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共8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1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执行日期：2010-8-3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惩治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

（一）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

（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

（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

（四）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

（二）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

（三）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以上的；

（四）建立赌博网站后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五）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六）为赌博网站招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受投注的；

（七）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的；

（八）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关于网上开设赌场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

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一）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

（二）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

（三）为10个以上赌博网站投放与网址、赔率等信息有关的广告或者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累计100条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5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的告知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的；

（二）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明显异常的；

（三）在执法人员调查时，通过销毁、修改数据、账本等方式故意规避调查或者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

（四）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的。

如果有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但是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依法对已到案者定罪处罚。

三、关于网络赌博犯罪的参赌人数、赌资数额和网站代理的认定

赌博网站的会员账号数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如果查实一个账号多人使用或者多个账号一人使用的，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

赌资数额可以按照在网络上投注或者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认定。

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

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向该银行账户转入、转出资金的银行账户数量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如果查实一个账户多人使用或多个账户一人使用的，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赌博网站的代理。

四、关于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

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应当坚持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犯罪地”包括赌博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以及赌博网站代理人、参赌人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地等。

公安机关对侦办跨区域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有争议的，应本着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认真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即将侦查终结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重大网络赌博案件，必要时可由公安部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为保证及时结案，避免超期羁押，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或者办案单位发现没有管辖权的，受案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依法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再自行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五、关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侦查机关对于能够证明赌博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网站页面、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交易记录、电子账册等电子数据，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予以提取、复制、固定。

侦查人员应当对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过程制作相关文字说明，记录案由、对象、内容以及提取、复制、固定的时间、地点、方法，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等，并由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制作人、电子数据的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附所提取、复制、固定的电子数据一并随案移送。对于电子数据存储在境外的计算机上的，或者侦查机关从赌博网站提取电子数据时犯罪嫌疑人未到案的，或者电子数据的持有人无法签字或者拒绝签字的，应当由能够证明提取、复制、固定过程的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记明有关情况。必要时，可对提取、复制、固定有关电子数据的过程拍照或者录像。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2

一、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意见》第三条第一款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由请托人出资, ‘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 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该款规定明确了出资过程中的受贿行为及受贿数额。由请托人出资与国家工作人员合办公司, 其实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与请托人合作成立公司的过程中, 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股权。对于股权是否属于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曾经出现过争议, 传统刑法理论中,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仅指“财物”, 不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有人反对在没有对现行刑法做出修改的情况下, 就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将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作任意地扩展, 否则, 就是对“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严重背离。 (1) 但笔者认为财物是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不正当交易, 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 完全符合受贿的本质。 (2) 司法实践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可供人们支配的利益在载体与表现形式上越来越丰富, 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 严格按照“财物”字面意思适用法律正受到质疑和摒弃。股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资产上的受益权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3) 其中, 受益权是指股东通过出资取得股权份额后所享有的参与公司盈余分配、获取利润的权利, (4) 是股东投资公司的根本目的所在, 《公司法》将其列为公司股权的第一项权利, 所以股权当然属于财产性利益。从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1984]27号《关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2003]167号关于印发《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的定性经历了从违纪到违法的过程。2007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的规定, 实质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以受贿论处。总体来说, 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权划入受贿罪的打击范围, 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反腐败形势, 有利于我国反腐败事业的发展。

如何理解“由请托人出资”对于司法实践中该款规定的适用至关重要。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必须确认其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要件。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态度支配下实施的。我国刑法坚决摒弃“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 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 并存在着有机联系, 这是我国刑法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原则在定罪和追究刑事责任上的含义。 (5) 因此主观要件, 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行受贿的主观故意。有时候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出资, 并不是真要给予其股权, 而只是想让被请托人做挂名股东,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在出资阶段还不属于受贿, 至于之后请托人再以分配公司利润的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则应该适用《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即国家工作人员在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以合作开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 以受贿论处。此时受贿数额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分红名义实际获利的数额, 而非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对于客观要件, 如何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股权, 刑事犯罪行为和民商事法律行为在认定上应当有所区分, 前者强调客观事实, 后者则侧重法律形式的齐备。 (6) 参照《意见》第二条之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 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 对于民商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客观事实, 但不能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请托人给予股权的标准。对于受贿行为的具体界定, 不能仅看形式, 更要看实质, 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权钱交易这个受贿的本质特征。 (7)

二、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 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 以受贿论处。”该款规定明确了利润分配过程中的受贿行为及获取利润的合法依据。所谓利润分配, 范围包括:国家基于公权力, 以税收形式从公司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公司的董事、经理等企业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公司的职工通过公益金制度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集体福利等等。 (8) 基于此, 该款规定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合办公司, 从公司分配利润的合法依据是实际出资或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

实践中, 受贿方由于时间、能力等因素往往不会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是否实际出资成为了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有无资格从公司分配利润的关键。《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依此, 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股利分配权的计算依据, 原则上为股东的实缴出资而非认缴出资。 (9) 根据民商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以及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 只有依法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后, 股权才是完整的、不受限制的, 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而享有完整的股东权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对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东权进行限制, 特别是不能享有与出资对应的权利———自益权。 (10) 而自益权即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利息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等一系列财产性利益。所以, 对于未实际出资的股东, 其股利分配请求权受到限制, 失去从公司分配股利的合法依据。因此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拥有股权, 且其股权所对应的出资义务是否已经依法实际履行, 才是实际出资的含义, 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公司出过资。如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出资后, 实际拥有股权, 且股权所对应的出资义务也已实际履行, 当然有权利通过分红获取公司利润, 虽然其本人并未向公司出过资。否则, 在这种情况下, 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已经记入受贿数额, 根据民商法原理, 股份分红是股权合法产生的法律孳息, 如果再将分红以受贿论处, 则属于重复评价。再如, 实践中受贿方常以先出资再抽逃的方式规避法律。但股东未履行其缴纳出资的义务, 即未实际出资包括拒绝出资、不能出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挂名出资、冒名出资等等,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曾向公司出过资, 但又抽逃了, 故不属于实际出资, 没有权利从公司分配利润。所以, 只有依据相关法律及刑法、民商法的理论统筹考量, 才能准确地理解“实际出资”的含义。

三、综述

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适用, 关键在于理解“由请托人出资”, 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要件同时考量。对于《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 关键在于理解“实际出资”, 以此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权从公司分得利润。对于“由请托人出资”与“以合办公司名义获取利润”, 原则上不能同时以受贿论处, 记入受贿数额, 否则就有重复评价之嫌。在认定“由请托人出资”和“以合办公司名义获取利润”的性质时, 重点要放在认定“由请托人出资”的性质。因为利润分配的合法依据是实际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认定了出资的性质即可推出利润分配是否合法。总之, 依照《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三条办理国家工作人员以开办公司名义收受贿赂案件时, 要依据民商法关于股权及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考量国家工作人员收入的合法性;要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惩处少数, 教育多数。 (11)

摘要：2007年7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该《意见》中第三条对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做出了规定。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该条意见的实质及立法初衷, 结合刑法及公司法相关原理,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该条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3

一、三类案件纳入法院受案范围

1、社会保险争议将有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此次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由于这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2、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予以受理。针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府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改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对于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处理,完全是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加付赔偿金争议可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针对加付赔偿金引发的争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应当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但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对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加付赔偿金案件没有规定。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司法解释规定,加付赔偿金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及其出资人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后,有的用人单位往往以自己不具備合法经营资格为借口逃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这三种情况。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劳动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这样,当纠纷发生时,就可按照法律倾斜于劳动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

三、以挂靠等形式借用资质的,出借方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经常会有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形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这一现象,当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对此,司法解释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就出借营业执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为导致了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甚至认为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即是用人单位。正是基于这些足以使其产生合理认识的表象,劳动者才付出了劳动。因此,当劳动者因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亦应当把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列为当事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以挂靠等形式出借营业执照是否为有偿,均不影响其作为当事人的地位。

四、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等可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实践中,有的企业在职工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为减员增效,允许一些职工停薪留职或者让一些职工提前退休。这些职工又到新的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这个职工在新的企业里面,能否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应地,劳动者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具体来说,第一,新的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停薪留职、提前退休、下岗待岗、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情形下,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第二,发生工伤事故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可知,在劳动者于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各项义务。第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新的用人单位有补偿的义务。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有关解除权的产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事项,都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还会遇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很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仍然被返聘到一些岗位工作,那么这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认为,对于企业返聘人员来说,如果企业职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办理完了退休手续,以后相关企业又返聘其到工作岗位重新工作的,那么返聘人员与所在单位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为返聘人员已经享有了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待遇。对此,司法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五、追索加班费案件中用人单位也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者起诉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的案件大幅上升。由于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证据极其有限,这类证据大都由用人单位持有,劳动者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举证证明其加班天数及加班费数额的多少,将置劳动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将加班费列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由用人单位举证,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加班证据或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称的加班事实成立,这样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诱使劳动者不顾客观实际随意主张加班费。因此,为了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管理,引导劳动者正确行使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4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烟草专卖局：

现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违反烟草专卖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烟草专卖局。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

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为依法惩治违反烟草专卖管理的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制度和秩序，保证烟草制品的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就办理违反烟草专卖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依法严厉查处涉烟违法犯罪案件问题

各级公安、检察、法院机关要各司其职，依法及时查处涉烟刑事案件。在工作中要加强配合，加大打击力度，形成打击合力。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对于已经立案侦查的涉烟刑事犯罪案件，主犯在逃或者其犯罪事实一时无法查清，但证明在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在法定时限内先行处理。

二、关于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其中货值金额分别达到1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200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15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生产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无法计算货值金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1、生产伪劣烟用烟丝数量在1000公斤以上的；

2、查获尚未用于生产伪劣烟草制品的烟丝数量在1000公斤以上的；

3、生产伪劣烟用烟叶数量在1500公斤以上的；

4、查获尚未用于生产伪劣烟草制品的烟叶数量在1500公斤以上的。

三、关于生产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生产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简称生产假冒烟草制品），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无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2）个人生产假冒烟草制品货值金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单位生产假冒烟草制品货值金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3）虽未达到上述金额或者数额标准，但因生产假冒烟草制品受到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生产假冒烟草制品的；

（4）假冒他人驰名烟草制品商标的；

（5）生产假冒烟草制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国际影响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个人违法所得数额20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100万元以上的；

（2）个人生产假冒烟草制品货值金额100万元以上，单位生产假冒烟草制品货值金额500万元以上的；

（3）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四、关于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趵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以下简称销售假冒烟草制品），销售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个人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10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单位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50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

销售假冒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达不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以犯罪未遂论处。有证据证明被查获的假冒烟草制品是准备销售的，且货值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以犯罪未遂论处。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1）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2）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

（3）销售假冒烟草制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五、关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烟用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违法所得数额个人在2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单位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2）非法经营数额个人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单位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3）查获非法制售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个人在2万张以上不满6万张，单位在10万张以上不满30万张的（张，是指能够独立成为一包、一条、一箱烟草制品包装外壳的材料。下同）；

（4）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驰名烟草制品商标标识的；

（5）虽未达到上述金额或者数额标准，但因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烟草制品注册商标标识，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烟草制品注册商标标识的；

（6）利用贿赂等非法手段推销非法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违法所得数额个人在20万元以上，单位在100万元以上的；（2）非法经营数额个人在100万元以上，单位在500万元以上的；

（3）查获非法制售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个人在6万张以上，单位在30万张以上的；（4）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查获尚未印制完成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数量个人在2万张以上不满6万张，单位在10万张以上不满30万张的，属于情节严重；个人在6万张以上，单位在30万张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以犯罪未遂论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六、关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准运证，而生产、批发、零售、运输烟草制品，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个人违法所得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10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

（2）个人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3）非法经营的烟草制品的数额，个人达不到5万元，单位达不到50万元，但与尚未经营的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上述标准的；

（4）查获非法经营的烟草制品个人2000条以上不满5000条，单位5000条以上不满10000条的；

（5）曾因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被烟草专卖等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经营的，非法经营数额在2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2）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3）查获非法经营的烟草制品个人在5000条以上，单位在10000条以上的；

（4）曾因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被烟草专卖等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经营的，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七、关于非法生产、拼装、销售、运输烟草专用机械犯罪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一）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行为，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二）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准运证而运输烟草专用机械（含非法拼装的烟草专用机械），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按照本《意见》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数额标准适用法律。

八、关于共犯问题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仍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为共犯，依法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

（1）直接参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非法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直接参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

（2）提供房屋、场地、设备、车辆、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技术等设施和条，用于帮助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非法经营烟草制品和烟草专用机械以及非法拼装烟草专用机械的；

（3）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

上述人员中有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九、关于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问题

单位犯本《意见》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之罪，对单位判处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实施犯罪的；（2）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耍活动的打（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4）个人承包、租赁、挂靠经营的企业；

（5）国家、集体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经营、分配的企业；

（6）采用虚报注册资本等欺诈手段取得公司登记，或者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企业；（7）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仍在违法经营的企业。

十、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处罚问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

十一、关于一罪与数罪问题

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二、关于窝藏、转移非法制售的烟草制品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明知是非法制售的烟草制品而予以窝藏、转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窝藏、转移赃物罪定罪处罚：

窝藏、转移非法制售的烟草制品，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十三、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十四、关于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十五、关于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经营数额）的计算问题

本《意见》所称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意见》所称货值金额（经营数额）是指按照同一品名的合格烟草制品和烟草专用机械同期市场批发价格计算的价值。

上述金额（数额）的具体计算，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难以确定的，委托估价机构确定。

十六、关于烟草制品、伪劣烟草制品、假冒烟草制品、卷烟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烟草制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

本《意见》所称伪劣烟草制品是指使用霉烂烟叶或者烟叶以外的替代物，以及使用残次的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及下脚料生产的烟草制品；使用低等次烟叶冒充高等次烟叶生产的烟草制品；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以及其他不符合烟草行业有关技术标准的烟草制品。本《意见》所称假冒烟草制品是指未经烟草制品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烟用注册商标标识生产的烟草制品。

本《意见》所称卷烟包括散支烟和成品烟。

十七、关于鉴定问题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查获的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和烟草专用机械进行清点，并按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鉴定。

工商管理部门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对假冒烟草制品的烟用注册商标标识进行清点并鉴定。

十八、关于劳动教养问题

对于参与本《意见》规定的违法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可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劳动教养。

十九、其他问题

本《意见》所称“虽未达到上述金额或者数额标准”是指接近上述数额标准且已达到该数额的80％以上的。

本《意见》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不满”不包括本数。

本《意见》所列案件，情况复杂或者有重大影响的，上级机关可以按规定直接办理或者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6次会议、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对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二）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六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有毒、有害食品的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八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四）提供广告等宣传的。

第十五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第十八条

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对于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十九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二十一条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6

释》的精神解读人民法院报

◇ 裴显鼎 刘为波

--------------------针对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猖獗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共22条，点多面广，内容较为丰富，为便于实践理解和把握，现围绕《解释》规定，对《解释》起草时确立的相关原则精神阐释说明如下：

一、严密刑事法网，明确犯罪界限

针对各种新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存在顾虑和不同认识的客观实际，《解释》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较为突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梳理分类，并根据刑法规定分别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较为系统地解决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基本实现了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全面覆盖。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象全覆盖。除食品之外，影响食品安全的还有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鉴于实践中对于食品范围的理解以及食品添加剂等是否属于食品等存在不同看法，为统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释》区分不同对象分别明确了具体的定罪处理意见：一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基本罪名的对象不仅包括加工食品，还包括食品原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等，以后者为犯罪对象的同样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包括餐具等食品相关产品不属于食品，以这类产品为犯罪对象的，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链条全覆盖。如果说前述有关犯罪对象的规定解决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横向延伸问题，那么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的法律适用规定解决的则是该类犯罪的纵向延伸问题。鉴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长、环节多等特点，为有效打击源头犯罪和其他食品相关产品犯罪，《解释》作了以下两方面的规定：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流通、贮存环节的滥用添加和非法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明确加工、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中的添加行为均属生产、销售食品行为；二是明确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禁止食品使用物质的行为，包括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等，均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应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犯罪全覆盖。如前述所提及的，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基本罪名之外，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犯罪。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发挥刑事打击合力作用，《解释》对各种危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定罪意见以及罪与罪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一是针对食品违法添加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食品滥用添加行为将区分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分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一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二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所谓的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是为堵截病死、毒死、死因不明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的通道，明确私设生猪屠宰厂（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四是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帮助行为，扫除滋生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环境条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五是鉴于食品安全犯罪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定罪处罚意见予以了明确。

二、依法从严从重，确保打击效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明显的常业犯、团伙犯特征，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屡教不改，在受到处罚后又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一些社会人员受非法利益驱使竞相加入。为有力震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解释》通篇贯彻了依法从严从重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细化量刑标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有多个量刑档次，两罪的法定刑分别高达无期徒刑和死刑。由于刑法规定的各种加重后果及其他加重情节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在一些案件的处罚上存有顾虑，为稳妥起见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为防止重罪轻处，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犯罪，《解释》花了较大篇幅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一一予以了明确。

第二，明确罪名适用原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常常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存在大量犯罪竞合的罪名选择适用问题。为体现依法从重惩处的精神，防止重罪以轻罪处理、有罪按无罪处理，限制食品安全犯罪以非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处理，确保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解释》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鉴于《刑法修正案

（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罪名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等规定，且该两罪的法定刑规定通常要重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只有在同时构成其他处罚较重的犯罪，或者不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但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为依法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不给案外因素干扰留下法律空间，明确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得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应当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第三，提高罚金判罚标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贪利性犯罪。有效阻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加大犯罪成本，不让犯罪分子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便宜；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剥夺其再次犯罪的动机和条件。为此，《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立法精神，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远高于其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罚金标准，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判处罚金，且上不封顶。

第四，严格掌握缓、免刑适用。为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接受必要的教育改造，预防其再次犯罪，确保刑罚执行效果，《解释》强调，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符合刑法规定条件确有必要适用缓刑的，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五，严惩单位犯罪。单位实施的食品安全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体现从严打击的政策精神，同时考虑到食品企业中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解释》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依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三、强化司法认定，方便实践操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业性强，行政法律法规依赖度高，证据事实认定难，为便于实践认定，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实现行业鉴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解释》根据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特点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的一些事实要件或者从实体上或者从程序上进行了技术处理，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换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入罪门槛的认定思路。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首先需要满足“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法定危险要件，而作为主要定案证据的检验报告通常仅就送检食品是否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物质及其理化数值发表意见，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存在明显的断裂。为解决这一司法认定难题，《解释》基于现有证据条件，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将一个原本属于个案认定的问题置换为一个规则认定问题，明确只要具有所列情形之一，比如“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即可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从而有效实现了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对接。

第二，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法定化。“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是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对象要件。受检材，检验标准、技术、方法，以及现有知识等客观条件限制，实践中对于“有毒、有害”物质的查证极其困难。考虑到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基于非法添加物质具有的严重毒害性对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解释》明确，凡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可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物质，而无需另做鉴定。当前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陆续公布了各类禁用物质名单，何谓禁用物质一目了然，《解释》的这一规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提供了极为便捷的认定路径。

第三，确立人身危害后果的多元认定标准。以往司法实践仅从轻伤、重伤的角度对“人身危害后果”这一加重结果要件进行理解和认定，存在标准单

一、与相关鉴定意见不能直接对应等局限。为全面反映危害后果，提高办案效率，《解释》结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特点，从伤害、残疾程度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等多方面规定了人身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

第四，明确相关事实的认定程序。尽管《解释》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和“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予以了类型化和法定化，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在具体个案作进一步认定的问题，比如，《解释》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情形当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禁用物质之外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为此，《解释》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该规定具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明确检验报告的证据地位，消除了检验报告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各种争议；二是要求司法机关应当综合案件证据材料自行裁量，强调了司法机关在事实认定当中的主体职能作用；三是在借鉴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引入辅助专家证人制度，增强了司法认定的客观可信度。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3 上一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7

一、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中正式取消了只以数额定罪量刑的标准,改为“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两高最新解释》把规定更具体化了,对于贪污、受贿刑事犯罪把“数额较大”的标准从5000元提高到30000元,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放宽了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惩治力度。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调整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其次,在实践中处理的贪污贿赂类案件大部分的数额都是高于起刑点二倍甚至数倍以上,即使存在起刑点入罪数额的案件,也大多处罚较轻,甚至被免于刑事处罚,在加上各地经济条件的不同,也造成司法裁判上的不统一。最后,数额较大的标准调整为3万元并不意味着不追究低于数额较大标准的贪污、受贿刑事犯罪,《两高最新解释》中规定的有“其他较重情节”,即使数额只有1万元,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挪用公款、行贿等刑事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也进行了调整,挪用公款犯罪数额调整为全国统一标准,但是还是要区分挪用公款后的用途,如果是进行非法活动的,起刑点数额为3万元,如果性质较轻,只是归个人使用的,起刑点数额为5万元。在实践中挪用数额巨大的标准也一直是没有明确规定,《两高最新解释》明确了300万元的数额巨大标准。另外情节严重的标准也采取了数额和数额+情节的形式,针对不同的情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显得更加合理化。《两高最新解释》将行贿罪起刑点数额调整为3万元,不足数额的也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与受贿罪入罪标准相对应,同时按照五倍比例的标准规定了量刑升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法律的宽严相济。为更好的打击受贿犯罪,对于“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行贿犯罪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贿赂犯罪对象范围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问题

(一)贿赂犯罪对象范围

受贿、行贿犯罪的本质就在于“钱权交易”,行贿的目的在于谋求利益,受贿一方也需要利用职权的便捷。现行法律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如何界定财物的范围对于贿赂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现阶段,贿赂犯罪的主体都是高学历、具备反侦查的能力,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不易被发现。《两高最新解释》对财物的范围做出了规定,不仅包含了“财”和“物”,还延伸出“财产性利益”,而且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归类细分,对于实践也起到了明确的指引,这也是现行贿赂犯罪比较常见的对象范围。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法律规定受贿犯罪达到入罪标准的必备条件,一直以来也是司法实践的难题。《两高最新解释》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无论是承诺、实施、还是实现了他人的请托,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基于履职事由事后受贿的、多次受贿的,受请托之前收受一万元以上的,一并计入受贿数额,也被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事前、事后受贿,都侵害了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另外对于上下级关系的“感情投资”数额达到3万元的,符合钱权交易性质的行为也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高最新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但对于实践中的法律适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解释》还对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受贿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理、涉案赃款赃物处理以及更重的罚金刑等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了规定,本文就不再一一分析。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理念下,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中严格依法办案,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雅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问题初探—基于两高最新司法解释[J].法制与社会,2016(1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 篇8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规范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向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依法惩处国土资源犯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2001年第310号令）及有关规定，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移送范围和移送机关

（一）国土资源犯罪案件，主要是指涉及以下罪名的案件： 1．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228 条）;2．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第342 条）;3．非法采矿罪（《刑法》第343条第一款）;4．破坏性采矿罪（《刑法》第343条第二款）;5．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刑法》第410条）;6．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410条）;7．国家工作人员涉及危害国土资源的贪污贿赂、读职等其他职务犯罪案件。

（二）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有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土资源部《关于人民检察院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和预防读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若干规定（暂行）》（高检会〔2007〕7号）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释字〔1999〕2号）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读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涉嫌读职等职务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移送。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等违法事实，涉及的土地或者占用农用地的面积、国土资源财产损失数额、造成国土资源破坏的后果及其他违法情节，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4号）和《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9号）等规定的标准，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

二、关于移送证据

（三）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需要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鉴定的，由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土资源部《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定》（国土资发〔2005〕175号）出具鉴定结论；需要对耕地破坏程度进行鉴定的，由市（地）级或者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

（四）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过程中，应当收集并妥善保存下列有关证据资料：

1．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调查报告； 2．调查记录或询问笔录； 3．有关鉴定结论；

4．现场调查时的勘测和音像资料； 5．其他可以保存的实物证据和资料。

三、关于移送程序

（五）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有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应当由本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

收到报告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移送的决定。决定移送的，应当在24 小时内办理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移送手续；决定不移送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向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1．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书； 2．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3．涉案物品清单； 4．有关鉴定结论；

5．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对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同时移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资料。

（七）人民检察院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依法决定是否立案。对决定立案的，应当及时将立案情况通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写明不予立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送达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并退还有关材料。

（八）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人民检察院不予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之日起5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 日内作出复议决定。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经侦查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作出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决定的，认为应当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连同有关材料一并移送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处理，并通知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九）公安机关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案件应当自接收移送案件之日起3日内，依法进行审查，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决定，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同时退回案卷材料。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在24 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接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或者逾期不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决定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或者报告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后的10日内向公安机关查询立案情况。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书有异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的3 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

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复议的文件之日起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提出复议申请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十一）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其中，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同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党纪政纪责任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处理。

四、其他

（十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配合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和调查工作，根据需要提供必要的调查数据和其他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正在查办的重大违法案件，必要时可以邀请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派员参加相关调查工作。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正在查办的案件涉嫌犯罪，要求提前介入或者参加案件讨论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十三）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规定，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而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拒不改正的，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给予记过以上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