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通用6篇）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1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2011年）

文章来源：互联网 发布者：包头律师专家服务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司法局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为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活动，更好地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被告人年龄认定

（一）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着重审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证据。对证据缺失或者不充分的，公诉案件应当通知公诉机关补充提供或调查核实；自诉案件应当自行调查核实，并记录在案。

经查证，确实无法查明被告人真实年龄，而根据被告人自报年龄或者推定作出认定的，应在裁判文书中注明 “自报”，或说明推定的理由。

（二）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并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写明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认定和处理。

（三）被告人年龄的认定，原则上应采信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

对公诉机关仅以网载身份资料作为证明被告人身份情况证据举证的，特别是被告人系未成年，或者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节点认定存疑的，应要求公诉机关补充调查举证。但有其他证据（如照片）可以印证该资料所证被告人身份真实性的，可依据该系列证据予以认定。骨龄鉴定是帮助审查判断被告人年龄的一种参考依据，一般不作为证据直接在裁判文书中采用。仅在经查证，确无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身份年龄时，可以作为推定被告人年龄的证据采用。

（四）被告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真实年龄，经查证属实的，应予认定。

其他证据与户籍证明存在矛盾，应向出具户籍证明的公安机关核实，并对其他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经查证，其他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明显瑕疵，但其证明效力难以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抗衡的，一般不予采信。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或者难以得到印证，证明效力明显低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的，不予采信。

涉案证据对涉及刑事责任年龄节点认定有矛盾，确实难以判定真伪的，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五）对前述因被告人自报未成年，以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而就低认定被告人年龄的，在量刑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从严掌握从轻处罚的调节尺度，一般不予减轻处罚。

二、法定代理人出庭

（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查清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情况和联系方式，通知其到场旁听审讯。相关工作情况应记录在案，并与调取的法定代理人身份资料一起随案移送。

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

（七）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应依法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或者明确表示不出庭，经书面通知仍未到庭的，可以通知有条件出庭的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权责。通知及反馈情况，均应记录在案。

（八）经依法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及其他可以担任法定代理人的人均未到庭的，人民法院除依法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外，可以邀请合适成年人参加诉讼，行使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诉讼权利和义务，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帮教工作。

（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到庭的，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离开父母长期独立生活的被告人，可以视情认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劝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销对被告人法定代理人的附带民事诉讼，劝导无效的，可以驳回起诉，但仍须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以及依靠监护人生活的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被告人，监护人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并告知附带民事原告人在诉状中，只须将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列为“法定代理人”即可，无须列为“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但对法定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阐明，并在判决主文中作出判定。

三、几种行为的定性及处理

（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与幼女自愿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在案件审理阶段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在量刑调节尺度范围内予以较大幅度的从轻、减轻处罚。

（十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强行索要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数量不大的钱财，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十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共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取他人钱财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大，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一般应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其中盲目跟从、在共同犯罪中未对被害人实施客观加害行为、分赃较少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在量刑调节尺度范围内予以较大幅度的从轻、减轻处罚。

（十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他人、多次对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非法占有、逞强争霸等多重主观犯意掺杂，以轻微暴力、威胁手段，多次强行索取他人钱财，符合寻衅滋事犯罪特征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但决定刑罚时应综合考虑，避免对其从轻处罚情节重复评价。

（十四）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偶尔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为，作案数额虽达到较大以上，但在构罪数额标准一倍以内，情节轻微，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作案事实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抢夺、诈骗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十五）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近亲属财物构成盗窃犯罪；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构成盗窃犯罪，但盗窃数额未达到巨大，被盗窃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伙同其他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上述行为，如共同盗窃中的其他未成年人起主要作用的，可对其他未成年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作用难以查清的，均可不按犯罪处理。

（十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情节轻微，同时又不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1.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 2.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

3.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

四、量刑

（十七）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优先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十八）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主要犯罪是在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可对全案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十九）对未成年罪犯只有罪行极其严重，且无其他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罪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二十）对于未成年罪犯，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二十一）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但一般不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单处罚金”的犯罪，且有条件支付的，一般优先适用单处罚金。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五百元人民币。

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本人暂时无力支付罚金，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的，应当允许，并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二十二）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解，且具备监管、帮教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

（二十三）对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非惯犯或有前科，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优先适用免予刑事处罚：

1.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 2.系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的； 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4.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二十四）对未成年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着重调解，争取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配合，力求取得刑事和解。赔偿情况，应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予以考虑。

五、非监禁刑的适用与执行

（二十五）进一步依法加大对未成年罪犯的非监禁刑适用。积极探索建立扩大外地籍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适用机制，适度放宽适用标准，着力化解“同案不同判”问题。

（二十六）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应当及时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以书面委托方式，委托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一贯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开展社会调查。社区矫正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工作。除特殊情况外，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社会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回复委托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对未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应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提供，或者就无法提供的情况进行书面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其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和移送起诉时未羁押的未成年被告人，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

（二十七）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在庭审中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听取当事人及诉讼参与各方的意见，并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对社区矫正机构明确表示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不适合适用非监禁刑的，一般不再考虑适用。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有异议，反映强烈的，或者公诉机关有异议的，可在休庭后，召集相关单位、人员以听证会方式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非监禁刑适用条件进行核查，或者由人民法院重新调查核实。人民法院根据核查情况作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判决，但判决论理部分需要说明非监禁刑适用与否的理由。

（二十八）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告人可能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尽可能促成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

（二十九）对符合法定非监禁刑条件的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其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者长期暂住本市，愿意对其承担监管责任，且暂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愿意接受帮助监管、帮教，并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一般可适用非监禁刑。

具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亲属，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或者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同意接受监管、帮教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要求其同时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并自行或者委托当地法院对相关证明、报告的真实性予以核查。经调查，该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的监管机构确实能够履行监管、帮教责任的，在落实判后移送执行交接事项后，可以适用非监禁刑。（三十）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在下判前，应帮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该未成年被告人判后入学、就业和落实帮教单位等工作，协助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制定帮教措施，防止出现判后监管失控情况。

（三十一）人民法院作出适用非监禁刑判决的，在判决生效后，应及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内，根据要求填写输入相关信息数据；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判决的适用非监禁刑罪犯及其相关文书资料，移交社区矫正机构，办理移送监管手续，并与非监禁刑执行组织签订共同帮教协议。

（三十二）人民法院应制定、落实未成年罪犯判后回访考察制度。对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建立档案，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回访考察，帮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帮扶、教育，并将回访考察情况记录备案。回访考察原则上一年不得少于一次。

（三十三）本意见于下发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浙江省宁波市司法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2

(一) 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

在侵权诉讼中, 权利要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是用来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项权利要求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所以《解释》第一条规定既可以用独立权利要求, 也可以用从属权利要求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法官瑞契 (giles S R i c h) 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最强的也是最弱的, 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意思就是, 从保护范围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是最大的, 所以最强大;但从专利的稳定性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最脆弱。从属权利要求则刚好相反, 因为其保护范围小, 所以很容易被避开, 有时用处不大;但它维持有效的可能性比独立权利要求大, 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当权利人觉得用独立权利要求来起诉没有信心, 而用从属权利要求来起诉比较有胜算时, 允许权利人做出选择, 也是其行使诉讼的一个表现。

(二) 权利要求的建构

由于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描述, 所以要确定任何专利的保护范围, 都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专利说明书和附图, 建构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通过这种阐明性的建构过程, 与诉讼相关的技术方案才会重新浮现出来, 这就是专利权利要求的建构 (claim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一项专利申请被授权, 它就独立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而存在。所以, 《解释》第二条规定, 在侵权诉讼中建构权利要求时, 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的。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是一个法律上拟制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 是试图把专利授权与专利诉讼中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统一起来, 尽可能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 目的是客观化。可以说, 每一个专利诉讼都要涉及到权利要求的建构问题。

(三) 权利要求的解释

如果仅凭权利要求本身就能界定技术方案, 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可事实上, 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质所造成的。因为语言常常是多义的、模糊的,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词, 也会有多种含义。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有利于人类对事物和情感的表达, 但用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上,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在专利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针对权利要求中的概念、术语会有很多争议, 为了穿过这层迷雾, 使“真正”的专利技术方案, 亦即专利的保护范围得以确定, 法院就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阐述, 作出判断, 这个过程就是权利要求的解释 (claim interpretation) , 几乎在绝大部分专利诉讼中, 都会经历这个程序。权利要求的解释对双方的利益影响极大, 一旦权利要求解释完毕, 诉讼的胜负已初见端倪。所以, 双方都会力图穷尽材料、方法和技术, 来说服法官, 以便作出对其有利的决定。

《解释》第三条规定, 可以通过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来解释权利要求。所谓内部证据 (i n t r i n s i c e v i d e n c e) , 是指专利文献本身, 包括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这些证据是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形成的, 与专利的授权最为相关, 可以用来“发现”专利的真实面目, 以界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技术往往是最为前沿的技术领域, 在专利申请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其技术方案, 或者有必要用一个现有的词来赋予新的特别涵义。根据“发明人是其术语的词典编纂者”的原则, 说明书对术语的特别界定, 可以获得不同于其普通涵义的特别涵义, 这既是消除各方争议的一个手段, 也是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一个有力限制。

只有当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 才可以把眼光投向外部, 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所谓外部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 , 是指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对于内部证据, 这些证据离专利技术更远, 更为间接, 只是一种对内部证据的补充, 是对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的弥补, 如果内部证据足够清晰界定权利要求的涵义, 就不允许使用外部证据。

(四) 由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由功能或者效果界定的技术特征。对于某些技术方案, 由于其结构描述很困难, 或者申请人想维持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 采用功能或者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由于是采用上位的概念来界定下位的概念, 会导致保护范围超越于专利文献披露的范围, 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侵权判定时, 对于专利的保护范围就不能单纯以该上位的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界定, 还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只有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中披露的技术方案, 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 没有披露的技术方案, 即使符合权利要求中对该上位功能或者效果的描述, 也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 用功能或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人来说, 是把双刃剑, 需要在披露与保密之间作出适当的平衡, 如果披露不全面, 就会导致不能得到专利授权, 或者在专利诉讼中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一)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全面覆盖原则 (all elements rule) , 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要把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困难之处在于, 要比对的双方在表现形态上往往差异很大。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体现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实际使用的方法, 而专利技术方案却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描述, 有点类似于“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 应该考虑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经过比对, 这些技术特征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都有相应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成立。相反,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没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或者即使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但是它们并不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不成立。全面覆盖原则是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的基础, 只有满足了全面覆盖原则, 才可以进一步判断有没有构成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如果不满足全面覆盖原则, 则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都无从说起。

全面覆盖原则是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否定。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当法院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缺少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时, 却认为缺少的技术特征对于专利技术方案来说不是必要的技术特征, 在侵权判定中可以不考虑这些技术特征, 从而判定侵权成立。多余指定原则在中国《专利法》实践的早期, 是有积极作用的, 因为当时中国专利从业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在撰写专利文献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法院同情权利人,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从而弥补了权利人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但这却把风险转移给了公众, 所以多余指定原则破坏了专利的“公示” (notice) 功能, 使公众的边界不稳定, 会使公众无所适从。在中国专利制度走过二十多年后, 《解释》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废除, 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 可以把专利限定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回归到专利权利要求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专利申请人提高专利文献撰写质量, 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

全面覆盖原则也是对“变劣发明”构成侵权的否定。所谓“变劣发明”是指, 被控侵权人把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特征省略, 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相比于专利中的技术方案, 性能“更差”。根据全面覆盖原则, 这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侵权。表面上看, 这样对专利的权利人不公平, 但是根据专利法的精神, 所谓技术方案的“优劣”是相对的, 好与坏应该由市场来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 在专利法中, 只有“不同”的技术方案, 并不存在“优劣”的技术方案。专利局在授权时, 只能对技术方案相同与否作出判断, 而不对其优劣进行判断。

(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为了获得专利授权,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就明确排除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否则, 会不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 相应地损害到公众的利益。二、同理,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了维持其一部分专利的有效,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也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该原则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专利的授权和无效程序, 缩小并优化专利的保护范围, 使专利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该原则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风险在于, 在他们放弃某技术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诉讼的不利影响。

(三) 等同原则

《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等同原则, 但却间接地涉及到了等同原则, 如禁止反悔原则就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等同原则的扩张和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是一对矛盾, 目的是为了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另外, 《解释》第七条也是对等同原则的修正。等同原则第一次在中国的确立, 是2001年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十七条。但该条的规定是与《专利法》不吻合的。当时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应该理解为既包括独立权利要求, 也包括从属权利要求。而《规定》第十七条则的内容却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 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把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排除了“附加技术特征”。而我们知道, 必要技术特征是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 而附加技术特征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规定》把从属权利要求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 既与专利法不符, 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此次《解释》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是把所有相关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不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四) 捐献原则

《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捐献原则。所谓“捐献原则”, 是指如果一项技术方案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有描述, 但是并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就认为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给了社会, 而不再为专利申请人所私有, 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于申请人有意还是无意所造成的。既已捐献给了社会, 则在侵权诉讼中, 专利权人就不能对该技术方案再主张权利。该原则是为了保证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保护范围中的核心作用。该原则有利的地方在于, 社会公众能够比较容易划定专利保护的边界, 避免侵权之虞。不利的地方在于, 这会促使专利申请人不愿公开更多的技术内容。在撰写专利文献时, 既要保证能够获得专利授权, 又要不公开过多的内容, 对专利文献的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捐献原则不应该成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对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公开的一些特征, 如果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特征是等同的, 也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就不应该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披露是为了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是专利法所鼓励的。只有那些在说明书和附图中进行了披露, 而在权利要求中既没有相同的特征也没有等同的特征与其对应时, 才能认为这些特征是捐献了。这样, 才能使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

三、侵权抗辩

《解释》还细化了先用权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 而“现有技术抗辩”是2008年《专利法》确立的制度。《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 则不侵权。这对被控侵权人来说, 是强有力的抗辩武器, 尤其是在专利质量不高的时候, 更为有力, 更能起到平衡效果。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对“现有技术”作了定义,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范围相当广泛。

现有技术本是在专利授权时候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据此决定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出授权与否的决定。一项技术是否为“现有技术”, 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定。以前, 在侵权诉讼中, 法院不用涉及到现有技术。法院只是对被诉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作出比对, 作出两者相同、等同或者不同的决定, 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决。一旦被诉讼侵权人提出无效宣告, 对现有技术的判定, 从而导致对专利权利有效与否的判定就转入行政程序,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以前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 把对技术的判定交给行政机关, 把对法律的判定交给法院, 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专业职能。不利的地方是容易造成诉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现, 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同或者等同, 按专利法的本质, 授权专利本来是不该授权的, 被诉侵权人却不得不启动耗时耗力的专利无效程序。这既是被诉侵权人的沉重负担, 也是对国家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 此次《专利法》, 赋予法院有判定现有技术的权力, 同时又不触及到专利的效力问题;既不与行政权力相冲突, 又解决了问题。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3

一、三类案件纳入法院受案范围

1、社会保险争议将有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此次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由于这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2、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予以受理。针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府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改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对于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处理,完全是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加付赔偿金争议可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针对加付赔偿金引发的争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应当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但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对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加付赔偿金案件没有规定。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司法解释规定,加付赔偿金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及其出资人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后,有的用人单位往往以自己不具備合法经营资格为借口逃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这三种情况。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劳动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这样,当纠纷发生时,就可按照法律倾斜于劳动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

三、以挂靠等形式借用资质的,出借方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经常会有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形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这一现象,当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对此,司法解释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就出借营业执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为导致了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甚至认为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即是用人单位。正是基于这些足以使其产生合理认识的表象,劳动者才付出了劳动。因此,当劳动者因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亦应当把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列为当事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以挂靠等形式出借营业执照是否为有偿,均不影响其作为当事人的地位。

四、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等可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实践中,有的企业在职工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为减员增效,允许一些职工停薪留职或者让一些职工提前退休。这些职工又到新的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这个职工在新的企业里面,能否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应地,劳动者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具体来说,第一,新的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停薪留职、提前退休、下岗待岗、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情形下,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第二,发生工伤事故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可知,在劳动者于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各项义务。第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新的用人单位有补偿的义务。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有关解除权的产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事项,都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还会遇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很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仍然被返聘到一些岗位工作,那么这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认为,对于企业返聘人员来说,如果企业职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办理完了退休手续,以后相关企业又返聘其到工作岗位重新工作的,那么返聘人员与所在单位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为返聘人员已经享有了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待遇。对此,司法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五、追索加班费案件中用人单位也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者起诉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的案件大幅上升。由于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证据极其有限,这类证据大都由用人单位持有,劳动者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举证证明其加班天数及加班费数额的多少,将置劳动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将加班费列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由用人单位举证,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加班证据或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称的加班事实成立,这样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诱使劳动者不顾客观实际随意主张加班费。因此,为了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管理,引导劳动者正确行使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4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浙高法〔2009〕297号

2009年9月8日)为公正、规范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统一裁判尺度，平等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受理与管辖

第一条

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下列纠纷，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受理：

（一）货币借贷纠纷；

（二）国库券等无记名的有价证券借贷纠纷。

第二条

当事人之间对因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经结算后，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债权人据此提起诉讼，而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实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纠纷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原则上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借据仍可以作为基础合同履行的重要证据。第三条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一般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出借人住所地为合同义务履行地，但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贷双方在不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对诉讼管辖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原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有关企业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符合本院《关于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债务重大案件的集中管辖问题的通知》（浙高法[2008]289号）规定，相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通知申请集中管辖。

二、诉讼主体

第四条

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者债权受让人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第五条

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

原告在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被告不明确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行为人虚构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借贷等被告不适格情形的，法院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拒不变更或者无法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查明被告属被借名、冒名且无过错的，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六条

出借人两人以上的共同债权，仅一个或者部分出借人对借款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出借人为共同原告，但明确表示放弃向借款人主张权利的其他出借人除外。放弃债权的其他出借人对借款人另行提起诉讼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七条

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或者仅起诉保证人的，法院不主动追加保证人或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被诉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参加诉讼的，经法院释明后，出借人仍不申请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可仅就保证之诉进行审理。第八条

以夫妻一方名义向他人借贷，诉讼时夫妻关系仍然存续，债权人未将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动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参加诉讼，但配偶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除外。

借贷行为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时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一方已经离婚的，原告或者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其原配偶为共同被告。

三、成立、生效、效力

第九条

借贷双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欠条、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方式达成借贷合意的，借贷合同成立。

第十条

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

第十一条

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09]5号）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中，企业将借贷资金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活动的，不宜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第十二条

民间借贷被认定无效后，借款人应当返还出借人借款本金。无过错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的，法院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保证合同是借贷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以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法院在依法认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确认保证人的责任。

保证合同无效时，法院应当根据出借人、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过错，由其各自承担返还价款、赔偿损失等相应民事责任。借贷合同有效而保证合同无效，或者因借贷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时，法院应当分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七条、第八条确定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

四、借贷事实的审查

第十四条

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法院应当审慎审查借据的真实性。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

债务人对借据内容的笔迹或者签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提供补充证据或者反驳证据。法院应当根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及相关情况，对借据的真实性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对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借据是否真实的，双方均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双方均不申请的，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理：

（一）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借据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的，由债权人申请鉴定，债务人应提供笔迹比对样本。

（二）债权人提供的借据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具备一定的可信性，债务人对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的，由债务人申请鉴定。

经依法释明，债权人或债务人不申请鉴定或者不提供笔迹比对样本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法院应依法裁判。

司法鉴定的申请应向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提起。鉴定费用由申请人预交，最终负担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定。

第十五条

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对能够查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查明债务属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由债权人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关系审理，债权人坚持不予变更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债权人可按其他法律关系另行起诉。第十六条

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债务人提出抗辩的，应当提供反驳证据证明。

债务人主张借款本金、利息等债务已经归还或者部分归还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举证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第十七条

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后果。

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对金额较小的现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视为债权人已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可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对于金额大小的界定，鉴于本省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出借人个体经济能力存在差异，可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裁量。第十八条

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可以视案情需要，依据职权进行调查或者要求借款人就部分事实进行举证。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债权人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法律要件事实等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债务人就其抗辩主张的债权受妨害或者受制约、债权已经消灭或者部分消灭的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第十九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

（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援引表见代理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出借人，应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的规定。第二十条

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利息的除外。

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约定的利率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以下简称四倍利率），超过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护。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出借人四倍利率以上利息，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预。第二十一条

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

利息已经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本金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

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出示的借据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滚动结算后重新出具，计算复利的，折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出四倍利率的，借据确认的欠款金额可以认定为本金；折算后的实际利率超出四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应当从本金中扣减。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从其约定。超出四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护。

逾期利率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仅约定借期内的利率，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约定的利率或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以约定利率再上浮30%－50%的利率，向借款人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可以予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四倍利率为限；

（二）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向借款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还款的责任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的，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或者违约金，但均以不超过四倍利率为限。出借人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折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可以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应当对超出部分予以减少，但债务人明确表示自愿给付的除外。

前款规定，对缺席审理的债务人同样适用。

第二十五条

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借贷债务的，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债务人除借款本金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二）利息或者违约金；

（三）借款本金。

债权人主动放弃前述偿债顺序利益的，法院应当予以尊重。第二十六条

债务履行完毕后，借款人以利息或者违约金超过司法保护幅度为由，起诉请求出借人返还其已支付的利息或者违约金的，一般不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因借贷外币、台币、港币、澳元等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予以准许。因汇率变动给出借人造成损失，出借人主张逾期还款的汇率差价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

借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可参照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公布的基准汇率折合人民币偿还；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可参照出借人主张借款偿还之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公布的基准汇率折合人民币偿还。

五、涉嫌虚假诉讼的审理

第二十八条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浙高法[2008]362号）的规定，谨慎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维护司法权威，促进诚信诉讼。

第二十九条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以及借贷双方的经济状况等事实：

（一）原告是其他多起或者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务人；

（二）原告起诉的借贷事实或者理由不符合常理，没有借据或者借据存在伪造可能；

（三）被告在一定期间反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诉讼；

（四）当事人双方存在近亲属等特殊密切关系；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未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经过陈述不清或者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

（七）其他债权人或者借款人的配偶等案外人提出异议；

（八）债权人轻易放弃权利，与债务人达成调解协议；

（九）其他异常情形。

第三十条

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予以防范：

（一）传唤出借人、借款人本人或者相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并告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交其他相关证据，包括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三）告知相关利害关系人，并依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债权人参加诉讼的，列为第三人；配偶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

（四）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五）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一条

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法院一般宜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的关联案件可以交由同一合议庭审理。

对关联案件合并审理的，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不同的债权人采取和证人一样的隔离原则，由不同的债权人分别单独到庭陈述相关事实，并接受法庭询问。第三十二条

经审查确认属于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尚未作出裁判的，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已经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法院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者民事调解书，并裁定驳回起诉。

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法院可以予以准许；经审查确认属于虚假诉讼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法院不予准许。

六、其他

第三十三条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应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衔接机制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浙高法发[2009]8号）的要求，引导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或者委托、邀请人民调解组织等组织和人员进行调解。第三十四条

对集中管辖、破产重组等涉及当地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系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利率保护幅度上应注意裁判尺度的统一，必要时可听取当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主张的下列借贷，不予保护，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一）因非法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行为产生“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等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情感债务转化的借贷。

（二）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借贷。

第三十六条

法院应当严格审查民间借贷的被告是否确属下落不明，并分别采取以下措施，避免诉讼的迟延：

（一）可以向被告亲属等有密切关系的人阐明利害关系或者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其他联系方式或线索，尽可能通知被告应诉；

（二）向下落不明的被告送达诉讼文书的，按照本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浙高法[2009]129号）的规定处理。涉及以公告方式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的，举证通知书中应当载明依法指定的举证期限；

（三）经合法传唤后，被告仍不到庭应诉的，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法定审理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缺席被告未提出抗辩和提供证据的，不影响法院对到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依法进行审查以及必要时的依法调查。

第三十七条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借贷行为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贩毒、洗钱等犯罪，或者当事人一方主张涉嫌犯罪，要求移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一）案件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可以全案移送的，裁定驳回起诉，退还案件受理费，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二）当事人一方主张涉嫌犯罪，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或者其他当事人虽有犯罪嫌疑但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没有必然关联或者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案件继续审理，但有关犯罪嫌疑的线索、材料可以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查处；

（三）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结果为前提的，裁定中止诉讼。中止诉讼后，没有特殊情况，在十二个月内，刑事案件仍不能侦查终结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恢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裁定驳回起诉后，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接到法院移送的涉案材料或者相关当事人的报案后不予立案侦查，或者立案侦查后又撤销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起诉后法院审理认为不构成犯罪而宣告无罪的，出借人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民事裁判。

法院应当慎用裁定驳回起诉和中止诉讼。

第三十八条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应适用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等司法解释的规定。

七、附则

第三十九条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5

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粤高法发[2008]10号

（2008年3月26日审判委员会通过，5月19日印发）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

1、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时，保险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投保人填写投保单并根据保险合同条款支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未出具保单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人需要等待体检结果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保险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附生效条件的保险合同自生效条件成就时生效。

财产保险合同约定以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投保人已交付部分保险费但未交足的，应认定合同已经部分生效，保险人按已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已书面通知投保人解除合同的除外。

3、保险合同生效期间，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予以赔付保险金的行为不应作为认定变更保险合同的依据。保险人请求返还所赔付保险金的，应予支持。

二、保险合同的说明及告知义务

4、对于不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免除责任的，不予支持。

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免除责任的，不予支持。

5、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因保险人指定机构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而免除。

6、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有关事项与保险事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保险人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保险人应当退还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7、保险合同订立或效力恢复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应以保险人书面（包括投保单、风险调查问卷或其它书面形式）询问为限。

8、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率、免赔额、等待期、保证条款以及约定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部分免除赔付责任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

9、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字体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义务，航空意外险等手撕式保单不需要投保人填写投保书的除外。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同一险种再次或多次投保，被保险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不予支持。

10、《保险法》第37条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外的他人行为引起的危险程度增加情形。

11、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保险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按上述规定的期限履行通知义务的，如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保险人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的，应予支持。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期限履行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与投保人就保险费调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保险人可以主张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依照原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三、保险利益

12、除《保险法》第53条规定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因下列事由产生的经济利益具有保险利益：

（1）物权；（2）债权；

（3）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不同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均具保险利益的，可以在各自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超出部分无效。

1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违法取得的标的物投保或所投保的标的物违法的，应认定没有保险利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善意取得的财产投保，应认定具有保险利益。

14、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保险责任。

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15、保险合同有效期间，保险标的物转让的，自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丧失保险利益。

出让人和受让人应在保险标的物转让后及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保险人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的，应认定保险人同意变更被保险人，由受让人承接自保险人受理批改之日起保险合同项下出让人的权利义务。

16、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物未通知保险人变更保险合同的，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保险合同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丧失保险利益时起终止，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但出让人和受让人在保险标的物转让后10个工作日内，有合理理由未及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

17、仓储保管人对被保管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其投保财产损失险，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不享有保险利益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18、保险金额超出保险标的物价值，保险人主张保险金额超出保险标的物价值部分无效的，应予支持。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此知情或恶意的，多余部分保险费不予退回；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知情的，保险人应将多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四、保险理赔

19、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虽违反合同义务，但其能举证证明未增加保险风险或影响理赔处理，保险人以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合同义务为由拒赔的，不予支持。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0、保险事故原因不明，或者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其中有承保风险又有非承保风险的，保险人应按承保风险占事故原因的比例或程度承担保险责任。

21、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责任保险索赔期限从被保险人责任最终被确定之日起算。

22、责任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涉及支付医疗费用的标准，应参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报销标准确定。使用标准之外药品进行治疗的，所支付的费用不列入保险赔付范围。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被保险人举证证明属于治疗必需的药品除外。

23、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应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不能直接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24、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在诉讼中对保险事故原因或损失有争议的，可聘请双方认可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保险公估机构或其他中介机构作出事故原因鉴定或损失评估，保险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报告或其他具有鉴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应作为法院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的依据。双方对委托鉴定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法院确定鉴定机构。

25、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保险人有权拒赔。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6、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起诉侵权人而未实际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的，被保险人有权就未获得赔偿部分向保险人要求赔付。但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以被保险人未获得的实际赔偿额或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为限。

27、财产保险合同中，出险地点与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座落地址不一致的，保险人主张不予赔付的，应予支持。

28、车辆保险中，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而主张不予赔付的，应予支持。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能举证证明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不影响保险事故责任认定的除外。

五、保险合同解释

29、对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用语属于专业术语的，应当按照其在专业上所具有的意义加以解释。

30、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存在争议时，应从保险合同的用词、相关条款的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上述方法仍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保险条款制定方或提供方的解释。

31、保险合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特别约定条款与一般条款不一致的，以特别约定条款为准；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不一致的，以书面约定为准。

32、投保单与保险单、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保险单、其他保险凭证的内容为准。

33、保险合同内容采用多种记载方式或者出现多个落款日期，按以下规则进行解释：

（1）时间在后的约定优于时间在前的约定；（2）手写的约定优于打印的约定；

（3）如有批单的，批单优于正文；既有加贴批注也有正文批注的，加贴批注优于正文批注。

六、保险代位追偿

34、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作出赔偿后，取得代位追偿权，可以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35、保险人在保险赔偿后，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法院应予准许。保险人在诉讼中对自己享有的代位追偿权负有举证责任。

36、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的，经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可以向受理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人赔偿后，被保险人取得的保险赔偿不能弥补第三者造成的全部损失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37、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低于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被保险人就未获保险赔偿部分对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优于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但保险合同或者理赔过程中达成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38、投保人在投保前与第三者约定放弃对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应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书面告知保险人。

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后，保险人仍同意承保的，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放弃对该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为由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

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请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予支持。保险人可因此拒付保险赔偿金；保险人已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可以要求被保险人返还或向第三者追偿。

39、保险人代位追偿权行使的范围，仅限于其实际支付的保险赔偿金。40、保险纠纷案件中，保险人未对造成保险事故负有责任的第三者提出代位追偿权请求的，法院不应在判决中对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作出处理。

41、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保险人代位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相应地中止、中断。

七、其他

42、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向保险人要求理赔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可告知原告向保险人要求理赔，但不得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经理赔程序为由不受理案件。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篇6

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2004年2月24日 京高法发[2004]50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各铁路运输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已于2004年2月9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自下发之日起试行。现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及其说明一并印发给你们，望组织有关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执行中注意总结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民二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2004年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

一、诉讼主体问题

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公司筹备组行为发生的民事诉讼，公司依法成立的，以公司为当事人；公司未成立的，以负责成立、组织筹备组的创办人或发起人为当事人。

2．职工持股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凡经过核准登记，取得社团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未经登记而以职工持股会名义进行集资入股活动的，以负责组织、发起人为诉讼主体。

3．涉及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涉及因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而提起的诉讼包括要求召开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请求确认股东会议、董事会议决议效力，请求撤销股东会议决议、董事会议决议案件。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代表公司行使法定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是公司的执行机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召开及决议均属于公司法人行为，此类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根据无效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决议取得财产利益的当事人可以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4．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人，即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作为原告或被告，如涉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纠纷，可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而产生的纠纷，应当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东资格的股权受让人为原告，有义务办理公司登记变更的公司为被告，如涉及股权转让事宜，可以将股权转让人列为第三人。

5．股东的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实践中该类诉讼分为两种情形：

(1)股东以其签名被他人冒用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受让人为被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

(2)股东以股东大会对其股权予以转让所作决议无效为由提起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效力。

冒用他人名义的责任人在第(1)种情形下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在第(2)种情形下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6．因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由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向公司投资，公司承诺给其股东身份，属于公司增资扩股行为。由此提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和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为双方当事人。

公司股东对增资扩股协议有异议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以公司和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为共同被告。

7．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是公司，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8．股东以公司利益受到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侵害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该类诉讼属于股东代表公司利益提起的诉讼，公司股东可以作为原告，被告为作出不当行为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交易的相对人，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9．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要求清算的诉讼?

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依法应当进入清算程序，股东在其他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时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要求公司清算的诉讼。公司是被清算的客体，股东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应当作为该类诉讼的被告。

10．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掌握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公司档案文件、财务账簿以及印章等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向清算组交付上述物品导致清算组不能清算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清算法人后，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清算是清算组的权利和义务，该权利不能行使时，清算组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清算组工作制造障碍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应当作为被告。

二、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

11．如何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

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12．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继承人能否直接主张继承股东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即公司的承认或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如果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该股东的继承人可以直接继受死亡股东的股东资格，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院应当判决确认其股东资格，否则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13．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能否直接作为股东出资?

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必须经过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评估，由申请人向国家土地管理部门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将其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折成股本金后方能作为股东的出资。

以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东出资，应当以是否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认定出资的标准。

14．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职工能否退股?

依据我国现行相关政策的规定，持股职工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地位，持股职工与职工持股会、股东代表、工会之间建立信托合同关系，通过股东代表、职工持股会、工会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持股职工向公司要求退回股金，本质上产生与股东退股同样的法律后果。按照《公司法》一般原则，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持股职工应当通过转让出资或公司回购的形式将股本金收回。

15．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交付，公司尚未办理股权转让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能否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股权受让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公司尚未办理转让后的股权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致使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收益权无法实现，股权受让人只有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下，才有权请求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该类诉讼，应当由股权受让人承担举证责任。

三、诉讼时效问题

1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或公司要求其补足出资，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依据公司章程履行合同义务，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其他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要求补足出资的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起计算。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是对公司的侵权行为，公司有权对其提起要求补足出资的诉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股东因此提起代表诉讼的，亦适用该规定。

17．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

1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取得公司对其股东身份的确认，股权转让人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给付股权转让款时间起计算。

四、法律适用问题

19．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法律适用?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审理该类案件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章程，并参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1997年8月6日发布)。

20．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

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分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和基于改制后公司法律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包括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和因企业改制涉及他人民事权益而引发的民事纠纷，该类纠纷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企业完成公司制改造后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基于公司法律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

21．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如何适用《公司法》?

《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应当首先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上述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公司法》。

22．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的法律适用原则?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协议，是公司的组织准则与行为准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即具有法定约束力。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判定所涉法条的性质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凡所涉法条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的，即不影响公司章程的效力。

五、其他问题

23．已经被法院判决限期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对于清算组已经确认但拒绝清偿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管辖及审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