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

刑事证据（通用12篇）

刑事证据 篇1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4日高票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立法重点逐步转向法律完善的序曲。俗话说:“无证据就无诉讼, 无证据就无公正。”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灵魂、核心和基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抓住证据对于保证办案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关键作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方面的修改对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完善与成熟, 具有里程碑作用。其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三大证据规则”是由我国长期司法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发展而来, 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一、“三大证据规则”的内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三大证据规则”与理论上通常所指的刑事证据规则有所不同。以下就从他们各自的内涵进行分析: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包含两层含义: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意义重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 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公平对抗的国家公诉权的必然要求。它的确立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使其拥有与国家公诉权相抗衡的能力, 并最终实现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价值理念;第二, 它的确立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 并最终成为拥有独立实体利益目标的诉讼主体。[1]

我国第一次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从表面上看具有宣誓性质和象征意义, 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并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

(二) “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规定的“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就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去收集审查已经客观存在的,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既不能用主观臆断思想去收集证据, 更不能将主观臆断的事实当成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全面地收集证据, 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无罪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其罪轻的证据材料;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 又要收集证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材料。[2]即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时, 对于能够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都应收集和审查。总之, 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 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 又要坚持全面性原则, 只有运用综合收集审查证据的方法, 才能真正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才能进一步确定案件的性质, 进而达到正确处理案件法律效果。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时,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非法的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非法的实物证据是指收集的实物证据 (物证、书证等) 不符合法定程序,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且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一大亮点和突破, 是依法进行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的一项重要的程序保障措施。

二、“三大证据规则”的相互关系

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方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一大法宝, 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司法工作人员出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一项保障性措施。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收集审查证据材料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的基本保障。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是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规范追诉机关侦查行为的必然要求, 是司法工作收集、审查证据的最后一道关卡, 是坚持证据合法性的一项程序制裁措施。三大证据规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共同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过分依赖口供来定罪量刑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确立定会改变刑事诉讼中“口供为王”的状况, 杜绝刑讯逼供, 排除非法证据。所以, 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中, 包含了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意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必然要求, 它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并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公正的法治环境中得到真正确立。[4]对于非法途径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是刑事诉讼回归结果公正与程序理性的当然选择, 也是实质上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必然需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充和延续。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中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出台与确立也就成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的内在要求, 既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那么必然要求其在收集审查证据时不得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规则是坚持不得自证其罪规则的前提条件, 只要先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 不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进而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这样才能使司法工作人员真正坚持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则。由此, 两者互为补充, 相互统一。

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两大规则内在的必然要求, 二者缺一不可, 互为补充。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是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前提, 缺少了前者, 后者就无法实现。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是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的内在要求, 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就必须坚决依法排除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全面正确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必须强化证据意识, 熟悉法律规定, 自觉运用于办案全过程;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收集审查证据的能力;必须始终重视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把排除非法证据落实到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

三、“三大证据规则”对我国检察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两点纷呈, 为检察工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同时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大证据规则”的确立, 对检察机关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 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检察机关如何提高证据收集、审查能力, 非法证据鉴别、排除能力等面临重大挑战。

(一) 有效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近十年来, 我国出现了多起在全国范围内具体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从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湖北的佘祥林案再到河南的赵作海案, 导致这些错案时有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为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 原因不在于刑诉法缺乏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 而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缺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能够存在有其滋生的土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在这一诉讼环节起到一个很好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发生的效果。

(二) 转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理念

新刑诉法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八条详细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要求。这体现了新刑诉法注重证据制度, 强化案件质量的理念, 同时通过规定不得强迫他人自证其罪打破了传统自侦工作单单依赖口供的局面, 这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挑战。即侦查人员面临着对自身办案程序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在办案过程中, 不能强迫他人自证其罪, 这对目前的惯有的询问模式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 目前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绝大部分依靠的证据来自口供, 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又是来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这一规定的出台, 导致检察机关在今后的侦查工作中重心转向其他证据的搜集和整理上。

(三) 革新检察机关工作格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 必须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紧扣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这一关键环节, 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到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各个程序之中, 而不能把排除非法证据只限于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 决定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 检察机关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兼有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大责任。[5]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环节应当严格依法收集证据, 恪守相关法律规定, 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批捕环节必须严把证据关, 不得将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的依据;在审查起诉环节必须严格依法审查案件材料, 对侦察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的认定依据;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一审二审庭审阶段、审判监督程序阶段等等, 只要发现有非法证据的存在, 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排除, 并采取有力措施对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做出相关处理。[6]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总之, 只有坚持全面客观收集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 坚持“三大证据规则”的有机统一与贯彻实施, 确保每一起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 才能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参见刘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含义新攻略》, 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第19-21页.

②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③参见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3/20/content_952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1日.

④参见王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解析》, 载《民主与法制》, 2008年第10期:第88-89页.

⑤参见樊崇义.《排除非法证据是收集审查证据题中之义》, 资料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2-08/06/content_10610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0日.

⑥参见李艳涛.《应当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 载《人民检察》, 2011年第4期:第79-80页.

刑事证据 篇2

第二条刑事证据展示是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开庭审理以前，控辩双方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本规则相互交换证据信息的诉讼活动。

第三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有律师提供辩护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和辩护律师可以实行证据展示。

第四条凡涉及国家秘密、与证据有关的特情人员的情况：可能影响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暴露特殊侦查手段的证据等，其展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不予展示。

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对检察人员拒绝进行展示的证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进行审查，并裁定是否予以证据展示。

第五条控辩双方进行证据展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关于证据展示的规定，不允许违背法律和本规则。不得利用证据展示，互相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证据展示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检察人员和辩护律师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第六条控辩双方不得利用证据展示所获取的证据信息，授意或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供翻供；不得授意或唆使证人拒证、翻证；不得实施有碍证人、鉴定人等客观公正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行为；不得泄露所知悉的案件秘密。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后拟提起公诉的，应当在提起公诉前通知律师进行证据展示。辩护律师掌握的证据，也应当同时向人民检察院展示。

第八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在证据展示期间内，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辩护律师又掌握了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不负刑事责任的新的证据以及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节的证据的，都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再次进行证据展示。

第九条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被告人才委托律师或声更换律师的，以及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的，辩护律师应当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证据展示的要求。

第十条证据展示以二次为限。第一次证据展示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前完成。第二次证据展示应当在人民法院对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前完成。

人民法院应当在证据展示完成后开庭审理案件。

第十一条证据展示的地点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置进行证据展示的专门场所，配备必要的设施，方便证据展示的顺利进行。

第十二条辩护律师接到证据展示通知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

对于辩护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办理。

第十三条辩护律师应当及时将人民检察院已公开的证据告知，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交换意见，准确了解其意思表示，客观、完整地记载其对控方证据的意见，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字认可。

第十四条公诉人在证据展示中应当展示下列证据：

(一)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

(二)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和不准备在法庭使用的全部证：据；

(三)对案件所作出的公诉意见。

第十五条辩护人在证据展示中应当展示下列证据：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

(二)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

(三)对案件所作的初步辩护提纲及辩护要点。

第十六条公诉方参与证据展示的人数一般不得少于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多名辩护人的，受委托的辩护人原则上均应参加证据展示。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没有全部参加的，参加者视为对己方有代表权的参与人。

第十七条证据展示程序由公诉人主持，证据展示开始前，公诉人应当查明各方诉讼参与人是否到齐；宣布参加展示的组成人员；宣布展示过程中应遵守的纪律。

第十八条证据展示开始后，应当按照先控方，后辩方的顺序进行。具体可根据案件情况选择下列顺序进行；

(一)控方将证据全部展示完毕后，再由辩方展示；

(二)一案中有多起事实的，依照案件事实逐一对等展示；

(三)依照证据种类分组对等展示；

(四)参加各方协商确定的其他方式展示。

第十九条证据展示按件逐一展示，每展示一件后，应征询对方意见。各方可就该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充分交换意见。

略论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篇3

关键词：刑事言词证据；言词证据提供者；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一、刑事言词证据概述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概念

“犯罪事实一旦发生，犹如信源发出一定的信息，信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才有可能到达信宿。犯罪事实发生后，有关它的信息将依附于两方载体之上：①为人所感知，即案件事实转化为信息依附于人这载体。作为这一载体的人，包括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等，他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或者发生前后感知有关的事实的，这些事实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进入人脑并得到记忆；②在现场和现场外遗留反映案件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实的痕迹、物品、文字材料，即反映案件事实的信息依附于物这一载体。这一载体包括各种痕迹物品、作案工具、书证等。”上述的第一种证据形式是刑事言词证据，第二种证据形式是刑事实物证据，刑事言词证据和刑事实物证据是刑事诉讼中证据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刑事言词证据是以人作为载体的，通过人的陈述形式所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至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外延，在我国，其包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产生的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特点

第一，刑事言词证据通常是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由于刑事言词证据往往是由知悉案件事实的人所提供的，他们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了解案件事实（证人），或者直接经历了案件整个过程（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以，由他们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不仅能够直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而且还可能进一步说明有关案件事实的其他情况，如犯罪动因、目的、主观罪过形态、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等，能够进一步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程度等。

第二，刑事言词证据易失真、易反复，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形成过程经过了人的感知、判断、记忆和表述四个阶段，在上述任何一个阶段中，都可能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使最后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失真：在感知阶段，可能由于人对案件事实的感受能力不强，或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对案件事实感知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的感知；在判断阶段，由于人的社会经历、社会经验、专业知识的不同，因而也可能会出现判断上的偏差；在记忆阶段，可能会因为记忆能力的问题，或者时间的推移，而使对案件事实的记忆变得不清楚和模糊；在表述阶段，可能会因为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而使表述出来的内容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出入。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两种审查方式

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就需要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与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使刑事言词证据真正起到证实案件事实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可以分为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两种方式。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形式审查

形式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和品格状况的审查。形式上的审查是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初步审查，形式审查合格只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适格，并不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无瑕疵。

1.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

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主要是为了确定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有正常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良好的感知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前提；良好的记忆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保障；表达能力也直接影响着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即使言词证据提供者对案件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都正常，但表达能力存在缺陷，同样也会影响言词证据的证明力。

健康状况包括精神是否健康以及身体是否健康两个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因此，在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时，应考察言詞证据提供者在精神、身体上是否有缺陷。若部分言词证据提供者虽然精神、身体上有缺陷，但在某些方面能辨别是非，并能正确表达，仍应肯定其作证资格。对于言词证据提供者作证能力的认定，应当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作证能力对证人智力发育的要求程度，并结合有关证人的生理、心理环境因素，据案情加以审查判断。

2.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品格状况

首先，通过询问可以发现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尽管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法，但是也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不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作证时候的表现与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往往会有所不同。其次，在询问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过程中，认真观察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各种非语言反应，也是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的重要方法。因为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举止方面往往表现得落落大方，而说谎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则多少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尝试用测谎仪来识别言词证据的真伪。测谎仪主要是运用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电子学等科学成果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仪器。它可以记录并测量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生理指标，从而了解到被测试者的心理活动。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界和司法机关对测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通过询问证人来发现伪证的方法，还是我国司法机关用以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

实质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本体的审查，实质审查是在对刑事言词证据形式审查基础上进行的审查。笔者认为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关联性的审查、客观性的审查三个方面。

1.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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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来源、形式及收集的程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保证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维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实现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来源必须合法，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出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证人必须是能明辨是非并正确表达意见的人，鉴定人也必须是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其次是形式必须合法，如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必须以笔录、录音的形式予以固定，并有询问人和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如果没有上述人员签名或盖章，这些刑事言词证据形式上就不合乎法律要求，不能被采用。再次是程序必须合法，如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2.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证明作用。刑事言词证据是伴随着刑事案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案件事实发生在前，刑事言词证据产生在后。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判断时，应审查其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的紧密、强弱程度。在审查判断时，既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牵强附会。否则，会把侦查活动引入歧途，导致对案件的错误处理，产生冤假错案。但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每个作证主体的背景不同、同本案的关系不同，确定所提供证据的关联性，需要经过对比、分析、推理，甚至是实物验证等，才能确定刑事言词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及联系程度。这也是每个侦查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直接反映着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因此，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应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具体联系入手，具体分析其能证明何种事实或情节及其证明力的强弱。

3.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必须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作为基础。传统证据理论认为，证据是产生于案件事实之中的、与其具有某种联系的客观事实。它或是案件事实发生时对客观外界产生的影响，或是案件事实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影像。刑事言词证据中的证人语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都是在案发之时，案件事实作用于证人、被害人、知情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在人脑感知、储存、再现过程中不可避免打上了人的烙印，掺杂了主观因素，但这些感知或反映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同样，尽管鉴定结论是在案件发生后由具有特殊技能者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但它也同样是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来揭示送检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的。

三、结语

在众多的犯罪证据之中，言词证据因其生動形象、具体、获取效率高、办案成本低等优点，历来深受侦查人员重视和青睐。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与实物证据相比，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言词证据很容易出现虚假或失真等情况，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对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在对言词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中，除了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之外，侦查人员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他一些方法，辨明言词证据的真伪，以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有效惩罚犯罪分子，保证办案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广三，《刑事诉讼刑事刑事言词证据：程序与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3]崔敏，《中国当代刑与法》，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4]卞建林，《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第48页。

作者简介：

刘海洋（1988.6.9～），男，法学硕士，现任职于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刑事证据 篇4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首先提出于1914年美国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 维克斯案奠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随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毒树之果”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 面对犯罪率的日益上升, 公众呼吁控制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美国国会在1984年通过了《犯罪综合控制法》, 赋予警方较大的权力, 使其在搜查、扣押和逮捕时受到的限制较小, 相应地, 美国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而又极为有利于被告的“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的规则也有变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判例以“最终必将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理由来规避这一规则的采用[1]。

概括来说,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强制排除模式, 即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意大利、美国等。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 即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英国。两种模式各具特色, 互有利弊。强制排除模式对于排除范围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相比较而言, 裁量排除模式灵活性更强,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 从而避免了由于“一刀切”产生放纵犯罪的危险, 更有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2]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基础分析

从法律价值角度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有二, 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

首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终极目标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自然法学家看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和现有法律, 人权是在先权利, 当国家权力可能侵害到人权时, 有必要对国家机关行为予以限制和制约。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所指出, “查明事实真相也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也必须适用正当的程序”[3]。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是现代刑事司法目的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障人权观念的转变和进步。

其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理念。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终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是在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有效控制犯罪之间建立的平衡。

3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设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产物, 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中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笔者认为, 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应充分考虑规则的价值取向, 从自身国情出发,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建立一套与国际化相融合的本土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问题。对于以不合法程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辨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应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各国司法实践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态度迥然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未做任何规定。虽然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同样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应当看到, 实物证据的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且考虑到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 不能对非法实物证据与非法言词证据一视同仁。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物证, 可以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由法官根据法定例外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确定是否排除。

“毒树之果”排除问题。“毒树”, 是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毒树之果”, 是指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而获得的其他合法证据。其实“毒树之果”的可采性问题, 同样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也有不同的观点, 在美国对“毒树之果”采取绝对排除原则。在英国, 则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果取证程序和方法是轻微违法, 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 法官可以酌情决定能否采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排除, 因为该类证据虽然是根据违法证据所得, 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要素。此外, 在司法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是以“毒树之果”而获得重大案件线索, 或者作为定案依据。

4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设计

要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预期价值功能的最大化, 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呼应的程序性配套诉讼机制,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非法证据的审查问题。过去, 我国刑事诉讼中, 对于非法证据的审查确认, 与其他证据材料一起, 一律进入庭审, 由审理法官一并裁断。这种情况下, 虽然名义上排除非法证据, 但由于受非法证据潜在的心理影响, 容易使审理法官产生偏见, 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因此, 可以将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提前, 放在审前准备程序当中。在法院立案庭设置非法证据审查法官, 负责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从而避免非法证据对审判法官的潜在影响, 防止出现“先入为主”的后果。

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适用时, 谁来证明证据的非法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法庭上, 经常有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此时, 公诉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证据存在违法性问题被排除, 因而对于证据的核实不可能尽力尽责。被告人由于人身受到限制, 而辩护人在行使调查权时又常常无法排除阻碍, 也无力证实证据非法, 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因此, 鉴于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强势地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价值取向, 可以让公诉人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的责任就由公诉方承担, 而且公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问题。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法官错误认定非法证据的问题, 或是将合法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或是将非法证据认定为合法证据予以采纳。无论何种情形, 都是对权利或权力的侵害, 有必要通过正当诉讼程序进行补救。笔者认为, 可以将非法证据错误认定问题纳入上诉或抗诉的范畴, 使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与我国审判体制相结合, 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参考文献

[1]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2]孙维萍.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借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64-67.

贯彻学习刑事证据新规 篇5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12月10日。汪清县公安局在六楼会议室召开县公安机关学习“两个规定”，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大会。

受县公安的邀请，汪清县人民法院指派刑庭审判员史磊，结合我省、我县刑事案件办理是实际，有针对性的讲解辅导了“两个规定”，大会由县公安局指挥长高峰主持，县公安局领导、法制处主管领导、各派出所干警，共150人参加了大会。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依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明确规定了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第33条对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作了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或者无法收集到直接证据，但如果全案间接证据符合本条所列要求，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需要格外慎重。第二，强化了对死刑案件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第36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

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也需重点审查。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突出了重点：第一是突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突出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这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规定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浅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6

摘 要：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排除原则，还对排除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限制刑讯逼供将起到积极长远的作用。但新刑诉的出台并不代表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完善，这里面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本文就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刑讯逼供；国家赔偿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及价值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内涵，我国理论界始终存在争议，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其中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证据内容、证据形式、调查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或者方法与手段等不合法的证据。而其狭义仅指公安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者采用非法方法或者手段所获得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新刑诉法中，言詞证据和实物证据“非法”的涵义是不同的，非法言词证据是必须要被排除的，而非法实物证据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排除，这也是我国新《刑诉法》的创新之处。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及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针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诉讼时所采用的证据必须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而不是非法获得，非法获得的证据将予以排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指正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证据来源做了明确的规定，其证据必须在合法途径下，符合法定程序方能生效，任何采用胁迫、暴利、刑讯逼供等方式获得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我国已经通过立法规范了证据的收集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完善的重要一步。这重要的一步不但贯彻落实了宪法精神，而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有效的规范了侦查人员的行为，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维护了诉讼程序的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则的确立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评析十分有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具有重要价值：第一，有利于准确地打击犯罪。第二，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大地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上的重要作用。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

（一）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排除原则

我国新《刑诉法》在排除原则上建立了自己的特色，对于言词类证据的排除采取的是“强制性排除”原则，只要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取证情形，一律予以排除，没有任何例外情形和补救措施。对于物证、书证的排除则采取“自由裁量排除”原则，即排除物证、书证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不符合法定程序，其次是法官认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再次是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

（二）明确了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

新刑诉法第54条将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限定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这一法条可以看出我国列入排除范围的非法证据种类有：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②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③物证、书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排除这三类证据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从法条可以看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是可以绝对排除的；而物证和书证则是要违反法定程序，且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才有可能予以排除，是一种法官裁量排除；而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列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则是结合我国国情创设的。

（三）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

我国新《刑诉法》针对由侦查人员收集的不同证据种类没有实行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而是实行“两步式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确立了不完全的“证明责任倒置原则”。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还是其他证据，也不管是言词类证据，还是实物类证据，都是由辩方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明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例如刑讯逼供发生的时间、地点、讯问人员的姓名、被告人的血衣等，应该是只要能达到“引起法官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产生怀疑”的标准即可，这里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对控辩双方调查能力和举证能力考量后的平衡。

（四）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和程序

（1）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起的主体上，我国规定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都有权主动提起非法证据排除，这也明确表明三机关均负有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2）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依据新《刑诉法》第55条和181条第2款的规定，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审前听证会议，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个阶段是在法庭审理中启动证据合法性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可能存在或者当事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按启动方式划分，排除程序有法官依职权启动和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两种方式。对当事人提出启动程序的不仅需要提出申请，而且需要提出启动程序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设定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条件过于抽象。第二，对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其他证据的效力性问题定位不清。第三，缺乏遏制刑讯逼供的保障措施。第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不易操作。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包括：第一，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适当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补充等方法，进一步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明确其排除的情形，规范规则的操作程序，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确立和完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较为科学且便于操作执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第二，对物证排除规则做进一步明确。第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解释。第四，建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诉讼制度。第五，设立相关的惩戒和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马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与重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1-3

[2]钱兆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建议[J].昆明：法制与社会，2013（06）：5

作者简介：

刑事证据 篇7

关键词：刑事技术,现场勘查,勘查笔录,现场照相,鉴定文书,证据意识

一、引言

我国《刑诉法》的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勘验、检查笔录是证据。”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在案件的现场勘查、物证检验过程中, 就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在现场勘查中及在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物证检验检验鉴定过程中, 如何发现、提取、固定证据、检验证据, 如何在制作证据材料中准确记录、固定证据, 诉讼中如何使用证据等, 均将贯穿于整个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 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而现场勘查正是这根链条的基础、物证检验鉴定是关键。现场勘查、现场材料、物证检验的证据性是否完整、系统势必决定后期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工作。笔者结合基层实际现场勘验检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于诉讼证据环节的应用, 对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及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 希望与大家共同研究进步。

二、现场照相环节

现场照相是运用拍照方法, 对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始方位、现场地点、中心现场情况和犯罪活动遗留痕迹物证的地点, 按照现场勘验检验规则的规定和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相关要求, 真实、完整的照相记录下来的一种现场勘查工作。案件的现场勘查材料中一套完整的现场照片可以全面客观、真实直观地反映出罪犯在作案后的现场情况, 这种如实记录的直观性是现场笔录等其他材料难以取代的。所以现场照相一直是刑事诉讼中必要的证据之一。刑事现场照相内容主要包括:反映犯罪时间、空间及各自特点的拍摄 (地貌) ;反映犯罪活动的现场情况及完成犯罪事实的客观条件和产生的结果的拍摄 (现场) ;反映形成犯罪现场的主体的各种迹象的拍摄 (物证) 。现场勘查人员在一开始到达案件现场, 就必须具备严格的证据意识, 要带着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性原则开展现场勘查的拍照工作, 因为照片是第一时间反映案件现场的原始性, 是案件复原中最具证明力价值的, 具有收集快速、简单的优点, 可以防止证据的遗失。

(一) 刑事现场照相的现状

刑事现场照相是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中真实反映、证实犯罪活动的重要技术手段, 一直以来, 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过程中的第一步便是通过照相固定案发现场, 然后才是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现场分析等环节。在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和尸体检验等环节也是要把拍照放在第一步。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某重程度上, 与其他技术手段相比, 刑事现场照相却没有得到最广泛的重视。然而,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由于案件多, 刑事技术人员短缺, 造成了很多时候是现场勘查工作中的拍照工作是比较低层次, 没有专业拍照人员, 现场照相时很多痕迹检验员来兼顾, 现场拍照中很多是随意性、简单化, 更说不上证据意识。然而真正到了要通过照片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漏拍、错拍, 有的甚至要补充拍摄或重新拍摄。这样不符合现场照相原始、全面、系统的要求, 造成证据的不完整、不准确、不连续。

(二) 加强现场照相的证据意识途径

1. 提高勘查人员的素质。

现场照片是现场状况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直接体现, 但现场拍照人员的的主观能动性是完成现场照片的重要保证。不同的现场拍照人员对同一个现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会完全相同, 这既取决于拍摄人员的自身专业水平, 也取决于他们的证据意识,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在加强现场照相专业的学习外, 也要不断提高证据意识。技术人员既要要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 也要注重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重要是提高对证据的理解。业务培训是提高整体勘查水平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技术工作既重视经验的积累也注重知识的更新, 应当组织技术员经常参加上级业务部门开展的刑事技术培训班的学习, 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及技术工作新思路, 对于照相机的新科技、新产品也要及时关注、学习。另一方面, 经常性浏览公安网络上一些专业网站、论坛, 从中了解各地的发案新趋势、作案新手法、犯罪新动向, 并发布一些疑难案例及倾向性系列性案件, 与广大刑事技术工作者一起探讨研究,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2. 制作现场照相预案。

证据意识产生于现场, 它的合理性、正确性来源于对现场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一名有经验的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照相前必须清楚, 按什么顺序拍为什么, 拍每张照片要体现什么?更进一步在日后的照片编排中如何标注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胸有成竹。在现场拍照开始前, 在心中制作一个预案, 具体做法为在拍摄现场照片前要了解有关案情, 搞清现场有关基本情况, 通过询问简要案件情况、案发经过, 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初判现场, 明白案件中什么是关键, 在拍照中要突出什么, 也要环顾现场四周环境、地势, 天气, 思考如何才能把现场完整记录下来等。在有了初步预案后, 就要严格带着证据意识, 按照现场勘查拍照规则和要求开展工作, 工作中拍照人员要注重在指挥员的指示下与其他勘查人员做好沟通配合。同时在拍摄过程中, 要明确照片之间的互相联系以利于后期现场照片制作。现场照相可采取多样的表现手法针对不同的现场, 采用不同的整体布局, 最大程度的将现场状况表现出来。

(三) 现场照片编排环节的证据意识新思路

现场照片是由现场的每张照片编排制作而成, 它是一个完整的证据系统, 具有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每一张照片也只能反映案件现场的个别部位情况, 只是整个照片证据体系的一小点组成部分, 它本身如果没有融合在现场照片证据体系, 那它就是孤立的, 无证明力, 几乎无效。所以, 现场照片的编排是要把每一张照片客观的、合理的编排成为一个整体, 让每一张照片都活生生的体现现场情况, 如同一篇漫画故事书, 有章有节, 有启有承, 这样一套现场照相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证据。

实际工作中, 现场照片的编排仍然是取决也现场拍照人员的拍照思路和顺序。还有很多时候是由于后期照片的冲洗、编排、张贴、描述、装订等费事、费力, 造成技术人员在现场不愿意多拍照片, 这就使得基础照片少, 那编排中只能是有啥贴啥, 合理编排、挑拣照片就变成难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影像技术和器材在刑事侦察和办案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现场照片编排规则, 把实际工作中的制作经验、技巧, 结合证据要求, 利用数码科技和信息化软件的发展, 我们可以用证据意识换一种新思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以数码照片为基础, 以Corel DRAW图像制作软件为平台, 以具备长纸连续彩色打印功能的打印机为依托, 将现场照片在长纸上连续制作、打印, 方法简便易行, 应用以来受到检察院、法院机关的好评。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1. 硬件配置:

使用专用DELLE多媒体图象处理平台, 内存1GB, 256MB专用显卡, 配置高保障处理图象信息量大, 速度快, 打印机:使用支持连续打印的EPSON1290彩色喷墨打印机。

2. 照片编排:

根据制做现场照片材料的需要, 我们分别建立了现场照片模板、尸检照片模板、鉴定书照片模板等, 使用标尺将照片位置固定, 照片说明位置固定, 制做现场材料时, 把模板调出, 将经过PHOTOSHOP等图象处理软件处理过的数码照片直接输入编排即可。以盗窃保险柜案件为例, 首先, 打开图像处理软件, 打开全部现场照片, 首先利用“图像”、调整命令中的色阶、颜色调整、亮度对比度等命令对照片进行色调调整, 使照片的色调保持一致, 保存照片。打开Corel DRAW图象制作软件, 将所有的现场照片导入, 通过鼠标拖拉, 在平台上随意选择编排照片, 顺序固定后, 将照片拖入模板标尺固定的位置中, 按比例调整照片大小后, 填写文字说明, 利用标线功能对照片进行标划。编排后用EPSON-1290喷墨打印机打印即可。该方法的编排制作现场照片, 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 现场照片编排更加规范、合理。

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平面图的制作环节

现场勘验检查作为诉讼法七大证据, 在诉讼过程中尤为重要, 然而在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中, 往往存在,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格式不规范, 时间冲突、对现场及物证叙述不准确, 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不吻合, 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环节相冲突等弊端, 以致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要求重新勘查等问题。

(一) 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常见问题

1. 时间问题。

笔录中较多出现的时间问题, 有案发时间、案件接报时间、勘查起止时间、笔录制作时间, 这些时间有先后顺序, 一定要准确、合理记录, 不能因为笔误等情况造成时间顺序不一致。勘查勘验检查时间与人员冲突, 此种情况多发生于一个时间段出现的现场中, 勘查人员同时对多个现场同时勘查, 导致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据失实。

2.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物证客的问题。

现场勘查中的痕迹物证位置、状态、提取方式、数量等均要准确描写在正文中, 在痕迹物证提取登记表中也要准确、如实填写, 物证的问题往往是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检验鉴定文书一定要逐一准确对应, 不能出现误差。实际工作中, 由于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编排、物证送检、检验等均不是现场笔录制作人、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准确、客观、统一协调的开展现场勘查工作, 在后期的记录、登记以及技术员之间相互沟通方面有欠缺时, 就会体现出很多的关键问题, 如:重要物证与检验鉴定书之间的冲突, 由于缺少部门沟通, 往往笔录上体现出的物证, 没有检验鉴定的支持, 对后期物证认定工作产生难度;现场物证没有体现在现场照片中等不可逆转恢复的问题, 造成证据缺失。

3. 勘验见证人的选择, 在勘验检查过程中, 邀请勘查见

证人工作一直未得到重视, 因此在笔录中体现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往往对现场勘查过程没有了解, 对日后见证人出庭作证工作埋下隐患。

四、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

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是一个物证得到关键证明犯罪的核心环节。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包括:物证包装、移交、保管;物证委托送检、受理;物证检验过程、样本制作、检验记录、检验结论、检验复核;物证检验文书制作、发放, 程序审批, 检验人员资质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规进行。实际工作中, 我们只是注重了物证的检验鉴定结果, 而往往忽视了检验程序和检验人员合法性。近年来, 随着公安机关刑事及时实验室ISO认可, 在“人、机、料、法、环”规范要求外, 每年公安部均进行全国刑事技术实验室的能力验证测试工作。相信不断的加强规范管理和技术员的法律学习, 在现场物证的检验鉴定环节将会更加是一个完整、客观、紧密的证据体系。

综上所述, 在新的法制形势下, 我们要不断提高刑事技术工作的证据意识, 最大限度准确的增加现场的信息量, 环环相扣, 为刑事诉讼工作提供强大的证据链接。

参考文献

刑事证据 篇8

(一) 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所界定的是获得的证据资料违反了法律准则, 其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概念范畴。①

那么, 何谓非法证据呢?目前,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概念和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但是在理论研究中, 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有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②它包括证据内容、证据表现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等因素不合法的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 也就是“非法取得的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 非法取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司法人员, 其取证行为是国家行为, 代表公权力, 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为了避免这种“绝对权力”滥用以致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这种行为。而非国家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不是国家行为, 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故难以普遍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构成巨大威胁,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但可比照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因此本文所称非法证据仅指狭义的非法证据。

各国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有所不同, 但是都对禁止、非法取得证据的方式有所规定。既然证据取得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 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理应无可采性。可问题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不一定不合理, 不一定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的歪曲, 相反可能对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如果某一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没有证明价值而被排除当然不会引起争议。但如果其有一定证明力, 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有意义, 是否也应该被排除?能否成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基础?如何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 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③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项诉讼规则都有其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产生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本文认为, 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重要内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理论基础, 即人权保障理论、权力限制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

1.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之一。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④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到的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隐私权利等极易被侵犯, 因此人权保障主要在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在刑事诉讼中, 公民个人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面前明显处于弱势, 其基本权利受司法人员威胁甚至被侵犯的现象极易发生。非法获得的证据, 往往就是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如果非法证据被采用, 则意味着对非法行为有纵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就是旨在通过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的评价, 拒绝其证明价值, 以此杜绝非法取证行为, 体现人权保障理念。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向社会澄清犯罪事实的真相是刑法追求的重要目标, 为了这一目标, 国家司法机关自然主动使用强制手段侦查犯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 不计代价, 因为这些强制手段的实施或多或少会干涉到相对人的权利。因此, 刑事诉讼法在保证顺利实现追诉功能的同时, 还必须为公民个人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排除非法证据, 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观念, 符合刑事诉讼追求目标。

2.权力限制理论

对权力的限制是与保障人权紧密相联的, 因为权力是保障权利必不可少的强制力量, 但要切实保障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

孟德斯鸠指出:“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 一直到需要有界限的地方才肯休止。”⑤由此可见, 权力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东西, 而一旦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其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的威胁可想而知。为了防止权力滥用, 有必要对权力进行限制。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在有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规则的阻碍, 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⑥

限制权力, 防止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体现在证据的取得方式上严格限定拥有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 如果其权力有侵害个人权利的倾向, 便应排除该权力取得的证据, 并使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各国基本都制订了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司法人员的取证程序, 防止其滥用和扩张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如英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 美国对于非任意性自白和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都采取了较为果断的排除规则, 直接否认了违法所取得证据的证明力, 从程序上予以了排除。排除规则的适用, 是从司法途径上防止掌握国家权力的司法人员非法取证, 阻止权力扩张, 保障个人权利。

3.程序正义理论

刑事诉讼不仅要求追求实体的正义, 而且还要注重程序自身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⑦评价诉讼程序是否正义, 主要是看其能否保障相对人受到应有的待遇。

国家追诉、审判与惩罚犯罪是执行法律的行为, 必须依法进行, 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遵守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依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规范, 而且所有的法定程序必须公平、合理。而当今世界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体现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尊重。

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诉讼结果实现, 更要通过诉讼过程来实现, 两者缺一不可。非法取证, 一是程序违法, 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证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一个根据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取得的证据做出的裁判结果, 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 公众也会对此产生怀疑。因此程序的正义能够约束和规范国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 实现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公正。

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国外立法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英美法系国家

1.英国

(1)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 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含义是:在刑事案件中, 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自白 (即承认有罪的陈述) , 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 不论其原因是什么, 均不具有可采性。⑧

在英国, 被告人自白是指被告人对其被指控的罪行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和承认, 法庭在对被告人审判前被警察讯问阶段所作的供述进行审查时, 认为它符合法定条件具有可采性, 就可以将它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因此, 英国证据法特别强调被告人自白的可采性, 而“保证供述可采性的关键在于确保被告人自由, 自愿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警察采用强制或者压迫的手段, 供述的自愿性就会大受影响, 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⑨。

1984年英国颁布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 (2) 规定: (a) 由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或者 (b) 该供述做出是那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使所有供述都不可信任的语言和行为的结果, 那么, 法庭应当不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除非控诉一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 (尽管它可能是真实可靠的) 没有采取上述手段取得, 这种证据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可见, 英国把对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作为诉讼公正的保障, 防止其对诉讼公正产生不利影响。

(2) 非法实物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实物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 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材料。在普通法上, 取得证据的方法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可承认性。在对待实物证据上, 英国实行的是一般规则, 由此只要实物证据与案件相关, 便具有可采性,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实物证据即使是非法取得的也被认为是可靠的, 在庭审时, 将其作为证据提出, 并不会使被告人受到不公平的审判。

但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 同时也给法官在对于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这一问题上保留了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刑事审判的初审法官认为证据的不利作用超过了它提供证据的价值, 依照可采性规则, 会导致对被告人不公平的结果, 那么法官有不采纳这种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2.美国

(1) 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美国的许多原则、规则等都源于英国, 其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也不例外。美国的自白规则是在对英国自白规则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美国, 排除非任意性自白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其宪法修正案中。美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 都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可见, 被追诉人不得被迫供认有罪, 缺乏任意性的供述不得采纳为证明。

1966年, 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基础上确立了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明确:①未告知被拘禁的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与法律帮助之前, 不可对其讯问;②嫌疑人表示沉默时, 讯问应当停止;③嫌疑人有意聘请律师帮助, 在律师来前, 讯问应当中止;④如果律师不在场的情形下继续讯问, 必须保证嫌疑人明知理智地放弃了上述权利及将承担的后果。

虽然此后, 米兰达规则在适用上受到了一些限制, 如“公共安全”例外, 但岂今为至, 其还是美国法院排除自白最常用的规则。

(2)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对于非法物证的做法与英国的截然不同。在美国, 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 采用较为彻底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最初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该修正案明确规定个人的财物、文件、住所不受非法搜查、扣押, 但在修正案之后, 非法搜查、扣押的和行为仍然不少, 受害人只能通过提起侵权诉讼获得损害赔偿。1885年, 最高法院在伯亚德诉美国 (Boyad V.U.S) 案中曾一度确立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04年的亚当斯案 (Adams V. New York) 中, 曾一度废除这一规则, 但在1914年的威科斯诉美国 (Weeks V.U.S) 一案中, 则最终确认了这一规则。⑩

但是, 为了惩罚犯罪, 提高司法效率, 美国之后也确立排除规则的若干例外, 主要有“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前者指即使不采取非法手段, 非法取得的证据最终或必然能够以合法手段取得。后者指警察进行搜查、扣押时, 如果是以“客观合理的可相信的”搜查证为依据的, 即使最终发现搜查证不合法, 取得的证据仍可采用, 因为此时警察的搜查行为是善意的。○11

(二) 大陆法系国家

1.关于口供的排除问题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诉讼的首要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 传统上实行自由心证, 赋予了法官较大的权力, 证据能否采用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因此,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不实行口供排除规则。尽管如此, 其在法律上也严厉禁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被追诉人的口供, 同时随着国际人权浪潮的冲击, 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逐渐重视对非法口供的排除。进而保护人权, 通过立法来抑制警方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 (一) 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 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 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范围内实施强制, 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 禁止以法律规定的利益相许诺; (二) 有损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 禁止使用; (三) 第一、第二款的禁止规则, 不顾及被指控人承诺, 必须适用。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陈述, 即使被指控人同意, 也不允许使用。○12在法国, 立法也对刑讯逼供和其他手段取得的口供持否定态度。

2.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与排除非法口供有所不同, 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

在德国, 对违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原则上采用权衡利益原则。在证据法方面“证据禁用”的做法, 这种证据禁用并非仅限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的证据, 而是基于各种利益比较采取的。○13因此, 在德国违法取得的证据, 在利益权衡下也不一定被排除。

法国在排除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做法与德国比较接近, 也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人员应严格按法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证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非法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在对待非法获取口供的法律效力上, 虽然各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法律意识都各不相同, 但均对其持否定态度。可以说, 非法获取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证据规则。

由于世界各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实践的增多以及国际范围内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 联合国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来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为各国提供处理这一问题应遵守的规则。1975年12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或处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该《宣言》第12条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 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之后, 联合国大会在1984年12月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 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在随后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进一步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上述的规定, 都表明了联合国对非法取证的谴责和否定, 同时也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 《宣言》和《公约》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言词证据, 而没有涵盖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世界各国在实物证据的排除方面也没有公认的准则。但是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权衡下, 对于非法方式获取的物证, 大多数国家都在从将惩罚犯罪作为取证重点向重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转变。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 立法现状

1.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根据上述规定, 可以推知我国宪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 但对非法证据及其排除问题没有规定。

2.刑事诉讼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但实践中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排除问题。

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 根据新法的规定: (1) 非法言词证据是绝对排除的, 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应当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2)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都应当依法排除, 并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3)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4) 法庭经过审理中认为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5) 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6) 确认或不能排除为非法证据的, 有关证据应予排除。

修改后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其虽对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在立法层面已经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3.司法解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严禁非法取证, 另一方面长期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导致实践中非法取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 201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司法解除就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 新刑诉法在立法时吸收了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并以立法形式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内容。

(二) 执法现状

如前所述, 尽管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由于长期没有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违反法定程序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基本可以采用, 进而导致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对于公安机关非法搜查、扣押的现状人们也早已熟视无睹。

更让人痛心的是, 在法律明令禁止非法收集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排除言词证据的情况下, 非法口供依然在我国大量使用未被排除, 其造成的冤假错案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三) 导致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运用现状的原因

1.立法上缺陷

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取证据, 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事实上, 通过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甚至口供在司法实践中都被采用, 因此更加使得侦查人员喊着打击犯罪的口号肆无忌惮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可以说, 这已经成为整个侦查队伍的职业通病, 而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制约, 即使个别人具备守法观念, 其结果也会是相同的。

2.相关配套体系的缺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完美, 还需要相关配套体系的确立。在我国由于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全程录音或录像制度等相关配套体系的不完善, 导致侦查人员以刑讯逼真供、暴力等方法收集口供的事件时有发生。

3.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法律严禁用非法方式搜查、扣押证据, 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自然享有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权, 但在实践中监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检查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负有追诉犯罪的职能, 因而两者在工作中具有牵连性, 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缺乏中立、公正的立场, 极有可能袒护不法的侦查行为。同时,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从理论上讲, 律师介入会对违法侦查行为起一定作用, 但在实践中, 侦察机关往往会以种种借口限制律师的介入, 致使律师很少能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 更不用说监督侦查行为了。

4.认识上的误解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原则, 同时也是构筑“客观真实”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14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强调和重视客观真实, 因而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常常借此无所顾忌地实施非法搜查、扣押等。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其可靠性而非合法性, 只要物证是可靠的, 法院便会采纳。而如果排除某个重要的非法证据导致罪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时, 人们就会认为正义未得到伸张, 公平没能得到实现。因此, 对于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人们通常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四)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强化人权保障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

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多大程度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一国价值权衡的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一国的刑事诉讼目的、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相关, 其确立标志该国的司法文明程度以及该国对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正当程序重视。

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由于受传统“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以及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等原因, 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前所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基于人权保障理论、权力制约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而产生。因此,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仅可以限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把非法证据在程序上予以排除, 进而保障人权。

2.有利于维护法律规范的完整性

在法理学上, 法律规范是由适用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三要素才会对其调整的法律关系有制约作用。但是,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不少禁止性的规范并不完全具备法律规范的三要素, 缺乏法律制裁后果, 使其适用大打折扣。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同样如此, 如不规定非法取证的法律后果, 其结果必然会使程序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同时也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可见, 维护法律效力, 必须要让违法者承担法律后果。

3.有利于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何收集证据, 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规定都有所不同, 但是有一点经验是相同的, 那就是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获得的陈述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虽然采用非法方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但是其直接危害性有时并不及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逼取的口供。事实上, 我国许多类似于“佘祥林杀妻案”这样的冤错案都源于刑讯逼供。其实, 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来说, 他总是企图逃避或减轻罪责, 因此, 即使是刑讯逼供, 其陈述也会带有虚假成份。而对于无辜者来说, 在正常情况下, 通常会如实陈述, 但如果采用刑讯逼供、暴力等非法手段, 极易迫使其为了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做出虚假陈述。无论是何种情况都会导致冤假错案。因此, 必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确保言词证据的自愿性和实物证据的程序合法性, 从而保证定性和处理的准确性。

4.有利于提高办案能力和诉讼效率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设立相应的法律后果, 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还可以使违法取证人员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样, 办案人员就不得不依法取证, 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办案能力。

同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可以在诉讼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 否认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 从而使司法人员依法办案, 依法实施诉讼行为, 防止、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诉讼效率也能得以提高。

5.有利于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长期以来,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司法部门当中普遍存在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忽视诉讼法的价值, 司法人员的程序法制观念淡薄, 严重影响着执法水平和效率, 同时也是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 程序的重要性和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表明: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 公正的程序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也有助于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有助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实体公正。因此, 排除非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 有利于督促司法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依法办案, 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摘要：目前, 在我国的证据法规范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 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现象泛滥, 冤假错案频发。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和实践, 同时了解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有的放矢地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 证据学论坛 (第二卷) [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2]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 (第四卷) [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3]汪海燕, 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4]俞静尧, 柯冬英, 陈琛.诉讼证据案例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5]肖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浅议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 篇9

(一) 刑事证据的内涵

刑诉法明文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理解证据, 主要应当从证据能力 (证据资格) 和证明力两个方面入手。就单个证据而言, 首先要审查其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其次是审查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这是证据的证明力。

(二) 刑事证据的特征

1. 证据的客观性。

表现为证据有自己存在的客观形式, 并且这种形式能为人的认识所感知;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 不以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实物证据, 可以通过审查其是否为原件、原物或者通过鉴定来辨别真伪, 判断其客观性;对于言词证据, 主要通过审查言词证据内容是否违反客观规律来判断其客观性, 也可以通过鉴定、侦查实验、现场勘查或者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方法, 判断证据是否真实。

2. 证据的关联性。

是证据的基本属性, 是证据证明力的直接反映。实践中, 有关联的证据包括:与行为人涉嫌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3.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 以及合法方式收集、固定与保全;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举的第一个案例就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审查证据问题

(一) 审查物证、书证问题

1. 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关系问题。

物证的复印件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呢?在物证原件和复制件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如何取舍呢?书证的复印件和书证原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呢?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复制件与原件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明文规定“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主要考虑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的传来证据形式出现了滥用进而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本条规定也是吸取经验教训的总结。

2. 物证、书证的鉴真问题。

物证、书证想要具有证明力, 我们熟知的就是对物证、书证进行辨认, 但依据常识和经验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 我们就需要依赖专家的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专业设备。这种对物证、书证的专业鉴别称为鉴定, 它是对物证、书证审查的最常见的方式。辨认只能确定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 而鉴定能够鉴别证据的真伪和相关性。但是我们忽视了近几起冤假错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问题, 两个证据规定也三令五申地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 即证据的源头如何、收集状况如何、提起经过如何, 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是否就是原先的那个证据?

三、如何审查判断证据

(一) 关于物证及书证的审查

一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是否是原物、原件, 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要坚持原始证据优先的原则, 在审查相关物证、书证时要求侦查机关尽量提供原物、原件, 只有在原物、原件确实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取得确有困难的, 才可以考虑使用复制品、复制件、照片或者录像等。但是当这些原物的照片、录像、复制品, 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 比如拍摄的不清楚, 在庭上被告人辨认得不出是不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书证有更改或更改的迹象, 并且取证单位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是注意审查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和方式, 包括证明从何处收集及收集程序、方式是否合法。物证、书证如果没有附有勘验、检查笔录, 搜查笔录, 提取笔录, 扣押清单, 不能证明来源的, 就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发现疑问或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 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

修正后的刑诉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把鉴定结论从神坛上拉下来, 充分认识到鉴定结论也不是铁板钉钉的。不能让鉴定人充当第二事实证人。鉴定意见的审查要注意:一是对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鉴定资质一定要认真审查。如黑龙江省的安康医院, 就没有精神病鉴定资质, 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鉴定意见入卷的同时也要附有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

(三) 关于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

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 只有根据全貌反映案发现场真实状况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与照片, 才能帮助办案人形成对案发现场的客观认识。如果出现漏洞, 就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案发现场情况, 并且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证据缺失。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要注意审查制作的程序、方法一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没有见证人的签字。

摘要：中国证据法的现状非常简陋, 虽然96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问题作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但比较笼统, 缺乏操作性, 2010年死刑案件两个规定出台做了简单的补充。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亮点是在我们国家基本确立了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 确立了证据裁判的原则, 明确了部分证据认定规则。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出许多重大修改。

关键词：刑事证据,审查判断

参考文献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篇10

关键词：刑事证据,证据开示,配套制度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证据开示 (Discovery) , 又称为证据展示、证据先悉、证据交换等。证据开示指控辩双方主要在法庭审理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程序, 相互向对方公开自己一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以提高庭审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 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 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严格来讲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开示制度, 只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做了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有关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 实质上是阅卷的规定。这种阅卷方面的规定对于案件中的证据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还很不完善, 存在诸多缺陷。

二、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是对抗式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 对于防止控辩双方掌握证据信息不对等导致的对抗力量不均衡, 使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 实现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但还远远不够。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这就为律师在案件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提供了依据, 被认为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但是, 律师在侦察阶段的权利仅限于“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律师惩戒的规定, 使律师在侦察阶段提前介入案件风险极大, 这就使得辩护方很难获得案件侦察阶段的证据材料。第二,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然而, 对于辩护方来说, 仅仅查阅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作用有限。第三, 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以及第41条的规定, 辩护人、被告人有权申请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察、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关系很难界定, 在诉讼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具双重职能, 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很难对人民检察院行使完整、有效的命令, 由此可见, 我国司法体系的上述矛盾和困境迫使我们制定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整个司法体制的有效运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一) 范围

控辩双方在证据开示范围上应体现出非对等性, 控方是全面的证据开示, 对于控方而言, 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收集到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 都属证据开示范围, 既包括拟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 也包括不准备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 这种开示方法有法律上的依据, 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也应注意收集无罪证据, 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的阅卷权, 也为这种证据开示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 辩方对无罪证据的态度, 无疑也是在提示控方要重视对无罪证据的审查, 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 加强人权保障。例外情况是, 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 对诉讼中某些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对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明显损害的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不予以开示。而辩方则是单方面有选择的开示, 只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 控方不能要求辩方开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 因为证明责任在控方, 辩方无须自证其罪, 也就是说控方证据开示的范围要大于辩方。

(二) 证据开示的方式

刑事证据开示有两种方式, 一为直接开示, 二为间接开示。依笔者之见, 证据开示应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开示方式。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审判阶段, 应实行间接开示为主, 直接开示为辅的开示方式。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控辩双方在此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材料, 原则上应当通过法院进行间接开示即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供对方查阅、摘抄、复制或者在法官主持下进行开示。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则上应通过法院进行开示, 是因为此时法院已经介入诉讼, 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活动应当让第三方法院知晓, 法院作为审判者也有权了解双方的开示活动。但是, 在此阶段, 也不绝对排斥控辩双方采取直接开示的方式, 但控辩双方直接开示后应当及时将开示情况书面告知法院。

(三) 司法保障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程序的有效性, 需要确立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制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 借鉴国外的做法, 可以考虑对违反开示程序采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要求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向对方作庭下开示;第二, 决定延期审理;第三, 禁止违反义务的诉讼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第四, 违反开示的诉讼一方造成诉讼拖延的, 可以令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刘计划著:《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法学家》, 2005年1期。

[2]马乐明:《浅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 , 2009年02期。

针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探讨 篇11

关键词：证据保全；制度；诉讼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当中，尽管有申请取证方面的规定，但是对于证据保全领域，依旧出于法律空白当中，也为给予当事人进行证据保全活动的权利。这使得查明案件真相的难度提升，属于对合法辩护权益的侵害。在此情况下，中国显然有必要构建恰当的刑事保全制度。使得案件当事人，能够借助证据保全程序，以获取到对应的资料，保护其合法的辩护、取证权利。

一、构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构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当前的申请取证无法满足刑事诉讼活动的实际需要

尽管在法律当中对于申请取证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其无法替代证据保全。通过分析国外的有关立法可以发现，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同时规定了申请取证和证据保全制度。相对于申请取证以获取到对应证据，证据保全主要是通过冻结的方式来避免证据灭失。例如案件的关键证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那么司法机关就有必要通过书面、口头、录音等方式来保存证人证言，使得诉讼活动能够有充足的证据基础。

2.在现行的民事、行政法律系统当中都存在证据保全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核心诉讼法当中，民事以及行政诉讼法律当中都有证据保全的规定，而唯有刑事诉讼法不存在该规定。尽管这三个类别的诉讼法所解决的纠纷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对于证据的运用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在实际的诉讼活动当中，都可能遭遇需要证据保全的情形。同时刑事诉讼作为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涉及到公民的基础权利，因此其证据制度需要更为严谨。而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也使得其证据需要额外的保护。

二、我国现行法律当中关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内容

尽管我国法律当中并未明确规定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但当前的法律当中依旧有部分关于证据保全的内容，例如现行的申请取证制度。根据申请取证制度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法院、检察院调取证据。同时调取证据的过程中，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妨害。尽管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证据保全，但是因为其缺乏系统性的规定，依旧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其缺陷包括下列几项。

1.证据保全的主体规定不恰当

在国外的有关法律当中，证据保全的主体为法官。而在中国现行的申请取证制度当中，将保全的主体规定为法院有自己检察院，这使得其中出现权利混乱的窘境。例如检察院需要同时行使控诉以及裁判权利，难以进行中立的司法活动。而证据保全的申请者也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仅允许辩护律师来申请取证，而原告、被告以及控诉等主体都无法进行证据保全，无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证据保全的程序规定较为简陋

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当中，仅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提出搜集证据的申请，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缺乏详细规定。这使得实际的司法实践活动存在着混乱的问题，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等行为的空间。

3.证据保全的诉讼阶段限制不恰当

当前的申请取证制度下，必须到起诉之后方可进行。而在此前的调查阶段，辩护律师以及当事人，均无法主动进行取证或保存证据。但在刑事案件当中，侦查阶段属于获取证据的关键环节，错失这一关键环节，当事人将难以获取到足够的证据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即便在诉讼阶段再进行证据收集与保全也难以收获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我国实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基本构想

1.明确有关的权责主体划分

通过分析国外的有关立法可以发现，证据保全的行使主体主要为法官，可以由控诉方或辩护方行使，但更加突出辩护一方。而在中国现行的申请取证制度当中，对于主体的规定较为单薄，仅仅允许辩护律师行使该权利。但这一制度使得缺乏辩护律师的一方，难以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在此情况下，若是想要构建合理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明确该制度的具体主体是必不可少的。

2.确定刑事证据保全的具体适用

现行的申请取证制度当中，并未将侦查阶段纳入到证据保全的范畴当中。事实上，侦查阶段作为调查取证的关键环节，也需要纳入到证据保全的保护范围当中。证据保全所追求的就是高效和可靠，而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就需要迅速高效的进行证据保全。通过将侦查阶段纳入到证据保全的范畴当中，可以更好的避免犯罪者隐匿、消灭证据。

3.建立完善的刑事证据保全程序

对于一个完善的刑事证据保全程序而言，需要涉及到众多方面，在这里进行简单的论述。首先需要明确具体的管辖与申请，应当由申请人向证据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同时规定一定的例外情形。对于申请而言，需要明确具体的申请形式与形式，本论文认为应当以书面方式作为原则，并辅以例外规定来规制；而申请的内容，应当包含调查的事项、需要保全的证据以及具体的理由等。

同时还需要规定时间、效力与费用等方面的内容。刑事证据保全需要明确具体的批准时间，因为证据保全主要用于证据将要消灭的紧急时刻，因此应当限制证据保全的审核时间；而证据的效力作为证据的关键要素，也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定。关于刑事证据保全所花费的费用，也就是申请费以及调查花费这几个方面，本论文认为调查费用应当先有国家垫付，待诉讼判决后进行追缴。

参考文献：

[1]韩旭.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9）.

[2]张元鹏.域外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分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8，（02）

[3]刘秀.刑法的调整对象新论[J].绥化学院学报，2006，（05）.

[4]邱岳.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7）.

证据视角下的刑事错案分析 篇12

一、刑事错案的人性化考量

(一)客观、理性地对待刑事错案

出现冤假错案,首先面临考验的是一个态度问题。客观、理性地对待刑事错案,要分清是办案人员主观故意致错,还是客观技术原因,抑或是能力水平有限。已知的刑事错案,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内蒙呼格吉勒图案等等,大都属于办案人员主观致错,没有采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在呼格吉勒图案中,办案人员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精斑进行DNA鉴定确认,而仅凭不能被证明是否有效取得的口供定案,这显然是致错主因。

(二)刑事错案的评价标准

公平正义是文明的信条,是法律的价值内核。当下,针对刑事错案,最重要的是制定刑事错案标准,是绝对错案,还是相对错案;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法律逻辑、立法理念问题。错案对蒙冤之人是绝对伤害,而错案的纠错又是对司法人员相对的伤害。这里,也可能产生过错的不当评价。因此,能否准确认定司法人员的刑事错案责任,确定错案人员的致错因素,是否有“当时的”法律逻辑、法律理念、执法不当,是否应考量时代责任或者说成是法治发展的障碍,应当做出明确的说明。因为,纠错机制是当下认知、当下逻辑、当下法,如若厘清不爽就会对当下的执法者造成绝对伤害。

(三)引发刑事错案的“绑架”因素

不得不着重强调引发刑事错案的“绑架”因素。案件多、人手少、侦查工作压力大,是当下司法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有些刑事案件在办理的过程中,经常受到被害人及家属情绪影响。新闻媒体的炒作,也造成了舆情压力。上级领导的特别干预、党政机关设定的破案期限、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行政化的立功和授奖等等,使得案件的承办人压力很大。为了满足来自不同层面的要求,突击上手段就演化成了刑讯逼供,限期破案就演化成了“有罪推定”,邀功授奖就使犯罪嫌疑人演化成了“犯罪人”。不得不说,这些外围的干扰因素人为地干涉了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因此,对于刑事错案,既要看到其潜在因素,又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其事实因素。

二、刑事错案的证据因素分析

(一)取证方法分析

刑事错案的发生,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收集证据的方法不当。不当的取证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弱化,证明力受影响,甚至会影响对整个案件的定性。例如,一起丢失财物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只对丢失财物的地点进行证据资料采集,而未对其他有关环境空间进行仔细排查,这样因室内财物丢失就立即定性为入室盗窃案,显然是简单化了案件,它也可能是一种犯罪未遂而进行的顺手牵羊行为。

(二)定罪证据分析

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均有资格获取证据,但他们认定证据的标准、角度并非完全一致。审判机关的认定才是证据效力所在。审判机关所依据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大多是侦查机关提供的,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审判机关审判的前提和基础,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针对性越强,证据越充分,定罪越明确。侦查机关的能力及认知力有局限,就可能会产生刑事错案。

(三)轻量刑证据现象分析

刑事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普遍对定罪证据的收集比较重视,很容易忽视收集量刑证据。导致在审判阶段,出现涉及量刑的相关证据遗漏。比如,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前科、自首、立功等情节,审前的检举行为是否做过调查,对将要认定的犯罪数额是否进行过审计,所提供的凭证是否为原始材料。而现实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收集很多只局限于网络信息查询,根本不到或不求证办案机关,或者不到执行机关调取释放证明,甚至出现累犯认定的遗漏。

(四)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的能力分析

审判是用证据说话的,司法人员要具有去伪存真的证据认知能力,具有收集、审查、分析、判断证据的能力。从刑事错案来看,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的能力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一是有关瑕疵证据的认定,二是证据的采信。实践中,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认定无疑成为考验司法人员办案能力的关键。虽然刑事诉讼法第54条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都有规定,允许对有缺陷、瑕疵的证据进行补正和做出合理解释。但对补正和合理解释没有精准阐述,究竟什么程度才算对缺陷证据进行了补正,才算对瑕疵证据进行了合理解释,目前没有看到权威的书面阐述,这些都要由司法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把握。再有,司法人员是法律专家,对于法律以外的专业性问题只能借助鉴定意见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虚假、错误的鉴定意见会影响法官的判断,形成错案。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多头鉴定问题,不同鉴定机构针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得出的鉴定意见却截然相反,这些都给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合理审查及运用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

(一)坚持疑罪从无的证明标准

尽管“疑罪从无”原则早已被立法确认,但直到今天,“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仍然影响着办案人员。对于部分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选择从轻处理,仍然做出有罪判决。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旨,也是司法经验的结晶。陈兴良教授指出:“罪疑从轻的提法是与无罪推定原则背道而驰的,应当彻底摈弃。”[1]

要贯彻“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刑事司法人员必须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增强证据意识,重视案件中的无罪证据。尤其在办案人员的思维中,强化无罪证据意识,恪守疑罪从无观念。当出现疑案的情形时,应当严格依据证明标准,敢于坚持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二)提升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严格执行法官的准入标准。效法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推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推行“两个中心”体制,即以“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其关键在于要以证据为中心,主张法官选拔与司法能力挂钩,倡导学习型法官队伍建设。

明确三项能力建设。在对错案原因的调研中,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导致错案的原因主要是“办案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所有错案的原因,究其根本,都是人的原因,所以提升司法人员的证据收集、运用能力是预防错案非常重要的内容。进行三项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即要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提高司法人员的证据审查把关能力,提高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判断能力。”[2]

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专业培训的内容应涵盖证据的收集、保全、调取、适用规则以及专业设备的应用。强化司法人员的科学证据意识和专业素养,在证据收集过程中,能自觉摒弃违反程序、侵犯人权的取证方法。

建立专业司法团队。引进双专业技能人才,由既掌握特殊专业技能又具备司法专业能力的人组成专家组,进行备案登记,随时可以应对专业司法挑战。

(三)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

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但完善证据规则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细致的证据规则,诸如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言词证据补强规则等,将证据规则建立在正当程序的框架中,用精致的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官的司法行为加以规范。

从证据角度分析,刑事错案的发生,均有不同程度的诱供、骗供、威胁、甚至刑讯逼供情节。众所周知的讯问技巧可能导致虚假供述,引发错案。而刑讯逼供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司法顽疾,不仅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建立和完善以遏制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困扰实际操作的具体技术性难题,如非法方法的界定及识别机制,“瑕疵证据”的补正与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和适用程序等。同时,要建立实体与程序制裁相得益彰的双重制裁机制和有效的监督体制。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一经查实有违法取证行为,及时对相关人员依法严肃处理。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指出:“2016年检察机关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证据裁判规则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达到法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作为认定犯罪基础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据以裁判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调查,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3]

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等各个环节,构建起一套符合办案规律、正当价值取向的证据规则体系,从立法和制度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张氏叔侄案的反思与点评[J].中国法律评论,2014,(6).

[2]王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刑事证据规则与冤错案预防机制建构的司法伦理指引[J].法治论坛,2015,(6).