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精选5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4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已于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第四条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篇2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观点介绍

此次刑事诉讼修改后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这一程序中提起的均持不支持的态度。尽管在修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要求以及其他民事法律的精神,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 但最终未被新法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大家意见不一, 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非严格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换种方式弥补受害者的精神损失等。

第三:严格执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等。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在对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进行解释时进行了兜底性的规定, 明确其可以使用民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 而且从最新的《侵权责任法》我们也不难得知这一点。

我们的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时权衡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最终并没有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首先, 从我国的司法传统角度来分析,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严格按照刑法所规定罪名、刑期以及量刑规则来定罪量刑, 经过一系列的诉讼活动, 最终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分子在从我国的客观上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最好的修复和安慰, 我们大可不必再动用其他法律手段对犯罪分子再次处罚, 加重犯罪分子的负担;其次,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不均衡状况来讲, 一般犯罪分子出身贫寒, 家境不佳, 如果人民法院在给予其刑事处罚的同时再对其判处较高精神损害赔偿金, 犯罪分子积极履行的动因不足, 最终造成判决被搁置的不良现象;最后, 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在积极进行制度探索。如, 新刑诉法也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而调解若是得到良好的执行的话, 这一结果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的情节, 此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被害人的精神也得到了抚慰。可见, 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要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平衡调配工作, 但是法条的规定过于简化, 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效果有待考证。

二、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本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还是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被害人在蒙受巨大的精神损害时却得不到赔偿, 实质上涉及一个问题:在涉及精神损失的案件中, 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是怎样的, 刑事责任是否能够取代民事责任呢?我们通过刑罚来实现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的目的, 通过教育与惩罚的结合来减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但是这只是刑罚在刑罚意义上的作用其不能替代民事责任, 使得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身心安慰及其物质损害的弥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而我们可以通过苛以刑事处罚来维护。但从民事损害的角度将, 被告人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有通过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才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抚慰被害人的身心受到的创伤。借用台湾学者曾世雄的话:刑事责任以处罚犯人, 预防犯罪, 保障社会安宁为其目的;损害赔偿则着重于损害之修补……民事责任之本旨在于尽可能地回复因损害所被破坏之均衡, 即在于以责任者之费用, 使被害人能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发生时之情况。对犯罪分子在刑法上定罪判刑的方式得到的惩罚并不能够是私权社会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 不足以安慰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不能混同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责任, 这两种责任是并行不悖的, 相互具有独立性。对犯罪分子的定罪处罚是对其犯罪行为的政治评价。而赔偿损失对于在犯罪行为中的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犯罪分子而言积极对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可以弥补其心灵上的愧疚。而对于受害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补偿损失, 安慰身心。因此这两种责任并存并不矛盾,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起发挥作用, 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社会, 被害人对正义的需求也是多元的, 我们应积极探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纳入精神损害赔偿, 这对于避免被害人与犯罪分子之间的非法私了, 维护法律尊严, 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有效的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将精神损害赔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 使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作用。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问题是个复杂且关系重大的问题, 我们应在研习民法及诉讼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最终统一认识, 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 对于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刑诉语境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有待商榷, 是否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列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篇3

彭丁聪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的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及时地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小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至一百零二条，以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关司法解释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些法律、司法解释等虽然对审判人员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相关程序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规定，但有些规定表述不明确，有些规定缺乏操作性，有些规定不符合法理，本文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条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的内容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前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归纳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内容：

1、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即只能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告知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3、告知的对象是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有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被害人已死亡的近亲属、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

4、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至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

5、人民法院告知义务的不确定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可以告知但不是必须告知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6、救济措施，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八十九条规定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程序不规范、不明确

(1)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不明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作出刚性规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导致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此为了单位或自己的利益会做出不同的理解，认为既然是可以告知，那么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况而不告知，于是在刑事案件立案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省略掉了这一告知程序，造成有的被害人失去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起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

(2)法院内部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究竟由立案庭告知还是由刑事庭告知没有明确规定。如在立案时没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区别对待，即当检察院就刑事部分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立案庭往往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对刑事案件立案号，而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没有专门的案号，使得刑事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案号上没有区别，让刑事审判庭在接收案件时无法确认是否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有些法院的立案庭为了省事，对刑事案件一概不予审查，直接受理并编案号然后移送刑事庭，这样就把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任务推给刑事审判庭;同样刑事审判庭有时也会对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进行立案程序而直接受理进入审理程序，从而导致立案庭不知道哪些案件有附带民事诉讼，造成了一些附带民事案件只有结

案而没有立案的现象。总之，这种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既不利于法院的内部管理也不利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

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不具体且不符合司法实践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过程，根据刑事诉讼法原理可知，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甚至重审、再审程序，因此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9条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进行了适当限制，即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这一规定虽然较《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要明确，但同样存在以下问题：

(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法律原则不能很好的实现。因为当被害人是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或者已经开庭，甚至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必然会打乱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工作，刑事审判庭不得不停止刑事案件的开庭准备甚至休庭，以等待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后重新安排开庭。然而刑事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刑事审判人员会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先刑后民”的权利，从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这一法律规定成为徒有形式没有实质作用的“空壳”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的定也无法落实。因为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很短，即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只有20天，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审理期限是30天，最多45天要结案。当出现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已经开庭，或者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时，刑事审判员有时不得已采用先刑事后民事的方法对案件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人及家属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定就无法落到实处，也不能实现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程序和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

(一)、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程序

1、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有以下优点：

(1)符合法院内部职能部门的分工原则及立审分离原则。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后，首先由法院立案庭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如果受理则统一编排案号，编好案号后再移送到刑事审判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2)解决“省而不告”和“审而不立”的现象

如果没有明确由法院立案庭告知的话，立案庭和刑事庭可能为了省事都不愿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即“省而不告”。这样既不能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也不能确定是哪个部门、哪个人的责任并进行相关处罚。即使刑事庭的审判员及时、有效地告知了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刑事案件审判员一般不会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去立案庭进行立案，立案庭为了省事也不会另行立案，实际上立案庭没有相关制度和文书，事实上立案庭也不知道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另行操作。从法院内部分工的职能来分析，刑事庭没有直接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权利，如果直接受理有违“立而不审，审而不立”的原则。因此，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最为妥当。

(3)便于案件管理

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人员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庭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统一的案件编号以便与单纯的刑事案件区别开来。

(二)、明确规定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

综合《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宜。这样规定有以下理由：

1、规定有权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三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有其合理性。第一，刑事案件的证据已经由侦查机关获取，换句话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对案件的民事构成侵权，应负民事责任的证据已经由公诉机关提供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只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有多少就行;第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因为刑事案件的发生、侦破、审查起诉到法院受理等阶段有相当长的时间;第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规定有权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三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有其必要性。第一，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短;第二，早点确定有利于法院组织双方在庭前对赔偿部分进行调解;第三，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规定时间内起诉有利于实现刑民一并审判的原则以及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法律精神，最终落实我国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

四、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上述分析，应当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不予立案，但可以再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

第一，对《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受理部门应当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在法院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不予立案，但可以再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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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我国《尚书?舜典》明确规定“金作赎刑”。看来，在中外古代法制史上，已有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附带处理民事赔偿部分的先例。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刑事诉讼中，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被害人等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有两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29日作出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设专章用了19条篇幅解释附带民事诉讼。尽管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不少规范，但笔者认为由于此类诉讼较为复杂，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规定不明，也还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本文中，笔者结合审判实践，拟在几个方面浅谈拙见。

一、被害人死亡的，是否被害人的所有近亲属都有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一般认为，所有近亲属都有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人民法院在被害人近亲属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应查明被害人近亲属的范围，告知被害人每个成年近亲属、未成年近亲属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有人认为，被害人的近亲属无权单独就全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以被害人的全部近亲属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允许单独提出，可能损害其他近亲属的权利。对此，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看，解释并没有限定必须以被害人的全部近亲属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的，凡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其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民事诉权在民，民不告，官不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不愿意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强令必须以全体被害人近亲属名义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

第三，民事诉讼法对一般民事诉讼中存在类似权利义务主体不完整的情况已有相应规范，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完全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予以解决，故不存在单独提起诉讼可能损害其他近亲属权利的问题。

二、应仅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还是仅将被害人的继承人列为原告？有人认为，应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理由在于：第一，根据解释，应将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都列为原告；第二，因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而致被害人死亡后，受到打击、损害最大的是被害人的近亲属，且被害人的财产继承人一般为其近亲属，因此，应当将被害人的近亲属列为原告。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被害人的继承人列为原告，依据的理由是：第一，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经济赔偿问题，被害人死亡后，赔偿费用自然由被害人的继承人取得，故其继承人应当作为当事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第二，被害人的近亲属不一定是被害人财产的继承人，而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因被害人死亡发生的经济赔偿问题，由不确定的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引发新的财产权利之争。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由于立足点不同，都不尽全面。在司法实践中，是由被害人的近亲属为原告，还是由被害人的继承人为原告，应视提出的经济赔偿及可

获得的经济赔偿种类而定，一般情况下原告应为近亲属，但也不能排除继承人。理由在于：

(1)因被害人死亡发生的直接损失赔偿，理当属于被害人本人的物质损失，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在被害人无法对此主张权利时，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理当由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作为原告提出诉讼主张。(2)因被害人死亡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则应由被害人的近亲属提出。因为被害人死亡精神受到最直接损害的是被害人的近亲属，而不必然是被害人的继承人尤其是遗嘱继承人。(3)至于解释仅列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并不妨碍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由于近亲属与继承人往往重合，即使主体不重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发现其认为应当参加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也应当并可以将他们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

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死亡，应以谁为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死亡，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应向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有两种观点。

有人认为，如果刑事案件被告人死亡，那么也就没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被害人也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是：第一，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向刑事被告人提起，既然刑事被告人已不存在，那么也就失去了实体上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第二，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被告人死亡，刑事诉讼应当终止。既然刑事诉讼终止，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法进行。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和刑事案件一起终止审理，并将民事部分移送到民庭。

另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死亡，那么应当中止对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等死亡被告人的继承人参加诉讼。死亡被告人的继承人也就是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理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被告人死亡，应当中止审理，等继承人参加诉讼。如果继承人参加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恢复审理。

笔者认为：被告人死亡以后，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1)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开始前死亡，如果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可告知他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2)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死亡的，如果被害人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将已受理的附带民事案件移交民庭处理。如果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告知被害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3)共同犯罪案件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对于已经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和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一并处理。已死亡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定继承人或对该犯罪行为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可以成为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审理的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死亡，如果需等待其继承人参加民事诉讼的，可中止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等其继承人参加诉讼后，再恢复案件的审理；如果没有继承人参加诉讼，也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应终止对该被告人的民事诉讼；如果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其死亡不影响附带民事诉讼进行。

四、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尽管其属于一种附带诉讼，但仍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要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二者不能混同。既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民事赔偿。刑罚是对针对犯罪分子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惩罚，它不能弥补对受害人的物质损害；赔偿则是对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被告），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等作法都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代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互动关系，其只是两种诉讼程序的不同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产生联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2条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从中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履行能力，则不应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要素。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让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失公平。

六、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理，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往往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对损害赔偿请求只支持直接损失，而不包括营运损失等，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均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

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对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

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事诉讼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若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将造成法律不一致的矛盾。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精神赔偿的制度。确立精神赔偿制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是对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侵犯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赔偿制度，并且在理论界及实践部门形成了共识。但是，就人身损害（物

质性人格权损害）的精神赔偿之立法（民法）保护，观点不一。笔者以为，依司法解释及审判实践部门的做法，对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包括精神利益损失之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又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此条款中“赔偿损失”与《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在同一法律之中存在，应认为是同样的概念，故也可以理解为包括赔偿精神利益损失。《民法通则》第109条还规定：“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赔偿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从《民法通则》第117条、120条的规定来看，第109条的赔偿责任应当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否则，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据此，我国《民法通则》就精神性人格及物质性人格权，以及身份权中精神赔偿，已作了肯定的规定。

法律既然规定了侵犯名誉、荣誉等精神性人格权的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可获精神赔偿，那么较之更为严重的、达到足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侵犯名誉、荣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更应得到赔偿。据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传播性病罪等等，由于给被害人在名誉、荣誉等方面造成了损害，故法院理应根据情况，对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予以适当支持。故意杀人、抢劫、重伤、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造成了较上述犯罪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此类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犯罪所引起的被害人精神损害也应予以赔偿。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中的几个问 篇5

柴建国 王宇辉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各地法院在依法严厉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同时，积极组织、引导双方当事人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其化解、缓解矛盾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相对缺失，导致各地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从审判实务角度对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理性把握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对因恋爱、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或生活琐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的案件，可进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并将赔偿情况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因素考虑。但对于抢劫、绑架、爆炸、涉黑、雇凶杀人伤害、预谋报复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了也不能从轻判处。

笔者认为，如果仅从案件性质划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作用的发挥和司法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对前述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的适用，区分不同情况：(1)对单一被告人或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处于第一位的首要分子或主犯，鉴于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较大，法院应主动发起和介入民事赔偿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的，不能对被告人量刑作从轻的承诺，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当地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考量刑罚。(2)上一类被告人如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又有明确赔偿意愿的，一般可以进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并将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考虑。(3)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不宜区分主

从犯的被告人，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进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并将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二、兼顾积极赔偿与真诚悔罪的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是将被告人民事赔偿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司法解释将一个单纯附带民事赔偿情节上升为刑法意义上的量刑情节，主要是考虑了通常情况下积极赔偿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告人的悔罪表现，而悔罪本身又是刑法上量刑应考量的因素。否则，被告人没有明确赔偿意愿，仅由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后就予以从轻判处，难以解除公众“花钱买刑”、“以钱赎刑”的负面效应。

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一般表明了被告人具有真诚悔罪的表现，但对于亲属代为赔偿的则有可能出现例外。实务中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被告人真诚悔罪，积极要求赔偿或具有明确赔偿意愿，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二是被告人真诚悔罪,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但被告人不具有明确的赔偿意愿;三是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但被告人既不真诚悔罪又不积极赔偿甚至拒绝赔偿。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形，取得被害方谅解后法院就应依法对该被告人从轻判处，实践中对此一般不持异议。对于第二种情形，被告人未明确表示反对亦应视为具有赔偿意愿，取得被害人谅解后法院应依法对该被告人酌情从轻判处。即便被告人拒绝赔偿或反对其亲属赔偿，但其亲属已经实际赔偿或将赔偿款交有关机关暂押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也应如此。对于第三种情形，一般不应适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即便其亲属已经实际赔偿或将赔偿款交有关机关暂押，但并未取得被害方谅解的，一般也不宜对该被告人从轻判处;已经取得被害方谅解且被害方明确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的，也应审慎地对该被告人量刑。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当事人的范围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当事人的范围，主要涉及被害人与被告人两方，通常情况下关键是被害人一方。审判实践中，一审一般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作为调解的主要当事人，二审则以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或原

一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作为调解的一方当事人。但从各地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当事人的范围看，问题主要是：受偿主体方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主体不全或遗漏受偿对象，委托手续不合法，征求意见不到位。赔偿主体方面实际赔偿人没有得到被告人的合法授权委托，因所授权限不清，导致在赔偿数额、从轻幅度等方面，实际赔偿人与被告人、被告人亲属等产生不必要的纠葛等。

笔者认为，在进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时，法院应注意在查明被害人、被告人家庭情况的基础上，正确确定民事赔偿调解当事人，防止遗漏、错列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对于在世的被害人父母、所有子女、兄弟姊妹，只要不是明示放弃诉讼权利并记录在案的，均应依法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原告人;对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本案其他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被告人;对于成年被告人为赔偿主体，而由其亲属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办理授权委托手续，并明确代理权限;对于成年被告人以家庭财产、合伙财产进行赔偿的，还应进行财产分割或征得财产共有人的同意，并办理书面手续或记录在案;被害人近亲属委托部分亲属参与调解的，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并明确代理权限;被害人亲属或代理人接受赔偿后，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并载明赔偿数额、被害方同意或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等相关内容或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签字。

四、正确把握赔偿数额与依法从轻处罚的幅度

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实践中，法官裁量空间过大，致各地对依法从轻处罚幅度的掌控相差甚远，有的赔偿额过高，从轻的幅度过大或过小;有的同样判决结果的案件，赔偿数额相差过于悬殊等。诚然，因地域、经济贫富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地区、不同的赔偿主体之间赔偿额存在一定差距是正常的，但如果法院不正确掌控赔偿数额与减轻处罚的幅度，必然产生诸多问题，不同程度影响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感，引发“同案不同判”、“同命不同价”的怀疑，抵消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效能的发挥。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抓紧制定关于死刑案件乃至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的赔偿数额参考标准及从轻处罚的基本幅度范围，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在规定幅度内，结合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际，确定本辖区的执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既要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经济损失依法得到保护与补偿，也要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法院不宜提倡一味追求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率，而忽视对赔偿数额的适当调控，任由“天价赔偿”的出现。同时，还应切实防止单纯因赔偿数额的高低而导致同类案件的量刑失衡。

五、被害人亲属在接受赔偿方面意见分歧案件的处理

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中，被害人亲属意见分歧时有出现，如被害人父母不同意调解或赔偿数额，而被害人妻子则同意调解或赔偿数额。如何处理好此类案件，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认为调解不成，终止调解，依法裁判。另一种是以同意调解、接受赔偿的被害人亲属意见为依据，由其和被告人亲属签订赔偿协议，并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判处，赔偿款则给不同意调解的被害人亲属留下相应的份额。

笔者认为，第一种做法的弊端是不能实现被告人对被害人亲属赔偿的目的，从而不利于化解、缓解矛盾;第二种做法的弊端可能会导致某些被害人亲属不服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的判决，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处理此类案件，应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案件存在多名原告人的，如果多名原告人共同委托一名原告人或其他代理人，且系具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理权限并具有特别授权委托书的，则原则上可直接由特别代理人与被告人或其委托的人签订赔偿协议。对于多名原告人直接参加诉讼的，则应分别取得各原告人的同意并全部签署意见才能签订赔偿协议。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则应以各被害人亲属按照法律规定应判赔的扶养费数额的大小作为最后确定调解是否成功的依据。具体说，如果对被害人父母应判赔的赡养费明显高于对子女应判赔的扶养费，那么原则上应以被害人父母的意见为依据。相反，如果对子女应判赔的扶养费明显高于对被害人父母应判赔的赡养费，则应以对子女承担实际扶养义务亲属的意见为依据。如果双方应判赔的扶养费数额上没有明显差距，则应视为调解成功，以同意调解、接受赔偿的被害人亲属意见为依据，由其和被告人亲属签订民事赔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