261994.99元

被害人死亡时63周岁，死亡赔偿金=15411.47*17=261994.99

7、丧葬费14699.50元、8、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82947.2元

被抚养人有以下几位：母亲（85岁，有5个子女）、妻子（62岁，有3个子女）、儿子（肢体四级残疾）孙子（12岁），均为农民。母亲4147.36*5/5=4147.36；妻子4147.36*18/3=24884.16；儿子4147.36*20=82947.2 孙子4147.36*8=33178.88。

本案受害人年赔偿总额大于4147.36。根据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本案，被抚养人有数人，且年赔偿总额超过了4147.36元，故按4147.36*20=82947.2计算。

9、精神损失费2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