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

刑事附带民事（精选12篇）

刑事附带民事 篇1

一、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涵义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 又称无形损害, 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 其与物质损害并无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对人格尊严的贬低, 使威信下降, 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1]。因此不少国家都立法允许刑事案件被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从保护法益、实现公正的角度上说, 应当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至少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 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否定的态度, 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也带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

1对诉权的剥夺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 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 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 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 于理不通。

2造成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目前的禁止性制定来自司法解释, 这种禁止性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下精神损害的禁止性规定均来自于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与《批复》, 是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3实践中也会造成冲突

实践中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也会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在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的, 法院一般都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死亡赔偿费。而该赔偿费的性质即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此外, 在实践中, 也有法院援引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构成重婚罪的, 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重婚犯罪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

而且审判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自诉案件如果以调解、撤诉而结案,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 那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呢?

四、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 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 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 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 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 且有些概念模糊, 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 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 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 仅保留“损失”, 对该条做扩大解释, 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 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 (自然人) 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 所以,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 也是必要的。因此, 建议我们尽快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确认, 使受害人的精神进一步得到慰籍, 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

[2]于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精神损害赔偿》, 法律出版社, 第235页。[2]于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精神损害赔偿》, 法律出版社, 第235页。

刑事附带民事 篇2

如何写诉状 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自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 追究刑事责任 要求民事赔偿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人民法院自诉人： 代书人： 年 月 日 附：本诉状副本______份

刑事附带民事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进步；不足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9-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理解其性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未做明确规定，因此法学理论界对此理解各异，共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就是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第二种观点是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民事诉讼，因为其目的是解决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结合形成的特殊的诉讼。第四种观点是特殊民事说[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是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要遵守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规定，但是又因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且由犯罪行为引起，因此为特殊的民事诉讼。第四种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

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刑民分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最主要是为了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最早见之于法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在世界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实行的制度，各国对它的态度褒贬不一。不论是有无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各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学理上把各个国家的运行模式分为三种模式。平行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附带式以法国、德国、前苏联为代表，大都规定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由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对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裁决。但各国在具体运行中又各有不同。折中式以英国为代表，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解决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而在其余情况下通过民事程序或其他方法予以解决。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进步之处

我国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仅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分别为第77条和第78条。第77条中指出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而第78条又规定只有在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进行，其余都是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并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从以上两条内容分析，我国采取附带式的模式来解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2012年3月18日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条文，由原来的两条扩充为四条，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即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享有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在做出判决、裁定时也可以考虑物质损失情况。这三个增加是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重大修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主要是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立法机关在设计条文内容时不仅将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定纷止争的需要考虑在内，而且也特别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被害人能够及时获赔。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一大“败笔”，我国刑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100条构建了两类保全措施：依职权的保全措施和依申请的保全措施。不仅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新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2条还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以上规定将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大大提前，从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即可申请保全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这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该条规定将调解纳入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而且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为诉讼双方当事人所遵守。另外，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的限制。”根据该条规定，调解的内容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损失情况”的限制，而且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给付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费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来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同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将这一点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律的上述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各方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之处

1.受案范围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1款只是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至于具体种类及所属案件范围没有限制。从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内容可以得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主要限制于两类：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致物质损失的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类新型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若只将案件范围限制于以上两类案件会严重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根据司法解释，对于两类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人民法院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实践情况来看，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容易。如果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之后被害人的损失仍然不能弥补，那么被害人还要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也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讼累，使物质损失赔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

2.赔偿范围

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它彻底堵死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寻求救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因犯罪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根据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既可以请求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可以请求精神损失的赔偿。这就造成同一事实，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而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理应适用民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甚至更深。我国法律一方面从实体与程序上授予公民人身权利被侵害时得到救济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法律中又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剥夺。这种现象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3.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适用

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于一体，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却并没有对其应采用何种证明标准予以明确。若采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会导致刑事诉讼中并未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无法追究责任，但是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能构成侵权。若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却可能构成侵权。此外，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于自认效力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在刑事诉讼中，自认即被告人的口供，法律规定若仅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而在民事诉讼中，自认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予以承认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不予反驳，法院对于以上的情形可以径行判决或者视为默认。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对证据完全相同的同一案件，得出的法律事实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参考文献：

[1]叶青.刑事诉讼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6.

刍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篇4

一、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2012年最新修订版中就已经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赔偿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被告人的某些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附带民事诉讼来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针对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其中的物质损失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这里的物质损失包含了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被告人实际犯罪行为引起的必然损失两种。这种损失通俗的讲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因为对财务的毁坏而带来的物质损失。从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司法解释来看,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界定一直都是抽象的解释而没有进行实际的列举。

二、有关立法规定不完善的现状

(一)直接损失是否包括死亡、残疾赔偿金

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规定出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额度。法院的职能在于调解纠纷,正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出赔偿范围,因此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判决的赔偿范围都是有差异的。有的地方法院判决死亡、残疾赔偿金,而有的法院却没有判决,甚至同一个法院针对于同一种刑事案件而做出的判决都是不同的。这直接造成司法审判不公,直接降低了法院的公信力。立法的不健全、不明确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定刑事案件赔偿中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很多法院法官认为赔偿范围只限于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可不予赔偿。另外,有的法院认为:如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二者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相同,很容易出现“空判断”状况,死亡赔偿金额和残疾赔偿金额可能达到上百万元。很多刑事被告人生活并不富裕,很难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而有能力赔偿的在刑罚执行后并不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造成精神损害赔偿执行难的问题。大量刑事民事案件判决不能有效执行,导致更多的被害人上访,直接增加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这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因此,在判决中,绝不能简单地运用民事案件赔偿标准而判决赔偿,这样有失法律的公平性。同时,刑庭的法官他们自身对判决刑事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但缺少判决民事案件的经验,怎样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使用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去分别判决民事赔偿和刑事赔偿这是一个急需要重点探讨的课题。在2004年,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次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中,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对司法判决中对如何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更能体现出司法为民和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精神。基于现代时代的要求,唯有构建起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合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才能更加体现出司法公正、为民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我国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二)是否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1)当前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在受到犯罪侵犯后,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就民事行为而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伤害人承担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并不受理。”基于此,受害人在刑事附带诉讼终结后,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赔偿,也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诉讼请求。所以,在当前立法中并不支持精神赔偿。(2)赔偿精神损害的重要性,其他国家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出受害人可就精神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被害人不但能够请求伤害人赔偿伤害部分,而且还可以要求其赔偿自身精神损害。以法国为例,在法院判决中充分注重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一些杀害被害人案件中,都要求加害人付给被害人直系亲属赔偿金。我国在这类型的案件中,虽然也对加害人惩处,对被害人也进行精神抚慰,但这种精神抚慰和民事侵权金钱赔偿截然不同。精神抚慰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罪犯行为进行追究的一种公权性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民事侵权金钱赔偿是一种私权行为,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社会公益保护等问题。

从性质上而言,民事诉讼中应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附带刑事诉讼程序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法》之中,已规定出受害人能够请求赔偿所遭受的精神损失,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不能主张的话,很显然在逻辑上有些不通。在精神方面上,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带来的伤害要远远比普通民事侵权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程度更大、更深;如果能在普通民事侵权诉讼中,被害人就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损害程度更深、更大的犯罪行为中,更应该要求赔偿。因此,在刑事案件里被害人要求精神赔偿合情合理。在某些犯罪行为中,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而受害人却得不到精神赔偿,那法律法规的公平正义何在。所以确立起“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势在必行、大势所趋的。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下,在国家逐渐注重人权下,司法解释规定直接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这一否定受到了社会各界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参考其他国家有关于保护被害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中,再加上在我国社会公众人权意识逐渐提高下,精神损害赔偿定会纳入到刑事诉讼中。

三、健全国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拉近国内刑事诉讼和国际刑事诉讼制度二者的关系,让二者更好的融合,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充分借鉴了其他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经验和做法。在尊重和保护刑事诉讼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但对刑事被害人保护力度略显不足,这一情况的存在,是与刑事诉讼整体发展规律不符的。在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下,而出现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剥夺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但法律法规的健全的今天,如果现行立法继续忽略附带民事诉讼,无论是对于被害人而言,还是对被告人来讲,对他们而言都是不公平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当代,想要实施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刑事诉讼范围之内。对于我国现代法律法规而言,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被告人缺少偿付能力案件的一系列做法,而以被告人的偿付能力为准,在具体实践中至少有两种做法是不符合规定的,一种是以被告人不具有任何偿付能力为由,而不接受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条件的民事诉讼;另一种是认为被告人没有钱可以赔偿,就不判。在我国新出台的刑事诉讼司法解释规定中,借鉴了其他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经验,规定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可以得到赔偿,但赔偿金额不够的,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件后,通过调查后发现被告人确实没有任何财产可供赔偿,并且原告也不能提供出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财产能够继续赔偿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在司法解释中,解释出这种处理方式更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也符合《宪法》的要求。在1964年,新西兰通过了第一部关于被害人获得精神赔偿损失的法律,之后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陆续出台了补偿被害人损失的法律。随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越发科学化、国际化,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这种背景下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我国作为一个人权国家,更应该注重保护公民的精神利益以及物质利益,将二者放在同等的重视程度上。注重刑事被害人的利益,为被害人一定的补偿。这既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前提需要,也是健全现代刑事法律法规的基础。为了能够保证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检查机关等能够正确、有效的处理刑事案件,维护人民法院的严肃性、权威性,需要对审理程序进行规范,明确规定出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范围和标准,在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同时,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上的做法,进而健全、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指的是伤害者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物质损失,其物质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两种。受害人不能就精神损失赔偿问题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一般也不进行赔偿,但由于犯罪行为而带给被害人遭遇精神痛苦的,可以在人身损害赔偿中,通过提高赔偿金额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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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邬正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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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光中,于增尊.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J].法学,2012(11).

[5]侯存海.犯罪所得追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致富向导,2011(32).

[6]黄迁,张世民.共同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构[J].法制与社会,2010(30).

[7]甄贞,李美蓉.关于我国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J].法学杂志,2010(02).

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及 篇5

被告人：李×友，男，39岁，××市师范学校教员，住××郊区××里40栋609号。

被告人：李×起，男，29岁，××市第五皮鞋厂工人，住××区××马路××村29号。

诉讼请求：

1.请依法追究共同被告人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2.请依法追究共同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系同胞兄弟，其家原住××区××马路130号，与自诉人相邻，后将住房出卖，只留 被告人之母住在原址临时建筑的矮房之内，因此被告人等时常逗留于此。xxxx年6月24日下午2时许，自诉人到姑母(也住××马路130号)处，路经被告人临时住处时，酒气醺醺的被告人李×友突然戏弄自诉人，大呼自诉 人绰号。自诉人不满，委婉地请示其别再呼叫。不料，被告人李××竟不通情达理，先是破 口 大骂，继而再手持两块大砖，砸自诉人前额未中，又重击自诉人背部，自诉人一时难忍，被 邻人劝阻。被告人李××十分嚣张，无理指责前来劝解的邻居，野蛮殴打驾驶拖拉机仗义执言 的青年，激起公愤，后由自诉人姑母出面，此事方才平息。当晚九时许，与邻居李庆×外出 ，给孩子购药返回又经过被告人临时住处时 ，被告人李×友又唤自诉人乳名，让自诉人到跟前，自诉人觉得事已平息，不及多想，被 告人李×友突然窜出，乘自诉人不备，向自诉人面部猛击一掌。自诉人被迫防卫。被告人之 母公然纵子行凶：“有种的到河边打，一个对一个，谁有本事，把谁弄死!”被告等有恃 无恐，李×友在自诉人面前继续挥拳攻击，李×起窜至自诉人身后狠掐自诉人颈部，前后夹 击，自诉人无法相顾。被告人李×友乘机抄起铁锨猛砍自诉人头部，自诉人顿时血流满面。被告 人李×友腰藏菜刀，伺机再下毒手。嗣后，自诉人经××医学院附属医院X射线检查：左前额部软组织裂伤，伤口约5厘米，深达 骨膜;颅骨凹陷性骨折，深达1厘米(手术缝合7针)。自诉人为治伤，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体肢虚弱，头晕目眩，呕吐失眠，骑车行路，言谈举止不能用力，医嘱需复查手术，至今不 能工作。

综上所述，自诉人认为：被告人等无端寻衅，首先打人，蓄谋伤害自诉人的行为，情节恶 劣， 后果严重，已触犯刑法第134条之规定，被告人等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据此，自诉人 依法诉于法院，请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3条之规定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望秉公裁判。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李×生

19××年×月×日

刑事附带民事 篇6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和解 必要性 创新

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打擊犯罪及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只实现了一部分的正义。而另一部分正义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恢复或赔偿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害。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刑事和解中就犯罪事件直接叙说，发泄对所受伤害的委屈或疑惑，减少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接受加害人的道歉并表示宽恕，得到经济赔偿；加害人能够当面承认过错、对自己给被害人带来的损害进行忏悔，承担赔偿责任；社区能够协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恢复措施，为加害人复归社会创造条件。并且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而言，如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够成功地解决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则被害人就不会对和解有太大的兴趣。刑事和解可以较好的解决刑事赔偿的问题。并且对于犯罪人而言通过刑事和解得到被害人以及社会的原谅，并获得更为轻缓的刑事惩罚。不仅可以减轻犯罪人得罪感，还有利于帮助犯罪人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重新回归社区。

二、以刑事和解为路径，创新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赋予被害人提在附带民事诉讼阶段提出刑事和解的权利。

惩罚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对于国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对被害人而言，获得损害赔偿比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更具有实际意义。刑罚使被告人除了履行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和部分地满足被害人的报复情感外，几乎与被害人迫切的民事赔偿需求毫无关系。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面对被害人及其亲属手执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却拿不到赔偿等难题，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必须重新设计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制度，以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因此应当赋予受害人选择权《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赋予刑事被害人根据其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要自主选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是刑事和解。

第二，在附带民事诉讼充分运用刑事和解的多样性手段

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正义，犯罪损害了他人、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司法程序就应当修复这种损害。刑事和解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基于此，刑事和解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来完成。如在刑法中增加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辅助性非监禁刑；同时以基层普遍存在的人民调解组织为基础.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调停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法官对刑事和解的司法控制和司法监督，从而构建起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实现刑事司法“无害的正义。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进行是犯罪人尽快重新融入社会，不仅以替代性方式进行了司法分流.在审判之外以协商的方式很好地化解了纠纷，节约司法资源，而且鼓励被害人和社区成员都积极地参与司法程序有助于消除误解和潜在的犯罪诱因，重建更加和谐的社区关系。可见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的土壤，在你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

第三，规范刑事和解在附带民事诉讼的使用范围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刑事和解的功能甚至以之完全替代司法序，而必须进行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对于自诉类案件：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应当允许被害人随时提出刑事和解，被害人可以选择放弃还是追究侵害人刑事责任，侵害人只能请求被害人放弃追究其刑事责任，双方当事人不能就侵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罪轻罪重进行商议和达成协议。是否构成犯罪和罪轻罪重只能由法院通过庭审确定。对于公诉类案件：公诉类案件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对于和解之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应当适用以下案件：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被害人案件，包括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以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实践中和解较多的案件为重点。在侦查阶段，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和解协议不再立案；双方在立案之后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有权撤销案件。在起诉阶段检察院对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和解后主动要求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情节不太严重，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要求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建立法庭允许公诉人以被害人与被告人和解为由撤回公诉制度。对于不明显侵害公共利益、犯罪情节不恶劣、社会反映不强烈，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案件，被害人在与被告人和解后请求从轻处罚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求公诉人的意见后，予以从轻处罚。

参考文献：

[1]黄京平，甄贞，刘凤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

刑事附带民事 篇7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改良

一、制度缺陷: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不明确, 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第一条规定,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 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许多省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 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精神损失 (包括死亡赔偿金) 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在赔偿范围方面,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 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 只能由人民法院追缴或责令犯罪分子退赔, 只有在追缴或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 才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务中, 必然遭受的损失认定缺乏客观性标准, 在判决标准上不统一, 出现司法混乱。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 对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失, 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 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另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 认为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属于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宜作为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

二、立法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与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冲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普通民事诉讼领域,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均被纳入赔偿范围之内, 而在附带民事诉讼领域, 精神损害抚慰金直接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许多法院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司法实务中, 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侵权,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是民法明文规定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仍有民事诉讼的性质, 只不过由于这种民事赔偿是由于犯罪引起的,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一般认为, 对犯罪行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 是因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制裁, 被告人遭受刑事处罚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已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无需再在经济上予以补偿。

三、制度完善: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一是能够有效抚慰受害人亲属的心灵。精神损害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 常转化为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 这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痛苦。对被害人加以经济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在刑事审判中, 诸如药家鑫故意杀人案, 在未判处死亡赔偿金 (认为死亡赔偿金属精神损失) , 判决赔偿被害人数额极少的赔偿金时,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争议。温州动车事故赔偿, 最初确定赔偿标准每位死亡者50万元, 后根据相关规定, 将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 (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 , 合计赔偿91.5万元, 更是让刑附民赔偿陷入尴尬。刑事被害人理应比照普通的民事被侵权者获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更充分的法律保护, 精神损害抚慰金 (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 理应被判决支持。

二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附带民事诉讼中, 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并非是惩罚性质的赔偿, 而是对恢复性损害的赔偿, 因被认定为精神损失, 不被国家司法所认同, 实际上是国家司法无视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而降低了刑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和保护。另外, 因基于被告人履行能力考虑, 不予判决赔偿精神损失更是限制或剥夺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根本无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是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实司法审判表明, 刑事犯罪的被告人相对于普通民事侵权人, 主观恶性更明显, 社会危害性更大, 造成被害人的伤痛更深重, 对被告人课以刑罚, 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 判决其赔偿被害人合理的经济损失, 更能体现法律对受害人的充分保护和社会对刑事被害人的同情, 相反, 将精神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尤其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排除范围之外, 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笔者对所在法院审结案件的统计, 死亡赔偿金不作为刑事附带诉讼的赔偿范围后, 多数案件判决赔偿额在5万元以下, 其中部分案件仅判处1万余元丧葬费, 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现实司法实践中, 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的赔偿额比普通的民事诉讼赔偿额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 在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失的前提下, 伤害致死或杀人致死案件仅判处赔偿1万余元。被害人一方未能获得充分的赔偿会影响感情恢复, 将直接转怨于被告人亲属或被告人, 对国家刑事制度产生怀疑和动摇。有的被害人亲属激动, 甚至基于对民事赔偿的不满, 质疑刑事判决的公正性, 产生后期报复被告人或其亲属的念头。解决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 使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不仅有利于震慑犯罪, 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是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纠纷, 在法律适用上, 既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 也适用民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自愿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费的, 法院一般也予以认可, 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各级法院不判处死亡赔偿金, 源于2006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 会议认为:“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 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 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死亡赔偿金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最高法院基于被告人经济能力考虑, 不予判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等。在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相继建立司法救助制度, 执行措施、执行救助制度日益完备, 为了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条件基本成熟。

参考文献

[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

[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刑事附带民事 篇8

一、新《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增加了财物毁损赔偿请求范围

旧《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应当准许, 并记录在案。“

由此可见, 当时的条款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只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受损时的物质损失, 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而其他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财物毁损的均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 如, 寻衅滋事罪中造成财产损失的等。

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在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说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仅仅限于人身受到伤害时的民事赔偿, 只要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均可提起民事赔偿。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受害人财产的, 不应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 可以采取追缴和退赔方式予以解决并将被告人的退赔及办案机关的追缴情况, 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这样就加大了犯罪惩罚力度, 同时, 更加保护了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从而使得受害人不但在人身遭受损害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 而且在刑事犯罪中因财物被毁损时仍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只要不涉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条之规定的情形, 均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使得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范围更加宽泛。

二、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刑事附带民赔偿原告人及被告的主体资格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者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从法理上理顺了关系, 原来的条款是已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所谓的已死亡的受害人近亲属里面包括有法定代理人身份的, 法定代理身份的有优先提起赔偿的, 但原条款中已死亡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限于近亲属而忽略了法定代理人身份的提起, 在修订后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中, 不管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先以法定代理人、然后才是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 理顺了民事法律关系, 使得法定代理人身份优于近亲属的身份优先权加以确定。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6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二)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 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范围加以增加, 原条款中只有未成年的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人, 但新条款中修订为“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既包括有未成年犯罪的监护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 (精神病) 犯罪的监护人均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主体资格。从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监护人作为被告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得受害人能够得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从立法上减轻和弥补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需要加以明确和细化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0条:“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将此条款予以删除, 那就意味着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可以不完全按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在民事案件中侵权赔偿主张中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部分, 但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已明确了精神损失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 不但在刑事案件中不可以提起精神损失赔偿, 因刑事案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失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不再产生争议了, 因为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就因犯罪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或者死亡的是否赔偿残疾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存在较大争议。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 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据此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支持;从2013年1月1日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法律依据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还认为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及残疾金, 可避免犯罪人已被执行死刑, 继承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造成巨额赔偿款得不到执行的法律白条的尴尬情形。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法解释的第155条规定不明确, 我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字意深刻, 第155条中涉及造成残疾或死亡的表述有“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 其中“还”和“等”字是带有兜底性的表述, 因此, 该解释第155条是具备兜底性的条款, 是支持残疾金、死亡金的。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理由是就解释的第155条共分4款含义, 其中第2、3款含义分别是对故意犯罪和过失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特别是第3款对过失性交通肇事犯罪的解释, 是可以支持残基金和死亡赔偿金并可以从交强险中得到赔付。那么不由得使人感觉到同样是犯罪, 故意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 不赔偿残疾金和死亡金, 过失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的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的。二者明显是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深却不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过失性犯罪的无主观恶性的, 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如果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未依法缴纳交强险费用的, 其个人还应承担交强险范围应支付的数额, 此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规定) 。从立法上造成同样是犯罪的被告人在适用民事赔偿的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越来越体现在刑事和民事领域的立法和司法中,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职赔偿解释》) 及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正是加强对人身权利的司法保护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人身赔偿解释》第25条、29条和《侵权责任法》的第16条均规定了“残疾、死亡赔偿金”是亮点之一, 显示受害人的人权在民事领域得到了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中, 自2013年1月1日之后, 受害一方主张的“残疾、死亡赔偿金”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之一是全部赔偿原则, 不仅依法有据,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情况”应当指案件的事实情况, 主要指被害人所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及被害人、被告人的责任的有无和大小等情节来确定赔偿。且赔偿能力不易查清, 对其财产的发现和其财产的增加有一个过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 处理应符合民法相关规定。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被害人的权益无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通过民事诉讼都应得到同等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历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当代青年研究, 2012, (06) .

[2]谌鸿伟, 贾伟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法学评论, 2006, (02) .

[3]郑天锋.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构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02) .

刑事附带民事 篇9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被告人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精神利益遭受损害或精神遭受痛苦, 而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刑事案件立案后, 一审审理终结前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

在刑事案件中,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所引起的精神影响, 这种精神损害多数属于犯罪的次生损害, 只有少数犯罪对被害人的精神产生直接损害, 比如诬告陷害罪, 但这也同样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名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后产生的, 可见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具有间接性。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附带在刑事诉讼中的, 因此具有从属性和依附性, 其认定和救济很大程度上受刑事主诉讼的束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状

(一) 法律规制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2000年12月13日颁布) 第1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5日颁布)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可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因犯罪所遭受的物质损害才可得到赔偿, 对精神损害没有提及。而相关司法解释却明确排除精神损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请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民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可以得到赔偿。刑法与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与否成了关注的焦点。

(二) 现实效果

在实践中, 民事诉讼中侵权损害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达几十万人民币的数额, 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只有几千块, 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补偿。这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侵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反而比危害相对小的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低呢?原因就在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理论到实践存在诸多不妥之处。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合理之处

(一) 在立法宗旨和法理意义上无必要性

刑法与民法的性质、调整范围和适用方式不同,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会导致审判和执行的错位。

刑法是公法, 民法是私法。对于犯罪行为, 法律侧重从国家的角度对犯罪损害的国家利益进行救济, 因为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远大于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侵害, 因此要以公权力对行为人加以惩罚。在这个意义上, 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可以理解为犯罪侵犯公利益之外又侵犯了私权利, 是一种加重情节,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应该视为对加重情节附加的额外惩罚, 只是这种惩罚所得最终用于补偿被害人损失。民法则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尤其是侵权纠纷,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都直接产生于侵权行为, 且损害程度限于私人权利的侵犯, 不涉及社会危害, 因此以公平原则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即可。为了尽量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均应考虑在赔偿范围之内。但是, 这种对被害人的同情不能过度蔓延到刑法领域, 因为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难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找到合理的归宿。不能由于民法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而刑法没有就指责刑法冷酷无情。要知道, 如果将每一种犯罪都当作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来处理, 那么刑法维护社会秩序, 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为什么与被告人对簿公堂的是国家公诉机关而不是受害当事人的原因。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只有当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以这个标准来要求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显然不合理;另一方面, 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事实上存在侵权损害, 那么被害人也无法获得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譻) 从这一点上, 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与刑事诉讼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在举证责任上,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要视具体行为而定, 可能存在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不力的一方要承担败诉后果。而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人一方, 公诉方败诉的情况极少。如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无异于强制对被告人施加民事义务, 违背了民法平等协商的精神。

(二) 在现实情况中无合理性

1. 金钱无法治愈被害人的精神创伤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包括社会上对被害人的不利评价, 名誉下降;犯罪行为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 以及使被害人神经受到损伤;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物质损失的不良后果, 如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后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等情况, 减少其正常的经济收益等。譼) 可见, 这些精神损害是完全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损伤, 是金钱无法弥补的。一方面, 精神损害无法根本消除。比如, 被害人遭遇持枪抢劫后, 产生的恐惧感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物质赔偿而消除。另一方面,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影响程度深, 持久存在。比如, 性侵犯的被害人可能终生受羞辱感的折磨, 除了减少工作经营收益外, 这种精神损害会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舆论环境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都是金钱无法治愈的。

2. 惩罚过度不利于犯罪矫治

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 刑法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已经达到与其行为危害程度相当, 如果在此基础上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就相当于给被告人附加额外的惩罚, 这与刑法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不能因为被告人犯了罪就把他当做社会的背叛者, 施以没有限度的惩罚, 这是变相的“同态复仇”心理, 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权威。况且, 在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犯罪人都因经济窘迫才不择手段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若干年徒刑期满后, 仍要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而拮据生活, 这不仅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甚至有可能使其再次犯罪, 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3. 加重被告人负担忽视了社会的责任

多数情况下人们从感性角度出发, 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犯罪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 危害了社会, 承担这些损害的全部后果是被告人罪有应得。事实上,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必修课, 犯罪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有益。譽) 社会从中获益, 犯罪人为此埋单, 这是不公平的, 况且犯罪行为也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根源产生的。即便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其合法权利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此, 被害人的损害是社会和被告人共同造成的, 社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且社会比被告人有更强大的赔偿能力。不要让对被告人的错误认识影响社会责任的合理分配。

(三) 在司法实践中无可操作性

1. 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易导致滥诉

可以说,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由于其已具备社会危害性, 都会或多或少地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 如果放开闸门允许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么当事人都会过于积极地行使这一权利而不论其是否必要, 这就有可能出现滥诉的情形, 导致刑事司法秩序的混乱。譾)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赔偿标准和数额的确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害那样有形, 可以以实际损失等标准来确定, 它的程度深浅很难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进行科学测量, 更无法将其与一定的金钱数额进行等额替代。可见,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比其他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更加难以操作。

2. 加大法官负担不利于审判分工专业化

目前我国的法院都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置于不同的审判庭进行审判, 这使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对刑法相关制度比较熟悉, 而民法相关法律法规则不能熟练运用。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 就要求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同时对刑法、民法有较好的驾驭能力, 这就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近年来刑事案件诉讼率逐年增长, 刑事法官在繁重的刑事审判压力下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附带的民事诉讼, 如此超负荷的审判任务很可能造成案件积压或审判错误, 得不偿失。同时, 将精神损害赔偿附带于刑事诉讼中审理, 不利于法院中各部门审判庭之间的业务分配, 不符合审判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譿)

3. 附带性降低了保护程度效果不力

由于此民事诉讼具有附带性, 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不可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争议来解决, 因此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保护很不充分, 精神损害赔偿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被支持。可以想见, 即使支持这种请求, 其也会由于附带性而难以得到确实充分的实现。例如, 2004年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马加爵连续三天在宿舍用铁锤将三名同学杀害, 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马加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尚且如此, 何谈在附带民事损诉讼中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权利。

四、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权利的对策:

(一)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这样既能使受害者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获得权利保护和损害赔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也有利于法院审判工作的分工。独立的民事诉讼才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真正归宿, 只有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赔偿。由于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范围的法律关系,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损害, 尤其是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彼此间没有冲突。

(二) 完善相关赔偿制度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代价。刑事诉讼被告人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 受到国家的惩罚, 不应再由其承担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 这个义务应由国家承担。讀) 对于国家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 可以设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基金, 隶属司法部管理。其资金来源包括依裁判对犯罪者收缴的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社会捐助等。这种方式是有国家现行为犯罪者赔偿然后实施赔偿基金的运作方法, 可以有效保障被害人获得赔偿。

五、结语

在法律越来越重视人权保护的背景下, 进一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使其在犯罪中受损的精神权利得到救济本无可厚非。但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不尽合理, 在事实上无必要,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在结果上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并没有实际得到充分保护。因此, 不能盲目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要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作为独立的请求另行起诉, 而不是作为刑事诉讼中可有可无的附件来保护。同时, 完善国家的犯罪相关赔偿制度才能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根本有效的救济。

摘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接纳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议, 笔者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在分析目前法律规制情况和现实效果的基础上提出,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诸多不妥之处, 主要表现在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立法的本意和宗旨不相适应;现实中被害人难以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中获得有效赔偿, 也给被告人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在司法操作上赔偿标准难以确定, 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对此, 笔者建议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来, 并完善国家相关赔偿制度, 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犯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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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谭永多, 易新华.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人民司法, 1999年第11期.

刑事附带民事 篇10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民事诉讼, 从本质上说属于民事权利争议, 是一种民事纠纷, 主要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故应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 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 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有关规定。被告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不能成为免除其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既然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就应当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即使被告人已经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但并不能以此免除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因为刑罚与民事赔偿的目的并不相同, 刑罚是犯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体现的是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价值, 消除此种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 并不是专门针对受害人的, 而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首要目的在于赔偿和抚慰受害人。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施行,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受害人的人格权以及身份权的司法保护有了重大突破, 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适用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权的全部范围。并将其名称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 具体包括三种:侵害人身造成残疾的赔偿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赔偿死亡赔偿金, 造成其他损害情形的赔偿精神抚慰金。该司法解释成为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 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对于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不一, 尤其是该司法解释出台后, 更是存在明显冲突。如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予以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在刑事伤害案件中的民事赔偿仅限于当事人的经济损失显然否定了刑事案件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0]47号)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局限于“经济损失”的规定, 显然是与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思路联系在一起。而法律上的这种限制既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又不符合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0]47号)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 但并未禁止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但是, 2002年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法释[2002]17号) 则规定了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司法解释否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身伤害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题。

一是违背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我们知道, 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否定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结果是受害人在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损害赔偿, 而因犯罪给被害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时却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刑事与民事法律之间相互矛盾,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违背了民事法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是违背法理。在民事诉讼中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否定精神损害赔偿, 违反了公平的法律原则。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 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而当这种不法侵害上升到犯罪程度时, 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 这在法理上讲不通, 对被害人也不公平。拒绝把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必然使司法实践陷入两难的境地。

三是违背情理。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通过简单推理便会发现, 对他人伤害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尚且要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 而对他人伤害严重的犯罪行为却可以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令人难以理解。在民事诉讼中已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于实施侵害公民人格权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侵权行为人, 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但是对于实施侵害公民的人格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犯罪行为的被告人, 却不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这显然有悖情理。

2 侵权责任法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实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侵权责任法》与上述司法解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 就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 后果是严重的, 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一是表现为侵害手段恶劣, 影响很坏。如被告人采用暴力或多次实施侵害行为, 造成受害人精神上、心灵上巨大痛苦, 或采取公然手段侵害受害人, 在公众中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二是从侵害结果上看, 由于犯罪行为的侵害常常导致被害人他人伤残或死亡结果,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损害后果严重。当然, 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不一定非得导致肉体伤害或神经上的打击才能被看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正如美国法院在某一判例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神经正常、身体健康的人不能妥善对付案件中的情况所带来的精神压力, 就可以认为存在严重的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应当依据刑事法律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还应依民事法律追究被告人因其实施侵权行为须承担的民事责任, 包括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 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害人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对被告人是一种警戒和教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符合法律原则。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更能体现公民的尊严, 只有在被害人受到人身伤害的刑事案件中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保护。

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为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害赔偿的同时, 依照《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实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承认被害人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3 犯罪行为造成人身伤害的案件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主要用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其他人格权等的案件, 单纯侵害财产权益的, 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 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 如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由于犯罪造成被害人严重人身伤害的后果既有物质性的、现实的身体伤害, 更有潜在的、难以量化的精神性伤害, 我们能够据以定罪量刑的只是能够量化的直接的、物质性的损失, 在追究人身伤害案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不能否认被害人所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 如果依据受害人受到的物质性伤害计算赔偿额, 其数额很可能极少, 有的被害人因为没有直接的物质性损失而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既然在超市中被无端搜身的顾客都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人身受到伤害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显然缺乏法理依据。因此, 在人身伤害性刑事案件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确立人身 (生命、健康、身体) 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因为人生命健康既包括躯体的健康, 又包括精神的健康, 而精神健康是指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人的精神活动是依附于人的躯体来实现的, 二者密不可分。当人的躯体遭受到侵害时, 对人的精神同样会造成损害。而精神损害进一步发展又可能导致躯体的疾病, 尤其是严重的伤害后果, 会对人体产生无法抑制的精神压力和痛苦, 使人的人格形象遭受扭曲毁损, 继而带来的是内心的卑屈和羞惭。所以, 对这样的精神损害更应该给予经济补偿, 对被害人给予精神抚慰。如强奸案的被害人, 因其心理上遭受的打击较重, 常常表现为抑郁不振, 沉默寡言、焦虑、沮丧、悲伤、绝望, 精神上痛苦不堪。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 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发生质变, 导致患病。而此时如果被害人的诉讼请求得到解决, 被告人受到惩罚, 可使被害人精神上得到抚慰。

在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的案件中, 被告人除赔偿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 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 这种精神损害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 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害人的近亲属之所以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为亲人的受害死亡给他们带来了精神痛苦, 即经历了人生中亲人生离死别这一最大的痛苦。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严重伤害, 相应地精神上会遭受巨大痛苦, 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 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 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 还应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

《侵权责任法》即将施行, 精神损害赔偿也已经写进《国家赔偿法》, 所以应当尽快进行修改《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内容,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尽快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使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时具有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以保证执法的公平和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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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 篇11

对此，已有很多同志对这两类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被害人及其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阶段前移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进行查控的权力，完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将这两类案件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与对被告人刑罚的判决、执行结合起来，将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注意审执结合；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建立附带民事赔偿的国家救助机制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同志对执行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设性的意见也非常赞同，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针对这两类案件执行实务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及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刑事追赃、退赔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浅讨论。

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机构问题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规定得很清楚，由执行机构执行；而关于刑事财产刑的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具体由法院哪个机构执行，则没有明确规定，《执行规定》中亦未涉及，司法实践中有的是刑庭在执行，有的是执行机构在执行，甚至还有的是法警在执行，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究竟由哪个机构执行刑事财产刑案件？目前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是否更有利？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由刑事审判庭负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由于有审判权作后盾，能提高被告人自觉履行赔偿责任或主动缴纳罚金等的机率，从而减少这类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数量。如果由执行机构来执行，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执行机构人员有更丰富的执行经验，特别是在涉及资产的查控、处置方面，更专业，更规范，也更富有经验。其不利的一面则在于无法充分调动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或其亲属代为履行的积极性，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巧妇难为无米之饮，案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究竟由哪个机构来执行，取决于决定者的价值取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对现行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一些修改，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时间段向前延伸，借鉴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完善现有的查控、保全措施（应能及于各种类型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明确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的特殊性，延长至公诉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明确公、检、法的协调配合，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转移、隐匿财产，提高对其财产的控制程度，就能减少其进入执行阶段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狀况。再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财产刑的主动履行在判前与刑事责任包括缓刑的适用相联系，在判后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与减刑、假释的适用相联系，明确将之作为酌定情节或法定条件，也能促进这两类案件的执行效果的提高。

二、两类案件中被执行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分割问题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一些案件的被执行人并非没有任何财产，但是，由于其财产系其与配偶或家庭成员等的共有财产，或者产权不明，存有争议。这种情况下，要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非常困难。由于被执行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或被科以刑事财产刑的基础在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其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类责任都是个人责任，应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不能及至其家人财产。所以在涉及共有的情况下，必须先析产，将被执行人财产独立出来，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也仅能执行其个人财产。但在现实生活中，被执行人的配偶、家人等配合进行析产的几乎没有，相反多会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或者直接利用被执行人服刑、被执行死刑的机会，将其财产据为己有。有人主张，由被执行人提出析产诉讼或者由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位提出析产诉讼，但是一则被执行人不会配合，二者程序周期长，申请执行人也不愿意多付时间、精力、金钱，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小。又有人提出，对夫妻共有或家庭共有等共同共有按权利人的人数等分；对于按份共有，有证据证明各共有人份额的，按各自份额分，不能证实各共有人的份额的，视为等额共有，按共有人的人数进行等分。关于被执行人财产的认定问题，在查控时以表面证据为准，动产看实际占有情况，不动产及参照不动产进行管理的车辆、船舶等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以登记为准，但是应允许案外人提出异议。对于案外人所提的异议，可参照《民诉法》204条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不服的，可另行提起异议之诉。

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与刑事财产刑执行的冲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4号）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时又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应当先履行对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款还规定“判处财产刑之前，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应当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先行予以偿还。”对于第一款在实际执行中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对于第二款，则有争议。首先，何谓“正当债务”？其次，何谓“应当偿还的”？第三，债权人请求的程序，向谁提出请求，程序如何？如何防止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串通，伪造所谓“正当债务”规避财产刑的执行？又如何防止执行机构无视债权人的正当主张，优先执行财产刑？笔者认为，为防止第三人权利的滥用，应明确此处的“正当债务”应以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或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认定的债务性质、金额、偿还期限为准；权利人应持上述文书及个人身份证明等材料向执行法院申请，且须于刑事财产刑执行到的款物上缴国库之前提出申请（在提出申请时尚未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的，可持该债务已进入诉讼或仲裁处理程序的相关依据申请保全，对于尚未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甚至可参照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之规定，给予其15天的宽展期，在保全期限或宽展期限内由执行法院在申请金额内予以预留，待取得生效法律依据之后，再据之进行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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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的执行与没收的冲突问题，这里所指的没收并非刑事财产刑之一的“没收财产”，而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施的“没收”行为。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证据和赃款、赃物的随案移送制度，对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力没收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的，但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处置的不在少数，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一些侦查机关对侦查阶段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诉讼程序尚未终结前即上缴了国库（以增大财政对公安机关上缴的财产返点）。

但是，當涉案被告人还需要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及其他正当债务，而被执行人除公安机关已扣押上缴（实质是没收）的财产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矛盾就会很大。在某院执行的张某等四人诉王某等三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王某等三人应赔偿张某等四人各项损失合计20余万元。经调查，三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扣押了王某的一辆“双龙雷斯特”越野车（价值30多万元），冻结了银行存款9万余元。对于冻结的银行存款，公安和检察机关在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后，随案移送到了法院；但对于扣押的越野车，公安机关已于2006年作为王某的非法财产予以了追缴，直接上缴了财政，并由财政划拨给了市公安局使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法院将冻结的银行存款先行用予了被执行人附带民事赔偿的偿付，尚余10万余元未能执行。受害人提出公安机关使用的越野车应优先用于承担被执行人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公安机关提出该车已上缴国库，由财政拨付其使用，其已合法地取得了该车的使用权，受害人方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本院执行该越野车。经多次协调未果，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最终报请市上对该案申请人的剩余债权进行全额救助。

对于公安、检察机关在判决前即已上缴的款物，根据现有法律系无权处分，在受害人等债权人提出偿付请求的情况下，应由原上缴机关或执行法院报请退回，优先用于偿付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的正当债务。

作者简介：

陈聃（1983.12～），男，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本科学士学位，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一处。

曾来（1981.05～），男，汉族，重庆市开县人，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开县人民检察院预防科。

刑事附带民事 篇12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了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 该司法解释忠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是合理的。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解释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 与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协调。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看,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 其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其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 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 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确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一) 符合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仍属于民事权利争议的解决范畴, 故应受民事法律调整, 其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 在程序上受到民事诉讼法许多规定的制约,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我国《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就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 还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在我国民法有关规定中, 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赔偿中则是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的。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号) , 其中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 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2010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该法的这些规定应当理解为:如果犯罪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则该犯罪行为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责任, 而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 由于犯罪行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 能够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原则

从法理上讲, 犯罪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且比民事侵权性质要严重得多。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 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 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且触犯了刑法, 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 名誉降低, 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 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 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 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 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 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许多刑事案件中, 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如果法律对较轻的民事侵权尚且规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那么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则在情理之中。

(三) 能在司法实践中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协调起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对犯罪类侵权造成的物质损失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近年来, 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审理被害人诉其名誉权等受到侵害时, 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使被害人的人格、名誉等非财产性的精神损害, 无法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只能分案审理, 先由刑庭审理刑事犯罪, 再由民庭审理精神赔偿纠纷, 如此以来就会出现矛盾的结局:受害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但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同样的事实, 运用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 不仅损害了我国法律的统一性, 而且给被害人、法院造成了诸多不便, 降低了司法的效率。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也能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活动协调起来。

三、结论

由此可见,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是对《刑事诉讼法》的扩大解释, 其实质是最高人民法院越权行使了本身并不具有的立法权, 这一司法解释也有悖于我国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意图, 能更好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冲突,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办案效率, 节省诉讼资源。建议:将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修改为“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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