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通用11篇）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篇1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承德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

法定代表人：王臻舟，职务：总经理。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避暑山庄门前易园宾馆一楼。

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人）

法定代表人：郑新民，职务：总经理。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路北京通铁路52号。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喀喇沁旗分公司。（原审被告人）

负责人：白玉杰，职务：经理。

地址：喀喇沁旗锦山镇东街。

被上诉人李浩，（原审被告人）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蒙古族，高中文化，司机，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锦山镇。

被上诉人程卫东，（原审被告人）男，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下岗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锦山镇东街21组57号。

原审被追加被告人承德市招商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辛天雨，总经理。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新华路帝景园西侧底商。

被上诉人杨慧，（原审原告人）1997年6月18日出生，满族，小学生，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西城社区。

法定代理人：王东辰系杨慧之母。

被上诉人王东辰，女，1971年11月9日出生，满族，个体，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西城社区。

被上诉人毛东旗，（原审原告人）男，196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河北省承德县土产公司家属院楼。

被上诉人马玉光，（原审原告人）女，196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会计，住河北省承德县土产公司家属院楼。

被上诉人毛毳，（原审原告人）女，1985年8月8日出生，满族，大学学生，住河北省承德县土产公司家属院楼。

被上诉人马哲，（原审原告人）男，1989年3月4日出生，满族，学生，住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学苑路南园小区。

被上诉人张建成，（原审原告人）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满族，教师，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丰园小区3号楼301室。

被上诉人于丽敏，（原审原告人）女，1962年10月22日出生，满族，教师，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丰园小区3号楼301室。

被上诉人张威，（原审原告人）女，1986年9月9日出生，满族，大学学生，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丰园小区3号楼301室。

被上诉人张适，（原审原告人）男，1997年10月31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丰园小区3号楼301室。

法定代理人：张建成。系张适之父。

被上诉人赵瑞芹，（原审原告人）女，194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平泉县平泉镇荣华社区商城小区1号楼4单元。

被上诉人孙桂荣，（原审原告人）女，196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魏仗子乡排仗子村。

被上诉人王桂云，（原审原告人）女，195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商城社区2号楼。

被上诉人马艳宾，（原审原告人）女，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平泉镇滨河中路。

被上诉人丁嘉宝，（原审原告人）男，1998年6月17日出生，满族，学生，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平泉镇滨河中路。

法定代理人：丁强，系丁嘉宝之父。

被上诉人李金泽，（原审原告人）男，1986年11月14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乾坤小区5号楼1单元。

被上诉人刘玉杰，（原审原告人）男，1952年6月6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平泉镇榆洲中路42号。

被上诉人孙秀芝，（原审原告人）女，193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平泉镇榆洲中路42号。

被上诉人霍凤芹，女，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铜兴大街路南9栋48号。

被上诉人霍凤贤，女，196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铜兴大街1号楼211号。

被上诉人霍凤洁，女，196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双塔山镇棋盘地9号楼4单元702室。

被上诉人霍友，男，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铜兴大街路南1楼2单元101号。

被上诉人霍凤荣，女，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马市街1号楼402号。

被上诉人霍凤云，女，1957年1月28日出生，满族，教师，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平泉镇榆洲中路42号。

上诉人因不服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2011）朝刑再字第1号判决，提出上诉。

上 诉 请 求

一、请求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朝阳县人民法院（2011）朝刑再字第1号判决，予以改判，或者发还重审。

二、请求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责令上诉人退出诉讼。

三、请求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由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喀喇沁旗分公司、李浩、程卫东对24名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再审审理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再审审理时被上诉人张建成、于丽敏、赵瑞芹、马艳宾、丁嘉宝、孙桂荣、刘玉杰、霍凤云、孙秀芝、霍凤荣、霍友、霍凤贤、霍凤洁、、（霍凤云、孙秀芝、霍凤荣、霍友、霍凤贤、霍凤洁请求霍明山的民事赔偿部分）并没有要求上诉人承德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德市招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20000.00元的违约责任，在审理时因本案存在侵权与违约的竞合，这样主审法官释明本案的被害人选择或侵权或违约之诉，休庭15分钟后本案的被告人均明示选择侵权之诉，放弃违约之诉故被害人均不要求两个旅行社承担责任，这样本案就是一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附带民事部分的侵权之诉，而再审判决中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本案被害人选择侵权之诉后，追加两个旅行社作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显然违反了该法律规定。

因为本案各受害人（原审原告）均不同意将旅行社追加为被告人，同时本案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民法院追加两个旅行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不但强行追加两个旅行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且判令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行为既侵犯了上诉人的法定权利，又侵犯了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选择权的法定权利，原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该责令两个旅行社退出诉讼。

二、本案应该由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李浩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显失公正。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司机李浩的危险驾驶行为致使众多的受害人损伤，被上诉人李浩的违章驾驶行为是致伤受害人的直接原因，而是肇事车辆（蒙D26395）初始登记的权利人是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喀喇沁旗分公司，记载的购买发票也是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喀喇沁旗分公司，依据案件发生时的相关法律的规定，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人主体理应是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及被上诉人李浩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程卫东是肇事车辆车主。赤峰中昊分公司将该车挂靠本单位”，该认定纯属不顾客观事实，按照肇事车辆的购买发票、车辆所有依法注册登记手续、营运手续等，该车的所有权人就是赤峰中昊公司，而不是判决书认定的程卫东，一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使得赤峰中昊公司逃脱了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上诉人和承德市招商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是直接的侵权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的过错，原审法院认定：“招商旅行社、春秋旅行社作为旅游的组织者，本应对所包车辆证照运营手续进行检查并对超载、游客携带物品的安全负责。因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附带民事原告人的损害后果的产生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付连带赔偿责任。（见判决书第13页17行至19行）”是严重的错误，其一；两个旅行社没有审查运输车辆的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这样的注意义务，其二；受害人乘坐肇事车辆时，车辆的相关运营手续齐全，司机驾照合法有效，其三；肇事车辆当时也不存在超载、超员的情况。这怎么就能认定两个旅行社有安全注意保障义务呢？ 原审法院判决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显失公正。

三、原审法院再审判决法律依据不足，说理不清楚，难以让人信

服。

原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作出判决，但是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两个旅行社的行为有任何的过失行为，又怎么谈得上与被上诉人李浩的肇事行为相结合构成共同侵权呢？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认定了本案的责任主体是被上诉人李浩，而原审法院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于不顾，追加上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被告，并判令上诉人旅行社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其判决没有客观性、公正性，原审判决中也没有充分的说理清楚两个旅行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因判决中存在侵权与违约竞合，说理不清楚，使得事实的认定与判决的结果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问题，难以让人信服。

综上，原审法院再审审理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判决由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李浩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显失公正、判决法律依据不足，说理不清楚，故请求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朝阳县人民法院（2011）朝刑再字第1号判决，予以改判，或者发还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承德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年8月21日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篇2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 又称无形损害, 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 其与物质损害并无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对人格尊严的贬低, 使威信下降, 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1]。因此不少国家都立法允许刑事案件被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从保护法益、实现公正的角度上说, 应当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至少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 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否定的态度, 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也带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

1对诉权的剥夺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 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 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 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 于理不通。

2造成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目前的禁止性制定来自司法解释, 这种禁止性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下精神损害的禁止性规定均来自于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与《批复》, 是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3实践中也会造成冲突

实践中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也会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在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的, 法院一般都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死亡赔偿费。而该赔偿费的性质即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此外, 在实践中, 也有法院援引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构成重婚罪的, 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重婚犯罪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

而且审判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自诉案件如果以调解、撤诉而结案,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 那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呢?

四、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 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 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 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 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 且有些概念模糊, 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 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 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 仅保留“损失”, 对该条做扩大解释, 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 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 (自然人) 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 所以,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 也是必要的。因此, 建议我们尽快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确认, 使受害人的精神进一步得到慰籍, 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

略论民事诉讼中的附带上诉制度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附带上诉；定义；基本特征；必要性；合理性

程序效率和实体公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民事诉讼附带上诉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且得到广泛应用的一项民事诉讼基本制度。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附带上诉制度，在彻底解决民事权利纠纷和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缓解诉讼压力、充分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最起码的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篇文章中，笔者试图对民事诉讼附带上诉制度的定义和基本特征以及我国当前形势下构建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系统论述，以期为有朝一日正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这一制度奠定先期理论基础。

一、民事訴讼附带上诉制度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

由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并未正式引入民事附带上诉制度，所以，迄今为止，理论界仍然未能对这一制度的定义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如，有的学者主张“附带上诉者，由当事人之一告提起上诉时，其对告牵连于上诉人之上诉所提起之上诉也，易词言之，由上诉人之上诉所声明不服之判决，其对告亦利用主上诉之诉讼行为，以声明不服，要求其更为利己之，特向第二审法院所为之意思表示也”[1]；再如，日本学者中村英郎认为，“附带诉讼，指对控诉人进行不服申诉的第一审判决，附带其控诉，由被控诉人提起的诉讼” [2]。

尽管以上学者对附带上诉制度的阐明方式不同，但总的来看，他们似乎均主张民事诉讼附带上诉制度理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附带上诉的产生需以合法的主上诉存在为前提，即只有在对方当事人已经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才会有附带上诉的产生，换言之，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提起上诉，或者提起上诉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撤回上诉，那么附带上诉就不复存在；二是附带上诉始终站在主上诉的对立面上，与其针锋相对，即被上诉人之所以提起附带上诉，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推翻上诉者的上诉指控，使诉讼的结果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角度发展，因此，不管是在举证上，还是在辩论上，附带上诉的提出者必然与上诉人势不两立；三是当事人身份的双重性，提起附带上诉，就相当于在原上诉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主上诉中的上诉人同时是附带上诉中的被上诉人，附带上诉的提出者同时又是主上诉的被上诉人，因此当事人双方均具有双重身份。

综合以上几个特征，笔者认为，所谓民事诉讼附带上诉，其实就是指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内依附于对方当事人的上诉而提起的上诉，以及被上诉人已经丧失上诉资格，在对方当事人提起上诉以后，以对方主上诉为依托，在已经开始的上诉程序中提起的上诉[3]。

二、构建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上诉制度，在附带上诉制度上仍然处于空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与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冲突和民事纠纷势必会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诉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维护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面考虑，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逐步引入并构建附带上诉制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构建附带上诉制度，是司法实践应对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民事纠纷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和专业化。在当事人发生民事纠纷时，公民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便成了切实实现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部分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诉讼经验不足，往往会由于错过上诉期限或者不正当行使诉讼权利而导致未上诉或是上诉被驳回，此时，如果苛刻的遵循法律条文，那么难免会导致当事人彻底丧失维护其合法权利的资格，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要求。附带上诉制度的构建，通过赋予逾期上诉期、撤回上诉、舍弃上诉或者上诉被驳回的被上诉人附带上诉的权利，使其利用上诉人的上诉程序提起一种特殊的诉讼，从而对其业已失去的诉讼权利进行补救，更好的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4]。

其次，构建附带上诉制度，是缓解法院上诉压力，提高法院审理效率，维护法院判决公正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证。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是所有诉讼都追求的程序性目标。近年来，上诉率和再审率居高不下、判决执行困难重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重要障碍，这不仅给法官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而且从长期看也不利于法制国家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附带上诉，可以通过一次诉讼程序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需求的满足，降低甚至避免了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启动的可能性。因此，要想真正实现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进一步缓解法院上诉压力，不断提高法院的审理效率，切实维护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就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逐步引入并构建附带上诉制度。

参考文献：

[1]邵勋，邵峰.中国民事诉讼法论（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672.

[2]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69.

[3]王丽娟.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研究[D].湘潭大学，2010：3.

[4]郑世宝.构建我国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0-64.

作者简介：

刘选卫（1973.10.15～ ）男，汉，安徽六安人，河北省邢台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本科学历，目前就读于河北省委党校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格式 篇4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xxx，男，xxx年3月19日出生，汉族, 住xx市xx区xx乡。

上诉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x刑初字第xx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x刑初字第xx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2、依法追究被上诉人故意杀人(未遂)罪的刑事责任。

3、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

事实与理由 ：

一、一审法院在刑事部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应以故意杀人(未遂)罪定罪处罚。xxx年2月2日上午，被上诉人之妻xxx在本市xx乡批发市场水果部自家经营的摊位前，因琐事与上诉人之妻发生争执，上诉人因妻子被殴打而找被上诉人询问情况，期间因言语不合而发生争执，被上诉人在人身安全未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拿起摊位上的水果刀，一手拿刀、一手死死拽着上诉人的腰带狠狠地朝上诉人的肚子捅去，期间，旁边有几个人想使劲掰被上诉人的手，被上诉人不但不松手，(在明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后)还继续狠狠往里捅，致使刀子都折了。致上诉人腹部开放性损伤，腹部积血，弥漫性腹膜炎，行剖腹探查术，经鉴定上诉人身体所受损伤属重伤。

从本案的上述事实、证据和几个证人的证言中可以完全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的犯罪构成要件。被上诉人犯罪证据充分、确凿，主观恶性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以故意杀人未遂罪从重处罚。因而应依法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罪而非故意伤害罪!

二、一审中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全额赔偿。

被上诉人的恶意犯罪与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不仅仅侵害上诉人的健康权，而且也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作为到xx市打工的农民工,用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而身体遭受重伤后,上诉人时常感觉肚子疼,肚中有搅动响声,干上几天活就浑身不舒适,不歇息两天就无法正常工作,这明显是重伤后遗留的后遗症,使上诉人每月的工作量骤减到原来量的三分之二,影响了上诉人的收入,致使上诉人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故而，对上诉人的经济损失的赔偿应当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之规定，上诉人有权请求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犯罪行为致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共计36144.1元，这完全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上诉人并没有过错。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加害行为，受害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上诉人也不会付出上述相关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人应当全额赔偿。xx区人民法院竟然判决被告人只承担16743.28元的赔偿责任，远远低于造成的实际损失。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司法实践的惯例(加害人百分之百的赔偿受害方的物质损失)，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的明文规定。xx区法院在认定上诉人误工费和护理费时，以每月1000元和每月400元的标准认定，这严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关于误工费和护理费的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应当以受诉法院即xx市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而不应当以上诉人原籍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这显然是背离了法律的规定，也不利于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xx市xx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适用法律条文错误导致被上诉人此罪错判彼罪，民事赔偿严重背离事实，与实际损失相去甚远，无法做到惩治犯罪，弥补损失的功能。故此依法向xx市第x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

此致

xx市第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篇5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以下简称原告）：关XX，男，1984年5月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德昌县XX村15号。身份证号：513424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以下简称被告）：王XX，男，1982年6月24日生，云南省剑川县人，联系电话138872XX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王X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判令被告人连带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共计42416.82元。

事实与理由：

2010年7月4日晚，梁XX、李XX等三人到原告合法经营的“夜来香”美容美发店消费。消费后，三人无故拒付费用，并叫来多人在美容美发店门口闹事。被告人王XX被叫到现场后，不问事情缘由，不听原告解释，即对原告关XX拳打脚踢，进行殴打。原告被打后，被送往剑川县人民医院治疗，后转院至丽江市人民医院治疗，住院十八天，休息至今。被告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原告受伤，被诊断为：

1、鼻骨骨折，断端稍塌陷；

2、右侧第十根肋骨背段骨折、折骨错位0﹒5米。经昆明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并经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鉴定达到九级伤残等级。

被告的犯罪行为致使原告关XX经济及精神上均遭受巨大损失，具体损失为：残疾赔偿金13476.00元、医疗费3090﹒82元、误工费2250.00元、护理费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0元、营养费500.00元、交通费1000.00元、鉴定费 110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0元等，共计 42416.82元。这些损失因被告的故意伤害行为产生，依法应由被告王XX负责赔偿。

综上所述，被告人沈剑馗故意伤害他人，导致他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王XX的犯罪行为给原告关XX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XX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关XX

二O一0年八月十九日

附：

1、昆明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复印件（原件待查）；

2、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复印件（原件待查）；

3、受害人住院费用单据复印件（原件待查）；

4、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原件待查）；

5、相关赔偿费用清单及计算标准说明一份。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篇6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下简称原告人)：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职务：××。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

1、姓名，性别，××年×月×日出生，×族，籍贯××，××文化，工作单位，住××，身份证号：××，××年×月×日被依法××(被采取的强制措施情况);

2、姓名，性别，××年×月×日出生，×族，籍贯××，××文化，工作单位，住××，身份证号：××，××年×月×日被依法××(被采取的强制措施情况)。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2、判令被告人××、××赔偿原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人民币××. ××元;

3、判令被告人××、××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年×月×日，被告人××、××进行××犯罪行为。对被告人的罪行，原告人已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揭发和控告。现被告人××一案，已经××公安局侦查终结，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人民检察院×检刑诉字[20××]第××号起诉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原告人造成了物质损失，现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一并审理，其事实和理由如下：?

被告人××犯罪行为，使原告人遭受严重物质损失，共计人民币××. ××元。

原告人上述物质损失，完全是由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占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依上述规定，原告人特向贵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依法审判。?

证人姓名和住址，证据和证据来源：?

1、证人××，住址××，写书面证言1份，证明××事实;?

2、证人××，住址××，写书面证言1份，证明××事实;

3、证据××，由××出具，×份，证明××事实;

4、证据××，由××出具，×份，证明××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

20××年×月×日?

附：本状副本×份 [注意]

1、此样本适用案件范围：

(1)公诉案件;

(2)共同犯罪案件;

(3)被害人是单位的案件。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篇7

一、新《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增加了财物毁损赔偿请求范围

旧《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应当准许, 并记录在案。“

由此可见, 当时的条款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只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受损时的物质损失, 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而其他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财物毁损的均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 如, 寻衅滋事罪中造成财产损失的等。

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在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说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仅仅限于人身受到伤害时的民事赔偿, 只要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均可提起民事赔偿。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受害人财产的, 不应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 可以采取追缴和退赔方式予以解决并将被告人的退赔及办案机关的追缴情况, 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这样就加大了犯罪惩罚力度, 同时, 更加保护了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从而使得受害人不但在人身遭受损害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 而且在刑事犯罪中因财物被毁损时仍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只要不涉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条之规定的情形, 均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使得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范围更加宽泛。

二、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刑事附带民赔偿原告人及被告的主体资格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者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从法理上理顺了关系, 原来的条款是已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所谓的已死亡的受害人近亲属里面包括有法定代理人身份的, 法定代理身份的有优先提起赔偿的, 但原条款中已死亡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限于近亲属而忽略了法定代理人身份的提起, 在修订后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中, 不管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先以法定代理人、然后才是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 理顺了民事法律关系, 使得法定代理人身份优于近亲属的身份优先权加以确定。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6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二)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 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范围加以增加, 原条款中只有未成年的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人, 但新条款中修订为“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既包括有未成年犯罪的监护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 (精神病) 犯罪的监护人均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主体资格。从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监护人作为被告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得受害人能够得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从立法上减轻和弥补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需要加以明确和细化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0条:“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将此条款予以删除, 那就意味着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可以不完全按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在民事案件中侵权赔偿主张中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部分, 但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已明确了精神损失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 不但在刑事案件中不可以提起精神损失赔偿, 因刑事案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失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不再产生争议了, 因为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就因犯罪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或者死亡的是否赔偿残疾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存在较大争议。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 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据此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支持;从2013年1月1日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法律依据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还认为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及残疾金, 可避免犯罪人已被执行死刑, 继承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造成巨额赔偿款得不到执行的法律白条的尴尬情形。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法解释的第155条规定不明确, 我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字意深刻, 第155条中涉及造成残疾或死亡的表述有“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 其中“还”和“等”字是带有兜底性的表述, 因此, 该解释第155条是具备兜底性的条款, 是支持残疾金、死亡金的。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理由是就解释的第155条共分4款含义, 其中第2、3款含义分别是对故意犯罪和过失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特别是第3款对过失性交通肇事犯罪的解释, 是可以支持残基金和死亡赔偿金并可以从交强险中得到赔付。那么不由得使人感觉到同样是犯罪, 故意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 不赔偿残疾金和死亡金, 过失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的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的。二者明显是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深却不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过失性犯罪的无主观恶性的, 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如果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未依法缴纳交强险费用的, 其个人还应承担交强险范围应支付的数额, 此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规定) 。从立法上造成同样是犯罪的被告人在适用民事赔偿的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越来越体现在刑事和民事领域的立法和司法中,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职赔偿解释》) 及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正是加强对人身权利的司法保护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人身赔偿解释》第25条、29条和《侵权责任法》的第16条均规定了“残疾、死亡赔偿金”是亮点之一, 显示受害人的人权在民事领域得到了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中, 自2013年1月1日之后, 受害一方主张的“残疾、死亡赔偿金”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之一是全部赔偿原则, 不仅依法有据,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情况”应当指案件的事实情况, 主要指被害人所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及被害人、被告人的责任的有无和大小等情节来确定赔偿。且赔偿能力不易查清, 对其财产的发现和其财产的增加有一个过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 处理应符合民法相关规定。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被害人的权益无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通过民事诉讼都应得到同等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历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当代青年研究, 2012, (06) .

[2]谌鸿伟, 贾伟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法学评论, 2006, (02) .

[3]郑天锋.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构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02) .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篇8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问题

目前执行难是整个审判工作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所有类型的执行案件当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比其他民事执行案件更为明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一直是民事执行工作的一个难题，实际执结率较低。司法实践中，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很少。大部分案件法院均以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而裁定中止执行。造成了刑附民案件执行的“法律白条”，这种状况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切实解决好这部分案件的执行，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保障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特点

（1）案件执行结案率低，大大低于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结案率。

（2）被执行主体多为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较差。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一）被执行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此类案件执行难度大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被执行主体具有特定性，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而被告人一般又在服刑期间。被执行人认为自己被判刑了，主观上不想赔偿，表现的特点是：

（1）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被执行人大多发生在中等以下生活水平的家庭。再加上从案发到诉讼，被执行人花费一些诉讼费用。平时家庭无积蓄或积蓄不多的，己举债不少。到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基本没有财产去履行赔偿标的。很多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被执行人，还没有组建家庭或者组建家庭时间不长。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没有家庭共有财产或者是家庭共有财产较少。被执行人多为男性，犯罪判刑后，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生活都很困难，没有能力还钱。这些家庭往往因为被执行人的犯罪，造成家庭贫困，还需要政府列入低保救济的范围。特别是被执行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死刑的。因服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因被剥夺生命，已不可能再产生经济收入。很多情形是，被执行人家中仅有宅基一处，基于要为被执行人及其家人保留基本生活费用，和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允许处理，而无法执行。

（2）被执行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被告人被判刑后，认为自己被判处了刑罚，有着打了不罚的想法，附带民事赔偿就不想赔了。或以出狱后再赔为借口，往后推。

（3）被告人的亲属不理解、不配合。他们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与家人无关。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应该由被告人自己承担。

（4）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困难。由于申请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难以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庭经济情况。

（5）法院寻找被执行人难。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执行人及其家人外出打工的较多，常年不回家，而法院执行人员又不掌握他们的去向，申请人也不能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确切地址。

（二）法院执行人员执法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

（1）很多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领会，导致工作不积极。有些执行人员认为这类案件的标的小，执行起来费劲，得不偿失，不愿认真强制执行。有些执行员也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认为既然判刑了，赔偿不赔偿无所谓。

（2）刑事附带民事原告没有在审理期间，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了执行难。案件审理期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刑事审判上，而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没有了解，更没有请求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意识。而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亲属，在案件侦查阶段，就可能意识到要负民事赔偿责任，故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民事案件。

（三）公、检、法三部门协调不够，造成执行难

作为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重视刑事犯罪是否构成。而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一般不大重视。导致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在诉讼时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在公安、检察阶段能够提出保全措施。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导致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

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后果

（1）加剧了申请执行人的家庭困难。由于该类案件绝多数为严重危害人身、生命安全的犯罪，给申请执行人带来的往往是人员的伤亡，伤害是很深的。

（2）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法院判决后，申请执行人就拿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不能顺利执行，申请人认为判决得不到执行。认为是法院执行工作不得力。经过宣传，给法院造成了不好影响，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

（3）造成申请执行人的上访，影响社会稳定。这类案件因为多数为严重危害人身、生命安全的犯罪，在判决后得不到执行，就会对法院执行工作有成见。加上普通百姓对强制执行工作认识的偏差，认为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就应该保证执行。如果执行不了，就认为上访可以督促法院强制执行。

（4）造成双方当事人矛盾更加激化。由于这类案件往往是侵害了健康权、生命权的案件。对一些受害人而言，既使被执行人受到了刑罚，他们仍感到不解恨。所以，很想用民事赔偿手段惩罚对方，以求得感情上的慰藉。案件执行不了，造成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提高执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重要性的思想认识。认清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可以使公民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得到挽回或补偿，从而达到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目的。执行工作人员应加强自身政治修养，提高工作的自觉性。执行人员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严格按法定的强制执行方法，进行强制执行。

nlc202309041523

（2）加强审执结合，在审判时就要考虑今后案件的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主体多为犯罪分子，一旦他们被处以刑罚，就丧失了自由，此后再去调查他们的财产情况将非常艰难，而且诉讼成本也将相应的增加。为了案件的顺利执行，审判时就必须注意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同时，对被害人进行申请财产保全、举证等权利义务告知和执行风险提示，法院也要视情况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这些都将大大提高案件执结率，也容易缓解矛盾和对立情绪。

（3）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建立司法救济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客观要求。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刑事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对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家庭，在执行不能的情况下，给予申请执行人以司法救助基金，帮助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度过难关，体现了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维护了社会、家庭的和谐。

（4）适当使用审判救济的制度。在审理中，加大调解的力度，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鼓励犯罪人对受害人赔偿，对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犯罪人在量刑上应作出适当的从轻处罚等，从根本上减少申请执行的数量。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酌定量刑要素】（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以法律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

（5）审判时，充分考虑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在庭审时，加大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尽可能的查清被执行人的家庭财产同时，也加强申请执行人的举证，由申请执行人举报被执行人的财产。通过上述措施为以后的执行打下良好基础。

（6）积极与监狱配合，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工作，向被执行人的服刑阶段延伸。被执行人在服刑阶段，如果能够把民事赔偿与被执行人的减刑、假释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提高附带民事诉讼执结率。被执行人在服刑期间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罪服法。而将其对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是否履行，作为其认罪服法的条件之一，就能提高附带民事案件判决的执结率。

综上所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人民法院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2]黄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3]田思源.《构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框架的基本设想》

[4]许永强著.《刑事法治视野中被害人》

[5]黄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6]庞君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价值的质疑》

[7]杨与龄著.《强制执行法论》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格式 篇9

第一，标题。

第二，写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被告的自然情况。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有以下四类人：被害人，如果被害人死亡时，其继承人以及其他依法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确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附带民事诉讼虽然从属于刑事诉讼，但负有赔偿责任的被告人并不受限于刑事被告人，即在多人共同作案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会因未被提起公诉而不能成为刑事被告人，这并不意味着其应负的民事责任也同时消灭。

负有赔偿责任的下列当事人可以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对刑事被告人的行为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如在刑事被告人为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情况下，其监护人可被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其他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即在刑事诉讼中未被起诉的其他同案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项目与起诉书相同。

第三，写明案由。

2.正文。

第一，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理由和根据。

第二，理由部分应该对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害结果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证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需要对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加以证明。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曾锦辉) 篇10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男，身份证号码：，住

三栋镇坝山口村委会。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陈，男，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永湖镇居委会8号，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0年12月27日被

依法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拘留所。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

，女，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虎爪村委会淡坑围墩2号。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0年12月27日被

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现羁押在 拘留所。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追究两名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2.请求两名被告人

连带赔偿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

民币14万元整。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

系夫妻关系，2010年8月，两被告人凭伪 造《房屋权益转让协议书》和《购房收据》与原告人签订了《楼房转让协议书》。将

三栋路86号房屋以29万元价格卖给原告人。两被告人在实际收取了原告人支付的购房款14万元后，携款潜

逃，直至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原告人认为，两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定陷阱等手段骗取原告人合法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受到刑事追究的同时，尚应承担其犯罪行为造成原告人蒙受经济损失的民生责任，即两名被告人应连带偿还原告人的经济损失14万元整。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的规定，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春秋 篇11

关 键 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缺陷；重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６８－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郭辉（１９７３—），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公证员；郭春明（１９８０—），男，吉林梨树人，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追究因被告人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否则完全可以通过单独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遵循的是“公法优先私法”、“效率优先公正”的指导思想，因而使附带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实际运作中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背离了公平、公正第一的法律理念。“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方面割裂了民事法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忽视了附带民事诉讼救济的独特性。不仅导致了诉讼程序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还产生了法律救济的真空。”［１］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反思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二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的两种倾向

每一法律制度的设立都必然有其指导思想，而其指导思想又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得以反映。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主要遵循了以下两个指导思想：其一，公权优先于私权。这種观点认为，当某些犯罪行为在构成犯罪的同时又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特征时，该行为本质上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即使存在直接被害人，也不能简单视为对被害人个人权益的侵犯，而是要包括在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当中。因此，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我国诉讼法上一个为大家熟知的原则就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这是公权优于私权的最好诠释。先解决刑事问题，后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是一项国际惯例。然而，公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与私法所保护的个人利益并非永远保持一致，此二者亦可能出现矛盾和冲突。单方面强调公权优于私权，忽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往往会损害被害人个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著名学者龙宗智也曾指出：“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请求，……。”［２］（ｐ５６）根据这一理念，可能出现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因为刑事部分迟迟不能发动，刑事追诉无法实现，而致使民事权益也无法及时得到救济的情况。如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长期外逃，被害人有充足证据证明其侵权事实存在，但因为刑事部分不能启动，附带民事赔偿也就无从提起。其二，效率优先公平原则。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我国存在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民事部分的审判首先应在服从刑事审判效率的前提下进行，这归根到底来说仍是“刑事优于民事”思想的反映。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由此强调减法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强调及时处理案件。因此，民事诉讼要在刑法诉讼启动后进行，并且原则上要与刑事部分一并审理，即使为防止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也要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当然在最大限度内保证了诉讼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但是否对于公正的保证力有所欠缺呢？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虽然都是程序法，都具有公法的性质，但归根到底来说，程序法虽然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其首先的、基本的职能仍是服务于其对应的实体法。而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服务的实体法刑法和民法的性质迥异，所以二者的差别也很大。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行为的一种评价，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是不平等的；而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具有相当的私法性质。正是因为二者性质不同，所以国家对两种诉讼分别规定了适应各自特点的诉讼制度。而片面强调效率优先，以一种诉讼涵盖另一种诉讼，必然是以牺牲公正为代价。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的矛盾和缺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是发生在刑事诉讼中，但这主要是出于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符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因此应该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但在上述两种主要立法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局限和缺陷，具体表现在：

⒈案件受理范围的局限性。首先，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管辖权规定不同。而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没有明确规定案件管辖权，实践中民事部分一般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就可能出现受理了刑事案件的法院无权受理民事案件的情况。比如刑事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由基层法律管辖，而附带民事部分争议标的额巨大，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上一级法院管辖的情况。又比如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与民事诉讼的被告可以均不在一地。这类情况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受到了局限，影响了这一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其次，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也有不合理之处，实际操作中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也是少之又少。这一规定已不符合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也背离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的要求。最后，我们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因为犯罪行为遭受实际损失的非刑事被害人是否有独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不科学、不严密，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

⒉请求赔偿范围的局限性。这是目前我国法律界争议颇多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非为仅限于被害人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遭受实际损害的物质损失。而对于被害人因精神赔偿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仍然是公法优于私法、效率优先公正的理念在立法中的反映，完全有悖于保护受害人个人合法权益的公正理念。

⒊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性。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中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即当证据对民事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要求时，对盖然性较高的证据予以确认。而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标准要求更高。对比世界各国立法例，英美法系是“排除合理性怀疑”原则，大陆法系是“高度盖然性”原则，我国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达到唯一性结论”的标准。但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中究竟采用何种证明标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加以明确，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采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那必然导致刑事诉讼中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而如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却可能构成侵权，从而得到法律救济；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采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就可能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定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可能构成侵权。另外，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对于自认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一致：刑事诉讼中强调“重证据轻口供”原则，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口供定罪；而民事诉讼中承认自认的有效性，对于一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对方可以免除举证责任，法院可以以此为依据作出判决。由此可见，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矛盾的结果。

⒋审理期限的矛盾性。笔者认为，我国立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制度实质是将同一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所谓合并审理是指法院将多个相对独立但有牵连的案件合并在一起进行审理，作出裁判。合并审理的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耗费，提高办案效率。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合并审理一定会相互影响，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造成诉讼拖延。如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当中，如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调取新证据，或者委托重新鉴定、评估，都可能造成民事审理的拖延。而且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关于审限的规定不一致，自诉案件审限为六个月，刑事和民事问题在审限内一般可以一并解决，但公诉案件审限为一个半月，如果附带民事部分复杂，很可能在一个半月内不能审结，这就只能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结后，由统一审判组织继续对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可能整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不能达到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与设立该制度的初衷相悖。

⒌裁判結果公正的有限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可能出现偏差，可能出现社会公共利益保障与公民个人利益保障在价值上的碰撞。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报复，而民事诉讼却完全关注于个人利益，国家与被害人对待诉讼的价值追求并不相同。根据刑事法律原则，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而民事诉讼中原告人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大多会以获得最大赔偿为追求目标，往往会夸大行为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这就会在公诉机关与被害人之间产生关于认定罪行有无及犯罪轻重的矛盾。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因刑事优于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控诉地位，也不可避免会使其在民事诉讼中处于心理上的劣势地位。而原告人处于控诉地位，容易让人产生与公诉人平起平坐的感觉。这种诉讼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与民法、民诉法要求的诉讼主体平等原则相悖离。再者，由于“国家本位主义”、“公权优先私权”思想的潜在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附带民事诉讼沦为刑事诉讼的附庸，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不能充分行使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利的现象。

⒍执行保障机制的缺失性。我国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判决的多，执行的少。究其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无法执行；二是有执行条件，但是因为丧失了时机和缺乏完善的执行制度，导致无法执行。没有执行条件的不再赘述，但有条件的能够执行的案件，当事人逃避执行的不在少数，这只能归结于制度的缺失。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缺少完善的诉前财产保全、诉中调解执行、诉后财产跟踪执行制度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大量出现。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再构建

考虑到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价值，对照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保留并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应该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借鉴他国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使其适应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具体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⒈树立正确的刑事附带民事立法理念。理念先于制度设计，只有理念的根本改变，才会带来立法、司法实践的根本性转变。在公权与私权、公正与效率这两对矛盾统一体中，永远无法找到绝对的平衡。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中，我们承认公权与私权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这符合唯物主义的矛盾普遍性原理。我们讲公权优先于私权，决不是公权无条件限制私权、无限度地优先于私权，而是在公权和私权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首先应考虑公权，考虑公众利益，其次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简单地以公权代替私权，私权完全沦为公权的附庸，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权利）各自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不能相互替代。孟德斯鸠曾说过：“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也认为：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我们所应该作的是从制度入手，力求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尽量寻求其中的一致性、共同性的东西，兼顾二者利益，尽最大可能避免公权、私权相互间的消极影响。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中，我们毫无疑问应该首先肯定公正的价值，在公正的基础上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也应该以维护公平、正义为终极目的。因为公平、正义作为最高位阶的法律理念，早已为全人类所接受和认可。“正义为法的最高（终极）价值之一……”，［３］（ｐ２９０）“利益是法所规律的目的，而正义则是法所规律的最高标准”。［４］（ｐ４３）如果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正，甚至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来换取效率，无疑属于本末倒置。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服务的实体法性质、提起方式、当事人地位，举证责任、归则原则、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差异，这符合其各自的性质和特点，符合矛盾的特殊性原理。针对其不同的特性，我国分别在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中作了不同的规定，正是社会主义法制遵循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追求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说是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绝非意味着其中的民事诉讼附庸于刑事诉讼。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最主要价值就在于效率，而这种效率首先应该是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之下。因此附带民事诉讼的一系列相关制度，除了在不影响公正的前提下可以例外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之外，均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即“这种（附带民事诉讼）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是民事损害赔偿，在实体法上应当受民事法律规定调整，在程序法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以外，应当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５］（ｐ４３６）只有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才有可能构建正确完善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框架，进而保证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

⒉明确附带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前面已经提到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缺点和不足，针对这种现状，笔者有如下建议：建议之一，扩大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于基于统一犯罪事实发生的刑事追究和民事赔偿问题尽量做到一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所以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原因在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是基于同一犯罪（侵权）事实，审判组织将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合并审理可以避免对事实的重复确认。因此从节约诉讼资源的角度出发，对民事部分应尽量与刑事部分一并审理。对于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与民事诉讼的被告均不在一地的情况，规定可以由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管辖，也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有民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管辖。赋予被害人一定的选择权；对于刑事部分由基层法院管辖，而民事部分应该由上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基层法院可以报送中级法院管辖。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数量不大，也不会增加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工作量。也许有人认为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混淆了不同地域、级别法院的管辖权。笔者认为，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应该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本身具有其特殊性，涉及公权和私权交叉的问题，故其相关制度在不违背本公正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其特殊性的存在。建议之二，赋予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害的非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权。我们反复强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最主要价值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诉讼资源，而非刑事被害人的损害也是基于犯罪人的犯罪事实而发生，其损失也会在刑事部分的调查中予以查明，因而赋予非刑事被害人以独立的诉权完全符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目的，应该得到立法的确认。建议之三，撤销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如下不妥之处：第一，不符合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提起公诉和检察的职权范围；第二，检察机关为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公诉机关，与被告人无权利义务关系，与案件结果亦无直接利害关系，更没有民事诉讼中享有的申请回避等程序性权力；第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提起公诉，享有法律监督的权力，允许其提起民事诉讼，将使被告人在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悖离了民事诉讼主体的平等性原则；第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国有、集体企业及国有控股的各类企业应该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其可以独立参与诉讼，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权力侵害了企业的自主权。

⒊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的权利。在处理刑事诉讼及其有关联的民事诉讼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平行式，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开；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附带式。不论何种模式，均以不同方式强调民事诉讼的相对独立性特征。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在刑事诉讼程序提起后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另行起诉。笔者认为还应该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提起前选择民事救济的权利，受理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不必等待刑事部分审判结果，直接作出判决，虽然这种观点有违于传统的“刑事优于民事”的通说。笔者认为传统的认为附带民事部分应该参照刑事诉讼结果，避免刑事审判结果和民事审判结果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不应完全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质的诉讼方式，二者结果没有直接必然联系，根据各自的诉讼规则，得出的结论不具可比性。根据各自的诉讼规则可能出现的刑事部分无罪却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结果不能就说相互矛盾，因为二者依据不同，性质相异。只有承认存在这种差别，才能真正地体现公权与私权的差别，真正体现公正性。对此法国学者曾在其著作中阐述：“公事诉讼尚未发动前就已经在民事法院审判的民事诉讼具有绝对的独立地位，这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并无关系，民事法院可以对民事诉讼立即进行审理裁判，民事法官有进行评判之完全自由。此外，民事法官对刑事法官可能在其后作出的裁判不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民事方面既决事由对刑事方面不具有权威效力。”［６］（ｐ２６０）所以，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公权和私权的概念，避免公权对私权的干扰，赋予当事人就民事侵害在刑事诉讼之前单独的诉权。

⒋扩大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请求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根据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对于因刑事案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结案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于在请求赔偿范围作出的上述不当限制，使得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权利救济处于真空状态。而司法和立法解释中之所以作出如下规定，按照通说，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理由之一，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虽给被害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运用刑法惩罚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就是最大的精神抚慰。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体现，对犯罪分子科以刑罚不能使被害人得到完全的精神上的慰藉。所谓精神损害赔偿，其法律性质是一种财产赔偿责任，被害人对精神损害提出赔偿请求，是一种私权行为，其目的在于得到精神上的补偿。而国家对犯罪分子科以刑罚，是一种国家公权行为，其作为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公权与私权不能相互代替，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纠正公权救济可以代替私权救济的观念，重视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的物质救济。理由之二，认为犯罪本身以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所有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如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就可能导致任何刑事犯罪中的任何被害人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影响审判效率。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作出限定，就是在单纯的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我们也对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作出限制，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通过这种手段，避免诉权的滥用。因此以这种理由而得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无法律与事实根据，也不合乎逻辑。同样，认为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影响审判效率，仍然是效率优先于公正的错误倾向的反映，违背了公正高于效率的基本原则。理由之三，认为我国经济不发达，相当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都是因为犯罪分子经济困难，所以即使规定了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也难以执行，故而否定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对立法前瞻性的认识，以偏盖全，更不可取。很明显，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符合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特征，且应该是程度更加严重，影响更加恶劣的“侵权行为”，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了对侵权行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诉讼立法却取消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势在必行，这是法律公正精神的要求和体现。

⒌明确附带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民事法律适用性。笔者在以前的论述中反复强调了公权与私权的区别以及私权的独立性特征，论证了公正优先于效率的基本理念。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的一系列诉讼规则，正是在区分两种诉讼不同特征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公正，兼顾效率而作出的制度设计。而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民事诉讼的典型特征，本质上就是民事诉讼，所以，毫无疑问，为了确保民事诉讼活动公正而在民事诉讼法中确定的诉讼提起方式、举证责任、规则原则、证据适用标准、调查和辩论程序、诉讼时效等规定，应该成为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标准。只有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才可以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⒍完善附带民事诉讼执行制度。再完善、科学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以有效执行作为保证，其作用和公信力都将大打折扣。也可以说，没有完善的执行保证的法律制度，就不能称之为完善、科学的法律制度。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判决多、执行少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范：第一，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前保全，主要是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财产保全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只能立案侦查案件，无权扣押被告人财产，无权对案件民事部分处理。而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一件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移送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一般要有几个月时间。对于那些有能力赔偿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而言，被告人完全有充足时间将自己的财产转移、隐匿以逃避民事制裁，这样往往使被害人及时得到判决却不能获得执行。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在侦查阶段赋予公安机关以财产保全的权力，凡是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的同时，应对被告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在移送案件的同时，将保全的财产也一并移送，不给被告人及其家属转移、隐匿财产的机会，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在研究执行制度中我们也发现，如果按照笔者的设想，赋予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之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也有利于对刑事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保全，同样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审理过程中的调解执行制度。调解是最能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方式之一。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会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情况作为犯罪分子悔罪态度好坏的一个标准，非常重视调解工作。大多数的具有民事权利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在庭前确实已经对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也会因此得到缓刑、从轻、减轻处罚的“奖励”。但是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身份的双重性，民事赔偿与量刑的相互影响性，出现了很多刑事被告人为了从轻、减轻处罚或者获得缓刑判决，而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一一应允，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却不履行调解协议的问题。我国的法律中没有明确将逃避赔偿责任作为加重处罚和撤销缓刑的法定条件。这就容易使被告人找到法律的漏洞，规避法律，不利于对被害人利益的实际保护。因此，在附带民事调解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将这一情况在量刑中予以考虑。不能因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就作出一样的从轻处罚。同时，我国法律应该明確规定将逃避赔偿责任作为撤销缓刑的一个法定条件，完善对逃避赔偿责任的追究制度，避免加深被告人与被害人的矛盾，也避免社会对法律的公正性、对法院调解工作出发点的怀疑。第三，把积极履行赔偿责任作为减刑、假释的条件予以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如果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法院应该作为减刑、假释条件予以考虑，这样，有利于督促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对此，我们在充分考虑赔偿情况的同时，还要克服“以赔代罚”的观念。赔偿情况只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环节，刑罚的执行制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国法律对减刑、假释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不能仅以是否赔偿作为标准。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首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对积极赔偿的服刑人员可以适当放宽条件。但如果一个服刑人员在平时的改造中表现不好，经常违反监规监纪，不符合法定的减刑、假释条件，即使赔偿作的再好，也不能予以减刑、假释。总之，不能搞“一刀切”，将赔偿情况视为绝对化的标准，而是要在不违背法定减刑、假释条件，不违背国家刑罚执行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减刑、假释工作督促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最后，建立对罪犯刑满释放后的赔偿追踪制度。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认为对于犯罪已经服刑完毕，遭到了刑法处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再承担其他民事赔偿责任的观念。但笔者前面已经论述，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责任，不能相互替代。由于罪犯在服刑期间执行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对未赔偿、或未完全赔偿民事损害的刑满释放人员的附带民事的追踪执行制度。应通过法院与刑满释放人员的实际生活地的公安派出机关、基层权利组织等的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财产变动情况的监督，发现其取得了可以执行的财产，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情况下，迅速对该财产加以执行，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改变经常居住地的，应建立流动监督机制，由其新的经常居住地的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督，直到其完全履行了赔偿责任为止。对于这类赔偿的执行，可以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对制度的一种构想，实际立法中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完善，在力争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侵犯刑满释放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其释放后虽然有财产，但是确实属于法定的不应执行的情形的，应该暂不执行。

【参考文献】

［１］肖建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Ｊ］．法学研究，２００１，（０６）．

［２］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刘金国，舒国滢．法理学教科书［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日）美浓部达吉．法之本质［Ｍ］．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

［５］樊宗义．刑事诉讼法学［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卡斯東·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Ｍ］．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责任编辑：张雅光）

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ｕｏ Ｈｕｉ，Ｇｕｏ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ｈｅ ｖａｓｓａｌ，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ｒｏｏｆ，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ｕ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ｕｒ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ｆｉｒｓｔ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ｆａｉ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ｙｓｔｅ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