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共10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1

关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指定清算组中介机构适用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指定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指定清算组中介机构适用企

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指定办法的通知

沪高法〔2010〕285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52号《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本院沪高法[2008]53号《关于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中介机构的指定工作作如下规定：

一、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需指定中介机构担任清算组成员的，应当适用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指定办法，采用随机方式在编入上海市企业破产管理人名册(下称名册)的候选中介机构范围内进行。随机指定的工作流程适用本院沪高法[2008]92号《关于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流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二、名册内中介机构担任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和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成员的未终结案件总数(下称在办案件总数)达到3件的，一般不再参加其它企业破产案件和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随机指定程序，但名册内所有中介机构在办案件总数均达到3件时除外。

三、其它未尽事宜，由本院负责解释。

四、本通知自2010年9月1日实行。

特此通知。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2

一、责任分配原则的分析

在民事行为人和不动产登记机构混合过错致害的情况下, 如何确定民事侵权行为人和违法登记机构责任分担, 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动产权属登记行政民事混合侵权赔偿案件中, 登记机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 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有多大, 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学界对此观点各异, 司法实践中也做法不一。

1.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共同加害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 共同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在共同加害人之一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责任之后, 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共同加害人追偿, 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份额。连带责任应用到不动产登记中, 即是不动产登记机构与当事人恶意串通或共同过失造成权利人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当事人提出民事侵权赔偿, 也可以向登记机构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无论当事人还是登记机构先赔偿全部损失后, 均可向对方进行追偿。

实践中, 由于登记机构承担国家赔偿, 相对当事人具有机关稳定性和资金充足性, 故受害人一般会直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赔偿全部损失, 而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很难向当事人进行追偿, 无形中造成了登记机构承担全部责任。同时, 对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无论《物权法》还是《房屋登记办法》, 都没有对登记机构的追偿范围作进一步明确, 造成了登记机构的追偿缺乏制度保障, 只能依靠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解决。

2. 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 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 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 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 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 各负全部履行义务, 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的最直接区别就在于:前者要求最终责任承担者承担所有损害赔偿责任, 不分份额;后者则是由连带责任人之间按照过错大小分担损害赔偿责任。加之, 确定侵权连带责任, 除了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当然如此之外, 其他凡需承担连带责任者, 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 不能任意提出连带责任的主张和意见。《物权法》第21条规定的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实质上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是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 而登记机构存在审核过失, 受害人仍然可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而后可向当事人进行追偿。但是正如连带责任一样, 不真正连带责任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登记机构以其国家财政资金为保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 难以向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当事人进行追偿, 以致登记机构可能会为他人的过错买单。

同时,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理论学者提出的学理概念, 现行法律法规并无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提法, 尽管有些法律规定所折射出的内涵与之相契合, 但我们认为在法律无明确规定下, 不能提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观点, 而应严格按照法律之规定落实赔偿责任的承担责任及范围。

3. 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基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 在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时, 由间接责任人对其不足部分依法给予补充的责任。在登记赔偿中, 当事人先通过其他途径求偿, 在穷尽其他求偿手段仍无法得到赔偿时, 方可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由登记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有人认为国家赔偿制度是一种终极的救济制度, 只有当受害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对自己权利的救济时, 才能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取得补偿。由于当事人受侵害的权利只有一个, 根据“损益相抵”原则, 当受害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得到补偿时, 就不能再通过国家赔偿途径向侵权的行政机关要求赔偿, 否则就会出现对同一权利多次补偿的情况。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混合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 当事人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承担的是国家赔偿责任, 虽然两个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不同, 但并无先后之分, 受害人对采取何种途径求偿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合适的诉讼类型对其权益进行有效救济, 这种自由选择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 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中, 也找不到违法登记引发的国家赔偿须以相对人穷尽救济手段为前提的表述。

4. 按份责任

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依据自由裁量权确定登记机构的责任份额, 判令其赔偿相应的损失, 可以理解为按份责任, 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通行的一种做法。理论界也认为, 我国现阶段行政主管部门所进行的登记, 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特征, 一旦造成侵权,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可能不是赔偿全部损失, 而只是适当数额的信赖利益赔偿。最高法院 (2001) 法释第23号司法解释规定:“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 应当考虑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这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 应充分考虑行政机关在损害后果发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来确定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由于一般过失对材料审查不严而导致登记错误, 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 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按份责任是目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较常适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它既避免了第一种赔偿方式失之过宽的缺陷, 又避免了以民事诉讼为前提而加大公民求偿的难度, 是现阶段处理不动产登记侵权赔偿的较为常用的方式。但这一制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就是将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赔偿数额完全交由法院酌情确定, 缺乏较为详尽的法律依据,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增加了社会对法院裁判的压力。解决这个问题尚有赖于制定较为详尽可行的法律或司法解释, 对责任的分担及赔偿的份额进行细致的规定, 避免审判机关尺度不一。

综上, 连带责任无法解决登记机构与民事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担, 并且在主要因申请人或第三人的欺诈行为导致登记错误的场合, 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恶意, 不加区分的适用连带责任对登记机构而言是不公平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虽然考虑当事人主观恶意而确定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登记机构承担责任后的追偿权难以实现导致登记机构可能为终局责任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补充责任没有相关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持, 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按份责任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采取的方式, 但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随意性太强, 可能有失公允。

二、责任划分的几种情形探讨

鉴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的混合过错导致损害情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单一的采取任何一种责任分担原则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实, 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形, 灵活适用一种或多种责任分担形式, 做到公平、合理分担责任。

1. 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共同故意即恶意串通, 或共同过失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了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对共同过失致登记错误的责任分担尚未涉及。殊不知, 实践中基于共同过失而造成登记错误的情形比比皆是, 按照民法侵权赔偿原则, 共同过失致损害的, 仍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比如当事人误填房屋面积、用途且工作人员未发现的登记错误, 因此, 因共同故意或过失致登记错误, 可依下列顺序确定赔偿责任。

首先,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当事人的申请登记行为与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对错误的产生均存在故意或过失, 属于共同侵权的范畴,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即受害人可以选择向任何一方要求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若该方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则该共同侵权行为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请求权即告消灭。若一方无力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则另一方根据补充责任原则承担剩余赔偿责任。

其次, 登记机构、当事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赔偿关系结束后,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适用按份责任原则, 依过错大小分担赔偿责任。若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承担了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的, 可以向另一方行使追偿权。过错大小及责任分配的问题,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客观案件事实, 依据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合理的划分登记机构与申请人各自责任份额。

最后, 受害人可以就间接损失要求当事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仅就直接损失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若受害人首先要求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可以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一并提出主张;若受害人首先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 只能主张直接损失, 然后再要求当事人单独就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间接损失主要是指受害人通过不动产登记可以获取的既得利益, 如转让不动产所获取的收益, 以及受害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赔偿等。

2.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根据前面的论述和《规定》第12条的规定, 此时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责任分担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融合, 即当事人是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首次确定房屋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是根据其过错程度大小而定, 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提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行使追偿权。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 侵权行为法中的混合侵权是以民事主体的混合侵权行为为研究对象, 探讨的是民法语境中关于平等主体因其混合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而本文中所讨论的登记行为, 是由作为行政主体的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与作为民事主体的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行为共同组成, 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 由此造成的损害结果也应当分别由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与民法语境下的混合侵权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 能否就此简单套用混合侵权理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二, 切实考虑我国的登记现状,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与登记机构之间过错性质的不同, 即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是诱发登记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不仅有主观上的故意, 且积极实施了客观行为, 而登记机构主观上没有追求错误的积极性, 并且客观上实施了尽量减少错误的审查行为, 虽审查有过失, 也是被当事人所利用;另一方面, 考虑目前登记审查能力的局限性, 对于该种情况的审查尚欠缺必要的条件, 而通过改进审查手段增强审查能力尚需时日, 加之庞大的登记工作量使得登记人员对每项登记申请均进行毫无疏漏的审查本已十分困难, 而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更是增加了审查难度, 故在此情况下造成的损害仍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不免有苛求之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3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一致同意；司法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公告了《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已于2010年8月16日施行。这一司法解释统一和规范了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时的法律适用，有效地指导了司法实践。然而，作为司法解释，笔者认为，《规定（一）》第11条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规定，其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有待探讨的。

《规定（一）》第11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应当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经同意；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本文将围绕第11条中有关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问题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并未规定股权转让问题，第11条的规定在外资企业身上发生了解释失范；第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同于三资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权转让不应适用第11条规定的内容。

二、第11条在三资企业法内部发生的不同解释

（一）已有观点简要述评

在《规定（一）》出台前，有观点认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转让问题应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而不应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法》的位阶高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不应适用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新法优先于旧法的原则，位阶高的法优先于位阶低的法；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相较同为有限责任公司形态的内资企业没有理由获得特殊的保护。①

而在《规定（一）》出台后，另有观点支持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出，根据《公司法》第218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应适用其规定”的规定，关于合营他方的同意权问题，应当适用《实施条例》第20条的特别规定。②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的前者是从法理的角度论证，看到了公司法的位阶高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公司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位阶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位阶是相同的，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有要求股权向第三人转让需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定。后者从《公司法》第218条规定的角度出发是值得肯定的，因第218条是对《公司法》与三资企业法的规则冲突的解决条款，其问题在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根据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规定，并没有要求所有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权转让均需“一致同意”。

2.三资企业法中相关规定的分析

合资经营企业法律确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第4款规定：“合营者的注册资本如果转让必须经合营各方同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1款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合作经营企业法律的具体规定内容有所不同，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3条第1款规定：“合作各方之间相互转让或者合作一方向合作他方以外的他人转让属于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全部或者部分权利的，须经合作他方书面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转让全部或部分权利包括股权转让，故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关于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合作经营企业的股权转让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实质与合资经营企业法律的规定是一样的。

然而，在股权转让的规定上，外资企业法律却存在实质的不同。总观《外资企业法》，没有一个条款涉及股权转让的规定。尽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2、23条③分别有关于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转让、外资企业财产或权益对外抵押、转让的规定，但规定并没有涉及其他股东同意的问题，而只是规定了向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备案等问题。可见，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外资企业应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

根据《规定（一）》第11条，外资企业中的一方股东向第三人进行股权转让时却要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而不是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

三、第11条适用于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

如果说，由于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外资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比较明显的人合性，且外资企业法律在三资企业法律当中，与同为三资企业法律的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合作经营企业法律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许《规定（一）》没有注意到外资企业的特殊性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规定（一）》忽视了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性就难以理解了。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④1995年外经贸部就已通过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确立了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法律地位。⑤若适用《规定（一）》第11条，则外商投资股份有限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也要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这样的适用结果是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的，也是缺乏法理基础的。

第一，《暂行规定》本身没有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外商投资股份有限的股权转让问题也不能直接适用三资企业法律的有关规定。按照三资企业法律的规定，合资经营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要么是非公司形态的企业，因此，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隶属于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第二，《暂行规定》第25条规定：“本暂行规定未规定的公司的其他事宜，按《公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及有关规定办理。”股权转让问题属于“本暂行规定未规定的公司其他事宜”，应该适用《公司法》。《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在第五章第二节作了专门规定，这些规定并没有要求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需要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更不用说“一致同意”了。

第三，从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上来看，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一致同意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明显的人合性，股份有限公司则不同，其是典型资合性的公司，股份转让应该更自由灵活。要求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转让股份给第三人时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是与法理相悖的。事实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众多，“一致同意”的要求是很不效率甚至是不现实的。

[注释]

①参见刘贵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期，第10-17页。

②参见刘贵祥、高晓力：“《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17期，第21-26页。

③《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23条规定：“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④《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一种形式，适用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规定。”

⑤参见范建、王建文著：《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李俊然.论外商投资企业形态的法律规制[J].经济论坛,2005,(18):115-116.

[2]赵刚,王杏飞.论民事司法权中的司法规则创制权[J].中国法学,2011,(3):21-30.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42.

[4]陈林林,许杨勇.司法解释立法化问题三论[J].浙江社会科学,2010,(6):33-38.

[5]刘贵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0,(1):10-17.

[6]刘贵祥,高晓力.<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0,(17):21-26.

[7]范建,王建文.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5,78.

[作者简介]刘秋霞（1987—），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4

【发布文号】法释〔2010〕15号

【发布日期】2010-11-0

5【生效日期】2010-11-18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0〕15号，2010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91次会议

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0年8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9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1月18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为正确审理房屋登记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 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

房屋登记机构作出未改变登记内容的换发、补发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更新登记簿的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房屋登记机构在行政诉讼法施行前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受下列情形的影响：

（一）房屋灭失；

（二）房屋登记行为已被登记机构改变；

（三）生效法律文书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或者房屋登记证明作为定案证据采用。

第四条 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

（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

（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

（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

第五条 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

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后，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下列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

（一）房屋登记簿上载明的权利人；

（二）被诉异议登记、更正登记、预告登记的权利人；

（三）人民法院能够确认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第七条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由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请求房屋登记机构履行房屋转移登记、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职责的；

（二）对房屋登记机构收缴房产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

（三）对行政复议改变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

第八条 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

第九条 被告对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被告保管证据原件的，应当在法庭上出示。被告不保管原件的，应当提交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复制件并作出说明。当事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十条 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十一条 被诉房屋登记行为涉及多个权利主体或者房屋可分，其中部分主体或者房屋的登记违法应予撤销的，可以判决部分撤销。

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该行为已被登记机构改变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

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

第十二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房屋登记机构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5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建设，2004年1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的施行，为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制度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随后，国务院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随着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工伤保险参保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近年来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位居各类行政案件前列。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及到职工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相关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解决纠纷的难度日益增大。例如，工伤认定中劳动关系交叉的处理问题；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如何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能否扣除或者延长；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如何衔接处理等等。为了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开始就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调研，并在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按照“依法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制定出台了本《规定》。《规定》将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10个条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明确了特殊情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关系形态日益复杂，经常出现与职工存在用人关系的单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情形，具体由哪个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容易产生争议。为此，《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专门对双重劳动关系、派遣、指派、转包和挂靠关系等五类比较特殊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作了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在上述非法转包和挂靠情形中，“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该规定不仅突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力求在用工单位之间以及用工单位与其他责任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责任。

（二）细化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

一是关于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认定。《规定》确定了以下三个思路：一是对“工作原因”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受用人单位指派、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是否基于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因素；二是对“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三是对“工作场所”的认定则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涉及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

在此基础上，《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该规定不仅列举了实践中常见但又容易产生争议的几种工伤认定情形，还力求在列举情形中揭示“三工”的基本要素。

二是与“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相关的工伤认定情形。

1．“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因工外出期间”属于“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情形，应当从职工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

（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

（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为了更好地保护因工外出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只要不属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

2．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明确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三种处理方式。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根据该条规定，工伤职工可以分别按照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要求侵权赔偿和享受工伤待遇。

按照这一立法精神，《规定》第八条明确了以下三种处理方式：1.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

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此外，《规定》还对涉及劳动关系确认的行政审判程序作了规范。按照《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应当简捷、方便”的要求，《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依据该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如未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无需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从而加快了工伤认定法律程序，对保护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6

发布稿

温州中院副院长 陈有为（2014年11月10日）

各位代表、委员，新闻媒体界的朋友：

大家上午好！

2013年以来，我市把企业帮扶和风险化解专项行动作为破难攻坚七大行动之一，在政府及时介入、银行合力化解、企业积极自救、司法高效处臵下，全市经济金融稳定形势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企业破产重整、处臵不良贷款中，逃废债务的行为时有发生。为重塑社会各界信心，净化全市经济金融环境，今年以来，我市两级法院加强了对 “假倒闭”、“假破产”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并集中开展了打击逃废债专项行动。今年11月4日，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防止逃废债行为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并已印发全市法院和各位记者朋友。《纪要》的出台，将有效防止假借破产逃废、悬空债务，保障债权公平有序受偿，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服务信用温州建设。

下面，我向各位介绍《纪要》相关情况。

一、《纪要》的起草背景和经过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局部金融**的影响，我市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个别企业因盲目扩张、借贷高利资金等原因，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停工、倒闭和企业主“跑路”的现象。为此，去年以来，我院将企业破产重整项目列为“一把手”工程，向企业发放破产知识宣传手册，徐建新院长亲自做客电视台、走进网络直播间宣传破产保护理念，争取党政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推动市政府及各县市区设立破产审判专项资金，全面推进破产案件简化审理，逐步建立市场化导向的破产企业有序退出常态机制，成效明显。2013年1月至今年10月，全市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301件，审结218件，分别占全省法院的50.76%和54.36%。在已审结的破产案件中，涉及债权人共3339人，涉及担保债权13.1亿元，化解不良资产33.58亿元，盘活资产15.93亿元，激活土地面积约969.83亩。温州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企业破产审判在优化市场资源配臵、化解企业金融风险、催生现代企业制度和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破产重整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极少数企业及其投资人、高管不在自身经营和发展上下功夫，而是钻现行法律法规的空子，通过非法侵占财产、混同公私财产、违规分红、虚假交易、个别清偿等手段大肆转移破产企业财产，到 宣告破产时企业已成为一个“空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为严重的是，这类逃废债务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得逞，在互保链、担保圈的作用下，还会危及相关担保企业，甚至一些好的企业也会因此被拖垮，将严重影响社会信用体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相关银行、企业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强烈呼吁司法机关加大打击“逃废债”的力度。为此，去年我院专门下发通知进行规范，今年又将打击逃废债作为全市法院的一项重点工作，在破产重整、执行等领域都开展了打击逃废债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年以来，全市共受理涉嫌逃废债的破产关联案件45件，审结37件，涉及行为人54人，涉及标的达9174.33万元，追回破产企业资产达3177.84万元。

当前，打击“逃废债”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假破产真逃债”的形式趋于多样，有的企业还请专业人士“出谋划策”，打击的难度在加大。二是企业破产案件中逃废债行为呈多发高发态势，审查、监管破产企业破产行为正当性的任务十分繁重，管理人队伍、破产法官队伍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三是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亟需出台有关防范和打击逃废债的操作规则。为此，在市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指导下，我院就如何防范和打击破产案件中的逃废债行为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走访政 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收集相关案例和资料，在广泛征求意见、全面总结经验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纪要》初稿。后又多方征求意见，数易其稿，最终形成本《纪要》。

二、《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正文共分八个部分，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防范逃废债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并就如何防范逃废债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的操作规程。下面，我对《纪要》的主要规定进行解读和说明，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相关内容。

（一）严把破产案件立案审查关

破产审判具有解决群体诉讼和概括执行的独特功能，对破解当前我市企业担保链蔓延扩散风险具有重大意义。《纪要》首先强调对破产申请的依法审查，严把立案关，杜绝“假破产、真逃债”案件进入破产程序。

一是重点审查关联企业债权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或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这就为关联企业虚构关联债权提供了便利条件。《纪要》明确规定对债务人的关联企业作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案件，在立案时要严格审查关联企业债权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防止利用破产程序达到帮助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目的。

二是及时释明法律责任，必要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审查。在受理审查阶段发现有“假破产、真逃债”嫌疑或迹象的，应及时向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人以及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关系人释明法律责任，并可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慎重审查。负责审查的合议庭还应针对个案做好“假破产、真逃债”的风险评估和防范预案并及时向业务庭庭长和分管院长报告。

三是发现有“假破产真逃债”重大嫌疑的，驳回破产申请。《企业破产法》贯穿了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宽容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但它绝不是逃废债务的工具。实践中，有些非诚信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剥离资产，虚构债务，留下一个烂摊子，企图通过破产程序达到非法目的。《纪要》明确规定对债务人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或者债务人存在先行剥离企业有效资产另组企业而后申请破产等“假破产真逃债”行为的，要依法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二）支持监督管理人依法履职

破产管理人是企业破产审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清查、追收债务人财产是管理人的主要职责。《纪要》从积极支持和依法监督两个方面对管理人履行职责进行了规定。

一是及时出具调查函、调查令。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管理人的权利规定不够明确，管理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经常遇到不配合、不协助等实际困难，不利于破产案件顺利进行，难以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纪要》创新性地 提出，可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及时出具调查函、调查令，解决管理人履职难题。

二是依法监督管理人履职。一直以来，破产管理人全面支持、参与我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今年上半年，我院对2013年担任全市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的29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个人管理人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考评。其中，获得好评的占52.63%，获差评的管理人有3家，管理人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纪要》还规定把管理人追查债务人逃废债行为的勤勉程度列为法院对管理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对于在追查债务人逃废债行为中业绩突出的管理人，相关法院在以竞争方式产生管理人时可以给予适当的加分。

（三）引导规范管理人全面履职

破产管理人发挥作用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破产程序的法律功能能否充分实现。目前管理人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管理人对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熟悉，有些管理人团队责任心不强，有些管理人没有积极履行好职责。为加快破产案件的推进，规范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流程，充分发挥管理人在破产案件中的作用，有必要对管理人履职进行有效的规范与引导。

一是明确管理人核查工作重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 结合审判实践，主要区分为三大类行为：1.核查债务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一年内的可撤销行为，分别是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对他人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及放弃债权等五类行为。2.核查债务人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的两类可撤销行为。其一，已构成破产原因，仍以债务人财产对个别债权人进行偏颇性清偿的（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清偿行为除外）；其二，已构成破产原因，却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的。3.核查其他四种较典型的逃废债行为：（1）关系人无效财产处臵行为；（2）出资人违反出资义务行为；（3）董事、监事和高管非正常收入行为；（4）关联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资产混同行为。

二是引导管理人及时提起诉讼。引导管理人及时提起确认债务人隐匿、转移财产或虚构债务、承认不真实债务行为无效诉讼、破产撤销权诉讼、追收债务人的出资人未缴出资和抽逃出资诉讼、追回债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管非正常收入诉讼等或提出保全债务人财产的申请等，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今天印发给大家的典型案例中，前六个案例都是涉及破产管理人通过诉讼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管理人员的相关责任，以及撤销企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案例。

三是重申管理人不当履职后果。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因管理人不作为导致破产撤销权落空的情况，去年9月最高 法院出台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非正常交易或偏袒性清偿债务等行为的，债权人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并可以申请法院更换管理人。同时，对管理人因过错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当减损，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管理人对其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四）加强执行和破产程序衔接

以破产制度取代执行中的平等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债权人之间的公平，而且有利于终结大量执行案件，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破产具有概括执行的功能。一般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后，尚未受偿或尚未完全受偿的债权人仍可不断对实际已无财产可执行的债务人企业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大量的执行案件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积案，极大浪费了司法资源。而破产程序的终结，意味着消灭了被执行人的主体资格，相关联的大批执行案件得以彻底终结。

为使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更好地衔接，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纪要》首次提出在执行程序中建立公告告知制度，即对执行不能的案件，由执行法院行使释明权，引导未受偿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企业提出破产申请，彻底终结执行程序，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同时，对于有履行能力却不配合执行的失信债务人，执 行法院同样可以引导债权人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倒逼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债务的失信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破产制度本身是防范和打击失信被执行人的有效手段。

（五）严明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企业破产法》在第一章“总则”的第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应当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追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这里规定的是应当，可以说“追责”是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同时，《企业破产法》设专章规定企业高管、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管理人“假破产真逃债”等违反《企业破产法》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纪要》在重申有关《企业破产法》、《公司法》及《刑法》有关法律责任规定的同时，针对实践中假破产追责难及有关裁判文书规范表述等问题，作了许多创新性规定。

一是明确对责任人可以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对有“假破产、真逃债”嫌疑的破产案件，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可以对主要责任人采取传唤、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比如，可以传唤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主要责任人员就债务人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作出明确的说明并提供相关的证据；还可以视调查取证情况对前述主要责 任人员依法采取罚款或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

二是明确在裁判文书中载明追责事项。《纪要》规定，相关责任主体经释明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不移交相关材料、账册，严重影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的，法院在就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同时，还应在裁定书中明确赋予债权人另行起诉相关清算义务人的权利。《纪要》这样规定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第十八条的规定。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审理法院须依法进行释明。对于人员下落不明的，还应当进行公告。通过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个人民事责任，不仅使其假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目的落空，而且还起到了警示其他非诚信企业的作用。

三是明确公私财产混同时的处置原则。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普遍存在着财务账册混乱、会计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公私财产混同等现象。对此，《纪要》规定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发现债务人企业财产与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财产高度混同的，可借助债权人会议等相关平台决议解决。如果债务人企业的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合并处臵的，则可裁定将债务人企业和“企业股东及高管”的财产合并处臵，但仍要区分债务人股东及高管非因经营债务人企业所产生的债务和财产。

四是明确刑责追究与破产程序衔接问题。一方面，破产 案件受理后，发现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企业高管等因逃废债涉嫌犯罪且与破产案件的审理有牵连的，应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并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规定裁定驳回破产申请；另一方面，逃废债行为经过侦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或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法院可以重新审查对债务人企业的破产申请。

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瑞安法院在审理生活秀集团公司破产案件过程中，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少丰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拒不提交相关材料、账册，后瑞安法院发现该公司存在私设账外账的行为，且有证据表明该公司的账外账和大部分会计凭证已经被故意销毁或者隐匿；银行借款6000余万元未入账，借款去向不明，财务混乱。瑞安法院遂将该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后经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少丰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个案件债务企业逃废债的意图较为明显，实践中还有几种较为隐蔽的逃废债形式：如成立影子公司，转移负债公司的资产，或是借用合法方式，非法转移财产；个别企业将大额资金出借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有些公司股东则以向企业借款形式低价购臵个人房产后，以高价转卖给公司，从而将差价转为个人财产等等。尽管逃废债的形式日益复杂、隐蔽，但大家要坚信“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对任何形式的逃废债行为，司法机关都将依法坚决予以打击。在此，我们也恳请新闻媒体呼吁社会并正告那些不诚信的企业主，不要打小算盘、动歪脑筋，要把心思花在依法生产经营上，“假破产真逃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在此，应当指出，企业逃废债务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企业破产过程中，而是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各个阶段。破产审判并不会让企业逃废债务，恰恰相反，它是打击逃废债务行为的有效手段。

各位朋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一项重要部署。下阶段，我院将继续大力推进企业破产审判，并积极争取早日成为全国首批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法院。面对改革试点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困难，我们将继续加强工作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时出台司法措施，努力为优化社会资源配臵、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和促进温州经济转型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7

（三）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收集，但庭审中未予质证、认证的证据；

（四）原生效判决、裁定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或其他证据被改变或者否定的。

第四条对于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法释〔201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8次会议通过）为规范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收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应在一个月内立案。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二）按照抗诉书提供的住址无法向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送达抗诉书的；

（三）以有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抗诉书未附有新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

（四）以有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但该证据并不是指向原起诉事实的。人民法院决定退回的刑事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经补充相关材料后再次提出抗诉，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涉及新证据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并将指令再审决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新证据，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指向原起诉事实并可能改变原判决、裁定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的证据：

（一）原判决、裁定生效后新发现的证据；

（二）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发现，但由于客观原因未予收集的证据；

法院进行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理能够查清事实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依法裁判；

（二）经审理仍无法查清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无罪；

（三）经审理发现有新证据且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令再审期限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五条 对于指令再审的案件，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指令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六条 在开庭审理前，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第七条 在送达抗诉书后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未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原审被告人到案后，恢复审理。

第八条 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在审理过程中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对能够查清事实，确认原审被告人无罪的案件，应当予以改判。

第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原审被告人的近亲属；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判决宣告后立即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原审被告人的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8

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耗时久、周期长，为各界普遍关注。法院虽一直在努力加快办案节奏，但仍有一些客观因素难以克服，如破产资产处置难问题。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柯桥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已审结的破产案件的进程节点及进展原因作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以期有针对性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一、基本情况

2012年以来，柯桥区法院共受理企业破产清算案件49件，已审结10件，平均审理天数为709.6天，其中最长的审理时间为1280天、最短的为549天，具体程序进展平均时程为：从接受申请材料至裁定立案受理（审查申请、选定管理人期间）为26.1天；立案受理申请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告、申报债权期间）为79.4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至裁定宣告破产（审计评估期间）为105.8天；而宣告破产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资产处置期间）为498.3天，即资产处置平均时程占破产案件审理平均时程的70.2%，资产处置周期长是目前导致破产案件审理周期长的最主要因素。

以某体育用品公司破产清算案为例，该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申请破产清算，法院于同月20日裁定受理，2013年3月9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同年6月14日宣告破产，2016年3月14日资产处置完毕，同年4月8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同年4月26日裁定认可分配方案并结案。其中资产处置耗时33个月，前后经历了8次拍卖、1次变卖。

据统计，柯桥区法院自2014年底启动司法网拍以来，截至2016年5月12日，共通过淘宝进行过123次网拍，成交34次，扣除5次成交后因买受人未实际支付买受款、1次不符合变卖方案要求外，实际成交28次，成交率仅为22.8%，即平均5次拍卖才成交1次。

二、破产财产处置周期长的原因分析

分析导致破产财产处置难、周期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资产结构复杂。有证厂房与无证厂房混同，房产与土地权属不统一。如有的土地系向村集体租用，而厂房系企业自建，要保障处置利益最大化，涉及建筑性质、土地权属变更，需要大量协调工作，而且存在政策障碍。

2.厂房租赁现象大量存在。多数破产企业厂房存在租赁或以租抵债情况，给处置造成障碍，需要前期大量协调，甚至通过诉讼方式先行处理租赁关系。

3.资产体量大。相当部分资产体量过亿，且难以分割，经多次拍卖未能成交。如某材料公司的财产，总价接近3亿元，目前经过4次拍卖仍未成交。

4.因行业不景气而难以吸引有效投资。柯桥区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中约80%的企业与纺织、印染、化纤有关，总体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影响投资意愿。

5.资产坐落位置及一些政策性因素影响。如有的厂房位于居民区，对买受人从事产业的环保要求高；有的厂房处在古镇保护区内，使用受规划制约；还有的厂房涉及拆迁等。

6.税费负担较重。破产财产一般体量都较大，处置产生的税费数额也较大，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潜在购买人的购买意愿。即便有购买意向的买家也多因税费负担持观望态度，往往待多次拍卖不成降价后才参与竞拍。

7.抵押权人（多为银行）对资产处置价格要求高。抵押权人通常要求抵押财产的处置价格不能低于其在设立抵押时的评估值，往往对资产的处置价格、拍卖次数有要求，而其大额抵押债权人的地位又影响到财产变价方案的通过、拍卖次数、资产过户等环节。

三、相关建议

（一）对相关部门的建议

1.充分发挥产业基金、重组基金的作用，加大对破产财产处置的支持力度。建议将当前的企业帮扶解困工作纳入到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框架中一体考虑，充分发挥两个基金的作用，深入探索以政府基金参与破产财产的处置，如收储、退二进

三、改造成创业园等。

2.加大税收和权证办理等方面的协调力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障碍。对于存在税费可减免的环节，予以减免；对于大体量、存在权属与政策障碍的资产，需要出台相关的处理意见，并成立由国土、税务、规划等部门参加的联动工作平台协调处理。

3.不断创新招商模式，相关单位要积极搭建创新融资渠道，如众筹购买委托管理等；多向大财团、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私募基金推介等。

（二）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议

1.进一步加大对破产程序推进的配合力度。实践中存在部分金融机构对破产财产的变价价格、拍卖次数等提出不合理要求的现象，不顾客观市场行情，往往资产经一两次拍卖不成交后就不愿再降价拍卖，导致处置搁置、程序停顿。建议金融机构加强对破产法的理解，优化内部规定和审批流程，加强与法院、破产管理人的沟通，进一步加大工作配合力度，协同加快推进企业破产程序。

2.配套融资产品，加大对购买破产财产的信贷支持。大部分的破产财产在处置后，买受人亦会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融资。建议银行把信贷支持提前至资产处置中释放，以拟处置破产财产作为抵押担保物，配套相应的融资产品，降低买受人融资难度，增强破产财产的吸引力，促进交易。

3.确立以预分配方式作为不良贷款核销的依据。鉴于破产财产处置确实存在周期长、处置难的现状，建议银行在机制上确立以预分配而非实际分配作为不良贷款核销的依据，以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

（课题组成员：周剑敏

朱淼蛟

钱

峰

朱建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9

2006-12-10

为了正确及时审理我市机动车停放管理纠纷案件，统一办案标准和裁判尺度，保护车主和停车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业管理条例》、《深圳市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和《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参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车主或车辆使用人与停车场或物业管理公司明确约定为保管关系，保管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车辆丢失或损坏的，由保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车主或车辆使用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或免除保管人的赔偿责任。

二、住宅区停车场、写字楼与住宅区共用停车场与车主或车辆使用人未明确约定为车辆保管关系，但停车场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为其提供停放服务，或者单方声明为车位有偿使用关系的，认定双方构成车辆停放管理关系，停放期间，因其管理不善等过错造成车辆丢失或者损坏的，由停车场或物业管理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管理不善：

1、不按规定发放、查验停放凭证的；

2、停车场设施不完善的；

3、发现他人损坏或者盗窃车辆，未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和报警的；

4、未按公示的停车场管理制度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

5、其他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

停车场或物业管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已按规定查验相关凭证放行的，或者采取了适当措施制止他人盗窃、抢劫、损坏车辆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停车场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与车主或者车辆使用人对车辆丢失或者损坏均有过错的，按双方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三、实行政府定价的医院、学校、博物院、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等公益场所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配套停车场为车主或车辆使用人提供停车服务，停放期间，发生车辆丢失或损坏的，比照本意见第二条规定处理。但上述停车场按照《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行免费停放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商场、宾馆、酒店或其他经营场所为经营活动需要为顾客提供车辆停放服务，不论是否单独收取费用，均应认定双方形成车辆保管关系。保管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车辆丢失或损坏的，由保管人按照本意见第一条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上述单位能够证明车辆停放人不是本单位顾客的，按本意见第二条规定处理。

五、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的商业性停车场及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场、车站、码头、旅游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停车场（原政府定价较高且按停放时间收费）为车主或者车辆使用人提供停车服务，并发给出入卡等停车凭证，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为保管关系，或停车场经营者单方声明为车位有偿使用关系，仍应认定保管

关系成立。保管期间车辆丢失或损坏的，由停车场实际经营者按照本意见第一条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六、未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或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停车场经营业务，在其经营过程中丢失车辆的，由违法经营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车主或者车辆使用人明知停车场违法经营停车业务的，应按双方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七、丢失车辆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车辆的价值参照该种型号车辆的使用年限，以发票载明的价格或购车时的市场价格（含车辆购置附加税及其它合理费用）扣除已使用的年限折旧费后合理确认。

八、确定车辆停放纠纷案件的原告可遵循如下原则：

1、车主与车辆停放人是同一人的，车主为原告；

2、车辆属单位所有，车辆停放人为单位司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单位为原告；

3、车辆是借用或租用的，车辆停放人为借用人或租用人，车主、借用人或租用人均可为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篇10

行政庭

审理物业管理行政案件解答(一)关于业主委员会备案案件的问题

一、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三条，业主委员会自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相关文件向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对依法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出具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和印章刻制证明。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准予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

物业管理中对业主委员会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行为，与通常所说的备案行为不同，具有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进行确认的作用。房地产管理部门将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可以对依法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出具备案证明。因此，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准予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单独要求出具备案证明和印章刻制证明的，不予受理。

二、业主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准予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资格。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对物业进行自主管理的组织形式，其代表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并对外行使权利。因此，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对业主委员会准予备案或者不予备案，涉及业主的个体利益，业主具备原告资格。

三、新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首届或换届、改选)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备案行为不服的，不能以业主委员会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因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不准予备案，故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尚未得以确认，故新产生的业主委员会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法不具有原告资格。但业主可以以个人名义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四、业主委员会经换届或改选备案后，原业主委员会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备案行为不服的，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换届或改选产生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备案后，由于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业主委员会备案证上，并不区分业主委员会的届数，无法区分是新一届还是老一届业主委员会，故原业主委员会不能作为原告。业主可以个人名义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五、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业主委员会任期为三到五年，任期届满的两个月前，应当书面报告区县房地产部门。由于实践中业主委员会并非均在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进行备案。导致业主大会决议上明确的业主委员会任期到期之日与业主委员会备案证的备案日期不一致。应当以业主大会决议上明确的任期确定起算点。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全体业主共同利益和要求，并监督物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运作的民间性组织。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因此，选举业主委员会属于业主自我管理的方式，故应以业主大会决议上明确任期届满之日确定业主委员会的任期。

六、对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行为，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

在对此类案件审理中要贯彻尊重业主意思自治权、尊重正当程序保护的原则。如果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确实违法的，应予撤销。

第一，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审查是否具备备案的四项文件：业主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业主委员会成员名单和基本情况。

第二，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审查业主委员会是否依法选举产生。

应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二章业主及业主大会和建设部《业主大会规程》等规定的内容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整个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过程是否清晰。

具体审查内容为：l、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的依据；

2、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业主推荐产生业主大会筹备组(或者换届改选小组)成员，进行公告。

3、是否公布选举

时间、地点，送达选票，召开业主大会，清点表决票。

第三，对于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大会通过的决议，应当按照以下标准审查：1．业主大会会议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持有二分之一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参加。2．业主大会作出决定(业主委员会成员选举)，必须经与会业主所持投票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3．业主大会作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必须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持投票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四，针对当事人提出的争议焦点进行审查判断。由于物业选举争议的复杂性，牵涉面广大，应慎重作出裁判。

七、在审理不服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行政案件

中，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选票、表决票等证据材料的，不予准许。

通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流程后，对最终产生的选举表决结果的事实，一般审查记载选举表决的统计结果的证据即可。至于形成统计结果的基础性的材料如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选票、表决票等，目前尚不具备验证的条件和手段，不予进行合法性审查范围。因此，对原告的此项调取证据的申请，应不予准许。

八、业主委员会选举过程中对“业主不投票视为同意票”议事规则的判断标准。

对业主委员会选举过程中“业主不投票视为同意票”的议事规则，有关法律法规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过程中，只要在物业区域内进行了明示的公告或公示后，“业主不投票视为同意票”的议事规则可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